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山绣水

自从唐人写了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诗，多有人把它当作品评山水的论断。殊不知原诗只是为了烘衬桂林山水的妙处，并非要褒贬天下山水。本来天下山水各有各的特殊风致，桂林山水那种清奇峭拔的神态，自然是绝世少有的。

尤其是从桂林到阳朔，一百六十里漓江水路，满眼画山绣水，更是大自然的千古杰作。瞧瞧那漓水，碧绿碧绿的，绿得像最醇的青梅名酒，看一眼也叫人心醉。再瞧瞧那沿江攒聚的怪石奇峰，峰峰都是瘦骨嶙峋的，却又那样玲珑剔透，千奇百怪，有的像大象在江边饮水，有的像天马腾空欲飞，随着你的想象，可以变幻成各种各样神奇的物件。这种奇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画师，想要用诗句、用彩笔描绘出来，到底谁又能描绘得出那山水的精髓？凭着我一支钝笔，更无法替山水传神，原谅我不在这方面多费笔墨。有点东西却特别触动我的心灵。我也算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从来却没见过一座山，这样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没有过一条水，这样泛滥着劳动人民的智慧想象。只有桂林山水。

如果你不嫌烦，且请闭上眼，随我从桂林到阳朔去神游一番，看个究竟。最好是坐一只竹篷小船，正是顺水，船稳，舱里又明亮，一路山光水色，紧围着你。假使你的眼福好，赶上天气晴朗，水面平得像玻璃，满江就会画着一片一片淡墨色的山影，晕乎乎的，使人恍惚沉进最恬静的梦境里去。

这种梦境往往要被顽皮的鱼鹰搅破的。江面上不断漂着灵巧的小竹筏子，老渔翁戴着尖顶竹笠，安闲地倚着鱼篓抽烟。竹筏子的梢上停着几只鱼鹰，神气有点迟钝，忽然间会变得异常机灵，抖着翅膀扑进水里去，山影一时都搅碎了。一转眼，鱼鹰又浮出水面，长嘴里咬着条银色细鳞的鲢子鱼，咕嘟地吞下去。这时渔翁站起身伸出竹篙，挑上鱼鹰，一捏它的长脖子，那鱼便吐进竹篓里去。你也许会想：鱼鹰真乖，竟不把鱼吞进肚子里去。不是不吞，是它脖子上套了个环儿，吞不下去。

可是你千万不能一味贪看这类有趣的事儿，怠慢了眼前的船家。他们才是漓江上生活的宝库。那船家或许是位手脚健壮的壮族妇女，或许是位两鬓花白的老人。不管是谁，心胸里都贮藏着无数迷人的故事，好似地下的一股暗水，只要戳个小洞，就要喷溅出来。你不妨这样问一句：“这一带的山真绝啊，都有个名儿没有？”那船家准会说：“怎么没有？每个名儿还都有来历呢。”

这以后，横竖是下水船，比较消闲，热心肠的船家必然会指点着江山，一路告诉你那些山的来历：什么象鼻山、斗鸡山、磨米山、螺蛳山……大半是由山的形状得到名字。譬如磨米山头有块岩石，一看就是个勤劳的妇女歪着身子在磨米，十分逼真。有的山不但象形，还流传着色彩极浓的神话故事。

迎面来了另一座怪山，临江是极陡的悬崖，船家说那叫父子岩。悬崖上不见近似人的形象，为什么叫父子岩，就难懂了。你耐心点，且听船家说吧。

船家轻轻摇着橹，会告诉你说：古时候有父子二人，姓龙，手艺巧，最会造船，造的船装得多，走起来跟箭一样快。不料叫圩子上一个万员外看中了，死逼着龙家父子连夜替他赶造一条大船，准备把当地粮米都搜括起来，到合浦去换珠子，好献给皇帝买官做。粮米运空了，岂不要闹饥荒，饿死人吗？龙家父子不肯干，藏到这儿的岩洞里，又缺吃的，最后饿死了。父子岩就这样得了名，到如今大家还记得他们的义气……前面再走一段水路，下几个险滩，快到寡婆桥了，也有个故事……

究竟从哪年哪代传下来这么多故事，谁也说不清。反正都说早年有这样个善心的老婆婆，多年守寡，靠着种地打草鞋，一辈子积攒几个钱。她见来往行人从江边过，山路险，艰难得很，便拿出钱，请人贴着江边修一座桥。修着修着，一发山水，冲垮了，几年也修不成。可巧歌仙刘三姐路过这儿，敬重寡婆婆心地善良，就亲自参加砌桥，一面唱歌，唱得人们忘记疲乏，一鼓气把桥修起来。刘三姐展开歌扇，扇了几扇，那桥一眨眼变成石头的，永久也不坏。……前边那不就是寡婆桥？你看临江拱起一道石岩，下头排着几个岩洞，乍一看，真像桥呢。岩上长满绿盈盈的桉树、杉树、凤尾竹，清风一吹，萧萧飒飒的，想是刘三姐留下的袅袅歌声吧？

船到这儿，渐渐接近阳朔境界，江上的景色越发奇丽。两岸都是悬崖峭壁，累累垂垂的石乳一直浸到江水里去，像莲花，像海棠叶儿，像一挂一挂的葡萄，也像仙人骑鹤，乐手吹箫……说不定你忘记自己是在漓江上了呢！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一座极珍贵的美术馆，到处陈列着精美无比的石头雕刻。可不是嘛，右首山顶那块石头，简直是个妙手雕成的石人，穿着长袍，正在侧着头往北瞭望。下边有个妇人，背着娃娃，叫作望夫石。不待你问，船家又该对你说了：早年闹灾荒，有一对夫妇带着小孩，背着点米，往桂林逃荒。逃到这里，米完了，孩子饿得哭，哭得夫妇心里像刀绞似的。丈夫便爬上山顶，想瞭望瞭望桂林还有多远，妻子又从下边望着丈夫。刚巧在这一刻，一家人都死了，化成石头。这是个神话，却又是多么痛苦的事实。

江山再美，谁知道曾经洒过多少劳动人民斑斑点点的血泪。假如你听见船家谈起媳妇娘（新娘）岩的事情，你更能懂得我的意思。媳妇娘岩是阳朔境内风景绝妙的一处，杂乱的岩石当中藏着个洞，黑黝黝的，洞里是一潭深水。

船家指点着山岩，往往叹息着说：“多可怜的媳妇娘啊！正当好年龄，长得又俊，已经把终身许给自己心爱的情郎了，谁料想一家大财主仗势欺人，强逼着要娶她。那姑娘坐在花轿里，思前想后，赶走到岩石跟前，她叫花轿停下，要到岩石当中去拜神。一去，就跳到岩洞里了。”到这儿，你兴许会说：“这都是以往的旧事了，现在生活变了样儿，山也应该改改名儿，别尽说这类阴惨惨的故事才好。”

