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上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滕文公，是滕国的诸侯。之字，解作往字。道，是言。

昔滕文公为世子时，将往楚国，修交邻之礼。因平日仰慕孟子，闻得孟子在宋国，乃先过宋而见之。观世子之急于见贤，正是他天性之善，可与入圣的机括。孟子欲从本原上启发他，开口便说个性善。盖人生下来便有个性，乃天所命于人的正理，本有善而无恶。自圣人以至途人，性中个个有仁、个个有义；其不仁不义者，必是物欲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当时性学不明，故孟子特举以告世子，欲其先认得本来真性，然后可励其必为之志；而又恐言之无征，必称尧、舜以实之。盖尧、舜之德，虽荡荡巍巍，万世莫及。然其所以为圣者，岂是于人之外更有所加？不过由其本善无恶者充之以造其极耳。称尧、舜之仁，便见得性中同有是仁；称尧舜之义，便见得性中同有是义。仁义不假外求，则尧、舜可学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圣人为绝德而自弃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于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

成覸，是古人姓名。彼，指圣贤说。公明仪，是鲁之贤人。

战国之时，性学不明久矣。世子骤闻孟子性善之说，未能了然；且望以尧、舜之圣，益加疑畏。故自楚国回还，复来见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远难行，或别有卑近易行之说也。孟子乃告之说：“世子此来，得非闻吾之言而有所疑惑乎？吾言固无可疑也。夫性即是道，道之在人，同出于天，同具于心，无古今，无圣愚，一而已矣。若说人性不皆善，尧、舜不易为，则是尧、舜一道，众人又一道，道为有二矣。天下岂有二道哉？试以古人的言语一一验之。昔成对齐景公说：‘今之人见说个圣贤，便怵然畏之，不知他也是个丈夫，我也是个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家奋发，也做得到他的地位，吾何畏彼哉？’颜渊尝说：‘古今称圣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来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为，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难之有！’公明仪亦尝说：‘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曾说：“文王是我师也”。以今观之，人患不为文王耳。吾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师法，这是明白简易的道理，周公岂故为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圣贤本无二道，非有高远难行之事，故其说之吻合如此。世子试以三子之言证吾前日之言，则必有恍然觉悟、慨然奋发者矣，而又何疑哉？”

“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绝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烦乱的意思。瘳，是病痊。

孟子勉世子说：“即成、颜渊、公明仪之言观之，可见道之无二，而圣贤之必可师矣。世子勿以滕国为小，而惮于有为。今若将滕之地界截长补短，几有五十里之大，建国之规模固尚在也。苟能奋发自强，修身立政，以古帝王为法，犹可以拨乱兴衰，为治安之国。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以从善耳。《书经》上说：‘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为治，如人有疾病，以苦口之药攻之，必是腹中烦乱一番，方才除得病根；若药不瞑眩，这病如何得好？为人君者，若非克己励精，忍人所不能忍；虚心受谏，容人所不能容，则治无由成，而国亦终于不振矣。世子诚有志于圣贤之道，亦在自勉而已，岂以国小为患哉？”夫滕在战国极称褊小，孟子犹以尧、舜之道期之，况于君临万国，继帝王之统，而能勉强行道，何治之不可成乎？若所引《书经》二语，于治道尤为亲切。盖王者以天下为一身，凡四方水旱兵荒，即是人身的病痛；远近内外许多弊端蠹政，即是人身经络脏腑中致病的根源。若能听逆耳之言，怀侧身之惧，将那蠹弊的去处一一扫除，使阴阳和顺，灾渗不作，就如用苦口之药攻去病根，使气血调畅，身体康宁一般。即此推之，尧、舜之道，亦不外此。图治者可不勉哉！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滕定公，是文公之父。世子，即文公。然友，是世子之傅。齐，是齐衰。疏，是粗布。稀粥，叫作饘。

滕文公为世子，既得闻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丧，因谓送终大事，不当安于世俗之礼，遂与其傅然友说：“昔时我因过宋，得见孟子。他曾与我论尧、舜性善之道，大有启发，我常记念在心，终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变，不知丧葬之礼如何举行，方合于圣人之道。我欲使子往问孟子，求其一一指教，然后行事，庶免于悖礼之失也。”此时孟子在邹，然友即自滕至邹，以世子之言问于孟子。孟子答说：“方今王教陵夷，丧礼废坏，世子此问，独有慨然复古之心，不亦善乎！然人子居父母之丧，其哀痛迫切至情根于天性，于凡送终之礼，只要自己竭尽其心，而不忍一毫亏欠，原非人所能强，亦非人所能沮者，宜乎世子于此有不能自己也！曾子尝说：‘父母在生之时，左右就养，当事之以礼；既殁之后，衣衾棺椁，当葬之以礼；祭享之时，礿祀蒸尝，当祭之以礼。自始至终，礼无不尽，则心亦无不尽，而可以谓之孝矣！’这是曾子泛论人子之礼，我尝学之。若夫诸侯的丧礼，则我未之学也。然我虽未学此礼，而礼之大经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吾亦尝闻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故父母之丧，必以三年为定；所服的必定是齐、疏之服；所食的必是粥之食：此乃居丧之礼，出于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无贵无贱，都是这等。从夏、商、周、三代以来，未之有改也。我之所闻大略如此。世子欲尽其心，亦惟遵行此礼而已。”

