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就可以看出，理论大厦从其概要上看必须是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广泛的纲要，而且它是极为宽广的建筑，它应当建立在这一基础上：当为那两种经济体制从它们的所有形态上按照其不同方面解决了有关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问题时。本书只想指出那些基础的东西，对于它的思维进程来说，建立整个建筑不在考虑之内。相反地，从一个特殊形态以一种 经济体制来更详细一些地指明，应当怎样推进理论研究，并且与此相联系地作一些有关分析另一种经济体制的思考，这就够了。
1．论对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分析
正像我们知道的，绝不应当把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经济体制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相混淆。它是一种理想类型，一种纯粹的形式。而这种理想类型也不是通过特别地注意恰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而是通过考察一切历史的实际而产生的。过去的时候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经济体制的痕迹；我们着重强调地把这些痕迹刻画为集中领导的经济类型并且正是把它们当作模型来使用。
正如我们详细地描述过的（第129页及其以下），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话，那么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就没有自由的消费选择，没有对劳动场所和职业的自由选择，甚至连已分配的各种消费品在国民的或者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内部的交换也都没有。一切经济行为都取决于一个 中心处所的计划和命令。我们现在对这个理想类型的共同体进行理论研究；设想它不是太大是适当的。例如包括不超过50个人，也就是说是这样：领导能够直接从其价值上去评价物品和劳务，而不产生经济计算的那些重大的、谈论过的困难。它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一个自给经济。 (40)
a．经济计划的各个基础：各种资料和经验规则
1．各种资料
因为一切经济行动都按照中心处所的命令进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从中心处所的经济计划开始。如果走进这样一个共同体，那就必须向中心处所求教，以便得知它为什么让经济过程恰好像人们每天在自己眼前看到的那样运行。哪些事实决定领导以这种方式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控制它的集中领导的经济？各个经济计划取决于哪些条件？
显然，只有在中心处所的那些经济计划中，才能够认清这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意义联系 。
这个共同体的领导者想通过实施他的计划来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且他总是想满足需要。在这方面，领导者自己对各种需要排列等级。他可以把他个人的需要或者也可以把共同体的那些需要置于中心地位。他如果做后者，那么它又以不同的方式而发生：可以得到更强烈的考虑的不是各种集体需要（例如对防御的），就是各个个别成员的各种个人需要。不管到底怎样：没有不以满足需要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好些国民经济学家得到了这一印象：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人们，他们在经济活动中不是想满足需要。更仔细地考虑总是证明这种印象是错误的。以后当我们谈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时，还将谈到这一点。理论的 分析必须从这一历史的 论断出发：满足需要到处都是并且总是经济活动的目标。各种“需要”在其全体上是经济计划的第一个“资料”。
在这里，领导者必须从两处着眼，即按种类以及按时间对各种需要进行编组。按照种类 ：他必须由此出发：在下一个经济年度中将出现某些需要（例如对黑麦面包、稻米、长筒袜的）。因此，他必须根据满足的手段的各个种类来排列各种需要的顺序；而且对他来说，需要的种类就像存在着的满足需要的手段的种类那样多。因此，为数众多的理论著作根据满足需要的各种手段来划分需要的各个种类，这确实是有根据的，并且也合乎在经济上作计划的人自己所作的划分。
注意得较少的是根据时间 来排列各种需要的顺序。它并不是比较不重要的。领导者在这个经济年度中应该让宰掉多少现有的存栏牛？宰掉那么多，以致在下一个经济年度中肉的供应保持不变，还是变得更为丰富或更少？也就是说，应该如何使现在的和将来的各种需要相互协调？现在的各种需要应当完全普遍地为较近的和较远的将来的各种需要让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年度的经济计划就规定，用更多的劳动者和机器去生产更多的铁、装配线、机器以及其他的生产资料，从而相对多地投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今年的各种需要显得更重要，就会根据计划使用更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不管怎样，每一个经济的领导者都必须总是也从其时间顺序上来排列各种需要的次序，以便能够现在 作出指示。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第一种资料上，就已经碰上了交换经济的和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经济过程中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交换经济中，共同体的各个配备了购买力的个别成员的各种需要发挥着作用并且决定性地决定着生产过程的方向；而一个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理会各个个人的这些需要，把满足需要的一个 总体确定为紧迫的，并且为了解决这个任务（例如军备的）而投入大部分生产资料。他不是必须 这样做，但是可以 这样做；而在历史实际中，经常地并且在不同的时代首先使用集中管理的经济来集中实施一个任务。
满足各种需要的各种手段是什么？在领导的计划中，哪些“资料”面对着资料“需要”？例如在关于铁的生产的各种计划中，领导考虑到适合于此的各个劳动力，考虑到铁矿和煤的各个矿床，并且最后，考虑到与于铁的生产有关的各种设备的现有存量。这就是说三种资料：劳动、自然和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资料。同样，在面包的生产上：可以作为农业工人、磨坊工人和面包师来使用的各个劳动者，各块土地和农业、磨坊业和面包坊中的一切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虽然这个回答可想而知，也并不是不正确，但却不完整而且容易导致错误。
a）关于过去生产的 物品的存量：为了理解它作为计划资料的特性，有必要再让时间方面发挥作用。
首先：过去生产的物品的存货只在一个 方面是一种计划资料：
在短期中，也就是在涉及最近的将来的各个计划中，领导首先考虑的是消费品的存货。所有的目的在于今天 满足需要的指示都必须从面包、肉、鞋等等的已有的存货出发。今天分配的东西也确实不能多于今天准备好了的。尽管如此，就是在完全短期的各种经济计划中，对未来的预先关心也起着作用。黑麦和黑麦面粉的各个存货越少，就必须越克制地分配制成的面包的今天现有的存货。因此，在短期的计划中，可以消费的和耐久的物品的一切今天可立即供应的、过去生产的存货都作为一种资料而出现，在其中各种消费品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在涉及较长期限的经济计划中，景象发生了变化。在较长的时期中，有可能改变今天还没有在消费上成熟的工具、机器、原料和半成品的存货，并且是在与自然和劳动的服务相结合的情况下来进行改造。今天现存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是正在形成的消费品，集中的领导在较长期的计划中首先把它们的这些存货视为资料。相对于它来说，已经完成了的各种消费品的意义就退到次要地位。例如，对于棉制品的供应，它在直到下一次棉花收获之前都主要是把棉花和纱线的各种现有的存货当作资料来使用。因为在每一种经济体制中，都不能消费那些正在为其生产而进行劳动的消费品（我们已经详尽地谈过这个事实）。但是生产的各个参加者们却每天都需要消费品，每一个 经济计划就都必须从作为资料的各种可以支配的并且正在成熟的消费品出发。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手中 （在交换经济中是在各个厂家领导者手中 ）的对这样一些消费品的支配权就是“资本” 。
第二：生产出来的物品的存货在短期的和长期的经济计划中都不是仅仅起着资料 的作用。因为人必须在今天就注意到将在以后那些年中出现的各种需要，他就把首先是各种生产出来的生产 资料的未来的存量看成是一个问题 。它是范围最大的一个实践问题，简直是统治着各种较长期的计划。对比较远的将来的预先关心迫使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正好像交换经济每个厂家的领导一样，现在就决定某些东西：在一年之后以及以后的时期中，应该有多少以及哪些房子、机器、原料的存货可供支配。有关折旧的一切决定同样属于此。一个棉花纺纱厂的领导人不仅仅 把建筑物、机器、库存的现有存量看作一种资料，而且同时也 看作一个实践的问题。他的确必须决定，他怎样维持建筑物、机器和库存以及他是否应该扩大或者缩小它们。正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个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同样也 从这第二个方面来看待工具、建筑物、原料等等的存货。因此，不应当误解这一论断：过去生产出来的存货量在其现在的规模上以及形式上对于各种经济计划来说总是一种资料。这始终只是一个 必要的方面。另一个同样必要的方面要求：经济的领导者把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资料的未来形态看成一个实践的问题，不解决它就会危及未来的物品供应。用耐久的生产资料来工作得越多，从而各种建筑物、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装置越大，以同样的方式注意两个 方面就变得越重要。
因此，科学也必须把过去生产出来的物品的存量看作两种东西：一种资料 ，经济计划总是从它出发，以及一个问题 ，当下的经济计划都必须解决它。解决它是通过经济计划必须决定，未来的存货是否应该有以及应该有什么样子。因此，两个方面是不可缺少的。有些国民经济学家忽视一个方面，有些忽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把自然和劳动而不把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各自的现存量看成是一种资料，那么理论就必然在这一点上脱离实际。当庞巴维克谈到一种只是以自然与劳动的结合为基础的“没有资本的生产”时，就是他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无疑地，事实上只是罕见地有这样一种生产。但是，今天需要主要强调的正是第二个 方面的重要性。因为今天好些理论家倾向于特别把耐久生产资料的、也就是机器、房屋、装配线等等的存货仅仅 看成是一种资料；由此就恰恰阻碍了对有其巨大的投资过程的当代的和上一个世纪的经济事件的认识，并且又沉迷于脱离实际。只需要观察当前的一个 厂家的经济领导就可以认清，保存和更新生产装置在实际的经济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而每个厂家的经济领导又多么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也存在着一个问题。 (41)
