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雨

箱根遍地都是温泉，山水又秀气，不去洗一回温泉，是不能算到了日本的。春三月，我偷闲去玩了两天。像庐湖，像白头的富士山投在湖里的倒影，一一都领略过了，便坐悬空缆车下到一条名叫岛堂的谷底，宿到一家旅舍里。这家旅舍造得曲榭回廊，十分精巧，屋里陈设着几色古玩，纯粹是日本风味。我换上一领宽袍大袖的和服，洗了洗温泉，去去满身的风尘，一个名叫君子的姑娘便用托盘端来晚餐。

君子穿着一身天蓝色的“着物”，文文静静的，眉目挺淳厚。她跪在席子上，替我们添茶添饭，特意劝我尝尝玉色小瓷碗里的几片生鱼，说是才不一会儿，那金枪鱼还是活的呢。我蘸着酱油吃了两片生鱼，味儿很香，实在好吃。

君子忽然轻轻叹口气说：“你们都是很正经的好人啊。”

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君子柔声说：“你们不像别人，来了就喝酒，就胡闹。”

我问道：“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

君子含笑说：“知道，所以你们才这样好，也不欺负人。”

我就问：“还有人欺负你吗？”

君子低下眼睛说：“我们当下女的，谁都瞧不起，谁愿意欺负就欺负。一见了美国兵更吓死人。”

“美国兵多不多？”

“好像不少，连富士山都有美军的射击场呢。我的家在横须贺，本来是美国海军基地，你没见那些美国兵啊，横行霸道，比狼都恶。”

“那些恶狼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

这一问，君子迟疑起来。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得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我不禁望着她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君子的脸色忽然一变，显得怪凄凉的，半天才像自言自语地说：“死了，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她的眼直瞪瞪地望着窗外，默不作声。

窗外正是一片黄昏景色，对面山坡上的松树林子浮起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起了大风，从山顶压到谷底，四处横冲直撞，震得窗户嘎啷嘎啷响。

君子勉强一笑，有意改变话题说：“起风了，该下雨了。这儿的风景本来是很美的：春天对山有樱花，秋天满山都是红叶，跟画一样。今年落了场春雪，樱花受了寒，到现在还没开。这一场风雨，只怕樱花开不好了。”

我便问道：“樱花最盛能开几天？”

君子说：“也不过几天。有时正在盛开，一夜暴风雨，就谢了。”说着，她的脸上又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我听说日本人常常把生命比做樱花，悲叹生命的短促。君子的凄苦神情，也许是惋惜自己零落的青春，也许是不能忘记自己痛苦的身世吧？这个善良的日本姑娘到底有一段怎样伤心的历史，她有点怕，不敢说。不说也想象得出。她的遭遇无非是当前日本人民常常遭遇的，她的痛苦必然也是当前日本人民共同的痛苦。

我来到日本不久，听的不多，见的不广，但在那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纷乱生活中，有些事物给我的刺激特别深。一位知心的日本朋友曾经问我对日本的印象，我说日本有四多。哪四多呢？车祸多，广告多，保险公司多，当铺多。每逢我在热闹的通衢大道看见车祸牌子上标明每天大量伤亡的人数，真有点触目惊心。每逢我望见空中的气球广告，夜市上离奇古怪的霓虹灯广告，像东京银座一座大楼的屋顶上蹲着只大猫头鹰，两只眼睛不停地转着，转着转着闭上一只，做出调皮的模样儿，我觉得自己好像掉到一座烂泥塘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但是，当我看见火灾、生命一类保险公司的广告，特别是在深夜，当我远远望见偏僻小巷里亮起一块写着朱红色“质”字的招牌，就有一股阴惨惨的冷风扑到我脸上，我想象得出日本人民在那畸形的繁华后面，生活命运有多么悲惨。

我指出这四多，那位日本朋友却说：“还得加上一多：美军基地多——这是日本人民一切灾难的主要根源。”接着他告诉我，根据医生的说法，在病态的日本社会里，有两种病最可怕。一种是许多青春少女遭到美军的奸污，怀了孕，打胎后营养太坏，生活憔悴，因而转成癌症。另一种是许多人受到生活的压迫，时时刻刻精神极度紧张，害怕失业，害怕挨饿，劳累又过度，久而久之，便得了精神癫痫症，一发作，什么样可怕的事都干得出来。

在这样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日本人民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又何必深追君子个人的惨史呢。君子的苦难应该是有时代性的，可惜在君子身上，我却看不见日本人民那种大无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翻江倒海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也表现在当前的春季斗争中。君子是那样胆怯，那样柔弱，看不见自己的明天，更看不见日本的未来。

这一宿，我躺在岛堂的温泉旅舍里，从君子想到日本，想的很多，翻来覆去睡不稳。日本人叫温泉是地狱，也许我真睡在地狱边上呢。

后来我终于睡着，赶一醒，天大亮了，耳边响着一片潇潇洒洒的声音。君子含着微笑，拉开纸门，慢静静地走进屋子，推开挡窗的木板，窗外正落着春雨。我朝对山一望，山脚一带浮着白色，好像是积雪，不觉惊讶地问道：“是下雪还是下雨呀？”

君子温柔地笑道：“是下雨。你看对山，经过这一夜风雨，樱花都催得咧开嘴了。”

对山那一片白色，原来是半开的樱花。

吃完早饭，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坐悬空缆车出谷去。电灯一下子灭了，停电了，缆车挂在半空中，也不能动，急得上头的游客乱叫唤。

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昨夜是我错看她了。

我倒不急着出谷，索性站到窗前，望着对山乍开的樱花。风雨能摧残樱花，但是冲风冒雨，樱花不是也能舒开笑脸么？赶明儿，风雨消歇，那霜雪也似的花儿该开得多么美，多么盛啊。如果樱花可以象征日本人民，这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

野茫茫

锡兰小说家罗特纳是个灵俏人，开起车来轱辘不沾地似的，沿着碧蓝的印度洋朝南飞跑。扑面是看不尽的热带景色。柳麻长得正旺，腰果树、面包树已经结果，那“沙漠的甘蔗”枝叶这样肥大，扎上个眼，流出的液汁足可以消除一个走在荒漠里的旅人的干渴。最多的还是椰子树，刚开花，一穗一穗挑在树梢上，好像是羊脂玉雕成的。有人正在树上采花，采完一棵，踏着椰子树之间悬空高吊着的椰子绳，灵巧地走到另一棵树上，那颤动的步态，真叫看的人替他捏着把汗。罗特纳告诉我说，采下的花可以酿造一种很醇的酒，叫阿拉克。我喝过，确实是好酒。

且慢，我还没点清楚，罗特纳正带我去游“国家公园”呢。这去处不是好玩的。就在锡兰岛尽东南角上，好一片莽莽苍苍的大丛林，里头盘踞着各种飞禽走兽。也不知是谁独出心裁，把这一带划作“公园”，不许射猎，只许坐着汽车进去，碰巧了，你会看见千奇百怪的荒野生活。可不能下车，小心野兽会伤害人。有一回，一个摄影师想拍电影，悄悄藏到草丛后面，不想惊动了一头正吃草的大象。那大象直奔过来，一伸鼻子卷起摄影师，摔到脚下，轻轻一踩，人都扁了。尽管这样，还是不断有人抱着好奇心，想来领略一番野兽世界的生活。当天晚上，我们已进入森林地带，宿在荒村野坡的一家客舍里。椰子树梢上挂着一弯月牙，蝙蝠像影子似的从眼前掠来掠去，夜气里漫着好大一股野味。罗特纳说野兽只在夜间出来活动，太阳一高，大都要躲到丛莽深处睡觉去，就不容易碰见。我们想在清早赶进“公园”，天傍亮，就出发了。月色朦胧里，我发觉这一带有古庙，有宝塔，有残柱废墟，有古代遗留下来的人工湖。这哪里是什么荒村野坡？原来是一座深藏在大森林里的古城。