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反命，是复命。父兄，是滕国同姓的老臣。滕与鲁都是文王之后，鲁祖周公为同姓诸侯之长，诸侯皆宗之，故滕以鲁为宗国。《志》，是《记》。

然友归到滕国，将孟子所论三年之丧的说话一一复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为必可行，遂定为三年之丧。盖其良心感悟，勇于从善如此。是时，古礼湮废已久，一旦行之，众心骇然。那父兄百官都哄然不欲，说道：“如今称秉礼之国莫如鲁，乃吾滕之宗国，所当取法者也。三年之丧，鲁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于子之身，顾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为，是祖制可变，而旧章可废也，断然不可！且《志书》上说道：‘丧祭之礼，当从先祖。’其意盖说上世以来所行的典礼都有个传受，不是一人创造的，虽或不同，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礼，而先悖古训，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滕叔之时，何尝不行三年之丧？今所称先君者，不考之于开国之初，而考之于数传之后；所称从先祖者，不从之于创礼之日，而从之于坏礼之时，积习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礼之不可复哉！

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于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是在世子。”

冢宰，是六卿之长。歠，是饮。深墨，是颜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说。小人，指在下的人说。尚，是加。偃字，解作仆字。

世子欲行三年之丧，见群臣不从，乃反躬自责，谓然友说：“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后有所举动，无不信从。若我往日所为，原未尝勤学好问，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马试剑、游戏驰骋，因此不见信于群臣。故今日欲行大礼，内而父兄，外而百官，心里都不满足，说我行不得古礼。这等众志未孚，恐不能尽送终之大事。子为我再问孟子，如何可以厌服人心，勉成此礼？”然友乃又至邹，问于孟子。孟子答说：“世子谓群臣不从，由素行之不孚，其言是矣。然送终之礼，实起于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感动，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尽而已。孔子曾举古礼说：‘君薨之日，为嗣子的以百官之事听于大臣之长，自己居次守丧，歠饮粥汤，面容毁悴，至有深黑之色；即丧次之位，朝夕哭临，于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盖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则在下者观感而效法之，必有甚于上者。可见在上的君子，其德能感乎人，譬如风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应上所感，譬如草一般：草上加之以风，无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无不顺从，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能自尽其哀，则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丧礼之行，只在世子而已，岂可以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悦。

庐，是居丧之舍。知，是知礼。

然友闻孟子之言，遂复命于世子。世子悟，说：“孟子此言极是。送终之礼在我，诚当自尽以倡率群臣，不必他求也。”于是断然行三年之丧，凡五个月居庐守丧，不发号令。盖古时诸侯五月而葬，谅阴不言，故世子遵照古礼而行。此时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称其知礼。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来聚观，见世子颜色惨戚，哭泣哀痛，凡诸侯宾客来弔于滕者，亦无不喜其尽礼，而相与悦服焉。

盖天性至亲，人所同具。故丧礼一行，而远近人情翕然称服如此。可见人性之善，无间于古今，而良心之触，莫切于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启发文公，文公触善念而遵修古礼，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于小国，而足以感动人心。孰谓尧、舜之道为高远而不可行哉？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民事，是农事。于，是往取。绹，是绳索。亟字，就是紧急的“急”字。乘，是升。播，是布种。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礼聘孟子至滕。一见孟子，便问治国的道理。这是他锐意求治，可与有为之机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劝之，乃先告之说：“国之所重在民，民之所重在食。那农家耕种之事，不要看得轻了，乃国家命脉所关，第一件要紧的事务，当汲汲然为之经画区处，不可缓图也。《诗经•豳风•七月》之篇述农家相劝的言语说道：‘当此农隙之时，日间则取茅草，夜间则绞绳索，急忙升屋修盖，趁早完工。到了来春，又要从新播种百谷，无暇为治屋之事矣。’夫时方冬月，而预为来春之计。可见农家终岁之间，无一日不勤于畎亩，无一念不在于稼穑，其艰难辛苦一至于此。人君想着这等情状，可不以民之心为心，而重其事乎？”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恒产，是衣食的常业。恒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说人君陷民于罪，就如张设罗网，掩其不见而取之一般。

孟子又说：“国家事务甚繁，我独谓民事不可缓者，何故？盖以民之为道也，有这衣食的常产，便能相生相养，不去为恶，而常有之善心以存；无这常产，便朝不谋夕，无暇为善，而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者也。苟无常心，则放荡淫僻，邪妄侈肆，举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来，将无所不为，而犯罪者众矣。既陷于罪，岂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时不能制民之产，培养他的良心；及其无知犯法，则刑法必加，无所逃避，就如张设网罗，驱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爱养百姓为心者，而乃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则恒产有无所系甚重，为人君者，诚不可不以民事为急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阳虎，即阳货，是鲁大夫季氏家臣。