b）关于劳动和自然 ：中心处所的各种计划和指示规定，开采哪些矿山和坑道，利用哪些土地，如何在矿业和农业中以及在所有的其他生产部门中使用各个劳动者。因此，由经济计划中得知，哪些自然的服务和劳动的服务得到使用。但是，自然和劳动的这些服务 本身不是计划资料。相反地，正是中心处所必须在它的经济计划中决定，应该把自然的和领导的以及执行的劳动的哪些服务投入使用。
因此，自然和劳动本身 ，而不是它们的服务是计划的资料。这种区别绝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非常地重要，以便理解经济计划的构思和经济过程的进程（甚至是在交换经济的一切经济形式中和在一切具体的实际中）。那种把各种生产要素的各种生产的“服务”看成是一种资料的广泛传播的习惯，令人不能容许地弄窄了国民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范围，并且导致把在实际的经济中充满意义的各种问题排除在科学之外。
让我们设想一个50口人的完全孤立的家庭来作为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代表。在每一个经济计划中（不管是较长期的，还是较短期的），领导者都把可以支配的各个劳动力看作是资料。他必须考虑到一定数目的有工作能力的人，并且考虑到这些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一定的能力。某一个人适于田间劳动、照看牲口和做木工，第二个人适于肉的生产、烘烤，等等。每个单个的人都具有他特别的能力。在各种经济计划中，领导者必须决定，是否每个人都必须工作以及必须工作多少小时或者多少天，将他的哪些能力投入使用，从而例如把那列举的第一个人用作照看牲口的还是用作木工。各个劳动力学过的越多，他们可以指派的用场就越多。如何 使用他们，仅仅产生于领导者的各种指示。决定是在与计划的全部目标和其他的各种资料的不可分的联系中作出的。例如，如果领导者为了将来更好的物品供应而打算扩大各个建筑物或者生产新的农具，那么他就必须把至今为止在其他的用途（例如在农业）中干活的那些劳动力抽出来并且从现在起用于建筑房屋或者制造工具。这就是说，在各种劳动力不变时使用了别的劳动服务 。正如在实践的经济中，把现有的各种劳动力正确地指派到最好的各种用途中体现着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而厂家的领导人从来就不把劳动的各种服务 看作是一种资料一样，科学也必须这样做。
与此相适应的东西适用于自然。只有它 、而不是选出的各种服务 是一种资料。就是在这里，也是只有经济计划才作出决定，多少以及哪些服务得到使用。自然日复一日地供给不同种类的有用的服务：属于我们共同体的田野，可以在农业上使用的各块土地、水力、采石场、风力。使用哪些服务？哪些土地用于农业种植，哪些不用？哪些用于种小麦，哪些种萝卜？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水力、风力和地下资源？
谁描写一个处于运行之中的经济过程，他就只能查明，劳动和自然的一定的服务已经 得到了 使用。但是这种描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理解经济计划的建立并且从而理解经济的意义内容。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必须像作经济计划的人也总是问的那样问道：应当从现有的各个劳动力和现有的自然的那许多可能的服务中选出哪些服务？劳动和自然是一种资料 ，选择它们的服务则是一个问题 。
到现在为止，作为集中领导的经济计划的资料，我们已经认清了领导者想要让其得到满足的各种需要，以及在另一方面的自然、劳动和（在一个一定的方面）过去生产的物品的存货。集中的领导根据现有的“技术知识 ”来把自然的和劳动的以及当时存在的生产出来的各种物品的各个服务结合起来。因此，技术知识作为决定各个经济计划的建立的那些资料的第五个而起作用。在种地上、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上以及在运输上考虑哪些以及多少种技术方法，这取决于技术知识的大小。因此，不能把“技术知识”与“使用的技术”等同起来。使用的技术在实践中和科学上都表示着一项经济上的任务，而不是一种资料。无疑，过去在某些领域内几世纪之久都只有一种 众所周知的技术方法，例如在大部分中世纪农业中的三年轮种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技术知识仅仅提供了一种 方法以供支配。因而根据技术知识只能使用一种 做法。但是，技术知识提供的经常是（而且不仅是在近代）许多可能的方法，以便生产粮食、碾磨、烘烤、炼铁、制鞋。于是，一个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正像交换经济的一个厂家的领导者那样必须选定，应该使用那许多已知的方法中的哪一种。这是一种又只是在全部计划的范围内才有意义地进行的选择。因此，有必要把“技术知识”与“使用的技术”清楚地分开，把前者视为一种经济上的资料，把后者视为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应该算作技术知识的还有商业的 技术知识，也就是说经济计算、结算、盈亏核算、簿记、成本核算、厂家统计，在交换经济中还有市场观察、编预算、采购组织、销售组织、财务组织等等的所有领导熟知的方法的总和。
最后是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 ”本身，它以其存在并且连同它的比赛规则是一种经济上的资料。适用于它的是适用于其他一切资料的同样的东西。理论对于为什么形成了这种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能够说明得是如此之少。就像它对有关各种需要的产生、对大地的造形及其气候、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劳动的各种特性、对有关它的技术知识的根源的问题回答得极少一样。——不要过于狭隘地把握这第六种资料——社会的和法律的组织。在这里，想到的不仅有传统的秩序、法律和风俗，而且还有人们生活于其中并且在其中遵守各种比赛规则的精神。
2．各种经验规则
集中的领导所考虑的各种资料是构成它的经济计划的建筑石材。但是，它一着手建造它们就显示出，它还必须考虑到一些经验规则；正如实际所表明的那样，它在作计划时和各种指示中总是注意这些经验规则。
这些经验规则也经常被称作“规律”。虽然关于它们已经写了许多，但是人们有时对于它们的性质以及对于它们在经济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明白。因此，应该从一开始就确定：经验规则不是公理。它们也不是可以从公理中以不容争辩的明确性演绎出来的“理性的真理”。相反地，它是“事实的真理”；幼稚的人从日常的观察中知道这些真理，它们对于他来说是如此地不言而喻，以至于他并不思考它们。科学只是使人意识到幼稚的人只是不清楚地知道的东西，它精确地描写幼稚的人所不清楚的东西。它以精确的观察而证明这些定理的有效性；而且由于它这样做，它就经常使前科学的人惊讶，这恰恰是由于他根本不知道，他事实上是持续地根据这样一些经验规则行事的。面对着它们的科学表述，他的行为就像那位上等的有钱的庸人一样；这位庸人极为惊讶地得知，他整个一生之久讲得都是散文。
首先 涉及的是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 ”。众所周知，维塞尔表述这个定律内容如下：“在每一种可分割的需要的情况下，在需要的每一个阶段中，第一个使用单位满足渴望的强度最高，对同一种类的其他单位的每一次使用，其渴望强度递减，直到达到了饱和点；超过这一点，渴望就突变为反感。”——存在着一个极为简单的事实情况。它在一切时代都总是适用。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他今天对肉、面包和所有其他消费品的需要的满足增加时，这些需要的强度就减少。每一个家计都日复一日地根据这一点行事；就是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自己这里观察到该规则的有效性；而在其他人那儿，我们则理解地辨认出它的有效性。
可以讨论对该规则的表述。对此将首先必须确认，它既在人们的各个经济计划中预见性地受到注意，又在满足需要的时候自己得到证实。这个区别是重要的。此外，必须总是注意该规则适用的时期。时期越短，就可以越清楚地认清它的正确性。从那种事实中产生出疑虑：消费一种物品（例如烟草）增强了对这种物品的需要，于是这些需要第二天以更大的强度而出现。在考虑到时期的情况下，这个疑虑也得以澄清。重要的只是：在新的阶段上，也就是在第二天，该规则又重新适用。此外，人渴望一单位物品的需要的强度，不仅取决于向人供应这种物品的状况，而且也取决于向人供应别的 物品的状况；这也就是说，例如渴望一磅黑麦面包的强度，不仅取决于黑麦面包的供应，而且也取决于小麦面包或者土豆（也就是说替代物品）以及黄油或者果酱（也就是说互补物品）的供应；由此而产生了一定的、但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这里有一个讨论的领域。但是，所涉及的基本的事实状况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42)
第二 ，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切地方，总是注意到作为经验规则的所谓的“产量递减规律”（更正确点：“产量增量递减规律”）。没有一个农夫把一年的劳动都只用在半公顷土地上，而让他可以使用的那其他5公顷荒芜着。他知道，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分配在较多的公顷上，它就会带来较高的产量；而把年劳动的所有小时都集中在一小块土地上则逐步地导致逐渐追加的各个劳动日的产量猛烈地递减。——同样的东西适用于每一个别的生产部门。一个鞋厂在一定的时候有一笔一定存量的建筑物和机器。在这里，雇用2个、3个或者4个工人是不适当的。进一步雇用的雇员们的产量起初上升，但从一定的一点开始（例如在有350人时）它又下降，而最后（例如在有420人以后），进一步雇用工人就根本不再可能了。这个经验规则在自然、劳动和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每一种结合上都起作用，而人则根据它行事。他不像对第一个规则那样从内心的 经验、从而通过自我观察，而是从观察外界的 事实来认识它。
科学致力于精确地描述这个规则。也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最简洁地表述它，这个表格依据埃奇沃思描写的在给定土地面积和工具时的产量变化情况：
这里可以看出那个规则的形态是：劳动 （绝不是土地）的产量起先递增，然后递减。我们也可以改变物质生产资料（例如肥料）的数量，并察看相应的产量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科学地观察各种事实证实了这一日常经验：该规则普遍适用并且绝不是只适用于农业生产。对于从一个煤矿开采煤或者在一个钟表厂中生产钟表来说，可以看到类似的产量历程。如果一个钟表厂在建筑物和机器的现有装备的范围内，在现有的厂家组织下投资资本去购买原料和雇用工人，那么就有起先递增、然后递减的产量。
但是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怀疑。如果钟表厂的领导继续扩大投资，扩展整个厂家，并且在使用改善了的技术的条件下购买新机器和建立新建筑，那又怎样？这时适用的不是产量递增的规律吗？当人们过去谈到制造业生产的递增的产量，并把制造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对比时，人们想到的显然就是这个。存在着双重的疏忽：首先，在继续扩大厂家时产量规律又会起作用。众所周知，有最优的厂家规模，而这不过意味着在继续扩大的时候产量会下降。第二，在规模的每个个别的阶段上该规则都起作用。如果该钟表厂扩大了并且现代化了，那么持续地增加雇用工人又导致起初递增的并且然后递减的产量。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农业。如果表格中描述其产量历程的那块耕地被改良并在那里投资了新的资本，那么产量就是在那里 也增加。但是就是在那里也适用的是：不断的新的资本支出导致递减的产量增量，而且，在达到一个一定的新阶段之后，例如在卓有成效地敷设了排水管之后，在使用劳动、种子、肥料等等时，该经验规则在这个新的阶段上又得以贯彻。
