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这部小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第一回到第五十回，这是第一部分。这个部分所叙述的：武则天夺取了唐帝国的政权，改国号为周，废了她的儿子唐中宗，自己做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女皇帝。唐室旧臣徐敬业、骆宾王等起兵，企图恢复唐帝国，但全部失败。一天，在残冬大雪严寒的气候里，武则天乘醉下诏，要百花齐放。总管百花的女神，名百花仙子，其日恰好出游，不在渭府。众花神无从请示，只好开花。上帝因百花仙子并未奏闻，竟然“任昕部下，呈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于是把百花仙子和其他九十九位花神，都贬降凡尘。百花仙子降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取名小山。唐敖进京应试，中了探花，谁知却因当初曾和徐敬业等结拜为异姓弟兄，经人告发，致被革去探花，仍然降为秀才。唐敖受了这个打击，对世事感到消极。他的妻弟林之洋，一向跑海外经商，恰好这时又要跑一趟。于是唐敖就和他结伴同行，想借游览来抒散郁闷。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国家，见识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和神怪的草木虫鱼鸟兽。后来唐敖吃到了“仙草”，“入圣超凡”，进入小蓬莱山上，再没有回家。唐小山得到父亲失踪的消息，就逼着林之洋带领她到海外去寻访，按照上次路线，遍历艰险，终于未见。走到小蓬莱，从一个樵夫的手中得到唐敖的信，信中要她改名“唐闺臣”，约她中过才女，再行相聚。山上有泣红亭，亭中有碑，上镌一百名花神所主管的花名和降生人世后名姓，从“司曼陀罗花仙子第一名才女蠹书虫史幽探”起，到“司百合花仙子第一百名才女一卷书毕全贞”止。其中有“司百花仙子第十一名才女梦中梦唐闺臣”。每人名下，都注有事迹。唐闺臣就把碑文全部抄下，上船回国。
第五十一回到第一百回，是第二部分。这个部分叙述的：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了一百人，名次恰如泣红亭中碑文所载。才女们举行了多次庆祝的宴会，在宴会中，表演了“书、画、琴、棋，医、卜、星相，音韵、算法，……还有各样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投壶，各种百戏之类”。后来分别散去。唐闺臣再去小蓬莱寻父，也入山不返。这时候，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和剑南节度文芸联合一起，起兵反对武则天。才女中章兰英等数十人，因夫妻、姻亲关系，参加军中，有殉难而死者。终于大军打破了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座关，武则天失败，唐中宗复辟，仍尊武则天为“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又复下诏，宣布明年仍开女试，并命前科录取的才女重赴“红文宴”。全书到此结束。
从全书的内容看来，作者是博识多通，“于学无所不窥”的人。他在小说中，为了表现自己的学识，往往“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在第一部分，所写的那些海外各国，以及各地的奇风异俗、奇人异事和神怪的草木虫鱼鸟兽，还有天上的神仙，大多是根据古书的纪载，全有它的来历。第二部分，所写的各种百戏，其中有很多在当时已近失传，或者是一般人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虽然作者在这两部分中，同样在表现自己的学识，而且由于他的介绍，都能使读者增加了许多知识，但把这两部分加以比较，却显然可见，其中是有所区别的：第一部分，虽是根据古书的记载，而主要却在用自己的想象，针对当时社会上他所认识到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了他认为合理和有效的改革主张和批评；第二部分，却只着重在介绍古代游艺的花色，作一些文字、音韵的游戏，有如鲁迅先生所说：“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
《镜花缘》的第一部分，精粹所在，是写唐敖、林之洋游历海外经过的那几十个国家。通过对于这些国家风土人情的叙述，作者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社会、文化的理想。这几十个国家的名称，大都依据《山海经》的纪载。《山海经》是古代一部神话书，里面充满了千百年前人们对世界的幻想，而纪载文字却十分简略。《镜花缘》借它作个引子，加以夸张描写，发抒自己改革社会的意见。例如说，唐、林到海外经过的第一个国家是“君子国”，《山海经》的《海外东经》部分写到：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大荒东经》部分又写到：