孟子承上文说：“恒产有无所系之重如此。可见民事之当急，而取民不可以无制矣。所以古之贤君，其持己谦恭，不敢以贵而骄；其自奉节俭，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谦恭，故能以礼接下，托之以腹心，视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于失臣下之心也。惟其节俭，故取于民有制，赋税无额外之征，供输无不时之索；惟恐有一烦扰，至于伤小民之生也。此惟贤君乃能如此。若不恭不俭，则侮人夺人，无所不至，岂复能爱惜小民，取之必以其制乎？昔阳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并立。若欲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为仁，只得损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阳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于求富。然就这两句言语看来，有国家的，若罔民而取之无制，便是为富不仁；若能制民恒产，取之有法，便是为仁不富。为君者宜知所择矣。要之，为富固甘于不仁，然财聚而民必散，亦不可以为富；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足，又岂至于独贫？此则不以利为利，而以仁为利，又孟子未发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彻，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作借字。

孟子举三代制产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说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亩，征其五亩之租，叫做贡法。殷家始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三十亩画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区，使之同治公田，以给国用，而不复税其私田，叫作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亩，近郊乡遂用夏之贡法，十夫共为一沟；远乡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为一井。耕种则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处合作；收获则计一井、一沟之入，算亩数平分，叫作彻法。”这三样田制，名虽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实，则贡者取五亩之入于五十亩之中，助者取七亩之收于七十亩之外，彻则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尝过重也。然谓之贡者，自下贡上，其义固易明矣。至于彻与助之义，却是为何？盖彻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义；继而计亩均分，有均一之义，故谓之彻也。助者，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谓之助也。其义不同，而总之则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轻重适均，公私两便，乃三代之良法，而万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开，列国之赋始不止于什一。而后世暴征横敛，使小民终岁勤动，止足以办公家之税，而无一饱之余，视古法又甚远矣。何怪乎民生日困，而国用益诎也。重邦本者尚念之。

“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龙子，是古之贤人。狼戾，譬如说狼藉，是多余的意思。培壅田禾，叫作粪。盻盻，是恨视的模样。称贷，是借贷起利。

孟子承上文说：“贡与助，虽皆什一取民，然贡法不能无弊，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龙子尝说：‘古来治地之法，莫善于殷人之助，莫不善于夏后氏之贡。’何以见贡之不善？盖年岁有丰歉，则收成有多寡，此天时地利，难以预定者也。今夏之贡法，计算数岁之中多少收获，不管他极丰极歉的时候，只就中定下规则，年年征收这些。所以法格于难行，民苦于不便。且如遇着丰年，粒米狼藉，百姓每充然有余，便多取些不为虐害，乃寡取之，只够这些常数；遇着荒年，收获不多，以此为粪田之费尚且不足，却也要这些常数，必满足而后已。是乐岁之寡取，民不为恩；而凶岁之取盈，民实不堪命矣。夫人君为民父母，当勤恤民隐，如保赤子可也。今以取盈之故，使民盻盻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的尽数输之于官，不得养其父母；又借贷起利以足取盈之数，致使官粮私债，上下逼迫，仰事俯畜，一无所资，那老稚之民，皆转死于沟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这等困苦，上面的人全不爱惜，又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贡法不善，一至于此。若助法，则随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哉！即龙子之言观之，可见助法之当行矣。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于国，子孙世世食禄的，叫作世禄。

孟子又告滕文公说：“先王之制，有世禄以养君子，有井田以养小人，这两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禄取之公田，实与助法相为表里，有不容不并举者。今世禄之制，滕固见今行之，所以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旧矣。惟是助法未行，得无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时也用此法，观之于《诗》可验矣。《周诗•大田》之篇小民祝告于天，说道：‘愿

天下雨溉我公田，遂及我私田。’这是小民先公后私之意。然贡法无所谓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于周人之诗，这等看来，虽我周盛时，实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禄，其私田足以养民，无非由商之旧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独可不从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当与世禄并行而不废可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这一节是三代建学之制。

孟子举以告文公说：“为国者诚能制民之产，则民有恒心，而教化可兴矣。于是设为庠、序、学、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学、校四者，其义为何？盖古之建学以教民为主，而乡饮、乡射之礼，亦皆举于其中。故谓之庠者，取养老之义为名也；谓之校者，取教民之义为名也；谓之序者，取射以序贤之义为名也：这三样都是乡学。其地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继，各举一事为名，所以在夏则谓之校，在殷则谓之序，在周则谓之庠，而各有不同如此。惟学则设于国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无所损益焉。要之，名义虽有沿革，然原其立校之意，都是要讲明人伦之理，以厚风俗而已。盖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共由者。惟教化不明于上，则民志不亲，而争乱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学立师，将这五伦之理讲解宣示，昭然大明于上，然后天下之民莫不率由于伦理之中，以恩相与，以分相维，而亲睦之俗成于下矣。然则教化所系，岂不大哉！”《书经》上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可见彝伦之理，有关于百姓之亲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虽行于学校，而惇伦之本，则始于朝廷。盖未有皇极不建，而能敷锡于庶民者。此又作君师者所当知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孟子承上文说：“助法监于商、周，学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褊小，一旦能举行之，虽未必即兴王业，然良法美意足以垂范后来。如有兴王之君受命而起，欲举三代之政，必来考子之所已试者，率而行之，以教养其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师也。况兴王之业，未必不基于此乎！《诗经•文王》篇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周家自后稷、公刘以来，旧为诸侯之国；至于文王，始受天命，而兴王业以新其国。可见修德行仁，不论国之大小，但恐不能行耳。诚能锐然以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奋发而力行之，则人心咸悦，天命自归，亦可以建兴王之业、而新子之国矣，岂但为王者师而已哉？子亦何惮而不为也。”按，三代教养之法，乃王政之首务。战国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于兵戈、赋敛之中，而不得被安养渐摩之化。故孟子惓惓为文公告如此。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毕战，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经界，是经画田间的界至。

