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宾馆让佩特隆喜欢的理由也许正是其他人讨厌它的原因。那是一家阴暗、宁静、几乎没什么人的宾馆。佩特隆乘着轮船过河时认识的一个人向他推荐了这家宾馆，说它就在蒙得维的亚的中心地区。佩特隆要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带卫生间，正对着大堂。从门房的钥匙板上，他看得出宾馆里没住什么人。每把钥匙都跟一个沉沉的铜盘串在一起，盘上有房间号，这是管理部门为了不让客人把钥匙忘在口袋里而出的小花招。
电梯就在大堂对面，大堂里有一个柜台，里面是当天的各类报纸和电话台。佩特隆只需要走几米就到房间了。龙头里的水很烫，这弥补了阳光的不足和空气的闭塞。房间里有一扇小窗户，对着隔壁电影院的平台，时不时地会有一只鸽子在那里散步。卫生间的窗户更大一些，但很遗憾，它朝着一堵墙和一小块遥远的天空，几乎没什么用。家具不错，抽屉和柜子多得用不过来。还有很多衣架，挺奇怪的。
经理是个高瘦的男人，完全秃了顶，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起话来有着乌拉圭人那种响亮、有力的嗓音。他告诉佩特隆说二楼很安静，只在唯一一间他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位单身女士，她不知在哪里上班，总到入夜才回宾馆。第二天，佩特隆就在电梯里遇见了她。他知道是她，是因为她掌心里握着的钥匙牌号，她就像托着一块硕大的金币似地托着它。门房拿起她和佩特隆的钥匙，把它们挂在钥匙板上，然后跟那个女人谈起了几封信的事情，因此，佩特隆有时间看清楚她还挺年轻，但挺不起眼，而且，就像所有的乌拉圭女人一样，穿衣服品味很差。
与马赛克生产商签好合同大概得花一个星期左右。下午，佩特隆把衣服都放到衣橱里，把资料都理好放在桌子上，洗完澡以后，他到市中心转了一圈，等着到时间去合伙人的办公室。那一天就在几场会谈中度过，后来他在波西托斯酒店参加了一场鸡尾酒会，还在主要合伙人家里吃了顿晚饭。当他被送回宾馆时，已经过了一点。他疲惫地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已经快九点了，在初醒来的那几分钟里，在残留的睡意和困倦中，他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曾有小孩的哭声吵到过他。
出门前，他与有德国口音的前台职员聊了聊。他一面打听着公交车线路和街道名称，一边心不在焉地看着宽敞的大堂。大堂尽头就是他和那位单身女士的房间。在这两扇房门之间，有一尊《米罗的维纳斯》的仿作，仿得很糟糕。侧面墙上还开有一扇门通向外面，门口照例摆着沙发椅，放着杂志。当职员和佩特隆不说话时，宾馆中的寂静仿佛凝结成形，灰烬般落在家具和瓷砖上。电梯的声响仿佛轰鸣，报纸翻页或划火柴的声音也似乎震耳欲聋。
会议在天黑的时候结束，佩特隆在七月十八日大道上转了一圈，然后在独立广场上的一家小饭店里吃了晚饭。一切都很顺利，也许他可以比他原来设想的更早地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他买了一份阿根廷报纸和一包生烟，然后慢慢走回了宾馆。旁边的电影院里在放两部电影，但他都已经看过了，而且，他其实也没有兴致去任何地方。经理经过时跟他打了个招呼，还问他床上是否需要添些什么。他们聊了一会，抽了根烟，然后就分开了。
睡觉前，佩特隆把白天用过的文件整理好，然后看了看报纸，但也没怎么用心。宾馆里的寂静太过沉重，偶尔一辆顺着索里亚诺街而下的电车声响也只不过将这寂静暂时打破，再任它变本加厉，卷土重来。他并不焦躁，只是有些不耐烦，把报纸往垃圾篓里一扔，一边心不在焉地照着衣橱上的镜子，一边脱衣服。衣橱已经很旧了，背后隐着一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佩特隆第一次查看这房间时竟然没注意到这扇门，现在才惊讶地发现它。他先前以为这栋楼就是建来当宾馆的，但是，现在他发现这栋楼和许多中档宾馆一样，是旧办公楼或住宅楼改成的。仔细一想，他这一生住过的几乎所有宾馆中——他可住过不少宾馆——房间里总会有一扇封死的门，有时候一眼就看得见，但通常都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或是一个衣帽架挡在前面，就像现在的这间一样，可以掩人耳目，含羞带愧地想遮掩住这扇门的存在，就像一个女人用手挡在小腹或乳房前，就以为遮了羞。但是，无论如何，门就在那里，比衣橱略高一些。曾经有人在门里进出过，有人敲过它、虚掩过它，赋予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它与墙壁大不相同的木材中仍然存在。佩特隆猜想，门的另一边大概也立着个衣柜，而房里的女士可能也对这门有着同样的看法。
他并不倦，但还是美美地睡着了。他大概睡了三四个钟头，然后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把他弄醒了，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某种让人厌恶、恼火的事。他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发现才两点半，他又把灯关了。然后，他就听见了隔壁房间里有孩子的哭声。
