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重复说：科学地认识实际的经济是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任务。如果为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回答了两个问题——有关经济秩序 的结构问题和有关在这些秩序内部发生的经济过程 的各种联系的问题，那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证实了两个问题的解决极其困难。也表明了，通常的道路，即摆出穿过历史的横截面并且为每个个别的横截面构思理论，没有导向目的。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横截面的塑造者们通过“概括的抽象”、通过放弃 实际、通过忽略 细节创造了他们的类型，并且这样得出了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又不能用作理论工作的基础的结果。我们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相反。我们试图尽可能坚决地钻研各个个别的事实情况、各个个别的具体的家计和厂家，这样我们就极度地增强了 各个个别现象的观察。引用一幅图画：就像人们试图录下从远处看到的一个城市的侧面黑影像一样，经济阶段或者经济风格就是这样造成的，它们应当表现一个时代的经济中的本质的或者正常的东西。我们则完全不同：为了留在图画中，我们走进城市中去并在那里走进各所个别的房屋中去，把它们从地下室一直研究到屋顶。详细地彻底研究各个个别的经济构成物。凭借着“着重强调的抽象”，我们在那儿发现了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连同它们的许多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这样，我们在历史的实际中找到了各种秩序形式。我们在研究现在和过去的事实状况中揭示了它们。
我们想用这个形态学的体系干什么？构成它的各种个别的形式虽然产生于精确地观察实际，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实际的映像。它们既不是照片，也不是绘画，而且不想是那些东西。它们也不是在一个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想到的。但是我们指出过，因为它们表示着简单的和清楚的条件状况，就可以在它们的基础上发现理论的原理，即有关必然的条件联系的一般的陈述。由此我们就在分析上进一步迈出了根本的一步。 (66) 、 (66a)
现在，我们处于最后一个 问题之前：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态的形态学装置（1）和各种抽象的理论原理（2）如何服务于认识具体的经济实际？这样（与为数众多的批判过的各种做法相反）就成功地从科学上把握了经济实际吗？也就是说，走上这条道路是有理的吗？
我们肯定地回答 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断言：
第一 ，在运用形态学的装置时 ，就成功地认清了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民族的秩序的内部结构并且从而认清了它的经济秩序的结构 （1）。
第二 ，各个理论原理以其运用而表现为一种合适的工具 ，以认清具体的经济过程如何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中运行 （2）。
通过二者就科学地把握了经济实际（不仅仅是现在的）并且捅破了日常经验的表面观察。——从现在起就必须指出，如何这样做。
1．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1．如果有人踏入今天的日本，以便研究那里的经济，而且如果他（完全正确地）想首先从其结构上研究日本的经济秩序，那么，如果他仅仅信赖单纯的直接观察，他就不会在有着无法看清的许多相互关系和依赖性的家计、农民的租佃企业、工业企业、银行等等的并存中发现秩序。而如果他运用那些著名的“经济阶段”或者“经济风格”的话，那么它们将不合适，而且此外它们将根本不会使今天日本经济的秩序结构可以认识。因此，对经济实际的认识将在一开头就立即失败。
但是从现在起，在得到了各种经济体制、市场形式、货币经济的主要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后 ，就有了一种新的形势：因为形态学只不过是复述了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而且我们绝不是从思辨中得到了这些形式要素的，不是像桑巴特试图的那样从“经济的观念”中推导出来的，那样作为观察者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们是从精确地观察具体的历史实际中、在分析具体的经济计划及其完成中得出的。这些类型仿佛是在经济实际中找到的那各种“原始形式”。
只是在 认识了这些形式要素之后 并且在“运用”它们当中，对经济的当时具体的秩序结构的认识才能够成功。
也许可以首先用最近时代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是怎样成功的：也就是用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探究，我们都发现，在它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与交换经济的要素相融合。每个家计领导者都熟悉这种二元性：如果他想购买某些重要的物品，他就必须既使用食品卡、衣服卡和别的卡，也使用货币。厂家的领导者也相似，他在购买时既需要指标又需要货币。精确的研究表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它不仅作为“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部分地得以实现，例如在各个农民的田庄中或者在各个城市的各个家计中。它首先是作为“集中管理的经济”而出现。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虽然各个厂家还制订自己的经济计划，在这个范围内还实行交换经济，但是在这里，这成百万的计划是由集中的领导的全部计划权威性地决定的，而这种全部计划则通过帝国食品职业的广泛管理机构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工商业经济中，由于国家在各个外汇和商品市场上的价格约束，价格和价格波动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而经济过程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集中管理体来进行的，它靠一个配额系统的帮助来分派各种原料和半成品。就是各个劳动力的控制也由集中控制的行政机关来权威性地决定，并且只是部分地取决于企业家和劳动者们的意图和计划。个别地实现过的是极为不同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以及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例如，就消费者仅仅以一定的配给量而获得物品来说，实行的就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第一种或第二种形式；然而，只要他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购买那些非配给的物品，这些物品的生产是由中心处所权威性地决定的，实行的就是第三种形式。在为数众多的市场上，国家的价格约束碰到了极为不同的市场形式：从两方面的垄断直到完全竞争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它也各根据这一点而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这种考察方式——即把形态学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现象上去——使得有可能通过把握细节而使每个经济秩序的全部性质可以理解。个别的东西没有消失 ，而是被分类编排并且这样而变得可以理解 。例如我们把1940年的德国经济秩序与1930年的相比较。我们觉察到细节上的许多变化。例如，重要的决定从企业那里移到了帝国的各个机构和别的中央管理体中，各个卡特尔的职能上的转变，各个银行的重要性的减少以及货币的改变了的意义。一旦形态学的体系得以运用并且这样认清了1930年的和1940年的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就把这样一些以及其他许多细节联系了起来。这表现于每个个别的点上：随着集中管理的经济向前推进和交换经济的后退，1940年就不再像1930年的情况那样在各个个别经济中作出各种决定性的计划，而是在各个集中管理的机构中作出它们。企业家们变成了这些机构的执行机构，不过变成的是这样一些机构，它们还具有一定的、受到很强的限制的计划的独立性，并且也还以交换经济的方式承担风险。1930年卡特尔是独立的企业为消除竞争起见的联合，从而是交换经济的现象；1940年它们主要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工具。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中意味着别的东西，不过在那里，它们原来的目的规定还在继续发生作用。而如果说各银行1940年在控制经济过程上的意义比1930年时小得多，那么这部分地由这一事实而得到解释：各种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取决于集中管理的各个行政机关，而不再取决于企业家们；而且也部分地由此得到解释：各个企业流动性过度，并且因此需要的银行信贷很少，这又与物价冻结和定量配给相联系。但是我们知道，货币是怎样随着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个要素的向前推进而改变它的职能的；这种职能上的变化就是在1940年以前的那些年中也很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如果把个别现象及其变化看作它所是的那个东西——一个全部秩序的一部分，它就变得可以理解。
