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点钟时，我桌子上的那部电话响了起来。“你找到奥林了吗，马洛先生？”

“还没呢，你在哪里？”

“噢，我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店——”

“直接上来吧，不要搞得像玛塔·哈瑞 [1] 一样。”我说。

“你从来都不会对别人客气点吗？”她呵斥道。

我挂断电话，灌了一大口老林头威士忌，打起精神应对即将到来的面谈。在我喝得正酣时，听到了她沿走廊而来的轻快脚步声。我走过去打开门。

“从这儿走，别让人看见了。”我说。

她端庄地坐下，等着我开口。

“我能查到的所有东西，”我告诉她，“就是爱达荷街那家破旅馆在兜售大麻。”

“噢，太可怕了。”她说。

“我们的人生总是祸福相依的。”我说，“奥林一定是知道了什么，然后威胁说要报警。”

“你的意思是，”她用小姑娘似的做派说，“他们可能会因此伤害他？”

“嗯，最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会先吓唬吓唬他。”

“噢，他们是吓唬不了奥林的，马洛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谁敢惹他，他就会变得凶神恶煞。”

“哦，”我说，“但我们谈的不是一件事。任何人都会被吓倒——只要方法得当。”

她固执地抿抿嘴，“不，马洛先生，他们吓不倒奥林。”

“那好吧，”我说，“就算他们没有恐吓他。设想一下，他们只是砍掉他的一条腿，然后用它猛打他的头，接下来他又会做些什么呢——写信给商业改善局投诉？”

“你在取笑我。”她彬彬有礼地说，声音却冷得跟寄宿学校熬的汤一样。“你一天就只做了这点儿事？只是发现奥林已经搬走了，旅馆那一带街区的环境很差劲？我凭自己也能知道这些。马洛先生，我原以为你是个侦探，应该——”她的声音减弱，忍住了后面的话。

“我做得比这些还多一点。”我说，“我给房东喝了些杜松子酒，翻了翻旅馆的住宿登记簿，和一个叫希克斯的人说了说话——乔治·w.希克斯。他戴了一顶假发。我猜你没见过他。他住在，或者说住过，奥林的房间。所以我想可能——”现在轮到我来小小地故弄一下玄虚，不把后面的话说完了。

她凝视着我，一双暗淡的蓝色眼眸被眼镜片放得更大。她的小嘴坚定地紧闭着。她的双手紧握，放在面前书桌上的方形大皮包上。她的身体僵直、严肃呆板，一副抗拒不满的样子。

“我付了你二十美元，马洛先生，”她冷冷地说，“我很清楚这是一天的工钱，但我并不认为你做完了一天的工作。”

“不错，”我说，“这话不假，但一天还没有结束。而且，你也不用为那二十块钱担心，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拿回去，我碰都没碰过。”

我拉开桌子抽屉，从中取出她的钱，从书桌上推过去。她看着钱，但没去碰。她缓缓抬起了眼睛，和我目光相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马洛先生。”

“就我目前掌握的事实来说的话。”

“可是我已经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了。”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说。

“当然，你怎么想我也管不着，”她尖刻地说，“不过，如果我把想知道的事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话，我就不必跑这儿请你帮忙了吧，你说呢？”

“我没说你已经知道了所有想知道的事。”我回答，“关键问题是，我所想知道的一切还不知道，所以没法为你做事。何况你告诉我的事也说不通。”

“什么事说不通？我跟你说的都是事实。我是奥林的妹妹，我想我非常清楚他的为人。”

“他为西加州公司工作了多久？”

“我和你说过，他到加州来也就是一年前的事，他来了之后立马就找到了工作，因为他离家前就是干这一行的。”

“他多久给家里写一次信？我指的是在他中断通信之前。”

“每周都写，有时更频繁。他总是轮流写给妈妈和我。当然信都是给我们两个人看的。”

“说些什么？”

“你的意思是他信里说些什么？”

“不然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

“喂，你犯不着总是对我大呼小叫的。他谈到他的工作、公司、那边的人，有时候也谈谈刚看过的演出之类。要不然就是有关加州的事，他也说起过教堂。”

“就没提起过女孩儿？”

“我看奥林对女孩儿没多大兴趣。”

“那他一直住在同一个地方？”

她点点头，看上去很困惑。

“那他有多久没再写信了？”

