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丑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环，是围。革，是甲。委字，解作弃字。

孟子说：“守国用兵之要有三：时日支干，吉凶占候，叫作天时；山川城郭，险隘可守，叫作地利；民心归附，上下相亲，叫作人和。三者本不可缺一，然以轻重论之，天时虽足取胜，然其理难测，不如地利之可恃；地利虽足自守，然其险有形，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如何见得天时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国矣。然以其少有凭依，故敌人四面环攻，亦不能克。夫环而攻之，旷日持久，其间岂无干支王相、遇着天时之善的？然而终不能克，此可见天时不如地利也。如何见得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敌人来攻，我之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御敌，非不坚利也；米粟足以养兵，非不饶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民心怨叛，不肯效死，将这城池、兵粮委弃而去，君亦安得而保有之？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得，则天时、地利交相为用；人和既失，则天时地利皆无足赖矣。信乎！有国家者以得人心为本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域，是限制。至，是极处。

孟子承上文说：“观地利不如人和，则知国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说人君要限制居民，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险阻；要战胜攻取、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坚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诚能行仁义之道，而恩惠浃洽，则民心有所固结，莫不亲上死长，乐为效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义之道，而举措乖方，则民心无所系属，莫不幸灾乐祸，涣然瓦解，而扶助之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极必至于众叛亲离，虽亲戚至近，也都知其败亡，相率背而去之矣，况其远者乎！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极必至于近悦远来，虽天下至大，也都慕其德教，翕然顺而从之矣，况其近者乎！人心之向背相悬，而国家兴废存亡，其机已决于此矣。若以天下所顺之君攻亲戚所叛之国，则彼之人民皆为吾用，彼之富强皆为吾资；不战则已，战未有不胜者。盖由吾得人和，而彼失之也。然则域民固国之道，地利尚不足言，况天时乎！”孟子见当时列国分争，皆以天时地利为重，而不知爱恤其民，故其言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论得民之有道，在于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此又得人和之本也。为民上者不可不知！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是齐宣王。昔者，是昨日。

孟子于齐，处宾师之位，未尝委质为臣。故在齐王，当就见，不当召见；在孟子，可往朝，不可应召：其礼与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将朝齐王。王初不知，乃使人来召孟子，说：“寡人初意，本要自来就见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当风，故不能来。明早将欲视朝，不识夫子肯来使寡人得一见否？”齐王托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礼待之，而非能屈己以下贤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诚，亦托疾以辞之，说：“我初意本欲朝见，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盖不敢显言其非，而又不欲往应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然又恐齐王不悟，而以为真疾，则此意终无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于齐大夫东郭氏之家。公孙丑疑而问说：“夫子昨日方以疾辞，今日便以弔出，则是明为托疾矣，无乃不可乎？”孟子答说：“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盖孟子之意，正欲使齐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见之非，与孔子不见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门人弟子犹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采薪，譬如说打草；采薪之忧，是言疾不能采薪，盖谦词也。要，是拦阻。

孟子既出弔于东郭氏，齐王不知，以为真疾，乃使人问之，又遣医来诊视。是徒谓殷勤仪节之间可以虚縻贤者，而不知尊德乐道之诚，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实告，而又权辞以对之，说：“昔者以王命来召，适吾夫子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违王命，乃趋造于朝，不识此时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饰辞以对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数人要之于路，说：“请必无归而造于朝。”欲以实己之言也。夫孟子辞疾出弔之意，本欲使齐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孙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从而为之辞，则孟子以道自重之意，虽其门弟子亦不能知，而况齐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丑，是齐大夫。恶，是叹辞。

孟子辞疾出弔，本欲警悟齐王。乃孟仲子不以实对，而要其必朝，则尽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显言其意，又不欲趋造于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盖欲示意于景丑，而使转闻于齐王耳。景丑乃责备孟子说道：“人之处世，内而家庭，则有父子；外而朝廷，则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伦，自有生民以来，不可废也。父子以情相爱，故主于恩；君臣以礼相接，故主于敬。人人各有当尽的道理。今丑见王之待子，可谓致敬尽礼矣；乃未见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伦何哉？”孟子因晓告之，叹息说道：“子以我为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仪节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齐人都无以仁义告王的，岂是以仁义为不美的事？其心以为王但知有功利，志趣卑陋，不足与言仁义云尔。这是以常人待其君，轻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则以尧、舜望于王，平日所言，都是仁义，都是尧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权谋功利，与尧舜之道不相似的，即不敢陈说于王前：是欲吾王扩充仁义，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圣人望于王，则齐臣之中岂有如我之敬王者哉？子乃以我为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