因此，就是一个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也总是并且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考虑到第二个规则的有效性。
我们知道，必须不断地对生产的时间结构作出决定。在这些决定中，下述的另外一个、第三个 经验规则也起作用：
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人知道：把全部劳动者和现存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都投入到为今年 生产消费品中去包含着这一危险：各种建筑物和工具被耗尽，从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不再有足够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供支配，而那时劳动和自然的肥力就猛烈下降。通常他将必须决定，把劳动者和物质生产资料使用于维持或扩大那些将来才在消费上成熟的生产资料（房子、工具、原料等等），也就是“资本投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在给定的劳动力和给定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投入与消费品的成熟之间流逝的时间越长，这些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消费品通常就越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规则。每个人都根据它行事，就是当他口头上否认它时，也是如此。每个人都知道，使用机器和工具会提高劳动的效力；他知道，他骑自行车比步行前进得更快。但是，花费劳动和物质生产资料去生产机器和工具，不过是在一个时间上距离消费品成熟遥远的地方花费，因而是把今天 现有的要素用于取得在遥远的未来 才可以支配的消费品。现在建立一座高炉，其产品以后也用来生产自行车，这些自行车长时间地服务于交通。现在的这个高炉建设意味着：为了提高效力而使服务的花费在时间上与它们的产品成熟为消费品远离。
这个普遍熟知的经验规则以某种事实情况为基础。这种事实情况同样需要科学的—精确的描述。在这方面显示出，在为生产一种消费品而投入的所有劳动和物质生产资料的使用与这种物品成熟为消费品之间经过了一个“平均的成熟时期”，存在着特殊的、但是可以克服的测量“成熟时间”的困难，而在实际上，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发生的是效力的提高。不应该把这种事实情况与第二个经验规则的事实情况相混淆。那里 涉及的是，例如在用高炉生产生铁并为此将煤、矿石、其他物质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服务结合起来的时候，一种 要素的增加导致产量的增量起初增加并且然后减少，而这里 涉及的则是，一般说来通过在时间上远远地向后摆动的生产道路（从而通过例如一座高炉的建立和运营），劳动和使用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的效力相对于把它们直接引向消费而大大地提高。
在实际的经济中，存在着双倍延长成熟时间的情形，让我们追踪一次土豆收获的用途：三分之一用于做菜，三分之一喂猪，七分之一选出作种子，剩下的用于喂牛和生产淀粉、酒精等产品。如果必要，我们从时间方面来察看这些用途方向，那么就会发觉，总的说来土豆做菜的用途最快地导向消费。在喂猪时发生的是“返回”，也就是说把已处于消费成熟的土豆用于另一个生产过程即猪的生产，这样土豆在距离成熟为消费品的时间又更远了。在下一年的生产过程中用作种子的、在工业上加工的或喂牛的那些土豆以同样方式返回；可是在这里，在返回的每一个个别的行动中，都经常与成熟为消费品保持不同的距离。除了返回之外并且与它一起还发生了“生产道路的延长”——这是拉长成熟时间的第二种方法。这也就是说，通过例如把土豆返回作猪饲料，也把农夫的同样可以用于满足当前需要的各种劳动服务引上一条更长地延续的生产道路。雇用来建造一座高炉的那个男人的劳动也同样随着铁和其他材料的返回一起而被导入一条长久持续的生产道路。如果我们追踪一块皮革或者另外某一种物质的生产资料，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如果把这块皮革加工成鞋，它可以不久就成熟为消费品。或者它可以被返回，与其生产道路已经延长的劳动服务相结合而被用作皮传送带。但是，人为什么这样根据双重方法来拉长各种成熟时间？他为什么“投资”？他为什么在这一范围内放弃及早的消费并把它推到未来？因为他由此而提高了现有的劳动和物质生产资料的利益。 (43)
* * *
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所熟悉的各种计划资料以及各项经验规则构成了那一基础 ，集中的领导的各种经济计划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这里涉及的是计划的一个整个体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一年或者好多年的一个总计划构成了一切指示和行动的基础；以及因为对下个月和下一天的计划执行要改动这个总计划以适应它。这个总计划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就是当人主要出于一时的冲动而行事并且没有有意识地拟订广泛的计划时，他通常还是必须对某些问题作出长期有效的决定。例如农民对有关他种植的各种作物以及他如何种植它们就是这样。通过这样一些决定，就给了那年的其他的经济活动一个确定的方向。）
在总的计划中以及在下属的各个较为短期的计划中，集中的领导实施的是物质生产资料与劳动服务的那些它觉得最有利的结合。在领导拟订经济计划时，它必须估价各种个别物品（各种劳动服务、自然的服务、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在各种不同用途中所具有的意义。它必须进行评价，整个计划都依靠这种评价。集中领导的经济是一个价值的世界 。经济学的理论应当 详细地指明而且它已经 从不同方面指明了 ，集中的领导现在如何拟订计划，经济实践的边际观念在这方面具有什么功能，作为“第二最好的组合”的成本如何影响各种决定以及总的说来每个计划是如何构思的，从而日常的经济过程是如何依照其五个方面决定的。
b．实际的过程。风险
领导的各个计划一付诸实施，就显示出一个最为重要的事实：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证明的是，各种“实际的资料”不同于过去所考虑到的那些“计划的资料”。“计划的资料”和“实际的资料”之间的距离产生了作用。领导可能在提出一个计划时搞错了，或者各种资料可能在执行计划时实际上发生变化。这样一种距离可以在所有的资料上都成为全部地或者个别地可感觉到的。一个违反预期的寒冷的冬天，改变了各种需要或者使越冬作物的种子冻死（从而造成了与过去的预期不同的资料——自然），可能还引起疾病并且因此而没有预料到地减少了那些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火灾可能毁坏或减少计划由之出发的过去生产出来的物品的存货；一种新的建筑技术在使用时表明不像过去预期的那样有利。当然，得出的结果也可能是，各种实际的资料比过去认为得更有利：天气可能更好，存货的缩减可能比事先预计得还小。
因此，计划的各种评价和领导的各个命令只是作为例外才被证明是完美的。通常存在着一种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各种预期只是部分地得以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缺乏完全的预见。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简称为风险 的那个要素都在起着作用。
对各种计划资料通常没有完全变为现实这个事实，人以双重方式作出反应：他常常觉得必须改变原来的计划并使它适应新的形势。如果越冬作物的种子冻死了，那他就必须力争通过在春天重新播种而尽可能地弥补损失，这就迫使他调整这几个月中的各个计划和各个活动。如果一个劳动力没有预期到地损失了，那么对这个时期的全部劳动投入的安排就必须是别样的。各种短期的、例如每天的经济计划和指示不断地校正原来的、粗线条地制订的计划。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校正是必要的，就不可能事先为例如一年的一切经济活动都一直规定到所有的细节。一般说来，主要计划只规定经济活动的总方向。各个短期计划在校正当时的主要计划的情况下“摸索地靠近”各种实际的资料。
但是第二，风险也反 作用于主要计划的拟订。人们试图这样编制主要计划，以致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小。因此，我们对计划的各个基础的速写就需要补充：通常在计划中也注意风险 （——不仅是那6种资料和那3个经验规则）。如果估计风险大，那么人们就常常放弃较为长期的计划。例如，如果战争的危险是巨大的，那么就会放弃在好多年之后才会表现为消费品供应增加的各种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回避风险。或者是尝试减少风险。在人被神秘思想迷住的时候，他就试图通过招神驱鬼、献祭和祈祷来抵挡气候的恶化、歉收、疾病。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由此所从事的尝试是防止各种实际的资料过大地偏离各种计划资料；在这方面，当使用特殊的人物来准备和从事这样一些献祭和招神驱鬼的时候，就必须在各个计划本身中一并考虑这种准备和实施。但是，在非神秘思想的时代中，受到重视的是减少风险的其他手段：例如，在计划中规定生产各种不同的物品，其特别的目的是减少风险。例如，一场事先没预料到的暴寒一般说来不会同等程度地伤害各种不同的田间作物；因此就增加种植的田野作物的种类的数目。同时，特殊的建筑和设施能够减少火灾或洪水或疾病的危险。最后，考虑到风险，人也常常感到有理由停留在曾经执行过、经受过考验的经济计划上。在这些计划上，他对各种实际的资料知道得更清楚。他一使用新的做法，他就必须考虑到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更大的距离。因此，坚持较老的做法常常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产生于对风险要素的一种更仔细权衡的考虑。
在几千年和几百年以前以及在今天，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之间的距离在任何地方并且对所有的经济领导来说都是根本性的。但是，科学不能无视在一切具体的经济中都决定性地参与决定人们的计划和行动的那种东西；否则它的思维机构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使用。但是，大多数较老的国民经济学家在他们的分析中很少考虑缺乏预见、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在我们的时代中，这方面却出现了一个转变。有关“预期”、“预作”、“事前和事后计算产量份额”以及有关风险的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
