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和所得的区别，扎根于道德观念。道德既不是合乎理性的也不是不合乎理性的；好像是，它在一种不同的世界中发生影响。对雕像焚香来提高庄稼的收成，是不合理性的，因为人们观察的结果证明不信神的人用科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收成。可是焚香不是不合理性的，因为这样做是不错的和适当的。一个人想到自己一百年后能够有名会多么快乐，而让这个思想影响他的行为，是不合理性的；可是感觉到自己对世界上未来的人类有一种责任，不是不合理性的。“我们必须为了未来的世代而保存我们民族的遗产”，和“我们应该为子孙做什么？他们从来没有为我们做过任何事情”，这两种说法表现两种相反的道德观念，两者的合理性分不出高低。
可是我们可以从外面来看一个经济组织，把它看作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并且它的生存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的道德观念，以及他们遵行这些观念到何种程度。（即使拿知更鸟来说，使它们承认彼此的领土权的那种本能或者无论什么东西，也起着像保证种族的生存能力的道德律那样的作用）
道德和生存能力
农民按季节收取庄稼，他的道德是把他从土壤中得来的东西归还给土壤，从每次收成中提出种子，以便保存未来的生产能力，不仅为了他自己的一生或者他的子女的一生，而且为了永远的未来。正是这种道德产生了资本和所得的概念。所得在于大地恩赐的成果，资本在于土壤的生产力。动物和人类的经济，可以靠挖掘土壤、利用荒地或者掠夺其他的经济而繁荣一时；可是要长期地在和平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一个经济必须充分具有农民的道德。对于一个工业经济，显然也是这样；它的生产能力大部分在于一批寿命长的现有设备，这些设备必须通过修理和更换加以维持，并且只有在那些关于财产、贸易和金融制度的规章及惯例都被人们所接受并继续实行的环境中，才能发挥作用。 注21
个别的农民家庭既是一个消费的又是一个生产的实体。一个国家只能在很模糊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一个消费的实体，可是（虽然在许多方面和整个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可以被看作一个生产的实体。它的劳动力在于公民的脑力、体力和勤勉；它的资本在于天然资源、训练和教育以及具体的物品；它的组织部分地由公认的当局有意识地管理指导，部分地从规章惯例的实行中产生出来。
对一个国家来讲，资本和收入的区别是实际的，可是决不精确，而且农民的道德对它不完全适用。一个国家的生产部分地在于真正的采矿。它的生产又可能部分地在于采伐自然的或天赋的资源，而不保持它们将来的生产能力；部分地在于掠夺其他的经济（通过征服或诈骗）；部分地在于不顾一切地利用国外市场，以致影响它们将来的获利能力。这一切的坏处在国家道德的眼睛里是相当模糊的，因为国家对它所继承的财产的关怀只是模糊地为人所觉察。大体上，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源的保存，决定于国内各个人和各个集团对于保持总体中跟他们有关系的那个部分的关怀。
食利者的资本
某些类型的个人财产和它们所在的经济组织的生产能力完全没有关系。特别是对国家公债的投资有这种情况。钱早已借去，用在军事方面来破坏东西。这种债务不和生产能力方面的任何成分相应，仅仅靠政府的信用做担保——就是，靠人们相信政府将安排用一部分税收或者新借款来支付那约定的利息并按照规定办法还本。名义上的利息（五厘战时公债，二厘半统一公债，等等）反映过去政府各次借款时资金的价格。一个食利者现在做一笔债务投资所能获得的有效利率或收益，决定于债券在一般市场上对投资所保持的价格。实业公司的债券或股票代表（在典型的事例中）用于创造实际资本财货的资金，可是它们在市场上的价格却受许多跟生产能力没有什么关系的势力的影响。一种和另一种在收益上的区别部分地决定于它们的流动性，而整个收益水平（利率水平）决定于在银行制度所造成的供给情况下对具有流动性的债务投资的需求。（这些问题以后再讨论） 注22 因此，对整个经济来说，债务投资的收益和资本价值之间的关系，跟产量和生产能力之间的关系，联系很不密切。可是对个别的食利者来说，债务投资的收益和土地的收益十分近似。
