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了隔壁房子的门铃，又敲了门，但没有人回应。纱门并没有搭上挂钩，房门也没有锁，所以我便进去了。

屋子里没有任何变化，连金酒的气味也没有散去。地上仍然没有尸体。昨天弗洛里安太太坐过的椅子旁的小桌上有一只脏兮兮的玻璃杯，收音机被关掉了。我走近那张小沙发，伸手探探椅垫后面，摸到的还是那个空酒瓶，只是现在那旁边又多了一个。

我喊了几声，没人回答我。然后，我隐隐约约听到一声很像呻吟的长长的、缓慢的、痛苦的喘息声。我穿过那扇门，悄悄走进过道。卧室的门是半开的，呻吟声就从门后传来。我探头朝门里张望。

弗洛里安太太正躺在床上。她平躺着，身上的被子被拉到下巴处，被子上结起的一个毛球几乎就在她的嘴里。她的长脸现在蜡黄，十分松弛，像个半死的人。她肮脏的头发散乱在枕头上。她慢慢地睁开眼睛看着我，毫无表情。房间里的味道混合了酒精、脏衣服和睡眠的气味，一缕缕朝鼻孔里钻来，令人作呕。一个廉价的闹钟在油漆剥落的灰白色梳妆台上滴答滴答地发出响声，那声音大得似乎连墙都受到了震动。梳妆台的上面有一面镜子，里面映照着那个女人扭曲的脸。那只她从里面拿出过照片的箱子仍是打开的。

我说：“下午好，弗洛里安太太。你病了吗？”

她嚅动着嘴唇，让上下唇纠缠了一会儿，然后伸出舌头舔舔嘴唇，接着又让下巴动了动。当声音最后出来的时候，活像磨损不堪的老唱片。她的眼睛现在认出我了，但她很不高兴。

“你们抓到他了吗？”

“驼鹿？”

“当然。”

“还没有。我希望很快会抓到他。”

她转动了一下眼珠，然后突然把眼睛睁开，仿佛要挤掉眼前的一层雾气。

“你应该把门锁上的，”我说，“他可能会回来。”

“你以为我怕驼鹿，是吗？”

“我昨天和你谈话时，你看起来很怕他。”

她想了想，思考对她太艰难了。“有酒吗？”

“没有，今天没带酒来，弗洛里安太太。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金酒很便宜，劲儿又大。”

“过一会儿我可能会去买一些。这么说，你不怕马洛伊？”

“我为什么要怕他？”

“好吧，你不怕他。那么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她的眼睛里突然闪起亮光，一会儿后那双眼睛又变得暗淡了。“哎，滚吧！你们这些警察让我屁股都发疼。”

我什么也没说，靠在门框上，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我努力使那根香烟往上翘着去碰我的鼻子，这不太容易。

“警察，”她慢吞吞地说，仿佛自言自语，“永远抓不到那小子。他很厉害，又有钱，还有很多朋友。你们这些警察只是在浪费时间。”

“这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我说，“反正那时他实际上也只是自卫杀人。他会在哪儿呢？”

她暗笑了一下，抓起被子抹了抹嘴巴。

“现在又来这一套了，”她说，“说起软话来了。警察小聪明，你们以为这一套还管用吗？”

“我很喜欢驼鹿。”我说。

她的眼睛里又亮了一下，似乎对我的话有些兴趣。“你认识他？”

“我昨天还和他在一块儿——就是他在中央大道上杀死那个黑鬼的时候。”

她张大嘴巴疯狂地笑起来，笑得连眼泪都流到了脸上，但那声音比掰断一条烤面包的声音大不了多少。

“他是个大块头硬汉，”我说，“不过有时心肠很软。他找韦玛找得很急。”

她垂下眼帘，轻声地说：“我还以为是她父母找她呢。”

“他们也在找她。不过她已经死了，这是你说的。用不着找她了。她是在哪里死的？”

“得州达哈尔市。她那时得了感冒，肺部受了感染，后来就这样死了。”

“你当时在场吗？”

“当然不在，只是听说的。”

“噢，谁告诉你的，弗洛里安太太？”

“哪个舞女吧，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也许喝点酒就能想起来。我现在感觉自己像死谷 [1] 。”

“你看上去还有点像一头死驴。”我心里这么想，但没敢说出口。“还有一件事情，”我说，“问完后我可能会去买点金酒。我查过你的房子的产权资料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的身子在被子下僵住了，像一块木头；连她那半盖在浑浊不清的眼睛上的眼皮也定住不动了，她的呼吸似乎也停止了。

“这房子的信托额可真不小，”我说，“和这一带真正的房价可不大相称。提供那笔贷款的人名叫林赛·马里奥特。”

她的眼睛开始快速地眨动，可是身体其他部分仍一动不动。她直直地瞪着我。

“我以前替他工作过，”她终于说，“我以前在他家当过仆人，他很照顾我。”

我取出嘴里那根并未点燃的香烟，毫无目的地看着它，然后又把它放回嘴里。

“昨天下午我见过你几小时后，马里奥特先生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雇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她的声音现在变得很沙哑了。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这是要保密的。我昨天晚上去见他了。”

