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横，是不循法度。顽，是愚蠢。懦，是柔弱。

孟子说：“圣人之德，本无不盛，而其制行则各不同。古之人有伯夷者，以言其持己，则目不视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何等样严正！以言其处世，则择君而仕，非可事之君弗事；择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弗使。世治则进而效用于世，世乱则退而独善其身，何等样高洁！其视横政所出之朝、横民所止之地，惟恐有累于己，不忍一朝居也。思与乡里之常人相处，如着了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一般，惟恐有浼于己，不能一息安也。那时商纣在位，举世昏浊，正是朝有横政、野有横民之时；于是洁身远去，避居于北海之滨。盖将待清明之世而后出；苟非其时，宁遁世而无闷矣。此其志操，真可谓皭然自立，而流俗不能污、邪世不能乱者。是以后世之人，闻其遗风，不但有识见的知所兴起，即顽钝无知之辈，亦皆化而有廉介之操；不但有志气的知所感奋，即柔懦不振之夫，亦皆化而有卓立之志矣。其孤介既足以守己，流风又足以感人，伯夷之行盖如此。”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伊尹者，尝自家说道：‘苟可以事，即是吾君，何所事而非君乎？苟可以使，即是吾民，何所使而非民乎？’遇治世，固进而行道以济时；遇乱世，亦进而拨乱以反正。其一于进，而不必于退者，为何？其意以为：‘天之生此民也，将使先知的启迪后知，先觉的开发后觉，而与之共明此道也。今我在天民中，能尽人道，则我固天民之先觉者。我将举此道以觉当世之民，其责有不得诿诸人者矣。’推其心，但是当世之民，有匹夫匹妇颠连失所，不与被尧、舜之泽的，皆其心之所不忍者。其痛自刻责，就如己推而纳之沟中的一般，有不能一日安者矣。是其举宇宙之大，兆庶之众，无一民一物不在其担当负荷之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伊尹之行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

鄙，是狭陋。敦，是厚重。

孟子又说：“古之人有柳下惠者，苟可以事，不必明主，虽遇着汙君，亦委身事之而不以为耻；苟可以居，不必尊位，虽与他小官，亦屈意为之而不必于辞。其不择君而事，若疑于易进矣；而实不肯韬晦以蔽己之贤，必期直道以行己之志。其不择官而居，若疑于难退矣；而放弃亦不以为怨，困穷亦略无所忧。其处进退之际，直率坦夷有如此者。至于处乡里之常人，和光同俗，由由然与之偕而不忍去。其平日常自说：‘形骸既分，尔我各异。尔自为尔，无与于我；我自为我，何关于尔？虽使人袒裼露臂、裸裎露身在于我侧，彼自无礼耳，安能玷辱于我哉？’其言如此。是真旷然有度，而置得丧于不较，合人己而两忘者。故后世之人，闻其遗风，虽狭陋之鄙夫，皆化而有宽宏之量；虽啬吝之薄夫，亦化而为敦厚之行矣。盖其和德之近人为易亲，故其流风之感人尤易入。柳下惠之行固如此。”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是渍米的水。接淅，是将炊之时，以手承水取米而行，盖欲去之速，而不及炊也。

孟子又说：“三子之行，各有不同，若孔子则兼而有之。当其在齐，因齐景公托言老不能用，义不可留而去。时炊饭未熟，遂承水取米而行，虽一饭之顷，亦有所不能待焉。其在于鲁，因鲁定公受女乐不朝，知其不足与有为而去。然又不忍遽去，乃曰：‘迟迟吾行，必待膰肉不至，而后行焉。’夫去齐如彼其急，而去鲁如此其缓者何？盖鲁乃孔子父母之国，见几固当明决，用意尤宜忠厚，去父母国之道当然耳。即此去鲁、去齐之两事观之，可见孔子之处世，有不倚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者。道之不行，去可以速矣，则从而速去，不俟终日。如其可留，则又栖栖眷念，而不妨于久淹也。世莫我知，身可以处矣，则从而退处，若将终身；如有用我，则又汲汲行道，而不妨于仕进也。此则内无成心，而意必尽泯；行无辙迹，而用舍随时。孔子所以异于三子者又如此。”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孟子既历叙群圣之事，因断之，说道：“大凡行造其极者，皆可以为圣。然非道会其全者，未可以言圣之至也。今伯夷以节自高，而视斯世之人无一可与。其皭然洁白之行，已造到清之极处，而无纤毫之混浊矣，其圣之清者乎！伊尹以道自负，而视宇宙内事皆吾分内。其毅然担当之志，已造到任之极处，而无一念之退托矣，其圣之任者乎！柳下惠以量容天下，而视斯世无不可与之人。其由然与偕之度，已造到和之极处，而无纤毫之乖戾矣，其圣之和者乎！至若孔子，仕止久速，不倚于一偏；变化推移，总归之顺应。此则清而未尝不任，任而未尝不和，兼三子之长而时出之，乃圣之时者也。谓之曰时，则三子之行，不过四时之一气；而孔子之道，殆如元气之流行于四时，有不得而测其运用之妙者矣，夫岂三子之可及哉！”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

凡作乐，一音独奏一遍，叫作一成；八音合奏一遍，叫作大成。金，是钟。声，是引起的意思。玉，是磬。振，是收煞的意思。条理，是音律中之脉络。

孟子又说：“清如伯夷，任如伊尹，和如柳下惠，虽各造其极，然圣矣而未大也。惟孔子以一身而兼三子之长，是其总群圣之事而为一大圣。譬之于乐，其犹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者乎！何以谓之集大成？盖乐有八音，若独奏一音，则一音自为起落，这是小成。惟于众音未作之时，而击钟以宣其声；俟众音既阕之时，而击特磬以收其韵，金声于先，玉振于后，这才是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金、石二音，何以能集众音之大成？盖金、石者，众音之纲纪。金不鸣，则众音无由而始；自钟一击，然后众音翕然而作，而律吕为之相宣矣。是金声也者，岂非开众乐之端，而为之始条理者乎？玉不振，则众音无由而终；惟特磬一击，于是众音诎然而止，而条贯为之具毕矣。是玉振也者，岂非收众乐之节，而为之终条理者乎？始终之间，脉络贯通，无所不备，此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何以异于是哉？”

