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该做一普通人抑特出人，似乎东西双方在此有分歧。东方重在前者，西方则重在后者。西方是一工商社会的文化传统，工商业花样多，大家总想与众不同，有所特出，乃可谋利。不如农业人生，大家差不多，无可特出处。大家想特出，互为不同，即就此点上，依然会见得中西双方大家都一样，不见有真特出。大家走普通的一条路，无多相异，但也依然会在普通中时见有特出。

西方人看人生重在其外面事业上。业各不同，而亦时有特出。但农业五谷桑麻，生产收获，年年差不多，因此农业虽不可无，而不为西方社会所重视。在古希腊，工商百业居都市，自成一阶级。农人居郊外，听命于城市，其身份较卑，被视如农奴。罗马军人最特出，其地位尤在工商百业之上，而农民则仍视为农奴。中古时期，又以教会中掌教权者为最特出，当时唯罗马教皇，尤特出于举世人之上，一切人皆当俯首听命。其次现代国家兴起，于贵族阶层中产生出政府，国王最特出。政教历经冲突，教权终屈居政权下。此后革命迭起，有民选议会、民选政府、民选总统，而选民则以工商界资产阶层为主，于是贵族渐失势，工商业遂跃居社会中最高特出地位，此为近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之来历。故西方社会多变，主要在孰为当时之特出阶层，而在每一阶层中之每一人，又复各求特出，乃终使其社会常处于不安。

近代西方社会，唯工商企业界为最特出，至若政党政客，乃及自然科学界之智识分子，不过为工商界作扶翼与依存而已。乃又有工人崛起。此唯西方社会传统崇尚特出，一线相传之历史演变有如此。

东方观念则重人不重业。人则普通，业较特出。百业中以农为主，农最普通，亦最受重视。其他工商百业，较不普通，较特出，乃亦较不受重视。其实凡百诸业，莫非附加于人之上，皆不普通，更普通者乃是人。业农者是人，其他工商百业亦同是人，唯以农人居多数，较更普通而已，故中国农人最受重视。此不专为经济政策，乃为人道主义。近人好中西相比。所谓人道主义，亦非西方社会以济贫恤灾、慈悲为怀者为人道。中国人之所谓人道，乃是一种人伦大道，人则必当以普通人为主，不当以特出人为主。人伦则是普通的，非特出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则抱一种极宏通极和平的人道观。

人总是人。不论诸名色、诸行业，人与人之间，必有大家差不多的普通面。如每一人必各有其父母，则为子女者应如何对待其父母，亦应有一番普通道理。中国人称此曰孝。每一人亦必各有其年长的一辈，幼年人对年长人，亦应有一番普通道理，中国人称此曰弟。每一人，年长了，进入社会营生做事，应必忠于其业。在每一团体中，又必有上下之分。忠于其业，亦应忠于其上，中国人称此曰忠。人与人相交，必该有信，彼此不欺骗，不谎言。中国人认为孝弟忠信，乃是做人一项最普通的道理，人人都该遵行。富贵贫贱，男女老幼，都一样。贵为天子，也该懂得孝弟忠信。富可敌国，亦该懂得孝弟忠信。每一人，在此项道理之下，则都属普通的，更无特出可言。如是始得谓之人。中国人最看重此一点。在此最普通之道理中，亦可有特出人。如古代舜与周公之孝，后世岳飞文天祥之忠，此是大孝大忠。乃成为孝子忠臣中之特出人物，为中国人之最所重视。其他特出，中国人观念，则转居次要地位。

在中国人此项观念下，最成问题的应是宗教。因宗教显具特出性，中国文化传统里不能自己产生出宗教，正为此故。佛教来中国，教人出家，出家是一项特出事，但我们只读中国历代的高僧传，却也没有不孝不忠的。而且中国社会，每以佛事为亡故父母求超度。如此则佛教虽若特出，但在中国社会里，亦已尽量普通化了。其次如哲学，每一哲学家，似乎都在思想上务求特出。但中国思想界，则似乎先有了一限制。种种思想，似乎都只在此限制下进展。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之意，应是不求在普通人中有特出的孝子忠臣。他认为六亲和，便不必有特出的孝子。国家政治清明上轨道，也就不须有特出的忠臣。若如此，老子思想，乃求正本清源，使人生更普通，更没有特出处。老子只求于自然大道中谋求六亲和、国家治，其意决不在提倡不忠不孝。宋儒在佛学禅宗盛极之后来提倡理学，近代人多喜指摘他也深受了禅学影响。其实理学家主要宗旨，亦正求在人生大道中尽量回到最普通的孝弟忠信的路上来，至少是反对人出家，反对人离开了普通人群来做一特出人。

再其次，如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其中所发现的种种自然奇秘，中国人非不信服，亦非有意拒绝利用。只因自然科学主要在讲求自然物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所重视的那一套人伦大道，则不为自然科学所研穷探讨。科学真理乃都是一套特出真理，只在特出场合中使用。而中国人最重视的普通人所最当普遍遵行的那一套孝弟忠信的道理，则并不能因有了许多特出场合中之特出使用之发现而便弃置不问。这一层，实为近一百年前中国智识分子最先接触到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所极端关心之事。最近，科学潮流，似已无可遏逆。但在整个人生文化问题上，能不能把自然界许多特出真理来代替了人类大群所应共同遵行的一些普通真理，此处终是一大问题。