孟子以陈善责难为敬，而不以趋走承命为礼，正是以宾师自处之意也。景丑不达，终是以臣礼责备孟子，乃应说：“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谓也，谓于礼有未尽耳。《礼经》上说：‘人子闻父有召命，则唯而无诺。’‘人臣闻君有召命，则不俟驾而行。’是急趋君命者，乃礼之当然也。今子本将朝王，既闻王命，乃称疾不往，此与不俟驾之礼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为不敬王，盖以此也。”孟子晓之说：“闻命则趋，固人臣事君之常礼。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吾今所言，岂谓是与？昔曾子尝说：‘晋、楚大国，其富诚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当之；不禄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当之；不爵而贵，是天下之至贵者在我也。在晋、楚非有余，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这岂不合于义而言之乎？是别有一种道理超乎势分之外者。这道理为何？盖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样：爵位尊贵的，是一样；年齿高大的，是一样；道德完备的，是一样。在朝廷之上，以贵临贱，以卑承尊，那时只以爵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逾，此爵所以为达尊也；在乡党之间，长者居上，少者居下，那时以齿为重，先后次序，莫敢违越，此齿所以为达尊也；至如辅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长率万民而致雍熙之化，此惟有仁义之德者能之，那时只以德为重，在朝廷不敢与之论爵，在乡党不敢与之论齿，此德所以为达尊也。今王虽富有齐国，南面称孤，其爵诚尊，然不过达尊之一耳；若论齿论德，则我有其二，安得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然则王之不当召我也，明矣！”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谓王不当召我者，非故自为尊大也，亦以人君图治之要，只在尊德乐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将欲兴建太平而大有为于天下，则必屈己下贤，隆礼待士，而有所不敢召之臣。如于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询，于民情政体欲有所商榷，则必枉驾就见，而亲访其谋猷，此所谓不召之礼也。夫以王公之尊，岂故屈身于匹夫之贱哉？只为尊敬其德，爱乐其道，欲使仁贤效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乐道不如是，则任贤之心怠，望治之志荒，乌足与有为哉！此大有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岂未欲大有为于天下耶？”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丑，是类。尚，是过。

孟子承上文说：“自古大有为之君，行王道而王者，莫如成汤；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齐桓公。这二君都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汤三聘伊尹，知其志在于觉民，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号曰‘阿衡’。故伐夏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汤遂不劳而王矣。桓公一见管仲，知其才可以托国，即从而受学焉，然后任之为相，称曰‘仲父’。故尊王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诸侯而不以兵车，桓公亦不劳而霸矣。一王一霸，功虽不同；要之，尊德乐道、可与大有为则一也。今天下诸侯，以地则相类，以德则相等，莫有能建立王霸之业而超过当时之君者。此无他故，只为列国之君，都以富贵骄人，不肯屈己下士。有一等趋走承顺、为我所教诲的，便喜欢用他，过为亲厚；有一等抱道怀德、我所从受其教诲的，便不喜欢用他，反致疏远。求如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者，不可复见矣。既无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为之业？所以地丑德齐，终莫能相尚也。然则齐王欲大有为，岂可复蹈时君之习，而不以汤、桓为法哉？”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说道：“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学而后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未尝敢召之来见也。夫伊尹为元圣，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况不屑为管仲者，顾可召而见之乎？盖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学者，曾子之学。辅世长民之德，无歉于晋、楚；尧、舜仁义之道，独陈于王前。方将卑管仲于不足为，而顾托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岂可轻于往见哉？”

孟子此言，非故自为高亢，盖有见于人君治天下之道当如是耳。盖人君与贤者共治，若恃其富贵爵禄，可以奔走天下，则其待士必轻；待士轻，则其任之必不重，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于其臣，而后士重；士能亢志于其君，而后道行；上可为成汤、伊尹，下不失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取于上下之交也。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陈臻，是孟子的门人。兼金，是好金。镒，是二十四两。

陈臻见孟子周游列国，辞受不同，遂疑而问说：“前日夫子在齐，齐王馈以兼金百镒，乃固辞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镒之馈，则受之而不辞；在薛，有五十镒之馈，则又受之而不辞。三国之馈同，而夫子之辞受则异。若以前日之不受齐馈为是，则今日受宋、薛之馈，不免为伤廉；若以今日受宋、薛之馈为是，则前日之不受齐馈，不免为矫激。此是彼非，不能两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处，臻不能以无疑也。”孟子晓之说：“辞受乃君子立身之大节。应辞应受，只看道理上如何，不可苟也。我今辞齐之馈，不是矫激，乃辞所当辞；受宋、薛之馈，不是伤廉，乃受所当受。要之，皆当于理而已。子乃以异同为疑，是岂知我者哉？”

“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

赆，是送行之礼。戒心，是警备的意思。

孟子晓陈臻说：“我谓辞受皆当于理，何以明之？盖君子之居人国，若交以道，接以礼，而峻然拒之，则是绝人于已甚，亦不可也。我当在宋时，将去之他国，有远方之行。夫人有远行，则交游之间每有馈送之仪，以资道途之费，是礼之当然也。宋君致馈之辞，说是为我远行故来馈赆，则馈我为有名矣。彼以礼来，何为却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馈，未为不是也。我当在薛之时，偶遇着军旅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贤人在其境内，则国君当周给之，保护之，使无忧患，是亦礼之当然也。薛君致馈之辞，说是闻我方有戒心，故为兵事来馈，则馈我亦有名矣。彼以礼处我，又何为却之而不受乎？此我受薛之馈，亦未为不是也。夫赐人者礼得，则无愧辞；受人赐者义得，则无愧心。君子盖权之审矣！”

