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入世出世之两辞。生命即是一入世。生前死后，情状渺茫，不可捉摸。中国乃一人文本位之文化。方其未生，即有胎教。及其死后，葬祭之体，慎终追远，亦为生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迄无一种出世之教。

世界各大宗教，则胥教人出世。从中国人立场言，各教徒亦仍在世间，所教亦仍是世间法。如释迦牟尼，乃印度一王子，弃妻抛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枯坐有年，依然一在世人，未尝出世。及其得悟，四出传道，则更见是世人世法，唯与其他世人世法有异，如是而已。佛法来中国，中国人自以中国文化传统加以体会解释，佛法终于中国化。尤著者为禅宗。此心悟，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此佛岂不仍是一世间人，所悟仍是一世间法。信从诸僧侣，亦必自有工作，生活在世，唯出家不食荤有异而已。

中国语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尽”。名山亦在世间，仍谈不上出世。所谓出世，乃指不营干尘俗事，不操心努力于人群大众之寻常事，独身无家即其一端。衣食住三项物质生活，乃人生起码必备条件，而僧侣则一衲一钵，沿门乞讨，一窟一洞，一草篷，一茆庵，暂避风雨，已算解决。其所操心努力日夜修行以副所期望者，可云仅属内心精神方面，乃以谓之出世。

尝忆民国十七八年间，曾漫步至苏州西南郊外天平山一佛寺。其方丈乃无锡同乡，告余，年过四十，有妻室，有子女，忽决心出家为僧。一夕，到此山，爱其林树丛草，遂终夜坐山顶敲木鱼。山下农家闻之，晨来寻看，给以食物。如是积月，来者益众。供给食物外，并为盖一草篷。于是积年不去，始终在山顶，长敲木鱼度夜。远方闻风来捐助，乃成此寺，正在扩建中。佛像香案，规模俨然。此山乃不啻为此僧占了。此僧不为私，不为名利，并亦不为衣食。世俗人慕之，乃群策群力，共辟此山，共创此寺。天下名山僧占尽，率皆类此。僧尼既占此山，修理保护。游山者来此，得食得宿。又得道路桥梁交通，种种方便，经乱不破坏。“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其死生转换亦与尘世无异。正因其志在逃世，与世无争，乃得世人之共同赞助。为社会兴起了多少至高精美之艺术境界，创辟了多少敻绝超卓之名胜，为乱世预先安排了许多干净土，为苦难者妥当布置了各种方便的逃避处。佛教之在中国，亦正有其正面积极之贡献。

犹太人流亡迁徙，为人类中遭遇最多苦难一民族，乃想望上帝之拯救。耶稣则谓上帝不仅将拯救犹太人，亦将同样拯救世界其他一切人，乃有耶稣教之建立。但耶稣对世界人类有原始罪恶观，谓人类皆自天堂因罪降谪而生。逮其回归天堂，乃有世界末日。此与释迦之由业转世与其涅槃观，可谓大体相似。但耶稣上十字架，仍言将复活，斯其一种热烈坚强之入世精神，则较释迦为益胜。

耶教徒在罗马城中作地下活动，群情同感，使罗马皇帝亦不得不信其教。故耶教与佛教相比，一趋消极，一趋积极，两适相反，但同趋于不争。欧洲中古时期，封建堡垒遍地割据，而耶教寺院转亦林立。苦难人民，转相依附。治人者在堡垒中，而教人者则在寺院中。使无耶教宣扬教义，则举世黑暗，乃无一线光明之呈现。至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幻想，则不免与人争，乃终不能实现。十字军东征亦类此。要之，宗教出世非真出世，乃以不与人争，为世人定一新方针，辟一新途径。而一世亦莫得与之争，此则耶佛两教之同一精神。唯回教则乃与政治入世同有其好争之现象，阿拉伯人之在此世界，乃亦无长时期之得意可希。

欧洲自中古时期进至于现代国家，人多归功于文艺复兴之城市兴起。不知城市兴起，耶教亦有功。而工商业之为力则亦有限。余尝游英伦之牛津剑桥，教会之有功于西方社会者大矣。自然科学日以昌明，工商机械日以精进，世争日烈，宗教信仰日衰，教育精神亦日以转移。今之为教，主要乃在科学与工商业。此可谓乃一种入世教，主要在教人争，受教者亦各为其一己之私争。而宗教则退居在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开其先路，宗教信徒则追随其后，人乃目宗教为帝国主义之走狗。此实西方近代文化一最可悲观之现象。如商人贩黑奴，而教徒乃随入黑奴群中传教，乃不能教商人不贩黑奴，但亦终不能教黑奴出世。而主奴之争一悲剧，乃终不能免。