再简要地说，人生都趋向特出，总易忽略了普通面，如此则易使人群陷于涣散破裂。而且一种特出面占势，另一种特出面便受压抑。无论是工商业方面，抑或是军人武力方面，宗教信仰哲理思维乃及科学方面，只要一方面太占势特出了，便易忽略了其他方面，使人群滋生不和不安。此就西方历史已有过程，即见其如此。所以中国传统观念，常着重普通面更过于特出面，只求于普通中见特出，不求于普通面之外来寻求特出。这一主要观念，还是值得我们来重新提出、重加探讨与发扬。

如言宗教，西方历史上的宗教冲突与宗教战争，直至于今，仍不绝迹。每一宗教，当然绝不在提倡冲突和战争。但因各宗教都不免有其特出面，于是相互间遂易生冲突。是否该提出一项普通的来领导此一切特出面，或和谐此一切特出而解消其冲突。如每一宗教，都主博爱人群，我们先该有此普通信仰，信此教与信那教的同是人，甚至不信任何教的亦同是人。信此一教，是我之特出面。但我仍还是一人，则是我之普通面。我不该把我之特出面来毁灭了我之普通面。不要把我此一信仰看得太特出了，如此则不仅妨害了其他信仰之存在，抑且会妨害到人群大体之其他事项。因任何一事项，都不该太特出。太特出了，便会不普通不平常。任何一人亦然。一人太特出了，便易妨害到其他人。故人生不该尽求特出，但可尽求普通平常。各大宗教的教主，似乎都被其信徒信其为太不普通了，这中间便有病。只有中国人观念中之圣人，则仍依然还是一普通人。圣人固亦有特出处，但总不损害其普通处。唯因其不过分特出，遂不成为一教主。

其次说到一切学术思想，哲学科学都在内，当然亦各有其特出面。但尽管是一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总还是一人，总还有他普通的一面。只要他跳不出那普通的一面，即可证普通一面之重要性。那即是任何一思想家学问家，都该有他普通平常为人的一套。就中国人观念言，他总不该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或许有人以为中国人向来提出的孝弟忠信，并不能认为是人生的普通大道，则试问人生普通大道究该是什么？此仍是今天人类所应最先注意探讨的问题。今天的时代思潮，似乎认为自由即是最普通的人生大道。但自由也该使人人各自由在普通面，不应使人人各自由向特出面。人人各向特出面自由，便宜滋生种种病害。

如近代欧洲，贩卖非洲黑人到美洲去当奴隶，但还向他们宣扬耶稣教。传教是他们的自由，贩奴也是他们的自由，他们不悟两种自由间有冲突。只把宗教看得太特出了，遂认为人人该信教，其他全可不问。即其人沦为奴隶，亦若无足措怀。西方人对其殖民地民众亡国之痛，亦淡漠置之，仍亦向他们传教。一若亡国灭种皆次要事，信教乃首要事。或许认为亡人之国，沦人为奴，可使其人转易信我之教。或许认为既非同一宗教，则其国可亡，其人可奴。总之是把宗教信仰看得太特出，遂使对其他事的认识全差了。

最近科学地位又特出在宗教之上，于是只把科学上之发明与使用，凭为衡量一切人事之准则。西方人以科学先进自傲，其他全目为落后。向落后民族与落后地区宣扬科学，遂成为西方人今日唯一大任务，而宗教信仰转可不问。但宗教是一种精神人生，科学利用，则只是一种物质人生。遂使今日的西方，以物质人生为其唯一的特出面，不悟在宗教与科学之外，尚有其他人生之普通面。信仰相异，物质差别，不该使人生在此上太过划分。如黑人为歌后、为拳王，亦受西方人重视。但仍只重视其特出面，与人生普通面无关。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亦未尝无许多特出面。试举一例如音乐。中国古代有关教育上师之得名几从音乐来。故师多为一瞽者为乐师。殷代掌乐者有太师挚，少师阳。周官有磬师、钟师、笙师、龠师。春秋时有名人师旷，为晋太师。孔子学琴于师襄。此等皆瞽者，以其人身体上之特殊性，遂使其成为一特出人物。然理想之师，则更应在普通面。又如受业肄业之业字，本称悬挂钟鼓之大版。诗经“虡业维枞”，又曰“设业设虡”。礼记乐正同业。音乐在人生中有其特出面，亦有其普通面。孔子学琴于师襄，在孔子人生中即属普通面，在师襄则属特出面。陶潜诗：“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中国人主要在从人生之普通面学琴治音乐，并不重在求为一音乐方面之特出人，如学琴必求为伯牙，治音乐必求为师旷。嵇康之卒，广陵散绝，然后人之悼念于嵇康者，绝不为其广陵散。盖嵇康仍自有其人生之普通面，其能广陵散，则仅属其特出面。中国古人又曰：“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专业治经，亦属人生之特出面，人师之可贵，则在专业外尚有其人生之普通面。

