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卖出的物品，其生产成本是在过去用掉的（面包是昨晚烤制的；种小麦的田地是上年秋季耕好的）。销货是从存货中来的，现时的生产在补充存货准备将来销售。因此，从很短时期的观点来说，一切生产都是投资，销售是投资回收。可是当正规的生产循环在进行，一切按照预期的情况实现的时候，现时的生产成本大部分是从现时的销售中供给，就这一部分来讲，当然可以简单化地说，一周一周的生产的销售价值好像跟一周一周的实际销售是同样一回事。通常，在任何一周中，生产的一部分不仅是补充上周的销售，而且用来增加未来的出产率。企业家在扩大活动的过程中所运用的资金，总是超过当前出产品的成本，并且他们投资于资本财货，包括在制品的增多。（当出产率下降时，企业家运用的资金就少于当前的销货收入，减少投资）
总投资和净投资
对于用在补充损旧设备方面的支出，我们应该怎样看呢？如果计作新的投资，或者不发生技术的改变，如果各种出产率已经长期稳定，并且计划在未来一段长时期中将保持这种出产率，那么，一切生产就会是一种同样的循环在不断地重复，结果我们无论什么时候观察那个经济组织，看上去都是完全一样。这种局面需要所有长寿命的物品的年龄构成是平衡的，以便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始终不变，在任何时刻新资本财货的制成和开始工作，跟每一种旧资本财货的废弃，步调完全一致。每个工人有助于生产那源源不绝的最后出产品，保持资本财货的总数量不减少，对整个系统来讲，没有必要把消费品的工资总额和资本财货的工资总额分开。
不必设想每一个公司都使用一套年龄构成平衡的设备。考虑一家自己设有一所工厂的公司，这所工厂是一个完备的整体，具有一定的服务寿命。在某一个日期，这套设备是崭新的，它的全部寿命在于未来。在它的一生或有用期内，公司从赚得的准租金中积累一笔折旧基金，在它的寿命终了时更换一套可以说和旧设备一模一样的新设备。整个系统是平衡的，所有积累起来的折旧基金的再投资的速度恰好等于现在的基金积累的速度。
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平衡是决不会有的。新的投资通常在不断进行，同时产品构成和生产技术都在改变。一个废旧的工厂很少是用一个一模一样的新工厂来替代的，如果新设备的具体规格或者预期的未来寿命不同，或者新设备运用时所面对的市场条件不同，这时候就没有一种精确的毫不含糊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新设备是否和它所替代的旧设备完全等同。因此，我们就不能在替代物和新投资之间划出一条清清楚楚的界线，虽然企业组织必须采用会计上的方法来区别折旧摊还和利润。
再则，折旧摊还额虽然反映生产成本中由于设备损耗以及由于时间推移而设备的能力损失的成分，并不像现时的费用那样地跟现时的生产流量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本周在销售的出产品不由正在制造中的产品来补充，或者如果工厂的设备不经常修理，生产不久就会停顿。可是，如果折旧额不足，并不会发生什么事故，除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少于预期的数目，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受到资本的损失（这种损失要到工厂废旧时才显出）；如果折旧额过多，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除了公司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节约并获得资本。（然而，公司实际采用的会计方法也许有重要关系，如果这种方法影响有关股利分配的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也许会影响食利者用在消费上的支出。这一点在价格变动时特别重要，因此如果存货——成品和在制品——按原来的成本估值，由于再生产费用和账面价值有了差别，就有一种虚构的利润或损失）
因此净投资和利润都是捉摸不定的概念，为了达到许多目的，最好把折旧摊还额和保留的利润总括在一起，把长寿命设备的重置包括在总投资 里面。如果对短寿命的成分（例如某种特殊的机器）要定期地做必要的重置，使整个工厂设备能继续工作，那就有一种重要的介乎两者之间的情况存在。对这些情况，可以做任何合理的区别。如果某项重置算作现时成本的一部分，准租金就相应地减少，如果算作总投资的一部分，准租金和保留利润就都相应地增多。
投资和节约储蓄
我们用任何合理的方法划出了界线以后，就可以辨别工资总支出中哪一部分属于现时生产，哪一部分属于总投资。首先，如果我们假设工人们每周把领得的工资全部用掉，则用在现时生产的商品（消费品）方面的工资总额恰恰等于对从事于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们的销售。投资事业中雇用的工人和食利者（包括企业家的家属）也在购买商品。这使商品的售出价值可能超过它们的工资成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商品的销售价值不大于它们的工资成本，那就除了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以外，根本没有人能消费任何东西。销售价值和工资成本的悬殊，使这些工人不能购买他们自己的全部出产品，而不得不和其他消费者分享这些产品。