“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智，是知之精明。圣，是德之成就。

孟子又说：“合始终条理而无不备，此乐之大成也，而孔子之圣实似之。盖大乐之作，有始有终；而圣德之全，有智有圣。金以声之，此乐之始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知之贯彻处，实同一发端。盖孔子智由天纵，而睿哲所照，洞见夫道体之全，于凡清、任、和之理，条分缕析，无一理之不精，是智以启作圣之始，与金以开音乐之先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玉以振之，此乐之终条理也；而比之孔子，与其德之成就处，实同一究竟。盖孔子德本性成，而众善兼该，克造于圣修之极，于凡清、任、和之事，经纬错综，无一事之不当，是圣以要知至之终，与玉以收音乐之止者，其事一而已矣。所以说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圣兼全，而圣德始终之条理备矣，此孔子之所以为集大成也。彼三子者，不过众音之小成耳，岂能比德于孔子哉？”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又说：“圣智兼备，固孔子之所以集大成矣。而智以成始，圣以成终，则圣又由于智也。不观之射乎？射有巧有力。孔子神明内蕴，合清、任、和之理而兼照之，是智也，譬则射者之巧焉；德行默成，体清、任、和之理而时出之，是圣也，譬则射者之力焉。必知之真，然后行之至；必有定见，然后有全力。譬如射于百步之外的一般：凡射疏及远，到得那地步，这是膂力之强，尔力之所能为也。若夫舍矢如破，正中其的，这是得手应心，妙在于命中之先，乃巧之所为，不专在于力也。夫射之能中者，不专于力而在于巧，则孔子所以为圣之至，不专于圣而实由于智矣。彼三子者，力有余而巧不足，此所以倚于一偏，而难以语时中之圣也。”按，孟子此章形容孔子之德，既以天道为喻，曰圣之时；又举乐为喻，曰集大成；复举射为喻，曰智巧也、圣力也。岂智之外复有时中哉？大成即圣之全体，而时中即智之妙用。智而后能圣，圣而后能时，理固一原，而圣心之纯，实贯始终而无间者也。观其自言，亦谓由志学而驯至于从心不逾矩。夫志学，智也；不逾矩，时也。合而观之，而圣德之全益见矣。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

北宫锜，是卫人。班，是班定次第。

北宫锜问于孟子说：“朝廷设官分职，莫大于爵禄；而爵禄之制，莫备于成周。周室之班爵禄，必有个贵贱之等、厚薄之差，敢问其制如之何？”孟子答说：“周室爵禄之制，其品式章程至精至密，今已不可得而闻其详矣。盖制度之详，载在典籍，典籍存而后制度可考也。自周室衰微，诸侯放恣，僭窃名号的，以卑而拟尊；兼并土地的，以大而吞小，反厌恶先王之制度，以为不便于己之所为，遂灭去其籍，使上下名分无从稽考，因得以纷更变乱而无忌，此所以典籍散失，欲闻其详而不可得也。顾其详虽不可得闻，然而规模之建立、体统之昭垂，尚有幸存而未泯者，轲也亦尝闻其什一于千百，而可举其大略为子告焉。”夫当典籍残缺之余，而能考究圣王之制，非孟子学识其大，其孰能知之？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这一节是周室班爵之制。

孟子告北宫锜说：“成周爵禄之制，册籍虽亡，而名分未泯。其班爵之大略，有通行于天下的，有单行于中国的。自其通于天下者而言，父天母地，而为天下之所共宗，这是天子。天子之贵，自为一位，尊无二上矣。然天下之大，非天子一人所能独理也，于是分天下为万国，而使同姓之亲、异姓之贤，与之共治焉。自天子而下，有公一位；公之下，有侯一位；侯之下，有伯一位；伯之下，有子与男同一位。天子总治于内，公、侯、伯、子、男分治于外，内外相维，体统不紊，然后举天下之大，无一国之不治矣。爵之通于天下者，此其大略也。自其施于国中者而言，出命正众，而为一国之所奉戴，这是君。天子君于王畿，诸侯君于列国，各自为一位矣。然一国之众，亦非君一身所能独理也，于是分庶绩于百官，而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之共治焉。自君而下，有卿一位；卿之下，有大夫一位；大夫之下，有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君出令于上，卿、大夫、士奉令于下，上下相承，事使不乱，然后举一国之事而无一事之不治矣。爵之施于国中者，此其大略也。据我所闻周室班爵之制，如此而已。若其创制立法之盛，则典籍尽去，今亦安从而考其详哉？”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这以下是周室班禄之制。

不能，是不足的意思。

孟子又告北宫锜说：“周室班爵之制，其略固可得而言矣。其班禄之制何如？试以禄之班于天下者言之。天子食赋于畿内，其制地方千里；盖天子爵为至尊，故其地至广也。公侯而下，则皆食赋于列国；故公侯之地，方广都是百里，其田赋之入，视天子而杀矣。伯之地，方广七十里，其田赋之入，又视公侯而杀矣。子、男之地，方广都是五十里，其田赋之入，视伯而又杀矣。自天子以至于子、男，分田制禄之法，凡有此四等。在天子非独丰，在诸侯非独啬，厚薄之等，一因其尊卑之分而已。此外，更有地不足五十里之数者，遇凡朝觐聘问等礼，不能以姓名自达于天子，但附属于邻邦诸侯，以通其姓名，这叫作附庸。则其爵愈卑，而其禄愈薄矣。盖先王于疆理天下之中，而寓则壤成赋之制，故其禄之班于天下者有如此。”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

这一节是禄之班于王国者。

视，是比照的意思。

孟子又告北宫锜说：“周室之班禄，其在王畿之内者，各有差等。盖天子以一人宰治于上，而有卿、大夫、士，分治于下，其效忠宣力，本与外臣均劳，而地近职亲，较之外臣尤重。故王朝之卿，所受采地，比照于大国之侯，侯百里，卿亦百里也。大夫所受之地，比于次国之伯，伯七十里，大夫亦七十里也。元士所受之地，比于小国之子、男，子、男五十里，元士亦五十里也。当其时，诸侯入则为王朝之卿士，卿士出则为列国之诸侯，其分本相等，故其受禄不得不同耳。然以王朝之臣，而同于列国之君，所以尊王室而重内朝之意，又自可见焉。其班禄于天子之国者有如此。”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这以下是禄之班于侯国者。