循此推论，一切为人、修学、治业，愈普通愈平常愈可贵。愈见为特出者，纵为人生所不可废，然在中国观念中，每恐其因于特出而有伤于普通平常面而不加提倡。教育子女，必望其为孝子忠臣，或贤妻良母。在家庭，在乡邑，在邦国中，更要者，在希望其为一普通人平常人。近代社会，慕效西风，观念转变。颇闻人言，今日乡村妇女，生男盼其能成一少棒名手，可以扬名海外，举国皆知。育女盼能成一歌星，在电视台夜总会播唱，月薪收入，超过一大学教授三五倍以上。此皆前廿年所未有之新名色、新行业。费数年时间，在青年期即成社会一特出人物。就社会总体言，亦若多彩多姿。就每一人之出路言，亦若远较以前之安常习故为变通而进步。然在前代，亦并非无此等名色与行业，而社会终不重视，目之为江湖卖艺。非不得已，辄戒勿为。即如国剧一项，在百年前，朝野欣赏。名艺人如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程艳秋辈，岂不举国崇仰。然社会终以流品观念，因其易特出，不认为一普通职业。亦有性所喜好，私下演习，偶尔登台，谓之玩票。若竟转入此业，则称下海。此非一好名称。可见不普通不平常之特出人物，向为中国社会所戒慎，不加提倡。

又如一名书家名画家，岂不更受中国社会尊重。然其最要条件，应是一业余者，必在普通名色之范围内，成其绝艺。试读历代书画名家之传记，自钟繇、王羲之以下，迄于近代，凡为此项艺术大名家，必求不脱离其普通身份，不仅见为一特出人物。如西方习惯，开一展览会，公开售其作品，恃为一职业，凭以营生，在中国即受轻视。若富贵人出重赀求之，每拒绝不与。而随兴所至，濡墨扫毫，播之贫贱交往中，乃成佳话，增其地位。亦有受政府罗致，培养宫廷中，如翰苑供奉之流，纵其作品亦臻绝顶，而在社会心目中，终亦不与业余人等量齐观。

又如诗文作家，其受社会重视，每更过于书画艺术。然同样须在普通行列中有其特出表现，不凭以为特殊一生业。所谓洛阳纸贵，乃属社会传钞，非作者藉以牟利。后世印刷术兴，大著作归书商贩卖，作者绝无版权享受。亦有为人家子孙撰其父祖墓志碑铭，而接受润笔，此亦交谊人情，非论价售货之比。然若为额已丰，亦添朋侪间口实。

又如其他大著作，亦皆由公私旁人代为付印，俾便流传，绝无赖此凭为生业之事。若果有之，则学术亦如市道，必受社会鄙视。即如明清易代之际，士人不愿出仕，生事维艰。其抗节不屈，乃属一种特出表现，然其维持生活，则仍必有一普通规范。或处馆，或行医，或出家为僧，或赴边垦荒，要之仍不失为一普通人。如吕晚村以选刊制科时文获厚利，虽其内情乃为宣传民族思想，在当时亦发生甚大影响，并在身后受祸。然在中国传统观念下，此等事，要不可为训。在其当身，亦已不受朋侪之愿谅。

然则中国传统所重视之普通人，不仅在其行为操守上，有一普通规范。即在其营生过活上，士农工商，亦各有规范，戒其逾越。在此普通规范下，尽可有特出表现。但种种特出表现，却不可夹杂有一种营利谋生之目的。纵如一工人，亦可有其特出表现。如陶瓷、如雕刻、如丝织、如纸墨制造，历代皆有名匠。但其表现，乃本之其内在德性之自然流露，非仅为营生。中国社会上，工艺精品，优美绝伦，自古流传，为今人所宝赏者，难可缕举，然要之不为经商营利，则故事轶闻，可资为证者实多。果若夹杂了营利谋生之目的，则其动机在外不在内。若有所成，中国人鄙之为奇技淫巧。若推广此义，即书画诗文，若亦夹杂了营利谋生之私图，亦可不必是其内在德性之自然流露，中国人亦鄙之为一匠，同样亦可列之于奇技淫巧之列。技巧可以特出，而奇淫则所当慎戒。总之，凡其人之特出表现，均应表现在其人生，即表现在其德性上。即其人之行业，亦即其人生之一部分。一切特出表现，纵是从其行业中表现，亦即是人生与德性之表现，不应由其在行业上之特出表现而妨碍及其全人生与其德性大本之所在。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所深思慎虑之一要端。

盖人之德性，本于天赋，乃属人之普通面。在人之普通德性中本可有种种相异与互见特出处。人类大群，则必建基于其普通德性之上。若人人仅求自异，各务特出，离此普通大本，则其群终必涣散，乃至破裂。在人事上，求为特出，实并不难。而在人伦大道上，能仅保此天性，以谋发展而共同形成一普通面，其事实不易。中国文化传统，四五千年迄今，唯因看重此一大目标，谨守弗辍，骤视若蹈常袭故，陈陈相因，遂无急剧之转变与改进。然而其群自大，其基益固，纵经艰险，亦能维护其群于不坏。较之其他诸民族，殆少其匹。今若改弦易辙，奖励人人求特出，又以外面功利为诱导，则天赋共同之德性，终必日以稀薄。而人之处群，乃唯以相争互胜为事，不以相安互和为务。非不有一时之成功，恐难期长久生命之维持与滋长，此有中西历史为证，实亦大值深思也。

