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赖人力，当属私行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赖机器，应属公行为。公私轻重，亦中西文化相歧一要点。

古希腊以商业立国，不尽赖个人劳力。海上航行，集团出国，皆非私人行为。业农则可私人各别为之，被视为农奴，其受轻视可知。罗马帝国兴建，赖军队武力，亦属集体，私人力量不受重视。现代国家自航海发展，继以工厂兴起，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兼营并进，实汇通古希腊罗马而一之。故西方社会虽重个人主义，而实际则其内心乃轻视个人。个人无可作为，乃以种种方法种种行为以加强其个人。故个人主义虽借公营私，实则重公贱私。

马克思侨居伦敦，成其共产思想，首唱剩余价值论。认为工厂工人赖机器牟利，厂主擅有机器，而劳工则为机器之附属品。但机器生产利润当由厂主与劳工平均分享。当时如英法诸国，皆已自农业社会转进为工商社会，农产品则赖殖民地供给。故马克思共产思想并未讨论及农业。唯应推行于资本社会帝国社会中，而不意列宁乃在苏维埃首先推行。

当时农业生产，机器并不重要。倘亦推行机器，人力将感过剩。如当前美国，农村占地虽广，而人口则稀，其农村亦俨如一工厂。苏维埃则农业落后，其工商业亦终不能与西欧北美相抗衡，其机器使用主要乃集中在武装设备上。今日苏维埃核武器演进，至少堪与美国相竞。而世界第三次大战，乃若迫在目前，此为当前人类最为警惕，而又无可挽救一大难题。

然则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乃求劳工私人力量与机器力量之稍加平衡。而苏维埃之共产政策，则并厂家资本而尽加深斥，乃使机器力量远驾于私人劳力之上，而尽供政府之用。一思想之推行，其结果乃可因环境有别而得如此之相异，而有如此之不同，此亦大可惊奇矣。

继苏维埃之后，中国亦推行共产思想。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其农业成绩远超西方之上。近代机器之使用，中国则尚无基础。马克思共产思想本为机器与劳工打算，中国农业则不用机器，亦非劳工，于是共产思想推行到中国主要乃成为分农产，遂创为人民公社。

今日大陆已有废弃人民公社，重归旧日农村之意想。然重返旧日农村，则须赖私人劳力，又必让私人自享所得。此其间有种种问题，须待思考，须待解决。而此种问题之提出与思考与解决，则必有待于史学与文化之通识，而非今日所谓之专家所能胜其任。

今日国人已在知识上仅尚专门，不知有通才，其他种种病害乃连带发生。中国古人则必尚通，不求专，身、家、国、天下，一贯相通，其间皆有道。以专门知识论，则无可相通。

此因中国重师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皆以一师承来领导群伦，故一人之修身可以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方人轻视师承，故只许在大群中分门别类作专家，不许驾大群而作为一领导人，此乃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故中国历史上一切人才皆尚通识，而专门知识则居其次。农田水利，岂不有赖于专门知识。而授田制度租税制度等，则皆须有通人为之规定。此须善治中国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者为之阐述，而岂徒拾西方人牙慧，谓其乃农奴社会封建社会帝王专制者，所能有当于万一。舍此不论，专论当前，中国传统观念，身家国皆属私，天下乃一公。而一身之私，则可直达于天下之大公。西方人则仅知有国，不知有天下，可谓其心乃有私而无公。明末遗民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亭林自为一亡国遗民，而其心犹能不忘兴天下。故中国平民，必顾全其自身之私生活。而高级知识分子，则必鼓励其有志于天下之大公。今则一趋西化，仅尚专门知识。而通才达识，以前中国人之所谓士，则已失其存在。

如何维持四五千年来吾民族自己之传统文化于不坠不失，而又能对近代世界之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善为维护，此须具最高通识之大圣大贤为之计划，为之领导。而近世通行分门别类之各项专家知识，皆不足以胜任因应，而亦非结党结派多数会议之所能制定其策略。此两项乃不幸不为近代国人所认知，于是国事蜩螗，历百年之久，而益趋于纷乱。亦岂民主自由之所能解决，又岂传习西方农业水利之专门知识所能克治。此须熟识中国人文地理之历史演变，乃及历代相传之水利水害之具体事状有所通晓，否则不足以谋对策。而又岂今日国人用心之所在。专作无知识之应付，其后果又何可设想。不读胡渭之禹贡锥指一书，何得轻言黄河之水害。不读顾亭林之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三吴之一部分，又何得轻言太湖之水利。岂当前现代知识尽在西方，而中国旧传统乃更无一顾之价值乎？

又如当前英国与阿根廷有关福克兰群岛之争议，此乃举世一注目之问题，而爱尔兰之于英国国策，可以公开反对。又爱尔兰亦可公开加入西欧之列国会议，而英伦三岛之共为一国，岂不人人尽知。此乃当前最近世界最大一帝国。试问不通晓英国民族心理，乃及英国历史演变，何以解答此问题。推而言之，不通晓西方人心理及其文化精神，此问题亦无可解答。

今日国人一唯西化是尚，则试问中国自今以往，又何得常为一拥有广土众民之大国。苟非亦如欧洲分成二三十国，又何得谓西化之有成。而如中国四五千年来之统一大国，则绝非西化所能有。即如美国，此亦广土众民，然有黑人有犹太人诸民族，乃一移民国家，与中国之形成为一民族国家者又不同。而今日国人又盛唱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则不知当为文化旧传统之共和？抑为现代化美国式之共和？其间宜亦有一大分别。此须中国人自以中国民族心理，中国历史演进，中国文化传统解决之。而岂仅仗师法于美国，或师法苏维埃，所能解决其问题。即如中国西南诸省，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皆有土司制度，以容回民之自治。此一制度，岂西方诸帝国所能知，所能有。

今试问，不远以前，吾国人能具吾国家民族自己相传之一套历史知识，即修齐治平一贯相承之一套大道理者，能有几人？苟有其人，能出而为中国全民族作领导，则中国而民主，必为一套中国式之民主，即中国传统文化下之民主。虽亦西化，终当具中国固有之特性，成为中国之西化。岂如今日言民主共和则必旁通之于美国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而即以解释三民主义之内容。此则以西化化中国，中国又将成何模样？此皆无可说明。而今日国人渺不知明日之前途，而不举以为怪，斯诚可怪之尤矣。

然则继今以往，窃以为国人宜有两大任务当先明知。一则当知须先顾及吾国家吾民族自己之私，即所谓传统文化，亦即我之私而非公。次则当知现代化，当具世界知识，当知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亦各有其私。故虽现代化，亦仍当容有吾一国之私。不得为现代化世界化而把自己私有之传统文化尽加蔑弃，一扫而空。而其事实亦有所不能。能胜任此两大任务者，则须一番通识，此由自己民族一番私有之学术传统来。专尚西化以求通，欲并揽西方之各项专门知识，则更为难通。知识不通，则事业亦无可通，可不待论。

然则西方知识何以尚专不尚通，则因其文化传统与我有别。其先乃为一商业社会，重公不重私，故其知识乃尚专不尚通。唯此当分篇另论，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