要在那些已经发现了的纯粹的形式之外再构成另外一种纯粹的形式，以便用它来刻画例如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征，比方说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之外以及在交换经济之外再构造一个“受控制的市场经济”的纯粹形式，它1940年实行于德国，这是一种失策。1940年德国的经济秩序的特点实际上恰好在于，描述过的那些纯粹的形式以特殊的方式在其中融合，这些形式在别的地方和别的时代是以别的混合方式来实现的——但是不是以一种新的 纯粹的形式而出现。恰恰是存在于德国的这个经济秩序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与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对它来说才是根本的。不注意这种紧张关系和实现了的各种形式的多样性，它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应该始终谨防在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的强烈印象下把一种目前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以这样的方式绝对化，这种方式就是：试图不顾在它当中实现的形式的丰富而对它作新的解释，把它说成是一种新的纯粹的形式。让我们比较德国1940年与1946年的经济秩序。二者不都是“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吗？“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个名称使各种本质的差别消失。虽然在1946年还继续存在着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和货币经济的秩序形式，然而重要的却恰恰是，这两种秩序形式解体了。由于货币和集中管理的经济失灵，占据了显著地位的是自然交换经济和自给经济，也就是那些形式，它们只能不充分地或者根本就不能给一个广泛分工的经济以秩序。发生了经济秩序的原始化。它是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如果着重地强调然后从其当时的融合上去认清了那些实现于两个经济秩序中的个别的纯粹的形式，这个特征就成了可以清楚地和明确地看到的。
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和其他大师以组合所有人都需要的有限数目的声音而创作了他们的作品。大师或个别作品的特色也就存在于组合的特色之中，而绝不在于新创造的声音。各种经济秩序也同样如此。每一个都是一个个别性。合计的它们的多种多样性简直了不得。但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这种个别性，其基础并不在于每次实现的都是完全新的纯粹的形式，而是产生于选择那些实现了的纯粹的形式（这些形式的数目有限并且可以概观），以及产生于它们融合的特别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理解它 ，而且这样也可以精确地确定实际的经济在历史上的那些变化。
为了避免重复，我请读者回忆本书的第二篇，尤其是第二章（第72页及其以下），把它再读一遍就更好。当时我们就不得不在确定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时强调那些组成它的形式要素：它可能就是奥古斯都时代的埃及经济或是15世纪晚期的纽伦堡的经济。不过我们那时只利用了那些最重要的纯粹的形式。但是这也是一种率先行动；不过是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根本不能把握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但是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了如何获得各种形式要素。我们确切地知道它们并且现在就能够在使用这种装置中精确地确定各个经济秩序。从现在起，可以从其结构上看清所有的经济秩序，不论它们是“生长成的”还是根据经济宪法“设立的”。也可以更确切地表述经济秩序的定义（第89—90页）：经济秩序是那些形式的总和，在这些形式中，日常经济过程的控制具体地（在这里和那里，在现在和过去）进行着。
面对一种经济上的事实状况而首先提出并且回答有关具体的秩序结构的问题，这总是必要的。另一个例子：巴拉圭著名的耶稣会共同体，它存在于1609年到1767年。各种原始资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丰富的个别的事实。它们作了有关土地的肥力、有关各个印第安人的性格、家庭生活、经济行为、有关农业和制造业生产的详情等等的陈述。国民经济学应该怎样试图与这种杂乱无章的个别事实打交道？它怎样能把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区别开来？如何把握整体的意义联系？它提出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并且是在利用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条件下。它发现了什么？简略地说：这个共同体总共包括约10万居民；在这个共同体中，实施经济的承担者是各个个别的村庄，它们称为并居区，数目有30个，每个有2000—7000居民。每个村庄都表示着一个简单的 集中领导的经济，它由一位库拉来领导。他的计划决定了村庄的经济领导。在这里，经济计算根据库拉方面的自然评价来进行；鉴于村庄经济的微小和物品种类的微小数目，这种经济计算是可以实行的。每个并居区都是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带有消费品自由交换的某些痕迹。这个有着集中的领导的经济体包括了村庄田地的很大一部分和制造业的各个作坊。挤进这种经济体的是为数众多的、有着集中的领导的还要更小的构成物：有着它们的家庭耕地的各个印第安人的那些家庭经济。但是，因为库拉也权威性地影响着在各个家庭内部的经济运行，这些家庭是完全不独立的。因此，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而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只是补充性地与它相融合。在那里有各个并居区与周围的世界的贸易，它的市场形式极为不一样。此外，在那里还有各个并居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人们在这种流通中利用比索作计算单位，而不把它当作交换手段来使用。因此，在这里实现的是“货币经济的第二种主要形式”。在这里，某些商品用作货币：首先是茶、烟草、玉米等等；因而实行的是“第一种货币体系”。
谈论得很多的那个问题——这个著名的共同体是不是“共产主义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并且只是卷进了有关共产主义的概念的争论中。必须取代它的是有关当时实现的各种形式要素的问题和这些形式要素构造出耶稣会经济秩序的整体的问题。于是成功地在当时那里的特殊历史环境的范围内看到了这个经济共同体的特色 ，也看到了它与别的经济秩序的近似之处 。例如，与印加国家的比较容许看清：虽然在二者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特征都占统治地位，而且它们在这一范围内是同族的，但是在包括大约1100万人的印加国中，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不像在巴拉圭的共同体中那样，占统治地位的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而在二者当中，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形式各以特别的方式与样式不同的补充性的秩序形式相融合。 (52)
2．在科学理论上 可以如下地表述那种导致认识各种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做法：在获得了有着它们的为数极其众多的形态的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之后，即在得出了形态学之后，我们重新面对具体的经济实际，由此而运用那些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而且是以另一种态度，它不同于刚才，也就是不同于获得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及其形式之时。刚才 我们探究的是各个个别的具体的构成物——农民的田庄、徭役庄园、家计，从一切方面研究它们，分析地、个别地强调在那里实现的各种形式（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种类、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现在 我们通观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的整体，比方说今天的法国经济的或者100年前的西里西亚经济的整体。刚才 我们使用“着重强调的”抽象来工作，现在 我们则用“概括的”抽象来工作。这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观例如法国的经济，提出有关实现了的占优势的各种秩序形式的问题，并且把发现了的各种秩序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即给出具体的法国经济秩序的一幅图像。