（二）

民国初年，东方杂志似有人写一论文，已忘其篇名与作者，称中国从来知识思想犯一通病曰笼统。一时此说盛行，报章杂志屡见笼统两字，成为诟病中国知识思想一公认通用之名辞。由今思之，笼统犹言囊括，乃指包涵总体言，此正中国传统文化一最大特征之所在。当时以笼统二字群相诟病，亦正可谓把握得其要领。

如言孝，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家庭亦不同。人各有父母，而父母亦各不同。即使是兄弟，甚至如孪生兄弟，其对父母之孝，亦必不能尽相同。如何尽其孝，既各不同，又何能清楚分别，具体言之。空洞只说一孝字，岂不为一笼统之名辞。

如舜与周公均大孝，而两人之孝，具体言之，实大不同。两人之间又有禹，其父鲧治水无功，舜殛之羽山，而使禹继任其父业。禹治水在外十三年，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洪水终平。舜殛其父而用禹，禹能干父之蛊以答舜，此亦禹之大孝。而其孝则与舜与周公之孝又大不同。西周之初，又有泰伯虞仲，让国逃亡，此亦当称为大孝。中国相传有百孝，百人之行，互不相同，而互得称之为孝。可见孝正是一极笼统辞，而乃特为中国人所重。

其他笼统之名辞，屈指难缕数。如言让言和，言无所争，言礼，一切皆然。礼主让，以和为贵。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除射无所争，而射亦有礼，其争实非争。但所言皆不具体，皆笼统言之，而一切事则皆在此礼之一字之笼统之内。礼与孝两字亦同为中国人所重。

大学言：“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亦皆笼统之辞。何谓明德，此指天所赋于人之性，而发之于吾心者，此非一笼统之名辞乎。至于如何明我之明德，则人各反己自得，倘有所言，当更属笼统。然中国传统人生大道，则此笼统之明明德三字已足包涵净尽。孝亦一明德，此皆人生之至善，人生一切大道在明其明德，在止于至善。如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与朋友交止于信，皆笼统言之。慈孝与仁与敬与信，皆人之明德，皆人道之至善。人当知止于此而不迁，故曰“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人当知为人子则唯孝为至善，当止于此至善，更无迁移。止于至善者，非谓己之能至于此至善，乃谓唯此乃至善，为人所当止。如舜父顽母嚚，至屡欲杀其子。然舜无他道，唯有止于孝。即只有此一道，未有其他路线可供选择。知此则心自定。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乃其分别，而道则其笼统。孔子之意，乃更求分别以企于更加笼统。当知中国人之笼统正从分别中来。犹如中国人之认识总体，乃从认识其部分中来。此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者所不得不知，尤当加倍注意努力之所在，故不惮详言之如此。

父母只是父母，子女只是子女，名分早已定，而吾心不定，则何道之从。心定则自静。静者不动义，即止于此而不迁移之义。能静始能安。舜之孝，在能心安于其子之名位上，而道自见。其心安乃能虑。父母设计杀我，我奈何？听其杀抑逃之乎。逃了又如何？仍守子道，抑逃后再不为子？处处时时事事皆当有虑，而终不逃其子之名与位，斯可得矣。凡其所虑所得，皆具体有分别，而事皆未来，各不得具体分别以说。可说者，唯此一笼统空名曰孝是矣。故中国人必先知此一笼统大道，曰明德，曰至善。知此然后乃可分别时地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明其德而止于至善者则在虑，非可前知，亦非能推知，在能随时随地随事而虑，始可有得。而其先决条件则在知此一笼统之大道。故中国人之止，乃可与中国人之通合而为一。犹之中国人之分别，乃可与中国人之笼统合而为一。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两端即分别，中即笼统。正亦此义。

此一笼统，不仅笼统吾之一生，亦笼统一切人，一切时，一切境。有一道曰孝，此非极笼统之尤乎。若必具体言之，则必随时随地随事随人而有分别，难于前知，亦难可推知。此必先有一笼统之知为之本，即对人生大全体之终极理想与最高目标有所知，亦即所谓止于至善之知。无知无本之人，其平常处境，仍必随时随地随事随人而分别为虑。纵可虑而有得，然于笼统之大全体则并无有得，斯必于异时异地异事异人而俱失之。凡其所虑所得，皆至狭小至短暂。时地事人变动不居，而此心亦不定不静不安，有所得而无所止，亦终不得谓之至善。

大学书中，分知与虑为两项。以今日语说之，知乃知识，虑则思虑。亦可谓中国人乃以知识谓知，实即识而非知。而思虑则称慧。孔子之言仁且智，仁亦一种知识，即是识。智则指智慧言。知识乃笼统识得此总体。临时在此总体上分别应付则谓智慧，乃对部分，非对总体。西方人仅求知，而不论识与慧。其谓知识即权力，乃近慧，非近识。中国人则重识犹胜于重慧，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才艺。”才艺乃本于慧，不本于识。又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亦一笼统语，先识时务之大笼统，而后智慧有所用。苟不识时务，而徒用智慧，则虽有小得，终必大失之矣。西方今日之科技，亦属一种智慧，而总有其不识大体不得大体处。故乃对其大体为害甚大。