为什么要改名儿呢？就让这极美的江山，永久刻下千百年来我们人民艰难苦恨的生活吧，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今后呢，人民在崭新的生活里，一定会随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展开他们丰富的想象，创造出新的神话，新的故事。你等着听吧。

埃及灯

我从火一样燃烧着的游行队伍里走出来，浑身发燥，胸口跳得厉害。迎面起了风，一阵落叶扑到我的身上。我仰起头一望：街道两旁的树木都黄了，太阳光一映，显出一片透明的金色——多美啊，北京的初冬。

刚才在埃及大使馆前的情景还牢牢铸在我的心上。人，怎么说好呢，真像是山，像是海，一眼望不见边。只望见飞舞的纸旗，只听见激昂的喊声。有一处扬起歌声，到处立时腾起慷慨的壮歌，于是人们拥抱着，满脸流着纵横的热泪。我懂得这种眼泪，这是埃及人民英勇地反抗英法侵略的行动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最高贵的感情。怀着这种感情，我们什么都愿意拿出来，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为的是埃及人民的自由。

走回家来，累是有点累，我的感情里还是翻腾着狂风暴雨，不知不觉走到玻璃书橱前，目不转睛地望着里面摆的一盏小灯。这盏灯是平平常常的铁皮做的，半尺来高，四面鼓起来，镶着玻璃，玻璃上涂着红绿颜色。灯是灵巧、好看，可是过去也无非像别的小纪念品一样，我爱惜它，但也并不特别爱惜它。看见灯，我的脑子里常常要闪出个人影来。

事情相隔有好几年了，那时候我到罗马尼亚去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大会，碰见了许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宾客，都住在一家大旅馆里。有一天晚饭后，我在客厅里闲坐，望着壁上挂的喀尔巴阡山风景画，一位脸色淡黑的人走到我跟前，拿指头一点我问：“中国？”

我笑着站起来，没等开口，又有好几位陌生的朋友围上来，当中有位妇女特别惹眼。她约莫三十岁左右，高身段，戴着墨镜，耳朵上摇着两只金色大耳环，怪好看的。

脸色淡黑的人说：“允许我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埃及的代表，非常著名的舞蹈家。”那女舞蹈家握住我的手，忽然说，“你等一等”，一转身上楼去了。去了不久又回来，手里拿着顶像我们维吾尔族戴的那样漂亮的小帽，中指上挂着盏小玻璃灯。她把小帽替我戴到头上，左右端量着说：“简直像我们埃及人一样好看呢。”接着又把那盏灯递给了我。

我细细看着那盏精巧的小灯，想起《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不觉笑着说：“也许这就是‘神灯’吧？”

那女舞蹈家挺开朗地笑起来：“这是埃及灯，不是神灯。你插上枝烛，夜晚点着，可以照着亮走遍全埃及，不会迷路。”

我说：“好，好，有了这盏灯，我该可以照着亮走遍全中国了。”

女舞蹈家紧摇着大耳环说：“用不着，你们的路已经是亮的了——慢着，你能送我点东西吗？”

我寻思送她点什么礼物好，女舞蹈家接着又说：“我想要的也只是眼前的东西，最好能给我点中国烟。你们的烟实在香，抽着，能够引人深思，想到很远很远的将来。”

偏偏我带的烟并不多，好歹搜寻出一小铁盒，想送她，可是不知怎的，一连几天，我在餐厅找她，在客厅等她，总不见她那健美的身影。到后来，大会结束，各方面来的客人开始纷纷走了，那盒烟还白白带在我的身边，送不出去。我有点惆怅：看样子她早离开这里，回到她那古老而迷人的祖国去了。那个国家，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仿佛到处是诗，是情爱，是说不完的奇妙的故事。

那天中午，我从画馆看画回来，看见旅馆门前停着辆汽车，侍者正往车上装行李。一进门，两只金色的大耳环恰巧迎面摇过来。

我又惊又喜，迎上去说：“啊！你还没走啊。”

女舞蹈家说：“我这就要走了。这几天，我身体不大舒服，也没向你告别。”

她的脸色果然有点苍白，说话的声调懒懒的。我问她得的什么病，她淡淡地一笑，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也许是思乡病吧，谁知道呢。”

我急忙说：“请你等一等”，便跑上楼去，拿下那盒烟送给她。礼物太薄，实在拿不出手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那女舞蹈家却露出明亮的喜色，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太谢谢你。礼物不在多少，是个情意。我们要永远互相记着。将来有一天，我盼望你能到埃及来。”

我说：“能来的时候我一定来。”

她说：“该来的时候你就来吧。来了，别忘记告诉我，我给你讲《天方夜谭》，还要讲埃及的新故事给你听。”

海角天涯，一别就是好几年，我们彼此再也没有消息。想写信也没法写。说起来遗憾，我竟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呢，也从来没问起我的名姓。可是每逢我站到玻璃橱前，望见那盏灯，我的神思一晃，就会出现个幻影，在那茫茫的埃及原野上，风沙黑夜，一个妇女摇着金色大耳环，提着小玻璃灯，冲着黎明往前走去。

今天，我凝视着那盏灯，我的眼前又出现那个幻影，但是我看见的那对大耳环不是孤孤零零的，而是夹在奔跑着的人流里边；每人拿的也不是一盏小灯，而是千千万万支闪亮的火把。我仿佛听见那女舞蹈家在对着我喊：“来吧！你该来了！”

我要去，我实在想去。只要埃及人民需要的话，我一定要作为一名志愿军，到你们那正燃烧着自由的国土上去。我不想去听奇妙的故事，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化作一枝小小的蜡烛，插在埃及灯上，只要能发出萤火虫尾巴那么点大的光亮，照亮你们比金子还要可贵的心，就算尽了我应尽的友谊。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先说一声：埃及见！

金字塔夜月

听埃及朋友说，金字塔的夜月，朦朦胧胧的，仿佛是富有幻想的梦境。我去，却不是为的寻梦，倒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

白天里，游客多，趣味也杂。有人喜欢骑上备着花鞍子的阿拉伯骆驼，绕着金字塔和人面狮身的司芬克斯大石像转一转；也有人愿意花费几个钱，看那矫健的埃及人能不出十分钟嗖嗖爬上爬下四百五十尺高的金字塔。这种种风光，热闹自然热闹，但总不及夜晚的金字塔来得迷人。