但是，现在有必要在经济学理论中把这个事实总体在经济的实际上发生的全部事情中也拥有的那个位置 分派给它。国民经济学家们必须精确地认清所有的资料和经验规则，从它们的性质上去规定它们并且在经济学体系中这样全部安排它们：它们在理论上全都正好占有它们在实际中所具有的那个地位。正像国民经济学家们必须这样做的那样，在理论上也必须这样对待风险。风险不像过去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也不是资料，不是经验规则。更确切地说 ，它存在于计划资料与实际资料的差距中 ，并且因此而在经济过程中占有一种特殊的、中心的地位。国民经济学一旦认识到，事实的诊断使区分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成为必要，它也就成功地在经济学理论中给风险指派了正确的位置。在细节上作必要的修正之后，对风险的这一系统的规定的正确性也适用于交换经济。此外，可以容易地在日常的经济中检验这种正确性。 (44)
2．展望对交换经济的经济体制的分析
在交换经济中，对于经济过程的进程来说，决定性的是好多个或许多个经济构成物、厂家和家户的各个计划——而不是一个 地方的各个计划。对此我们已经谈过。在一个较大的人民中，上百万独立的厂家和家户并列地工作着，但是劳动通过分工互相联系着，而每个个别经济都只是实施着全部过程的一小部分。由此产生了（对此我们也已经谈过）另一个重大的实践上的任务：必须协调 各个个别的计划，以便使各个个别经济的各个行动相互衔接并且由此而有意义地控制全部过程。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仅仅必须解决稀缺问题，而在交换经济中却同时还必须解决各个个别计划及各个行动的协调问题。
在货币经济中，各个个别计划的这种协调通过价格体系来进行。因此，理论的任务就是指出，在根据那5个方面协调各个个别计划上，对交换经济的全部控制如何在价格的形成中进行。 (45)
1．把价格宇宙只作为整体来研究是容易理解的。那时在眼前看到的就只是总的联系，而放弃了把各个个别的厂家或者家户作为出发点。大多数古典主义者以这种方式行事。例如李嘉图、萨伊、约翰·s．穆勒就是这样，不过许多较新近的人，像克拉克或卡塞尔在他们对现代理论的表述中也是如此。这种做法不是完全无可置疑的。把价格体系的宏观宇宙直接作为整体来描述的尝试，太少地以经济实际的各种事实为依据。人们没有足够地认识到，交换经济的所有过程都是在厂家和家户中进行的。难以建立起这些思想体系与日常经济生活之间的联系。熟悉例如卡塞尔对现代理论的阐述并且领导着一个工厂厂家的某个人，只能困难地在他的理论知识和他日常所做的之间建立起联系。他在理论阐述中找不到有关厂家内部过程的任何东西。但是在一个理论体系中，他正是应当认识到，个别厂家的各个过程如何互相衔接，而科学的认识应该教育他在经济的总联系的范围内察看他的厂家的活动。此外，国民经济学在这样处理交换经济的问题时总是冒着这一危险：在它的分析中甚至见不到具体的实际的踪影并且成了思辨的、脱离现实的学说。经济实际直截了当地要求：分析从研究个别经济开始，就像屠能已经以巨大的成就所做过的那样。
因此，当在较近的时代中，在整个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都产生了一个从理论上研究各个个别经济 的运动时，就应该把这个运动看作是对纯粹宏观地构思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合理回击。例如，只有当我们从分析各个家户和厂家出发并且这样把握了劳动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各种特点时，我们才会使工资理论站稳脚跟并使它能够使用于说明实际。但是，国民经济学科学的这种发展今日刚想变成片面的并且因此而蜕化。恰恰是数学的—理论的流派喜爱局限于深入地研究个别的厂家模型或者个别的市场模型。例如，人们构思了成本曲线，想用它们复述个别厂家中的成本历程，但是人们不再关心主要问题：对于控制全部的交换经济的过程来说，像在各个个别的厂家中出现的那种成本现象具有哪种功能？由此而把理论的中心任务——使所有的个别经济的各种关系可以理解——推到了一边。这种转变也解释了今日在理论家们的某些圈子中的人们面对过去的各位伟大的创建体系者的著作所具有的那种完全的不理解。没有认识到：科学只能以一个体系来认清经济实际的全部联系。仅仅是分析厂家、家户或者个别的数量关系本身还根本不是理论的国民经济学。认识了全部的联系才推断出个别经济的各个过程的意义 。举一些例子：对于个别的企业家来说，利息的存在不是问题：他只知道，他必须支付它。他也知道利息什么时候上升或下降；但是就他的厂家而言他不能认清各个原因。当利息下降时，他更有力地使他的厂家机械化；而他不需要考虑他因此而在别的地方引起了哪些改变以及他由此而如何影响各个生产过程。资本在他的结算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并不关心，为什么所有的企业都这样结算并且因此而完全确定地校准了全部的国民经济的生产，也就是说个别企业的结算有什么意义。企业家这样看各种事物并且据此行事，是可以理解的和正确的。但是，如果科学占有了各个个别企业家的这种眼界的话，那就是不正确的。它的任务的确正是揭示全部经济的各种联系。为什么有利息？资本具有什么功能？资本计算具有什么意义？如果国民经济学把这个任务推到一边并且局限于精确地描述厂家内部的过程或者个别经济的个别集团的关系，那么它就陷入了一点一点的观察并且失去了它本来的生存目的。
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那一点，在这一点上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由于实际的片面性而并不罕见地脱离了实际。如果它构造体系而不从精确的个别经济 的分析和分析个别的 市场出发，那么它就很容易失去了依靠。如果它分析个别的厂家、家户或市场而不在一个思维的体系中把握交换经济的全部联系 ，那么它同样脱离了实际，实际恰恰不是厂家、家户或市场的并列。只有个别经济的和全部经济的分析相互衔接才使得我们探索的各种联系得到认识。
2．如何能够解决这个任务？正如过去指明的，分析个别经济的结果首先是：就是在各个个别的厂家和家户中，各个行动也以计划为基础。它另外的结果是：个别经济的各个领导者所考虑的那些计划的资料只是部分地与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构思计划所依据的那些计划资料相一致。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计划被各种全部 经济的资料所包围。在交换经济的各个厂家和家户中各自只运行着全部过程的一小块 ，它们的各个计划是“不完全的” （142页及下页）并且只是在个别地方碰上了全部经济的资料 。
让我们以一个有100公顷土地的农业厂家为例，该厂家生产并出售小麦、猪、牛奶、干草、亚麻和其他一些农产品。（在这种厂家中常常可以找到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各种要素。这里当然不考虑这些因素，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交换经济的理想类型。）各个经济计划从而生产的方向、各个劳动力和各种现有的物质生产资料的投入、投资规模、使用的技术和各个不同种类的作物以及各个建筑物位置的选择是由什么决定的？由各块土地的质量和气候，由可得到的各个劳动力的种类和功效能力，由厂家领导者的特殊才能，由现有的各种建筑物和机器的数量和种类，由法律和社会组织的各种有关的规定。我们也可以描述性地这样说明这些事实：对于厂家领导的各种决定来说，自然、劳动、技术知识、物品的存货以及法律和社会组织这些资料是决定性的（在这方面，它在提出各种经济计划时就像各种资料对它显得 的那样来使用它们）。在这里，厂家直接碰上了各种全部 经济的资料。但是此外，它（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被价格包围着：作为劳动服务、种子、肥料、燃料和其他许多原材料的购买者，作为产品的出售者并且最后也作为必须支付利息的贷款接受者。在后面这些个别经济的资料中表明，厂家的各种计划不是“完整的”计划，因而厂家并不直接碰上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在厂家的领导所持有的现金库存上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把各种价格理解为“交换经济的各个最外部的边界在个别经济的各个边界上的投影”，这些投影是在那些地方，在那里个别经济“并不直接地而是在恰如其分地照顾了所有别的个别经济的情况下接触”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k．f．梅耶）。实践家十分熟悉这种观察方式，也就是把全部个别经济的资料分为两组：他也把与他的厂家、他自己和他的工人们的各种特性有关系的那些 给定的东西与没关系的那些 给定的东西区别开来，这些给定的东西产生于他的厂家的市场联系。同时，他考虑到那些与生产有关的经验规则，即第二个和第三个规则：他知道（尽管还只是粗略地）“产量增量递减规律”。因为他没有起那些念头，例如想把所有的作物都种在一小部分土地上而让其他的土地闲置。而且他也知道那一经验规则：把可支配的各个劳动力投入到建造一条道路或一套排水设备而不是投入到锄地上，虽然减少本年的收获量，但是却提高了未来的收获量。由所有的（个别经济的各个资料和那两个经验规则）一起产生了领导者的各个经济计划，该领导者在这里遵循的是杰文斯、马歇尔等人所告知的替代原则。
但是，还没有说明决定这个厂家领导者的各个计划和行动的一切因素：期望与实际经常不一致。就是这里也存在着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距离。然而，与各种资料的差别相适应，这个距离以与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有些不同的方式而起作用。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仅仅 产生于气候的波动、火灾等等，而且也产生于价格的变动。例如，厂家的领导者在猪的饲养上考虑到饲料、仔猪以及喂肥的猪的一定的价格。有时候它们没有或者没有准确地变为现实。这样就产生了价格 风险，在这种风险中表示出厂家的领导在它的计划中没有能够精确地事先估计出它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往来的其他那些个别经济的实际的发展。厂家的领导者知道，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双重式样的风险。而风险因素是他在他的计划和行动中最后也还要考虑的东西：通过种植的多样性、保险、建造防护建筑、保持商品和货币的储备以及搁置范围广泛的计划和巨大的投资。在这里，政治上的信任也起作用，它对于经济领导、日常的经济生活以及对于它的变化，也就是说各种经济形势运动是如此地重要。对政治秩序的信任引起的后果是：各个厂家领导预计例如各种公共捐税等等的某些资料经久不变。于是就因此预期不会妨害深远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在许多年之后才发生作用。各种资料越是显得不持久，为较远的未来所作的计划就越少。
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之后，上述情况也适用于每个家庭 。家计受价格限制：例如工人的家庭一方面受收入、另一方面受消费品的各种价格限制。可以说它作为一滴水在交换经济的价格之海中游泳。同时，家庭领导的计划和行动由各种需要以及由物品的现有的储备决定，在这里又须从双重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储备。家庭通过支付和得到价格，在有些场合并不与全部经济的资料接触；而在有些场合（就它的需要等等来说），它的个别经济的资料同时就是全部经济的资料。在这个纯粹的消费集体中，可以考虑的只有那第一个经验规则，它同样总是在起作用。而这样依据双重资料、一种经验规则以及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就形成了家庭的所有计划。
对厂家和家计作了分析，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就告结束。
只要个别经济与全部经济的资料接触，它就在这里达到了它的边界。但是此边界必须把那些 个别经济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经济的资料）正是回归到全部经济的资料上去，并且由此使个别经济的过程作为一个全部经济的过程的片段加以理解。