孟子以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其任其清其和，亦皆得谓之识时务。则识时务不仅为俊杰，抑更可为圣。孟子又称孔子圣之时，则变通任清和而随宜使用，尤更为识时务。识时务即识大体。孔子之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行与藏即任清和之更迭变换而使用，此之谓圣之时。孔门唯颜渊能有之。子路仕于卫而死，复何所成？冉有仕于季氏，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可鸣鼓而攻之。”是子路之善治军，冉有之善理财，其在具体事务上之智慧，虽可谓未必差于孔子，而其对时务之笼统大知识，则距孔子甚远，皆不得谓之识时务。孔子作春秋，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而春秋之一褒一贬，游夏之徒不得赞一辞。是游夏在文学之科亦不得谓之识时务。不知又历几何世几何人之会合攻专，而始有春秋三传之结合。孔子又称管仲，曰：“管仲相桓公，不以兵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则管仲宜亦可谓之识时务。但自有孔子，而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是则天子之事即时务乃王道，管仲则仅为霸道。孟子王霸之辨，为此下两千年中国儒道所承袭。可见知与识大不同。知有管仲，岂能即识王道。知治军理财一切文学之变，又岂能识王道。知仅是一分别名辞，识则必达于笼统境界。王道乃笼统之更大者，又岂专务政事文学者之所能识。

今再严格分别言之，则识最居首，慧次之，智又居其次，知则最当居末。书曰：“非知之艰，行之唯艰。”而孟子以不学而知为良知。但人断不能不学而有识。俗有云“有眼不识泰山”，则有眼能见不能识可知。故国人每以学识连言。而智慧见闻则皆从学功夫中所当有。此四字之大分别乃如此。而西方人似乎仅重一知字，此亦其文化相异之基本所在矣。

近人竞慕西方，亦崇其个人主义与功利观点。此须用智慧随时随地随事随人作具体分别之应付，俾易于有得。如冉有可谓理财专家，而孔子曰非吾徒也。孔子所言，乃为人生大道，虽若笼统，然易世以后，季孙之富终于何在。则孔子之言，岂不信而有征。今人看法则不同，认为冉有之后当求另一冉有继之，则季孙氏不患不长富。故唯求变求新，但求进步，不肯求所当止。人生千变万化，岂有一可止之境。西方社会与西方人生，自希腊至罗马，至近世之英法，而至当前之美苏，变则变矣，然希腊罗马乃至英法，其一时盛况皆不可得而止，岂美苏当前之盛境独可止。人心不定不静不安，纵亦有虑有得，然不旋踵即失之。孔子曰：“虽百世可知。”此知则即是识。由识自能有慧。个人主义与功利观念尽在眼前，宁论百世。故西方传统重当前之智慧，不重笼统之知识，此则与中国大异。近人以笼统讥中国，亦此意矣。

孔子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言“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言兵与食，皆具体易知。言信则笼统不易知。但死生乃宇宙生命大自然一体之两端，人生亦然。希腊、罗马、英、法、美、苏，虽极一时之富强，其民皆有死，岂不易知。但生必有死，又死必有生。耶教所信，乃信在上帝天堂，不信及于尘世。中国人则信人同此性，人同此心，人同此德，人生大道乃本此心此德而立，可永存不息。故己之一生，即存在通达于他人之生命中，而有其不朽。果得有此信念，虽若笼统，即可信人生之不朽。而西方人不之信。民信而立，所立者即其位。故中国人必求正名定位，又岂西方人仅争平等之所能知。中国民族之立于宇宙间，则广土众民已绵亘五千年之久，此非孔子所谓信而有立之确证乎。则中国人所言虽笼统，亦皆有具体分别可证，亦唯国人之善体之而已。但若必求说明，则千言万语终有不尽不明处，亦唯反求之己心而可得。亦幸国人共识之。

（三）

平常乃一笼统语，而中国人则最重平常。安分守己，乐天知命，平平常常做一人，其中即可有杰出人。不安分，不守己，不乐天，不知命，不平不常，只想做一杰出人，则人而非人，绝不得成为一杰出人。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一语七字，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亦甚大。但孟子意乃指尧之好贤，舜之孝，尧舜之让。指其德性，不指其地位事业与功名，尧舜德性，平常人所同有，故平常人同得为尧舜，非不能。但孟子也说人有所不能。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违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见人是有所不能的。如尧舜为天子，出任人群大任，岂人人能之。

尧舜为人，史迹荒远，难以详考。但知尧为天子，闻舜至孝，嫁以二女，遂得舜之详。适逢洪水为灾，擢舜摄政，又以天子位让之，舜又以让禹。果使尧为天子，洪水未兴，则尧亦平平常常过了，那能成得像今所传之尧。次言舜，无势无位，生在一平常家庭中，亦仅得做一平常人。乃不幸父顽母嚚弟傲，生在一不平常的家庭中而舜还想做一平常人，能孝能弟，于是历尽几多曲折艰难，而终以大孝名。经尧物色去，获禅天子位。同是在一不平常环境中，成得一不平常之杰出人。