转眼到了“国家公园”。倒也有个栅栏门，标志着起点。里头便是密得不透缝的丛莽，无边无际，汽车只能钻进丛莽里开辟出来的小路慢慢走，说话都得低低的，怕惊了野兽。车里多了个人，是当地的向导，叫皮雅达萨。年纪五十以上了，装束还保持着老样式：脑后挽着个纂，腰下系着条裙子模样的“纱笼”。只看背影，不看他那嘴花白胡子，也许会误以为他是位老年妇女呢。我猜想：他年轻时候必然好勇斗狠，后脖颈子才留下条类似刀砍的伤疤。

车子走了半晌，不见飞禽走兽的踪影。我悄声问道：“你想我们能看见野兽么？”

老皮雅达萨的眼睛搜索着两边的密林，微笑着说：“这要看野兽高不高兴见客了。有时出来很多，有时影儿也不露。”

罗特纳又急又快地说：“客人老远从中国来，不出来会会，可有点失礼。”刚说到这儿，有什么东西从车轱辘旁边跳出来，飕飕爬进一片浅黄深紫的野花丛里。这是只二尺来长的大蜥蜴，胖得颟里颟顸的，动作却异常敏捷。

罗特纳压低嗓子喊：“看！报幕的出场了，下边该有新奇的表演吧？”

也不见什么特别新奇的玩意儿。只是在这野茫茫的大自然里，看看各种禽兽富有性格的神态，倒也别有趣味。

孔雀一亮相，瞧它昂着脖子，拖着金碧闪闪的长翎子，显得又矜持，又傲气。一只彩色蝴蝶翩翩飞舞着。那孔雀上去就鹐，没鹐着，亮开尾巴叫了几声，还忌妒人家的美呢。最爱吃眼镜蛇的獠想不到会那样神经质，听见一星半点声响，急急惶惶地乱窜。树丛里闪着一对机灵的大眼，又是什么呢？风吹树摇，现出一只漂亮的梅花鹿。这胆怯的小物件紧端量着汽车，丝毫不怕。有什么可怕呢？无非是一只大爬虫，生就一副丑模样，看了好笑。丛林里没有比这大爬虫再老实的了，连小鸟都不怕它。一只叫吉勒勒的鸟儿伏在沙窝里，汽车停在旁边，它站起来，走了几步，歪着头，转着小眼，也不飞。沙窝里平摆着四颗有花纹的小蛋。汽车一开动，吉勒勒又伏到蛋上，尽它做母亲的天职。

凡有水草的地方，各种野兽都常来。老皮雅达萨引我们来到一处，湖面上浮满雪一般的睡莲花。三三两两的野牛正在岸上悠闲自在地吃草，望都不望我们，那神气仿佛是说：“我不惹你，你可也别惹我。”一只翠鸟站在睡莲叶上饮了几口水，抖抖翅膀飞起来，落在湖边一段烂木头梢上。那木头忽然活了，一下子把翠鸟吞进去。竟是条阴险的鳄鱼，惯会这样趴在太阳地里，张着血盆般的嘴，连续几小时纹丝儿不动，装得像木头一样，可怜的翠鸟竟落到它的嘴里。

金钱豹也来饮水了，听见汽车响，一纵身跳到岩石上，回头望着汽车龇了龇牙，尾巴一甩不见影了。成群的小野猪惊惊惶惶从树林子里逃出来，逃到母野猪的胯裆下。母野猪耸起脖子上的刚毛，样子蛮得很，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却不见。该是那金钱豹吧？也许是蛇。听说大蛇有海碗粗，连母野猪也吞得下去。

老皮雅达萨领我们东转西转，见的野物就更多。一会是豺狗，一会是嘴大得出奇的鹈鹕，一会又是别的什么，争着现出色相来。我们心里却总不满足，好像缺点什么。是缺点什么。到处只见象粪，却一直没见着那森林之王——大象。

前面停着另一辆汽车，窗里伸出只手，朝我们紧摆，叫我们停下。我们停下了，手还是摆，叫把汽车的火也灭了，半点声息不许有。就在一百多步远的地方，一片树木乱摇乱晃，接着，一棵树唿喳地倒下去，露出一头大象，扇着耳朵，卷起倒下那树的嫩叶，慢吞吞地咀嚼着。这种树叫“狄柯尔”，类似棕榈，象最爱吃，有时干脆把树拱倒，逍遥自在地饱餐一顿。那象吃得好香，什么都忘了。我看得发呆，也什么都忘了，连自己也忘了，仿佛这正是上古的洪荒时代，人类还不存在，眼前只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大自然。

大象吃得心满意足，打了个响鼻，慢吞吞地迈进更深的森林里去。我们这才清醒过来，悄悄开动车，三转两转，来到一条阴沉沉的河边。

皮雅达萨说：“下车玩玩吧。这里下车不要紧，可以松口气。”

这条河名叫猛尼克，河对岸更荒野，兽类更多，人是绝对不许过去的。河水又浑又急，两岸长满盘根错节的古树，把那条河遮得冷森森的。猴子藏在树叶里怪声大叫，好像故意吓唬人。蓦然间会有一枝冷箭嗖地从你头顶飞过去，却又看不清是从什么地方射来，射到什么地方去了。

皮雅达萨仰起脸说：“这是飞鼠——调皮的小物件。”

河边的老树身上刻满许多英美人的名字，有的还是上一个世纪的。我就问道：“这地方建立有多少年了？”

罗特纳眨了眨眼答道：“一百多年了，还是英国占领锡兰后建立的呢。”

我忍不住说：“哎！殖民主义者真会寻欢作乐，把一片人迹不到的大森林划作‘公园’，亏他们想得出。”

罗特纳的右眼眉梢轻轻一扬说：“这哪里是什么人迹不到的大森林！古时候，这是我们民族很重要的后方。从古以来，我们常常受外来民族的侵略，抗抵不住，就退到这一带大森林里，集合人马，重新武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反攻，收复自己的国土。历史上已经多次这样了。你今天早晨不是路过一座古城么？那是我们古代‘穆葛麻’王朝首府的遗址，足有两千年的历史，一边面临印度洋，一边是森林，当年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我噢了一声说：“他们把这一带划作‘公园’，当年一定还驻扎着军队，是不是防止你们民族利用这一带重新复兴？”

罗特纳机敏地一笑说：“他们从来不这样讲。只讲：应该爱护野兽，禁止打猎，给予野兽自由。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野兽有了自由，锡兰人却失去自由。不信你看——”说着他指了指老向导后脖颈子的伤疤，继续说：“他就差一点变成牺牲品。”我问道：“是刀砍的吗？”

老皮雅达萨摸着脖子说：“不是，是叫野兽咬的。也不是在这里。我到这里来当向导，还是独立以后。早些年，我家里有一小块地，种点庄稼。英国人开辟茶园，硬要收买去。我不依，照样下地播种。他们就放出狼狗，扑到我背上，咬住我的脖子。英国人站在地高头冷笑着问：‘你让不让出地来？不让，咬断你的脖子。’那种暗无天日的年月，又有什么理好讲？地到底叫人夺去，从此我就四处流落……”