我们在应用中实行双重的综合 ：即把多种多样的纯粹的形式要素结合为经济秩序的统一，同时把经济秩序嵌入当时的自然的、精神的、政治的、社会的环境中去。我们把形态学与字母表相比较。仅仅在有了字母表时，才能够写出一个词。只有在认识了各种纯粹的形式并且由此认识了各种经济秩序的各个建造要素时，才能够完全认清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的秩序。而正像每一个词只包括字母表的一些字母一样，这样在确定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时，也只需要使用纯粹形式的字母表的一部分。例如，在确定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就不考虑几乎所有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这许多形式都不是“有现实意义的 ”。在研究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时，它们都属于科学的没有利用的动产。它们就像我写下“类型”（typus）这个词时的字母a或b那样极少有现实意义。但是，如果涉及把握另一个民族或者另一个时代（例如1890年前后的德国）的经济秩序时，它们就变为 有现实意义的，而别的在今日的德国有现实意义的类型则离开了现实性。当时德国的经济秩序以交换经济的形式要素占统治地位为标志，而且是开放的市场形式，以至于各种封闭的市场形式的装置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和不能运用的。虽然当时实现的也有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但是几乎根本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而差不多仅仅是各个家计和农民田庄中的“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的。因此，即使我们只作了德国的两个经济秩序的这一个比较，我们也在各种理想类型的“现实意义”上看到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正是现实意义的更替使得我们清楚和明确地认清了各种秩序的实际区别。（人们可能问道：经济秩序每次实现了多久。对此可以回答说：只要经济的内部结构基本上保持不变。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一个部落许多千年之久仍然是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那么正是这种经济秩序存在了许多千年。就是古埃及的经济秩序也经历过了上千年。然而，正如已经表明过的，在法国革命中，在一个10年中就有过4种经济秩序。）
在确定每种具体的秩序时进行的各种纯粹的形式的综合，与另一个种类的综合相一致：即在分析的进程中，暂时把各种经济上的联系从历史的全部联系中解脱出来，而从现在起，却又重新嵌入全部历史的环境中。因此，当我们确定戴克里先时代的经济秩序时，我们不仅运用各种不同的、纯粹的、有现实意义的形式，而且我们把这个经济秩序同时看成当时罗马帝国的全部精神的和政治—社会的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在分析中暂时离开了历史的观察，以便使思维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就以这种形态学分析的各个成果武装起来，回到完全的历史观察上来。现在发生作用的是在每个历史时刻都起作用的所有的 历史生活的联系——比方说今日的全部历史形势的联系连同那种在这个 时刻和这里 存在的经济秩序。以后的例子（3—5）将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些。
3．从这一切中产生了一个对于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合作 来说是重要的结论。长期以来就已经感到，合作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问题是如何 能使它富有成效。在国民经济学的圈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是，经济史学家与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有关，而国民经济学家则应当找到各种重大的联系；这种意见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理解的。如果历史学家把经济上的个别事实排在一起，比方说并列地描述16世纪上意大利的农业中的成千的具体的租佃企业，他采取的行动就没有意义。他的行事就像那一个人，他应当描述一所房子，但是却不这样做，而去描述建造这所房子的各块单个的石头，而对房子的平面图和正面图没有概念，又不了解它在建筑结构上的内部结构。就是历史学家也必须认清各个经济秩序，并且必须从一个整体 上察看个别经济以及特别是个别的经济事实。但是，他应该如何确定经济秩序？根据哪些标志？并且此外还有另一个密切相近的问题。他应当根据哪些准则区别两个不同民族或者不同时代的经济并且使它们互相衬托？
如果历史学家向国民经济学家们求教并且问他们，他怎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各种回答很少令人满意。如果历史学家描述施泰因的大改革时代的德国经济，他应该如何从毕歇尔的“阶段”开始？“城市经济”不正确，而“国民经济”又太内容空虚。他也不能以此标明19世纪的开始到终结之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当他谈论“区域经济”与“国民经济”或者“早期和盛期资本主义”时也不能。这样，留给历史学家的，除了用他从日常经验中得知的并且因而是不充分的自己的概念去描述经济史，就没有别的。
恰恰必须以别的方式满足历史学家们的合理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首先必须向他们指出：他们必须询问经济的秩序结构 并且从经济秩序方面去思考。如果历史学家们想认清和描绘19世纪的经济和在这个世纪的进程中发生的变革，他们就必须询问1800年前后和1900年前后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此外，国民经济学家们必须对他们说，只有在运用各种纯粹的秩序形式（各种真正的理想类型）中才能认清一个时代的经济秩序。那样历史学家就能够认识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本身。各种秩序形式只是在思维中才能纯粹地 持久；但是它们却融合地 组成了每个具体的秩序。历史学家在具体的世界中活动。为了认清具体的经济的世界，他必须了解各种秩序形式，它们是由国民经济学找出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超越单纯地查明个别的、任意选出的事实——这样做还没有表现出科学。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提供的不是那些格式：它们要求描摹具体的经济（而没有这样做），而是必须提供纯粹的形式，它们的运用使得认识当时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 (53)
2．认识经济过程。——理论的运用
1．由于认识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就认清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区域的实际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还没有完全认清它。——日常的经济生活在各种当时的具体的秩序之内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它如何运行？正如表明过的，这是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比起看清各个经济秩序来，充满矛盾的、由利益决定的日常经验更少可能认清经济过程 ，它是在那些经济秩序中运行的。此外，重大的二律背反也在这里挡住了认识的路。因此，怎样才能把对日常经济生活的历史的和 理论的把握结合起来，以便由此而科学地认识它的联系？