我去的那晚上，乍一到，未免不巧，黑沉沉的，竟不见月亮的消息。金字塔仿佛溶化了似的，溶到又深又浓的夜色里去，临到跟前才能看清轮廓。塔身全是一庹多长的大石头垒起来的。顺着石头爬上几层，远远眺望着灯火点点的开罗夜市，不觉引起我一种茫茫的情思。白天我也曾来过，还钻进塔里，顺着一条石廊往上爬，直钻进半腰的塔心里去，那儿就是当年放埃及王“法老”石棺的所在。空棺犹存，却早已残缺不堪。今夜我攀上金字塔，细细抚摸那沾着古埃及人民汗渍的大石头，不能不从内心发出连连的惊叹。试想想，五千多年前，埃及人民究竟用什么鬼斧神工，创造出这样一座古今奇迹？我一时觉得：金字塔里藏的不是什么“法老”的石棺，却是埃及人民无限惊人的智慧；金字塔也不是什么“法老”的陵墓，却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化身。

晚风从沙漠深处吹来，微微有点凉。幸好金字塔前有座幽静的花园，露天摆着些干净座位，卖茶卖水。我约会几位同去的朋友进去叫了几杯土耳其热咖啡，一面喝着，一面谈心。灯影里，照见四处散立着好几尊石像。我凑到一尊跟前细瞅了瞅，古色古香的，猜想是古帝王的刻像，便抚着石像的肩膀笑问道：“你多大年纪啦？”

那位埃及朋友从一旁笑应道：“三千岁啦。”

我又抚摸着另一尊石像问：“你呢？”

埃及朋友说：“我还年轻，才一千岁。”

我笑起来：“好啊，你们这把年纪，好歹都可以算作埃及历史的见证人了。”

埃及朋友说：“要论见证人，首先该推司芬克斯先生，五千年了，什么没经历过？”

旁边传来一阵放浪的笑声。这时我们才留意到在一所玻璃房子里坐着几个白种人，正围着桌子喝酒，张牙舞爪的，都有点醉意。

埃及朋友故意干咳两声，悄悄对我说：“都是些美国商人。”

我问道：“做什么买卖的？”

埃及朋友一瘪嘴说：“左右不过是贩卖原子弹的！”

于是我问道：“你们说原子弹能不能毁了金字塔？”

同游的日本朋友吃过原子弹的亏，应道：“怎么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完了。”

话刚说到这儿，有人喊：“月亮上来了。”

好大的一轮，颜色不红不黄的，可惜缺了点边儿，不知几时从天边爬出来了。我们就去踏月。月亮一露面，满天的星星惊散了。远近几座金字塔都从夜色里透出来，背衬着暗蓝色的天空，显得又庄严，又平静。往远处一望那利比亚沙漠，笼着月色，雾茫茫的，好静啊，听不见一星半点动静，只有三两点夜火，隐隐约约闪着亮光。一恍惚，我觉得自己好像走进埃及远古的历史里去，眼前正是一片世纪前的荒漠。

而那个凝视着埃及历史的司芬克斯正卧在我的面前。月亮地里，这个一百八十多英尺长的人面狮身大物件显得那么安静，又那么驯熟。都说，它脸上的表情特别神秘，永远是个猜不透的谜。天荒地老，它究竟藏着什么难言的心事呢？

背后忽然有人轻轻问：“你看什么啊？”

我一回头，发现有两个埃及人，不知几时来到我的身边。一个年纪很老了，拖着件花袍子；另一个又黑又胖，两只眼睛闪着绿火，紧端量我。一辨清我的眉目，黑胖子赶紧说：“是周恩来的人吗？看吧，看吧。我们都是看守，怕晚间有人破坏。”

拖花袍子的老看守也接口轻轻说：“你别多心，是得防备有人破坏啊。这许许多多年，司芬克斯受的磨难，比什么人不深？你不见它的鼻子么？受伤了。当年拿破仑的军队侵占埃及后，说司芬克斯的神色是有意向他们挑战，就开了枪。再后来，也常有外国游客，从它身上砸点石头带走，说是可以有好运道。你不知道，司芬克斯还会哭呢。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也是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父亲从市上回来得晚，忽然发现司芬克斯的眼睛发亮，走近一瞧，原来含着泪呢。也有人说含的是露水。管他呢。反正司芬克斯要是有心，看见埃及人受的苦楚这样深，也应该落泪的。”

我就问：“你父亲也是看守吗？”

老看守说：“从我祖父起，就守卫着这物件，前后有一百二十年了。”“你儿子还要守卫下去吧？”

老看守转过脸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发亮，接着咽口唾沫说：“我儿子不再守卫这个，他守卫祖国去了。”

旁边一个高坡上影影绰绰走下一群黑影来，又笑又唱。老看守说：“我看看去”，便走了。黑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别再问他这个。他儿子已经在塞得港的战斗里牺牲了，他也知道，可是从来不肯说儿子死了，只当儿子还活着……”

黑胖子话没说完，一下子停住，又咳嗽一声，提醒我老看守已经回来。

老看守嘟嘟囔囔说：“不用弄神弄鬼的，你当我猜不到你讲什么？”又望着我说：“古时候，埃及人最相信未来，认为人死后，才是生命的开始，所以有的棺材上画着眼睛，可以从棺材里望着世界。于今谁都不会相信这个。不过有一种人，死得有价值，死后人都记着他，他的死倒是真生。”

高坡上下来的那群黑影摇摇晃晃的，要往司芬克斯跟前凑。老看守含着怒气说：“这伙美国醉鬼！看着他们，别叫他们破坏什么。”黑胖子便应声走过去。

我想起什么，故意问道：“你说原子弹能不能破坏埃及的历史？”

老看守瞪了我一眼，接着笑笑说：“什么？还有东西能破坏历史吗？”

我便对日本朋友笑着说：“对了。原子弹毁不了埃及的历史，就永远也毁不了金字塔。”老看守也不理会这些，指着司芬克斯对我说：“想看，再细看看吧。一整块大石头刻出来的，了不起呀。”

我便问道：“都说司芬克斯的脸上含着个谜语，到底是什么谜呢？”

老看守却像没听见，比手画脚地说：“你再看：他面向东方，五千年了，天天期待着日出。”

这几句话好像一把帘钩，轻轻挂起遮在我眼前的帘幕。我再望望司芬克斯，那脸上的神情实在一点都不神秘，只是在殷切地期待着什么。它期待的正是东方的日出，这日出是已经照到埃及的历史上了。

印度情思

人在旅途上，又是夜航，最容易倦。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觉得耳朵里像灌满水，铮铮发响，知道飞机正在往下落。一睁眼，只见身边的星星，地面的灯火，密密点点的，恍惚是天上地下撒满珍珠，连成一片。飞机打着旋，我只担心：可别撞碎这些珍珠啊。