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镜花缘》就采取其中“其人好让不争”这一句话，写成了那样一个“礼乐之邦”的君子国。于是，在那个国家里，“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也不愧‘君子’二字”。那个国家的市场交易当中，卖主力争的是要付上等货，受低价；买主力争的却是要拿次等货，付高价。那个国家的“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献进，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镜花缘》这样写那个君子国，就反映了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必然是市场盛行欺诈，必然是“寡人好货”、苞苴贿赂公行。由于它反对当时社会上这一些现象，就借用君子国来做它的“乌托邦”。又例如说，“女儿国”，是《镜花缘》中最有名的故事，这个国名的原始根据虽然也出《山海经》，而内容却完全是《镜花缘》作者的创造，可以说是和《山海经》没有关系了。《山海经》的《海外西经》部分写到：
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周之。一曰，居一门中。《大荒西经》部分又写到：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日女丑之尸。有女子之国。
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却想象有那么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不论是处理政治事务以及从事生产劳动，女子的智慧才能都无异于男子。并且用“易地而处”的方法来对照，说明作者所生活的当时中国社会上“男尊女卑”的许多制度的不合理。《镜花缘》这样写了君子国、女儿国，也这样写了黑齿国、白民国、淑士国、两面国和无肠国、犬封国等等国家。此外，《镜花缘》又还写了聂耳国、玄股国、不死国、三首国这些国家，或是以人们形体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生活方式的奇异，或是以人们特有的才学技能，或是以地方风土的特点，或是以地方特有的古迹文物，从各方面表现出作者极力扩张古人的幻想，要向中国之外发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人们的愿望。
通过对于那几十个国家的叙述，包括了正面的议论和侧面的讽刺，不难看出，它所主张的和反对的，主要有这样一些：第一，它主张男女平等。它要求女子也应自幼读书，和男子同样参加考试。它反对男子对女子的压迫，尤其是对于缠足、穿耳这些摧残人类肢体的行为，表示愤怒的抗议。第二，它反对某一些迷信制度，类如因为选择风水而置父母之柩多年不能入土，将子女送入空门，让三姑六婆出入家宅，以及风鉴卜筮，讲属相，算命合婚等等。第三，对文化方面，它反对八股文，瞧不起科举中人，同情终身潦倒的秀才。它主张人人要读书明理，博古通今。它希望有“或以通经，或以明史，或以词赋，或以诗文，或以策论，或以书启，或以乐律，或以音韵，或以刑法，或以历算，或以书画，或以医卜”这样的分科考试。第四，对生活方面，它主张朴素节约，反对铺张。反对日常饮食考究，弄得好吃懒做。反对盛宴待客。反对子女初生时的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的张筵设戏。反对“嫁娶、葬殡、饮食、衣服，以及居家用度”的“失之过侈”。第五，对社会风气方面，它要求真诚，反对假道学、伪君子。它赞美好让不争，谦恭有礼，遇善争先。它反对嫌贫爱富。它主张与人为善，允许人“改过自新”。它反对争讼。它要求把生死看得透彻，把名利心看淡。它极力嘲笑那些“明明晓得腹中一无所有，他偏装作充足样子”的没有学识的人。第六，它反对过分严重的剥削行为，象无肠国的富户那样把在腹中通过的食物，“好好收存，以备仆婢下顿之用”，而且还舍不得让仆婢尽量饱餐，要他们“三次四次”地“吃而再吃”。
《镜花缘》产生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间，它的作者是一位知识分子，接受了浓厚的儒家思想教育。作者认为：“下民”是没有知识的，对于一切不良的风气，是不负多大责任的；读书人——尤其是读书人中间的“君子”，却应该带头矫正那些不良的风气（第十二回君子国吴之和、吴之祥谈话中，特别显露这一看法）。因而，书中所反映的一些现象，大部都是当时中层以上社会中的现象。从上面胪列的内容中，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些现象，既然都是依托封建制度而存在的，那么，它对之提出改革的主张和批评，就决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了。同时，我们又还必须认识，《镜花缘》的作者既然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他在提出主张和批评时，就不免有许多拘迂而不彻底的地方，甚而有企图用复古来代替改革的地方。例如说，它反对男子压迫女子，多方面举出事例来说明男女应该平等，而最终极的要求，却不过是女子也能有开科考试的机会。这样，就显得它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很浅陋了。它既主张解除对于妇女许多束缚，而在第四十回所写武则天的十二条“恩诏”之中，却又大大提倡妇女贞节。足见它对男女平等也不是毫无保留的。它反对迷信，劝人“努力尽其在我”，反对有什么“前生造定”的说法，但是，在某些地方，却又流露出来，它是在用“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一因果说法来劝人向善的。例如说，它劝人勿宰耕牛，已经说明“人非五谷不生，五谷非耕牛不长”这个唯一的原因了，偏还要讲“吃牛肉之人，其罪更无可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议论：“若以罪之大小而论，那宰牛的原算罪魁，但此辈无非市井庸愚，只知惟利是趋，岂知善恶果报之道？况世间之牛，又焉知不是若辈的后身？”这些地方，就影响了作品的价值。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生死的确切年月，查不出来。根据一些材料去推算，大约生于一七六三年以后，死于一八三○年以前。这因为：一七八二年，他在海州，拜凌廷堪为师，那时凌才二十六岁，他最多不过二十岁。假定他是二十岁，上推二十年，就是一七六三年；假定他不够二十岁，那就生在一七六三年以后了。一八三一年编刻的《朐海诗存》，书中凡例规定，不选还活着的人的诗，不“借才异地”。又声明，“久作寓公”的李汝珍等人，虽然“诗名藉甚”，也“概所不录”。假使他这时还活着，就不会被列入这一条声明之中了。至迟，他是死在一八三○年。