十，是十倍。四，是四倍。倍，是一倍。庶人在官者，是府吏胥徒，如今杂职吏员之类。

孟子又说：“周室之班禄，其在列国者，亦各有差等。以公侯之大国而言，地方百里，提封十万，凡君与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皆仰给于其中焉。君享一国之奉，为田三万二千亩，比之卿禄，盖加十倍之多。卿田三千二百亩，较之于君，才是十分之一，而实四倍于大夫。大夫之田八百亩，较之于卿，才是四分之一，而实加倍于上士。上士得田四百亩，其禄则倍于中士。中士得田二百亩，其禄则倍于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若府吏胥徒之流，其禄相等，皆得食百亩之入焉。盖庶人身役于官，既不得自食其力，因给之以一夫之养，使足以代其耕而已。此则禄颁于上，或加数倍之入，而不嫌于丰；禄给于下，或准一夫之田，而不病于啬。尊卑有序，丰约适宜，大国班禄之制固如此。”

“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三，是三倍。

孟子又说：“公侯之下有伯，比大国次一等，谓之次国，其班禄亦次之。盖伯爵之国，地方七十里，较之百里之地狭矣。而国中之有卿、大夫、士及在官之庶人，则与大国一也。故其因田制赋，君之禄亦十倍于卿，得田二万四千亩。卿之禄，则止三倍于大夫，得田二千四百亩。至于大夫，则一倍于上士，而得八百亩。上士则一倍于中士，而得田四百亩。中士则一倍于下士，而得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亩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则与大国之制无不同矣。盖自卿以上，禄限于地，固不得与大国同其丰；自大夫以下，食因其事，则不得不与大国同其约。次国班禄之制盖如此。”

“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

二，是二倍。

孟子又说：“伯之下有子、男，比次国又降一等，谓之小国，其班禄抑又次之。盖子、男之国，地方五十里，较之七十里之地则又狭矣。而国中之有卿、大夫、士与庶人之在官者，亦与次国一也。故其因田制赋，君之禄亦十倍于卿，得田一万六千亩。卿之禄则止二倍于大夫，得田一千六百亩。至于大夫，则一倍于上士，而得八百亩。上士则一倍于中士，而得四百亩。中士则一倍于下士，而得二百亩。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皆得以食百亩之入，使足以代其耕，则亦与次国之制，无一之不同矣。盖自卿而上，其禄厚，厚而不减，则国小不足以供，故不得不杀；大夫以下，其禄薄，薄而复减，则养赡不足以给，故不得不同。班禄于小国之中者，其制又如此。”

“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获，是受田。差，是等级。

孟子又说：“庶人在官者之禄，固取其足以代耕矣，而代耕之分数，又自不同。盖耕者所受之田，每夫以百亩为节。百亩之田必加以粪，粪多而力勤的，是上等农夫，计其所入，可以供九人之食；若稍次于上农的，其所入，仅可以食八人；中等的，仅可以食七人；中等又次的，仅可以食六人；若下农夫，则不过能供五人之食而已。人事之勤惰不齐，而收入之多寡随异，其所食之数，大约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职有大小，事有繁简，其受禄之多寡，即照此农夫之次序以为等差：事繁者食以上农夫之食，其余以次递减，事最简者亦不失下农夫之食焉。所谓禄足代耕者，其详悉有条，又如此。夫列爵有尊卑，而中外殊其制；班禄有多寡，而上下异其规。此周制之大略，而我之所可闻者也，乃其详，则不可得而闻矣。”

大抵战国之时，诸侯侈肆，先王封建井田之制坏乱已尽，孟子有慨于中久矣！故因北宫锜之问，而摭拾大略以示之，使后世得闻圣王治天下之大法者，独赖此篇之存。有天下者，不可不究心也。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挟，是挟持所有以傲人的意思。

万章问于孟子说：“朋友，五伦之一，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敢问友道如何？”孟子答说：“交友之道，无他，只在忘势分、略形迹，除去矜己骄人之念而已。如己虽长也，不可挟我之长以加于少者，而与之友；己虽贵也，不可挟我之贵以加于贱者，而与之友；己虽有兄弟之盛也，不可挟我之兄弟以加于寡弱者，而与之友。所以不可以挟者为何？盖友也者，非为其年相若、势相敌而与之为友也，必其道义可尊，斯取为辅仁之助；言行可法，斯联为同志之交。因其有德，而与之友耳。既友其德，则当折节以亲贤，虚怀以受善，岂可以有所挟乎？若一有挟长、挟贵、挟兄弟之心，则在我不胜其骄矜之念，而贤者亦不肯有乐就之诚矣，所以说不可以有挟也。人能持无所挟之心，以择友于天下，则益友日至，辅德有资，交道岂有不善者哉？”

“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

乐正裘、牧仲，是人姓名。

孟子告万章说：“交友之道，能无所挟固难，能不挟贵为尤难。处贵而能不挟者，在大夫中则有若孟献子。孟献子者，百乘之家，为大夫而有采地，其势分亦贵显矣。当时择人而交，有友五人焉：其一人为乐正裘，其一人为牧仲，其三人者，则予不记其姓名而忘之矣。献子与此五人为友，岂漫然与之交游？盖有所以取之者矣。大凡贱与贵交，非资其势，则利其有。惟此五人者，但知道义为重，其于献子之富贵，眼中全不见得，心上全不着意，无献子之家者也。惟其无献子之家，所以为献子所重，而与之为友耳。向使此五人者，视献子之家一有羡慕之心，则是充诎于富贵、陨获于贫贱，可鄙甚矣！献子岂肯与之为友乎？夫以五人，而能忘人之势，固可见五人之高；以献子，而能忘己之势，以成五人之高，抑可见友德之义矣。不挟贵之交，征于百乘之家者有如此。”

“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费惠公，是费邑之君。王顺、长息是人姓名。

孟子又告万章说：“孟献子以百乘之家而下交五人，固可见其不挟贵矣。然不但百乘之家为然也，等而上之，虽小国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势位者焉。昔者费惠公尝说道：‘人君取友之道，不可以一端而尽；而尊贤之礼，不可以一概而施。大贤如子思，其道德高于一世，是人之师表也；吾则致敬尽礼，以师道尊之，庶有所仪刑，以成吾之德焉。次贤如颜般，其行谊著于一时，是邦之司直也；吾则平等纳交，以友谊接之，庶有所切磋，以辅吾之仁焉。至于王顺、长息，才不逾中人，能不过奔走，仅可承顺左右，充我之使令，事我而已，岂可与子思、颜般同其礼貌之隆哉？’观惠公之言，是不敢以待王顺、长息者而待颜般，不敢以待颜般者而待子思。尊德之诚，有隆无替，其不挟贵而友，征之小国之君者又如此。”