穿过这种幻景，我从云头里飘然落到地面上。这就是印度。好一个新奇的去处：到处是诗意，是哲理，是神话，最能引起人的美妙的幻想。

难道这不新奇么？五冬六夏，老是有开不完的鲜花。花草的名目，有时问当地人，也说不清。最奇的是一种叫“苏葛”的花木，叶子周围是锯齿模样，掐一片叶子埋到土里，嫩芽便绕着叶子从锯齿的凹巢长出来。芒果，菩提，在佛家是圣树，到处可以看见。有一回，我在一棵大菩提树上，发现累累垂垂挂着许多好大的果子。再一细看，竟不是什么果子，而是一群倒挂在树枝上的蝙蝠。到黑夜蝙蝠一亮翅膀，足有面盆大。

清晨，露水未干，你碰巧能在花荫里看见只孔雀，迎着朝阳展开彩屏，庄严地舞着。舞到得意处，浑身一抖，每根翎子都唰唰乱颤。

德里西南方有座极其漂亮的古城，叫赭堡，全城都刷成粉红色，因而别名玫瑰城。其实不妨叫它是孔雀之乡。那儿的孔雀多得出奇，有的干脆养在人家里，跟鸡一样。天天黄昏，孔雀出来打食。路边上，野地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好像美人儿拖着翠色的长裙子，四处转悠，根本也不躲避人。赭堡还有象，更通人性。我去看赭堡附近山顶上的琥珀宫时，骑的就是大象。象的全身刺着花绣，耳朵上戴着大铜耳环，环子上系着彩色的绸子飘带。养象的人叫它是“象小姐”，怪不得打扮得这样妖娆。想不到大象还爱音乐呢。爬山的时候，后边有人叮叮当当敲着小钟，象小姐便踏着拍子，迈着又慢又笨的步子，一摇一晃的，颠得人骨头都痛。

下来以后，养象的人说：“给小姐点钱买糖吃吧。”大象便伸着鼻子到你跟前。我塞一枚印度币到它鼻眼里，瞧它把鼻子往后一甩，钱就递到主人手里去，乖觉得很。

怪觉得事儿还多着呢。你在大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小鸟会叽叽喳喳飞进来，围着你的腿搜寻面包吃。你到清真寺或者是名胜古迹去游玩，小松鼠会追着你跑，你站住，小松鼠便坐起来，用两只前爪拈着胡子，歪着头，还朝你挤眉弄眼呢。你走在野地里，瞧吧，路两旁常常坐着猴子的家庭：老猴子替小猴子从头上捉虱子，更小的猴子抱着母亲的肚子，就是母亲蹦跳、爬树，也不会掉。只要你叫上几声，哎呀呀，四下尼母树的叶子一阵乱响，更多的猴子会猱下来，都围到你跟前。胆大的竟敢一只手抓着你的胳臂，一只手从你掌心里拿香蕉吃。别以为这种种飞禽走兽是养熟的。不是，都是野的，却跟人处得十分融洽，你看有意思没有意思？在这样又古老又新奇的国度里，神话积累得自然特别丰富。象头人身的“甘尼萨”神，恒河，朱木纳河，还有一条据说隐藏在地下的沙罗索蒂河的三河女神，以及睡在毒蛇头下的湿娃天神等等故事，不但刻在石头上，还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甚至于直到今天，人民的真实生活里也夹杂着带点神话色彩的东西。

我到南印度的马德拉斯旅行时，曾经亲自去看过神鸢。有关神鸢的事迹，流传很远，书上都有记载。据说由马德拉斯到孟加拉湾海岸的半路上，有座圣山，每天正午以前，一定有两只白鸢从天外飞来，落到圣山上，吃点食，喝点水，歇息一会儿，然后又飞走——几百年来天天如此。那天我去得早，先在山脚下喝了点鲜椰子汁，尝了尝像嫩豆腐脑一样的鲜椰子肉，接着便按照当地宗教的习俗，脱下鞋，光着脚上了圣山。满山飘着一股香味，不知是野花，还是敬神点的什么香料。和尚们把神牛的粪晒干，弄成灰，往人的前额上抹，给人祝福。我急着要看神鸢，早早便坐到神鸢常落的岩石旁边等着。到十一点钟左右，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和尚打着伞，拿着一铜碗粘米饭，又就近舀了一铜碗水，都摆到岩石上。围着看的人悄没声的，全都望着天空。

忽然有人悄悄说：“来了！”天空里果然出现两只鸟，盘旋几圈，随后有一只翩然落到岩石上。这是一只白鸢，尾巴是黑的，头上的翎毛挺憔悴，老了！一下来便从老和尚手里吃起食来，养的熟得很。只是另一只怎么不见来呢？急得老和尚拿铜碗敲着石头，引它，到底也没引下来——总是先吃饱了。先前那只吃饱后，用嘴悠闲地剔剔翎子，也就飞了。都相信这两只鸢是两个圣僧，几百年来每天从巴那拉斯飞往瑞姆萨罗姆去朝圣，好几千里行程，故而天天中途要在马德拉斯歇脚。

这类涂上神话色彩的宗教活动倒引起我极其邈远的幻想。我站在山顶上，望着孟加拉湾碧蓝的海水，望着苍苍茫茫的印度旷野，不觉想起玄奘。一千多年前，这个人物孤孤零零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袈裟烂成布缕缕，就是跋涉在这片国土上，说不定还打这儿走过呢。走乏了，看见人家灯火，便去叫开门，双手合十，寻点吃的喝的，歇歇脚，然后又往前走。他不是茫然前进，他追求的是一种理想，一种信仰。

千万不能忽视印度人民现实生活里的宗教气息。宗教里也会含着人生哲理。

德里郊外有座“柯特”高塔，是十二世纪的建筑，一色是砂岩造的，塔身上刻着可兰经文，乍一看，形成十分精致的花纹。高塔进口的大门上刻着这样的字句：

……为神建筑庙堂的人，神将为他在天上建筑同样的庙堂。

从这几句铭文里，我领会一个道理，为什么在印度全境有那么多精美的寺院。这些寺院，正表现出印度人民对于美的人生的向往。在现实生活里追求不到这种美的人生，便把理想寄托到虚无缥缈的天上。建造庙堂，正是动手建造他们的理想。

这种美的理想，你还可以从多方面得到更强烈的感染。残冬将尽，天气正好，不妨且到印度西南方奥兰格巴古城做一次短短的旅行。奥兰格巴城本身美是美，更美的却在别处。翻过一座叫不上名的山岭，车子开进南印度平原，放眼一望，满地的甘蔗正开花，飘着白穗，仿佛是雪白的芦花。转弯抹角，车子又插进一条空谷，停到山脚下。现在我们来到著名的阿旃陀石窟。

