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是十二世紀有名的詩人、詞人、文人、書法家和史學家。有時他自認爲是戰略家，這一點還没有得到歷史的證實。總之，他在學術上，尤其文學藝術的各方面，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物。在他的作品裏，我們看到積極浪漫主義的光輝，但是他主要是一位現實主義的富有愛國思想的文學家。這一切都和他的時代有着緊密的聯繫。
十二世紀的二十年代，我國北方新興的女真族，以排山倒海的氣勢，向南衝擊。趙宋皇朝，經過不斷的新舊黨派鬬争，内部矛盾已經發展到無可調和的階段，而統治階級又爲長期以來表面繁榮的假象所迷惑，正沉醉在歌舞昇平當中。因此，女真族南下以後，通過兩個戰役，拿下了汴京，俘虜了北宋的最後兩個皇帝，同時對於北中國的文化成就，給與了無情的破壞。在艱難的歲月裏，康王趙構逃到南方，建立新的政權，發出反抗的呼聲，獲得人民的擁護。雖然由於他的不争氣，和部分高級官吏戰鬬意志的不堅決，這樣的反抗，有時墮落到對敵屈服、割地請和的局面，但是維持南宋政權的存在，就能阻止女真族進一步南征的企圖。什麽力量在那裏堅持呢？是人民忠誠耿耿、不甘屈服的力量。南宋前期的文學作品正表現着這樣的力量，也正因此成爲現實主義的作品。無論在詩、在詞、在駢散文，乃至在話本、劇作方面，都看到現實主義的存在。作者們指出失敗的癥結所在，鞭策當時的政府，而又對於政府寄與極大的希望。由於時代的限制和大多數作者階級出身的局限，他們不可能看到改造政權的必要，但是他們一般都憧憬着如何使這個政府更符合他們愛國愛人民的深切願望。這是南宋前期的文學情況。陸游是在這個時代出生和成長的；在他的中年以後，社會情況除了統治階級加深腐朽、需要更沉重的鞭撻以外，基本上没有變化，因此他的成就，是和他的時代分不開的；而他的熱情和努力，無疑使他能夠最全面地代表他的時代。
從詩、詞、文三個方面考慮，因爲陸游的詩繼承前人的優秀傳統，同時又能開創符合時代要求的新道路，一般特别重視他的詩的成就。這是正確的。陸游從曾幾學詩，走的江西詩派的道路，終於成就爲自己的詩。他一邊提出學習曾幾，自言“親從夜半得玄機”（《劍南詩稿》卷二《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趙近嘗示詩》）；一邊又説“我昔學詩未有得”（《劍南詩稿》卷二十五《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究竟他的學習江西詩派，是有所得呢，還是無所得？這是陸游作品給我們的一個難題。現代人論及江西詩派，多數説他們是形式主義的，反現實主義的。是不是如此，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纔能做出全面的結論，但是北宋後期的詩人，如黄庭堅、陳師道，他們爲一時的假象所迷惑，看不清存在的問題，有時又因爲一些偶發的挫折，削弱了鬬争的勇氣，於是在作品中，把所有的力量側重到煉字煉句方面，這是事實。他們是江西詩派的第一代。在洶涌的民族鬬争狂流中，詩人們不可能漠視當前的現實，也不容漠視當前的現實。因此在一一二五年以後，女真族的統治階級不斷發動南侵戰争的當中，陳與義、吕本中、曾幾的詩中都發出反抗的呼聲。他們要求反抗，也準備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能説他們是形式主義的，或是反現實主義的嗎？不能的，因爲這樣説不符合客觀的事實。但是陳與義等這幾位詩人畢竟還是從煉字煉句的基本功中訓練出來的。在反映現實的時候，他們不會忘去藝術標準的要求，而且作爲文學理論而出現的時候，吕本中的《童蒙訓》和他給曾幾討論詩歌的書札，有時會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理論落在行動的後面，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過程中，這不是一件稀有的例證。他們代表了江西詩派的第二代。到了曾幾的學生陸游，這是第三代了。時代已經從北宋、南宋之交，進而爲南宋的前期，可是時代的本質，基本上没有變化。是不是完全没有變化呢？也不盡然。第二代江西詩人所看到的女真族的入侵，是狂飆，是洪流，他們憤恨萬端，但是又感到束手無策，因此他們的詩歌是蒼白色的，力量不夠，更不能表現人民的力量。陸游的時代不同了。他已經看到女真族並不是堅強無比、不能摧毁的，他們逐步地趨向腐化，因此也就顯得脆弱，是應當擊潰，而且可以擊潰的。他從曾幾那裏學到的本領，使他更能充分發揮他的能力。既有高度的思想價值，又有完美的藝術價值，因此陸游自然地成爲時代歌手。舊時提到南宋前期的詩人，通常説“尤、楊、范、陸”，其實陸游的成就，遠出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之上，這是可以從作品的具體分析得出結論的。在認識上，陸游也還有不全面的地方。