“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取字，解作致字。

孟子答陈臻说：“我受宋、薛之馈，皆有所为故耳。若前日在齐，则既无远行之役，可以馈赆为辞；又无不虞之警，可以闻戒为辞：是于交际之礼，未有所据也。无所据而馈之，则是不问其义之当否，惟以财货交之而已。众人见利而动，可以货致者有之。至于守义之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岂可以货结其心而收致之乎？知君子不可以货取，则齐王百镒之馈，乃义不当受者。此我之不受，亦所以为是也。臻又何疑焉？”盖君子辞受取予，惟义所在。义所当受，固未尝立异以为高；至于义所不可，则虽一介之微，有不轻于取者，而况于百镒乎？孟子处三国之馈，可以为世法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

平陆，是齐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军士。伍，是行列。去，是诛。距心，是大夫名。

孟子在齐，曾到平陆地方，见其年岁饥荒，民多死徙。因问其大夫孔距心说道：“事无大小，各有职守。似你这执戟的军士，设若于行师之时，一日之间三离其伍，则以军法诛之，否乎？”距心答说：“失伍离次，法所必诛。一次即不可宥，何待于三乎？”距心未知孟子发问之意，故直以士之职守为言也。孟子因诘之说：“士之失伍，罪固当诛矣。然官之有职，就如士之有伍一般。如今看来，子之失废职守，如军士之失伍者亦多矣。盖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必使民无失所，方为称职。如今这凶荒饥馑的年岁，看你这境内百姓饥饿愁苦，生计无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动移，展转僵仆，死在沟壑之中；有那年力强壮的，抛弃家业，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这等的不知几千人矣。子为牧民之官，使百姓这等失所，其为失职，与军士之失伍何异？若断以国法，不知当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犹未知其罪，乃答说：“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悯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仓廪府库，非奉命不敢发；赋税征输，非奉命不敢缓：此在君上之轸念何如，距心安得而专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则枉矣！”距心之言，盖徒知事权之在上，而不知职任之在己。此孟子所以重责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

“牧之”这“牧”字，是指畜养牛羊说。“求牧”这牧字，是指牧放的土地说。

孟子因距心诿罪于上，故责之说：“子谓仓廪府库是君上主张，兴发赈贷由不得你，便道不是你的罪，这岂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养，则必问那主人求讨牧放的土地、与那喂养的草料，才好替他收管。假使求牧与刍而不得，还是把这牛羊交还主人，脱身而去乎？抑亦立视牛羊之死而不顾乎？此必反诸其人，无立视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为之治平陆，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当力请于王，设法赈济；若请而不许，就如求牧与刍而不得的一般，便当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养，又不能去，还守着这官，看着百姓饿死，则与立视牛羊之死者无异矣，是谁之过欤？”于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认其罪，说：“我以牧民为职，不得其职而不去，何所逃责？此则距心之罪也。”夫朝廷设官养民，凶年饥岁，民方待哺，岂可委之而去？但既不得尽职，又无空食其禄之理，义不容不去耳！然则为民牧者，固不可立视其民之死；而为之君者，亦岂可不深念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邑中有先君之庙的，叫作都。为都，是治邑。

孟子既以臣之失职责备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齐王。故他日自平陆之齐，来见齐王，就对他说：“今之居官食禄、为君牧民者，未尝乏人，然能尽忠补过者亦少矣。即如王之群臣，为治于都邑者，臣知得五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独平陆孔距心一人而已。”于是将前日所以切责距心、与距心所以自责的言语，一一为王诵说。盖欲使王知得外边百姓这等流离困苦，做有司的这等掣肘难行，庶几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说：“人君职在养民，为臣者不过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奉行，何至失职？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职，皆缘寡人不能兴发补助，以至于此，非寡人之罪而谁乎？我今知罪矣。”夫孟子一言，而齐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齐王能扩充此心，务损上以益下；齐之大夫能仰体君心，各修职以养民，则齐国庶几于大治矣。惜乎！其悦而不绎，从而不改也。

孟子谓蚔蛙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蚔蛙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

蚔蛙，是齐大夫。灵丘，是邑名。士师，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还字。

齐臣有蚔蛙者，尝辞灵丘大夫之命，而请为士师，盖职掌刑罚而有谏诤之责者也。孟子以职事讽之，说道：“人臣之义，内外远近，惟君所使。子乃辞灵丘而愿为士师，是岂择官而仕乎？其于道理，亦有近似者。盖人臣在疏远之地，则下情多壅于上闻；为亲近之官，则忠言或易于乘间。子今职专理刑，在王左右，则凡刑罚有失中的，可以随时救正，因事纳忠，当言而言，无所忌讳。子之请为士师，殆为此也？今在位已数月矣，王之用刑，岂能事事皆当，无一可言，子尚未可以进言欤？居得言之地，有当言之事，而犹默默无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责望蚔蛙，深切如此。蚔蛙因此感动，乃进谏齐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职事而去，可谓得进退之义者。然蚔蛙之去，实孟子激之。故齐人遂讥孟子说：“蚔蛙因孟子之言而进谏，其谏为忠谠；谏不行而遂去，其去为明决。孟子为蚔蛙曲成其美，则诚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为身计，乃不若蚔蛙。明于为人，而暗于自为，吾不知其何说也。”盖孟子以臣道处蚔蛙，而以宾师之道自处，其进退之义，自是不同。齐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门人。绰绰，是宽裕的模样。