根据说过的东西，答复容易想到：绝不能靠试图为每个经济秩序构思一种特殊的理论。（光是因为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都包含着为数众多的特殊地融合起来的形式要素，这种尝试就必定失败。这时涉及的可能是当前美国的经济秩序或巴拉圭的耶稣会的或现在和过去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经济秩序中的另一个。因此，描述个别的经济秩序并没有提供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只有在它们的基础上才能得出一种理论。）相反地：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被用作“模型”；正像指明过的，理论原理是针对它们而得出的。通过运用在这个基础上获得的各种理论原理 ，就成功地揭示了当时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 。因此，正如通过运用形态学的 装置而认识了历史上的各种具体的秩序那样，通过运用各个理论 原理而这样认识了具体的经济过程。虽然我们察看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是从它的个别性上以及从它特殊的历史环境上，从而是从它的一次性上，然而却成功地把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运用于它并且这样从其联系上认清了当时的经济过程——而且（原则上）是在一切时代和一切 民族中的每一个 经济过程。
2．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一个障碍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原理不仅应当应用到我们时代的问题上，而且也应当运用到中世纪盛期、古代的晚期以及其他的文化和时代的问题上。这在大多数今天的人看来简直是一个荒诞的要求。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要我们确信，抽象和理论只是在一种一定的历史状况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理性是不断变更的人类生活的一种功能，每一种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都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有效性，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它都是“受时代约束的”；我们自己共同经历过太多的历史变化，以致不能相信理论认识的持久效力。在19世纪初历史意识改变之后，我们不再可以维护理论国民经济学的不受时代限制的有效性，而且我们不能重犯一种被克服了的较老的理性主义的错误。相反地，如果我们能够科学地认清一个 时代的经济，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我们就应当满意了。据说，因为我们要从其当时的政治—社会联系上并且从其特点上认清历史的实际，因为每个时代都要求它的权利，就必须与这样一些所谓的不受时代限制地适用的理论原理一刀两断。在态度的细节上可能存在着差别，有时把所有的、而有时只把一些理论知识看作是由历史决定的——整个说来，对它们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限的有效性存在着意见一致。
我断言，人们正是用这种“历史主义的偏见”（因为它是这种东西）堵塞了自己认识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的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通过运用了不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原理，才从其个别性 上认清了实际的经济。
应当先作两个注释：
第一，必须始终记住，正确地理解了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对于具体事实状况的存在没有作任何 陈述。它不 描述什么东西 。它们并不 要求给出一幅今天的或别的某个时代的具体的德国经济的或者一个别的国家的图像。如果 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那么……，如果 一国出现歉收，那么国际收支发生变化，而那样就会……。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各个陈述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一切是否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以及在哪里出现，在理论中不 能找到有关这些问题的任何东西 。它全部都是由“关于在不同的、可能的条件状况的范围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和假言判断”组成的。 (54)
第二，应当强调说明一种区别，它通常没有被认清，对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工作来说都是根本的区别：“真理”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区别。每个正确地获得的理论原理总是“真的”；但是，只有当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实现了它适用的那种条件状况时，它才会成为“有现实意义的”。我在别的地方这样写道：“理论原理的现实意义不断改变。如果不存在金本位制，那么金本位制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就正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它仍然是真的 ，并且当金本位制在某地生效时，它就马上又变成有现实意义的了。相反地，如果在历史上出现了并且应当研究两方面的垄断或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这样一些具体情况时，那么有关它们的各个理论原理就只获得了现实意义，而没有获得真理的内涵。理论原理在其现实意义上由时代决定，在它们的真理内涵上则不由时代决定。”经济学理论在其总和上是一个装满思想上的工具的箱子。个别的具体情况以其特点决定，在处理个别的具体问题时，必须使用这些工具中的哪一些，哪些这时候则必须留在箱子里。而正是这些工具的运用总是并且到处使认识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联系成为可能。
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以一些例子来探讨。
我们刚才谈过1940年德国经济秩序的结构。现在应该研究日常的经济生活——它当时如何在具体的德国经济中运行。为在德国具体的经济秩序之中的这个经济过程想出一种特殊的理论是不可能的。因为1940年德国经济的秩序太复杂了；将会被迫作不能许可的简化，而最后将会得出与当时的德国经济不相称的结果。
我们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带来了什么？一方面是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的知识，而且是这种知识：它是由哪些理想类型的基本形式构成的以及它如何由它们构成。另一方面是有关在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之内的必然的条件联系的理论原理的广博装置。应该把二者集合在一起。那时就会看到，必须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以便认清这个经济过程的各种具体联系。恰恰是凭借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装置的帮助来透视秩序结构 ，使得有可能运用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基础上创造的理论装置 。
人们再三说，价格在1940年的德国经济中意味着与在1930年的德国经济中完全不同的东西。确实！为什么会这样？——现在变得容易看清了：因为在1940年的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比1930年牢固得多地处于中心地位，经济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机构方面的评价来实行的，并且靠着分配外汇、原料、半成品以及制成品而发生作用。因此，1940年对德国经济过程的控制不同于1930年，不是那么厉害地通过价格机制，而是通过中央机构的评价。价值理论变得更有现实意义，价格理论则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没有什么比宣布价格理论为不真更不正确了；现代的相对主义就倾向于这样。再者，就是在1940年也没有把各种价格完全从经济控制中排除掉。
第二个例子：在说明19世纪末德国经济的日常生活时，我们正好是这样行事的，但是从细节上说使用的是别的 理论原理。价格在1898年的德国起着与1928年或1940年不同的作用——恰恰是因为在另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是别的纯粹的经济形式。在世纪交替时实现的是完全竞争的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他的处于许多形态之中的竞争的市场形式，而30年之后，在德国经济有力地全面垄断化的情况下，运用理论装置的另一部分在说明各个日常经济过程上占据了显著地位。为了研究40年以前实际工资的形成，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在各个劳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需求的部分垄断、雇主联合会与工会的两方面的垄断、开放的完全竞争或别的开放的市场形式；而在各个商品市场上，在很大程度上缺少集中的领导的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是占优势的开放的市场形式。在研究这个较老的时代时，今日有现实意义的有关国家规定价格、有关封闭的市场形式以及有关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原理保持着无现实意义。