“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者也。”

亥唐，是晋国的贤人。

孟子又告万章说：“费惠公以小国之君，而尊师取友，固可见其不挟贵矣。然又不但小国之君为然也，等而上之，虽大国之君，亦有不可恃其势位者焉。昔者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尝慕其贤而往造其家，以千乘之尊下闾巷之士，宜其以君道自处矣，乃执礼甚恭，而受命唯谨。当其至门，唐命之入即入，而不嫌于屈尊；及其既入，唐命之坐即坐，而不嫌于抗礼；其上食也，唐命之食即食，虽粗粝之饭、蔬菜之羹，未尝不饱，而不嫌于菲亵。非饱其食也，敬贤者之命，不敢不饱耳。夫以坐起饮食，一惟贤者之命是从，真可谓曲尽尊贤之礼矣。然此特仪文之末，而尊贤之道，尚有不止于此者。天位以官有德，而公不与之共焉；天职以任有德，而公不与之治焉；天禄以养有德，而公不与之食焉。其所以尊之者，不过造请承顺之间，此乃无位之士，所可自尽其尊贤之情者耳。岂以王公操爵禄之权，可以贵人富人者，而其尊贤之道仅止于此而已哉？然平公虽未尽尊贤之道，而已曲尽尊贤之礼，其视世之负其位不肯下交者，固有间矣。不挟贵而友，征之于大国之君者又如此。”

“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选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字，与上字同。甥，是婿，尧以女妻舜，故谓舜为甥。贰室，是副宫。

孟子又告万章说：“晋平公以大国之君而尊礼亥唐，固可谓不挟贵而友矣。然亦非但大国之君为然也，虽天子亦有之。当初，虞舜一侧陋之匹夫耳；尧知其贤，举于畎亩之中，妻之以二女，舜由是得以上见于尧。尧以甥礼待舜，馆之于副宫；亦时就副宫，与舜同饮食而飨舜。舜尚见帝，则舜为宾而尧为主；尧就飨舜，则尧为宾而舜为主。以君臣之间，而更迭为宾主之交，是其以天子之贵，下友匹夫之微。知有道德之可尊，而不知有名位之足恃；知有情意之当洽，而不知有势分之可拘也。尧之友德而无所挟固如此。夫天子之贵，尚不可以有挟，而况于有国有家者乎？贵且不足挟，而况于挟长、挟兄弟者乎？此友之所以不可以有挟也。”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历观古人不挟贵而下交如此，非其过自贬损也，惟有见于理之当然而已。盖自君臣之位定，而上下之分殊。以在下之士庶，而奔走承顺以敬其上，非无谓也。朝廷莫如爵，名分所在，虽贤者不得而抗，因彼可贵而我贵之，这叫作贵贵。以在上之君、公、大夫，而虚怀隆礼以敬其下，非无谓也。长民莫如德，道德所在，虽贵者不得而慢，因彼为贤而我尊之，这叫作尊贤。贵贵、尊贤，其事若有不同；然以礼言之，上下相敬，各有攸当，同归于义而已。盖义者，宜也。位之所在，则尊君为重，故用下敬上而不为谄，此安分之理宜然也。德之所在，则尊贤为重，故用上敬下而不为屈，此忘分之理宜然也。分之则为各欲自尽之心，合之则为一德相成之道，所以说其义一也。世之人，但知贵贵，而不知尊贤，则亦昧于义之所在矣。”

按，孟子此章，因论于朋友，遂及于君臣。盖君、臣、朋友，皆以义合者也，义合则从，不合则去。故定交甚难，而全交为尤难。止于定交而已，如献子于五人、惠公于颜般、平公于亥唐，能不挟者，皆可以得友。必欲心孚意契、终始相敬以全其交，则必如尧之于舜，元首股肱，赓歌喜起于一堂，而后可以言泰交之盛。此则非有任贤勿贰之心者不能，不但不挟其贵而已。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

交际，是以礼往来。却，是拒而不受。

万章问于孟子说：“君子以一身酬酢万变，无一不本之于心。至于以礼仪币帛彼此往来交际，敢问此心果何心也？”孟子答说：“人有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后假币帛之仪将于外。交际之礼，乃彼此相敬，其心主于恭而已矣。”万章问说：“交际固所以将敬，辞让亦所以明礼，乃有却之、却之而不受的，人便以为不恭，何哉？”孟子答说：“凡处人之馈，未有无故而却者。如尊者有赐于我，我心必私自忖度说：‘此所赐之物，必是取于人者，不知其取此物，果合于义而当得者乎？抑不合于义而不当得者乎？必所取合义，而后可受。如其非义，便不可受，而当却还之矣。’夫以尊者之赐，计其不义而不受，则是鄙其物而轻其人，傲慢莫大焉，此所以却之为不恭也。惟以此为不恭，故宁受之而不敢却，以卑承尊之礼宜然也。知不却之为恭，而交际之心益可见矣。”

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又问孟子说：“尊者之赐，固不可却；而不义之物，终不可受。于此而求善处之术，当其以物来馈，心虽知其不义，请勿显言其不受之故，而以辞却之；但心中暗地计较说：‘此其物是不义而取之于民者。’但假托他事以为辞，而却之不受。则在我既无不义之污，在彼亦难加我以不恭之罪，人己之间，两无所失，不亦可乎？”孟子答说：“处人之馈，以辞却之，固嫌于径直而不逊；以心却之，亦失之诡故而不情，但看他道与礼何如耳。如使其交于我者，当馈而馈，当赆而赆，而有道以相与；其接于我者，申之以词，将之以物，而有礼以相加。这等的交际，则虽圣如孔子，为礼义之中正，亦有见于道之可受，而不问其所从来；有见于礼之可受，而不疑其为非义，斯受之而已矣。以孔子而犹不为已甚之行，则有赐于我，而以心却之者，亦岂得为顺应之道哉？”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