对个别经济的研究本身表明，研究必须在哪个方向上向前推进，以便靠近这个目标。这里没有任意性。厂家和家户被价格包围，它们通常拥有一笔现金储备，它们为支付价格而需要这笔现金储备。这个事实强迫科学向着两个方面继续工作。它必须研究与各种市场 以及与各种货币体系 的联系。
由此首先产生了这一必要性：研究例如前边所举的那个农业厂家如何行为，如果它比方说在完全竞争下供给黑麦和生猪，它对价格的变化如何作出反应以及如何形成它的供给。同样，如果它在供给寡头垄断下或在别的某一个市场形式下出售，它是如何计划和行动的。在这里同样应当考虑到时间因素：对于短期来说，每个厂家在一个市场上（例如在小麦市场上）的供给来自一个“给定的存货”：例如来自直到下一次收获小麦之前可供支配的存货。对于比较长一点的期限（例如对于下一年）来说，供给是从正在进行着的生产中、而且是在现有的农业厂家的“给定的生产装置”下涌出的。在更长的期限中，就是生产装置也可以根本改变（扩大或者缩小）。在大多数生产部门中，这种时间刻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供给一种药品的制造业垄断者对于十分短的期限从给定的存货中这样做；在期限比较长一点时，通过他根据他的厂家的给定的生产装置来寻找古诺点；在期限更长时，通过他从所有可能的生产装置中为自己选出和建立那个对他最有利的。例如，供给垄断的理论分析不能只研究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存在着一条一定的成本曲线；而且它同样要研究“给定的存货”和“可改变的生产装置”的情况。时间的所有三个方面相互交错连接。必须以这个三阶段的时间刻度为基础来研究资料的改变与价格的变动和它们的影响之间的“反应持续时间”以及所谓的“滞后”的各个重要问题。
从各个个别的厂家和家户在各种不同的市场形式中的行动中，得以形成在各个个别的、时间上与空间上有限的市场上的全部需求和全部供给：例如在一国的小麦市场上，在短 期中，小麦的供给发生于“给定的存货”，在中 期中，从“给定的生产装置”中供给，而在长 期中，则意味着处在“可变的生产装置”下。
但是，个别厂家和个别家户的分析正是表明了所有 市场的互相依赖。因此，分析的第三阶段必须把各个个别市场上的全部供给和全部需求都一直归因到整个交换经济的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只有在那时，并且在补入了同样必须从各个厂家和家户的分析中得出的各种货币理论的知识之后，才会使交换经济中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联系看得见。在更详细地阐述时我们将会发现，交换经济的这些全部经济的资料合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全部经济的资料。就是在这里全部经济的资料也是6个：需要、自然、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完成了的和正在成熟的消费品的存货、技术知识以及最后交换经济的社会和法律组织；它们与各项经验规则一起决定了一个交换经济的巨大的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控制、分配、投资、应当使用的技术和位置选择的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它们。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就像对集中领导的经济那样，同样必须指出它们如何交错连接。但是它们却与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完全不一样地交错连接。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应当满足的需要是由集中的领导规定的；在那里，各个消费者被剥夺了权力，而各种资料如何起作用则取决于中央管理机构的各种计划。
我们对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资料所说过的一切，例如各种需要的本质和各个种类，自然与自然的服务和劳动与劳动的服务的区别，作为经济的资料和作为经济上的任务的物品当时的存货，也适用于交换经济的各种资料。只需要少许的重要的补充：当然只有 交换经济、而不是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才知道个别经济的与全部经济的资料之间的区别。第二：在交换经济中，没有人把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的整个圈子看作计划的资料，因为的确缺少全局的计划从而还有全局的风险。因此 ，在交换经济中有个别经济的“计划资料”和个别经济的“实际资料” ；但是只有全部经济的“实际资料” ，没有全部经济的“计划的资料” 。第三：在其中使用货币的交换经济的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中，社会的和法律的组织还包括货币体系和事实上运用的货币政策，以及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的确不可能有的各种显现出来的市场形式。
让我们假定，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或者在交换经济中，所有6个全部经济的资料都较长时期地保持不变。这就是说：各种需要没有变化，气候没有改变，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的数目和质量没有变动，物品的各种存货的大小和构成、技术知识以及社会的和法律的组织都没有变化。在这个经济中会发生什么？回答只能是：总是反复同样的东西 。经济过程将年复一年地呈现同样的情景。就是各种价值和价格也将保持完全不变。而且这个经济还将具有第二个特征：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之间的距离将会逐渐消失。因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和交换经济的各个企业和家庭的领导者们将会把前几年的各种实际资料当作计划资料投入到他们的计划中使用，而这些计划资料将总是反复地得到证实。预期和实际之间将不存在区别。将会缺乏风险。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状态简称为“静止的”状态。静止状态过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各种资料中不断地出现较大的、只是罕见地出现较小的，但从来不曾没有推移，这很清楚。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年复一年地发生严格地同样的东西。但是，思想上用这样一种想象去工作并不是不容许的。因为静止的状态是可能的 。
静止状态的观念同时是必不可少 的，以便从其联系上去认清经济实际。为了理解经济过程，确定经济的全部进程在给定的资料状况下朝着哪个状态运动是必要的。光是因为这个，这种观念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识工具。它同时是分析日常经济生活的推移的基础：因为通过每次变动一个 资料而使经济发展的现象可以理解，所以静止状态的这种观念特别有助于认清发展的现象。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尤其是“变动法”。
但是，静止状态的观念也是危险的 。它容易被不正确地使用。而且有两个失误，它们二者都已经证明是最为有害的了。
人们常常局限于描述一种认为是给定的状态。这时静止状态的观念就是一种使实际提供的那些经济学问题消失的手段。比如人们设想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在那里所有6种资料都保持不变，这样领导者在那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做。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计划和指示，而他的共同体的成员们则同样以均匀的节奏重复着他们的活动。领导没有被置于新的需要解决的实践上的问题之前。他可以献身于别的非经济的任务。经济问题的解决在于持久不变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在每一种形式的交换经济中情况也是同样。如果所有的全部经济的资料都不变，那么厂家的领导者和家户的领导者除了重复他们的指示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而在这个单调的世界中，一切行动都同样重复着。描述这样一个静止状态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想的是例如那样一个交换经济，在其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如房屋、机器、原料）的装置总是保持着同样的状态，不扩大也不缩小。为什么这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保持不变——不关心这个问题。在用静止状态的假设把问题抛出之后，人们发现：它不再存在了。可惜，这种内容极不丰富的论断经常被用于根本否认那样一些问题的事实上的决定性意义，这些问题与生产的时间结构有联系。在静止的经济中，同样很少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使用一种一定的技术。一种一定的技术刚好被 使用着。单纯描述始终如一地重复的经济过程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当然，就是在实际中重要的风险问题也消失了。如果把经济上静止的状态当作给定的接受下来，它就是极没有趣味的。只有当人们问道，从那成万亿的可能的生产结合中如何恰好选出了这些结合时，它才成为引起兴趣的和重要的，甚至于极其重要的。
第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静止状态。它们可能显得这样：一切物质生产资料都得到了最优利用，而且全部劳动者都充分地、尽可能好地就了业。那时我们就总是谈到一种“一般的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或者持续地保持着失业者、没有使用的设备和闲置的存货，而且缺乏对各个就业者的尽可能好的使用。那时“缺乏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就占统治地位。一般的完全均衡事实上仅仅是在完全一定的、而绝不是在一切资料状况下（即在所有市场上的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才是习以为常的。和洛桑学派一起在静止状态下只想到一般的完全均衡，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错误。不可能为静止状态总是一种一般均衡状态这种看法提出根据。
现在，如果把两种错误集于一体，局限于描述一种给定的、完全的一般均衡状态，那么静态的理论就提供了一种思维装置，它必定 不适合于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 (46)
3．各种经济体制的关系
针对着经济过程如何从那5个方面在它们当中运行而去研究在全部形态之中的两种经济体制，是一个虽然明了、但又非常广泛的任务。光是因此就可想而知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论述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一切 形式以及一切 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本身吗？所有这些分析是并立的吗？还是可以把对一个 理想类型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使用到其他的 理想类型的分析上？或者还有：也许，研究一个或少数的理想类型中的经济上的全部联系就够了，而各种成果可以不加考虑地使用于其他各种类型？