罗特纳冷冷地说：“你听，这就是他们的文明。对野兽，他们讲人道主义；对人，干的却净是兽道主义。”

太阳移到当空，丛莽里闷热得很。近处有一片草泽地，落下大群的野鹤，有的红头红腿，有的黑头黑腿，一齐用长嘴在水草里乱捣，捣的青蛙或者小鱼腾空跳出水草，正好叫野鹤一口接住吞下去。

罗特纳看看手表说：“野鹤都吃午餐了，我们也该出去吃饭啦。”大家便坐上车，开出“公园”，别了老向导，奔着那座古城驰去。前后在野兽世界转了五个小时，我的神智弄得有点奇怪，看见耕地的水牛，疑心是野牛，看见农家门口卧着的狗，也当是豺狗——仿佛什么都是野的。对面开来一辆汽车，里头坐着几个军人，放肆地高声谈笑，一听就知道是美国人。奇怪，我也觉得他们都是野兽。

罗特纳锋利地一笑说：“你这种错觉，对野兽未免不敬。野兽你不惹它，可不一定伤人啊。”

菠萝园

莽莽苍苍的西非洲大陆又摆在我的眼前。我觉得这不是大陆，简直是个望不见头脚的巨人，黑凛凛的，横躺在大西洋边上。瞧那肥壮的黑土，不就是巨人浑身疙疙瘩瘩的怪肉？那绿森森的密林丛莽就是浑身的毛发，而那纵横的急流大河正是一些隆起的血管，里面流着掀腾翻滚的热血。谁知道在那漆黑发亮的皮肤下，潜藏着多么旺盛的生命。我已经三到西非，这是第二次到几内亚了。我却不能完全认出几内亚的面目来。非洲巨人正在成长，每时每刻都在往高里拔，往壮里长，改变着自己的形景神态。几内亚自然也在展翅飞腾，长得越发雄健了。可惜我没有那种手笔，能把几内亚整个崭新的面貌勾画出来。勾几笔淡墨侧影也许还可以。现在试试看。

离科纳克里五十公里左右有座城镇叫高雅，围着城镇多是高大的芒果树，叶子密得不透缝，热风一吹，好像一片翻腾起伏的绿云。芒果正熟，一颗一颗，金黄鲜美，熟透了自落下来，不小心能打伤人。我们到高雅却不是来看芒果，是来看菠萝园的。从高雅横插出去，眼前展开一片荒野无边的棕榈林，间杂着各种叫不出名儿的野树，看样子，还很少有人类的手触动过的痕迹。偶然间也会在棕榈树下露出一个黑蘑菇似的圆顶小草屋，当地苏苏语叫作“塞海邦赫”，是很适合热带气候的房屋，住在里边，多毒的太阳，多大的暴雨，也不怎么觉得。渐渐进入山地，棕榈林忽然间一刀斩断，我们的车子突出森林的重围，来到一片豁朗开阔的盆地，一眼望不到头。这景象，着实使我一愣。

一辆吉普车刚巧对面开来，一下子煞住，有人扬了扬手高声说：“欢迎啊，中国朋友。”接着跳下车来。

这是个不满三十岁的人，戴着顶浅褐色丝绒小帽，昂着头，模样儿很精干，也很自信。他叫董卡拉，是菠萝园的主任，特意来迎我们的。

董卡拉伸手朝前面指着说：“请看看吧，这就是我们的菠萝园，是我们自己用双手开辟出来的。如果两年前你到这里来啊……”

这里原是险恶荒野的丛莽，不见人烟，盘踞着猴子一类的野兽。一九六〇年七月起，来了一批人，又来了一批人……使用着斧子、镰刀等类简单的工具，动手开辟森林。他们砍倒棕榈，斩断荆棘，烧毁野林，翻掘着黑红色的肥土。荆棘刺破他们的手脚，滴着血水；烈日烧焦他们的皮肉，流着汗水。血汗渗进土里，终于培养出今天来。

今天啊，请看看吧，一马平川，足有几百公顷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栽满千丛万丛肥壮的菠萝。菠萝丛里，处处闪动着大红大紫的人影，在做什么呢？

都是工人，多半是男的，也有女的，一律喜欢穿颜色浓艳的衣裳。他们背着中国造的喷雾器，前身系着条粗麻布围裙，穿插在叶子尖得像剑的菠萝棵子里，挨着棵往菠萝心里注进一种灰药水。

董卡拉解释说：“这是催花。一灌药，花儿开得快，结果也结得早。”

惭愧得很，我还从来没见过菠萝花呢。很想看看。董卡拉合拢两手比了比，比得有绣球花那么大，说花色是黄的，一会儿指给我看。可是转来转去，始终不见一朵花。我想：刚催花，也许还不到花期。

其实菠萝并没有十分固定的花期。这边催花，另一处却在收成。我们来到一片棕榈树下，树荫里堆着小山似的鲜菠萝，金煌煌的，好一股喷鼻子的香味。近处田野里飘着彩色的衣衫，闪着月牙般的镰刀，不少人正在收割果实。

一个穿着火红衬衫的青年削好一个菠萝，硬塞到我手里，笑着说：“好吧，好朋友，你尝尝有多甜。要知道，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收成啊。”

那菠萝又大又鲜，咬一口，真甜，浓汁顺着我的嘴角往下淌。我笑，围着我的工人笑得更甜。请想想，前年开辟，去年栽种，经历过多少艰难劳苦，今年终于结了果，还是头一批果实。他们怎能不乐？我吃着菠萝，分享到他们心里的甜味，自然也乐。

不知怎的，我却觉得这许多青年不是在收成，是在催花，像那些背着喷雾器的人一样在催花。不仅这样。我走到一座小型水库前，许多人正在修坝蓄水，准备干旱时浇灌菠萝。我觉得，他们也是在催花。我又走到正在修建当中的工人城，看着工人砌砖，我又想起那些催花的人。我走得更远，望见另一些人在继续开垦荒地，扩大菠萝田。地里烧着砍倒的棕榈断木，冒着带点辣味的青烟。这烟，好像也在催花。难道不是这样么？这许许多多人，以及几内亚整个人民，他们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岂不都是催花使者，正在催动自己的祖国开出更艳的花，结出更鲜的果。

菠萝园四周是山。有一座山峰十分峭拔，跟刀削的一样，叫“钢钢山”。据说很古很古以前，几内亚人民的祖先刚从内地来到大西洋沿岸时，一个叫“钢钢狄”的勇士首先爬上这山的顶峰，因此山便得了名。勇敢的祖先便有勇敢的子孙。今天在几内亚，谁能数得清究竟有多少“钢钢狄”，胸怀壮志，正从四面八方攀登顶峰呢。

晚潮急

一场热带的豪雨刚过，汹汹涌涌的大西洋霎时洒满千万点金星，云破处，却见一轮明月高悬当头。雨季到了尾声，正是非洲十月的夜晚。海风袭来，沿岸的椰子树抖着大叶子，发出一片萧萧瑟瑟的沙声。论风景，这一带美到极点，尤其是眼前那座岛屿，半遮半掩在波光月影里，周身披满羽毛也似的杂树，翠盈盈的，蒙着层怪神秘的色彩。