第三个例子：“中世纪形成的价格是按照亚当·斯密或者我们今日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那些观点进行的吗？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是自由的，它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性地决定的市场产物吗？”（w．密切利希）这个问题是产生于那样一种态度，它流行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广大圈子中，不合乎历史的实际。就像不存在一种统一的中世纪的经济秩序一样，没有一种中世纪的价格形成。我们一定要进一步靠近历史，以便理解它。那时有这样一些城市，它们是君主制—城市领主制地统治的，而在那里，行会凭着支付捐税而获得了特权，这些特权保障了它们在本地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别的城市里，城市贵族—商人们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要素。那时，“手工业者”常常既不是雇工，也不是有价劳动者，而是家庭手工业者，他们从远地贸易商（他们是中间商）那里获得原料并且向他们销售。在此情况下，行会部分地被禁止或者难于形成，这主要是在家庭手工业者散住在农村时。但是，当手工业者的行会赢得了城市的统治时（也就是在民主地领导各个城市时），经济政策又不一样了，对行会更为友好，各种规定价格则不太严格。由此可见，存在过4种秩序，价格在其中是不一样地形成的——在竞争中、在垄断中、在规定价格的情况下等等。秩序的核心是城市领主、远地贸易商或者还有手工业者。就存在着同业公会这一点而言，它们意味着极为不同的东西：商人—中间商们的同业公会、手工业者们的行会、家庭手工业者们的行会或零售商们的同业公会。在认清了工商业经济的秩序结构的情况下，才能得知同业公会各自都意味着什么。而只有运用理论，才能认清整个秩序的、从而中世纪实际经济的意义联系。
我们选出13世纪晚期并且选出那时佛兰德的各个城市（它们在皮雷纳那里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描绘者）：布鲁日（它当时正处于它的伟大时代）、余培恩、根特以及别的城市。首先必须看清这些城市的经济秩序 。它是足够特别的。直到将近1280年，料子中间商—城市贵族们还是单独实行统治的阶层。织工、制毡工、印染工、剪工和其他的“手工业者”以工资为中间商工作，常常住在属于中间商的房子里面，并且不准联合为行会。与此相反，中间商的“同业公会”却是封闭的。因此，完全明确地在劳动市场上实现了“封闭的需求垄断”，并且由此而存在着中间商们的一种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它通过富裕市民在政治上统治各个城市而得到保障和加强。中间商—城市贵族们的权力伸展得这样远，以至于他们设立了公共监督者的职务，这些公共监督者监视着手工业者们在他们房子里的劳动。购买者从整个西方拥向各个布商行会的厅堂，在那里出售各种料子——虽然不是那样剧烈地在一个城市的各个个别的中间商的竞争中，但却正是在不同城市的各个同业公会的竞争中，以至于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供给的寡头垄断。对经济秩序就谈这么多。在这种秩序的范围内，劳动者们的收入如何形成以及如何产生了中间商们—城市贵族的那些巨大的收入，这应该通过运用需求垄断的理论来搞清楚。但是，为什么年复一年，一定的巨大数量的料子从佛兰德流出，而一定的巨大数量的羊毛、染料和食品从某些遥远的地区流向佛兰德，这个问题则要求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的某些部分。
从1280年前后织工们的第一次大暴动起以及从科特赖克会战以来，佛兰德各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变了。手工业者们赢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形成了行会；他们得以参加城市的政治领导，并且在根特甚至独自接管了政治上的领导。经济的秩序结构变了：中间商—城市贵族们在劳动市场上的封闭的需求垄断被清除了，代替它的是处于同业公会和行会的相互对立之中的封闭的两方面的垄断。为从其变化上说明生产过程以及工资和形成的利润，我们运用两方面垄断的理论。我们因而更换了理论工具。
应当向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家们提出那个反问：为什么 国民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应用不应当实行于13世纪佛兰德的经济过程？没有适合于此的理由。同样没有理由不把形态学的和理论的适合当时的以及当时有现实意义的那些部分运用去说明15世纪纽伦堡的、吕贝克的或巴黎的经济：那里有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处于各种不同形式中的竞争和垄断。否则怎么能从它的联系上理解各个城市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也运用它去说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如在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在古埃及、在印度或在日本）的日常经济生活？为什么不应当通过运用理论装置来说明托勒密时代各个巨大的垄断集团的形式和作用？为什么奇怪地惧怕把一种理论上的思维装置运用去搞清一个还不知道这种理论装置的时代的历史问题？这种畏惧既没有根据又有害。历史主义偏见的基础不仅是低估思维的力量，而且还有一种来自于过头的发展观念的对历史的错误想法。也许，没有比通过更详细地认识各种历史上的事实情况能更有把握地克服它了。 (55)
3．但是，由此也就同时确定了使用的限度并且从而认识经济实际的限度 。
运用理论并且从而揭示经济的各种具体联系，其先决条件总是事先已经从其内部结构上以及尤其是从其占统治地位 的形式要素上知道了当时的历史上的经济秩序。只有当人们知道 ，过去和现在在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主要是哪些纯粹的基本形式 ，人们才能够决定必须把理论装置的哪些部分投入使用 。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否以及如何在某处实现过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或有着自由的消费选择的集中领导的经济、需求垄断、供给的寡头垄断或交换经济的其他市场形式，我们也就不能使用各种相应的理论原理。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各种报道的缺乏使得不可能就世界历史的长距离来认识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在古代我们只能从其结构和从其形式要素上认清个别经济秩序：例如在埃及就是如此，埃及的纸莎草纸可以让人有深切的了解；或者是对古代晚期的不同国家，对它们来说至少良好地论证了的假说是可能的。但是正像对于中世纪早期的长时期来说以及对于别的文化圈那样，对于古代来说各种原始资料通常是不够用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有关法律制度的史料还不允许作出有关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可靠结论。对此我们也已经谈过。我们具有的有关汉穆拉比时代巴比伦的法律的各种报道，还没有给出一幅公元前第三个1000年末的巴比伦经济秩序的实际结构的图像。在那里，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地带在农村中以及在城市中事实上伸展到多远，它以哪些形式实现，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哪里起作用，交换经济关系的主要承担者是谁，哪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以便看清巴比伦的经济秩序，并且由此而靠着理论的运用也看清经济过程的联系，理论的这种运用这时有了可能。只要各种报道不容许认清经济的事实上的秩序结构，对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实际经济的科学的全部认识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56)
4．这一切的结果是：得以成功地克服 那巨大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阻碍了科学地认识日常的经济生活。我们这样指出过：产生这种巨大的二律背反，是由于在经济的世界中起初不可能看到一种“不变的总风格”：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以极为不同的方式从事着经济活动，但是只有用理论的分析才能够揭示经济的各种联系。二者似乎是不能一致的。缺少那种形式相同性，它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并且允许例如物理学提出一般的—理论的问题。二律背反的解决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具体的个别经济的精确研究表明：处于其变更之中的以及处于其不可通观的多种多样性之中的各个经济秩序是由数目一目了然的纯粹的形式构成的，从而可以把各个经济秩序的这种多样性归结为统一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分析确实得出了经济的一种一定的、特殊样式的“总风格的不变 性”，这也就是各种基本的秩序形式的形式相同性，它使理论的探讨并且从而（在理论原理的运用中）解决经济过程的各个具体问题成为可能。 (57)