公都子闻齐人非议孟子之言，遂述以告孟子。孟子晓之说：“君子出处进退，各自有一种道理，齐人岂足以知我哉？吾闻古人有言：人臣分理政事，如礼乐刑罚，各有职掌的，这是以官为守，修其职乃可以居其官耳。若君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难行，于职业当尽的都不得尽，这等不去，是贪位慕禄而已，所以说不得其职则去。人臣专司谏诤，凡利病得失，皆许直言的，这是以言为责，尽其言乃可以任其责耳。若君不听从，言虽苦口而不入，于议论当行的都不得行，这等不去，是偷合取容而已，所以说不得其言则去。蚔蛙为士师，得以进谏，正是有官守言责者，不合则去，乃人臣进退之义当然也。若我于齐，虽在三卿之中，而不受万钟之禄；既不是分理政事、以官为守的，又不是专司谏诤、以言为责的，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职事责望于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于人。道合则留，可以进而进；不合则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己主张，岂不绰然宽舒而有余裕哉？齐人安得以蚔蛙之去而议我也。”盖孟子在齐，居宾师之位，与为人臣者不同，故其自处之重如此。至于“官守言责，不得则去”，与周任“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说相合，则万世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孟子为卿于齐，出弔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盖，是齐邑。行事，是出使的事体。

孟子在齐，曾受客卿之职。遇滕国有丧，齐王以孟子为使，往行弔礼；又使盖邑大夫王为副使，辅佐其行。这王是一个佞幸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与共事？以故同行在途，王虽朝夕进见，往返齐、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辞色，与之亲昵；就是出使的仪文礼节，也不曾与他计议。其待之之严如此。盖惟恐比之匪人，将至于失己，故宁疏之而不敢亲也。

公孙丑曰：“齐卿之位，不为小矣。齐、滕之路，不为近矣。反之而未尝与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孙丑不知孟子待王之意，乃疑而问说：“凡人之相与，若势分悬绝，或周旋不久，则言有不能尽者。今王仕为大夫，摄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为小矣；自齐至滕，历二国之境，其路不为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悬隔而不得言，同行日久，又非仓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终不与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于此，有难于明言者。乃托辞答说：“我与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与之共议可也。今出使仪文礼节，既有从行官属各司其事，治办已停当了；我惟将命而行，自足成礼，何用更与之言哉？”观孟子之言，盖既不肯妄与之交，以流于苟合；又不肯直斥其故，以伤于已甚。可谓不恶而严者矣！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

嬴，是县名，在齐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督理的意思。严，是急迫。称，是相等。

昔孟子为卿于齐，有母之丧，自齐归葬于鲁。既葬，又自鲁而返于齐，到嬴县地方止宿。充虞问说：“前日夫子有母之丧，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务使虞督率办理。那时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虽有疑，不敢请问。今事毕从容，愿窃有请焉：向者所用的棺木，却似过于华美，恐用不可太侈，礼不可太过。在夫子必自有说，虞不能无惑也。”孟子答说：“丧葬之从厚，其来久矣。夏、商以前，礼制未备，其棺椁的尺寸随人制造，原无一定之式。至中古时，周公定为丧葬之礼，才有个制度。棺木许厚七寸，椁亦与之相等，自天子至于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为厚薄。这岂是外面装饰，要人看见华美，相与称夸而已哉？盖人子爱亲之心，本是无穷；而送终之礼，尤为大事，于此不厚，则必贻悔于后日，抱恨于终天，此心如何尽得？故欲其坚厚久远，乃可以尽人子之心耳。然则前日之木，稽之古制而合，及之吾心而安，又何嫌于过美哉？”

“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

不得，是限于法制。悦，是心里快足的意思。

孟子告充虞说：“丧葬之礼，人子孰不欲厚于其亲，使其心快足无所悔恨？然也有不得自尽的：或是限于法制，分有所不得为，只得安守职分，不敢过厚，此不可以为悦也；或是缺于财用，力有所不能为，只得称家有无，不能从厚，亦不可以为悦也。这都是势之所处，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则有大不能安者矣。若使国家法制既在得为，自己财力又足有为，此正人子可以为悦之时，于此不用其情，乌乎用其情？从古以来，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何为独不如此，而忍于薄待其亲哉？是棺椁之美，非独自尽其心，亦犹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比字，解作为字。化者，是死者。，是快足的意思。俭，是薄。

孟子又答充虞说：“吾谓送终之礼不可不尽者，为何？盖人子之于父母，常念其罔极之恩，则必思为无穷之计。要使附于身者坚厚久远，不使地下土壤得亲近其肌肤，则死者之体魄安矣。父母既安于地下，则于人子之心，独不快然自足而无所悔恨乎？若礼所得为而不肯自尽，是爱惜财物而薄于其亲矣。吾闻君子送终之礼，必诚必信，惟恐一有不慎，为终身之悔。岂忍惜世间财物，却在父母身上减省，而不尽其心乎？吾之致美于木，亦不忍俭于亲耳，奈何以过厚为疑耶？”然孟子之葬亲，虽得为而未尝越礼，虽有财而未尝过费，惟反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尽而已。彼墨子之徒，以薄为道，则以天下俭其亲；而战国嬴秦之君，至虚地土之藏以为观美：亦岂君子之所谓尽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沈同，是齐臣。子哙，是燕君。子之，是燕相。