再次言禹。其父鲧亦当是一平常人，并非一恶人坏人，所以尧使之治水。果使他是一恶人坏人，尧也不会使他来治水。舜殛鲧，而使禹。禹既先知其父治水之失其道，又念其父被殛，乃尽心力以治水，以赎父之愆。是禹亦在一不平常之处境下，而得成一不平常之杰出人。乃亦受舜禅为天子。果使无此洪水大灾，鲧与禹亦自在一平常父子标准下，不失为一平常人。但鲧禹又焉得乞求天降洪水，以期己之不平常。

今再就此三人论。治水大业成于禹，但非在上之尧舜授以此大任，则禹亦无以成其业。尧舜之于禹，正如孟子所谓天之降大任于是人。尧舜之德，实已上通于天。天生斯人，即赋之以斯德。故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孟子继杨朱墨翟而起，其时则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杨则之墨，人人不愿为一平常人，斯诚一世之大忧。故孟子乃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意即犹谓人人能做一平常人，即已为尧舜。尧舜亦只是一平常人，无烦勉求杰出。孟子乃唱导天下以人人尽所能行之一正道，乃为平常人立教。谓平常人尽不平常，如舜以若是之父母而能孝，则平常人又谁不能孝。以尧居天子位遇艰难能让位，则平常人又谁不能让。孝与让，皆平常人德性所俱有而俱能。孝且让，斯即不平常矣。若必求如舜之为大孝，如尧之能以天下让，时运环境不同，则孔孟亦所不能，其他人亦谁欤能之。故孟子自称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但并不言愿学尧舜，亦不言人皆可以为孔子，则孟子之深义亦大可寻求。

人生必当为一平常人，但平常人中，又必当有杰出人。唯不能寻求违异于平常以为杰出，唯当在平常中能杰出。杨墨则务求违异于平常以见其杰出，故孟子指示一正道，即平常亦即杰出，如尧舜是已。如禹如周公如孔子，此亦皆杰出，则非尽人能为，此须进于学，成于才，乃能达。志学求达，此乃极平常事，为平常人所当勉。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即犹如孔子之四十而不惑，此即志学勉达后所成，但岂平常人所能。此则已见在平常中杰出，而岂事业功利名望地位之所谓。当知此等在大群中既不能平，又不能常，虽若杰出，存心于此，则绝非人生之正道。

庄老道家则只教人为一平常人，不教人为一杰出人。老子曰“绝圣弃知”“绝学无忧”。为一平常人，归而求之有余师，固不待学。佛教东来，教人学释迦，亦求为一杰出人。中国高僧如生公，则谓一阐提亦具佛性，顿悟成佛，乃与佛教大义有违，生公之说，实旁采孟子义。及唐代禅宗继起，乃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说，则远非佛教之本义。佛教必求出家，尽屏人事，反己求之，庶得不学而能。若求为孔孟圣贤，在大群中做人，或将出任天下之大任，则焉能弃家而绝学。

南宋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不教人读书，以一平常人，得为尧舜则可。以此为六祖慧能，求成一佛，亦无不可。但绝不能在平常人中，为一杰出人，出任天下之大任。当知象山教人不读书，在当时已为不平常。所以，不见有大害，因同时有朱子。朱陆门人互通声气，治象山之学者，常有朱子学在旁作警戒，故得规矩无大差。及明代王阳明，在龙场驿历尽艰辛，乃问使孔子亦如我今日，当作何处置。遂发明其良知之学。但阳明此一问题，在当时实是一极不平常之问题。以一平常学者来作问，当问我学孔子，当如何来效法始可。今谓果使孔子处我境，亦只得如此处。则未免自视太高，太杰出了。此等想法，乃使人不能真杰出。若问我处孔子境，亦得如孔子般处否？则其间自当有学。要我学孔子，乃一平常人想法。要孔子亦如我，此乃一杰出人想法。此后阳明离去龙场驿，出任政府重任，乃有事上磨练之教。则已知人当在事上磨练，不能仅凭良知。然事上磨练已不易，仍当先在学上磨练，惜乎阳明在此终未有大发挥。

继阳明而起者，有王龙谿王心斋，专以阳明良知之学来教平常人，乃二王亦见为杰出。尤其如王心斋，本一摆地摊之小商人，其在乡任教，陶匠樵夫，皆闻其风而起。殆皆上承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义。然天下尚有大任则恐非龙谿心斋之教所能尽。更降而有罗近溪，乃至有李卓吾，则离题更远。卓吾本一政府官吏，乌得摇身一变即为一佛徒。以卓吾之才情，入深山中为佛徒，亦得为慧能，为一代宗师。何得身披僧衣，仍预尘事，仍滞仕途仅凭一己良知，岂得尽弃人世规矩历史经验于不顾。即昔之狂禅，亦不若是之狂。孟子仅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并不曾言人皆可以仅凭一己之良知。后人之言良知，实已非孟子所谓之良知，孟子所言乃一平常语，而后人之论，则甚为杰出。亦已不待论而知。