一开始，他并没怎么在意。他的第一反应是放下心来：这么说，前一天晚上确实有个孩子让他没休息好。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这就更容易睡得着觉了。但之后，他转念一想，便在床上慢慢地坐起来，摸黑听着。他没听错，哭声是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透过暗门，可以听得见那声音，听得出是从那房间里床尾所在的地方发出的。但是，隔壁房间不可能有个小孩儿呀，经理明确说过，那位女士是一个人住的，她几乎整天都在上班。佩特隆蓦地想到，也许她这天晚上是在照顾某个亲戚或朋友的孩子，但他随即想到了前一天晚上。现在，他很肯定他确实已经听到过那哭声，因为那哭声与众不同，像是一连串长短不一的轻轻呻吟和哽咽的轻嗝，随后抽泣一声，声音一直断断续续、低低的，就好像孩子正生着病似的。这应该是个几个月大的婴儿，虽然他哭起来不像新生儿一样刺耳，也没有突然发出咯咯声或是噎住。佩特隆想象着那婴儿——是个男孩吧，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很虚弱，生着病，脸颊消瘦，动作无力。那小东西在晚上呻吟着，腼腆地哭着，没有闹出大动静。如果没有那扇暗门，哭声也许都穿不透厚实的墙壁，谁也不会知道隔壁房间里有个小孩在哭。
第二天上午，佩特隆一边吃着早饭、抽着香烟，一边想着这事儿。睡不好觉对他白天的工作可没好处。他已经在深夜被吵醒了两次。两次都是因为那哭声。而第二次更糟，因为除了哭声，还能听见那女人试图安抚孩子的声音。她的声音很低，但是其中有种渴切的腔调，让她有种做戏般的感觉，那低语声强有力地穿门而过，仿佛声声尖叫。孩子有时候会被这种哄弄、呵求安抚下去，但是，他不久就会再次开始断断续续的轻声呻吟，开始无法抚慰的悲咽，女人就会再次嘟囔着一些低不可闻的言语，施展出母性的魔力来安抚她的孩子，他可能是身染病痛或者伤心难过，他也许是痛不欲生，也许是害怕死亡。
“这一切都很凄美，但是那经理可耍了我一回。”佩特隆走出房门时这么想着。他很讨厌谎言，便明白地提出了这件事。经理定定地看着他。
“一个孩子？您大概搞错了。这层楼没有小孩。您的房间隔壁住着一位单身女士，我相信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佩特隆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要么是这男人在很愚蠢地撒谎，要么是这宾馆的传声效果摆了他一道。经理微微斜过眼去看着他，好像他倒被这投诉给惹恼了似的。“也许他觉得我是在找借口搬出去，只是不好意思直说。”他想。面对这样的矢口否认，要再反驳什么挺困难的，甚至稍有点荒唐。他耸耸肩，转而要了份报纸。
“我大概做梦来着。”他说，心里因为必须这么说——或者其他任何话——而觉得难受。
夜总会闷得要死，做东的两个人也显得不怎么来劲，所以，佩特隆很轻易地借口白天太累，便被送回了宾馆。他们约好第二天下午签合同，生意实际上已经谈成了。
宾馆大堂安静极了，佩特隆不自觉地踮起了脚尖走路。床边放着一份晚报，还有一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信。他认出是他妻子的字迹。
上床睡觉之前，他一直在盯着衣橱和那扇门露出的部分看。也许，如果他把自己的两只手提箱放到衣橱上面堵住那扇门，隔壁房间的声音就会小一些。跟平常一样，这个时候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整个宾馆都在沉睡，物品如此，人们也如此。但是，心情本就不好的佩特隆却觉得正好相反，他觉得一切都是醒着的，都在沉默之中警醒着，渴盼着。他心底的焦躁大概也传染给了这栋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它们因此也仿佛在监视着、窥伺着什么。一堆蠢话。
当孩子的哭声在凌晨三点把他吵醒时，他几乎没把它当回事儿。他在床上坐起来，心想是不是最好叫巡更的来，向他证明这个房间确实是没法睡觉的。孩子哭得很轻，有时都听不见他的声音，佩特隆却觉得，这哭声就在那里，一直不停，而且很快就会越来越大声。十秒或二十秒极其缓慢地挨过去了，然后传来一声短促的抽泣，一声几不可闻的呜咽，可怜兮兮地嘤嘤不止，直到最后爆发成真正的啼哭。