滕文公一闻孟子之言，遂以井田为必可行，乃使其臣毕战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来问其详。孟子答之说：“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将行仁政，特选择于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责成，可谓专矣。子必勉力从事，不负付托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个界限。行仁政的，必先从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则有沟洫；正阡陌，则有道涂；定疆塍，则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树木：一一要经画明白，不可紊乱。若经界不正，则田之在民无一定之分，那豪强的人都得以兼并侵夺，而井地遂不均矣。赋出于田，无一定之法，那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谷禄亦不平矣。井地不均，如何养得野人？谷禄不平，如何养得君子？故明君贤臣要行仁政，必从此始；而暴虐之君、贪污之吏，则恶其不便于多取，必欲慢而废之，无怪乎仁政之不行也。诚能知经界之为先务，而汲汲焉正之，则田有定分，虽欲兼并而不敢；赋有定法，虽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养小人，制禄以养君子，皆可不劳而定矣，仁政焉有不举哉？子当是任，亦于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壤，是土。褊，是窄狭。

孟子又说：“分田、制禄两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论大国小国，皆不可废也。今滕国之土地，截长补短，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将必有食禄于朝而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为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纪，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责也。若在上没有君子，则两贱不能相使，谁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赋税、服力役，以养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没有野人，则两贵不能相事，谁去树艺以养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国家所必不可无者。知其不可以相无，则知分田、制禄不可以偏废矣，安得不以经界为仁政之首务哉？”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野，是远乡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国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赋，是上纳。

孟子承上文说：“观君子、野人之相须，则分田、制禄信不可废矣。然其法当如何而后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广阔，可为井田，则请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画为九区，中一区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关之内，比闾相属，难行井田，则请行什一之法：以百亩之田为一夫之业，使输其十亩之入于公家，此即夏之贡法也。能行此二者，则野人之业，取给于所分之田，而豪强者不得兼并；君子之禄，取足于贡赋之入，而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禄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谓彻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圭字，解作洁字。余夫，是余丁。

孟子承上文说：“田禄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于常制之外者。盖因田制禄，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禄渐薄，不有以优之，将祭享不备，而不足以养廉矣。于是有圭洁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亩为额焉，是又以济世禄之所不及也。计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余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给之，则恒产有限，而不足以相赡矣。于是有余夫之田二十五亩，以待其壮而更授之百亩，是又以济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数以制田禄，又有额外之给以示仁恩，于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无不行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徙，是迁居。守望，是防御寇贼。这是详言井田之善，以见助法当行的意思。

孟子说：“分田制禄，固惟助法为善矣。诚使助法既行，则一乡之民各有世业，安土重迁，死而葬者与迁居者皆不肯出其乡矣。盖远乡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联属而不可离，情义自相维系而不能已。故出入往来，则道路之中相为伴侣，而无行旅之虞；昼夜防守，则闾里之间相为应援，而无寇盗之忧。遇有疾病，则视其医药，通其有无，以相扶助，而无窘乏之虑。如此，则乡井之民蔼然相与，苦乐患难无往不同，而亲睦之风成矣。井田之制，有以兴民俗如此，不可以见助法之善哉？”

按，此一段即《周礼》比闾族党之法，后世保甲乡约，其意多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为务，使其情义相联，自无涣散；后世不均田制产，使有乐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离散之民，宜其徒为文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又告毕战说：“井田之法，固所当行矣。然其形体之制何如？盖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势，每方一里，画为九区，其田如‘井’字的模样。每田百亩为一区，九区共九百亩。中间一区百亩，是供给国家的，叫作公田；外面八区，分与八家百姓，各得田一百亩，是养赡家口的，叫作私田。这公田，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获之时，必先治公田，公事已毕，才敢去治私田之事。虽通力合作，而实有公私之分；虽彼此均劳，而实有先后之辨。这是为何？盖以分别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为泰；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为劳耳。此井田形体之制，殷之所谓助，周之所谓彻，不出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仿而为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润泽，是变通圆活的意思。

孟子承上文说：“井田之法，自诸侯去其旧籍，其详已不可得闻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区，辨公私之等，别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顾时势之变迁不同，地力之肥硗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于此而不利于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变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这等圆活流通，无所胶滞，则在滕君主持于上，吾子协赞于下，同心共济，各尽其责而已，岂吾言所能悉哉？”

按，井田之制，最为良法，成周所以体国经野，厚下安民，皆本于此。时至春秋战国，如李悝之尽地力，商鞅之开阡陌，尽取先王之法而更张之。后虽有明君贤相，慨然欲行古法，亦无自而考其详矣。惟是什一而赋，使百姓足而君亦足，则井田之遗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师其迹而师其意可也。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为神农之言，是战国时农家者流，因炎帝神农氏始为耕稼，遂造作一段言语，托为神农遗教，以惑人心，乃异端之学也。踵门，是足及于门。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作扣字，是造屦之法。