御，是拦夺财物。《康诰》，是《周书》篇名。越，是颠越。譈，是怨恶。

万章又问孟子说：“夫子谓受赐者但当观其交际之礼，不必更问其所从来。设若有人，于国门之外、旷野之所，截人而杀之，因用其御得之货，交我以道，馈我以礼。若此者，亦可不问其所从来而受之乎？”孟子答说：“若是御人之货，则岂可受？《书经•康诰》之篇有云：‘杀人而颠越之，因取其所有之货，闵然不知畏死。这等凶恶之人，人所共愤，凡民无有不。’可见御人之盗，乃天理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不待教戒，即当诛戮者也，岂可受其馈乎？盖义所当受，即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亦有所不辞者，其功烈至今光显，人孰得而议之？若夫御得之货，不义甚矣，如之何其可受也哉？此可见君子虽重于绝人，而未尝不严于律己。尊者之赐，虽有所弗却；而义利之辨，固未尝不审也。”

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

比字，解作连字。充，是推广的意思。

万章又问孟子说：“御人之货，诚不可受矣。窃见今之诸侯，暴征、横敛，剥民以自奉，其取诸民之不义，就与御人国门之外的一般。苟善其礼，而备物以相交，斯君子受之，而不嫌于不义，此与受御人之货者有何分别？敢问此何说也？”孟子答说：“今之诸侯，取之于民固多不义，比之于盗，则亦太甚矣。试以王者之法论之。子以为今之天下，有王者起而修明法度，将连合今之诸侯，而尽诛之乎？抑先施教令，不改而后诛之乎？必教之不改而后诛之，则与御人之盗不待教而诛者，固有间矣。今但以其取非其有，而遂谓之盗，是乃推不取之类，直至于义之至精、至密的去处，必一介不取而后为义之尽；所以稍涉不义，而即加之以盗名也。其实御人之盗，乃为真盗；诸侯取非其有，虽今之所谓民贼，岂可遽以同于御人之盗也哉？即诸侯异于御人之盗，则诸侯之馈，亦异于御得之货矣。尚何疑于君子之受赐乎？”

“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猎较，是田猎相较，夺取禽兽。

孟子又告万章说：“诸侯之馈，所以不可概却者，非但义不可以过求，而礼固不嫌于从俗也。昔者孔子之仕于鲁国也，鲁人之俗，每当祭祀之时，必去田猎于外，追逐禽兽，争相较夺，以供俎豆之需。此其事宜非圣人之所屑为矣，乃孔子亦从其俗而与之猎较焉。夫田猎之事，鄙事也；较夺之俗，薄俗也。孔子犹且为之，不肯自别于鲁人，则知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况乎交以道、接以礼者，而其赐岂有不可受乎？盖猎较之俗，不能累孔子之圣；而诸侯之赐，不足病君子之廉。处世之道，但求合于中庸之行而已，岂必绝物以为高哉？”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仁，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

事道，是以行道为事。簿，是簿籍。兆，是事端之先见者。淹是留滞。

万章又问孟子说：“君子之仕，将以道易俗也。今孔子从鲁之俗如此，然则其仕于鲁也，固非以行道为事与？”孟子答说：“孔子身任斯道之责，行道之外，更有何事乃事道也？”万章又问说：“孔子既以行道为事，则猎较之俗，宜思有以变之，而反从之，何也？”孟子答说：“孔子从俗之意，固非安于因循，但以其积习既久，未可遽变，姑先正其本耳。盖鲁人之猎较以供祭者，只因祭无定器，实无定品也。孔子先为簿书以正其祭器，使器有定数，而不以四方难继之物，供其簿书之所正者，使实有常品，品物既定，则大本正矣。彼猎较所得之物虽多，无所用之，其俗将不禁而自废。此于从俗之中，寓变俗之法，正圣人转移之妙用也，安可谓之非事道乎？”万章又问说：“孔子欲以变俗，而为是委曲迁就之图，则行道之志，有不能自遂者矣。志不得遂，何为而不去乎？”孟子答说：“孔子非难于一去也，但世方望我以行道，而我更张太骤，将启人疑畏之心。所以不去者，正欲寻个头脑。从簿书器物做起，先小试其道以示人，使人知吾之道简便易从，而不苦其难，然后可以次第施为，而吾道大行之兆，将于此乎卜之耳。若其兆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其道，则非吾道之难行，由君上之不能用也，于是不得已而始去。盖其去虽不轻，而志则未尝不决。是以可仕则仕，可速则速，未尝终三年之久淹留于一国也。其去留之不苟如此，何莫而非事道之心哉？”

“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见行可，是见其道之可行。际可，是交接有礼。公养，是供馈之仪。

孟子又告万章说：“孔子行道之心，不但于仕鲁见之，苟可以仕，未尝不委曲以冀其一遇也。吾尝历观其仕进之迹，大概有三：有时会偶值事机适投，见得吾道有可行之兆，则委身而仕，这是见行可之仕。其次，道虽未见其可行，而能迎之致敬、待之有礼，此盖有尊贤之诚者，则亦不忍遽去而仕焉，这是际可之仕。其次，礼虽未必其能尽，而有廪人继粟、庖人继肉，此能修养贤之典者，亦不忍遽弃而仕焉，这是公养之仕。然果何以考之？其仕于鲁也，当定公即位之初，正桓子执政之日。此时桓子能荐之，定公能用之，骎骎乎道有可行之渐；因与桓子共政而不辞，此所谓见行可之仕也。其仕于卫灵公也，有感于郊迎之礼貌则就之，未至于问陈，不遽行也，此所谓际可之仕也。其仕于卫孝公也，有感于问馈之殷勤则就之，将待其为政，不遽去也，此所谓公养之仕也。夫曰行可，曰际可，曰公养，仕虽一无所择，而义则一无所苟，则何莫而非仕道之心哉？”

观于此章，圣贤之辞受进退，固不肯徇俗而苟为同，亦不可矫俗而苟为异。从违可否之间，惟以礼义为之权衡而已。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

孟子说：“君子之仕，虽有受禄之道，而不可有苟禄之羞。盖凡仕而用世，本为济时以行道，非为贫无所资，求为得禄之地也。然或道与时违，而家贫亲老，无以为俯仰之需，不得不资于升斗之禄，亦有时乎为贫而仕焉。正如娶妻者本为继嗣，非为资其馈养也。然亦有不任井臼之劳，不得不藉其中馈之助者，亦有时乎为养焉。夫为贫而仕，既非得已之情，则择官而处，宜安退让之分。爵以驭贵，在负行道之志者，方可以居尊位。既为贫而仕，则所愿者不过一阶一级之荣而已，尊官岂所宜居？要当辞尊官，而居卑下之秩可也。禄以驭富，必任行道之责者，方可以食厚禄。既为贫而仕，则所愿者不过一身一家之养而已，厚禄岂所宜受？要当辞厚禄，而居微薄之俸可也。”盖官卑则职事易称，禄薄则分愿稍安，为贫而仕者，其自处之道当如是耳。