中国传统文化异于印欧，乃在其文化体系中并不产生有宗教。主要在其政教合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君贤相，既主政，亦掌教。其政治地位之崇高，在其德，不在其力。尤在其能让，不在其能争。尧舜禅让，乃为中国政治史上传诵不绝一嘉话。政治本为公，不为私。乃为天下苍生，不为一身一家。瘁心劳神，乃其职责所在，非于一己之私有期图。天子高位，传贤不传子。道家言尧又以天子位让之许由务光，皆不受。其人其事无可详考。要之，政治高位，在中国非人人所欲争，则史迹昭然，可无多疑。故中国能有尧舜以下之大圣大贤，而不能有释迦耶稣。社会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斯人心人事亦不同。出世入世，形迹有异，而精神胸怀，亦有可相通以求者，不贵乎拘泥一格以求。

大禹治水，栉甚风，沐烈雨，腓无胈，胫无毛，十三年在外，子生方呱呱，三过家门而不入。心唯在公不在私，较之耶稣释迦尤过之，但显为一入世人物，非出世人物。舜以天下让禹，又相似于罗马教廷之教皇，而又甚有其相异。禹欲传天子位于益，而举国人民竞拥禹子启承袭皇位，此亦举国人心所归，岂由大禹用心争夺来。中国此下君位世袭之制度，亦政治一本人心之精义所在，又岂得以帝王专制为诟病。

夏尚忠，商尚鬼。商民族于鬼神有更深之信仰，故商汤为诸侯时，有葛伯仇饷之故事。及为天子，久不雨，筑台以祷，汤自为牺牲，卧台上。其祷文曰：“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罪四方。”是宗教精神与政治精神融凝一体，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一特有之精神。

周初泰伯虞仲兄弟让国逃去荆蛮。西伯昌幽于羑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伐纣，伯叔夷齐扣马而谏。伯夷叔齐亦让国。为政即当有其所以为教。周武王吊民伐罪，而不免有以兵力争天下之嫌。使无伯夷叔齐以及周公之继起，周武王故事将何以教后世。而后世之尊伯夷叔齐，乃亦更出于尊周武王之上。中国人心深有如此。

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长而归政，是周公实不啻以天子位让成王。伊尹相太甲，放太甲于桐宫，自摄政。太甲悔过，伊尹迎之，归政。是伊尹亦不啻以天子位让太甲。让国让天下，不仅有尧舜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即伊尹周公亦然。下至春秋，天下已乱，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然东周王位犹在，齐仍守诸侯位。其他让国之事亦屡见。此见中国古代尊天子，亦一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尊罗马教皇。唯所尊在教，故有让位而弗居。汤武征诛，虽与尧舜禅让并称，然西周开国，乃上推之于文王。孔子亦称武王有惭德。孔子弟子子贡有曰：“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则征诛之与禅让终有辨。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东周以上，亦已近二千年。不以兵力，疆土日扩，民众日繁，而一统之局面维持不辍。其他民族政治成绩殆无其比。此非中国传统文化一特征而何。

孔子乃商人之后。而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亦常梦见周公，而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然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君子无所争。”其告季孙氏则曰：“子为政，焉用杀。”不以杀伐为政，宁有杀伐争政？天子之位无可争，我则待用我者，如周公，亦可以行道于天下。世无用我者，则藏道以俟。孔子不得志于政，而一其志于教。古代政教合，至于孔子而政教分，此为中国文化一大转变。政不行于上，而教明于下，则虽分犹不分。此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

孔子后，墨翟继起，不学周公而转学大禹。孔墨之传道，即犹古之居高位而传政。楚欲攻宋，墨子弟子三百人，为宋守城，是亦当时国际间一队义勇军。当时从政者不能用孔墨，而亦同知尊孔墨之道。政乱于上，而教昌于下。此亦犹罗马皇帝之同信耶教。唯耶稣不管凯撒事，而孔墨则即以大禹周公为志。故中国终是政教合，与西方大不同。

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此为孔墨所不言。但循此以往，政治终必出于争。西欧英法之君，均有上断头台者。而中国此下历史少其例。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又曰：“不嗜杀人者，乃能一天下。”古之言一天下，推本于天命。而孟子则转主于民心。君者，群也。王者，往也。大群人心所归往，斯则为君王矣。民心即天命，民心变，斯天命亦无常。唯尊重人心则仍不至杀伐。故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非真服也，力不足也。”则孟子之论仍为儒家正统无疑。秦以后，论语为人人必读书，孟子则列于百家。论孟两书，地位不同。论语重言天，孟子重言民。重言民，则可以有政治不再有宗教。重言天，则有了政治，终不免再生有宗教。所贵则在能兼言之。诚则心而天，明则天而心。中庸后出于孟子，而孔孟大义之相通，则于此见之。一部中国思想史不断有进步，而亦终不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精神。此又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征。

战国策齐宣王见颜斶，颜斶言“士贵王不贵”，此乃自古未有之高论。尧舜禹汤文武，皆以王贵。孔子始以士贵。然孔子不言王不贵。王不贵，则政治失其地位，失其尊严，失其功能，而社会秩序散乱，群道巳隳，士又何贵。耶稣言上帝，但仍不废凯撒。荀子言法后王，亦仍不失为儒统。鲁仲连义不帝秦，曰“唯有蹈东海而死”。此亦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此则王与士仍同贵。孟子不为稷下先生，宁为臣，道不行则辞而去，此乃不失儒家之正统。中国文化传统，政教合一之精义，亦于此而见。