典型的食利者是在反映农民道德的那种概念下教养出来的。他感到有权用掉自己的收入，可是假如他从原有的资本中抽取购买力，他就觉得太不应该。当他的支出少于收入时，他就认为自己节约和增多资财的成绩很好。然而，他的资本，除了作为若干数量的价值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表明。货币的价值也许正在变动，或者可望在将来变动；可是就我们现在的论点来说，我们将假设一般物价水平十分稳定，使得食利者有理由只根据货币价值来考虑问题。一年中总有某些特殊的债务投资的价值（就是以货币计算的购买力）在变动。那么，食利者对于他一年中的收入怎样规划呢，他可能使他的债务投资保持不变，同样的那些证券一年来始终收藏在他的保险箱里。因此他可以认为这些证券是他的资本，他所收到的报酬是他的所得。或者，当他改变他债务投资的种类时，他可以立一本独立的资本账，而把利息和股利记入所得账。可是这不过是他愿意遵守的一种习惯。对个人来讲，利息和资本增值没有必然的区别。例如，当整个债务投资者的市场预期一两年内的一般利息水平会降低的时候，长期债券（这种债券预先保证在未来许多年内每年付给一定的数目）的价值就比短期债券高（因为当债务清偿时，只能按较低的收益再投资于债务），它们的相对价格（由于市场上的供求作用）会被调节，使得短期债券的利息差不多等于长期债券的利息加上 预期的增值。 注23 或者，借债人可能以低于票面的价格发行债券（就是，保证将来偿还的货币数目大于最初收取的数目），以便少付一些年息。把任何叫作利息的东西当作所得，是不合逻辑的。对个别食利者来讲，合理的程序是按期地进行估值，从一个时期内收入的利息中减去证券的市价下跌数或者加上市价上涨数，才能说他这一段时期的所得是多少，并且估计这种价值变化的意义，以便预测他将来的所得。如果他在这种预测方面很成功（根据他的经纪人的意见或者依靠他自己的想象），投资于一些价格上涨了的债券，以致他的资本增值了，他就需要自问良心，是否有权利把这种增值实得到手，把它用掉；他怎样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是否预期将来会得到同样的利益，以致这种利益可以适当地认为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收入。
如果他所持有的证券的价值上涨，不是由于他个人在债务投资方面的本领，而是由于利率水平的降低，并且人们预料这种利息降低是长期的，那么，他就面临了一种不同的问题。暂时他的收入没有变动，而他的投资的价值上涨了，可是，除非他所持有的全部都是很长期的债券，或是市场上深信将来有能力支付股利的股票，他以后就得按较低的收益再投资，结果他未来所得的希望已经降低。这种情况会怎样影响他现在用钱的速度呢？他可以认为他现在的所得是他的债务投资的现在价值在将来的永久收益（按照新的利率水平）。把债务投资的资本价值的增长包括在利率恰巧下降的那一年的所得之内，确实不是适当的。在利率恰巧上涨的一年中，他也不需要觉得必须（通过努力节储）恢复他所有债务投资的价值。利率水平上的变动意味着通过占有财富而能取得收入的条件上的变动（类似于在工资水平变动时从工作中取得收入的难易程度的变动），食利者可以决定接受收入方面的变动，而相应地调整他对于什么是应该用的钱的看法。可是，由于一般利率水平的变动和各种不同的债务投资的相对收益的变动混淆不清，对任何个别食利者来讲，要决定他应将其所得看作什么，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谨慎的食利者所遵守的惯例，对经济组织说来也许跟对他自己一样重要。如果他在任何时候都有节约的余地，并且把他的支出保持在一种稳定的水平，他愿意把他的所得和他的储蓄率叫作什么，没有任何实际的区别。可是，如果他的支出跟他对他的所得的看法有关，那么，他对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同一经济中其他成员的销售）就受他所遵守的那些惯例的影响（也受他遵守惯例的决心的程度的影响）。因此，食利者的所得的定义是一个在逻辑上可以争论的问题，而食利者据以行动的见解却是经济组织中的一种发生作用的因素。
税收当局在关于什么是所得和什么不是所得这一点上所遵守的惯例，对于个人和整个经济，也是一个具有实际重要性的问题。 注24
收入和成本
把农民的关于所得的概念应用在企业家的事情上，比把它应用在食利者的事情上，还要困难。一个公司的所得是它的利润，就是收入超过成本的超过额，可是收入和成本都根本不是简单的观念。
