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门四科首德行。此德行二字，乃西方所无。如战国有阴阳五行家，言五行生克，亦称五德终始，是五行即五德，实皆本于性，故曰德性，亦曰德行，或称性行。孔子言有狂狷与中行之分，中行即德行或性行。衣食住行，乃个人自然生活中事，孝弟忠信，乃大群人文生命之行，两者绝不同。

易言“果行育德”，乃谓以果决果断果敢之行。以渐滋生长完成其德。故果行乃非人生日常之行，虽非成德之行，乃育德之行，乃生命性之行，非生活性之行。性属自然，德则人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果行育德，即是学而时习。中国之所谓学，乃生命之学，乃本于自然以达于人文，乃天人合一之学。故中国有教育一名辞。西方则传授知识，有教无育。亦可谓西方人仅注重外在之自然方面，不注意到内在人文方面。故其学乃以成物，非以成人。

人谓中国传统亦同有哲学，其实亦可谓中国传统亦同有科学。唯中国哲学仅可谓多自然哲学，即偏在天的一面。而中国科学则多偏在人文方面，即如阴阳家五行五德之说，即可为人文科学一代表。中国阴阳家言，乃汇通儒道以立说。其实如墨家，如道家，皆可谓其有合于人文科学，但偏在自然哲学方面。儒家则较近于人文哲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要言之，自然与人文哲学与科学之会通合一，乃为中国学术思想主要一大纲领。德行之学，则可谓乃自然科学、人文哲学之会通，而孔门儒家为之主导。孟子继孔子后有三圣人论，其实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德行之学，皆人文哲学，而皆植根于自然科学，如是而已。

此下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率无以逃于此。今人率尊西化，乃无德行之学可言。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非德性，非人文生命所有，故可谓非人生之本行，乃人生之外行。仅以成物相争，非能以成德自立。举世祸殃，乃无可逃避矣。可叹何如。

（二）

行业二字可连言。然中国人则重行甚于重业。俗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行字即指业言，然必改言行，以其重要出人者在行不在业。如孝弟忠信，乃从事各业者所共同应具之行为。从事工商业仍当孝弟忠信，则同得为尧舜。谓之为状元，乃言其为人上人，出人头地，如山东有乞丐武训是已。实则状元并非能出人头地，即仕为宰相，亦非出人头地。古今为宰相而遭人鄙视诟骂者何限，即贵为皇帝亦多遭人鄙视诟骂。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为君当有君行，如尧舜，即君中之状元，故曰行行出状元。中国人又常连言学业，然从事此业不为谋生，志于学，志于道，敬业乐群，乃不为一身谋，而为大群谋。故学行连言，犹多于学业连言，学业终与其他行业有不同。俗又言唯有读书高，则学业又为百业中之状元矣。

职事二字亦可连言。唯职业连言，则似最属后起。言职业言行事，则职近业非所重，事属行始当重。如纣为君，箕子、比干、微子为臣，论职则君尊臣卑，论事则纣可诛，而箕子、比干、微子孔子称之为三仁，永受后代崇仰。一职有一职当行之事，故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果居臣位，而其上不当则可辞职不居，如孔子之辞鲁司寇是也。故职业有定分，而行事则可自由。亦有为一小吏，而其人乃高出君相之上者，史乘所载，历代有之。

远溯太古，原始人类即有职业行事可分。如出而渔猎，可称是职业。归洞窟中，男女老幼群聚团居，言笑欢乐，或石上雕刻绘画，或玩弄牲畜如羊彘之类，或月夜在洞外歌唱舞蹈，此当属行事，非职业。循此以下，畜牧时代，耕稼时代迄于今，职业行事依然有分。大体言之，职业主要多对外物，行事主要则对同群。职业必由个人分别操作，行事则必联合他人。职业所以维持生活，而行事则为生命之发抒。职业必有外在约束，而行事则出一己志愿。职业乃属人生之手段，而行事则为人生之本身。