商品的销售价值超过商品的工资成本的超额部分，等于总投资方面的工资总额加上 从利润中提出来用在消费上的支出。各企业家之间准租金的分配，由于下列事实而趋于复杂：他们相互购买材料、动力和设备，一个公司的成本部分地是其他公司的准租金；可是就整个系统来讲，结果这都会合在一起，总的销货价值可以分为总的工资额和总的准租金。
为了某些目的，有必要把专门职业的人作为单独的一种人物，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使他们顺应我们的广泛的对所得的分类，把各种领取薪俸的雇员作为工人，独立工作的专家作为出售自己的服务的企业家。 注27
只要工人们用掉的钱少于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储蓄就部分地抵销投资事业方面的工资总额，销货价值和商品的工资成本之间的悬殊因而相应地减少。
随便拿一段时期——例如一年——来说，一年中资本财货的增加，以实物形式归那些将要使用这些东西的企业所有。 注28 它们的价值在于人们预期它们将来会赚得的准租金，在公司的账上，或者记它们的买价（如果是向其他公司买来的），或者记一笔假想的价值，这笔价值包括它们的实际生产成本加上一笔假想的利润额。
对整体经济来说，财富已经有了增加，其增加量等于总投资方面的支出减去 一年中用掉的资本财货的价值。所增加的财富一部分由外界的储蓄者（例如食利者）获得，一部分由公司企业获得，作为对它们自己的资本的增加。储蓄意味着公众从企业家方面取得的收入（如工资、利息、租金和股利）超过付给企业家的支出（为了购买商品）的部分，因此意味着企业家对公众的总负债的增量。总投资价值超过负债增量的超额部分，是企业的保留利润和折旧摊还额。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观点来看，企业对贷款银行或者食利者的负债或者对股东的负债已有了增加，同时企业的资产也有了增加（增加额等于新资本财货的假想价值减去旧资本财货的价值的损耗）。 注28a
投资的种类
投资中有些成分不适合这种简单的分类，必须分开讨论。
金融企业 资金可以投放在纯粹的金融企业里——例如银行的准备金。这种投资不引起工资的支出和资本财富的增加。银行的房屋和设备以及账册、纸、笔是一种具体资本财货的投资，就某些用途来讲，必须和产业投资归在一起，可是把资金用于纯粹的金融业务，根据我们使用投资这个名词的意义，就不在投资的范围之内。
地基的费用 大规模的对新的资本设备（例如一所新工厂或者一条新铁路）的投资也许需要购买一些事先存在的生产手段，特别是地基。这种支出，从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的观点来说，耗用资金，可是不产生所得。那卖出地基的人，只是变更他的投资对象。（某一个人卖出地基，也许是为了用卖得的钱款来购买消费品，或者供给投资，可是，如果是为了供给投资，则所产生的收益必须归因于他的支出，而不能归因于向他买进地基的那个企业家的支出）因此这种资金支出不涉及现时的准租金，不包括在我们所谓的投资之内，虽然在某些有关问题上，必须记住这种交易里所吸收的资金（例如，为了补偿飞机场地基的所有人而增加的公债）。
借款的费用 一项投资计划的费用，一部分在于有关筹措资金的开支，例如付给担保证券发行的承受人的手续费。从有关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资本费用，需要资金的支出；从领受者的观点来说，这是现时的总收入的一部分，包含他的雇员的工资和他自己的职业报酬。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观点来说，将用资金去取得的新资本财货的假想价值，必须包括这些费用以及具体资本财货的生产成本或购买价格。因此最好把这些费用作为投资方面的支出的一部分。这些费用的重要性在于（其他条件如果相等）一个用自己的准备金（比如通过卖出原来持有的证券或者提取银行往来余额）供给投资的企业，比一个借入款项或者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的企业，能从一定的支出中取得更多的具体财货。
房屋 一个为自己的家庭购置房屋的人，他是部分地作为消费品购买者，部分地作为进行一种投资的食利者，部分地作为投资于一种资本财货的企业家而在活动着。当他买进一所现有的房屋时，食利者的面貌最显著，当他建造一所新屋时，企业家的面貌最显著。分期付款购买耐用的消费品，情况也类似；企业组织为职工提供娱乐设备，例如工人们的网球场或者董事们的弹子室，也是这样。这些都需要一种不打算产生准租金的投资，都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的分类；因为那种分类是为了对付市场上的交易而做出的。货币的尺度只能通过赋予一系列的满足以货币价值这种人为的方法应用于消费。 注29 人们很容易说，住在那所房子里、用洗衣机代替洗衣盆，或者在华美的环境里开董事会议，所能得到的未来的主观的满足，至少必须相当于所花费的资金的利息。（网球场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工人的满足也许对公司可以产生一种货币收益）可是这并不真正有助于论证。在这种交易是常规而为了取得货币收益而进行的投资是例外的某种经济里，不同的分类就会合适，不同的思想习惯就会形成。与其把方的事实硬配上圆的分类，不如爽快地把它们当作例外来处理，如果它们实际上可能是很重要的话，就根据它们的实际情况予以分析。