吕不韦以邯郸商人为秦相，广招群士，创为吕氏春秋一书。榜悬之咸阳门，曰“能易一字，赏千金”。实觊觎王位，遭变罹罪。果使得志，则士贵于王，政屈于教，流风所被，政统不立，则教统亦将乱。当犹不如西方之政教分。此则难以尽言。

秦始皇帝之焚书罢博士官位，则将使王贵于士，教屈于政，斯亦失之。汉淮南王河间王皆广揽群士，势驾中央政府之上。武帝乃表章五经，设立太学，创为士人政府。公孙弘以海上一牧豕奴，拜相封侯，而曲学阿世，不能正学以言。其过在下不在上，在士不在王。要之，士贵则王亦贵，武帝之创为士人政府，实中国文化传统一大跃进。

中国五伦，君臣朋友两伦相通。刘先主临终托孤于诸葛亮，曰：“孺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自取之。”岂不君臣亦如朋友。诸葛亮告后主，受先帝之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则君臣大义亦犹朋友。曹操司马懿志存篡弑，为后世鄙斥。道统尊王，父子相传，以期举世之平安。君位世袭可免纷争，遂成为中国之法统。而法统之上尤有道统教统，此乃为中国之政统。故中国历史以士为贵。士不贵，为王者岂可蔑道统教统于治统政统之外。此则非中国文化传统之所许。

近代国人尊尚西化，自秦以下鄙之谓帝王专制。不知君位世袭，乃一制度，非即专制。一部二十五史，昭彰可证。唐太宗欲读当时史臣所为实录，史臣拒之曰：“实录国史，所以告后世，非陛下所当阅。”太宗不之强。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孔子作春秋，君臣同有褒贬。曰：“春秋天子之事。”后世承之，一部二十五史中，君王之罪不绝书。幽、厉则为幽、厉，桓、灵则为桓、灵。桓、灵而得专制，何来董卓、曹操。专制而得其道，即非专制。

西方文化传统，亦可谓其最失败者乃在政治一项。希腊罗马中古时期可勿论。专就现代言，果使政治得其道，西欧狭小一地区，不当多国分裂，又常相战斗，不得有一日之安定。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战斗遂遍及于其他各洲。专就英国言，如今之美国加拿大澳洲，岂不皆由英民移殖，而亦分裂成国，不相统一。其他殖民地，今亦各自独立。则英伦三岛，亦仍此英伦三岛而止。此即政治失败，亦其政教分立，有政无教所使然。

西方人政治无理想，当其艰苦困厄，则寄望于宗教。天国出世，转而为入世，乃有民主革命。又转而向外，则为帝国兼并。美其名曰争自由，争平等，争人权，而始终脱不了一争字。当前世界有国一百五十以上，实不啻皆从争来。宗教不足餍一世之望，政治亦然，乃转而寄望于科学。则试问电灯自来水岂能统治此世界？飞机潜艇大炮亦岂能统治此世界？即最高杀人利器如核子武器原子弹，又岂能统治此世界？凯撒不能耶稣化，转而原子弹核子弹化，生民前途复何望。

中国人心理则不同。艰苦困厄，则望有圣君贤相出，以拯斯民于水火。其所想望，不在出世在入世，不在耶稣在凯撒。纵使圣君不易遇，尚可得贤相。秦以下，至少亦维持一广土众民之大国，迄两千年之久。此亦非无弱点。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近代中国人遭遇西方压力，乃深以为耻。如日本，本受中国化，改受西化，一跃而为世界大强国。占据朝鲜台湾，食而不化，贪吃无餍，又求吞并全中国，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卒以无条件投降。往事不远，犹在目前，岂不足引为炯戒。

民国肇建，七十年来，人人为爱国家爱民族，不惜舍己从人。人以机关枪来，我亦以机关枪往。线装书扔毛厕，出洋留学则为立国唯一大本。最近则学美学苏，全国分裂为二。美苏形势如何转变，尚不易知。可知者，世界绝不得安。全部欧洲史可作明证。教不问政，政不从教。政教分，乃其大病害。求之举世其他民族，独中国能政教合一。若西方人能专从耶稣教，亦不会产生机关枪，更何论原子弹。西方政治在教化之外，故其政府乃能有此杀人利器之发明。中国亦求进步如西方，乃自尧舜周孔并加毁弃，不仅无政，并将无教。而竞言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则试问无政无教又于何争之？若一意西化，则试问学苏学美之争，又作何解。中国传统文化乃一入世精神之文化，而慕效西化，乃一意学凯撒，而不知西方文化中尚有耶稣，则宜其远失之。当前即然，何论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