是时燕王子哙惑于邪谋，传位于其相子之，国内大乱。齐之君臣欲乘其乱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己意私问孟子，说：“燕国乱矣，举兵伐之可乎？”孟子据理答说：“燕之罪可伐也。盖燕国受之天子，传之先君，子哙所当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请命于天子，不该将土地人民私授与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命，不该私受国于其主。譬如有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悦他，却不请命于王，就将你的禄秩官爵私自与他；那仕宦的人，也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禄于你，于理可乎？盖爵禄虽在子，而黜陟予夺皆出于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国君臣之授受，何以异于此？以爵禄私相授受，在有国所必诛；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讨：何不可伐之有？”孟子之意，直谓燕有可伐之罪耳。至于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问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讨之君。

孟子答沈同之问，止谓燕国君臣有可伐之罪，而非谓齐之可以伐燕也。及齐人兴师伐燕，或人疑其计出于孟子，乃问说：“伐国之事，人所难言。今闻夫子劝齐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说：“我实未曾劝齐伐燕。但谓我为劝者，却有个缘故。前日齐大夫沈同尝来私问我说：‘燕之无道，可伐与？’当时我应他说：‘可伐。’盖燕之君臣，把天子付予、祖宗传下的土地私相授受。这等逆乱纲常、违犯法纪，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为然，不复再问，而遽伐之也。彼如再问：‘那个可以伐之？’则我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天命、诛讨有罪的天吏，才可以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杀人的，或问说：‘这杀人之人可杀与？’则将应之说：‘可。’盖杀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杀？彼如再问：‘那个可以杀之？’则必将应之说：‘除非是奉行君命、专理刑狱的士师，才可杀之。苟非士师，是以下而专戮，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于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乱之罪，诚为可伐。然齐非天吏，亦不请于天子，而兴兵讨伐，其专擅之罪，也与燕国一般；以齐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为而劝之哉？”夫兵以义动，师贵有名。向使齐王能以燕国之乱告之天子，声罪致讨，无一毫自利之心，庶几称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乱，取以自利，全是战国阴谋，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

畔，是背叛。陈贾，是齐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鲜。监，是管理国事。

齐人既伐燕而取之，后来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为王，叛了齐国。齐王乃与群臣说：“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劝我当顺民心；及诸侯将谋救燕，孟子又劝我置君而去。我不曾听他的言语。今燕人背叛，是我不用忠言之过，心甚惭愧，无颜面见得孟子，将如之何？”这是齐王悔悟的良心。群臣若能将顺而诱掖之，亦为善之机也。齐臣有个陈贾，是阿谀小人，乃对齐王说：“何必以此为患？臣且问王：王自家忖度，与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齐王惊叹说：“这是何言？周公乃古之圣人，我何敢比他！”陈贾便举周公的事来说：“王以周公为仁且智，非后世可及。不知周公于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处。当时武王克商，立纣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监守武庚之国。及成王初年，管叔遂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预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监国，是驱之使陷于罪，忍心害兄，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叔之将叛，误教他去监国，是亲兄之恶，尚然不知，这便是不智。这等看来，仁、智二字，以周公之圣尚且不能兼尽，而况于王乎？燕人之叛，正不必以此为惭也。贾请往见孟子，以周公为辞以解之，王无患矣。”夫齐王之惭，尚有迁善之机；而陈贾之解，反导之以文过之失。小人逢君之恶，其情状类如此。

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

陈贾欲借周公以释齐王之惭，因往见孟子，问说：“周公何许人也？”孟子答说：“德如周公，乃古之圣人也。”陈贾问说：“闻周公封武庚于殷，使管叔往监其国，管叔反与武庚同谋，以殷叛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说：“史书所载，诚有此事。”陈贾乃故意问说：“周公用管叔之时，亦预先知道他将叛而使之与？”孟子答说：“周公若知管叔将叛，岂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陈贾因借此发问说：“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为圣人，宜乎尽善尽美，无有过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则圣人且有过与？”陈贾之言及此，自谓可以为齐王解矣。然不知圣人之所处，与常人不同。孟子答说：“圣人岂可轻议！但遇着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处，其迹或涉于过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当亮其身之所处何如耳：周公于管叔为弟，管叔于周公为兄。当初使之监殷，只道他是王室懿亲，故以爱兄之念，诚信而任之，实不料其至于此也。然则周公之过，岂非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恶，而以疑贰之心待之，则不宜有此过矣，然岂圣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与孔子观过知仁之意相合。惟其过于爱、过于厚，此所以为圣人也。若世之自陷于有过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陈贾乃欲以此释齐王之惭，不惟巧于逢君，抑亦敢于诬圣矣。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孟子知陈贾为齐王文过，乃直折之，说：“凡人不能无过，但所以处过者不同。古之君子应事接物，也有一时意虑不及、偶然差错了的，却能自认其过，改从那好的一边去，不肯护短；如今的人，或偶有差误，本出无心，却惮于更改，就顺着那差的一边去，不肯认错。古之君子，当其有过，明白示人，无一毫遮饰，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谁不望见？及其汲汲改图，复于无过，就如日月复明的一般，依旧光明圆满，天下之人谁不瞻仰？这样心事，何等明白正大，即有一时之过，亦安足以病之？至于今之君子，岂徒顺从其过不肯改图？又要假借一段说话弥缝掩饰，以欺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能立于无过，今之君子所以卒归于有过也。自爱其身者，固当以古人自处；爱人以德者，又岂可以今人待之哉？”