首先，可以归因于一年销货的收入并不十分明确。信用的条件不同，结果支付和销货没有一种一定的关系（而且可能碰到呆账）。第二，公司的一部分收入可能是实物。当设备在公司自己的工场里制造，以及部分加工货品的存底增多时，就有这种情况。这些东西对公司的价值在于未来（由于预期在不久的未来销货会增加而在制品增多，和由于最近销路减少而存货积压增多，完全不同），在收入方面应该相应地怎样计算，是一个需要斟酌决定的问题。
要把成本的观念弄得精确，困难还更大。甚至一年的工资总额也不完全是一个明确的数量。对公司的养老金的补助或者对食品贩卖部的津贴，可以认为是一种补充的工资成本，也可以认为是一种从利润中分给工人的红利。薪金和利润有些分不清。 注25 物资必须早些时买进而后才卖出，既然这些物资的价格是会变动的，就有一种利润或损失的成分，其多少可以根据核算价值的日期来决定。
租金支出以及利润中必须作为利息而支出的一部分的数额多少，是一个有关历史情况的问题，决定于公司的资金周转依赖借入到什么程度，以及公司的房屋地基是否自有。
然而，这些是比较次要的问题。主要的困难是在长寿命的工厂方面。工厂设备一生中在三种不同的情形下损失价值：由于使用的损耗，假如搁置不用，这种损耗就会冤掉；由于时间推移而本身老旧，以及易受火烧的危险等；还有由于流动费用或者顾客需求的改变，或者由于同行的竞争，致使它的出产品不能获利。全部设备的成本是由使用期内的全部出产品分摊的，任何一个时期的出产品应该分摊多少呢？任何一年的出产品应该分摊的数目，大部分决定于这些设备的预期的能挣钱的未来的寿命。未来的寿命越短，本年分担的成本越多，因而本年的利润越小。（再加上使用一笔折旧基金做债务投资所能得到的利息，或者把它用作资金时所能得到的利润，那就更加复杂了）所以收入和成本都不是明确的货币数目，而是包含着许多假想的估值成分的。
企业家的资本
企业家的道德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反映农民的道德。对企业家来讲，谋取利润的目的不是任性消费，而是维持和扩充他的业务。因此他的道德要求他在发生疑问的时候，应该采取传统的办法，使成本尽可能显得高而利润尽可能显得低（在这方面企业家不断地和征税人员争论）。诚然，以家庭营业店主、总经理和内部股东的姿态出现的企业家，一般地确实比他雇用的工人享受一种高得多的消费水平，可是这是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实行他自己的道德要求（并且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是为了公司的信用，必须显得生意兴隆的样子）。企业家的道德要求他（在家庭营业中）把营业放在家庭之上，以及（在经理制的公司中）分配一部分利润，只须足以保持股东的兴致，使他们不致行使法律上的权利，结束业务，收回资本，或者把企业卖给另一个待他们比较好的企业家，同时足以维持股票在债务投资市场上的价格，以便在将来扩充业务时可以方便地筹到新的资金。尽可能多的利润应该投资于增加生产能力，并且为了谨慎起见，作为被成本吸收的一部分准租金的数目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定得高。
把利润用在公司本身的习惯，部分地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因为任何企业，如果不时刻努力扩充，就容易萎缩和失败。可是主要是由于企业家们遵守一种严格的规律。诚然，有些人满足于管理一个小企业，绝对喜爱一种舒舒服服的和不受打扰的生活，可是他们被人认为有怪癖；的确，假如所有的人都像他们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和繁荣。
利润由销货造成，不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必须使购买物和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相应，作为稳固的核心。因此，那似乎荒谬的对利润的追求，结果发展形成了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生存，而且显著地能生产财富。 注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