碰巧山根底正有庙会，沿路摆满小摊，有卖各种甜食的，有卖镶着玻璃珠子的手镯的，还有卖色彩浓艳的披巾的。……许多妇女嘴里嚼着豆蔻，围在各种小摊前挑选自己心爱的物件。她们的服装不是大红大紫，就是大绿大黄，都带着强烈的热带色彩。一些吉卜赛女人打扮得更鲜艳：头顶上高高支起尖顶的绸子披巾；两鬓插着珠子花；鼻子的左面挂着环子，也有的嵌着一朵小小的金梅花；脚脖子上戴着几串小铃铛，一走路，哗啦哗啦响，好听得很。看起来，无论女人男人，眼神都显得那么急切，好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他们究竟期待什么呢？我在红红绿绿的人群里，爬上山去，开始欣赏那些石窟里精彩无比的壁画。这不是篇艺术论文，我不想多费笔墨去研究阿旃陀绝世的艺术。可是，这些从纪元前二世纪到纪元后七世纪陆续凝结成的精品，实在有吸引人的魔力。传统的宗教主题和真实的印度生活紧紧结合着，每幅画都是那么优美，那么和谐，而表现力又是那么强烈。一两千年前的人物，都用神采动人的眼睛，从墙壁上直望着你。可是你瞧，怎么那眼神就跟我身旁的活人一样，又急切，又热烈。

从古到今，善良的印度人民究竟一直在期待什么呢？

一个印度向导说：“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刚过‘迪拉三瑞’节。”

这是个历代相传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一见面就要互相给点糖，握握手。

我问道：“糖表示什么呢？”

向导说：“糖就是爱，就是友情，就是幸福，一年一度，谁不盼望这个节日呀。”

我的心不觉一亮。千秋万世，印度人民期待的不正是这些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么？

他们还把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刻到石头上。我指的是爱楼拉那个神奇的地方。爱楼拉坐落在奥兰格巴城西北上，约莫十七英里远，那里一共有三十四座石窟，一律是石刻，内里有佛教的、印度教的，还有耆那教的石雕。有一本书上这样记载着：“当阿旃陀的僧侣艺术家正忙于显示短促生命中的永恒时，爱楼拉的山岭响彻着雕刻巨匠们斧锤的声音，开凿出他们幻想中的凯拉萨石头神宫。”

我认为，印度全国的名胜古迹要算爱楼拉最绝，而凯拉萨神宫又是爱楼拉最绝的一处。我走到凯拉萨前，这座神宫一百六十四英尺长，一百零九英尺宽，九十六英尺高，是从一座大山上劈下来一个角，又把这一角石山雕成一座精美无比的宫殿，上下两层，里里外外还刻着许多男女神像，以及跟原形一般大的石像等。神宫背后和左右，又依据原山开凿出三面石廊，廊里的石壁上刻着好多幅十分动人的神话故事。

有一幅石刻最打动我的心。一个叫鲁万纳的国王，长着十颗头，每天要献给神十九枝花。一天，神要试试他的心，暗地拿走十枝花。鲁万纳一发觉花的枝数不够，他是这样虔诚，便砍他的头代替花，已经砍下九颗头，正要砍最后一颗，神感动了，出面止住他。据说这个神话人物后来竟变成恶魔。且不管结尾怎样，这段故事总是值得深思的。

当夜，我临时歇在爱楼拉附近一座古帝王的行宫里，心情极其舒畅。我是完全沉醉在美的境界里去了。天上有月亮，满野铺着新鲜的月色，静得很，只有不知名的草虫齐声唱着。我想起当年那些刻石的人们。祖父带着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子子孙孙，前后几百年，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深刻的智慧，加上像鲁万纳那样献身的精神，如何能最终创造出这样伟大的艺术啊？生命是有限的，那些人早不在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从来也没想到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头上，他们刻上的只是自己的生命，他们留给后世的却正是这种用生命创造的美。我不能不好好想一想：作为人类的这一代，我们又能为后世美好的生活做点什么呢？月亮地里，远处旷野上闪着一点野火，有人吹起怪凄凉的管子。印度人民真实的生活可远不像理想的那样美好。我知道，这个吹管子的人，睡在绳子结的床上，能吃到红高粱饼，放点辣子，就是好的。不过我也知道，印度人民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永远抱着美好的理想；而且有毅力，有勇气，他们会为建造他们千秋万世所想望的美好的人生而奋斗，而抗争。

蚁山

乍到加纳，我几次发觉旷野里有些奇奇怪怪的小山，都是极细的黄土堆成的。高的高到好几丈，顶儿像锥子一样尖，显得十分精巧。究竟这是些什么蹊跷玩意儿？大使旅馆的守门人巴考告诉我说：这就是非洲有名的蚁山。

非洲的蚂蚁模样儿也寻常，只是略微大点，时常借着一段砍剩的枯树桩子做梁架，一点一点衔着土粒往上垒。一天一月，一季一年，千千万万蚂蚁抱着那样惊人的毅力，无休止地劳动着，年深日久，终于垒成令人惊叹的蚁山。用巴考的话来说：这简直是蚂蚁世界的摩天大厦。巴考是个怪惹眼的人物。四十几岁，前胸挂着一排叮叮当当响的勋章。他挺着胸脯，老是整理自己那身褪色的旧军装，显得蛮有精神。他的黑头发每根都蜷曲着，鬈的那样紧，鬓角插着半支铅笔，也不掉。头一次看见我，他就用含笑的眼睛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又不好先开口。有一天午后，正是喝茶的时候，我从外头回来，又发觉他那好意的眼神，便先跟他打招呼，问起那些奇怪的小山。

巴考属于那种性格：爽快而又多话，你问一句，他会不厌其烦地说一百句。他先告诉我蚁山是什么，接着问道：“是从中国来的吗？”

我点点头，他就满脸是笑，伸出大拇指头连声说：“好！好！”随后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随英国军队到缅甸跟日本打过仗，看见许多中国人，有的还是我的朋友呢。”我噢了一声说：“怪不得你得到这样多勋章啊。”

巴考整理整理旧军装的下摆，胸脯挺得更高，露出得意的神气，忽然又舒口气说：“勋章是得了不少，可惜不能当饭吃啊。打完日本后，我退伍回来，就失了业，流落街头，得伸手向人要着吃。当时像我这样失业的退伍兵不知有多少，饿极了，大伙聚集一起，一商量，都叫：找英国总督去！我们就一窝蜂似的奔着总督府去了……”