陈贾之意，本欲借周公之过以解齐王之惭，是乃为君文过，而不知其陷君于有过也。故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圣如成汤，而称其改过之不吝；圣如孔子，而幸其有过之必知。圣人亦何尝自谓其无过哉！惟过而能改，不惮舍己从人，以迁于至善，则非常人之所能及耳。齐之君臣，专以文过饰非为事，此国事所以日非，而终至于乱亡也。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孟子为卿于齐，本欲行道。及久于齐而道不行，无虚受其职之理，故致还卿位而归焉。齐王见孟子要去，乃亲自来见，说：“前日夫子未至吾国，寡人仰慕道德，愿一见而不可得。及夫子不弃寡人，千里而来，使寡人得侍贤者之侧，莫说寡人喜悦，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为，弃之而去。虽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愿见之心自不容已；不识此别之后，尚可再来使寡人得见否乎？”夫齐王虽不能用孟子于在国之时，而犹欲见孟子于既去之后，其一念好德之诚，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辞以对之，说：“我虽去国，私心惓惓，常在王之左右。继见之期，但不敢预以为请耳，然此心固所愿也。”盖孟子严于守己，而又不欲轻于绝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见于言外矣。

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

时子，是齐臣。六斛四斗叫作一钟。矜，是敬。式，是法。

孟子虽决于去齐，犹未出境，齐王以为尚可复留。一日，谓时子说：“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谓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当国之中，于士民凑集的去处，建造一所房屋与孟子居住；那从游的弟子众多，特与万钟之禄以赡养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廪给之富，或者可以复留。使我诸大夫及国中之人，都得以亲炙其光辉、瞻仰其仪范，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愿也。子何不为我告于孟子，备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几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齐王不能尊德乐道，尽用贤之实，而徒欲以宫室廪禄为虚拘之文，宜孟子之终不留也。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齐王欲留孟子，命时子致意。时子难于径达，乃因孟子弟子陈臻转道齐王之语。陈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述时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义在必去，却又难于显言，乃姑答陈臻说：“齐王有意留我，其意诚然。然我之当去而不可复留，固自有为，时子岂知之乎？且王以万钟留我，不过以富诱之而已。设使我有欲富之心，则前日位在客卿，常禄十万，尚辞之而不受。今乃受此万钟之养，是辞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而以是留之，亦非所以待我矣。”盖孟子以道为去就，齐王以禄为优礼，宜不肯复留也。

“季孙曰：‘异哉子叔疑！使己为政，不用，则亦已矣，又使其子弟为卿。人亦孰不欲富贵？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

季孙、子叔疑，都是战国以前的人。异，是怪。龙断，是冈垄之高处。

孟子又答陈臻说：“我今既辞卿位，若复以万钟留齐，是不得于彼、而求得于此也。与子叔疑何异？当时季孙曾说：‘怪哉！子叔疑之为人。使自己居位为政，不见用于其君，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为卿，代之秉政，不过志在富贵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贵？但一得一失，自有义、命，何可尽取？乃子叔疑失之于身，复欲得之于子弟，是独于富贵之中，展转营谋，不肯割舍。如登在冈垄高处，左右顾望，惟图专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而复受万钟之养，则何以异于此？”盖君子仕止去就，惟视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则忘身殉国，不敢辞难；否则洁己全身，不肯枉己：此圣贤出处之大节也。若乃于富贵利达之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谓私龙断者，则乡党自好者不为，岂君子自处之道哉？齐之君臣，不知去就之义，而徒欲以厚禄羁縻贤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有司，是监市的官。罔，是网罗括取的意思。征，是税。这一节是解上文“龙断”二字之义。

孟子说：“季孙以龙断比子叔疑。如何叫作龙断？盖古时设立市场，聚集民间的货物，使彼此更换，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两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之官，不过替他平物价、理争讼，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税也。后来有一等贱丈夫，贪得无厌，必求那冈垄最高明的去处，登而望之，左顾右盼，看那一项可以居积，那一处可以兴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财利一网括尽，不肯放过些须。这等专利的小人，个个都贱恶他，乃征取其税，以示裁抑。后世缘此，遂有商税。是征取商人之法，实自此贱丈夫始矣。季孙所谓龙断之说如此。其意盖讥子叔疑自己不用，又为子弟求官，罔利无厌，与龙断无异也。今我既辞十万之禄，复受万钟之养，不得于此而求得于彼，是亦一龙断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决于去齐，而时子或未之知也。

孟子去齐，宿于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昼，是齐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长者为之设几。隐几，是凭着几案。