务农经商，同属职业，但业农自给自足，其事单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人团聚，职业行事分别易显。业商则销售货品，必待他人购取，以其赢利维持生计，事已复杂。又供求双方交涉多，家人共聚期转促。疏者亲，亲者疏，职业与行事易混淆，难显分别。抑使职业重于行事，而个人意义乃日增。中国人多业农，遂重家庭，重宗族，群体意识更深于个体。而西方古希腊人多业商，家庭观念较淡，宗族观念更渺然，而个人主义则日重。此皆由职业而影响其行事。

近代科学发展，利用机器，工商业性质大变，乃以集体为主，而有公司与工厂之组织。参加其业者，不仅隶属于集体组织之下，抑又隶属于各项机器之下，每一个人多失去其自主性。又有女工童工，一家皆散入工厂中，于是职业团体乃代私人团体而出现。即每一职业团体中之少数主持人，所谓企业家或资本家，上面复有政治压逼，赋税重重，于是自由、平等、独立之呼声，乃日呼日高。实则此等口号，乃从各人内心发出，乃人类生命之自然要求。于是先有政治革命，乃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继之有职业革命，乃有更近代之共产主义，乃及集体罢工运动之出现。此可谓是人生行事。于是职业则多具服从性，而行事则多具反抗性。此诚近代人生一大变。

实则此一大变，乃胥由职业之团体组织化来。职业本为维持生活，应由私人各自负责，乃属自由平等独立性的。行事为生命之发抒，各人之小生命投入群体之大生命中，此为生命发抒之唯一趋向。如家如国如天下，有群体，斯见大生命。而此大生命则属小生命之集体，当以各自小生命为中心。如夫妇，为夫始有妇，为妇始有夫，则夫妇互为此一体之中心。如父母子女，为父母始有子女，为子女始有父母，则父母子女亦互为此一体之中心。若各自自由平等独立，则无此一体可言。故在职业上，始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反抗性。在行事上，应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服从性。如父母对子女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尽为父母之责任。如子女对父母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成为子女之身份。即夫妇亦然。由一家推之一国，君民上下，必当明责任，明身份，更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为君为卿，有其君卿之责任。为民众，为百姓，有其民众百姓之身份。即如近代之民主政治，国民只有一票选举权，政治元首既经选定，则为国民者应向之服从。虽在选举上少数服从多数，但在选举后则多数仍服从少数。要之，政治以服从为主，不以反抗为主。若论职业，则应许反抗，可以辞职，可以转业，岂得不许其自由。

如上所分析，政治应属行事，不属职业。中国向来为君主政体，然为君者，亦当知服从道义，服从制度。为臣者虽有出处进退辞受之自由，然居其位，则有其责，无所逃其任。即在近代民主政治，元首亦当服从法律。推而言及国际，亦属政治问题。孟子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仍当一本道义，相互服从，天下始得平。岂得各以自由平等独立为言，则天下必入于乱矣。

中国周易六十四卦，首以乾坤两卦，乾主健主阳主动，可谓具自由性。坤卦主顺主阴主静，可谓具服从性。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属天，坤属地，人生天地间必同具此乾坤两道，始得成为人道。故无严格之自由与服从可分，但亦可谓人之行事则属天道，人之职业则属地道。近代之职业集体化，则不啻以天道转隶于地道，而人道失其正，乃为近代人生一大问题所在。

然近代之职业集体化，乃由利用机器来。人生职业本为对物，今则物为人用，听人支配，可省人力，则人之生命应可在行事上多发抒，而在职业上少拘束。然事实上乃有大不其然者，则在利用机器益增多产，而徒增贫富之别。其病乃在资本主义之为祟。

今果使废去资本主义，而并世科学落后诸民族，均教以利用机器，从事农工业，则人类生产当尽够其维持生活。而商业牟利之性质，则必加改良。仅求通有无，以信义为主，一如中国传统之所为，以农工为本，而商业仅为其副。则职业性之压逼自可日减，而人类乃尽可向人生方面一途发抒迈进。而人生理想庶可正常而勿歧。