昔文公闻孟子之言，即欲分田制禄，以复三代之法。风声传播，远近皆知。那时楚国之人有习学耕稼、托为神农之说的，叫作许行，要乘此机会，以售其学术。即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门告说：“吾远方之人，闻君分田制禄，举行仁者之政，心窃慕之，故不惮遥远，特来归附。愿分与一廛之居，为滕国的百姓，庶几得沾仁政之泽也。”文公以其慕化而来，不忍拒绝，即与之一廛，以为居止。但见许行之徒数十人，皆以褐为衣，以明自处于贱，不用尊贵之章服；且捆屦织席，卖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费公家之廪饩也。此不惟言称神农，即一衣一食，已别是一种习尚，实欲以并耕之说沮坏良法耳。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

陈良，是楚国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

文公既行仁政，归者益多。此时，楚儒陈良有弟子陈相与其弟陈辛，负着耕田的耒耜，自宋至滕，来告文公说：“分田制禄之法，乃三代圣人经理天下之善政，闻君有志复古，慨然举行之，是即三代圣人复见于今日矣。吾等生于今时，得遇圣君，何胜庆幸！故移家来附。愿受田而耕，为圣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泽焉。”陈相兄弟是儒家之徒，其闻风归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许行欲售其说也。夫井田之法一行于小国，而远方之民翕然向化如此，足以见王政之可行矣。惜乎！为邪说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终于不用也。

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饔飧，是朝夕的熟食。厉，是病。

许行托为神农之言，以欺世骇俗，这是异端之学，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陈相一见许行，闻其议论可喜，便大悦而慕之，尽弃其平日所学于陈良者，而学许行之学焉。盖邪说之易以惑人如此。陈相既学其道，便非议孟子分别君子、野人之法。乃来见孟子，称道许行的言语，说：“滕君在战国之时，能慨然有志于圣人之政，岂不是个贤君？虽然如此，还未闻古圣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国家也。盖所谓贤君者，宁劳己以养民，不劳民以自养；常时与民并耕，自食其力，不曾费了百姓的供给；且朝饔夕飧，自甘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废了国家的政务，这才叫作贤君。今观于滕，有仓廪以贮谷粟，有府库以藏货财，都是取百姓每的脂膏以自奉养，害及于民，而利归于上，不复知有并耕饔飧之事矣，恶得谓之贤哉？”许行之言，混君子、野人于无别，正与孟子相反。而陈相顾称道之，以阴坏孟子之法。异端之变乱是非，害人国家，良可恨。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釜，是煮饭的。甑，是炊食的。爨，是燃火。铁，是田器，如锄犁之类。

许行之说，欲使人君身亲稼穑，而兼治民事，此理势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将折其非，先就把他服食器用不能兼为者以诘之，因问陈相说：“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陈相答以为然。盖许子农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陈相答以为否。盖许子穿的是褐，不必织而衣也。孟子又问：“许子戴冠乎？”陈相答说：“戴冠。”又问：“许子所戴何冠？”陈相答说：“是素冠。”孟子就问：“这冠是许子自织之与？”陈相说：“否，许子不能自织，以所种之粟易之耳。”孟子问：“许子何故不自织？”陈相说：“农工各有专务，既要种粟，又要制冠，却不妨了农事？所以不自织也。”孟子又问：“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铁器，许子也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陈相说：“然。”孟子问：“这器物也是许子自为之与？”陈相说：“否。许子恐害于耕也，以所种之粟易之，犹夫冠也。”此可见许子服食器用，多与人同，有无相须，不能独异。一身日用之事且不可以兼为，况治天下而可以兼农夫之事哉？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械器，即上文釜甑、耒耜之属。陶，是治瓦器的。冶，是治铁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宫中，譬如说是家里一般。

孟子因陈相之对，复诘之说：“许子以滕有仓廪府库为厉民以自养矣。今就子之言观之，粟乃农夫之所种，釜甑、耒耜乃陶冶之所为，各治一事，而各适于用者也。农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济陶冶之所无，非有害于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济农夫之所无，岂有害于农夫哉？盖有无相通，则彼此俱利，从古以来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为厉，则许子何不自为陶冶？举凡百工之事，如釜甑耒耜之具，止皆取诸家中而用之，岂不省便？何为纷纷然日以其粟与百工之人交相贸易？何许子之不惮烦如此？”陈相乃答说：“天下之事，专为则易，兼为则难。许子既种粟而食，则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陈相至此，固已情见辞穷，而不能自解矣。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是在下的人。

陈相既知农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从而折之，谓：“尔说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是矣！然则人君之治天下，视百工之制器，烦简劳逸，相去何如？独可耕且为与？盖心无二用，业有专攻，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计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为，无不具备；如皆出于自为而后用之，则既业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无时休息，势亦有所不能矣，况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语有云：‘均是人也，或为君子而劳心于上，或为小人而劳力于下。劳心于上者，颁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劳力之小人，则惟听君上之治而已。听治于人者，输租纳税，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则唯受在下之养而已。’然则以劳心而易小人之养，本是大人之事；以劳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犹农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自神农、尧、舜以来，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谓并耕之说乎？”盖许行之术，本欲阴坏孟子分田制禄之法。故此一段指陈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说将不攻而自破矣。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横流，是散漫妄行。泛滥，即水横流的意思。繁殖，是众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作分字。九河，河流有九之谓。济、漯、汝、汉、淮、泗，都是水名。疏、瀹、决、排，都是开通的意思。