李汝珍弟兄三人，兄名汝璜，字佛云；弟名汝琮，字宗玉。已知的他有两个侄子：时翱，时翔。他前妻早死，到海州后，续娶许桂林的姐姐为继室。有无子女不可考。他的要好朋友，有：许乔林，许桂林，许祥龄，萧荣修，孙吉昌，吴振勃，陈云，徐铨，徐鉴，徐廷和，沈橘夫等人。这些人，都是讲究学问的人，有的是音韵学的专家。
李汝璜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到海州，一七八三年去做板浦场盐课司大使，一直到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才去任。卸任后，在板浦还住了一些时候；后来迁住淮南草堰场。一八○四年曾到西川去了一趟，第二年（或当年下半年）就回来了。李汝珍在一八○一年到河南做过县丞，一八○五年以前又回到江苏，除了这几年以外，差不多都是跟着哥哥，住在淮南、淮北一带。有人以为，一八○五年，李汝珍又到河南做过官。原是根据一八○五年石文煌给《李氏音鉴》作的序，里面有“今松石行将官中州矣”这样一句话而来。但是，根据一八六八年（同治戊辰）重修“木穉山房藏板”的《李氏音鉴》，石序中却没有这一句。这一句并不犯忌讳，为什么后刻的板本把它删掉呢？大概“官中州”只是“行将”而已，后来并没有实现；重修本的《李氏音鉴》，是李时翱、时翔弟兄校订的，他们知道叔叔的行踪，认为不符事实，因而删去了这一句。虽然他再到河南做官的话不可靠，但是，一八○七年许桂林作的《音鉴》后序，其中说：“今所著《音鉴》，行将问世，远以见寄，属之参定。”许桂林作后序时，住在板浦，既说“远以见寄”，就说明了，这一时期，他不在板浦，甚而也可能不在江苏。同时，他在《李氏音鉴》题词的跋里说：“甲戌冬在东海。”这个甲戌是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我们可以知道，他在这一年以前又回去了。他的后期生活无可考。《胸海诗存》既然说他“久作寓公”，可能他因妻子是海州人，就一直住在海州，以至老死。
李汝珍是“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的人，因此，他一生没有得到什么“功名”，做的那个小官只属于“佐杂”。一八○一年，他在河南做县丞，赶上黄河决口，几十万民夫在那里从事疏浚和修堤的工作。当时许乔林曾作一首长诗送他，诗中有“丞尉虽小官，汛地有分段”和“三防与四守，供职勿辞倦”这一类句子，对他加以鼓励。他做的成绩如何，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读到《镜花缘》中女儿国治河这一段，应该承认他是经过生活体验然后才写出来的。有人说，他曾经做过医生，这也无可考。但从《镜花缘》中所载的一些药方来看，他即使没有做过医生，至少他是懂得医药的。
李汝珍是“于学无所不窥”的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特别有研究的是音韵学。刊行的著作，除《镜花缘》之外，还有《李氏音鉴》、《受子谱》两书。《李氏音鉴》共五卷，又《字母五声图》一卷，是他集中一生精力著作的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他是北方人，住在南方很久，对音韵的“南北分合异同”，研究得很深入，南音北音，兼列书中，“不囿于一隅之见”。《镜花缘》第三十一回所写从歧舌国得到的那张字母，就是《李氏音鉴》的提纲。《李氏音鉴》何年写成，不得而知；但在一八○五年就有几个人写了序。直到一八一○年方才刊行。《受子谱》是围棋谱，共搜集二百余局，刊行于一八一七年。此外，他曾计划写一部“《广方言》”，但未写成。其他诗文，多已散失。
《镜花缘》现存的版本，大体上较少分歧，这次重印主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马廉隅卿旧藏）“原刊初印本”为底本，并参照别的本子校正了一些文字。由于本书作者引用典故的地方太多，为了减轻读者检阅辞书的麻烦，加了若干注释。注释的标准大略如下：（一）比较不常用到的典故加注，常用的就不注。例如第八十三、八十四两回中孟玉芝所谈的那些古人、天文、星
象……等等名词，有的加注，有的不注。（二）诗文、谈话中引用典故，和小说正文有连系时加注，没有连系的就不注。例如第八十九、九十两回中道姑作的诗加注，第六十七回“女儿国”表章、第八十八回“《天女散花赋》”不注。又如第八十二回中的酒令，“王祥”加注，“张良”不注。（三）典故不从正面提出的加注。例如第十八回“大儒祖居新安”，第三十九回“天朝有部书，是夏朝人作的，晋朝人注的”之类。（四）有些封建迷信的典故，知不知道，与阅读并没有什么影响的，不注。例如第二十七回“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之类。（五）小说背景是武则天时代，而文字有时引用到那个时代以后的典故，且加以“再过几十年就看见了”等类语句的解释；这些地方，加注。例如第十九回谈“识荆”，第七十二回谈“《多宝塔》”之类。（六）小说中有些对古书发表议论的地方，加注。注释在说明那个议论中所根据的历史纪载，而不求旁及他家的议论，或作如何详尽深入的批判研究。例如第五十二回关于谈论《春秋》的注释。上述的标准，自然还不是非常妥善的。而且在具体工作中，有时因为事实上的困难，还不免或有出入，以及取舍、繁简之间，容有未能全面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