齐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辞之而去。行到西南境上昼邑地方，暂且止宿，盖去国不忘君之意也。当时有个齐臣，见孟子行得迟缓，意其可以复留，乃不奉王命，而自以其意来见孟子，欲为王留行，是不知留贤之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说，竟不答应；且凭着几案而卧，若不曾听闻者，以示绝之之意焉。盖为国留贤，虽是美意，然平时不能左右齐王，成就他用贤之美；临时又不知遵奉王命，道达他留贤之诚。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回贤者之去志，多见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绝之也。

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后敢言，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曰：“坐。我明语子。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

客，是为王留行的人。

因见孟子不应其言，以为慢己，乃忿然不悦，说道：“夫子之去留，系齐国之轻重，故弟子不敢轻率，斋戒越宿，方敢进言，何等样诚敬。夫子乃卧而不听，明示拒绝。弟子请从此辞，不敢复见矣。”夫齐人不自省悟，而反责望于孟子，是不知留贤之道者。孟子欲晓告之，乃命之坐，说道：“子知我之所以不应乎？请明告汝。大凡贤者之去就，视人君之礼遇何如。昔者子思在鲁，缪公深知其贤，以师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诚意，所以能安子思也。若使缪公无人在子思之侧，则其尊贤之意无由自达，子思必见几而作，不能一日安于其国矣。泄柳、申详二子，都是贤者。缪公虽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贤荐士之臣，常在君侧为之维持调护，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无人在缪公之侧，则其君敬贤之礼有时而衰，二子亦必洁身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见贤者之居人国，其上必有好贤之君，尊崇听信，寄之以腹心，而后可留；其中必有荐贤之臣，弥缝匡赞，通之以情意，而后可留。盖以道自重，当如是也。今子之来，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诚耶？抑子请留于王，而为之通其意耶？苟为不然，则非所以处我矣。我之不应，岂为过哉？”

“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

长者，是孟子自称。虑，是谋。

孟子承上文说：“观子思与泄柳、申详之事，则留贤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诚出自王之诚意，如缪公之于子思，则待我以礼，安敢不答？乃今观子之来，未尝出于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决贤者之去留，是子为长者谋画，视缪公之待子思，不及远矣！我之自处，未尝敢轻于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这是子绝我乎？却是我绝子乎？夫敬人者，人恒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先绝我矣；我之卧而不应，岂为先绝子乎？”

盖孟子于齐，道虽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贤之义开导齐王，因以齐王之诚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齐人乃欲以己意留之，其见绝于孟子，宜哉！尝即子思、泄柳、申详之事而论之：古之贤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势而下交，则其左右之贤者秉公而推荐，如三子者是已。战国以后，士习日卑，乃有阿时好以结主知，因君侧以求先容者，则泄柳、申详犹耻为之，而况子思乎？观孟子之言，亦足以维士习之变矣。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

干泽，是干求恩泽。濡滞，是迟留的意思。

孟子去齐，止于昼邑地方，三宿而后出境。齐人尹士见孟子去不果决，乃私与人讥议，说：“出处乃士人之大节，甚不可苟。故进必择君而仕，不为利禄；退必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这才是难进易退的道理。今齐王之不可为汤、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来见，则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犹且来见，则志惟在于利禄，是干泽也。且千里而来见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便当洁身。却乃迟迟其行，三宿而后出昼，是何其依违于进退之间，若是其濡滞也！以孟子平日的抱负，吾甚敬之。今所为若此，吾甚不悦，不意孟子而有此举动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圣贤委曲行道之心，则岂硁硁者所能识哉！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

高子闻尹士讥切孟子之言，乃述以告孟子。孟子晓之说：“君子之出处去就，若只顾自己高洁，这也不难。惟是爱君忧国，委曲从容，尚有出于常情之外者。尹士之言，乌能知我之心哉？我当初千里而见王，非是逆料王之不可为汤、武而姑就之也，以为道在于我，可以辅世长民。若一见之后，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汤、武之业，而吾道庶几可行，是我之所愿欲也。至于不遇故去，岂是我之本心？只为言不见用，吾既不能舍所学以从人；道不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禄。展转思惟，实不得已而后去耳！夫向日之来，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犹未忍遽替其初心。始终只要行道济时，使天下被汤、武之泽而已，何害其为濡滞哉？尹士恶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说：“我之去齐，实非本心，盖有甚不得已者。即三宿而后出昼，于我之心，犹以为过于急速，而有不能恝然者焉。何也？盖人情或暂蔽而复明，或始过而终改。王之不能用我，虽是一时迷惑，然犹望其从容悔悟，庶几能改，不至于终迷而不悟也。若使王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则能以王道为必可行，以吾言为必可信，必将追我而反之矣，吾何为而速于去哉？所以三宿出昼而不嫌于濡滞也。”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说：“我三宿而去昼，犹冀王之追我也。至于出昼之日，已越齐境，而王不见追，则王之心终于不悟，而义不容于不去矣。我到这时节方才有必归之志，浩然长往而不可复止耳。然我虽决去，亦岂忍恝然而舍王哉？盖王之天资朴实，虽有好勇、好货、好色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乐之心，公之可以治国，犹足引而为善，以建有为之业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则岂徒齐国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泽，而汤、武之功亦不难致矣。王诚反而思之，庶几改过迁善。使王为贤君，齐为善国，岂不美乎？故我虽既去，犹日夜望之也，岂忍终舍王哉？尹士乃以濡滞讥我，亦不知我之心者矣。”