此外得出的是：从它们的全部形态上对各种纯粹的形式的认识在认识过程中具有两个 功能：首先，它在运用中用作认识历史上那些多种多样的经济秩序的结构的手段。其次，这些纯粹的形式提供了获得理论原理的基础。
但是，经济学的理论具有这样一个 功能：凭借着运用它使得从其全部联系以及从其推移上说明经济过程成为可能。
在随后的三节中，还要用一些例子来更为详细地指明，怎样 能够通过一起运用形态学和 各种理论原理认清具体的经济。
3．一个简单的案例
为强调一些根本之点起见，应该首先简略地并且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怎样能够科学地认识经济实际。应该提出这一任务：研究19世纪中期前后西里西亚的经济而且首先是手工织布工人们的状况。
最初发现的是大量杂乱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以及参与的织布工人、中间商们和其他当事人们的充满矛盾的看法。在这种混乱中，如何能够找到各种真实的联系和真实的事实情况？显然，像“资本主义”、“地区经济”或其他的“阶段”和“风格”那样的概念构成物是毫无用处的。
让我们假定，我们还不具有经济体制和理论的装置。那时我们必须做什么？我们必须首先通过研究个别的厂家和家计而获得处于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的各种经济体制，并且由此而认清构成一切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各种秩序形式。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些纯粹的形式的范围内研究经济的全部联系，也就是得出理论；这样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已经有了简单的并且一目了然的条件状况。
而现在，装备着形态学和各个理论陈述的双重的思想工具储备，我们回到各种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上去：到19世纪中期前后的普鲁士国家中去，到当时在西里西亚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宗教和社会的想法上去，到存在于那里的个人和集团的各个政治的和经济的权力地位上去。而现在我们就能够科学地认清各种事实。首先，精确地描述当时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现在就获得了成功。在那里，在农业中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家庭手工劳动则与农业最紧密地相结合。此外实现的是许多交换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就像例如劳动市场上经常有需求垄断。因此，某些理想类型的形式在当时的西里西亚是“有现实意义的”。西里西亚经济秩序的描述把这些形式联接成一个整体，并且把它们装进该国的全部历史形势中去。第二，研究了日常的经济过程并且首先说明了织工的状况。在这个地方运用的是各个理论原理 ，而且是那些“有现实意义的”理论原理：例如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和需求垄断的以及国际贸易的那样一些理论原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知，织工们的日常经济生活取决于并且如何取决于政治的、国家传统的社会结构的、它的自然的非经济的事实，取决于织工们掌握的技术知识——总之，取决于各种资料。而另一方面又得知，这种日常的经济生活、织工们的各种工资及其生活水平如何取决于巨大的经济上的全部联系（西里西亚的各个织布厂家和织工们的各个家计只是这个联系的一小部分），取决于西里西亚的和普鲁士的经济的其他各部分中的、英国的和其他的织机织物的竞争中的各个过程，取决于西里西亚的织工们所依赖的那些供应者们和顾客们。这样就以非经济的和它的经济的方面在其双重 联系上说明了日常的经济生活。
随着这样认清了西里西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就完成了任务，在个别事实的表面上的混乱中找出了统一和联系。
4．经济发展
1．所有具体的经济都是动态的。总是并且到处都是。虽然在过去的时代中，有过上千年的文化稳定，而且某些历史学家有理由警告，提防把今天的人们的总是主动地改变的欲望赋予别的时代。在许多文化圈以及在石器时代的上万年间（人类历史的远为最长的部分）经济也是罕见地显示出迅速的变化，它通常只显示出很慢的变化。各种经济制度那时可能上百年或者上千年之久的保持不变。但是，就是那时战争、气候的波动和瘟疫也不断地迫使经济过程发生某些推移。
一切经济上的变易都可以从两种形式上得到表达：从改变具体的经济秩序上和从改变在这个秩序内部运行的经济过程上。这就是说：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经历着改造。这是一个。而日常的经济生活不是以完全同样的方式重复的，而是物品供应的种类和大小、各种生产力的投入、生产资料装置的规模、使用的技术和位置都在发生变化。这是另一个。经济秩序的每一次改造都引起经济过程的转向。但是并不是相反地：并不是经济过程的每一个推移都需要改变经济秩序的形式。
经济秩序的发展、日常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扩展和经济秩序的退化以及经济过程的收缩在历史上交替着。例如经济上的衰落 出现于晚期罗马帝国或者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旧德意志帝国。而经济上的发展 则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期间地中海世界的东部或13世纪期间的德国——与政治上和经济上向东方的巨大扩展相结合。最后，从18世纪到19世纪之交开始于英国并且从那以来震撼着世界的工业化，表现着各种形式和经济过程的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对此在这本书的其他部分中已经足够地说过。必须的只是一个 补充，它涉及经济形势 问题，从而涉及各个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个当时的推移。
对此我们只要想一下在现代工业化过程的行列中出现过的各个经济形势现象。过去似乎找不到经济形势波动——不是这样。相反地，在古代、中世纪以及在近代之初，无论如何有过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集中注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次经济形势运动，那么就会证明：工业化也就是资本投资，工厂、铁路、机器、高炉、街道、房屋的建设。（在第212页及其下页简略地探讨过什么是投资：部分地凭借生产资料的“返回”，部分地凭借“延长生产道路”而延长“成熟的时间”。）自从工业化开始以来，至今工业化并且从而投资都正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各种投资的增长以变动的速度进行。当一个时期中各种投资频繁发生时，我们谈到“高涨”，在各种投资减少时我们谈到“萧条”。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似乎最近一个半世纪经济形势的各次运动到处仅仅存在于投资速度的波动中。情况不是这样。例如，由于歉收、需要的推移或发明，国家的整个部分和整个的国家落入了经济上的萧条之中。但是尽管如此，主要的事情——投资速度上的波动——保持不变，它赋予大多数现代的经济形势运动以它们的性质。就这方面来说，大多数都具有一种类似的性质。
但是，这些投资波动每一次为什么 并且怎样发生，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全部历史状况。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各个经济形势的有自身规律的 —必然的进程 。各个投资的方向和种类首先取决于经济秩序。它们在我们的世纪的第四个10年的俄国发生得完全不同于同时的英国，并且在1927年的德国完全不同于1935年的德国。在一个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或者交换经济的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占统治地位，或者在一个主要地是交换经济的经济秩序中，是垄断的形态还是竞争占优势，这对于各个个别国家中的各个投资过程的并且从而经济形势形态的控制、持续期限和范围来说，都有着完全决定性的重要性。不过，全部历史的变易也持续地改造着经济过程的其他各种资料。例如，1914—1918年的战争不仅通过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而且还通过各种需要的推移和把成百万的劳动者从他们至今为止的工作中抽出来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各个经济过程。紧接着的所有重大的外交和国内政治事件都对各个个别国家的经济形势运动发生了作用。在德国，凡尔赛条约、道维斯协议、1923年以来取决于国内政治的工资政策、卡特尔政策、对各笔外国贷款的政策和从1933年以来为刺激和加速各种投资起见的国家负债，以及一种固定汇率的特殊政策都是如此。英国以它另一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同：以1931年的贬值和资本市场流动化的政策。1931年以来德国的和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全部差别，只有作为各种不同的全部历史发展的部分并且在与两个国家的不同结构的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鉴于各个国家今日的结构，每次经济危机都威胁着要变成一场国家的危机，这肯定是确实的。但是相反地，政策也决定性地一起决定着各次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具体资料。不应当提出异议说，这仅仅对1914—1918年战争以后的时期才是适用的。绝不是。当德意志帝国在1914—1918年战争之前的最后40年中具有一种财产法、债务法、工商业管理和公司法时，当它坚定地遵循金本位制并且从属于一个一定的贸易条约体系时，国家就以此而创立了一定的比赛规则，它们的形态同样决定性地共同决定着投资过程。这一直适用到许多细节上。例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形式使不公布结算报表而限制责任成为可能；如果1892年德国没有引入这种公司形式，那么，无疑各个投资的数目就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大，并且从而德国的各次高涨运动的速度也不会像实际上的那样有力。就是在当时，当国家并不直接干预经济形势过程时，它也以很强的程度影响这个过程——恰恰是通过它的这种经济政策。