对此可以有三点回答：
a．为一个 经济体制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求解，对于解决另一个经济体制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常常不仅是有用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例证。请特别想想对各种价格问题的处理。如果随着瓦尔拉斯或者马歇尔直接研究交换经济并且从事于仅仅描述价格机制，那么虽然能够获得极为精确的结果，但是交换经济的全部联系的含义 就变得不可充分理解。和熊彼特一起说：还没有“在价格和赢利机制的不完整之作后面”看到“社会的生活过程”。如果走上了通过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世界的迂回道路，首先研究它，然后才进入交换经济的世界，那就完全不同。因为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是由一个 头脑领导的，在这里，一切评价和行动的含义在它们的联系上就成了能够容易理解的。例如从它们与满足需要的联系上去评价和控制各种生产资料。单纯分析交换经济的生产资料价格所不能做到的，现在就成功了：理解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形成从而还有成本现象具有什么意义。因此，研究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不仅具有这一目的：说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就像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那样的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它同时为认识交换经济创立基础。看到了这一点是奥地利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伟大功绩之一。谁理解了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与它的评价的联系，谁也就学会理解，在交换经济中如何通过价格的形成来“评价”以及各种价格关系的推移在经济的全部联系中具有什么意义。
在一种 情况下，用好多种经济体制或市场形式来工作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在那种时候，那时必须研究一种交换经济，在其中公共权力完全地或部分地规定各种价格。
我们说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经常地出现，不能把它看作一种特别的市场形式，而是各种价格的规定发生于各种不同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之中。因此，它占据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在这里，价格也 是一种全部经济的资料，不再是问题。国民经济学不能推断，它的高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种（只是在这种 ）情况下，这意味着越过资料的边界。政治权力直接作出决定。尽管如此，面对这种局面，理论的分析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对此的认识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问题继续存在：在规定的价格下供给和需求、生产和供应有多大；价格规定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过程。
让我们假定，在一个国家中，从一个一定的时点起官方规定了纺织工人的各种工资，而且提高了它们。工资的提高如何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问题的回答要求提出和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以前 工资是在哪些市场形式中以及如何形成的？也许是在需求垄断中，因而是这样：彼此竞争的工人们面对着在劳动市场上是需求垄断者的工厂主们，从而工资可以被压低到最后一名工人的边际产品之下。或者存在过的是比方说完全竞争？——并非更不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各个纺织厂家如何处于它们的产品的各个市场上，它们是在竞争中、在垄断中还是像另外那样供给。工资的形成、工资的高度、就业的程度和产量各根据这些而不同；如果事先对公共权力以其价格规定进行干预的那个经济过程没有一个完全清楚的概念，就从其作用上去研究官方的固定工资和任何别的官方的价格规定，那是没有意义的。
此外，研究公法的价格规定要求先对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进行理论分析。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固定住价格机制导致一个中心处所直接接管经济过程的控制。例如，如果木材价格的上升被国家的价格规定所阻止，现在通常就会实行由一个中心处所来向购买者们分配木材。价格不再照管对应当满足的和不应当满足的各种需要的选择，现在这种选择通常并不是被托付给偶然，而是通过限量配给来实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限量配给是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的一种措施。
b．两个模型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和交换经济的许多形态的渐进表达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的分析间接地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它们的直接用处却不大。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为卓有成效地分析难于通观的理想类型作了准备。我指的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最小形态——鲁滨逊的简单经济，以及交换经济的原始形态——自然交换经济 。
1．据说鲁滨逊分析也只具有最小的价值。这受到驳斥。迪尔、斯盘和卡塞尔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认为鲁滨逊是一个没有用处的虚构。据说人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在与别人的联系中从事经济活动。人的经济具有社会性质。据说，谁想在历史上寻找一个人们在其中孤立地并列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时代，他就会什么也找不到。无论是在史前史中，还是在我们具有文字见证的那些时代中，都找不到。虽然从古代的那些走进荒野之中的先知，到今日的那些必须降落到荒凉的地方的飞行员们，一再有那些零星的情况，在其中一个人必须成天、成星期或者成年之久地单独进行经济活动；但是，这是例外，它们对于经济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由此人们推论出：“对我们的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集体中生活的个人才有意义。”“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考察，鲁滨逊只是独自从事经济活动，他是没意思的”（迪尔）。人们这样问道：如果要解决例如今天的工业经济的问题或者社会经济的其他问题，鲁滨逊式的故事有什么用呢？
另外一种考虑加剧了反感：鲁滨逊式的故事主要是在18世纪中、而且是从启蒙运动的哲学中产生的。人们想用它们来证明，对宗教、对道德和对法的一种自然的本能活在个别的人之中。如果今日的国民经济学研究用鲁滨逊式的故事来工作，它岂不就确定了一个一定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吗？
这样一些异议是以误解为基础的。虽然人只是罕见地独自从事经济活动，这个理想类型却恰恰对认识社会经济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有两种特性，它们使鲁滨逊成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思维格式：在这里，一个人必须独自解决经济的各种问题，经济活动的基本的事实状况特别强烈地在这里显露出来。在这里，主体—客体的关系是明确的和清楚可辨的。与此紧密联系的是鲁滨逊模型的另一个良好的特性。因为在这种侏儒状态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没有困难就清楚了的是，每个个别的经济行为作为环节而适应以及如何适应全部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得出各种系统的思想，通过它们才能够认清经济过程的相互交错。因此，鲁滨逊经济的模型应该得到比相应于观察到的各种事实状况的罕见性远为更大的意义。鲁滨逊分析不是无用的、脱离实际的思想游戏，而是思想的工具，我们通过运用它们来克服在分析社会的经济系统上的困难。我们并不是相信，社会的经济是由鲁滨逊们组成的。情况无疑不是这样。鲁滨逊分析对准的是整体 、它的全部联系和它与客体的关系。我们把那些洞察力归功于以鲁滨逊经济来研究经济的整体，这些洞察力使社会经济（不管它是集中领导的经济，还是交换经济）的较为难于通观的联系可以容易得多地认清。
如果人们想这样的话，鲁滨逊分析就是预先的研究。应该多多地并且持久地使用它们。那时就极快地看到，它们是值得的；而且如果把它们用作方法上的辅助工具，它们就与过去的那些哲学上的鲁滨逊式的故事完全不同。这些故事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对此我们在这里不必谈论。 (47)
2．我们在“自然交换经济”上认清了交换经济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位于远为重要的“货币经济”之前（第176页及其以下）。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史前史时期、欧洲古代、中世纪和部分地也在近代的时代中以及在其他文化圈中都曾处于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之中。我们强调历史上的经济的这个方面，并且这样发现了自然交换经济的类型。它的历史意义过去是 巨大的。但是随着货币的向前推进，这种意义就变得越来越小。不过就是在这里，指出某些历史事实的意义也没有说明分析的重要性。自然交换经济的分析又是作为预先的研究而获得了它的特殊意义。而且是作为为货币经济的预先研究。众所周知，正是古典作家们以这种方式使用了它。为了首先排除货币对交换经济过程的各种影响，他们分析了自然交换经济。他们想直观地在眼前察看各种物品流，并且因此他们设想自己处于那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没有货币，也就是说没有普遍适用的交换手段。由此他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例如，他们以何等的把握成功地驳倒了旧的关于普遍的生产过剩的错误学说；这种学说以这一错误的想法为基础：一个国家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两个完全分开的量，总供给倾向于超过总需求。萨伊、詹姆斯·穆勒等等通过探讨自然交换经济中的问题，能够非常容易地指出，今天还在传播、继续盛行于所谓的购买力理论中的这个学说的各种错误在于何处。