看来这需要好好想想。她抿着嘴唇，一根手指指尖推着下嘴唇中间。“四个月左右吧。”

“他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我——我恐怕没法告诉你准确日期，不过就像我说的，三或四个——”

我朝她摆摆手，“信里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有没有提到什么不该提的，或者没提到什么本该提的事情？”

“呃——没有，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信一样。”

“你们在这一片地方就没什么朋友或亲戚吗？“

她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要说点什么，又突然摇摇头：“没有。”

“好，现在我来告诉你哪里不对劲。我就不计较你不告诉我住址这件事了，因为你担心我会突然出现在门前，胳膊底下夹着瓶烈酒前来骚扰你。”

“这样的谈话方式可真不文雅。”她说。

“我说的话就没一句文雅的，我就是个不文雅的人。按照你的标准，一个人不随身携带三本祈祷书就算不得文雅。但让我纳闷的是，你竟然没被吓着，不管是你还是你妈妈。按理说，你们应该被吓得魂飞天外才对。”

她细小的手指紧紧地抱着胸前的皮包，“你是说他发生了什么不测？”她的声音渐渐弱下去，变成了一种悲伤的低语，就像殡仪馆的人在要求家属预付定金一样。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站在你的立场想想——了解奥林的为人，定期收到他寄来的信，但突然有一天来信中断了，我没法想象自己遇见这事怎么还能安安稳稳地等到暑假才跑去打听情况，我没法想象自己怎么还能熟视无睹地走过警察局却不报警，在明明知道他们有寻找走失人口机构的情况下，却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私家侦探帮你大海捞针。我也没法想象你亲爱的年迈的妈妈怎么还能只是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一周接着一周地帮牧师补袜子。没有奥林的来信，也没有奥林的消息，她对此所做的只是深吸一口气，接着再去补另一条裤子。”

她霍地站起来，“你这个人真讨厌，叫人恶心。”她怒气冲冲地说，“你就是个卑鄙小人。你竟敢说妈妈和我毫不担心奥林，你怎么敢！”

我把那二十美元往她那边又推了推，“你的担心确实值二十块钱，小姐，”我说，“但到底在担心些什么我可不知道。说真的，我也并不是很想知道。请快把这一大沓钞票放回你的皮包吧，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明天你没准儿会想把这钱再交给另外一个侦探。”

她愤怒地一把将钱塞进皮包，“你的无礼我会记一辈子的，”她咬牙切齿地说，“有生以来，还从没有人对我这么说过话。”

我站起来，在书桌周围悠闲地踱步，“别想太多了，你也许会慢慢喜欢上这一套呢。”

我向前探身，一把摘下了她的眼镜。她退后了半步，差点跌倒。我凭着纯粹的本能，伸出手臂揽住她。她睁大双眼，用手抵住我的胸，想把我推开。我被推了一下，力道比一只猫确实大了那么一点。

“没了眼镜，你这双眼睛可真是大放异彩啊！”我赞叹道。

她放松下来，将头向后仰，朱唇微启。“我猜你对所有的客户都来这套吧。”她柔声细语地说。现在她的手已垂到了两侧，皮包重重撞在我的腿上。她把全部身体都靠在我的手臂上。如果她是想让我放开她的话，那她可就把表达的信号用混了。

“我只是怕你摔倒。”我说。

“我就知道你是个很体贴的人。”她更放松了，头向后仰着，垂下的眼皮微微翕动，唇上那抹似有若无的挑逗性笑容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猜，你大概以为我是故意的。”她说。

“故意什么？”

“摔倒，之类的。”

“这个嘛……”

她忽然用胳膊环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她身前。于是我亲吻了她，或者说重重碰了她一下。她把唇瓣紧紧地压在我的嘴唇之上，久久不离，然后很安详、很惬意地在我的怀里蠕动着，接着便依偎在我的身上。她长长地松了口气。

“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这么做你可能会被抓起来的。”她说。

“如果还有任何公正可言，我只要出现在那儿就会被抓。”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用指尖点了我的鼻子一下。“我猜你一定很喜欢随便的女孩子，”她侧头看着我，“至少你不用擦掉口红印。或许下次我会涂上点。”

“或许我们应该坐到地板上去，”我说，“我的胳膊都酸了。”

她又咯咯地笑了，仪态优雅地脱离了我的怀抱，“我猜，你一定认为我被亲过很多次。”她说。

“哪个女孩儿不是这样？”