唯更有其重要者，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并非人生大道所在。抑且其语空洞，实无具体领导功能，于此最当加以纠正，而反抗性则尤须提防。非遇甚不得已，则不宜肆行反抗。反抗若属积极性，其实转属消极。服从若属消极性，其实正是积极。于此当深辨。而更主要者，则为务使人明得职业与行事之分别。职业乃人生中所不得免，当属人生消极方面。行事乃人生所应有，正属人生之积极方面。果能明此，则自能重行事而轻职业，即重德行而轻事为。中国传统中之士，则正为唯求有德行，而非职业。仕宦从政，亦为求行事而非职业。学以明道，则学亦一行，而非事为职业。至于职业，则最多能不违一义字，但终当不起一道来。人群中能多不谋职业，而唯劳心明道努力行事之人，则病害宜少发生之余地，而亦庶乎其几矣。

（三）

今人言人生，好言行，言活动，言向前进步。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行乃是生命一重要性，立是其起始，达则其归终，各有其意义与价值。

西方人只言行，乃若个人生活性。中国人必言立达，其行乃若大群生命性。

宋代王荆公其先有志儒学，及相神宗，推行新法，反对者群起。荆公不之顾，亦卒无以消散反对者之气氛，乃乞身退。神宗再起用之，所遭反对益盛，不得已，又乞身退。居于金陵之钟山，以吟咏终老。如荆公，可谓有所立无所达，然读其晚居钟山诗，想像其生活，亦可谓在私人则有所达，终不失为一儒一学者，是即其所达也。其性褊急，执意肆行，事功无所成，而志节则完好。故后之学者亦终以平恕责之而止，不更加以深斥。

西汉末，王莽亦以历行新法遭乱身死。然其与荆公终不同。王莽篡汉，改创新朝，其先之恭俭自约，博得众誉，其志所在，无以自白。荆公则为国为民，其意在公，昭然明显。行有未得，则洁身而退，亦只可谓其未达于大贤，未可疑其自始即非一君子。若王莽则令人疑其为一伪君子，真小人。乃其立身不正，非拘于今人所谓君主专制一观念而责之。

后汉末曹操乃与王莽同称。曹操天才横溢，政治军事文学皆超卓绝世。虽终身未敢正式篡位，乃以待其子而自居为周文王，伪迹无以自掩，此亦其居心立己之未达于正。若论成败，则曹操未有败，而身后则名裂，此见中国论人之严。

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国人言立己，首在立其志立其德，为仁人。命则其所遭遇。孔子之为大圣，在其志在其德。其道未行，则时代之命。孔子三十而立，其授徒，其出仕，其去卫去陈，其归老，则未有一念之私以求有利于一身。如王莽，如曹操，使能忠于平帝、献帝，亦未尝不足有为于其时。其自私自利，而不得为一仁人，则非时代限之如此。春秋责备于贤者，两汉之亡，后人不以责之平、献两帝，而必责之莽操，此于大群生命可谓有真知卓见。中国人之论立己大义有如此。

宋神宗尊信王荆公，使在相位，不以朝臣之群加反对而加以罢免，后人则贤之。果使神宗早免荆公，则荆公退居下位，或亦如欧阳修曾巩，转以益成其学，而宋祚亦不遽衰。然君职当用贤，荆公一时之贤，神宗能信用之，斯即无足深责。其责则在荆公不能宽裕以教，和谐以济，其失败亦不得诿之于时代。尧能用舜，斯尧责已尽。舜之殛鲧而用禹，舜责亦已尽。使孔子居司寇不去，终亦不得行其道，斯孔子亦无以为大圣。中国人论立己大义又如此。