他点燃一根香烟，心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在墙上轻轻敲几下，叫那女人哄那孩子安静下来。但他一想到他们两个，那个女人和孩子，他发现自己并不真相信他们俩，他发现自己很荒唐地相信经理并没有骗他。现在，那女人的声音传过来，她的抚慰焦急殷切，虽然也是那么小心翼翼，彻底盖住了小孩的声音。女人正在哄着那孩子、安抚着他。佩特隆想象她坐在床尾摇着孩子的摇篮或是把他抱在怀中。但是，他怎么也想象不出那孩子的模样，酒店经理的话好像比他正亲耳听见的情况更加真切。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微弱的呜咽声在轻声抚慰中时高时低，佩特隆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一出戏，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的、荒唐的游戏。他想起那些关于没有孩子的女人的旧故事，她们虔诚而狂热地偷偷收藏各种玩偶，她们私底下幻想自己做了母亲，这比宠猫猫狗狗、宠子侄晚辈要糟糕一千倍。那女人正在模仿着她那求而不得的孩子的哭声，她正在抚慰着双臂虚抱住的空气，也许她的脸上满是泪水，因为她的哭泣已假戏真做，透出她那俗气的苦痛：在宾馆房间中的孤单寂寞中，在这无人理会的黎明时分，她哭得肆无忌惮。
佩特隆无法再睡着，便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心想自己该怎么办。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的心情越来越糟糕。因为，他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空的、装出来的：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是在这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的东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来欺骗他。他觉得，就在墙上敲一敲太轻描淡写了。他没有完全清醒，但是他也睡不着，不知怎么的，他不觉地一点点挪开那衣橱，直到露出那扇落满灰尘的脏脏的门。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就像一只蜈蚣贴在门上，把嘴靠近松木板，开始用假嗓子几不可闻地学着另一边传来的那种呜咽。他提高声调，呻吟，抽泣。门的另一边陷入一片沉寂，也许会静上一整夜；但是，下一秒，佩特隆就听见那女人在房间里跑动，拖鞋噼啪作响，她突然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这声痛呼刚出口便仿佛绷紧的弦一样戛然而断。
当他经过经理柜台时，是十点多。八点过后，他曾经迷迷糊糊地听见宾馆职员和那女人的声音。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走来走去搬东西。他看见电梯旁边有一只衣箱和两只大手提箱。佩特隆觉得，经理似乎手足无措。
“您昨晚睡得好吗？”他问道，职业性的语调，却难掩他的漠不关心。
佩特隆耸了耸肩。他不想多说，反正他只需要在宾馆里再过一夜了。
“不管怎么样，您现在会过得更舒心了。”经理看着那些箱子说道，“那位女士中午就要离开我们这里了。”
他等着佩特隆说点什么，而他则只用眼神来回应。
“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要走。女人从来就摸不清楚。”
“是的，”佩特隆说，“摸不清楚。”
到了街上，他觉得晕乎乎的，但却并不是真的头晕。他一边灌着一杯苦咖啡，一边开始想着这件事，他忘记了生意，也无视灿烂的阳光。那个女人离开宾馆是因为被恐惧、羞愧或气愤给逼疯了，而这都得怪他。“她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了……”她也许有病，但是她并没害人。应该离开塞万提斯宾馆的是他而不是她。他应该去跟她谈谈，向她道歉，请求她留下来，并向她发誓不会对人乱说。他往回走了几步，半路又停了下来。他不敢出这个洋相，他害怕那女人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反应。已经该去跟两位合伙人会面了，他不想让他们久等。好吧，算她倒霉。她不过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她会找到另一家宾馆来照顾她那个假想中的孩子的。
但是，到了晚上，他又觉得难过，他感到房间的一片寂静更加沉重了。进宾馆时，他不禁一直盯着钥匙板看，隔壁房间的钥匙已不在了。他跟正打着呵欠等下班的职员聊了几句，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他并不怎么奢望能睡着。他有晚报和一本侦探小说。他慢吞吞地整箱子、理文件。天挺热，他把那扇小窗户大开着。床铺得很好，但他却觉得又硬又不舒服。他好容易有了足够的安静来睡个好觉，他却只觉得难受。他踱了一圈又一圈，他觉得，自己施诡计讨来的安静如今是完全回来了，却报复似的将他打败了。讽刺的是，他觉得自己在想念那孩子的哭声，他觉得这种绝对的安宁不足以让他安睡，更无法让他清醒。他想念那孩子的哭声。很久以后，他听见那哭声透过暗门传来，虽然微弱却不可能听错。虽然他很害怕，虽然他因此深夜逃离，他却也明白：没事了，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人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