他看到女真族統治者的腐朽脆弱，因此可以擊潰，但是他没有看到南宋統治者的更加腐朽，更加脆弱，因此面對着應當擊潰、可以擊潰的敵人，終於無力擊潰，甚至淪於被人擊潰的地位。陸游自負爲戰略家，可是他只能知彼而不能知己，因此他不得不陷入失望。乾道八年他在王炎的領導下，在南鄭布置了收復長安的局面，他們失敗了。開禧二年，韓侂冑布置了全面反攻的局面，陸游予以熱烈的支持，這一次又失敗了。陸游所看到的祇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但是他始終没有喪失對於勝利的信心。他的詩歌所表現的，不是失敗的情緒，而是一次勝利接着一次勝利。八十五歲的衰翁，在病榻上咽着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還盼望着“王師北定中原日”。他的報國信念，始終不渝，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
劉克莊對於陸游的詞作出評價，他説：“放翁長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絶少。”他又説：“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劉克莊是南宋後期的一位有名的詞人，他的評論，值得我們重視；掉書袋之癖，在辛棄疾作品裏，是比較顯著的，在陸游作品裏，情形並不如此。清代馮煦説：“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逋峭沉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馮煦強調陸游的特點，而否認他徘徊蘇軾、秦觀兩家之間的本意。對於陸游詞作出正確的估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李白”之稱，在當時既有公論；“詩家三昧”之探索，陸游亦自言獨得其秘。作爲詩人，陸游的地位是不可動摇的。作爲詞人，是不是也一樣呢？“歌之者絶少”，説明一般人對於他的估價；而以陸詩九千二百餘首和陸詞一百三十首相比，也證實陸游自己對於詞的重視不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貶低陸游詞的價值。南宋前期的詞人，辛、陸並稱，由來已久，他們各有某些局限，無可諱言，但是他們的成爲大家，也是無可否認的。首先他們都把詞的地位提高了，詞不僅是專談風月的文學樣式，而是同樣地可以叙述國家的興廢，個人的感慨，沉鬱頓挫的詞句，保證了大家的地位。可是在他們手裏，詞還是詞，並不是一味粗豪，因此“詞中别調”的評語，對於他們，實際都安不上。在這方面，辛棄疾和陸游是一致的。但是他們却有所不同。在蘇軾大踏步開創新路的時候，秦觀還徘徊在南唐、北宋這一條路上，辛、陸之間的距離也是如此。這樣説不是指出他們是在亦步亦趨地學習蘇、秦；在南宋前期，民族矛盾和政治鬬争都是非常尖鋭，時代的號角響遍文學藝術的各個角落，詞當然不是例外，辛棄疾必然大大不同於蘇軾，陸游也必然大大不同於秦觀，但是辛、陸之間的距離，是和蘇、秦之間的距離比較類似的。倘使更具體些，還可以指出辛棄疾的沉鬱，有時更發展而成爲怨憤。《摸魚兒》的“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固然祇點出遭遇的不幸，可是“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更把個人的不遇，提高到時代的悲哀。陸游却不同了。他從南鄭調往成都的當中，眼見到宣撫司收復長安的策劃都成泡影的時候，在《清商怨》裏，止説“鴛機新寄斷錦，嘆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緑雲堆一枕”。他不可能没有怨憤，但是却寫得非常纏綿。這是陸游和辛棄疾不同之處。在開創道路的方面，他和辛棄疾是有距離的，但是一邊反映時代的要求，一邊還維護着婉約的特點，陸游確有一定的貢獻。
陸游不僅是詩人、詞人，同時也是一位有名的文人。明代茅坤撰集《唐宋八大家文鈔》的時候，因爲認識的不足，没有提到陸游。其實陸游的同時人，是把他作爲重要的文人看待的。主要的證明在於他多次參加國史、實録和聖政的撰述。古代對於文人的衡量，常常根據他是否具有史才作爲評判的標準。司馬遷、班固、范曄、沈約、魏收、李百藥、韓愈、歐陽修，乃至司馬光的成就，都是具體的證明。除了參加官書的撰述以外，陸游的《南唐書》，雖然祇是一部私人著作，但是從它的取材、持論看，不但應當列入述作之林，而且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作品。在東京陷落、南宋偏安的時候，女真族占有中原的廣大地區，當時西夏政權，甚至南宋王朝，都向他們屈服，他們久已自視爲中國的正統。陸游的這部《南唐書》，指出中原的梁、唐、晉、漢、周，儘管擁有廣大的地區，充實的兵力，但是不是正統，而偏安東南的南唐，即使統治者曾經向周世宗屈服，止要他們繼續存在，他們依然是維繫人心的正統。