“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穷字，解作尽字。

孟子承上文说：“我之从容去国，而犹有望于王，盖为世道民生计也。岂是那一等规模促狭、不识大体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谏于君，不见听从，即心怀愤恨，悻悻不平之气见于面目；去则驰驱道路，尽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于濡滞，而无复有所顾恋。这样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无爱君忧国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宁受濡滞之名，其忍以小丈夫自处耶！”尹士闻此言，乃自悟其失，说道：“我之所言，但见得去就之际不可不明，岂知贤者行道济时之心、忠君爱国之念，有如此者？我诚小丈夫也。”然则君子之所为，岂常人所能识哉？盖孟子初至齐国，只望齐王能行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齐王能改其失。其忠爱之心与明哲之见，有并行而不悖者，与孔子迟迟去鲁之意正同，视硁硁一节之士，以去就为名者，分量相悬矣。惜乎！齐王竟不能留，而齐终不能治也。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

不豫，是不喜欢的意思。

孟子至齐，不遇而去，其忧世之心，有不觉见于颜面者。门人充虞在途间问说：“夫子自去齐以来，忧形于色，似有郁郁不乐的模样。虞窃有疑焉。前日虞曾闻夫子说：‘君子之心，无人而不自得。就是不得于天，也不怨天；不合于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于齐，便似有怨尤的意思，与前日之言不合，此则弟子所不识也。”孟子晓之说：“不怨、不尤这两句，是我平时诵法孔子的言语。我何尝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异于前日者，亦自有说。盖君子守身之常法，与用世之微权，各自有一种道理。我前日不见诸侯，不曾想着用世，只是居仁由义，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便欣然有以自乐，彼固一时也。其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辅世长民；然而遭际不偶，则上畏天命，下悲人穷，于心自有不能恝然者，此又一时也。时之所值不齐，而心之忧乐亦异，岂可以一律论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

名世，是德业闻望可名于一世的贤人。

孟子告充虞说：“我之所以不豫者，为何？盖当此之时，圣王不作，吾道不行，有不能释然者耳。大抵圣君贤相，其遇甚难，其出不偶。自来天地间的气运，到五百年贞元会合，则必有继天立极的圣人受命而兴，在天子之位，以开一世之太平。如自尧、舜以至于汤，自汤以至于文、武，都是这等年数。那其间建功立业，也不是一个人做的，又必有德业闻望超出一世的贤人出来辅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尧、舜之有禹、皋，汤、武之有伊、吕，也都是这等凑合。此可见天运而人从、君倡而臣和，是乃气数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来，到于今七百有余岁了，以五百年的常数算之，已过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矣。且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以当今战国之时考之，正是乱极思治、可以有为之日，兴道致治，未有易于此时者矣。于此而不得一佐圣王，以成辅世长民之业，仅见一齐王足用为善，而又不遇而去。虽有名世之具，亦终无以自见矣。忧天命而悲人穷，安得无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又说：“当今之世，数过五百之期，时值可为之日，乃使我不遇于齐，或者天意还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不可终否，天心有时而厌乱，将使天下治平，复蒙王者之泽；则辅佐于下者，毕竟要有德业闻望可名一世的人，才做得拨乱反正的事业。当今之世，独我一人足以当之耳，舍我其谁用哉？夫天意未定，则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则遭际亦必有期。吾惟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耳，又何为而不豫哉？”是可见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国而不能无忧；自信之深，故处困而不失其乐。圣贤之存心如此，众人固不识也。

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

孟子虽为齐卿，未尝受禄，以明其志在行道，不为利禄所縻，而公孙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齐居休，乃乘间问说：“君子居其位，则食其禄，宜无可辞之理。向者夫子仕于齐国，而不受其禄，是岂古人之道当如是耶？”孟子答说：“仕不受禄，本非古道；但我之辞禄，盖自有说。当初我来见齐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于齐，则虽受其禄，亦无不可。顾吾初至齐国，在崇邑地方得见齐王，谈论之间，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后虽曾有爵位，不过假此暂住，以观王之意向何如，其实欲去之志不欲变改。若遂受其禄，则为职分所羁，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虽仕而不受其禄也。盖禄既不受，则脱然于官守之外，而一进一退，绰然有余裕矣。岂可以古道例之耶？”

“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说：“我于齐既有去志，则义不可以复留矣。乃犹迟迟而行，这是为何？盖我自见王之后，适遇着国内被兵，有兴师之命，此时干戈扰攘，上下戒严。若于危急存亡之秋，而但为洁身自便之计，非惟义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隐忍而不敢请也。然则我之淹留于齐，乃势有所阻，岂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齐卿之位，而心怀去国之图，此所以不受其禄也。”

盖孟子之志，欲行仁义之道，以比隆汤、武；而齐王之志，欲窃富强之略，以效法桓、文：此如方圆之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万钟之禄縻之，岂所以待孟子哉？可见君子之遭时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孚为足以尽其用，而爵禄名宠之制御不足以系其心。此又用人者所当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