今人则先求己利，如为商即是。中国科举制度商人不得应试，因求己利，则己先不立，更无以立人之上矣。如为劳工，仅求一身温饱，亦为己利。然其利小，则亦不深责。但其不能立身则一。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力为己，劳心乃为人非为己，非为己乃可食于人。孔子为鲁司寇，高官厚禄，非求而至，然而孔子乃辞而去。唯立己，能有所为，亦能有所不为。有进亦有退，自有立场，屹立不动，不随外面形势而转移，始见其有己。如求富贵，则必随人脚跟转，依人意向移，无己可立矣。

孔子于门人独许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实则其他门人皆求有立，子贡子路亦未见其失身。冉有使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实则冉子亦显其理财之能，非为向季孙氏求进，而孔子非之。故知进不知退，骋其才能以显其长，皆非立己之道。求富求贵，益可不论。

今人则知有进，不知有立。在资本主义下，求为一大企业家大富豪，而百千万劳工屈居其下。微薪薄酬，勤苦度日，人与己同是一人，故立己立人非有二道。己当立，人亦当立，唯当各自从立己做起。剥夺劳工之剩余价值，以为己利，既非立人之道，即亦非立己之道。又且经商赢利，如在赌场，有赢必有输，己之富乃以形人之贫。输者既竭，又何得赢。故商业有不景气，商业进步必有止境。人不立，则己亦倒，何能以一赢长立于群输中。

抑且求富必继之以求贵，否则又何以保其富。故资本主义之后，必继之以民主政治。其先选举资格乃以纳税额之高下为定，继之以普选，然仍赖财富，始能操纵选举。其在国际间，则尚武力，乃有帝国主义。立国犹立人，胜于他人，非所以立己，胜于他国，亦非立国之道。西方有罗马帝国，继之为大英帝国，今皆何在。非道则不可久，亦其宜也。要之，今日世界趋势，有己则无人，皆非中国传统立己立人立国之道。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乃中国人立己之道之四纲领。最后游于艺一项，包括最广。食衣住行诸端所需，以及一切礼乐，皆即艺。立己不以损人，斯可矣。今人之艺，则务争胜竞利。即如乐师乐工，中国古代早有之，乃一公职。守其职以维生命，维生命乃义非利。后代有乐妓，亦公职，亦以维生命。今之音乐家，则争利并争名。中国古乐师，亦有声名可传，如师旷伯牙，名传于今越两千年，乃群誉之，非己之求。能立于己，则不待求于外矣。绘画亦公职。中国以宗法社会而创为封建政治，同一氏族，组成同一国家，各业皆公营，非图私利。立国为公，立己亦为公。渐解放，渐为私，此则为小人非君子。立己则自求为君子，不为小人。小人则即今之所称个人是也。

近人则音乐绘画皆成商业，画家有展览会，画品标价出售，中国无此例。人慕其画，请托求乞，而厚加馈赠，此属礼，不属商。其他如渔猎，亦由政府民众集体为之，所获归之公，由公散之私。余幼年乡间有一湖，广五里，长十里，入冬定时大捕鱼，亦公非私，即古礼之遗。即为人，亦不称私，故人之幼年称子弟。子弟父兄，亦公非私。非有父兄，焉得子弟之称。非人亦焉得己称。故立己乃立群中之己，非外于群而有己。故立己在立其德。如为子弟，则有孝友之德。如为朋友，则有忠恕之德。岂立己之为立其财富，立其权位乎。今人又好称人权，依中国古人观念，人之于人，皆非贵有权。若谓有之，则子弟亦唯有孝友之权而已。人之为君子为小人，他人无其权，唯己有之，故贵自立。今人又不称子弟，改称青年，此则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平等自由独立于社会群体中，而他人不得相干涉。又常言青年为国家之栋梁，但从不闻人言子弟为国家之栋梁。此唯西方二字可以明辨其意旨之所在。

