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人皆好言客观，以为认识真理必从此入，主观则不足恃。实则此观念乃从西方来。在西方全文化体系中，几乎无一处不见客观精神之洋溢。中国则异。

先言宗教。宗教在西方文化中，似亦为人生大本大纲所系。然其教主耶稣乃犹太人。犹太民族奔波流离，受人宰制。由中亚本土播迁埃及，复自埃及重返本土，莫非在其他民族驱逼中。自由为犹太民族所想望，而自力无可恃，唯待上苍有帝加以拯救。耶稣乃谓上帝不独救犹太人，亦救世界其他一切人。在渔港穷乡中，仅得信徒十三人。终判罪上十字架。后其教传入罗马，在帝国主义下受压迫，无生活自由之多数民众闻而悦之。其先乃在地窟中活动。久而冤气上升，洋溢及于全罗马，皆信耶教。上撼政府，即政府元首亦不得不信。不久帝国崩溃，耶教势力仍在其封建黑暗社会中潜滋暗长，而罗马教皇声势权威遂凌驾于各地封建贵族之上。于是上帝遂成为超人类而客观独立存在之一地位。

其前，希腊人亦如犹太人，未能成立一国家，诸城市各自分裂，各有自由，而日常生活尤赖于其海外之经商。工业制造亦胥赖于海外之需求。海外人所爱，不得不努力以赴。从事工商业，不得单凭己心，而必曲从他人心以为心，始可于贸易上博利润。故希腊人亦如犹太人，在其内心深处同感人事控制，非可专仗己力。虽其享有城邦政治之自由，较之犹太人处境远为优胜，然终感外于我者，犹有一客观具体之存在。唯犹太人则展演出上帝信仰，而成为宗教。希腊人则表现其真理寻求，而成为哲学。哲学与宗教有别，而其为一种向外探索则无异。

苏格拉底之觅得正义，乃从集体讨论，汇合众意而来。此与孔子所谓“反己求之”，“知吾者其天乎”之意态，即已迥不相同。柏拉图悬书门外，不通几何学勿入我门。亦与孔子之言“过我门而不入吾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之寓意，绝然相异。几何学上之点、线、方、圆、勾、股、角、度皆在外，不在内。皆在物，不在心。更推而外之，方圆诸形，皆有一超于物而独立客观之存在。于是遂有一套形而上学与宇宙论之确立。要之，哲学与宗教同有一种向外寻求之精神。而向外寻求，必先主张有一客观存在则无异。循此以往，两者配合，西方中古时期教会中乃有神学兴起。此乃希腊哲学羼进耶教信仰，而由此即有文艺复兴。希腊人之城市生活，商业活动，亦羼进耶稣教之信仰上帝，灵魂升入天堂之一种出世精神之中，而重求现世人生之满足。此则显为一种希腊精神之复活。然其一种向外寻求之共同趋向，则仍然无异。

自此乃有现代科学之兴起。姑举牛顿为例，力学三定律创始于牛顿对于地心吸力之发现。苹果落地，此乃一常见现象，但苹果离树何以下落不上升，此在西方早成一问题。牛顿亦一耶教徒，虽不从事商业，而其一向之心理习惯则仍是一种向外寻求。偶得暇，乃注意到此。试问此于人事何干。自中国人观念言，似属一种无聊闲思。相传牛顿畜两猫，一大一小，乃于书房壁上凿两洞，亦一大一小，以便两猫之进出。牛顿在日常人生上粗疏如此，亦可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矣。遂得用心在苹果落地一问题上。西方人因谓文化从闲暇中来，亦与中国观念不同。若从中国人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日二日万几，于何得闲暇。民生在勤，小人闲居为不善。文化应从勤劳来，不从闲暇来。此见双方用心之不同。

牛顿之发明，不为反宗教。唯凯撒之事由凯撒管，牛顿于信上帝一念之外，无所用心，闲暇中乃在于人事绝不相干处用心，始得有此结果。中国人非无科学发现，然皆发现在与人事有紧密相关处。如天文、历法、水利、农田之类，皆吃紧人生，而非向外寻求。皆以人事为主，而非在人事外有一客观存在之寻求。此即中西双方文化精神一绝大不同之所在。