孟子辟陈相说：“自古圣人，未有与民并耕而治天下者。且以尧之世言之。当尧之时，去洪荒未远，生民之害未尽消除，天下犹未平也。那时洪水滔天，不循着道路而散溢妄行，泛滥于天地之间。于是草木得水而日见长盛；禽兽得草木而日渐众多；五谷为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民为禽兽所逼，多被伤残：所以人烟稀少，但见兽蹄鸟迹的道路交杂于中国。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治？尧既为天子，劳心治人，不曰洪水方割，则曰下民其咨，其心独以为忧，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一人独理；乃访于侧陋，咨于四岳，得一大舜，遂举以为相，而使之分治焉。尧既以天下之忧为忧，而付托于舜；舜遂以尧之忧为忧，而分任于禹。盖此时洪水为害，草木障蔽，禽兽纵横，虽欲治水，而无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益将山林薮泽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烧，使禽兽失其所依，都去逃躲，无逼人之害，然后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于是命大禹为司空，使他治水。禹于西北，则疏九河以分其势，又通济水、漯水以会其流，使之皆注于海，而北条之水有所归焉；于东南，则决汝水、汉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于江，而南条之水有所归焉。水有所归，自然不至泛滥，而地皆可耕，然后中国民人可得耕而食矣。那时大禹受舜之命，为天下拯溺，随山浚川，至八年在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忘身忘家，这等样劳苦。虽欲与民并耕而食，其可得乎？”观于禹，而尧、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许行并耕之说，何其谬哉！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劝农之官。树艺，是种植。司徒，是教民之官。放勋，是帝尧称号。劳，是慰勉。来，是引进。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

孟子叙尧、舜忧民之事说：“水土既平，则民有可耕之地矣。于是又命弃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穑，习耕耘收获之事，以种植五谷。由是五谷成熟，天下之民家给人足，皆相生相养，而无复阻饥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饱食暖衣、居处安逸而无以教之，又将耽于佚豫，习为邪侈，至于灭性乱伦，而违禽兽不远矣，故圣人又有忧焉。于是以契为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伦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而有恩以相亲；使臣以礼，事君以忠，而有义以相与；夫妇则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长幼则有次序，而不相僭越；朋友则以诚信相交，而无有欺诈。盖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伦，必设法以教之，而后民性可复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尧命契之辞说：‘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强修行者，则慰劳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则引进以来之：所以嘉其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则闲之使归于正；有立心回曲者，则矫之使归于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树立不定者，则扶助而立之；有进修不前者，则诱掖而行之：所以济其不逮如此。既使之优游厌饫，而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犹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时时申饬，提振警觉，以加曲成之惠焉。’这等多方造就，教思无穷，然后人伦可明，而百姓可亲也。尧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即思所以养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圣人之劳心以忧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释如此，而暇于耕乎？所以说，治天下不可耕且为也。”

“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

易字，解作治字。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民，固不暇于耕矣。然其所以为民者，亦非事事而忧之也。在尧则以百揆未叙，四门未辟，思举舜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舜为忧耳；得舜，则尧之忧民者皆付之于舜矣，尧又何忧之有？在舜，则以水土未平，五刑未饬，思得禹、皋陶而任之，彼时惟以不得禹、皋陶为忧耳；得禹、皋陶，则舜之忧民者皆付之禹、皋陶矣，舜又何忧之有？圣人之劳于求贤如此。则其所忧，乃知人安民之要务，实皆治乱安危之所关，而未尝屑屑于其小也。若乃躬耕百亩之田，闵闵然忧其不治，乃农夫之所有事耳，岂圣人之忧哉？然则圣人之治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孟子承上文说：“尧、舜之忧，惟在于得人，诚以得人之所系为甚大也。且如忧人之匮乏，而以财物分之，于人亦有所济，这叫作惠。忧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于人非不尽心，这叫作忠。然天下至广，百姓至众，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得人人而教之？这所及犹有限也。惟是忧天下之不治，而求得贤才以代理，如尧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则不必分人以财，而牧养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广；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无穷：这等才叫作仁。仁则不止于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系于得人，则得人岂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与人，诚若至难；然以圣人之心视之，犹以为易。惟是为天下得人，则必择之至当，选之至公，而后可托以天下，乃为难耳。惟得人之难，此尧、舜所以用心于是，而以不得为忧也。”