如果同时考虑到，除了政策上外，其他的历史事实（就像例如人口的运动）也决定各个具体的经济资料（只要回想起最近半个世纪期间德国和法国的人口运动的不同），那么这一观察就得到了解释：每个 经济形势运动，从而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一个 变化，都是个别的 ；它是一个“唯一的、历史的插曲，它在重要的特征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的，并且从不再现”（w．c．米切尔）。必须从它们的特殊的时代并且从它们特殊的国家上来观察每一个经济形势状况（无论它正是1926年与1933年之间或者是1903年与1907年之间德国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以及别的什么时候的）、每一个高涨和每一个萧条。各个经济形势运动不是同样形式的。
没有经济形势的正常的周期 。
2．由此得出的是，那些试图对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所谓有规律地重复的推移作出普遍适用的陈述的“动态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必定会 失败。
如果工业化是一个单独的过程，它一旦开始，就必定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一种一定的进程，就像在混和了一定的化学物质之后的一种化学过程以自然的必然性而进行，那么早就能够想到“动态理论”成功的可能性了。浮现在动态理论的许多较新的创立者之前的无疑是这种想法。人们察看经济生活领域，在最近的一个半世纪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过程；并且人们现在想为这个时期以及为所谓的“资本主义”找出发展的规律，就像化学家确实发现了化学反应的规律，或者生物学家确实发现了植物的发展规律那样。人们是如此之甚地与这种基本想法密切相连，以至于许多人根本就把它看作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从思想上把经济与别的各个生活领域分隔开来。
或者，动态理论就像在马克思和在他的学生们那里那样，以所谓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依据，也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历史存在都取决于技术的和经济的基础。按照这种观点，例如在工具和手工业的基础上耸立的就是一种与在机器和工厂的基础上不同的宗教的—文化的—国家的上层建筑。因此，一切 历史都被归因于一定的技术的—经济的基本事实。如果这种历史观是正确的，那么动态的理论就不仅有了一个基础，而且它尤其会成为对历史的一切理解的基础。它将成为历史的基础科学。因为从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清宗教、国家、文化和其他一切的发展。
无论是在思想上把经济挑出来，还是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把它看作历史变易的唯一基础，还是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所有的情况下那种见解都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并不是主观的判断导致了这种拒绝。历史的经验本身迫使这样。一切经济发展只有作为具体的、全部历史的存在的环节才能够得到理解。但是，一切动态的理论或经济形势理论都不能够考虑到经济的变易不断地从经济之外的事实中所得到的那些决定性的影响。
正是从1914—1918年的战争爆发以来，各种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失灵成为显而易见的了。我们年复一年地见到，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多么有力地由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事件以及由战争来决定。我们看到，不仅这个时期的那许多的政治事件本身，而且光是外交或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就足以影响企业家们的各个经济计划、他们的预期、他们的行动、投资速度和其他一切经济上发生的事情。悉心把动态理论或者经济形势理论精致化也无补于事。由此并不能消除那个基本错误，所有这些尝试都以这种基本错误为基础。事实的语言是令人信服的。还有一个例子，而且是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例子：1914年以前世界贸易在外交政策的、贸易政策的和币制政策的一个秩序范围内进行；而在那场战争以后，这个秩序的重建没有成功。这个秩序的破坏是各种国际经济关系衰败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种衰败又是1929年开始的那些严重的萧条的一个根本原因。国际政治秩序的崩溃决定性地决定了这些个十年期间世界的整个经济发展。但是，经济形势理论想对这些形势的进程提供普遍适用的解释，应当如何在这种理论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重大的、一次性的政治事实？
人们自问道：怎么可能产生这样的尝试——提供一种对于所谓必然的、具体的经济发展的普遍适用的陈述？为此提供基础的是这一事实：今日的人在几十年中习惯了分裂地观察历史。历史科学分裂为政治史、经济史、精神史、法律史、宗教史、艺术史，这起了灾难性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不再会从它们的全部历史的联系上去察看历史事件。此外，还有两个别的、特殊的错误也在研究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化中起作用。
首先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质的错误认识。如果人们认为，理论描述 具体的过程，那么动态的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思想就可想而知。在叙述一种静止状态时所给出的那种描述看来并不合乎实际。因为在实际中，经济过程恰恰不是年复一年地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着。静态的理论似乎是不够用的，而经验则似乎要求人们去找到“动态理论”，它们描述具体的经济变易。因此，动态理论的构思者们相信靠近了实际，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他们实际上远离了实际。一旦人们认识到，理论原理对于事实的存在没作任何陈述，而是它们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是认识具体的经济的思想上的工具，而且因此正如我们指出过的，就是静止状态也是一种想法，它虽然服务于认识实际，但是却没有描述它——情况就弄清楚了。
此外 ，动态理论的创立者们相信看到了，经济生活常常改变它的资料本身。这样他们就得出了结论：就这点而言，所谓的“静态理论”也是不够的。因此“动态的理论”应该以经济过程对各种至今为止的资料的破坏和以经济的发展（就它取决于此而言）作对象。许多经济上的现象（尽管它们是由各种资料决定的）以后不是从它们那方面反作用于各种资料的形态吗？我认为，从马克思以来力图创立动态的理论的大多数理论家想到的都是这种事实状况。——事实上经常有这样一种联系。各个厂家的扩大能够导致形成卡特尔，从而导致实现另一种市场形式。猛烈的黄金流失可能对中止金本位制给予推动。我们在接近上一章末尾的地方（第241—242页）谈到过两种别的情况：低 工资给了国家的干预和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秩序以诱因，而煤炭市场上降低的价格则给了技术发明以推动。但是在那里也表明，在这样一些经济上的事实（低工资或下降的价格）与资料的变化（别的劳动市场秩序和新的技术知识）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条件联系。必须同样满足许多各种各样的、非经济的先决条件，以便反作用每一次得以实现。在那里以两个例子说明过的东西是普遍适用的：全部经济的资料在它们那方面总是同时由许多别的非经济性质的事实造就的。因此，绝不应当主张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资料的改变之间的一种必然 的联系：煤炭价格的下降在一个国家中给了煤炭开采领域中的技术发明以诱因，而在科学—技术的积极性比较小的另一个国家中却没有产生这种作用。各个厂家的扩大事实上是否导致形成卡特尔，取决于企业家们的精神气质、司法和立法以及别的事情。有关经济过程对各种资料的影响的普遍适用的、动态的—理论的陈述是不可能的。