禹治水有大功，不得谓人人可以为禹，而中国人则认立德尤在立功之上，其义深矣。继尧舜禹而起者，有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文王之德尤在汤武之上，而周公则最难为。使武王不遽死，或成王年已长，或管蔡不如是之无道，则周公尚不若是之难为，亦无以成今传之周公。唯周公兼德业于一身，有似于禹。但禹治天灾，周公则处人事，其难则犹甚于禹。孔子志道志学，乃独以周公为其最高之准则，曰：“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斯见孔子一生志业之所在。

孔子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十室之邑皆有忠信之德如孔子，但不能如孔子之好学。好学必先立志，即人人立志好学，亦不能人人如孔子。但孔子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是孔子已知其道之不能行，而犹学不厌教不倦。其门人弟子则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之贤于尧舜者何在，此则值后人之深思。孔子亦居平常位，为一平常人，而已能与尧舜同跻圣人之列。则果使孔子亦居尧舜之高位，当尧舜之大任，尧舜又何得与孔子相比。墨翟继孔子起，亦立志好学，但曰：“非大禹不能为墨”，则又岂得人人而为禹。杨朱继墨翟而起，又唱为我之学，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杨朱宜非一不学无志人，然欲尽人如杨朱，斯亦甚难。而当时则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不之杨，则之墨。此则当时学风尽求为一不平常人，而不计其可能与否。故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则因孔子为学之造诣虽不可企及，而孔子为学之路向则仍不异于平常人。仅曰“三十而立”，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非平常人之所想望乎。是则孟子之学孔子，亦非求超出平常为一杰出人可知。

今日之世情，则人人尽求为一杰出人，再不愿为一平常人。争富争贵者不论，即日常游戏，参加一运动会，亦必求列为冠军。人人又尽加以荣誉奖励，则世道所趋，更何可问。人人能为之事，我不能不为，此乃平等而不自由。人人不能为之事，我亦不能为，而必求能为，此则自由造成不平等。此亦中西文化相异一要点。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乃误解为人人皆可杰出为世界第一人之想。而不知最杰出者，仍当不失为一极平常人。则误解孟子义，其为祸之大，乃必有出乎李卓吾之上者。而今人治学亦正不以李卓吾为怪，而更有重加以崇奉而取法者。世道人心如此，使孟子复生，不知又将何以为言。此诚大堪警惕矣。

（四）

中国人好言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心有深浅厚薄高低之不同，因此杰出人要得一知己不易。

西汉初贾谊，少年杰出，汉文帝赏识了他的陈政事疏，但同时朝廷先进绛灌之徒都不赏识他。文帝无奈，命他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屈居远僻，不免自伤悼，自比屈原。再见文帝，作长夜谈。文帝说，久不见贾生，自谓进步了。再见贾生，乃知仍不如。但当时朝廷形势依然，乃命其为梁少王太傅。梁王出猎，坠马身死。贾谊亦忧伤不寿。一代伟人，遽此长逝。数十年后，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以贾谊与屈原同写一列传，贾谊遂成此下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一杰出人物。

使贾谊于文帝世，果得大任用大作为，恐亦未必有大成就大建立，使其名望地位更远超于今传之上。贾谊亦幸而仍为一平常人，乃更见其为一杰出人。此则诚学者所当深切以思，恳挚以玩之一途。

北宋苏东坡与王荆公，各为诗文来批评贾谊。东坡作贾谊论，说他修养不足，政治前途须耐心等待，忧伤遽逝，岂不可惜。荆公作诗咏贾生，则谓贾生因梁王坠马未善尽师傅之托付，遂自忧伤而卒。两人批评大不同。谁得贾谊内心之真？贾生初赴长沙，或亦自伤不遇。待其再见文帝，仍不识文帝心情，一意只在自求进取，那亦无足深取。荆公之评应得其真。今姑不论贾生，即就荆公东坡两人之批评，亦自见两人之心，深厚浅薄高低之不齐。单就两人在其当时之一切表现言，即把他们批评人的来批评他们，亦宜不太离谱。

余尝深玩荆公之诗文，较之其并世前辈欧阳六一，同辈如曾子固苏东坡，亦绝不少杰出处。而荆公特多受当时与后世之诟病，此亦因其得神宗之赏遇，过分杰出于寻常之上之故。此亦学者知人论世之所当深思。倘以邦国相拟，今人之议论，岂不于美苏为集中特甚，亦以其地位杰出之故。明白得此一番道理，则中国之特能于衰后转盛，亡后复兴之所以然，亦可研思以得矣。

今再以美国论，人称美国为一移民国家，其国中各处移民杂居。英伦最先移民，实属少数。但彼等乃美国之主人，乃处处必求杰出于其他移民来此之上，此实美国前途殊堪忧虑之一端。而何以善其后，则不仅深谋远虑所未及，抑且亦少明白提出认为一问题。是诚堪忧虑之更甚矣。又如苏维埃远自俄罗斯彼得大帝以来，以俄国较其他欧洲现代国家为落后，一意追求前进，迄今仍专求杰出，不甘平常，乃其立国最大之病根。