“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孟子承上文说：“欲知尧舜用心之大，观诸孔子之所称，则可见矣。孔子尝称帝尧说：‘大哉！尧之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与之准则，其德荡荡乎广远，民无得而名焉，真是与天为一者也。’又称帝舜说：‘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大，虽富有天下，若与己不相关涉，而惟以治天下为忧，真是克尽君道者也。’夫尧称荡荡，舜称巍巍，自古帝王无有如其盛者。则尧、舜之治天下，岂诚漠然于兆民之上，而一无所用其心哉？当其时，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兴，思得人以兴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亩为忧，而用之于耕耳。使尧、舜用心于耕，则是以小人之事为事矣，何以成此巍巍、荡荡之功哉？然则并耕之说，可谓无稽之甚矣。”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孟子既辟许行并耕之非，至此乃直责陈相说：“许行之学，诞妄如此，子乃悦而从之，可乎？夫中国所以异于蛮夷者，为其有圣人礼义之教耳。据吾所闻，盖有用中国之教以变蛮夷之俗，而自归于正者；未闻有学于中国，而反为蛮夷所变者也。子之师陈良，生长于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闻周公、仲尼之道行于中国，悦而慕之，遂来游北方，以求周、孔之学。于凡二圣之制作删述，皆心领而身受之，即北方之士素学周、孔者，其所造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用夏变夷，而自拔于流俗如此，可谓才德出众之豪杰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亦与闻周、孔之道者。乃于师死之日，遂尽弃其学而学于异端之许行，非所谓变于夷者耶？吾未见受变于夷，而可与论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是担负的行李。场，是冢傍之地。秋阳，是秋日。暴，是晒。皜皜，是洁白的意思。

孟子责陈相说：“子之忍于倍师，亦未闻孔门弟子之尊师者乎？昔者，孔子既没，其门人在鲁，皆服心丧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装，将欲散归乡里。入揖子贡为别，相向而哭，莫不极其哀痛，至于失声，然后归去。门人之追慕其师如此。子贡犹未忍遽去，又反归墓傍，筑室于坛场之上，独居三年，然后归去。子贡之追慕其师又如此。他日，子夏、子张、子游思慕孔子，想见其音容，以有若言行气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礼事之，以慰其思慕之意。因曾子不往，勉强要他。曾子说：‘不可！我辈尊师，当论其道德，不当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极其纯粹，而无一尘之杂，就如江、汉之水洗濯出来的一般；又极其明莹而无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晒出来的一般，皜皜乎！举天下之言洁白者，无以加于其上矣。岂有若所能仿佛哉？今乃欲以此尊之，则拟非其伦，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师如此，而子之兄弟独忍倍其师，真圣门之罪人也。”

“今也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

鴂，是鸟名，南蛮之声与之相似，所以说南蛮舌鴂。孟子责陈相，又说：“有若虽非圣人，犹与圣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孔子者事之。今许行乃南蛮鴂舌之人，其所称述，皆惑世诬民之术，本非中国圣人相传之道，与子之师陈良正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师而从其所学，亦异乎曾子之尊其师者矣。”盖圣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间，顾人之所从何如。陈良用夏变夷，则进而为中国；陈相去正从邪，则沦而为夷狄。所谓在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者也。司世教者不可不知。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幽谷，是深涧。乔木，是高树。膺，是击搏的意思。荆，是楚国本号。舒，是楚旁小国。惩，是创。

孟子责陈相，又说：“子倍陈良之道，而学于蛮夷之人，其于取舍之间，可谓不知所择矣。《诗经•伐木》篇中有云：‘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可见鸟虽微物，犹知出于幽暗之中，而迁于高明之处，吾之所闻如此。未闻有自乔木而下，反入于幽谷者也。今陈良诵法先王，如乔木之高明；许行溺于异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倍陈良而学许行，是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矣，不亦异乎吾之所闻耶？又观《鲁颂》篇中说：‘周公辅佐王室，于戎、狄则击而逐之，于荆、舒则伐而惩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许行蛮夷之人，畔于圣道，乃周公之所击也。子乃舍中国之教而从其学，真所谓变于夷者矣，何其变之不善如此耶？”即孟子之言观之，许行并耕之说必不可从，而陈相倍师之罪，诚有不容逭者矣。盖战国之时，邪说横行，故孟子极力辟之，至斥为夷狄，其严如此。后世佛氏之学，自西域流入中国，世之愚民莫不惑于其教，乃至贤智之士亦阴入其说而不可解。视陈相之变于夷，抑又甚矣！岂非周公之所膺耶？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孟子辟许行并耕之谬，陈相既无以为辞，乃又举其市不二价之术称扬于孟子。说道：“如夫子之言，则许子并耕之说固不可从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价一节，从许子之术，则市中货物皆有定价，而无贵贱之分，一国之人无所用其诈伪。虽五尺之童，幼小无知，适市贸易，亦无有增减价值以欺之者矣。盖天下之物，惟是分个等级，则其价相悬而争端易起。今皆一概定价，不论精粗：如布帛只论丈尺，长短同则价相等；麻缕丝絮只论斤两，轻重同则价相等；五谷只论斗斛，多寡同则价相等；屦只取其适足，大小同则价亦相等。物价一定，则人情相安，争端尽息，可以还淳返朴，而复上古之治矣。许子之道如此，何为而不可从耶？”陈相之称许行，徒欲以掩其倍师之失，而不知周公、仲尼之道，正不如此，盖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