再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显为反宗教。但达尔文之用心，亦不为反宗教。乃系心有闲暇，喜好观察生物品种，遂求得随一海轮向外寻索之机会。搜罗既富，有此发明。非作哲学思维，非为宗教信仰，而所得遂有超乎哲学与宗教之外者。是亦一种向外寻求，是亦一种客观。其与哲学与宗教精神，亦无二致。但如哥白尼之天文学，达尔文之生物学，在西方亦曾引起极大争议。而传来中国，反易接受，并不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大冲突。此亦一异。

循此以下，直至近代，美国有杜威，英国有罗素，皆曾在民初来中国，极得国人信服。杜威实用主义之哲学，主张真理如一支票，须能兑现。此则仍是西方工商社会功利观点，一切以外来所得为衡量。此即杜威心中之客观。亦可谓实无客观真理，唯外来所得乃始为真理。罗素则分言创造冲动与占有冲动。似认为占有未能满足人之内在要求，故须不断创造。但占有偏内，创造向外。而言冲动，更属内心向外一现象。故杜威、罗素仍是在西方重外不重内之传统文化中未能突破。否则诗言志，辞达而已，皆一心之由内而外，又岂创造之足云。

故西方文化，自始即在其社会内不足之一种不安心情中进展。希腊农人仅供奴役榨取，工商业又各随城市分裂。犹太人则以借贷博利润致富，斯尤为等而下之之一种商业。罗马人凭武力向外攫取，成为一帝国。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中之农民，亦仅供奴役榨取，贵族则各困在其堡垒中，以武力自守。文艺复兴，城市兴起，希腊型之工商业又复盛。现代国家兴起，罗马型之帝国亦随之复起，又兼以向外殖民。自西班牙、葡萄牙而至荷兰、比利时，以迄英、法两大帝国，西方人之势力遂普遍侵入全世界，然其社会内不足之不安心情则依然如故。故西方人终必向外依存。由于此一形势而发展，则亦无怪乎其重视外面各种客观条件。

近代美国，即自西方传统之向外寻求来。东部十三州独立成国，又不断向西部发展，乃成今日之美国。乃为一大型国家，拥有大型农业，又兼以现代科学之大型工商业。此与希腊罗马，以及现代西欧西葡以至英法诸国各不同。乃可独立自存，自足自安，不烦再向外索取。门罗主义适切其国情。乃其心理积习，终至成一移民国家，凭外不凭内，则依然西方传统。以如是一富强大国，而内心依然不足不安，乃有星际发展太空发展之一种新向往新寻求。而其国内动力亦影响及于国外，而使全世界各地社会亦群增其一种不足不安之情绪，以酿成当前之祸乱。

东欧俄罗斯亦可为一大型农国，济之以现代科学，亦可和平自守，自足自安。今天的苏维埃，乃并不重农业生产，又不重工商贸易，而倾其全力于海陆空三方之武装发展，一意趋向于为罗马型之帝国，仍不脱西方传统心理之束缚。于可以自足自安之环境下，必求为一种不足不安。故美国与苏维埃，虽一为资本社会，一为共产社会，而其内在心理则实同为西方文化之传统。

中国则自始即为一统一大国，自尧舜迄于夏商周三代，即已成为一封建式之统一。虽下有各诸侯，而上则有一共主，有一天子，有一最高之中央政府。此与希腊之城邦，罗马之帝国，各不同。社会生产则一以农业为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井地授田，仅收其九一十一之租税。农民生活可以自足自安。农业亦非不有赖于外力，而此外力之存在，则既可知，又可信。如水旱之灾，积三年之久，不能不有一次。又不能免两年三年继续之水旱，然亦很少有积至三年之上者。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水旱之灾，即可预防，不足为害。其所依仗乃在己，不在人。乃在内，不在外。专问耕耘，莫问收获，克勤克俭，不忮不求，内心自得平安。恬澹知足，自可维持于久远。