靠岸不远泊着一条远洋轮船，船上的灯火亮堂堂的，断断续续飘来狂热的摇摆舞曲。这使我想起梅里美的小说《塔曼戈》，没准儿这条船就是“希望号”呢，新驶进几内亚湾，前来贩运奴隶。我恍恍惚惚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我的眼前幻出一长串赤身露体的黑人，戴着镣铐，被人强把他们跟自己的家庭骨肉撕开，赶往不可知的命运里去。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幻梦里惊醒。来的是葛伯勒先生，是我今晚上专程等候的客人。葛伯勒是个很矜持的人，留着一部连鬓胡须，两只沉思的大眼显得十分诚恳。他性情比较沉静，可是一握手，一笑，特别是那闪耀的眼神，处处透露出他内心里那股烈焰腾腾的热情。我跟他相识已经好几年。他身上有时湿透非洲的热雨，有时挂着寒带的霜雪，有时又满披亚洲的风尘，四处奔波，从来不见他露出一丝半点疲倦的神色。他有祖国，却不能明着回到他的祖国去。他的祖国是所谓葡属几内亚。他竭尽精力，奔走呼号，在国内发动起生死的斗争。他就是这斗争的首领之一。

葛伯勒见我屋里暗沉沉的，问道：“灯坏了吗？”

我说：“没坏。一开灯，我怕把先来的客人赶走了。你看满屋的月色多好，把它赶走岂不可惜？”

葛伯勒动手把椅子搬到露台的月色里，坐下，一边含笑说：“你倒有诗人的气质，也许你正沉到诗境里去了吧？”

我笑笑说：“不是诗境，是沉到一篇小说的境界里去，我正想象着早年非洲的痛苦。”

葛伯勒说：“你眼前还摆着另一部小说，知不知道？你该看过英国斯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吧，那金银岛不在别处，就是那儿。”说着他指了指眼前那烟月笼罩着的岛子。

这倒是件新鲜事儿。想不到那绝美的岛子，竟是斯蒂文森描写的西方恶棍凶汉争财夺命的地方。这也可见当年殖民主义者怎样把大好非洲，整个浸到血污里去。幸好今天的金银岛，再不容西方海盗们横行霸道了。

葛伯勒含有深意地说：“不幸的是西方海盗横行霸道的日子，并没完全过去。我们祖国的人民，今天不是照样戴着奴隶的镣铐吗？”

这提醒我想到昨天在他家里碰见的事情。昨天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住处藏在一片可可树的浓荫里，满清静的。几个青年人正坐在廊下，聚精会神地编写什么宣传品。廊角里堆着几捆印刷品，散发着一股新鲜的油墨味。

葛伯勒恰好在屋里跟人谈话，见我来了，忙着招呼我，却不给我介绍那位朋友。这是一个生得俊美的青年，长着一头好看的鬈发，上身穿着件火红色衬衫，不知几度湿透了汗，衬衫上处处是一圈一圈的汗渍。他歪着身子半躺在一张藤椅里，绷着脸，神情显得有点紧张。我觉察出他们正在讨论什么严重的事情，坐一会儿想要告辞。

葛伯勒按住我说：“慌什么，多谈谈嘛。今年夏天我们有位同志参加过和平与裁军大会，回来还谈起你呢。”

我又问道：“也谈起会议吧？”

葛伯勒沉吟着，慢慢说：“谈是谈起过。说实话，谁不想望和平啊，我也想望。请想想，我们离乡背井，流亡在异国他乡，会不渴望着和平生活么？我有时夜间做梦，梦见回到自己的家乡，见到自己的亲人，欢喜得心都发颤。赶一醒，是个梦，难受得透不出气。唉！唉！几时我才能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怀里，尝到一点和平的滋味呢？——但是我们要的和平绝不是帝国主义手指缝里掉下来的和平，更不是奴隶的和平！”

红衣青年听到这里，从一旁冷冷地说：“别谈这些了。”

葛伯勒就说：“应该谈什么呢，你该告诉中国同志。”

红衣青年并不开口，站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血气旺得很，浑身带得股非洲的泥土气息。我暗暗猜测着他的出身来历。

终于还是葛伯勒开口说：“我们这位同志昨天晚间刚从国内赶来，过分激动，你别见怪。近些日子，葡萄牙殖民军又在我们家乡进行大逮捕了，见到可疑的人就开枪，死伤不少。我们一位同志不幸被包围在屋里。他跟殖民军整整打了一天，子弹快完了，就把最后一颗子弹送进自己的心脏里去。敌人砍掉他的头，挖出他的心，把他的尸体丢到十字路口，不许埋。隔不两天，烈士的兄弟收到一块带字的破布，这是烈士临死前蘸着血写的。他写的是：‘命你拿去，自由的灵魂却是我的！’是谁把烈士的绝笔转给他兄弟，不知道。但在殖民军里，显然有我们的朋友。这就是我们人民的志气：我们宁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宁肯为独立而牺牲，也不肯贪图一时的和平而苟且偷安。没有独立，谈得上什么和平！”

葛伯勒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到此一下子煞住。屋里一时变得异常闷热，闷得要死。窗外的可可树上飞来一只叫不出名的鸟儿，张开喉咙唱起来，唱得那么婉转，那么娇滴滴的，简直唱出一片清平气象。

红衣青年两手叉着腰，面向着窗外，忽然大声说：“葡萄牙人拿着美国武器，天天向我们射击，不起来斗争，我们能有什么活路？我们决不肯俯首帖耳，乖乖地当绵羊……”

我不禁说：“你们不是羊，你们是非洲狮子。”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幅中国织锦，上面绣着一头雄狮，立在山峰上，背后衬着一轮红日。我接着又说：“只是这幅小画，不能充分表示出中国人民对你们敬爱的心。”

红衣青年几步冲过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我哥哥常告诉我，东方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可惜他从来还没见过一个中国人。”

我便说：“那就烦你把这幅雄狮转送给你哥哥吧。”

红衣青年的手微微一颤说：“好，我一定把这幅画，跟他的血书保存在一起。”

我一听，禁不住一把搂住红衣青年，久久不放。

我极想多知道些葡属几内亚人民斗争的事迹，便和葛伯勒约好，第二天晚间他来看我，长谈一番。

现在葛伯勒紧挨我坐着，黑亮的脸色映着月光，显得分外刚毅。他面对的生活是残酷的，却有兴趣谈诗，谈文学，胸襟阔朗得很。有这样胸襟的人，敌人是无法扼杀他的思想灵魂的。大西洋正涨夜潮，潮水滚滚而来，卷起一片震撼天地的吼声。葛伯勒点起支烟，缓缓地谈起他祖国的历史，他祖国的命运，他祖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他的话音落进汹涌的潮声里，一时辨不清是葛伯勒在说话，还是晚潮在吼……

生命泉

这次阅历不算新奇，却也另有风趣。那时我正在坦噶尼喀的山城莫希参加一次盛会，可巧另有些人在当地开别的会，一打听，叫个什么野兽生活会。参加会的大半是欧洲绅士，他们的皮鞋后跟好像特别硬，走起路来，踏得旅馆的地板咯噔咯噔响，好威风。有人说，他们的会是讨论保护野兽的方法；也有人说，他们都是对欧洲现实社会痛心疾首的有心人，到此要研究一番大自然界原始纯真的野生活，想作为借鉴，也许能使欧洲的社会返璞归真，不至于霉烂透顶。究竟讨论什么，说实话，也实在不值得多去操心。

这些绅士却引起我们几个朋友对野兽的兴趣。有一天早餐桌上，一位阿拉伯朋友想出个主意，要去逛逛当地著名的民族公园。在非洲莽莽苍苍的山林地带，野兽数不清数。好事者划出些地区，禁止打猎，只准坐了车去玩，这去处就叫民族公园。我在亚洲也见过，只不知非洲的又是怎样的风情。昨儿晚间新落了场雨，今早晨还半阴着，怪凉爽的，正好出游。朋友们兴致都很高，我也极想去看看野兽，只是这周围不止一处这类地方，该到哪儿去呢？好在司机是本地人，由他去吧，带到哪儿算哪儿。