孟子辟陈相说：“许子欲市价不二，将谓世间的货物都是一般，更无差别；不知天之所生，地之所长，与人之所为，自是参差不齐，精粗美恶，判然各异，乃自然之情也。故其价之悬绝，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至相去什倍，相去百倍，有多至千万倍者：此乃万有不齐之理，岂可强同？今子乃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为纷纷扰乱天下而已。何以言之？盖物之有精粗，犹其有大小。就将屦这一件来比方：使大者与小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大者？然则精者与粗者其价相同，人岂肯为其精者哉？若从许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为滥恶之物以相欺。本欲除伪，适以长伪；本欲息争，适以启争，如之何可以治国家乎？许子之道，固不特并耕为不可从也。”按，许行之术，自附于神农，其说有二：因神农始教稼穑，遂造为并耕之说；因神农始为市井，遂造为一价之说。总是假托上古以阴坏三代之法，乃邪说之尤者。使其得行于滕，不惟一国受敝，而其害将及于天下矣，故孟子极力排之如此。后世治天下者，只当以尧、舜、三代为法，其余百家众技，假托先圣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是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

战国之时，杨朱、墨翟之言布满天下。这两家学术都是异端，与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辞而辟之。彼时有治墨翟之道的，叫作夷之，虽是异端之徒，然平时仰慕孟子，欲来求见，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来，或亦反正之一机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诚否何如，故孟子对徐辟说：“夷子之来，我固愿见；只为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见也。子为我辞夷子，俟吾病愈，吾且往见。夷子不必再来！”这是孟子托辞，欲坚其求见之心，以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直，是尽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风俗。

夷之初因孟子托疾，不得相见。他日，又因徐辟求见孟子。孟子谓徐子说：“夷子再来求见，其意甚诚，吾今则可以见矣。但吾儒之道，与异端不同。苟不尽言以相正，则吾道不明，何以开其蔽锢，救其差失？吾且尽言以规正之。吾闻夷子乃学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丧，生不歌，死无服，桐棺三寸而无椁，其为道贵薄而不贵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风俗，岂以其薄葬为非是而不贵尚之哉？夫以薄为贵，则以厚为贱，必无两是之理。然而夷子之执亲丧，于葬埋之礼独厚，则是不以墨氏之所贵者事亲，而以墨氏之所贱者事亲也。学其术而不遵用其教，是诚何心哉？”盖人子无不欲厚其亲者，而墨氏以兼爱之故，反薄于亲，此所以为异端之学也。夷子学于墨氏，固其心之所蔽；而不忍从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诘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学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差等，是分别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样。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犹未悟其非，乃对徐子说：“吾墨子之道，主于兼爱，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人一般，不分厚薄，学者善师其意而行也，与儒道不相悖戾。且儒者之道，亦未尝不以兼爱为言。《周书》上说：‘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视百姓与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谓也？由此而观，墨子兼爱之说何尝不是？之则以为天下之人皆所当爱，原无厚薄隆杀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亲始耳。故我厚葬其亲，亦欲推之以厚天下之人，乃施由亲始之说也，岂以所贱事亲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推墨附儒，以释己厚葬之意，其辞亦遁矣。徐子以其言告孟子。孟子晓之说道：“夷子据‘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爱无差等之说。岂以为人之爱其兄子，就如爱那邻家之赤子乎？不知兄子甚亲，邻家之子甚疏，用爱岂无分别？《周书》所谓‘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义云耳。以为小民无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犹赤子无知，匍匐将入于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当如保赤子，不使无辜受戮耳，岂爱无差等之谓乎？且天之生物，受气成形，各本于父母，都使他从这一个根本上发生出来。故爱亲之心，根于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则视其亲与路人略无分别，特其施由亲始，把这根本去处分而为二，此所以溺于兼爱之说，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义，则墨氏兼爱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上世，是太古之时。委，是弃。壑，是山水所聚处。嘬，是攒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视。虆，是土笼。梩，是土。

孟子晓夷之说：“夷子知厚葬之为是，而不知二本之为非，岂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无不爱亲；惟爱亲，所以有此葬礼。试以往古之事验之：盖上世丧礼未制之先，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弃之于壑。他日经过其处，见狐狸食亲之肉，蝇蚋攒亲之肤；于是头额之间泚然汗出，但邪视而不忍正视，有不能为情之甚者。是泚也，岂为他人见之有所掩饰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诸中心而发，见于面目；其良心感触，有不能自已者耳。当此之时，既悔其前日委弃之非，而又思为后日保全之计。于是归取虆梩，反土以掩其亲之尸，使不至为物所残、为人所见：此后世葬埋之礼所由起也。夫此掩其亲者，若在所当然，则孝子仁人之所以掩覆其亲者，必有厚葬的道理，而不以薄葬为贵矣。夫葬礼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亲之一念发之，非以其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则弃亲不葬者胡为有泚？又胡为而掩之以虆梩？夷子试反而求之，则知以薄为道之非；而墨氏之说，有不可从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

怃然，是茫然自失的模样。为间，是少顷。命，是教。

夷子学于墨氏，而厚葬其亲，其心必有不安于墨者，但溺于其说，不能自拔耳。孟子乃从他良心真切处提醒发明，所以感悟而诱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语夷子，夷子遂茫然自失。少顷间，说道：“始吾学于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闻夫子之言，乃知天亲果无二本，葬亲果当从厚。夫子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闻言即悟如此。可见爱亲之良心，人所同具；而异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归正者。故君子之于异端，拒之甚严，而待之亦未尝不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