对自然交换经济来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谁把一种商品的供给（比方说鞋或者水泥）带到市场上，谁也就带来了需求的愿望 ，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同时他有购买商品的能力 ，正是由于他供给了水泥或者鞋。因此，在自然交换经济中，扰乱只能产生于供给和需求的局部的错误估计。人们指责过古典作家们，说他们把自然交换经济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正常形式，认为靠着它的研究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只给货币指派了一个附和者的角色，没有认识到货币在货币经济中是一个完全积极的要素。这种指责通过经常的重复而变得粗糙，它因此而变为错误的。甚至萨伊和詹姆斯·穆勒也给他们关于普遍生产过剩的不可能性的定理补充了这个注解：货币流通中的变化可能会引起一场普遍的亏损销售。不过，他们没有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向前推进。别的人，如休谟或李嘉图，非常确切地知道，货币不是简单地像一块面纱那样盖在物品世界的各种实际过程之上；并且他们因此也知道，靠简单地转借分析自然交换经济的各种成果并不能说明货币经济的经济过程。其他人（就像例如后来的通货理论家们那样）又几乎无与伦比地坚决有力地强调了并详细地描述了货币数量的各种变化对交换经济的全部过程的影响。对于他们，所作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现代的国民经济学更详细地研究了货币经济与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特别是从k．魏克赛尔到e．林达尔的瑞典研究者们指出了：货币经济与自然交换经济之间的距离很大，不能把货币经济理解为自然经济的简单的继续形成；相反，经济过程由于货币的使用而运行得根本不同于不使用货币时。尽管如此，作为预先的研究，自然交换经济的分析仍然是宝贵的。没有它，就可能冒忘掉物品经济的基本事实状况的危险。例如，如果不是纯粹从货币和银行技术上来把握有关“储蓄”和“投资”的讨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开始于研究基本的事实状况，即在一个自然交换经济中的生产的时间结构，那么这个讨论将会获得多大的成功啊！
c．在一个巧妙地选择的模型的序列中提出问题，并且首先在简单的、然后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状况下提出并解决它，由此来从理论上解决它，这在大多数的国民经济学问题上都证明是一种头等的启迪学的手段。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需要科学的得体。
因为各个个别的经济体制、市场形式或货币体系中的各种条件状况从来就不一样，就绝不能把分析一种类型的各个理论成果不加考虑地用作关于别的经济体制、市场形式或货币体系中的条件联系的陈述。例如经济过程的进程，就像它在那两种极端的形式（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和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发生的那样，可能显露出某些相似性。可以指明：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能够 在某些情况下把经济过程控制得类似于就像它在完全竞争中运行得那样。但是，这个论断不应该诱致这一看法：在两种情况下经济过程都必定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而对一个模型的分析可以代替另一个的分析。继续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这里一个 意志和一个 计划排斥所有其他的而作决定，在那里所有的 家户和厂家的意志和计划都在作决定。在这里权力的分配与在那里完全不同，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这儿不存在自由的消费选择和劳动场所的自由选择——与那儿相反。人们各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中。在这里和那里经济上的全部联系的形成完全不一样地发生着。不允许用错误的理论上的拉平来磨掉这种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差别或者使其消失。
从它们的不同形态上对各种个别的经济体制的各个分析必须彼此适当地互为依据，但是不应当不加考虑地采用各种成果。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把某些成果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有这样的普遍适用的成果，它们不受各种形式的多种多样性束缚。例如关于成本现象的陈述就属于这种成果。但是从各种个别形式的分析中才得知，哪些 成果是普遍适用的。
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充满了这些尝试：避开这条穿过为数众多的各种秩序形式的费力的道路、不注意或者远离这种多种多样性而想出一种统一的理论。在这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想到的都是完全竞争在一切市场上都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经济体制。这样一些“一元论的”体制由于其结构的简单性而有吸引力。但是它们并不符合过去和现在的多种多样的实际的经济。而当涉及的是解决具体的问题时，也就是在运用理论时，这种错误就造成恶果。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不能够说明例如部分寡头垄断的汽油康采恩的或者那许多样式不同的别的经济权力体的各种权力斗争；这些斗争决定性地共同决定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48)
4．各种资料
a．理解什么是资料，看到资料的边界经过什么地方，具有使用资料来工作的能力，是一切理论研究成功的一个根本前提。
我们看到了，资料不能“设置”，在获得它们时任何任意性都必须排除在外。从计划决定一切经济活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达到了确定“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我们谈到过各种个别的资料。现在有可能关于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功能再作出一些一般的论断。
1．全部经济的资料是那些事实：它们决定经济的宇宙，而自己则不是直接由经济上的事实来决定。理论的说明终止于各种实际的整个经济的资料。理论的任务是追踪各种必然的联系一直到资料圈，并且反过来指出，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取决于各种个别的资料。但是，经济学的理论没有能力说明它们的形成。
无数自然的和历史的事实、无法估量的事物和错觉日复一日地对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通过各种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而且只是在这条路上）起作用。在这里，一个 自然的或历史的事实可以构成好多个资料。例如，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既引起资料“需要”又引起资料“自然”的推移。或者：在挪威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的种族上的差别表现在各种资料之中——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需要、技术知识、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或者：在欧洲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中进行的扫除文盲和实施普遍义务教育，在劳动、需要、技术知识以及社会和法律组织这些资料的改变中表现了出来。或者：加尔文教的胜利进军无疑最深刻地影响了经济过程，这是通过它改变了好多资料：劳动、需要（在这里也应该想到更有力地强调未来的需要——也就是通过储蓄）、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并且还有技术知识。
2．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停止于各种资料的这个原理也适用于两种或多种资料相互作用的那些情况。
技术知识的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例子。它极为有力地说明，发明家活动的程度与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和法律组织最紧密地联系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经济秩序的各种翻天覆地的变革、清除有关应当使用的技术的为数众多的约束和各式各样的规定最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去想出新的做法。此外，各种现代的专利法针对模仿而提供了一种确定的、尽管是有期限的保护，专利法的创立很可能促进源源不断的发明。在这里，一种 资料的变化引起了另 一种的变化。但是这种因果联系仿佛发生在 资料圈的边缘上 。在法律—社会组织的变化与增长的发明家活动之间不存在经济上必然的条件联系。在各个国家里，此外还必须满足精神、心灵和物质种类的其他前提条件，以便使各种发明随着法律改革而增多。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精确地把握因果联系。对于理论来说，两种事实状况——技术知识和法律—社会组织——每一个本身都各是给定的量：资料。
3．产生于一种资料状况的经济事实和过程，也可以反作用 于全部经济的资料。
但是，这种反作用总是间接地发生的。它因此避开了完备的理论分析。完备的理论分析至多只能点出，一种资料变化可能 出现于哪一个方向上。举一个例子：在成衣业的地方劳动市场上，在需求垄断的条件下家庭手工业者的工资被压得很低。由于工资低水平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并且规定家庭手工业者的各种工资，因此，这里存在着这一事实状况：资料“法律和社会组织”之所以被改变，是由于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工资水平）对此给了推动。尽管如此，经济上的事实塑造资料，并不是相反，资料塑造经济事实。反作用是间接的。它通过国家的政策而发生。国家领导是否以消除需求垄断来回答工资的低水平，取决于国家的宪法、进行领导的政治家们的政治意志、公职人员们的态度或者工人们对国家领导的影响。因此，也不能够用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各种手段来说明各种工资的低水平与各个劳动市场的组织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理论家至多只能点出，很低的工资可能 导致国家的干预。
另一个例子：由于资料状况的改变，煤的价格显著下降，而许多煤矿陷入困境。由此推动了一些企业家、技术人员和化学家去从事新的实验，以便更廉价地开采和更好地利用煤炭。事实成功了。“技术知识”改变了，于是成功地压低了成本并且重新提高了各种收益。这种情况在上一个世纪类似地经常在许多制造业部门出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各种煤炭价格的跌落）也引起了一个运动，它导致了一种资料（技术知识）的变化。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显示出：技术知识直接地塑造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对技术知识的反作用则是间接的，并不是必然的，常常没有得以实现，而且决定性地取决于技术人员们的能力、教育和活力以及其他许多非经济的情况。因此，不容许经济学的理论宣称：价格—成本关系的恶化必定 导致技术知识的扩大和成本的降低。它必须限于指出，由资料的状况来精确地说明的经济上的事实状况可能 去推动改变一种资料。 (49)