“你这聪明的浑蛋！”她声音含混地说，她的一只手在被子下动了动。

我看着她没说话。

“警察小聪明。”她讥讽地说。

我伸出一只手在门框上随意地摸索。门框黏糊糊的，光这么碰碰它我就想洗个澡。

“好了，就这样，”我轻快地说，“我只是在猜这些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什么也不是，巧合罢了，不过看上去好像又有点不寻常的地方。”

“警察小聪明。”她不以为然地说，“你还不是真的警察，只是个低级的侦探。”

“我想是这样。”我说，“好了，再见了，弗洛里安太太。顺便告诉你，明天早上你可能收不到挂号信了。”

她把被子一掀，猛地坐起来，眼睛里冒着怒火。她的右手握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那是一支小型左轮手枪，很旧，磨损得很厉害，不过仍然显得气势逼人。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她声色俱厉地吼叫，“快说！”

我看着那支枪，枪口正对着我，但不太稳。她握着抢的手开始抖动，但眼睛里仍冒着怒火，嘴角流出唾沫来。

“我们俩将来可以合作。”我说。

她的下巴和枪同时垂落下去。我离门口只有几英寸远，当那支枪一直往下垂时，我很快穿过那扇门，跑出了射击范围。

“考虑考虑吧！”我回头喊道。

没有声音传出来，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快速穿过过道，走回饭厅，出了那栋房子。当我沿着那条小道往外走时，我感觉背脊上凉凉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沿着街道向前走，然后钻进我的车里，飞驰而去。

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像是酷热的夏天了，我开车的时候很想把外套脱下来。我开到七十七街分局前的时候，看到两个巡警正对着一辆车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皱眉头。我走进那扇弹簧门，看到一个穿制服的警官坐在栏杆后，他正在查看一份指控登记表。我问他纳尔蒂在不在楼上。他说在吧，问我是不是他的朋友。我说是的。他说好吧，你上去吧。我走上那破楼梯，沿着走廊向前走，然后敲门。有人大声回应我，我就进去了。

他正坐在椅子上剔牙，把脚搭在另一张椅子上。他伸直左胳膊，盯着左手的拇指。那拇指在我看来没什么毛病，但从纳尔蒂沮丧的神情看来，它好像永远没有康复的一天。

他把手放到腿上，把脚放到地上，将目光从拇指那儿移到我身上。他穿着深灰色西装。桌子上有一截压扁了的雪茄烟，等着他用牙签将它捯弄好。

我把另一张椅子上的毛毡椅垫翻了个面，椅垫的带子没有系上。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

“是你啊。”纳尔蒂看着他的牙签，检查它是否被嚼得差不多了。

“有收获吗？”

“你是说马洛伊吗？我已经不调查那个案子了。”

“现在谁在负责那个案子？”

“没人！想知道为什么吗？那小子逃跑了。我们把他的资料输入了电报通讯网，他们已经把这些资料发布下去了。见鬼，他可能早就跑到墨西哥去了。”

“唉，反正他就只杀了一个黑鬼嘛，”我说，“我想那只是一项轻罪。”

“你对这个案子还这么有兴趣？你不是有别的工作要做吗？”他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睛懒洋洋地扫视了一下我的脸。

“我昨天晚上确实有工作要做，不过没做多久。那张穿着小丑服的女孩的照片还在你这儿吗？”

他的手四处摸索了一下，然后伸到他的记事簿下，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照片中的人看上去仍然很美丽。我盯着那张脸。

“这其实是我的，”我说，“如果你不存档，我想要回来。”

“我想是应该存档的，”纳尔蒂说，“但我把这件事忘了。好吧，拿去收藏吧，我不存档了。”

我把照片放到胸前口袋里，站了起来。“好了，就这样。”我说，语气过分轻松了点。

“我能感觉到这里面有点小问题。”纳尔蒂冷冷地说。

我盯着桌上的那截雪茄，他追随着我的目光，然后把牙签丢到地上，把雪茄抓起来放进嘴里。

“和这雪茄没关系。”他说。

“只是一些直觉罢了。事情如果有进展，我不会忘了你的。”

“现在不好干活啊，我需要一点突破，老兄。”

“像你这么辛苦工作的人，的确应该有一点突破。”我说。

他往拇指指甲上划了根火柴，因为一擦就着，显得很高兴，然后吸着雪茄喷出的烟雾。

“真幽默！”我走出他的房间时，他悲哀地说。

大厅里很安静，整栋楼都很安静。楼前的那两个巡警还在看着那被撞坏了的前翼子板。我开车往好莱坞驶去。

我走进办公室时电话响了。我趴在桌上拿起话筒：“喂？”

“我是在和菲利普·马洛先生说话吗？”

“是的，我是马洛。”

“这里是格雷里太太的府邸，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格雷里太太想在方便的时候尽快见到您。”

“在哪儿？”

“地址是湾城阿斯特大道八六二号。我可以回话说您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吗？”

“您是格雷里先生吗？”

“当然不是，先生，我是管家。”

“您听到门铃响时，那就是我啦！”我说。

注释

[1] 死谷（death valley），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是北美最热、最干燥、最低的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