多思加诺先生住在一条冷落的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在那间屋顶楼里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柜子，一个洗脸台，两三把椅子和一个小桌子，还有些书。在墙上，你可以看到四五幅古画。

多思加诺先生戴着眼镜，生着很长的胡须，他衣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他的粗布的衬衫非常干净。他是照例每天换衬衫的。

“多思加诺先生，”有时有些头脑简单的人问他，“听说你以前很有钱，是真的吗？”

多思加诺先生微笑了。

“我想是这样！”他用一种窘得有些滑稽的神气回答，“比此地坐汽车招摇过市的人还有钱，还有钱……”

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多思加诺每年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他的太太是漂亮而且聪明。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多思加诺爱好艺术和自然。他的家是宁静的。在这个家庭里，生活是静静地流逝过去的。靠着他们的足够的收入，他们住在马德里，人们总以为他们会花更多的钱，比他们实际所花的还多。他们没有自备的车子，又只接待世交的老朋友。家里的房间都是清洁的。家具都很简单又合用。一种无上的宁静——心灵的平安——永远地笼罩着这个家庭。在墙上挂着的不是那些刺目的图画或是什么别的，而是一些名画，一些画着风景、古寺的画。你不会听到喧嚣的声音。仆役们静静地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早上八点钟，在这一家未起身以前，好象是由于魔术一般，一点细小的声音也听不见，一切都已经弄得井然有序了。饭菜是简单而且烧得很好。桌布是洁白有光的，杯盘都晶莹耀目。花枝在洁白的桌布上愉快地招展着。

多思加诺先生和他的家在马德里住了几个月，后来便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消息。他们节约地去旅行欧洲了。

有一天，一千八百九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巴黎的一个银行家破产了。多思加诺的全部财产差不多都在这破产中损失了。多思加诺的妻子生起病来；几年之后，多思加诺的儿子，一个炮队的士官，在古巴战争中阵亡了。两年之后，他的另一个孩子，那个纤弱而聪明的美貌的少女，突然病了，她害着急性肺炎，第四天便死了。多思加诺的妻子悲痛不已，为那接连地降到家庭的不幸所激疯，于是不得不被送到疗养院去了。她在这种持续的痛苦中活了两年。两年之后，她便离开这世界了。

在一千九百零二年，多思加诺原有的可观的财产已差不多完全没有了。从前他本来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现在多思加诺的收入每月只有二十杜洛斯了。多思加诺便到他现在住着的屋顶楼中去过活。

多思加诺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也没有仆役或是什么人来帮助他，他亲自收拾房间，亲自在一个小炉子上做他的饭。

多思加诺的每月的二十杜洛斯中，八杜洛斯是规定付伙食费的，四杜洛斯是付房租的，其余是作添置衣服、洗衣服、和其他意外的零用的。我对于这位小小的穷老人和他的清洁的衬衫，感到一种真正的崇敬。我从来没有听见他吐过一句怨言。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博物院碰到他。

“你好吗？多思加诺先生？”我问他。

“还过得去，”他说。“谁能比得上我呢？你看，图书馆和博物院都是属于我的，我有全世界最美的图画，我要看什么书就拿什么书。而且，我还有一个可以散步的绝好的公园，那就是莱谛罗。”

虽则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中碰到他，多思加诺先生所读的书却并不多。他说，所有的书所说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话，只有几本书中含有人类心灵的精华，这几本才是应该经常去翻阅的，可以提醒自己，并可以长些知识。

在天气好的日子，多思加诺先生便到处去散步。他走遍马德里的各区，漫游乡野。他慢慢地走着，一连几小时地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事物。

“我旅行过许多地方，”他对我说。“我很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把我在世界上得到的经验灌输到一些青年的头脑中去。可是这事必须要有头衔和文凭，而我却没有。”

一年中，每天在多思加诺都是一样的，每月都是一般无二地过去的。他收拾他的小房间，出门到博物院和图书馆去，去散步。他老是贫苦而清洁，老是穿着他的洁白无垢的衬衫。有一天，他的屋子看门人会看不到他走下来，接着人们会知道他是病了。几天之后，一口简陋而黑色的棺木会从门口抬出来。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诺这样说。“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宁静死去。”

这种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

（望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