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语发于唐初之裴行俭。因时人竞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行俭独不之许，遂有此语。流传迄今，已历一千三百年。文艺何以当后，此暂不论。姑先分别阐释器识两字之来历与意义。

论语言：“管仲之器小哉。”又曰：“君子不器。”朱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今按：器分别供各种特殊使用，又人人时时处处皆得用之。君子在人上，当能用人，非供人用，故不器。不器非无用，乃用之更大者。又称子贡为瑚琏之器。瑚琏玉制，用于宗庙，以盛黍稷，其器贵重而华美，亦非人人时时处处所得而用。故子贡要异于仅备一才一艺以供用者。老子曰：“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则老子乃重器之大。又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以为官长。”朴乃自然气质，原始人生多共相，相互间无大差异。人文日进，于是各就才性所近，演成别相。如孔门，子路治军，冉有理财，公西华掌外交，任职于政府，则皆老子所谓之官长。然必有用之者，老子属之于圣人，是老子亦以圣人为不器。小器易造，大器难成。君子圣人，皆由学至。孔老之义，实本相通。庄子言“无用之用”，仍不抹煞此用字，则人之贵能成器致用可知。易传：“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此即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仅能负，大器乃能乘。若使负物者乘车，是小人而踞君子之位，终将招来寇盗。易传陈义，亦无殊于孔老。孔子又曰，“及其使人也器之”。从政贵能使人，能量才任用，乃为大匠。若一窗一棂，一榱一桷，此皆小器，仅备使用。能主宰使用之者，乃为大器，亦即不器。则自春秋末孔子，下逮战国庄老易传，儒道两家，莫不重此器字。人生当为用于社会，贡献于群体，此亦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精神之所在。唯负物之与乘舆，用有不同，斯即器有大小而已。

此下中国人，常言器度器量，器宇器局，器之大小，即其为用之大小。史记：“晋公子从者皆国器。”汉书：“何武有宰相器。”三国蜀志：“蒋琬社稷之器。”此皆就政治言。政治贵大器，有大用，不贵掌权。

易传：“备物致用。”又曰：“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凡器皆所以致用求利。有自然器，即物。亦有人文器，乃由人类文化所造，则人亦犹物。器物待制造而成，人物则自教育修养而致。凡人与物，皆期于天下有所利用。人之于群，亦如一器一物，以供群之利用。天地生人，乃如一自然原料，人贵能本其文化理想，运用此原料，制成器物，以供群用。故中庸曰“赞天地之化育”。又曰“因其材而笃焉”。天地能造物，人则教化人，故人与天地，并称三才。

人物之成，既需教育修养，而大人物则更需有大学问大修养。中国古人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人物之兴起，乃需历史性，经长时期之栽培。如何使用人，职在政治。如何栽培人，职在教育。故政治与教育之主脑人，皆须大器，或言不器。而推其本，则人亦自天地自然来。故曰：“作之君，作之师。”又曰“天地君亲师”。天地与亲皆自然，而君与师则出于人文。中国传统文化为人文本位，其主要精义，更在作育君师。此处乃所谓天人之际，非深晓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者，骤难与言。

孔门四科，德行为首。德行最是大器，亦是不器。有当于德行之科者，不仅备世用，亦知如何用世以淑世。成己成人，此即君师之大任。其他言语、政事、文学三项，志业各有专长，犹如今世之言专家，非通才。仅供人用，不能当化人教人之大任，则非君师之选。

中国文化传统，自尧舜以至周公，源远流长，亦已远逾千年以上。然其时则传统在上，在君，在政治事业。文化日演日进，孔子出，集千年之大成，乃使师道更尊于君道，传统乃转移而在下。必由教及政，由师及君。庄子言大宗师，应帝王，非主无用，亦主有大用，而亦师在先，王在后。中国此一传统文化意识，建立于春秋战国之儒道两家。下逮两汉，民族日恢宏，邦国日展扩，世运日昌隆，岂无故而然哉。