刚谈到这儿，一辆汽车开到大使旅馆门前停下，巴考照例走上去，打开车门，恭恭敬敬闪到旁边。车里走出个壮年汉子，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花衬衫，上头印着许多小野兽，怪里怪气的——我认得这是个叫吉茨的美国记者。吉茨柔声说了句：“谢谢”，往巴考手里塞个先令，轻轻走进旅馆去。这时旅馆门前车来车去，巴考忙着东招呼，西招呼，顾不得继续谈话，我就到旅馆的露天咖啡厅去等候一位非洲朋友。

吉茨恰好坐在我的对面。我一到加纳，对每个美国人都特别留意。我不能不留意，他们是我正在暗中角斗的主要敌手。请想想，我带着中国人民海样深的情谊，飞越高山大海，到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来参加全非人民大会。不曾想在会场悬挂的旗子当中，右边挂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在左边，竟吊着两面蒋匪帮的旗子。四面旗子遥遥相对，明明是故意布置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是谁在跟中国人民为敌呢？猜也猜得着。原来有三十多个美国人来到大会，顶的都是教授、学者、记者一类发光的头衔，企图暗中操纵大会。他们事前到处收买代表，极力宣扬非暴力政策，现在又搬演“两个中国”的丑剧，用意无非要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破坏亚非特别是中非人民的团结，这样来麻痹、分割非洲人民的斗争。我拒绝参加大会。我遍访所有我认识的非洲朋友，说明中国的严正立场，揭露敌人损害中非人民友情的阴谋。非洲朋友醒悟了，立时在大会内部对美国走狗展开激烈的斗争，要求扯下蒋匪帮的旗子，请人民中国的兄弟代表进入会场。斗争已经持续两天，胜负未分。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正是跟我暗中角斗的角色之一。吉茨的连鬓胡子极重，刮的脸颊铁青；眼窝也是青的。一个脸色黑亮的年轻侍役走过来，问他喝茶还是喝咖啡。吉茨透着一股亲热劲儿说：“谢谢你，我想要一杯冰浸芒果汁。”

不一会儿，侍役用托盘送来芒果汁。吉茨先望着侍役嘿嘿嘿笑了一阵，然后柔声说：“谢谢你，亲爱的宝贝儿。”

也许觉察到我在暗暗注意他，吉茨忽然抬起脸朝我一笑，怪殷勤地招呼说：“真是个黑暗大陆啊，天气也使人热的难受——你说是不是，先生？”

我假装没听见，不睬他。那家伙进一步说：“我在东方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先生，我想告诉你：恐怕你正面临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

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笑着说：“我在西方也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我倒想告诉你，不幸已经降临到你的头上。”

吉茨一惊说：“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不幸吗？”

我说：“你撒的是什么不幸的种子，就要收什么不幸的果实。”

那家伙嘿嘿嘿笑起来：“妙啊，这真是东方的智慧。原谅我，先生，我不能再多陪伴你了。”便站起身，客客气气一鞠躬，刚转过身去，我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扮了个鬼脸。

我总等不到那位约好的非洲朋友，有点急，蹈蹈跶跶又转到旅馆门口。守门人巴考正坐在可可树荫凉里歇凉，老远便朝我招手。何不趁这个空请巴考继续谈谈他的故事呢？

巴考自然爱谈，他拾起先前的话头说：“我不是告诉你我们都奔着英国总督府去了么？总督府就是现在加纳政府的所在地。不到大门口，一群英国兵迎头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要见总督，人家却让我们先见见刺刀。大伙气极了，高声叫着：‘我们要职业！我们要面包！’英国兵就开了枪，打死两个退伍兵。这一来，可激起加纳人的气愤。当天晚间，阿克拉全城都发生暴动，四处只听见喊：‘独立！自由！’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也是加纳人头一次发出自由的呼声。暴动虽说后来平静下去，人民要求独立的决心却越来越强。直到一九五七年三月，英国人看见势头不对，才改变花招，让加纳独立。可是这算什么样的独立呢？——”巴考的话突然停住，痛楚地叫了一声。原来有只苍白的手悄悄伸到他的鬓边，轻轻一拧插在他鬈发里的铅笔，拧得他的头发生痛。我回头一看：吉茨正龇着牙立在我背后。

吉茨做出一股怪殷勤的劲儿对巴考说：“原谅我，我的亲爱的，你能帮我喊一辆汽车吗？”巴考的脸气得变成黑紫色，掏出哨子吹了几声：一辆汽车开到旅馆门前。吉茨抬脚要上汽车，几只蚂蚁正巧爬在当路上。只听见吉茨咬着牙小声说：“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说着用脚尖踏住蚂蚁，只那么一碾，把蚂蚁都碾死了，然后爬进汽车去。

巴考冲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吐了口唾沫，气愤愤地对我说：“你看见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还骑在我们头上，横行霸道，这算什么独立！”

这使我记起一位加纳政界人物的话。他说：“如果非洲不全部独立，加纳就得不到真正巩固的独立。”这次全非洲的代表会聚一堂，正是要确定一条共同道路，连根摧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枷锁，取得非洲彻底的解放。任它是豺狼虎豹，如果想要挡住非洲人民前进的道路，只有自讨苦吃。不信请看当天傍晚发生的一件轰动听闻的故事。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进餐厅，只听见议论纷纷，到处哄传着一件新闻，说是当天大会正开秘密会议，讨论到最热烈的当口，一个看守地下室的人跑来说：“地下室里藏着个黑影，从那儿可以清清楚楚偷听到整个会议的秘密。”两个警察立时赶到地下室，捉住那个人，竟是一个美国特务。都说晚报上还登着那个特务的照片呢。

我匆匆忙忙吃完饭，想去买一份晚报。刚到门口，守门人巴考便冲到我面前，手里擎着张报纸说：“你看看吧，想不到是他啊！”

报上登的正是那个吉茨的照片，下面还有一行醒目的标题：他能否认是个特务么？我还在细看新闻，那位我一直等待着的非洲朋友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拍拍我的肩膀笑道：“明天你来参加大会吧。大会今天下午已经做出决定，今晚上就扯掉蒋介石的旗子。”第二天我进会场以前，先请别人进去一看，只摘掉一面，还挂着另一面。感谢罗伯逊夫人和杜波依斯夫人，由于她们的正义斗争，美国走狗才不得不在万目睽睽之下，终于把另一面肮脏旗子也扯下来了。

我进入会场，许多非洲朋友跟我握手说：“这是你们的胜利啊！”

