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街区看起来和前一天差不多，街上空荡荡的，只有一辆运冰卡车、两辆福特车停在车道上，街角尘土飞扬。我把车子慢慢开过一六四四号，这次停得更远，仔细研究着两边的房子。我向那栋房子走去，在它的前面停下来，看着那棵挺立的棕榈树和那块缺水的枯草坪。房子里面好像没人，但可能不是这样，它只是看起来空荡荡的。门廊上那张寂寞的摇椅仍待在昨天的地方。走道上有一份被扔下的报纸，我将它捡起来，在腿上拍打了几下。然后，我看到隔壁房子的窗帘动了一下，那是靠近这房子的一扇前窗。

又是那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太。我打了个哈欠，把帽檐压低。那只尖鼻子几乎在玻璃窗上被压扁了，鼻子上面是白头发；从我这儿看过去，那双眼睛倒很平常。我沿着人行道走着，那双眼睛紧盯着我。我转身朝她的房子走去，爬上木台阶，按了按门铃。

门啪的一声开了，仿佛装了弹簧一样。她是一个又高又老的女人，下巴长得像兔子一样。从近处看，她的眼睛亮得有如死水上的反光。我把帽子取下来。

“你是那位为弗洛里安太太报警的女士吧？”

她冷冷地打量我，没漏掉任何一处，恐怕连我右肩胛骨上长的那颗痣都被她看透了。

“我不说我是，也不说我不是，年轻人。你是谁？”她的声音拉得很高，好像是和很多户人家共用一条电话线练出来的。

“我是个侦探。”

“老天，你为什么不早说？她又干了什么？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可我一分钟都没松懈。我要买什么，都是亨利帮我跑的腿。那里没有传出半点声音。”

她取下纱门的挂钩让我进去。过道里有家具上了油的味道，里面摆着一些过时的暗色家具。家具上嵌着格板，角上镶着扇形边儿。我们进入一个前厅，这里所有的家具，只要是钉得上一个按钉的，都盖上了带白色蕾丝花边的棉布罩单。

“我说，我以前见过你吗？”她突然问我，声音带着一丝怀疑，“一定见过，你就是那个男的——”

“是的，我还是个侦探。亨利是谁？”

“噢，他是替我跑腿的一个小黑人。好了，你想知道些什么，年轻人？”她用手拍着洁净的红白相间的围裙，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我。她咯咯咬了两下她的假牙，先做好开口的准备。

“警官们昨天去了弗洛里安太太那里后，有没有来过你这儿？”

“什么警官？”

“穿制服的警官。”我耐心地说。

“是的，他们在这里待了几分钟。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请你描述一下那个大块头的样子——就是那个耍枪的人，你就是看到他这样才报警的。”

她分毫不差地描述了他的样子。那个人确实是马洛伊。

“他开的车是什么样的呢？”

“是一辆小车，他几乎很难挤进去。”

“你只知道这些？他可是个谋杀犯哪！”

她的嘴巴张开了，但眼睛里流露出得意的神色。“老天，我希望我能多告诉你一点，年轻人，但我一直不懂车。谋杀，是吗？这城里越来越不安全了。二十二年前我刚搬来时，我们几乎不锁门。现在又是歹徒，又是腐败的警察，还有政客，他们用机关枪杀来杀去，我都听说了。这真是太可耻了，年轻人。”

“是的。你知道弗洛里安太太什么事情吗？”

她那张小嘴皱起来了。“她对邻居不友善，半夜把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还唱歌。她跟谁都不说话。”她的身子往前倾了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我想她有酗酒的毛病。”

“她有很多访客吗？”

“完全没有。”

“这些你当然很清楚。你叫——”

“莫里森太太。老天，是啊，我除了看窗户外面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那一定很有趣。弗洛里安太太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我想有十年吧。她曾经有过一个丈夫，看起来也不是好东西，死了。”她停下来想了想，“我猜是正常死亡。”她又加了一句，“我没听到过别的说法。”

“他有没有留下钱给她呢？”

她的眼睛眯起来，下巴也跟着缩了一下。她使劲闻了闻。“你喝酒了？”她冷冷地说。

“我刚刚拔了一颗牙，医生要我喝一点酒。”

“我不沾酒的。”

“酒的确不好，除了药用以外。”我说。

“我连药用酒也不用。”

“你说得对。”我说，“他留给她钱了吗，她的丈夫？”

“我不知道。”她的嘴巴像一颗干梅子一样，又小又瘪。她不再信任我了。

“在警官之后有其他人去过那儿吗？”

“没看到。”

“谢谢你，莫里森太太。我不打扰你了，你很热心，也帮了很大的忙。”

我走出那个房间，打开门。她跟着我，清了清喉咙，又把牙齿咬得咯咯响。

“我应该怎么打电话和你联系？”她问道，语气稍微温和了一些。

“电话号码是大学区四-五○○○，找纳尔蒂警官。她靠什么生活——救济金吗？”

“这里可不是领救济金的区域。”她冷冷地说。

“我敢打赌那件东西曾是苏福尔斯城让人眼红的东西。”我一边说，一边盯着过道里的一个雕花餐具柜。显然饭厅太小，放不下它。柜子的边沿儿带着弯度，到处都雕满花纹，连面连腿都是，前面还绘上了一个装满水果的水果篮。

“是梅森城。”她轻声说，“是的，先生，我们以前的家真不错——乔治和我的家，是那儿最漂亮的家。”

我打开纱门走出去，又一次向她道谢。她现在微笑了，那笑容和她的眼睛一样机敏。

“她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会收到一封挂号信。”她突然说。

我转过身，等着她往下说。她向我凑过来。“我看到邮差走到她的门口找她签字。每个月的第一天，她会打扮好出门，不到很晚不会回来，半夜又大声唱歌。好几次她唱得太大声，我差点儿打电话给警察。”

我拍了拍老太太瘦瘦的胳膊。

“像你这种人真是千里挑一，莫里森太太。”我说。我戴上帽子，抬了一下帽子向她致意，然后离开了。我在那条小道上走到半途又想起了什么，然后回过头去，发现她仍站在纱门后面，房门在她的身后敞开着。我又朝她走去，踏上台阶。

“明天就是一号了，”我说，“四月一号，愚人节，帮我看看她收到挂号信没有，好吗，莫里森太太？”

那双发亮的眼睛盯着我。她笑了起来——是老女人那种尖声的笑。“愚人节，”她哧哧地说，“也许她不会收到挂号信。”

我走开了，让她在那里继续笑。那笑声像是母鸡在打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