一路上穿过绿得像海的原野，人烟稀稀落落的，尽是非洲风光，不去细记。迎面蓦然立起一块牌子，写着“肯尼亚”。一转眼间，司机早驾着车子冲过边境。

我惊问道：“怎么到了肯尼亚？”

司机漠然笑道：“本来要到肯尼亚嘛，领你去看生命泉。我们经常从坦噶尼喀到肯尼亚，来来往往不用护照。”

生命泉，多新鲜的名字，看看准有意思。车子三绕两绕，不知怎么绕到一个叫“查峨”的民族公园去，方位在肯尼亚南端，土色赤红赤红的，一眼是望不见边的野草杂树，不见人烟。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前，或许就是这个样儿吧？荒野里偶尔能看见一种树，树枝上密密麻麻挂满果实。那不是果实，都是鸟巢。这种鸟非洲人叫作黑头织鸟，织的巢像口袋一样，挂在树枝上。最多见的树是一种叫“奇漠鲁鲁”的，又细又瘦，小叶儿，满是针刺，却最对大象和长颈鹿的胃口。那边刚好有一群长颈鹿，脖子挺着，小脑袋差不多跟树梢一般齐，悠闲自在地围着树挑拣针叶吃。一只鸟落到一头长颈鹿的角上，扑着灰翅膀，振着头上的红缨，咕咕咕自言自语着，那长颈鹿也不理它。

看见斑马了，好几十匹，浑身是黑白相间的条纹，肥墩墩的，俊得很，也机灵得很，用怀疑的眼光望了我们一会儿，转眼都藏进树林里去。我也曾问人：能不能养熟了，备上鞍子骑。说不行。有人试过，骑两步它就卧倒，满地打滚，可会捉弄人呢。远处树丛里现出另一匹斑马的影子，大得出奇，冲着我们直奔过来。原来是一部专为人看野兽用的高座汽车，车身画着斑马的花纹，是捉弄野兽的。

接着出现的有神气蛮横的犀牛，鬼鬼祟祟的麝猫，俏皮的羚羊，怯生生的角马，还有一摇一摆迈着八字步儿的鸵鸟等等。这许多野生动物杂居一起，熙熙攘攘，和和睦睦的，活现出一派升平景象。

那位阿拉伯朋友看得出神，笑着说：“这儿倒真像和平世界呢！”

正赞赏着，草丛里闪出一堆白骨，不远又是一堆，又是一堆。……我正自奇怪，司机说，这多半是斑马，叫狮子吃了，剩下的残骸。那情景，竟使我想起“沙场白骨缠草根”的古句。我就笑着说：“看来这儿还是有压迫，有侵略，有战争的根源。”

一路说说笑笑，不觉来到一片老树林子前。石头上坐着个青年人，闪动着两只大眼，默默地望着我们。从他那身黄咔叽布制服上，猜得出他是个守卫。

我走下车问道：“好兄弟，这是什么地方？”

那守卫懈懈怠怠地说：“生命泉。”便做个手势，叫我们跟他走。

我们跟他穿过一片灌木丛，来到一个木板搭的小草楼下，他又做手势叫我们上去。我上了草楼，眼睛一亮，下面呈现出好大一池子水，清得不染半点灰尘，可以直望到底。但我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异样的特色，值得跑这么远来看。守卫觉察出我的疑惑神情，挤上来，用两只手捧着嘴叫：“……喽喽喽……”只见远远的池子那边的水面上涌出十几只怪兽，鼓着隆起的大眼，喷着水，慢慢游来。河马呀。于是我们也学守卫那样，叫着，唤着，那群河马便都从水面探出庞大笨重的身子，也朝我们呣呣地叫，答应着我们。

我问守卫道：“是不是因为水里有河马，才叫生命泉？”

守卫说：“也许是，我不知道。不过靠这泉水活命的，并不止河马。每年雨季过后，九月间，草黄了，浅水干了，泉水周围集合着大大小小的野兽，狮子、象，什么都有，都来饮水。”我又问道：“可是今天怎么不见狮子？”

守卫说：“你来的不对时候。狮子顶喜欢干燥，夜晚爱睡在干爽的草地上。昨儿晚间刚下了雨，狮子都到山上去了。”

我对这守卫发生了兴趣。他的表面好像冷淡，骨子里是又殷勤，又善良。就问他道：“你是哪一族人？”

守卫答道：“吉库尤。”

“这一带是吉库尤区吗？”

他点点头。

我的精神不觉一振。谁都记得，当一九五二年肯尼亚人民拿起长矛短斧，高喊着“乌呼噜”，挺身而起，跟白种统治者做着生死肉搏时，那场烈火腾腾的“茅茅”起义正是吉库尤族人首先发起的。起义的地点在肯尼亚首府内罗毕附近，这场烈火却烧遍各地。谁敢说在生命泉上，不曾有起义的勇士捧起泉水，润湿他烧焦的喉咙，重新唱起乌呼噜之歌呢？

我觉得，在起义战士们的内心深处，也积存着一湾生命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的。

巴厘的火焰

——诗岛杂忆

火山

凡是到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人，不能不承认，这岛子确实有股迷惑人的力量。究竟从哪儿来的魔力，看法就不一致了。西方的游客好猎奇，看见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着宝塔似的神龛，处处竖立着怪眼圆睁的湿娃石像，于是对巴厘印度教抱着奇特的趣味，叫巴厘是“魔鬼之岛”。也有更多的人沉醉到别具风格的巴厘舞蹈和音乐里，被精美的巴厘木雕弄得眼花缭乱，忍不住从心里发出赞叹，叫巴厘是“诗岛”，是“天堂岛”。我自己呢，使我梦魂难忘的却是人，是性格炽热的巴厘人。写到这儿，我的心微微颤抖，从心底涌出一些聪俊的影子：有舞态轻盈的少女，有神采飞扬的少年乐师，有刚强英俊的战士，有端庄敦厚的长者。……他们的身份阅历也许极不相同，但从他们的眼神里，从他们跳动的胸口里，我却看见了一点极其相同的东西。这是一股潜伏着的火焰，暗地里滚动飞舞，时刻都会喷发。我仿佛看见了巴厘的火山。

从东到西，整个巴厘岛横着一条火山的链子，形成岛子的脊椎骨。最高的是阿贡火山，不久前还大发过雷霆，喷着怒火。当我强忍着一股刺鼻的瓦斯气味，飞过阿贡火山时，我望见那火山张着参差不齐的大口，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喷溅的熔岩淌遍山野，白惨惨的，满山满野的树木都烧死了，只剩下干枯的枝干。那情景，恍惚是满山积着白皑皑的大雪，一片荒寒。更远处，望得见另外的火山，山口吐着浓烟，酝酿着一次新的爆发。这种惊心动魄的景象是十分少见的。但是想不到从巴厘人炽烈的眼神里，跳跃的胸口间，我又依稀看见了火山的影子。

巴厘人

巴厘人的内心是一团火，巴厘人却又异常朴实可亲。所以朴实，倒不是由于“锉牙”的缘故。锉牙是当地一种风俗。每逢男女到了青春妙龄，就择个吉日，穿上盛装，躺到一座花布扎的彩台上，由一个教士锉锉当门的六颗牙，说是可以驱除贪爱财货等六种恶习，使孩子长成个好人。从这古老的习俗里，可以领会到巴厘人是怎样善良。