近人又有各种运动，皆重比赛，重竞争，必使一己超出他人之上。亦如财富权位，己为冠军，则他人仅得为亚为季，而余人则尽归于失败。岂非人之失即己之得乎。人尽如此，国亦然。如最近以色列之与巴勒斯坦，只许以色列立国，再不许巴勒斯坦同样立国。其他国与国间亦尽相争，更不相容。今日之国际相争，亦如开一世界大运动会。中国言立己立人之道，岂固如此？故中国只求治平，求己国之治，不在他国之乱。而今日立国，则必言富强。然绝未闻己国之富必待他国之同富，己国之强必待他国之同强。此如运动会，绝不能使预赛者之同为冠军。中国少林寺以擅武术闻，然打擂台则属江湖事，绝不闻少林高僧亦为之。

今人好言自由平等独立，窃谓此三语亦唯中国人立己之道最足以当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也”。人皆可以为，斯为最自由。如富如贵，非人皆可为，则无自由可言。人之德性，最为平等。如孝，如忠信，岂不人人能之。忠信或遭不利，人斯不为。然不忠不信，又岂必尽有利。倘人人尽为我，先以利计，又谁为必能得利。此则有命。今人又不信命，而唯好利，则将无所不为，而终亦无利可得。此可谓之愚而不仁。但时代如此，风气如此，而我能独立不惧，强力不反，此之谓能立，此之谓有己。若人尽好富，我亦好富，人尽好贵，我亦好贵，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为孔子所深鄙之乡愿。今则尊之曰现代化大众化，而惜其无一己之独立精神，彼不自惜，斯亦无奈之何矣。

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富贵名位，人孰不知。己亦知富贵名位，乃不知其己。以今语言，则为不知有他自己独立之人格。孔子之谓可知，即指己之人格言。中国人又说：“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又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己之心难以告人，唯富贵名位可以告人。故今日之人生，乃为一争富争贵争名争位之人生。其心则用在争，在富贵名位，则又何能有一独立之己。自由则在争平等，争富争贵，实即在争一不平等，如是而已，他复何知。

然则居今之世，而求立己之道又奈何。曰不求富，不求贵，不好名，不好位，不务前进，宁后退。处治世宜如此，处乱世则更然。今之世宜当为乱世非治世，则立己之道在是矣。或疑何以为国家，为民族？曰己之不立，而唯有富贵名位之是图，则又何国家民族之有？今之人为己争，乃谓为国家民族争，则国家民族前途乃全在己之富贵名位上，又岂然乎？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能不富不贵，无名无位，而即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始是其己立。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岂必有富贵名位。或曰，居今世，不斗争，不前进，则受轻蔑，受蹂躏。曰立己贵有自信，亦贵能信及人。苟唯富贵名位之可信，此亦不信己，又不信人，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是矣。故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即学其信而好古而已，立即立己，不惑亦即信其己之学，则立己立人自信己信人始。否则请信孔子。舍此复何道之从。

今人又好尚多数。唯今人仅尚一世之多数，中国人则尚千万世之多数。孔子为至圣先师，其在中国已得两千五百年之多数信仰，则孔子之自立其己，又岂不可信不可好乎？国人试以此思之，宜亦知所以立己之道矣。若并此而不之信，不之好，则又何言。

（四）

某西人治中国儒学有年，著有多书，谓中国儒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通，此层大值深究。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意，为己之学，乃学己之何以为人。为人之学，乃学己之何得为人用。人之生，乃求做一人，非求为人用。故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即为人所用。学做人，当从自己做起。学为一人，乃共通义。当从己始，亦共通义。则此非个人主义可知。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习乃行，即习做人，故中国人之学，重行犹过于重知。书有之“匪知之艰，行之维艰”，明亦重行。阳明唱良知之学，为知行合一，曰“不行只是不知”，其重行又可知。近代孙中山先生唱为知难行易之说，乃告其党人信彼言而行，是亦重在行。不仅儒学重行，墨家道家亦重行。凡所陈义，皆必以行实践，乃所谓学。岂著书立说之谓学乎。此一义最当认识明白。