我却认为这更是非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所取得的一次出色的胜利。但凡美国海盗还能掌握会场，蒋匪帮的旗子是摘不下来的。看看会场上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谁能不深受感动？这个跑上台去，连叫三声：“自由！自由！自由！”整个会场都震动起来了。那个扛着块大牌子，往台上一立，牌子上所写的标语立时变成群众怒不可遏的声音：帝国主义滚出非洲去！突然有人用悲壮的高音唱道：阿非利加，回来吧！

一时会场里头，会场外头，满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歌声。我觉得，这歌声不止在会场里外，也不止在加纳，而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上都汹涌起来……

自从一九五八年全非人民大会以来，转眼又是一年有余。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真是如火如荼，一浪高似一浪。那个美国特务曾经骂非洲人民是黑蚂蚁，你想没想到非洲的蚂蚁能够垒起蚁山，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何况非洲人民目前正在创造的绝不是蚁山，却是真正雄伟的大山。据说，每次火山爆发，就要有新山诞生。现时在整个非洲，火山到处在喷火，通红的熔岩形成火的河流，到处都在燃烧。就在这一片火山爆发声中，新的山峰正在非洲大陆上一个接着一个诞生出来了。

宝石

锡兰[1]素来号称“东方的珍珠”，确实不愧是个宝岛。海里产珍珠，岛子上漫山遍野是一片印度洋似的绿色，尽是茶园、咖啡园、椰子林、橡胶树林，还有铁一般坚硬的珍贵乌木。最难得的要算洛塔纳培洛城出产的宝石，五光十色，跟星星一样闪着光彩。临我离开前，邀请我们访问锡兰的檀柘夫人特意托人寻到两颗上好的宝石，赠送给我。一颗是乳白色，另一颗是紫红色，托在手掌上，闪闪发光。

檀柘夫人能写富有雄辩性的政论文章，能画一笔出色的画，又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承她送我这样珍奇的礼物，自然要谢谢的。檀柘夫人笑笑说：“谢什么？你们送给我们的宝石，比起这点来不知要高贵多少倍呢。”

我一时没领会她的话，檀柘夫人接着又说：“在人类生活的矿层里，有些东西也会凝结成光芒四射的宝石。你到过安纽洛培洛古城，应该访问过法显的遗迹吧？”

我访问过那座叫阿拔亚吉瑞的古塔，高得像小山，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晋朝的高僧法显翻山过海，流转十几年，辗转来到锡兰，曾经在这儿住了两年多，钻研佛经。他的住处究竟在哪儿，已经寻不见一点踪迹。可是想象得出，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风晨月夕，时常有一位清癯的老僧，披着黄袈裟，赤着脚，绕着古塔徘徊沉思，追索着人生的哲理。有一天，有人送他一把扇子。他望着扇子，久久地沉思不语。一别多年，不想在海外又见到故国的东西，他不能不怀念起自己的祖国。终于他携带着从海外搜集的经典，漂洋过海，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他走了，他的名字却留在锡兰，一直到今天。正当我在古塔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一群穿着雪白衣衫的少女，每人拿着一朵白莲花，飘飘而来。她们一见我，一位姑娘摇着白莲花，笑着喊：“法显！法显！”那位古代高僧万想不到他会变成中国和锡兰人民之间深远友情的化身。谈起友情，必然要谈起法显。

法显死后一千五百多年，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又流传在锡兰人民中间。

我头一次听见这个人的名字是在科伦坡郊外的苞枸达湖上。几位锡兰朋友原想邀我们去欣赏湖上落日的美景，不想去晚了，太阳已沉入湖底，倒游了一次夜湖。大家坐在湖心的一座水亭子里。湖水轻轻拍着亭子脚，大家也在轻声絮语，谈着锡兰的历史。从很古很古以来，锡兰就在不断遭受着异民族的侵略，到十六世纪，便落到葡萄牙手中。锡兰人是有血性的，如何甘心受人奴役？当时有位民族英雄叫罗达·僧格，人称“狮子王”，跟葡萄牙人整整打了一生。“狮子王”是这样骁勇善战，葡萄牙人一听见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当你听到‘狮子王’的战鼓，葡萄牙人堡垒里的猫肉就要涨价。”“狮子王”一直活到百岁高龄，最后在一次战斗里负伤，死在战场上。他的一生，真是一部英雄的诗篇。“狮子王”之后，锡兰人为着自由，跟葡萄牙斗，跟英国斗，前仆后继，不知又洒过多少英雄的热血。直到一九四八年，英帝国被迫无奈，才不得不让锡兰独立。独立的签字仪式正是在我们畅谈锡兰历史的这座水亭子里举行的。

这时一位叫库马鲁的锡兰朋友说：“在我们近代争取自由的斗争里，也有催阵的战鼓，最有力量的鼓手还是个中国人呢。”

我不禁问道：“这是谁呢？”

库马鲁说：“他叫米欣达（译音），是从西藏来的一位和尚，在锡兰住了多年，写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诗歌，鼓舞着我们人民的斗志。你听，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诗句——”他便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

别国人民正为自由而战，

世界人民都为自由而生，

僧伽罗人啊，你们看不见么？

你们也在为自由而献出生命。

米欣达的诗写得又多又好，确实不愧是位战斗的鼓手。后来我在锡兰旅行当中，曾经见过他的画像，不止一次听见人背诵他的断句。他最有名的诗集叫《自由之歌》，一位锡兰朋友替我找到一本。我带着诗集走进科伦坡一家旅馆的餐厅，侍者看见了，立刻拿起来，好几个别的侍者都围上来，一齐低声念着。可见诗人的诗是十分深入人心的。可惜他死得太早，四十岁时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葬在苞枸达湖边上，墓前经常供着各色新鲜的庙花、莲花、娑罗花，飘散着醉人的浓香。他用心血浇灌过锡兰人民的自由，锡兰人民自然会记着他的。檀柘夫人提起法显，我联想到米欣达，这两个人的名字在锡兰都是发光的。也许檀柘夫人说我们送给他们的宝石，正指的是这两个人吧。

檀柘夫人却说：“不，我指的是中国人民对锡兰人民的友情。真正的友情是人类生活的结晶之一，比宝石还要透明，还要高贵。从法显起，特别是今天，你们的友情是那样深，那样重，早已凝结成一座宝石山，相形之下，我现在送你的这两块小宝石，又算什么呢。”

原谅我，檀柘夫人，我不能同意你的话。自从来到锡兰，锡兰人民对我们的情谊，就是万丈深的印度洋水，也不及这种情谊深。表现这种深情厚谊的是金银丝编织的花环，是乳白色的椰子花，或者是跳着大象舞捧送给我们的一叠布辣支树叶。现在这两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不更象征着锡兰人民纯真的友情么？我细心地珍藏起这两颗宝石，正是要珍藏起锡兰人民友情的结晶。