谁要以为巴厘人是善良可欺的，就错了。我到巴厘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便含着警策的深意。五十年前，这里有一位国王，受到荷兰殖民军的侵略，奋勇抵抗，率领全军一齐战死，也不投降。酷爱自由的信念已经化成热血，流淌在人民的血管里。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好男儿，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溅红了巴厘的史册。

一个晴暖的日子，我们到北德川村去瞻拜一座烈士陵墓。那陵墓修成宝塔的样式。陵前竖着两根竿子，上头挂着嫩椰子树皮编的灯笼，气氛很庄严，显然是专为我们这一群聚集在巴厘的作家谒墓布置的。墓道两旁站着两排少男少女，唱着节奏激昂的歌曲，迎接客人。先有人敲了几下木钟，我们便祭陵，围着陵墓转了一圈，往上撒着新鲜花瓣，然后走进陵前的一座纪念馆。

翻开一本史册，当时的许多英雄出现在我们眼前。为首的英雄叫诺拉·雷。那时是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印度尼西亚已经宣布独立，荷兰殖民军在巴厘登陆，打算重占这个千岛之国，诺拉·雷带领着人民，跟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荷兰军见武力一时不能取胜，设法诱降，又假装要和平谈判。诺拉·雷识破敌人的奸计，一口回绝。在北德川村一次激烈的战斗里，诺拉·雷倒下去了，许多战士自尽殉国，没有一个投降的。争取自由的火焰是不是熄灭了呢？没有。诺拉·雷早已依山傍险创立了根据地，当地人民仍继续战斗下去，前后延续三年，荷兰军终于败走，巴厘岛还是巴厘人的。

我翻完那本史册，把本子阖上，久久不说话。

一位印度尼西亚朋友坐在我旁边，问道：“你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历史。”

印度尼西亚朋友接口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必须斗争到底，才能胜利。”我说：“不幸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厚颜无耻地向帝国主义投降，还夸口说这是什么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有朝一日，历史会裁判他们的。”

他说：“何必等待历史，人民已经判决他们了——特别是像今天在场的烈士子女，更不许任何人背叛他父亲的革命事业。”

我还不知道呢，站在墓道两旁的少男少女，都是烈士的子女。烈士牺牲时，儿女还小，一转眼，都长成人了。现在他们穿着白上衣，青裙子或者青裤子，守护着父亲的陵墓，父亲的信仰，父亲的事业。多么叫人喜爱的青年啊。我走上去，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细望着他们洋溢着生命力的脸。在行列尽头，我发现一个姑娘，不到二十岁，眉眼分外细致清俊，面熟得很。刚刚在那本史册上，印着个年轻而英俊的战士，这姑娘，活脱脱地不就是那战士的形态么？

我紧握着那姑娘的手说：“好孩子，你多么荣幸，有那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父亲。”

姑娘微笑着说：“谢谢你。我父亲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一生就是不肯向恶势力低头，忠于革命，热爱生活。”

百岁老人

那天，本来是到巴厘首府连巴刹附近一个乡村去看博物馆，看完后，同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问我们：“愿不愿意会会民间艺人？”当然愿意。

那村子叫鸟百德，艺术生活比别处更加丰富多彩。人烟很稠，街道房舍蛮整齐。印度尼西亚朋友领我们来到一家门口，门旁立着棵参天的老榕树，铺展开好大的荫凉儿。我们走进院子，院里静悄悄的。四下一望，我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艺术馆，还是个农户呢？瞧啊，满墙都是壁画，满院竖着精雕细刻的神塔和石像，满梁满栋都是玲珑剔透的雕花，使人呼吸到一种浓得像黑咖啡的艺术气息。

我正在凝思，屋后转出一位老人，跳下台阶，三步两步迎上来。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主人，一位老艺人。”

老人光着膀子，系着条白地紫花的纱笼，头发像雪一样白，披在脑后。我起先只当他六七十岁，一问，上百岁了。一百岁是个很长很长的岁数，当中该经历过多少人事变迁啊。我紧望着老人的脸，很想探索出一些人生的奥妙。老人却垂着眼，神情挺严肃，只说：“我是个务农的人，痴活了这么多年啊。”

我问道：“你是怎么学起艺术来的？”

老人说：“人嘛，谁心里不想点什么，谁不懂得忧愁和欢乐。我们贫苦人又没念书，写不出，闷在心里不好受，我就刻呀，画呀，拿木头石头刻画出我的心情，我的想法。”

“你一生完成了多少作品？”

“记不得了，家里存下的就只这点。”说着，老人引我来到一座石头雕像前，也不说话，拿眼示意叫我看。

这是个年轻的男像，跟真人一般高，眉眼之间含着股刚烈的英气，使我记起唐人的两句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斜对面竖着另一座石雕，是个少女，眉眼低垂着，嘴角含着几乎觉察不出的柔媚的微笑——大约她想起什么甜蜜的回忆，忍不住暗自微笑呢。我一面看，一面赞不绝口。老人的神色还是那么严峻，也不答言，又领我来到一座半身石像前。是位妇女，神态从容，眼睛大胆地正视着前面。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一位革命妇女领袖，叫卡蒂妮，一八七一年生，一九〇四年就死了。”

老人立在像前，细细端详着，一时似乎忘记了旁边的人。他的嘴唇轻轻动着，自言自语着什么。他的心显然沉到六十年前的旧事里了。从神情里，看得出他对这位妇女领袖是怀着多么深切的敬意。

不知什么时候，院里出现好些人：妇女、青年、小孩，藏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都是老人的子孙后代。他家已经有七代人了。

这时一个热心肠的农民插进来，指点着说：“你注意没有？他的作品总留着一点没完成的地方。”就指着院里一座智慧之神的神塔，上面果然缺少一个魔头。

我奇怪道：“这是为什么呢？”

那农民答道：“这是说，他一生完成不了的事业，让他子孙去继续吧。”

陪我来的印度尼西亚朋友笑着说：“他家有七代人，一代完成不了的，还有下一代，总有人继续的。”

百岁老人叫恩约曼，我会见他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

赤道雪

最近我在东非逗留了一阵，着实领略了一番坦噶尼喀的奇风异景，有的是世界别处绝对看不到的。我的印象尽管五光十色，细细清理一下思路，却也只有十二个字，也许可以概括全貌，这就是：

历史应当重写

道路正在草创

一 历史应当重写

让我从一座山谈起。在坦噶尼喀东北部的莫希市，有一座高楼大厦的门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说乞力马扎罗山是被一个德国人首先发现的。

乞力马扎罗山逼近赤道，海拔一万九千多英尺，是非洲的最高峰。山头经常云遮雾绕，好像是在沉睡，可是，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有贵宾来到，那山便要用手拂开云雾，豁然露出脸来。天啊！谁想得到紧临赤道，背衬着碧蓝碧蓝的天空，这儿竟会出现这样一座山，满头是雪，仿佛戴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雪盔，终年也不摘下来。难道这不是奇迹么？“赤道之雪”就是这样得名的。