孔子最称颜渊为好学，曾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省其私，即省其行。闻师言而发之行，斯谓好学矣。倘唯发之言语议论，则口耳之学，不足称矣。颜渊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人文化成之文，非指书本文字。孔门四科，游夏列文学，亦可谓文章，非如后世之所谓文学。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此亦尽可归入文章中。但常日用心在是，专一求用，机会未到，则人生落空，或不免于沈闷，并存未得知我之憾。故孔子独与曾点，因其能不志于见用，而萧然自得，则未失人生之正常。独孔子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诚使颜渊一旦得用，当能大行其道，犹不限于治军理财之一端一节上，此即颜渊所谓之夫子博我以文也。然方其未得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在日常人生中亦有可乐，何必如曾点之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乃为乐乎。如子路，如冉有，虽能不忧箪食瓢饮，然仍亦有不见用之忧。颜渊之独出于人人，即颜渊所谓之夫子约我以礼也。是则孔门以及儒家之为学，行固要，藏亦要，或者藏更要于行。有志于儒学者，必先识此。故后世儒家每以孔颜并称，良有深意存其间矣。

己之行与藏，关键在乎人之用与舍，即人之知与不知。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知不知在人，可知则在己。然学益进，则可知益深益难。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孔子之不为人知，乃孔子终身之学使然。老子亦曰：“知我者希，斯在我者贵。”前述某西人，乃以此等意识为近于英雄豪杰，求以高出人者作自我表现。但中国人之所谓圣贤，非在求表现以异于人。凡其异于人者，乃其同于人之益广大，益精微，不仅同于一世之人，抑亦同于古今千百世之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孔子非不同于人。人之不能同于孔子，则在其学。故论中国之学，亦必先知论其人。其人不足道，其学又何足论。此乃中国人意见。

用与不用，亦有条件。鲁哀公季孙氏非不欲用孔子，亦如梁惠王齐宣王非不欲用孟子。然所欲用者，乃孔孟之才与智，非能用孔孟之德。才智足以供人用，德则学以自成其己，而非以供人用。英雄豪杰乃以才智供人用，成德则为圣为贤，为己之学。孔子曰：“君子不器。”因君子以德称，非供人用。使丧其德以供人用，则曲学阿世，岂孔孟之所愿。今人皆以才智事业论学论人，则岂能知孔孟之所学。

人之制器为用，此亦通天人合内外之一事。但器为物，唯听命于人，易滋人欲，长人傲。亲于器而疏于人，使为己之德日趋于薄。电脑机器人，可得则必得。夫妇父母子女，可离亦即离。而核武器原子弹一枚，即可杀数十万人，乃为人类谋求和平所必需，则今日世界器为主，人为奴，已为物世界，而非人世界。人则唯求于物世界中寄存，而犹有难得者。又何德之足言。中国儒家为己之学，即成德之学。德非外力可成，而由己之成德，乃亦成人成物。物亦可以为人用，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为己即所以为人，但此非人人能为，必由少数人导其先路，有施而不求报。此乃中国儒学之精义。

中国人言，人生每分动静。人性亦可分个性与群性。当其动，则个性易见。静则群性乃滋。如原始人时代，以畋为渔，猎取食物以维其生。是其动则赖个己之才智。逮其猎取已够一日之生计，归居洞窟，男女老幼聚处，则群性赖以长育。人生当婴孩期，衣食赖人，不能自主，其时则静过于动，而群性乃特显。逮其成人，中年壮年期出至社会成事，是时则动多于静，始多表现其个性。老而退休，复归于静，群性又特显，如含饴弄孙之乐是也。故一家中，必贵有老有幼，老吾老，幼吾幼，乃中年壮年人事。而男主外，女主内，亦偏动偏静。而女性则偏静，亦偏于显其群性。凡生物莫不如此，而人类之生则其著耳。