通货膨胀的限度
较高的“投资工资”（investment-wages）对“消费工资”（consumption-wages）的比例，需要商品销售中有较高的准租金对工资的比率；准租金所占的份额较大，就会引起较高的从利润中支付的消费支出水平，而这一水平又需要较大的准租金份额。所以其他企业家进行中的投资愈多，各个企业家的境况就愈好。企业家和食利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用在投资和消费上的钱愈多，他们作为准租金取得的收入就愈多。 注30
可是准租金对工资的最大可能的比例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由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货膨胀的限度”的那种情况决定的。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和货币工资率相对地来说）必然会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水平的降低是有限度的，到了这个限度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货币工资上升。可是货币工资的上升会增加货币支出，结果追赶物价的货币工资的恶性盘旋上升就开始了。于是企业家的投资愿望和整个系统不肯接受投资所需要的实际工资水平两者之间发生正面冲突；总有一方面必须退让。或者整个系统在过度的通货膨胀中崩溃，或者某种制止的因素发生作用来减少投资。
企业组织在分派利润上愈谨慎，同时公众（包括处于家庭成员地位的企业家）愈俭省，他们用在消费品上面的钱愈少，通货膨胀的限度就愈大，投资对整个系统所能维持的消费品生产的比例就愈高。
通货膨胀的限度对劳动充分就业的关系怎样呢？如果工人在工会里组织得很坚强有力，并且对购买力十分敏感，即使整个系统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也会发生一种不可抗拒的争取提高工资的要求。人们通常根据生活指数订立工资合同（即货币工资根据双方议定的办法随着某些习惯上承认的物品的价格指数来提高）这一事实，说明一般认为实际工资不应该降低到一种过去已经确立的水平以下。 注31 如果这种见解是普遍的，如果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强，足以实行这种见解，那么，不管最近的实际工资水平怎样，都可能形成一种通货膨胀的限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限度会跟着当时的实际工资水平移动，结果使实际工资水平的任何变动都受到一种限制。
在另一极端，一个经济组织中，如果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并且在没有土地的农民或者小商人的靠家庭生活的小儿子当中有着大批长期的准失业，当实际工资水平低得会损害工人的效率时，就达到了通货膨胀的限度，结果雇主们自己会提高工资来抵消物价的上涨。农民住在乡村里的时候能以比产业工人维持最低生理需要所需的还要低的消费水平维持生活。因此，早在所有可用的劳动全部就业以前就可能碰到通货膨胀的限度。
中间状态是现代工业经济中的正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实际工资水平或多或少地高于生理的最低需要，而工人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够强，如果有大量的失业存在，就不能制止实际工资水平的下降；可是，如果差不多所有的工人已经就业，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就很强。因此，通货膨胀的限度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才发生作用。
关于充分就业的概念和关于通货膨胀的限度的概念，像所有的经济范畴一样，都不是很明确的；两者都是程度的问题。可是，不管这种限度是逐渐达到的还是突如其来的，企业家能够树立的投资对总产值的比例，总有一个最高限度。
短期的对投资的限制
对投资率有许多限制因素，这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通货膨胀限度内发生作用。