有说不尽的神话故事流传当地。据说在遥远遥远的古代，天神恩赅想迁居到山顶上，可以从最高处看望他的人民。恶魔不喜欢恩赅来，从山内点起把火，山口便喷出火焰来，抛出滚烫火热的熔岩。恩赅神一怒，当时召唤雷云，带着霹雳闪电，倾下一场奔腾急雨，一时搅得天色昏黑，地动山摇。人们都潜伏在小草屋里，吓得悄悄说：“神在打仗了。”恩赅在极怒之下，又抛下一阵冰雹，直抛进火山口去，把火山填满，恶魔点起的火就永久熄灭了。恩赅神迁到雪山顶上，把乞力马扎罗的姊妹山梅鹿山赐给他的爱妾，在那里，恩赅用暴雨浇灭恶魔从山口喷吐的热灰，肥土和森林围绕着梅鹿山涌出，神便教导他的人民刀耕火种，生活是富足而美好的。

所谓神的人民指的就是自古以来散居在雪山脚下的瓦查戛族。第一个发现乞力马扎罗山的自然是瓦查戛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才把坦噶尼喀抢到手，怎么会是德国人头一个看见赤道雪山呢？倒是有一件关于乞力马扎罗山的事，牵涉到德国。那是上一个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德国威廉皇帝生日那天，特意把这座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当作寿礼送给威廉。这是殖民主义者给赤道雪山打上的奴隶的烙印。山如果有灵，当会在山头积雪上刻下铭文，记着不忘。

自从我来到乞力马扎罗山下，我就深深地被“赤道之雪”那雄壮瑰丽的景色吸引住，极想去探索一下曾经引出源源不断的神话故事的火山口。比较方便的去处是“恩根窦突”喷火口，在梅鹿山旁边，也不很高，来去容易。一到山脚，先看见一块诗牌，上头写着含意深沉的句子：“无数年代以来，这儿就是宁静与和平的境界……”这儿也确实宁静，静得使人想起“山静如太古”的诗句。满山都是古木苍林，阴森森的，透出一股赤道的寒意。树木多半是奇形怪状的，叫不出名儿。有一种树不长叶儿，满树是棒槌模样的玩意儿，齐崭崭地朝上竖着，整棵树看来好像一盏大灯台，上头插满蜡烛。我能认识的只有“木布郁”树，树干粗得出奇，十几个人连起胳臂，也抱不过来。树心却是空的，大而无用。另有一种珍贵植物，叫“木布雷”，长九十年后才成材，极硬，拿它做家具，永远不会腐烂。听说一棵树能值两千镑。当地人告诉我说，早些年梭罗门住的房子，就是从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砍去的木材造的。这类传说往往能给山川增色，还是不去深究的好。在树木狼林里，有时可以看见一种类似辣椒的东西，足有一尺多长，赤红赤红的，说不定真是大辣椒呢。

我穿过阴森霉湿的森林，慢慢爬上山顶，火山口蓦然呈现在脚下，约莫上千丈深，百亩方圆，口底一半是水泽，铺满碧草，另一半丛生着各种杂树。“恩根窦突”是梅鹿族人土语，意思是野兽。这里该有野兽吧？是有。你看，在火山口底的水草旁边，有一群小黑点在移动，那是犀牛，饮水的，吃草的，也有吃饱了草卧着打盹的。你再看，离犀牛不远有两棵小树，上半段交叉在一起，好像连理树。那不是树，是两只长颈鹿。索马里语叫长颈鹿是giri，中国古时候直译原字音称作麒麟。那两只长颈鹿该是一对情人，长脖子紧贴在一起，互相摩擦着，又用舌头互相舐着，好不亲热。我站在火山口的沿上，一时间好像沉进洪荒远古的宁静里，忘记自己，脑子里幻出离奇古怪的神话，幻出顶天立地的恩赅神，神就立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盔上……

实在想去爬一爬赤道雪山啊。可惜上下得五天，我的时间不足。不能爬山，好歹也得去玩玩。有一天午后，我跟一位叫伊萨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坐上车去了。一路上尽是荒野，土地肥得要流出油来，渴望着生育，就生育着长林丰草，一眼望不见边。丛莽稀疏的地方，有时露出圆筒形的小屋，上头戴着尖顶草帽模样的草盖，本地人叫作“板搭”。“板搭”旁边长着香蕉、木薯一类东西。碰巧可以看见服色浓艳的农家妇女刚采下香蕉，好一大朵，顶在头上，该有几十斤重。汽车渐渐往山上爬，终于停到林木深处一家旅舍前。

乞力马扎罗有两座著名的山峰，一座叫“基博”，另一座叫“马温齐”。这家旅舍就取“基博”做名字，意思是山顶。凡是爬雪山的人都要先在这儿落脚，换服装，带口粮，爬完山回来，也要在这儿洗洗满身的雪尘。我们走到旅舍后身的半山坡，想欣赏一下雪山的奇景，不想望上去，一重一重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来到跟前，反倒望不见雪山顶了。朝山下望去，肥沃的麻查密大平原横躺在眼前，绿沉沉，雾腾腾，烟瘴瘴的，好一番气象。后来我们回到旅舍的前廊里，要了壶非洲茶，坐着赏玩山景。廊里的布置也很别致。墙是碗口粗的竹子拼成的，墙上挂着羚羊角，悬着画盾，交叉着青光闪亮的长矛。地面上摆着象腿做的矮凳，还有大象脚挖成的废纸箱，处处都是极浓的非洲色彩。

伊萨是个爱艺术的人，喜欢搜集有特色的工艺品，到了这座名山，怎么肯空着手回去。他走到旅舍的柜台前，那儿摆着各色各样的木雕，有人物，也有坦噶尼喀的珍禽异兽。其中有只黄杨木雕的犀牛，怒冲冲的，神气就像要跳起来，触人一角。

伊萨向柜台里问道：“请原谅我，这只犀牛卖多少钱？”

柜台里坐着个英国妇人，三十多岁了，打扮得挺妖娆，低着头在算账，眼皮儿也不抬说：“十八个先令。”

伊萨说：“这样贵啊！便宜一点行不行？”

那妇人把铅笔往桌子上轻轻一撂，望着伊萨严肃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像当地土人，欺诈撒谎，骗人的钱。你要买，就是这个价钱，我们是不还价的。”

伊萨爱上那犀牛，虽然嫌贵，还是买了。

黄昏时分，我们回到山下的莫希市。有几位朋友坐在旅馆二楼的凉台上乘凉。我加入他们一伙，大家一面喝啤酒，闲谈，一面看山。雪山正对着我们，映着淡青色的天光，轮廓格外清晰，像刻在天上似的。

没留心伊萨走来，手里拿着犀牛，冲着我笑道：“我刚在市上问了问，跟这一般大的犀牛，你猜多少钱？”

我沉吟着问：“便宜些吗？”

伊萨笑道：“便宜多了——只七个先令。”

恰巧有一个瓦查戛族的孩子来卖报，身上穿着一条破短裤，瘦得肋巴骨都突出来了。伊萨挑了一份周刊，掏出几个零钱给那孩子。那孩子睁着溜圆的大眼，指着刊物上的价钱，小声说：“一个先令，半个便士也不多拿。”

我不禁望着孩子瘦嶙嶙的后影说：“多诚实的孩子！”