“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

抱关，是守关之吏。柝，是夜行所击的木梆。委吏，是主仓廪之官。乘田，是主苑囿之官。茁，是肥充。

孟子又说：“为贫而仕者，固在辞尊位而居其卑、辞厚禄而居其贫矣。而卑贫之职，果以何者为分之所宜居乎？其惟守关之吏，讥防出入，以击柝为职者，其位既卑，而事不难于理；其禄甚薄，而食不浮于人，此则为贫而仕者之所宜居也。不观之孔子乎？孔子尝为贫而仕，而为委吏矣。委吏所司者，钱谷之事，宜非圣人所屑为。乃孔子则曰：‘委吏虽卑，其职易称也。盖钱谷之数，不过出纳。吾惟于出纳之间，料量惟平，而会计当焉，吾职尽矣。会计之外，更有何事乎？’亦尝为乘田矣。乘田所司者，刍牧之事，尤非圣人所屑为。乃孔子则曰：‘乘田虽卑，其职易称也。盖刍牧之事，不过牛羊，吾惟于牛羊之畜，孳息蕃盛，而茁壮长焉，吾职尽矣。牛羊之外，更有何事乎？’以孔子为贫而仕，惟取其职之易称如此。然则抱关击柝，岂非辞尊富而居卑贫者之所宜也哉？”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孟子又说：“为贫而仕，所以必辞尊富而居卑贫者，非无故也。小臣之与大臣，其责任固自不同耳。盖官卑者，分亦卑。若使身在卑微之位，本无行道之责，却乃高谈阔论，上与人主争是非，下为国家谋理乱，此则位之所在，不可以言而妄言，越职侵官之罚，必有所不能免矣，岂非取罪之道乎？官大者，任亦大。若使身立朝廷之上，本非窃禄之官，却乃受直怠事，上无以补益君德，下无以康济民生，此则道之所在，可行而不能行，尸位素餐之讥，必有所不能免矣，岂非可耻之甚乎？夫出位为可罪，则卑贫固易称之官；道不行为可耻，则尊富非窃禄之地。此为贫而仕者，所以当辞尊富、居卑贫，而以孔子为法也。”此章见小臣大臣各有当尽之职，能举其职，即委吏、乘田为宜；不能举其职，即秉政立朝为辱。是以人臣笃奉公之义，宜度己而处官；人君操驭下之权，宜量能而授任也。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于氓也，固周之。”

托，是寄食于人。

万章问于孟子说：“贤非后不食。士当未仕时，虽寄身于诸侯而食其禄，似不为过，乃不肯寄食于诸侯者，果何谓也？”孟子答说：“士之不托诸侯，非其心之不欲，乃分之所不敢也。盖诸侯本有爵土之封，不幸失国出奔，托身他国。他国之君待之以寓公之禄，岁有常廪，此乃诸侯之礼也。若士本无爵土，乃寄寓于诸侯，不仕而食其禄，是以匹夫而拟邦君之尊，犯分而非礼矣，此所以不敢也。”万章又问说：“士之不托诸侯，固矣。若国君以粟馈之于士，则将受之否乎？”孟子答说：“君馈粟于士，士固当受之也。”万章又问说：“士于诸侯，既不敢以寄食，而馈粟则又可受，敢问此何义乎？”孟子答说：“君之于民也，分若相悬，情关一体，固有振穷恤匮之义焉。士而未仕，无异于编氓，则君之馈士，是亦周之之意也。士安氓庶之分，而无僭礼之嫌，如之可不受之乎？盖士固当知守身之礼，又不可昧处馈之义也。”

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

赐，是予以常禄。

万章又问孟子说：“人君待士，馈之以粟，赐之以禄，同一赐予也。乃士于所周之粟则受，于所赐之禄则不受，此何谓乎？”孟子答说：“士之不敢受赐，即是不敢托于诸侯之意，分有所不敢也。”万章问说：“敢问不敢受君之赐，何谓也？”孟子答说：“君之待民，与所以待臣，其礼不同。人臣受职任事，虽微如抱关击柝之吏，皆有所守之常职，自当有所赐之常禄以食于上，此人臣之分，而亦人君待臣之礼也。若士而未仕，则无常职矣；无常职，则不当受常禄矣。若无常职而受所赐之常禄，则是以庶人而上同于在位之臣，越礼犯分，不恭孰甚焉？此所以不敢受其赐也。夫为士者，上既不敢比于有国之君而托其身，下又不敢比于有位之臣而受其赐，则其所遇，亦甚穷矣。穷而能以礼自处，不为苟得，此士之所以可贵也。”

曰：“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能养也，可谓悦贤乎？”

亟，是频数。卒，是末后。摽，是以手麾斥。伋，是子思的名。台，是使令人役。

万章又问孟子说：“士不敢受君之赐，独君馈之则受之，不识君之致馈于士，亦可常常继续乎？”孟子答说：“人君致馈于士，固不可不继而失之疏，亦不可常继而失之数。昔者鲁缪公之于子思也，慕其贤而尊礼之，数使人问候，以通其意；且数馈鼎肉以致其飨，自以为能敬贤矣。但数以君命来馈，未免使子思有数拜之劳，子思因是不悦。乃于其末后来馈之时，麾使者出于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辞其馈，说道：‘始吾以君致馈于伋，待伋甚厚也。自今而后，知君之于伋，食而弗爱，但以畜犬马者畜之而已。’缪公闻子思之言，憣然悔悟，从此不敢复遣台官来致馈也。盖人君悦贤之道，固贵于能养，尤贵于能举。缪公之于子思，既不能与共天位以用贤，又不能曲尽诚意以养贤，乃徒屑屑于问馈之间，岂可谓悦贤之道乎？此子思所以不悦于卒，而力辞其馈也。然则人君之致馈于贤者，固当求为可继，尤当顾其所安。而君子之受馈，亦自有道，而不可苟矣。”