她点点头，从下往上看了我一眼，睫毛遮住了半只眼睛，“即使是教会办的活动都玩接吻的游戏。”她说。

“不然教会就办不成什么活动了。”

我们互相看着彼此，脸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好——好吧，”她终于先开口了。我把眼镜还给她。她戴上眼镜，打开皮包，照了照小镜子，在皮包里翻了一会儿，把握着拳头的手伸了出来。

“抱歉，我刚才太小气了。”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什么东西塞到我书桌上的便签簿下，然后又对我似有若无地笑了一笑，走向门口，打开了门。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她亲昵地说着，然后走了出去，哒，哒，哒，轻快的小碎步如冰雹溅落。

我走过去拿起便签簿，把下面皱皱巴巴的钞票抚平整。那个吻倒是不足一提，不过看上去，我又有机会重获这二十块钱了。

我还没来得及为莱斯特·克劳森先生担心，电话就响了。我漫不经心地接起电话，听到对方的声音很急促，但是浑厚而沉滞，如同嘴里被塞了一团窗帘布，或是谁的一把长长的白胡子。

“你是马洛吗？”对方说。

“说话。”

“你有一个保险箱，马洛？”

我已经一整个下午都彬彬有礼，实在是受够了。“别啰啰嗦嗦，有话快说。”

“我刚问你了一个问题，马洛。”

“我没回答，”我说，“就这么简单。”我一边伸手去摸座机，按下挂机按钮，一边四处摸索找我的香烟。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再打来的。这种人就是这样，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就不可一世，非得占了上风才行。当电话再次响起时，我单刀直入。

“如果想谈生意，就提出你的方案。另外，在你付我钱之前，我都该被敬称为‘先生’。”

“别这么急脾气耍性子嘛，哥们儿。我遇到点麻烦，需要帮助。我有样东西，需要藏在安全的地方，只要几天就行，不用太久。为此你也可以快速地挣点小钱。”

“多小？”我问，“又有多快？”

“百元大钞，就在这儿等着，我帮你攥得热乎乎的呢。”

“我听得到它沙沙作响呢，”我说，“你在哪儿等我？”那声音我听过两遍，一遍是他说的时候，一遍是在我脑中回响之时。

“在凡努斯旅馆的332号房间。敲门时记得要两声长两声短，别敲太大声。我快等不及了，你多快能——”

“你想让我保管的是什么东西？”

“你来了就知道。我说过我现在很急。”

“你叫什么？”

“说找332号房间就行了。”

“感谢您费时间来电。”我说，“再见。”

“喂，等一下，笨蛋。不是像你想的什么棘手的东西。不是毒品，不是绿宝石项链，只是它正好对我而言很值钱——对别人来说根本一文不值。”

“宾馆里就有保险箱啊。”

“想要到死都一贫如洗吗，马洛？”

“有何不可？洛克菲勒不也是这样。还是再见吧。”

那声音的腔调变了，不再浑厚滞涩，而是尖锐又迅速地说：“湾城的那些小事儿都怎么样了？”

我没说话，只是等对方接着说。电话里传出模糊的轻笑声：“就知道你会感兴趣的，马洛。332号房间，记着。快来，老兄，别磨蹭。”

电话在我耳边“咔嗒”一声挂断了。我放下电话。一支铅笔莫名其妙地从书桌上滚落下来，笔尖撞在了桌脚上，断了。我捡起笔，慢慢地、小心地把它固定在窗框边上的波士顿削笔刀里，均匀地转动着，把它削得匀称而平滑。我把削好的笔放在桌上的托盘里，然后拍掉手上的铅笔屑。我有的是时间，全世界的时间。我方才什么都没看见，也什么都没听见。

然而这时，更加莫名其名的是，我看见了欧法梅·奎斯特的脸，她没戴眼镜，脸上平滑光泽，擦了精致的妆容，金发高高地盘在前额，中央被一条发辫环住。她一双眼睛含情脉脉，满是诱人之色。现在这些人都得有一双诱人的眼睛。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特写镜头：众目睽睽之下，这张脸正被罗曼奥夫酒吧里一个魁梧强壮的大汉啃咬着。

二十九分后，我到达了凡努斯旅馆。

注释

[1] mata hari（1876—1917），一战时期著名的法德两国的双面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