伊萨嘲笑说：“那个高贵的英国妇女却骂人是骗子呢。我倒想起一个笑话：白人刚到非洲时，白人有《圣经》，黑人有土地；过不多久，黑人有《圣经》，土地都落到白人手里了。”坦噶尼喀人的忠厚淳朴，十分可喜。你半路停下车，时常会有人殷殷勤勤问：“占宝（“你好”的意思），我能帮助你什么呢？”如果车子坏了，投不到宿处，也不用愁，总会有人引你到他的“板搭”里，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你吃，让出最舒服的地方给你睡，还怕你怪他招待不周。当地人之间自然也有纠纷，裁判纠纷的方法也朴直有趣。譬如说，他们彼此住处的分界不砌墙，只种上一溜叫“麻刹栗”的灌木做篱笆。万一两家争起土地来，主持公道的人就摘下“麻刹栗”最高梢的叶子，蘸上黄油，叫你吃。叶子是不毒的，可是，如果地不属于你，据说吃了就会死的。想赖地的人绝不敢吃，是非也就分晓。“马沙裔”是个勇猛的部族，风俗比较特殊。女人剃着光头，男人喜欢拖着假发编的长辫子。一位久居坦噶尼喀的亚洲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回，一个马沙裔人潦倒半路，拦住他借钱。他想：这个流浪汉人生面不熟的，借了钱去，还不等于把钱抛到印度洋去，没个着落。但他还是借给他了。谁知过不几天，那马沙裔人亲自上门还了钱，还弹着弓琴唱了支歌，唱出他心底涌着的情意。

请看，坦噶尼喀人就是这样质朴善良，有情有义。一到殖民主义者笔下，可就变得又野蛮、又凶残，不像人样。实际呢，坦噶尼喀人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相当丰富。最惹人注目的是奥尔迪乌山谷，那儿的湖床里发现不少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还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其中就有世界著名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头骨，历史总在五十万年以上了。别的古代遗墟、古代石画，到处都有，值得人类特别珍视。千百年来，异民族的侵略统治使这儿的人民陷到奴隶的痛苦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轮流喝着坦噶尼喀人的鲜血。坦噶尼喀人于是纷纷起义。七十岁的老人今天还能絮絮不休地告诉你当年他们袭击德国军队的英勇故事。他们的历史充满斗争，终于从斗争中取得今天的独立。

不幸这部历史却蒙着厚厚的红尘，甚而被殖民主义者歪曲到可笑的地步。历史是应当重写了，而人民也确实在用自己的双手写着新的历史。

二 道路正在草创

坦噶尼喀的首府达累斯萨拉姆，按原意译出来，是和平的城市。乍到的时候，我望着蓝得发娇的印度洋，望着印度洋边上一片绿荫荫的树木，望着树木烘托着的精巧建筑，似乎真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有两座异常豪华的大建筑实在刺眼，细细看去，一座是英国标旗银行，另一座是基督教堂。我心里不舒服了。我这种感情并非来自偏见。接着我发觉那花木幽静的一带原来是欧洲区，有的去处叫什么“皇家境地”，坦噶尼喀独立前，压根儿不许非洲人进来。我寄居的英国旅馆叫“棕榈滩”，小得很，听说刚独立不久，达累斯萨拉姆市长去喝冷饮，竟遭到拒绝。欧洲区以外还有印度区和非洲区。印度区称得起生意兴隆，也还整洁。一到非洲区，满街扬着沙尘，房屋多半是泥墙，顶上搭着椰子树叶，那种景象，恰似得血吸虫病的人那样。

这其实不足为怪，哪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不是这样？今天，坦噶尼喀也像别的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正在逐渐清洗着殖民主义的遗毒。

想不到坦噶尼喀竟这样富庶。产金刚石、金子、银子，以及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物品。土地也肥沃极了。山也好，平原也好，处处绿得发黑，黑得发亮。有时你会发现大片的耕地，整整齐齐的，种着咖啡、甘蔗一类热带作物，你准也会发现很舒适的欧洲住宅。当地朋友就会告诉你说：这是约翰森先生的种植场，或者这是伯敦先生的庄园。……反正不是非洲人的。剑麻（本地叫西沙尔麻）最著名了，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产量出在这片国土上，坦加又是这片国土上最著名的产地。我在坦加逗留了两天，那是个港口，满山满野都是大片大片的剑麻地，远远看去，倒像一幅大得无边的绿绒条纹地毯，平铺在大地上。剑麻长得又壮，有的比人还高，不愧是上好品种。间或看见剑麻丛里长出树杆子来，树梢上挂着小穗子，那是要留剑麻籽儿。凡是留籽儿的剑麻，叶子老了，抽不出纤维来，根本没用处。二月的东非，太阳像火烤一般。正割剑麻叶子的非洲工人光着膀子，前胸刺满花纹，晒得汗水直流，像要融化了似的。

陪我参观的是坦加市的新闻官，一个英国人。我问他道：“这样大规模生产，是谁经营的？”新闻官说：“希腊人、英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德国人，也有印度人……”

我又问道：“非洲人呢？”

新闻官说：“你看，剑麻需要大量肥料，长得又慢，不到三年不能收割。非洲人资金不足，自然无法经营。”

后来他带我去看了一家坦加最大的剑麻公司。那是瑞士人经营的，经理叫俄曼，眼有点斜，留着短短的上髭，胸脯微微挺着，显得很自信。俄曼说剑麻田里没什么趣味，便领我去看剑麻洗剥场、化验场、机器修配场等等。他走到哪儿，工人都对他说：“占宝”，向他举手行礼。俄曼客气地点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里，一路冷冷淡淡地说：“我们这儿总共有八千多工人。养这么多人，不是儿戏啊。从生产到生活，需要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自给，不必仰赖别处。”

我说：“这不成了个独立王国吗？”

俄曼淡淡一笑说：“也许是吧，不这样也不行。让我举个例子，种植园的拖拉机坏了，市上根本无处修理，你没有自己的修配场，岂不得停工。”

我问道：“工人最低工资每月多少？”

俄曼支吾着说：“这就难讲了。临时工多，来来去去像流水，不好计算——重要的是福利事业……”便指点着说：“那边一片房子，你看见么，是工人宿舍，水电都有，完全免费。孩子要念书，有学校，教员都是欧洲人。病了，可以到医院去，也是免费……”

我有心去看看那些福利设施，俄曼先生却很有礼貌地掉转脸，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又看看表说：“对不起，我能领你看的，就这些了。我还能替你效点别的劳吗？”

我便感谢他的好意，握握手告别。走出工厂，路过一个小市场，肮脏得很，是这家剑麻公司设立的。几个面貌憔悴的非洲妇女摆着小摊儿，卖椰子、柠檬等。旁边泥土里坐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光溜溜的，蹬着两只小腿直哭。市场柱子旁倚着个工人，还很年轻，身上挂着碎布绺绺，伸着手讨钱。那已经不像只手，只剩一个手掌子，连着半根拇指，显然是叫机器碾的。我的耳边又响起俄曼先生动听的话音……

还是有非洲人经营剑麻的，虽说只一家，到底开始了。那家人藏在深山里，正在烧山砍树，翻掘泥土。已经栽种的剑麻缠着荒草，有待于清除。主人出门了，主人的兄弟从地里赶回来，在木棉树荫凉里招呼我们。谈起事业来，自然有些难处。缺机器，资金也不宽裕。向银行借款，又得抵押。可是一丝儿也看不出他有灰心丧气的神情。他的脸色透着坚毅，透着勤奋，也透着信心。这种精神，清清楚楚写在每个坦噶尼喀人的脸上。就凭着这种精神，坦噶尼喀人民正在打井，开辟生荒，建设新乡村；正在创办合作社农业实验站；正在实行“自助计划”。许多人都腾出空余的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用劳动的成果来纪念祖国的独立。

从坦加坐汽车回达累斯萨拉姆的路上，我们穿过深山，发现一条新路。只见滚滚红尘里，魁伟美壮的非洲青年驾着开山机，斩断荆棘，凿开山岭，开辟着道路。这新路还远远未修成，前头尽是深山丛林，崎岖不平。但我深信，非洲的丛莽中自会辟出坦坦荡荡的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