资金 一个企业不会着手进行一项投资计划，除非确实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它。手里的资金只能付六个月的工资，就不必去进行一年内不能产生任何销货的生产程序；只能设法支付成本的一半，就不必开始造一条船。一个企业家在任何时候所能支配的资金的多少，受限制于他的企业组织的准备金（现款或债务投资）、能够作为抵押品的财产（例如地基）以及他的借入款项的能力。借款能力部分地决定于他的声誉，部分地决定于他已有的利息负担对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的比率。 注32 而且，任何一个人所能借到的数目，决定于同一时间其他的人要筹措多少资金，因为第一个出来借款的人可找到最愿意的贷款者，以后（在短时期内）请求银行贷款，或者以后在债务投资市场上求售新证券，就必须承担较高的利息率，否则就完全借不到手。
可以利用的资金多少，限制人们能够组织的投资计划的价值，而并不限制投资率。比方说，它限制未来的投资总额，而不限制投资计划组织起来以后能够执行的速度。然而，即使在没有阻碍生产活动的因素时（这种因素下文即将讨论），也有种种技术的限制，影响着一项特定投资计划能够贯彻的程度。不管我们学校里对算术问题一般是怎样的说法，所谓如果一百个人在十天中能掘成一条沟，一千个人一天就能掘成，或者八千个人一小时就能掘成，在实际生活中是不确实的。无论什么时候，投资率可以受投资计划的规模的限制，因此，稍微远一点来看，就是受最近所能组织到的资金的多少的限制。
这个限制能约束投资率上涨得超过以往上涨的程度，可是并不限定能在长时期内维持的投资水平。假设过去所做的投资大体上是成功的，预期的利润已经实现，并且在任何一段时期中，外界的储蓄对公司自有资本的利得的比率，不大于整个食利者债权对企业家的财产的比率，因而利润和公司对外界的债务的比率没有降低，企业家的借债能力，在一笔资金用掉并且变成了挣钱的资产以后，不小于这笔资金未筹措以前。这样，高的投资率创造了条件（就资金来说），使投资继续提高，而投资率的逐渐增长逐渐地使资金限制扩大。资金限制所防止的，是投资率增长 得太多和太快，而不是高 的投资率。
生产能力 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中，资本设备的实物出产率受着某些专门化的资本财货工业的生产能力的限制。（不发达的国家里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它们那里，投资是通过雇用大批工人来实行的，例如筑路或修建堤坝，只使用简单的工具）有些生产资本设备的工业，例如造船厂，供应的范围很狭，只生产少数几种类型的产品，可是另一些工业，例如钢铁、工程建筑部门，供应的范围很广，生产许多工业所需要的设备。在任何时候，它们的生产能力，部分地受工厂数目的限制，部分地受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例如砖匠）的供给的限制。生产能力对资本财货出产率的限制，可以通过延长交货日期来起作用，使投资计划不得不按先后排队、等候完成，或者通过提高新设备的价格来起作用，这种做法（除非同时未来的准租金的前景也相当高）往往使某些投资计划被取消或延搁起来。
然而，在这样的局面下，投资工业本身往往可以享受到高的准租金，并扩大它们的生产能力，建立新厂和训练较大的劳动队伍。因此，这种限制因素，和资金的限制一样，可以限制投资率的可能上升超过以往的上升程度，可是只有在有关工业中存在着永久性的障碍的条件下（例如，只有有限的几个出海口可以提供造船的便利），才能长久地限制投资率。
货币 高的交易水平（特别是高的工资总额），和低的交易水平比起来，对流动余额的需求较大，同时（如果其他条件相等）对不流动的债务投资的需求则相应地小。因此这时候债务投资的收益比较高，这就意味着新的资金只有按相应地高的利率才能取得。所以，当实际在进行的投资的比率高的时候，由于资金的成本增高，进一步投资的计划会受到抑制。
如果那个经济组织已经进入通货膨胀的初期阶段，货币工资和物价都在上升，对流动余额的需要在继续增加，利率就会上涨；这也许是一种抑制的因素，足以使整个经济不致趋近通货膨胀的最后限度。
交换媒介的供给最后自会与需要相适应。如果一种货币形式（比方说英兰银行的钞票）的供给受了限制，其他形式（比方说银行存款）会得到发展。流动性方面的阻碍，和生产能力方面的阻碍一样，可以限制投资率在一个短时期中所能上升的程度，可是不能限制投资率在长时期中所能维持的水平。
就一个闭关自守的制度来说，实际工资能被压低到的水平所规定的通货膨胀的限度，是投资对为消费的生产的比率的唯一的永恒的上限。
支付的平衡 对某一个国家来说，其中还有另一项因素。一个国家的输入的价值不能长期超过它的输出的价值加上从国外流入的资金净额（由于新借款以及把旧的债务投资卖给外国人），因为贸易逆差超过借入款项的差额，是用国际间可以接受的交换媒介（例如黄金）来支付结算的，不断的外流迟早会耗尽那个国家的准备金。（同样地，一个个人如果他的来自各项所得和售出债务投资两方面的收入，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少于他购买商品和债务投资两方面的支出，就会减少他的现金余额）