鹤首

鹤首是一种式样古雅的日本花瓶，色彩鲜亮，瓶子颈又细又长，跟仙鹤似的，因而得了名。送我这只鹤首瓶的是东京赤羽庄的女主人。临离开日本前夕，有些日本作家替我饯行，邀我到赤羽庄去。小院里正开着紫色的木笔，门口挂着鸟网和几只野味，情调够别致了。一进屋，中岛健藏、石川达三、白石凡、芹泽光治良等多人都在座。

中岛先自笑着说：“今天要请你吃一种特殊风味的菜，叫作‘御狩场烧’。”

我笑着问：“是不是要自己亲自狩猎呢？”

中岛说：“一会儿瞧吧。”

菜真有点特殊。有从山上新采的蕨薇，有蜜蜂蛹儿，有鹌鹑。最后赤羽女主人端来几盆火，上头搁着浅浅的平底铁锅，又端来几盘切碎的野鸭子。石川解释说，古时候诸侯打猎，猎到的野味，当场烤着吃，现在正是仿照古代狩场的吃法。女主人便亲自替大家烧烤野鸭，加上各种各样的作料，一尝，鲜美极了。

饭后，女主人弓着腰说：“今天有远来的稀客，想送客人一件礼品，表表心意，不知道肯不肯收？”便捧出一只鹤首瓶。

瓶子做的是那样精巧，不愧是件艺术品。我正在反复细看，中岛说：“你该想不到，这还是从中国传来的呢。”就递给我一页说明，上面约略说唐代有个和尚从中国到日本，带来鹤首瓶，传到时下，能造这种瓶子的只剩一个人了。

我不觉对瓶子发生异样的兴趣，拿在手里再三摩挲，舍不得放手。我摩挲的是日本的艺术品，里面却含着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心血。这只鹤首瓶，正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当年有人把瓶子从中国带到日本，现在我却又要把瓶子带回中国去，多有意思。

究其实，类似鹤首瓶这样的事，还多得多呢。不妨让我再略记几件。

一天后晌，我冒着细雨到武藏野去访问龟井胜一郎，老远就望见龟井打着伞立在板门前，满头银丝，笑眯眯地迎着客人。

龟井一直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下。一抬眼，我瞥见窗前一树梅花，开得像雪一样。龟井笑指着说：“梅花在迎客呢。”我一时觉得，满头银发的龟井倒像是迎客的梅花。

龟井是著名的批评家，慢言低语地谈着日本文学，又拿出几幅他自己去年访问中国时画的画儿，最有诗意的是那幅《姑苏城外寒山寺》，于是我们便谈起诗来。这时候，他女儿跪在茶几旁边一炉炭火前，研着什么，又调着什么，不一会便捧着一只挺古拙的大杯送到我眼前。我双手接过来一看，齐杯底是又稠又绿的香茶，喝一口，味儿有点苦，却是很提神的。龟井微笑着说：“这是日本的茶道，古时候从中国传来的。”

我说：“中国不再这样喝茶了。”

龟井夫人从一旁说：“你喝茶的那只古杯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杯外边有只鹤，杯里有只龟，是我们的家宝。”

我说：“中国有句古语：千年龟，万年鹤——都是长寿的征兆。”

龟井不觉微微一笑说：“日本也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你看，我们两国人民的风俗人情怎么这样相像？难怪我到日本以后，尽管是初次来，一点也不生疏，处处都有点乡土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川端康成家也很亲切。

去访川端那天，已经是深夜。这位小说家有六十多岁了，头发灰白，脸很瘦，两只大眼却挺有精神。他为人沉默寡言，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不答话，只用热情的大眼望着你。听人说他家里藏着丰富的文物，很想看看。川端也不说什么，站起来走进里屋，一转眼搬出件东西来，亮给你看。来来往往有那么几次，席子上早摆满东西。这里头有叫作“蜡缬”的唐三彩陶瓶，有宋汝窑瓷，有明朝文徵明写的十札，还有清乾隆年间画家罗两峰的画稿。这位画家造诣挺新奇，一幅画上画着一片火光，吓得一只兔子落魂丧胆地跑，题词是“忽看野烧起”。

川端指着那只兔子，含有深意地一笑，我也笑了。

陪我同去的松冈洋子帮助主人端出酒来。川端喝了一盅，脸色绯红，有些酒意，话比较多起来。他说他翻译过《红楼梦》，又说郭沫若在千叶的藏书，都完好无缺地收在吉祥寺，原叫郭沫若文库，后来又加进些别的书，改叫亚细亚图书馆，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川端说着，又殷殷勤勤替我斟茶，指着茶杯说：“这是明朝的瓷器，看得出吗？”

茶杯是白地画着蓝色的竖纹，像窗格一样，不是中国风格。我说出自己的看法。川端说：“这种花色叫麦秸纹，日本最流行，杯子可确实是从中国来的。也许是当年日本特意向中国定制的。”说着他又用热情的大眼望着我。从他那眼神里，我总觉得他心里藏着一句话，一种情意，还没表露出来。该是句什么话呢？

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时，不想倒从井上靖口里听到这句话。

井上的家是座两层小楼，园子里红梅乍开，红梅小阁，又是一番风情。主人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长脸，油光的大背头，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就有心愿要写作，可是直到四十岁才动笔写小说。他的小说有现代题材，也有历史题材。历史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多半采取中国的汉唐故事。像《楼兰》《天平之甍》等都是。可惜我不能读他的原作，不清楚他的历史观点，也就无法跟他详细谈论这些作品。不如且听作者的自白为是。

井上说：“我对中国的历史总有点怀古的感情。我写了秦始皇，写了汉武帝，写到汉人和异民族的战争，也写到汉人对黄河沙漠等大自然的斗争。长安洛阳曾经产生过多么丰富的文化，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开过多么灿烂的文化之花啊。前几年我访问了中国，在中国做了一次极其愉快的旅行。我还想再去，特别是去看看那些孕育过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地带。”我说：“今天的中国是更值得看看的。”

井上说：“是啊，今天和过去的历史不能割断，我想寻找一下今天和过去的联系。”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轻轻说：“我确实是热爱中国的。”

这是井上靖的一句话，实际也是无数日本人民的心头话。赤羽女主人那只鹤首瓶，不正表示着同样的话意么？

我不禁反复寻思：这许多日本朋友跟我各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但在一见之下，彼此却那样容易理解，感情又那样容易结合，原因在哪儿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便一脉相通，互相交流，生活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心灵才这样容易互相拥抱？究竟是不是，还得请日本朋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