中国人则时时处处教人为一平常人，又时时处处每以杰出他人为虑。此诚一极平常，而又极杰出之一大道理。“贫而乐，富而好礼”一语，则更寓精义，更当实践勿违。当知贫应是人生一平常状况，富则乃属人生一杰出状况，故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岂务求争前唯恐落后者之所能体谅其心情。此诚值得提醒国人崇慕西化者之再加深思。

民国以来，批评成风，尤好批评古人，号为文化自谴。而孔子遂为批评最高对象。打倒孔家店，口吻浅薄，号为新文学。当时论语受批评最普遍者有两章，一为女子小人为难养，一为子见南子。此事在当时子路已怀疑，但孔子不自表白。人之一心，岂能事事自加表白，此亦见己心之无深度无高度。故孔子对子路亦仅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他日又曰：“人不知而不愠。”老子亦言“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中国人不求人知，乃为人生一要端。子路伉直善改过，其从孔子忠诚不变，偶有怀疑，当已冰释。及卫乱，孔子在鲁，早知子路之不归。子路死，孔子自哀曰“天丧予，天丧予”，若其恸颜渊。则子见南子一事，孔子子路已绝无芥蒂可知。在鲁在卫在陈在楚，亦绝不有为见南子而稍减其对孔子之敬礼，何期两千年后，乃成为批评孔子一好题目。即此见批评者之浅薄，于孔子曾何损。

某年前，有十数大学生见余，谈及中国文化传统。余告以当稍读几部中国书，论语尤当先读。一女学生即问，孔子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何义？则此一语受国人疑难已历数十年未变。余告以此语当注意难养二字。若母若妻若女，岂得认为仅受我养，又复难养。又岂得谓近之不逊，远之则怨。则此章女子显指家中佣仆，不指凡天下之女性。余家一女佣，正如孔子言，甚感其难养。诸位崇慕西化，今台北家庭雇女佣者日少，渐已接近美国，而孔子已先两千五百年言之，岂得为此一语，遽弃论语而不读。

近年来则风气又变，古人已不值批评，乃转对同时人批评。批评他人，不啻即表扬自己。风气如此，自己即同在受批评之列。知名度愈高，受批评亦愈烈。人与人不相敬，不相信，又何以成群而相安，更何相乐之有。

西方人重人事，不重人心。一事之是非从违，乃不得不以多数人意见为定。而多数人之心则率浅率薄率低，深厚与高度则仅可从少数人心求之。故当前西方民主政治，实是一平常人政治，非中国古人所追求之贤人政治。使贾谊从事竞选，参加会议，必不得多数赞同。此层在近人中，唯孙中山先生一人提及，但亦绝不为大多数崇拜孙先生者所称道。中山先生言知难行易，而唯知心为尤难。但人群相处互不知心，则又何以自安而自乐。

既知己心之可贵，斯知知心之难求。所以中国古人说：“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然人不知我无可责，己不知人斯可惭，亦可耻。父母不知我，无可责。我不知父母，当自愧自疚。此舜之所以成为大孝。所以知人为贵。能友一国之士，友天下之士，而犹不自足，乃求尚友千古，此为中国人处人处己之最高理想，最高态度。中国文化之最高可贵正在此。人与人相友，何与人与人互相批评，其间究当作何分别？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颜渊最能学孔子，正为颜渊能自知于孔子犹有不知处，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不知为不知，斯为颜渊之知。故周濂溪言学颜渊之所学。濂溪不敢言学孔子之所学，而濂溪遂亦卓绝于千古。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者正在此。而今人则岂肯自承于孔子有不知，仅以能批评孔子自负。人心人道如此，可慰抑可乐？

今人好学西方，如希腊之亚里斯多德，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今人亦当谓“我爱古人，我尤爱真理”，岂不即已西化。真理则在亚里斯多德之一己，不在其师柏拉图，此之谓自由平等独立。东施效颦与邯郸学步，则非西方人所贵。今以颜渊之学来学西方，则又当为西方人之所惭所耻矣。

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今当易其辞曰“西方无所学，必也争乎”。罗马与希腊争，英法与罗马争，美苏又与英法争，善学美苏则当与美苏争。批评自己中国古人，又曷若能批评西方之更为西化？如参加西方运动会，即在能与西方争。今全世界无一处不相争，即美苏亦无奈何。国人求现代化，莫如不让而争。古人已死，与我无可争，转移目标，始为善学。美国行民主政治，苏维埃则为极权统治，唯中山先生乃创为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斯则可谓善学西方者。不知国人以为如何。

孙中山先生亦为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一杰出人，但同时实亦是一平常人。论其生前实绩，辛亥革命成功，身居临时大总统位共几月，即谋和让位于袁世凯。及再起革命，偏据南土，又共几年，即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谋和，而病逝北平。其创立之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待后人为之实现完成。故中国人论人生，必在大群中有其历史绵延，中山先生一生之意义与价值即在此。其所唱之民族主义，或亦以此为要。愿国人之崇奉孙先生者，其再熟思而深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