农业之外，次及工业。古有畴人之官，天文历数，敬授民时。其事与农业最有极深之关系，政府特设官专司其事。岁加廪饩，供其生活。盖其人既非贵族，亦非农人，故易其名曰畴人。畴者，已耕之田。其人既专司其职，不遑耕种，故政府授廪亦犹授田，用以代耕。又使其子孙世袭其业，亦犹受田之世袭。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畴人之官，即劳心而食于人者。故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发展，乃与农业有甚深关系。亦犹古希腊人因商轮远航，而发明几何学。可见比论各项学术，必从其文化之全体系求之，此其一例。

推此言之，中国古代各业工人其实亦皆畴人之类。如陶业，如纺织业，如皮革业，在民间则亦农村中之附业。其事皆属农，而政府亦特设官司之，令各业皆世袭，皆有廪饩，用以代耕。令各业工人，在其生活上，皆得内足自安，遂能一心专治所业。成器皆以上供，不许粗制滥造私自贩卖以牟利。故得精益求精，其成器皆成为一艺术品，非商品。故中国人常连称工艺，中国之工业既亦一种艺术。论语言：“百工居肆。”此肆字，乃指政府特设造作之所。以今语言之，乃厂房，非店铺。其时尚未有店铺林立之街市。工人居城市，各工肆皆官设，其义属公不属私。百工居肆，其事亦为公不为私。故工人亦当得称之为畴人。

次言商业，亦复如是。民间交易，止于日中为市，非有私家经营之商业。凡商亦皆由政府设官分司。论语言：“不受命而货殖。”则货殖之必先受命可知。左传中偶见有商人，皆属政府指派。尤要在作国际商。如郑商人弦高，乃得伪犒秦师，伪传郑政府之意旨。若如后世一私家商人，岂敢出此而不受敌人之疑。

此为中国式之封建社会，与西方封建大不同。中国式之封建，工商业皆由国营，与农业融为一体，既非一资本社会，亦非一共产社会，而自成一生产集团。其上有贵族武力保护，更上又有一中央政府。故曰治国平天下，如治水，使水流得其平。各业生产，亦务求其相流通，而各得一平。务求不复有外力干扰，而各得一既足且安之人生。

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乃在其既足且安之人生中，而骄奢淫佚。贵族如是，平民效之。乃离其本业，各有期求。与西方社会之内不足而必向外求之者不同。中国古人一“礼”字，乃从此来。人生有礼，如水流有堤，防其泛滥，而必导其流通。周公言礼治，而孔子唱仁道。仁从内心言。为富不仁，在中国古代封建农业社会中，各求内足自安，又何可向外求富，以自造一不足不安之人生。此又为中国古社会与希腊之绝大不同处。

其后封建社会崩溃，贵族消失，农工商诸业，转归私人经营。司马迁史记中乃有游侠货殖两列传，可见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皆已大变。然自晁错等盛唱重农主义，桑弘羊等又有盐铁政策，后世宗其意，工商资本主义遂绝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中国遂始终成为在统一政治下以农业为中心之社会。工商业亦得绝大发展，然终以不害农业为本。又国内贸易远超于国外贸易。非无大都市，然亦皆对内相通，非向外树敌，如西方之例。生产各业既各对内自足，亦自不感有一客观存在之外力堪加忧虑，而必待探索。故外力存在，自不如西方之受重视。而道德艺术，则为中国社会之所尚。

工业如陶瓷，历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皆有官窑，其出品皆受限制，须得保持其精美之水准。故中国工业均有一艺术水准，并世无其伦比。而商业如茶，如盐，如丝绸陶瓷，凡大利所在，皆官督商办，为人群通有无，尚信义，有道德美意存其间，而不许为私利争。一切学术思想，其间亦存有一番公心可知。此一番公心，又必向内求。于是在中国，乃有其一番独特突出之心性学。既不如西方之宗教与科学，亦不如西方之哲学，而有其内在深潜之一番修养与体认。