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

仆仆，是繁琐的意思。

万章又问孟子说：“缪公于子思，固未可谓悦贤矣。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必如何方为能尽其道乎？”孟子答说：“国君养贤，始而不将之以君命，则为简礼。故当始馈之时，于凡粟肉之赐，必遣人以君命致之，使道其礼意之诚；时则贤者敬君之命，再拜稽首而受，此始馈之礼宜然也。自是以后，则但分命有司供其匮乏，使廪人继之以粟、庖人继之以肉，不复以君命将之，使免于拜赐之劳，此继馈之礼宜然也。缪公昧于此礼，数以君命致馈；子思意以为：鼎肉之微，而使己仆仆然拜赐之不暇，非养君子之道也。此所以摽使者于门外，而不肯受其馈也。知子思所以不受缪公之馈，则知国君养贤之礼，不在于供馈之频繁，而在于礼恤之周至矣。”

“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孟子又告万章说：“国君馈士，而曲尽其礼，此但可谓之养贤，未可谓之尊贤也。其惟尧之于舜乎！昔者帝尧之于舜也，知其有非常之具，因待之以非常之礼。使其子九男事之，以治其外；二女妻之，以治其内。又承之以百官，给之以牛羊、仓廪，无一之不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乃举而加之上位，任以百揆四岳之职，与之治天位焉、食天禄焉。此乃能养能举，所以谓之王公之尊贤也。岂但廪人继粟、庖人继肉，徒饰问馈之弥文而已哉？然则人君欲尽养贤之道，诚不可不知所以用贤矣。养之而无以用之，贤者尚不可以虚拘，而况于并废养贤之礼者乎？”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

传，是相通的意思。质，是相见所执之物。

万章问于孟子说：“士以行道为心，则当以得君为急。乃高尚其志，不肯往见诸侯，敢问此何义乎？”孟子答说：“士之不见诸侯，非自尊大也，分有所不敢耳。盖朝野之地位悬殊，臣民之名分亦异。有居于国都之中，日往来于廛市的，这叫作市井之臣。有居于郊野之外，日作息于田亩的，这叫作草莽之臣。这两样人，通叫作庶人。大凡在位之臣，必执贽以通于君，而后敢见。乃庶人则未尝传质为臣，是其迹犹未离乎市井之微、草莽之贱也，其不敢见于诸侯，正所以安庶人之分，而不敢同于在位之臣，以礼自守而已。使越礼以求见，岂能免于干进之辱哉？”

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

万章又问孟子说：“士未传贽为臣，既以庶人自处，则当惟君命是从矣。今国君召庶人而役之，庶人则往役而不敢后；君欲见士而召之，士则不肯轻身往见，何也？”孟子答说：“士与庶人，语分则不异，语道则有异。为庶人者，率子民之职，供力役之征，其所以趋事赴工而不敢后者，乃是以分自守，义当然也。若为士者，欲以道而见用于世，必以道而自重其身。若召之而即往，则未免枉道以徇人，守己之义不如是也。然则士之可使往役，而不可使往见者，惟其以道自重焉耳。然则人君欲见贤，而可不隆下贤之礼哉？”

“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之也。”

孟子以士不可召之义告万章，恐其未达，乃问之说道：“士所以不往见诸侯者，非一见之难也，盖必有其故矣。吾且问子：诸侯之于士，所以汲汲然欲求其一见者，其意果何所为也哉？”万章答说：“国君所资于士者有两件：一件为其博闻多识，可以为考德问业之资；一件为其体道成身，可以为正君善俗之助，此其所以欲见之也。”孟子说道：“国君见士之意，使不为其多闻与贤则已，如为其多闻，而欲资之以讲明道理，是师道之所在也。既有师道，虽尊如天子，犹且学而不臣，不敢召见，而况诸侯一国之主耳，独可以召师乎？既为其贤，而欲资之以赞襄治化，是德义之可尊也。既尊其德，虽折节下交，欲有谋焉，就之亦不为屈；乃欲召之往见，则岂吾之所闻者乎？知国君之不可召士，则士之不可往见明矣。”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

孟子又告万章说：“欲知国君不可召士，观缪公于子思之事可见矣。昔者缪公知子思之贤而数见之。因问于子思说：‘古者千乘之君，忘分下交，与韦布之士为友，则何如？’缪公此言，分明有自矜之意。于是子思艴然不悦，答说：‘吾闻古之人有言：国君之于贤者，当尊之以师道，事之云乎。岂但如君所言，友之云乎？’吾想子思不悦缪公之意，岂不以为君臣之际，以爵位言之，则子尊而在上为君，我卑而在下为臣，势分悬绝，何敢与君友也？若以道德言之，我则系师表之望，子当以师道事我者也，奚可与我平交而为友乎？由子思之言推之，千乘之君，求与一介之士为友且不可得，况欲召之往见，则所以待士之礼，又出缪公之下矣，士岂肯应其召哉？”

“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虞人，是守苑囿之吏。皮冠，是田猎之冠。通帛为旗叫作旃，旗上有交龙叫作旂，析羽叫作旌。

孟子又告万章说：“君不可以召士，不但征诸子思之言，观虞人之事又可知矣。昔者齐景公将有事于田猎，使人执析羽之旌招虞人以供事。虞人不至。景公怒，将执而杀之。孔子赞美说：‘志士固穷，常念弃沟壑而不悔；勇士轻生，常念丧其首而不顾。若虞人者，足以当之矣。’夫孔子何取于虞人而赞美若此？盖旌本非招虞人之物，招非其物，虽死不往，孔子所以取之也。”万章因问孟子说：“旌非所以招虞人，然则招虞人当用何物乎？”孟子答说：“虞人以田猎为职，则招虞人者，当以皮冠，从其所有事也。若庶人未仕者，则招之以通帛之旃，盖有取于朴素之质。士已仕在位者，则招之以交龙之旂，盖有取于变化之象。然皆不敢用旌。惟有家之大夫，方用析羽之旌招之；盖以大夫羽仪朝著，有文明之德，故招之以旌，以明其不同于士庶也。景公乃以之而招虞人，此虞人所以虽死而不敢应其招耳。夫以虞人贱役，尚知守官如此；士乃不知守道，而应诸侯之召，曾虞人不若矣！贤者肯为之哉？”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

孟子又告万章说道：“天下有一定之名分，则各有一定之法守。今以招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宁死而不敢往。即此推之，使以招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岂敢不安其分，而往应其召哉？夫旌之与旂，贵者之招也；以贵者之招招贱者，虽非其物，犹为宠异之、优厚之，而尚不肯往，况乎召使往见？此乃招不贤人之道也，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则轻慢之、屈辱之甚矣。贤人以道自重者，岂肯往应其召乎？知贤者之不可召，而国君见贤，固必有其道矣。”