在這一點上，陸游對於南宋的政治地位，作出巨大的貢獻。除《南唐書》以外，我們還可以指出他的《老學庵筆記》和《入蜀記》。從《西京雜記》以來，文人的隨手雜録，常常表現爲既自由又精鍊的文學様式。宋人的這一類著作，流傳下來的較多，《老學庵筆記》是其中的一部。這裏有一些涉及身邊瑣事，但是更多的却關涉到當代時政和文學評論。常常在新鮮活潑的筆調中，透露出作者敏鋭的認識。《入蜀記》六卷收入《渭南文集》，其實是一部獨立的著作，記載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陸游的夔州通判發表以後，他於次年閏五月十八日自山陰啓行，至十月二十七日直抵夔州的經過。這是他的一部旅行日記，也是他的自傳式記載的一部分。這裏叙述了他沿途的所見所聞。我們看到鎮江的形勝，建康的重要，九華山的“修纖”，荆州的黄茅彌望，尤其是三峽的景色，得到盡情的刻畫。在日記中他提出對於梅堯臣詩句，歐陽修古文的評價；也提到軍人“獲狐兔，皆繫鞍上，割鮮藉草而飲”；又指出一位招頭（舵工）因爲“失職怏怏”，“發狂投水”。《入蜀記》的好處，在於寫得自然，没有做作，有議論見解，有時還很安詳地流露作者的感情。陸游文，除了這三部著作以外，主要見於《渭南文集》，平心而論，他的成就，遠在蘇洵、蘇轍之上。他的議論文是不多的，最有價值的還是他討論詩歌的幾篇。他是一位有名的詩人，有獨特的見解，因此他的議論更能中肯。在叙記文中，他的成就較爲突出，有些寫得平静坦適，尤其透露出作者晚年的心情。題跋文是宋人的特長，他們能在少則二三十字，多則百餘字的小品中寫出對於作者的正確估價，同時又能披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蘇軾、黄庭堅在這裏，都有卓著的成績，陸游的造就，尤其顯著。當然，這不是説他不善於寫作長篇的文字。集中《曾文清公墓誌銘》，長達二千八百字，叙述曾幾的立身大節，以及他和陸游的關係；對於曾幾的堅持對敵作戰，反對屈服，尤其有詳盡的叙述，而布置井井，條理秩然，不得不推爲大手筆。《渭南文集》所收，除散文外，還有應用的四六文。宋代作者一般都能駢散兼長，陸游也是如此。他常能以排偶之體，運用單行之神。因此在讀他的四六文的時候，我們覺得和散文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這本選集的進行，是從詩選開始的，後來再從事詞選、文選。在體例方面，也有些不同。詩選是按照《劍南詩稿》作出的，因此每篇作品都按年代編次，對於認識作者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的幫助。詞選、文選是按照《渭南文集》作出的，在《文集》編定時，不是按年代而是按詞牌或是文體編次的，據爲標準，對於作者的思想感情的理解，幫助必然不大。當然，此中若干詞、若干文是可以考定年代的，但是對於有些作品，止能得到假定的年代，不一定很正確，而更多的作品，是無法考定年代的。與其強不知以爲知，武斷從事，不如仍按《文集》的編次，以待將來再作進一步的探討。每篇之後，我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讀者的參考。
在篇目的選定方面，根據“突出重點，照顧一般”的原則，目的在於反映陸游的特點，同時也顧到他的一般成就。《南唐書》本來以專著的形式出現，這裏不再收入。《老學庵筆記》是以隨筆的性質記録的，各條之間没有内在的聯繫，本書録存九則，略見一斑。《入蜀記》六卷原見《渭南文集》，在選録時，是不是可以挑選某些月日的記載呢？這樣可能打亂日記的體裁，看不到先後的連貫。因此僅收入第六卷，這一卷專記入峽的經過，主題思想很明確，前後連貫，而且藉此可以看到祖國河山的壯麗，對於讀者是有用處的。
關於陸游的生平，在拙著《陸游傳》、《陸游研究》裏，已經作過一些介紹，本書有《陸游簡歷》一篇以供參考。版本方面，詩選部分用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劍南詩稿》，詞選、文選部分用涵芬樓影印明華氏活字本《渭南文集》，《老學庵筆記》用崇文書局本，《放翁逸稿》用汲古閣本。選集的目的，只供一般人閲覽，同時又限於編者的學力，因此不及深入。在這本書以前，同類的撰述已有多種，值得仔細學習，我在選注的時候，有些主張和一般相同，可是也有一些不同的所在，正如劉勰所説的，“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這裏希望獲得同志們的諒解。
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都很不夠，書中的錯誤和缺點，一定有很多自己没有看清，因而不及訂正的，希望同志們詳細指示，給我一個修訂的機會。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朱東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