自孔子提出“仁”字，而孟子继之提出“性”字。仁乃人心，亦人性。而喜怒哀乐之种种感情，乃特为中国人所重视。在西方如宗教，如科学，如哲学，皆不重情。情字当属主观，非客观。而中国人乃特重此各人私有之主观。其实主观即客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同此心，即己心可以推他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能以己心推置他人腹中，斯乃人生一绝大道德，亦绝大艺术。

“天命之谓性”，在中国乃有“通天人合内外”之理想。我之内在，即同于外在。我之主观，即同于客观。天即在人中见，客即在主中存。不有主，何来客。不有人，何来天。双方非对立，乃互成。中国人理想中，第一等人为圣人，圣字即寓通义。唯圣人之心乃可通彼我，通古今，通于全人类，而因以通于天地万物。因人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心又为全人类之中心，故我之一心，实可以上通天地，旁通万物。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然必以上帝之心为心。而尧舜孔子乃中国圣人，贵于能以己心见天地心。实则天地无心，即以人心为心，亦即以圣人心为心。此乃中国人意见。故西洋哲学必从宇宙论转入人生论。中国无如西方之哲学，若谓有之，则实当自人生论转入宇宙论。先立乎其内，然后可以推及乎其外。此为中国思想之特有路向，与其特有进程。人心相通，斯为人生道德之主要，亦即人生艺术之主要。

周濂溪太极图说，阴阳五行，太极无极，此为其宇宙论部分。然归结于主静立人极，则为其人生论部分。天地大自然有其太极，而实是无极。人生则贵能自立其极，此之谓人极。求立人极，须能主静。此静字，非从人生言，人生不能有静而无动，乃从人生内在之心言。此心则贵能有一不变之定向。故濂溪主静立极之心，即孟子所言之不动心。在实际人生中，不免有欲，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息，倦欲卧，随所遇而生其欲，斯其心常动无定向，必向外求之。濂溪曰：“无欲故静。”能在实际人生中，节欲寡欲，而至于无欲，斯能不动其心矣。诸葛孔明有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即人心之不动而有定向处，非澹泊不能明，淡泊即无欲。有此定向不摇动之志，斯能宁静而致远。一人如此，全人类亦如此。此即人类文化一遥远前程之起脚点。如此则中国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此非主观而何？

然实际人生乌能无欲。庄子养生主有言：“官知止而神欲行。”自然之欲，如饥欲食，寒欲衣，此即人之性。唯庄子不谓之性，而名之曰神欲。神欲即性。儒家所言无欲寡欲，斯指违性之欲言。不仅物质人生中多易引生出违性之欲，即在精神人生中，亦多引生出违性之欲。如宗教信徒一心欲死后灵魂上天堂，而不免隔绝人事，男则为神父，女则为修女。自儒家义言之，斯亦一种违性之欲。故西方宗教家乃以上帝心为主，中国儒家孔孟则以人性人心为主。一内在，一外在，其别判然。

罗素言，现代世界唯美、苏、中三国有其前途，因其同为一大陆农国。此不失为能洞瞩有远见之言。然美苏两国，同束缚于西方文化内不足而一心外向之心理习惯，于可止中不知止，仍然一心向外。或以经济，或尚武力，终于挑拨起外面种种纠纷冲突，使各陷于不足不安。循此不已，恐终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大悲剧，乃使世界人生文化前途形成一大停顿。唯有中国，一心内向，自足自安。其文化传统常教人克勤克俭，不忮不求，于无欲中见性，于淡泊中见心，于可止处且止，于一定向中宁静致远。而可以推己及人，以达于彼己俱足，人我俱安，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之一理想新境界。而惜乎现代之中国人，则舍己之田，芸人之田，亦唯西方文化是慕。不学苏，则学美，多欲而不知静。只认有客观真理，不知尚有一主观真理。斯则不仅为中国一悲剧，亦为全世界人类一悲剧。诚大可谓乃极可惋悼伤痛之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