“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

>底，是砥石，取其平正的意思。

孟子又告万章说：“即贤人之不可召，则知国君见贤，或近而就见，或远而币聘，当必以道而后可也。使以不贤人之招招之，则是欲见而不以其道，就如欲人之入室，却闭了门的一般，贤者何由而得见乎？盖欲见贤人，须先开其门路；所谓门路，礼义而已。义以制事，坦然为荡平之道，是人所共由之路也；礼以治躬，截然为中正之闲，是人所当出入之门也，而能循之者少矣。唯是君子识见高明，志趣端正，为能非义无行，所往来者必由是路焉；非礼弗履，所出入者必由是门焉。其立身行己，一于道而不苟如此。《诗经•小雅•大东》之篇有云：‘瞻彼周道，其宽平如砥而不险陂，正直如矢而不邪曲。是乃君子之所践履，小人之所视效者也。’观《诗》之所言，所谓君子能由义路而出入礼门，因可知矣。”夫君子以义礼自守如此，若往应不贤人之招，则是舍正路而不由，逾大闲而妄入，失己甚矣，岂其所肯为者哉？此欲见贤人者，必不可不由其道也。

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万章又问孟子说：“士以礼义自守，可以不应君召矣。乃若孔子承君之召，不待驾而即行，其趋命如此之速，独不知有礼义之可守与？”孟子答说：“未仕之士，与已仕之臣，所处不同。孔子当仕于鲁，由中都宰而为司空，由司空而为司寇，时皆有官职之当守。鲁君以其官来召，则当以其官应召，此正人臣官守之常，义不可违、礼不容缓者，所以不俟驾而行也。若士未传质为臣而无官职，是亦市井、草莽之臣耳，安得与孔子应召之事并论乎？”此章见上下有相临之分；分之所在，圣如孔子，不可得而违。士人有自守之节；节之所在，贱如虞人，不可得而屈。人君待之，各尽其道，则名分辨，而节义亦无不伸矣。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孟子教万章说道：“君子进善之益，固当博资于人，尤当兼备于己。试以取友而言。人孰不欲尽善士而与之为友？然在我之善未广，则在人之善难兼，其所友者几何？是必我之德行道艺盖于一乡，而卓然为一乡之善士，然后举一乡之贤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乡之善皆吾善矣。我之德行道艺盖于一国，而卓然为一国之善士，然后举一国之贤者、能者，我可得而友之，而一国之善皆吾善矣。推而至于天下之大，使我之德行道艺足以度越一世，而卓然为天下之善士，则将尽天下之贤者、能者，我皆得而友之，而天下之善皆吾善矣。取友而至于尽天下之善士，斯可以为天下之一人，而一乡、一国，岂足道哉？然则君子取友，欲以广受善之益，诚不可不自力于进善之功矣。”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字，与上字同。

孟子又告万章说：“君子取友，而至于尽天下之善士，则其取善之量，固已通天下为一身矣。乃其向往之念，看得宇宙甚大，虽有天下之善士，只做眼前世界中人，其心犹以为未足也。又进而考论乎千百世之上，稽古帝王贤圣之为人焉。古人之言载于《诗》也，则颂其《诗》，而讽咏乎《雅》《颂》之音；古人之言载于《书》也，则读其《书》，而探索乎《典》《谟》之指。此于言语文字之间，固可以仰窥古人之遗训矣。使不详其为人之实，则所诵说者，亦徒陈言而已，可乎？是以必论其世代之殊，考其行事之异。如论唐、虞之世，则当知尧、舜之道德何以独隆；论三代之世，则当知禹、汤、文、武之功业何以独盛。如此，则诵读之传，不但为口耳之资，而体验之真，尽契其精神之蕴。是身居于千载之下，而心孚于千载之上，真与古之帝王同游、圣贤为侣，而所友者，不止于今世之士矣，所以说是尚友也。至于尚友，而后取友之道无以复加。以此见友道之无穷，而君子进善之心，未可以自足也。自足则满，满则不复有进矣。”《易》曰：“君子以虚受人。”戒自满也。进善者所当知。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昔者，孟子为卿于齐。齐宣王就把为卿的道理问于孟子，盖欲得其设官分职之意也。孟子答说：“王之所问，是何等样卿？”宣王说：“卿只是一样的官，也有不同乎？”孟子答说：“卿之列爵虽同，而委任则异。有就国君同姓之中选择其贤者，而命之为卿，这叫作贵戚之卿。有就士大夫异姓之中选择其贤者，而命之为卿，这叫作异姓之卿。卿之不同如此。”宣王问说：“卿既有两样，请问贵戚之卿何如？”孟子答说：“所谓贵戚之卿者，与君有亲亲之恩，幸而君无大过，与国同休，固其所甚愿也。设或君德不修，至于荒淫暴虐，有大过彰闻于外，则当正言以规谏之。谏之不从，不以一谏而遂止，必至再、至三，反覆匡救，务使其翻然悔悟而后已焉。使或执迷而不肯听，忠言既无可入之机，此身又无可去之义，安忍坐视其乱而不为之处？则当易置君位，更择宗族之贤者立之，庶以扶社稷于将危，全宗祀于未坠。此亲臣义同休戚，达权救变之道当然也。所谓贵戚之卿盖如此。”

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勃然，是变色的模样。

宣王闻孟子易位之说，疑其言之太过，不觉勃然变色。孟子乃正言以安之，说：“王勿怪臣之言为太甚也。王既有问于臣，臣不敢不以正对。若有所避讳而不言，则隐情而不直矣，臣岂敢哉！”宣王颜色稍定，然后问于孟子说：“请问异姓之卿何如？”孟子答说：“异姓之卿与贵戚之卿稍异。其引君于道，非必有大过而后谏也。或用人之失、行政之差，当随事匡救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亦不以一谏而遂止，必再三开导于其前，以庶几其一听。至于反覆规谏而不从，上无受善之诚，斯下无可留之义矣，安能恋恋爵位而久居其国乎？则有见几而作，浩然长往而已。所谓异姓之卿盖如此。夫贵戚、异姓之卿，虽有不同，然一则以宗社为重，一则以正君为急，其反覆规谏，同一忠爱之心。至于不幸而易位、而去国，皆非其情之得已也。”人君诚能体亲贤之意，以思自立于无过，则可以贻宗社永固之休，成君臣始终之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