中国以农业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静，较富群性，而家庭亦特见重。西方以工商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动，亦较富个性之表现，而家庭地位之稳固，则远不如中国。中国儒学则求其人在中年壮年期投入社会，而勿忘其自身本具之群性之重要。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皆重群性。太过于发展个性，则无五伦可言矣。孔子论道首重仁，仁即群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亦唯见其富群性，而个性较若未见其确立。人道之大，乃在群性中培养其个性。赤子之心，岂不知有父母亲长，而转若不知有其己。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立其一己。大学之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一己，但非外于人群以立己，乃内在于人群中立一己。仁义礼智皆在群中，而皆立于己，成于己。己不与群为对立，而己立则为群之中心，此己之能为群之中心者，在其德。孔子少言性，重言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其性。不如丘之好学，则德不如。而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则德亦天赋之性，而有待于学以成，唯性相近，习相远。又曰“学而时习之”，人生之习，能一本于学，则庶几其近于孔子之儒学矣。

颜渊之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赞孔子之人，非赞孔子之学。其他弟子则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此亦赞其人，非赞其学。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亦学孔子之人。故曰知人论世，世不同，斯人亦不同。学古人必知古人之世，世既变，斯为人之道亦当变。而其中存有不变者，知此则能自立其己矣。某西人言中国儒学亦犹西方之个人主义，能由此窥入，则不失儒学之真矣。

今人乃舍己以为学，一若学是学，己是己，学为己之人生中之一部分。学以为人，以供世用，非以学为己，即非学己之为人。如是而来批评古人之学，谓学术思想皆有其时代背景，则当改孟子言为知学论世，不当仍谓知人论世矣。

舜之孝，乃行于舜之家庭中。我之家庭与舜不同，则所行自不同，而仍当同于孝。孔子之学乃行于孔子之世，我之世与孔子不同，则所学亦不同，而仍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则一。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孔子则为圣之时。此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三圣，皆特显其个性，而孔子则更显其群性，以其最能追随于时代，而若不见孔子之个性。然宁得谓孔子无个性，此则为孔子所最恶之乡愿矣。今人好言现代化，当知于现代化中立一己，或为伊尹，或为伯夷，或为柳下惠，皆得为圣人。而唯孔子乃至圣。能明斯义，庶可与论中国之儒学。若己实无意于做一伊尹，或伯夷，或柳下惠，更无论于孔子，而轻以论孔子之学，则风马牛不相及，亦以自表现其一己之所学而已。此孔子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其于孔子又何预。

然则当今之世，欲学孔子又奈何。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又何尝知有今世，则亦唯有自为其己，自志于学，自立自成其己而已。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果欲学孔子，亦唯对孔子有信，能述而止矣。至于己之为己，则仍待己之自反。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孔子不拒来者，唯来者自拒孔子。则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亦唯一任之而已，此亦所谓不相为谋也。孔子之个人主义殆如此。历代以来，凡有得于儒学之真传者，殆亦如此而已。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则去兵，去食。而曰：“民无信不立。”信即群性完成之最要因素。夫与妇相信，父母与子女相信，人与人相信，国与国相信，而天下平。何以得人信，则在对人无欲。而女性阴静，尤易有信。佛徒言“善男信女”，发扬群性在起信，发扬个性在行善，而善必在群中见。中国儒学精神在做人，主要在由己做起。然不能离群以为己，必处群始有己，故为己即所以为人，贵于群性中培其己。

孔子曰：“智者乐水，动而乐。仁者乐山，静而寿。”故中国人于尊贤外，又必敬老。濂溪通书亦曰：“主静立人极。”而妇女老幼皆偏静偏群，若较弱，较无用。今人撇开做人来讲儒学，不反求之己，不本于内在之性情，不本于人群相处，而徒以西方哲学家活动分子之言来治儒学，儒学之受人诟病，好静不好动，在其弱，似无用，在其如群中之妇女老幼。而今人方各自务为一壮丁，务各自骋其才智为一英雄豪杰，以超出于人群之上。如此乃为道地的个人主义。苟使妇女老幼亦竞倡个人主义，曰自由，曰平等，不仅违其性，亦徒自吃亏。中国儒学则务求人人可守可行，尽为大群著想，唯由己做起而已。天下平即平在此。殆非个人主义之可尽。此亦吾今日国人所当反身自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