国内投资对国内消费品生产的比率如果高，就会造成消费品的高的输入水平，并且投资计划所需用的资本财货可能也需要输入。所以有些国家的处境往往是这样：它们的国际收支情况妨碍了国内投资。（实际上，除了那些特别引起国外贷款者的兴趣的国家，或者它们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非常有利的竞争地位的国家，国内投资对国内生产的比率方面的有效限制，通常是支付的平衡）
节俭和企业
食利者的道德教导人们节俭和择取稳当的债务投资，这种道德一半支持和一半破坏企业家的道德，企业家的道德教导人们积累一种日益增加的生产能力。
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食利者在消费方面的支出水平愈低，通货膨胀的限度愈大，同时可能达到的积累率愈高。当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目的在于高的积累率，而通货膨胀的限度是唯一的障碍时，人们愈节俭就愈适合企业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如果整个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通货膨胀的限度以内运行得很好，那么，食利者的支出水平愈高，企业家就愈高兴，因为它增加企业家按一定的物价对工资成本的比率能够售出的商品的数量，使利润比较容易取得。
节俭的程度突然提高，结果人们用在消费品上的支出减少，这对于企业家是非常烦恼的事；有些人的生产设备是根据预期的销售量建立起来的，现在却销售不出去，如果因此他们解雇工人或者削减投资计划，其他的人就也受到市场萎缩的痛苦。
节俭的程度逐渐提高，结果用在消费方面的支出和用在投资方面的支出的比率逐渐降低；这不会有什么害处，只要用在投资方面的支出逐渐增加到相应的程度。可是我们没有理由预期这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影响投资的企业家的决定和影响消费支出的食利者的决定之间并不协调一致（除了下文即将讨论的一项例外）。
那例外的情况只与经济组织的一部分有关，所有关于这一部分的两套决定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那些对同一企业同时具有企业家和食利者双重资格的人，例如家庭商店的店主或者积极控制股份公司的内部股东。对他们来说，来自投资的利润的前景好，就可以诱使他们相对地减少消费方面的支出；他们可以减少他们交给家庭的那一份利润，以便把较多的资金投入企业。可是企业和节俭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不会在相反的方面发生作用。当利润的前景不佳，人们对投资不感兴趣时，企业家道德并不赞成过多的花费。这种企业家的家庭反而会不得不经济一些，因为生意不好。（这样一来，弄得生意更加不好）
还有一种更微妙的情况，即食利者的节俭对企业家的处境发生影响。无论什么时候，外界食利者的全部财产所占的比例愈大，筹措资金就可能愈难，因为一方面食利者占有财产的比例高，可能意味着利润所负担的固定利息义务的比例高，另一方面因为食利者一般喜欢稳当的债务投资，不愿意对冒险的投资计划供给资金。无论什么时候，食利者在过去愈节俭，企业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负债对资产的比例愈大，筹措新资金就会愈难或者费用愈大。随着时间的进展，如果食利者储蓄对投资支出的比率超过食利者财产对资本总值的比率，资金就会愈来愈难筹措。
总之，节俭使积累率有可能提高，然而又妨碍它的提高。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这种矛盾的作用，是我们希望能用经济分析来说明的主要问题之一。
资本的积累
在通货膨胀的限度和国际金融所构成的限制范围以内，企业家（作为一个整体）怎样实行投资计划，决定着整个系统将达到怎样的资本积累率。生产能力、资金和货币制度所决定的内部限制，在过去已经确立的投资率的左右具体化，因而在通货膨胀的限度面前构成种种缓冲，使投资率不致迅速地提高得超过原来的水平。可是，至于什么因素支配那投资率得以确立的水平，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知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这种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如果认为不同的原因就是企业家间激烈竞争的那种传统（有别于有饭大家吃的那种马马虎虎的精神），就是很快的技术进步的速度或者很大的保留利润的倾向（积聚准备金供给投资需要的资金，不向外面借款），那就会混淆现象和原因。另一方面，如果必须依据一种来自新教或者不知什么东西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解释，那也是不很令人满意的。经济分析需要一种还处在科学研究的幼稚阶段的从历史上来研究的比较人类学来补助它本身的不足。同时经济分析根本还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弄清楚积累率方面的差异以及变动的后果和近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