4．理论分析所遇到的并止于其前的全部经济的资料，并不是经济政策 的资料。
倒不如说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较窄和较广的意义上，经济政策都正是通过它改变资料而起作用。例如，当国家禁止卡特尔、从事信贷扩张或者改革制造业的教育事业时，就总是因此而改变了资料。利益者集团的经济政策企图同样是要改变资料：例如国家的价格规定、禁止进入一种行业、进口禁令。
科学努力从思想上为创立一种有作用能力的经济宪法做准备。就是这些努力的目的也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塑造法律—社会组织的资料。在这方面，它当然要使用理论分析的各种成果。但是理论分析本身却停止于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
b．在确定资料的边界和处理各种资料上过去和现在所犯的主要是下述错误：
1．把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的边界向外迁得太远，并且由此使那些问题去承受理论的分析，这些问题通过它是不能够 解决的。
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提供了一个例子：在原则上，李嘉图正是像看待那些其数量取决于价格的产品的供给那样看待劳动的供给的。在长时期中供给的是那样多，以致习以为常的是各种产品的那个价格，它恰好抵补了生产的成本。李嘉图正是这样设想劳动者的供给的。据说在劳动的“自然价格”之下，劳动者的种属能够生存并且繁殖，不增加又不减少。如果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那么供给就增加，因为高工资形成了人口增加的刺激手段；如果它下降到那以下，那么劳动者的人口就会由于不幸和贫困而减少。这样，李嘉图就一环扣一环地把他有关物品生产的理论的思路转借到劳动力上来。
在这里，不能容许地越过了资料的边界。人口的增长和缩减直接取决于那么多自然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心灵的事实，以至于在各种工资的高度与劳动者人口的数量之间不存在一种必然的条件联系。李嘉图把人口数量看成是一个问题 （他想靠经济学理论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看成一种资料 ，而人口数量对理论来说事实上是资料。因此，他的理论命题没有得到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观察到所宣称的工资高度的运动与劳动者数目的运动之间的联系，是不奇怪的。如果理论把它的思想方法运用到那些并不处于被全部经济的资料划定了的界限之中的领域中去，它就必定会失败。
2．把全部经济的资料边界划得太窄：把一种体现经济学上的一个问题的事实设定为全部经济的资料。
在处理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各种当时的存货上，这种错误以简直是灾难性的方式起了作用。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它。但是，现在必须认识到，在这种错误中不能容许地束紧了资料的边界并且设置了一种“假资料”。如果把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资料看作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租金基金，或者把实际的生产过程看成那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劳动和自然以外，所谓的耐久的“实际资本”占有一种初始的生产要素的地位，那就正是把这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当作资料来对待。为什么科学不应该这样行事？有些理论家这样认为、据说厂家的领导者也这样做：他总是把各个现有的建筑物、动力机和工作机看作资料。据说科学因此而应当不再从思想上向后退去分解各个给定的资本物品。据说它由此只会陷入一个虚假的疑难问题和一种看不到头的、历史的、经济学上没意思的回归之中。
事实上，涉及的不是过去，而是各自的未来。因此，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也在任何时代都不把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存货仅仅 看作是资料。例如，一个铁路管理机构在它每日的和较长期的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设备、车辆和机车的今天现有的存量；但是它必须在它的这些计划中同时作出有关各种设备的折旧、保持和扩建以及有关重新购置滚动的原材料的决定。对它来说，当时现有的生产装置不仅是一种资料，而且它必须同时关心该装置的保持，也就是关心它的较近和较远的未来。
科学不应当忽略实际的这种事实状况；当它把所谓的固定的实际资本（也就是耐久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仅仅看作资料时，情况就是这样。耐久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从来都不是这样。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不是。它也 总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在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在德国所具有的耐久生产资料的装置取决于那些经济计划和行动：它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或实行了，或者今天或在较近的将来被提出和实行。因此，它的形态和它的规模都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结果 ，以至于对国民经济学来说，不能容许把它仅仅看作资料。 (50)
3．在从事变动时，改变的不是全部经济的资料 ，而是经济的事实。由此就以不正确的形式使用了“变动法”。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法是表面的和不彻底的。
这种错误出现于其中的最经常的（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于：在研究交换经济的问题时从变动一定的价格 出发。
例如，为了解决如何使两国之间到期的各笔支付款项和债权达到平衡、从而使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人们从古典作家的时候起就经常作出下述的理论列式：一国的外汇兑换率由于某些没有说明的原因而上升或下降，而现在考虑的是，由此引起了哪些平衡的作用。从这样一种问题表达法出发，人们描述一国汇率的下跌如何增加了它的出口并且阻碍了它的进口，以及如何逐渐地重新形成了国际收支的一种持久均衡。由此人们相信，已经回答了提出的问题。错了。问题的表达法是不彻底的，并且因此回答也是如此。外汇市场的价格变化说到底产生于一种或者好多种资料的变化。人们鉴于问题的这种表达法而对此根本不加理会，从而割下了一个 市场上的经济过程，并且这样就只能够指出，对这个个别市场来说，哪些平衡力量在起作用。再多就没有了。“但是在这方面人们必须清楚，从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出发，永远不能得出一种有关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完整的理论，而总是只能得出一个部分解；因为它没有使外汇市场上的均衡如何被扰乱了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而盯住的是表面，而不着手探讨引起了外汇市场的这种变化的经济过程中的那种推移”（f．w．迈耶）。——问题的表述必须是别的、更为广泛的：必须看到两国的全部的经济宇宙正是在一个地方在想象中变动一种全部经济的资料（不是一种价格）：例如严寒以及因此导致的歉收，或者一个巨大的矿藏的发现，或者一项起先只在一个国家里被利用的发明，或者一场罢工，或者各种需要的变化，例如从素食转向肉食。问题是：经过资料的这样一种变化，每一个国家的支付款项和收到的付款如何保持均衡，以及哪些平衡的力量在工作着。而现在就显示出，两国的那些价格体系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定的推移首先是平衡地起着作用，而汇率机制仅仅是实施一种剩余 平衡。只有那种从一个全部经济的资料变动出发的完整的 问题提法，才导致完整地 解决问题。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完整的问题解决在经济政策上也很重要。
4．一种原则上的误解：人们可能这样提出反对意见并且已经这样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论说明中断于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那么就会轻视那种 特别重要的联系，即各个经济现象与历史的—政治的实际之间的联系。
正好相反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只有靠着参考的各种资料的帮助，才会成功地搞清楚历史上—政治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所有的政治的—历史的变易都表现于资料的变化中：现在，无论是罗马逐渐地征服了地中海文化圈的所有国家，还是法国革命创造了现代国家的一种新的类型，还是19世纪初以建立国家的新思想改建了普鲁士国家，还是在1914—1918的那些年间及随后的那几十年中防御政策在所有大国中都提出了有力地扩大了的要求：全部经济的资料总是因此而发生了一种变化。首先是“法律和社会组织”的资料，也有“劳动”、“需要”或者“技术知识”的资料。现在，理论在各种理想类型的范围内并且在抽象的形式中指明，各种资料怎样决定经济上发生的事情。通过它这样做，它就成了适宜的工具，以便说明历史的—政治的事实与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联系。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的各个个别的 行动。就是它们也表现了各个资料的变化：可能正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个希腊城邦引入了小麦垄断，或者可能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规定了某些工资，或者可能是德意志帝国把发行钞票的专有权授予一家银行，或者它可能实施劳动调停或税法的一种新秩序。经济学理论不能证实，为什么 那个希腊城邦引入了小麦垄断，为什么 伊丽莎白女王干预工资的形成等等。这是那些只有从该国家和该时代的全部历史状况中才能够理解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论精确地证实了，经济上的事实如何取决于资料，它就使得有可能凭借它的运用而看清所有这些具体的资料变化在经济上的各种影响。别无他途达到这一点。
不清楚地划出一条资料的边界，不把理论的分析停止于这条边界上，历史的观察与理论的思维的交错连接就不会成功。两者有害地互相融合——就像亚当·米勒的经济学说吓人地显示出的那样。 (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