然而晚汉之季，此一传统文化忽遭挫折。古人所理想之所谓成器以备用者，至是乃不得不大有所变通。魏晋以下人，乃好言一识字。孔子以仁智并言，智字中即包识字。而魏晋以下人，则必举识字来代替智字。此中意义有大转变，非深通于此一时期之历史演变者，亦将无以深悟于此转变之意义。今苦骤难详论。姑举此下人之屡提此识字者，粗为引释。

司马德操告刘先主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一语，亦已流传一千七百年，至今尚在人口。一时则有一时之所当务。时代变，则人之所务亦当变。识此变者，乃为俊杰。此可略分两面言之，一曰通识，知于古，又当知于今。一曰先识，知于今，又当知于后。要当知于时之变。魏晋以下，中国传统文化，似已走上了一条绝路，前无可通。墨守成规，则将器不成器，而用无可用。岂徒无用，转将有害。不徒害己，亦以害群。故魏晋以下人，其所务必将与两汉大殊，须别具一番识见，自觅一条路向，此即司马德操之所谓识时务。

刘劭人物志亦言：“明能鉴机，谓之达识之士。”机亦一种器，而其器善变。时既变，所谓器者亦当变，故司马德操之言识时务，与刘劭之言鉴机达识，其实皆承旧传统来，亦求以致用，非与两汉以前真有违。后人率认两汉以前为儒家传统，崇尚人生之积极面。魏晋以下为道家传统，改取人生之消极面。其实此两面仍属一体，皆主人生在大群中如何致用，特补偏救弊，稍有变通而已。

此下人遂屡言此识字，如曰渊识远识，明识通识，博识先识，而后有器识二字连用者，则始见于沈约之文。沈约上距孔子，亦过九百年矣。晋书张华传，亦以器识宏旷称之。裴行俭之器识二字，乃由此来。而裴行俭上距孔子逾一千年。此器识二字之来历乃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之悠长，积累之深厚，即观于此两字之成立而可见。而又岂粗心短视，所能窥测其义蕴之所在。

今试略再申之。天地生人，亦万物之一，与禽兽无异。但人自有群，自创文化，便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在大群中，当如一器，以供大群之用，而后群道乃昌，人生日进。若由私人来运用大群，则群日窳而生亦绝。盖人之有群，本以对付自然，积久而人群内部自生问题，非以对自然，乃以对人类之自身。此为人类文化问题中更大之问题，非仅以对付自然为问题。

古代如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希腊人，非不一时文化灿烂，而忽然崩溃毁灭，皆不起于外面对自然界的问题上，而起于内部人文方面人对人的问题上。人人重己轻群，噬群以肥，仕群以争，而不知奉己以献群。中国传统文化，则人如一器，备供群用。唯群体日张，内部问题，日臻复杂。因于器字外又增一识字，教人籀出通则，以简驭繁，活变活用。故在两汉以下，虽演出了魏晋，但魏晋以下，终又孕茁了隋唐。唐初裴行俭“士先器识”四字，实乃远承先秦，渊源儒道，如深根老干之上，萌出嫩芽新葩，其为具有深厚的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稍思即知。

但今日国人，则鄙弃传统，一意崇洋。于自己传诵了千年以上之名言，可以漠不关心，而好拾西方人牙慧。闻个人自由则色喜，言知识即权力则首肯。不知西方人谚，亦从西方文化中来。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则所语宜亦有差别。试读唐书裴行俭传，其人勋业卓著，岂是一不自由人。其语流传千古，有影响，岂得谓其无权力。唯中国古人好言器，求供群用，却不好言权力。中国古人又好言识，务于变通，却不好言自由。果仅争自由而无识，仅尚权力，而此权力乃不供大群之用，则群道何由而昌。群之不存，己又焉附。然则徒诵洋言，为时代之乡愿，作风气之奴婢，亦仅证其器小识狭，而又何文艺之是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