然而，对这个结论还应该补充一个论断。有“不稳定的秩序”，它们具有转变的倾向。例如，在一个市场上存在着两方面垄断、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供给的寡头垄断，这种市场并不罕见地改变它的市场形式。经济过程在这些市场形式中的无均衡性产生了向一种比较稳定的市场形式过渡的追求。例如，供给的寡头垄断并不罕见地变为集体垄断；从少数商号的寡头垄断式的权力斗争中发展出了卡特尔。或者想一想20世纪许多国家中的各个劳动市场的发展。哪里形成了雇主们和雇员们的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哪里因此而使用封锁（也就是说开除和罢工——无均衡性的这些有力的表现）来进行斗争，国家就会一再觉得受到了推动去居间调停，或规定工资，或者甚至以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控制各个劳动力的使用。那时两方面的垄断就给集中管理的经济形式让了路——而因为这样一些不稳定的市场形式经常实现于工业化了的世界中，就由此而给予了一种推动去迅速地改变各个经济秩序。这就是说，经济过程 在这里通过它的无均衡性而作用于经济秩序 的塑造。但是，就是在这里也不存在发展的必然性。从供给的寡头垄断中不是必定 产生卡特尔，而且有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没有被罢工和开除推动去改变各个劳动市场的各种形式。而且就是这种事实状况——也就是不稳定的市场和经济秩序的存在——也没有这样给一种动态的理论提供场地。
3．批评就是这么多。但是，哪个是正面的回答？怎样能够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变易以及怎样能够首先是成功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适用的又是在其他情况下也适用的东西：钻研各个个别现象的各个特点（3）为历史的和理论的探讨创造了前提条件（4）并且导致了揭示所探寻的各种联系。经济形势的研究不能使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特点后退，这发生于那些构思“正常的周期”的尝试中。相反地，它必须明确地强调这种特点。
作为例子，我们把1903—1907年德国的经济高涨与1933年直到战争爆发的那个高涨相对照。从1933年起，德国的经济秩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特征。这个事实赋予了经济形势过程以一种直到个别之处都不同于1903—1907年的历程。虽然在两个高涨中，投资速度都比过去加快了，这对它们是共同的；但是，它怎样增加，包括收入的形成在内的整个经济过程如何变化，在有些地方却是完全不同的。在1933年以后的那些年中，各种价格和工资都是由国家掌握的，而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就不是这样。还不止于此：这时价格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与那时有些不同，要小得多。因为那时，在一种交换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中，价格的形成是经济过程的调节器；而这时却不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要素越是占优势，价格就越是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计算数值；而集中管理体则以它的经济计划、评价、命令和指派来实施经济过程的控制。这适用于所有的价格，也适用于利息。在1903—1907年的高涨中，利息的运动就像它在各个不同的资本和货币市场上发生的那样，对于投资过程的规模和进程同样是决定性的；但是，在1933年之后，利息所具有的意义就很小；而各种投资越是变得取决于集中管理体的刺激或批准，以及利息越少地依据实际的资本稀缺性来形成，它的作用就越来越变为次要的。就是各银行和银行政策在两种情况下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那时，各银行一起连同它们的私人贷款接受者是各个投资的控制者；1933年之后，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越来越甚地交出了它们的职能。
在各种经济关系的国际秩序上的差别同样影响了这两个经济形势过程。金本位制和长期的贸易协定连同微小的贸易障碍在本世纪之初还创立了一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对德国的高涨及其结束发生了作用。在第二个时期中就完全不同；在这个时期中缺少这种国际性的经济形势共同体，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各个个别的政府的自立的经济形势政策从根本上影响了各个个别的国家中的经济过程。
可是，那两个高涨的不同过程的根源不仅仅 是第一个10年和第四个10年的经济秩序的差别。别的特别的事件也同样造成了各种资料，并且对于德国的那两个经济形势过程来说成了根本的。例如在1903年和1907年之间的时期中：许多好收成、人口的猛烈增加、日俄战争。在第四个10年中这样的是别的、众所周知的事件——首先是扩充军备。因此，比较过的那两个高涨不是表面不同的同样的现象，而是1903—1907年的“高涨”根本不同于30年以后的“高涨”。不允许以词句的相同来欺骗人。
4．突出每个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各种特别的特征，需要使用形态学的装置。以这种突出达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东西。而且是向着两个 方向。在一个方面它导致没有困难地认识了经济的和全部历史的变易之间的联系。例如，本世纪10年代和40年代中德国经济秩序的差别是与国家的不同结构最紧密地联系着的。一旦认清了当时经济的秩序结构，就能看到这种联系。旧的外交政策秩序与它在经济上的作用之间或40年代中的外交政策的形势与它同各个经济过程的关联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
第二 ，这样突出特殊的东西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发生作用——而我们由此又接近了那个主要之点：正是因为这样充分突出了每个经济形势波动和它发生于其中的经济的秩序结构的个别性 ，人们就把它引向了理论的 探讨，这种探讨使得有可能认清各种经济上的变化的联系。因为由此而且仅仅 由此才为富有成效地运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装置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研究1903—1907年的高涨，那么我们就采用交换经济的理论。价格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交换经济中生产的时间结构的理论分析和交换经济的利息理论同样是如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把金本位制作为基础的理论原理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且必须得到运用。但是，在研究1933年到1939年的高涨时，我们就更换各个理论工具。从这时起，各个中央机构的各种评价就对经济过程是决定性的，因而价格理论丧失了现实意义，而由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获得的价值理论各原理则取代了它的地位。研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时间结构理论成了有现实意义的。而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以及在货币理论中，那些有现实意义的部分也同样变换了。以这种方式就成功地从它们的相互制约性上和从它们对各种资料的依赖上看清了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现象，从而看清了具体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各个个别的变化，并且这样就不是从一种单纯的并列上，而是从它们的联系上去察看各个事实。由此而打开了一个特别生死攸关的问题领域，它需要运用 各种理论原理：它正是具体的经济形势问题的总和。只有在运用理论原理中才看清了经济实际的这个方面，看清了具体的经济过程的每一次的推移。
但是，只有在满足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时，这样运用理论才会成功。因为，要使理论装置适宜于一般来说这样运用到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现象和经济变易的各个问题上去，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安排它。理论仅仅试图表现一种现存的静止状态，这是不够的。相反地，如果要它在它的运用中说明具体的变化，它就必须也在足够的范围内包括关于资料变化 的各种作用的假言判断。这也就是说，有必要运用“变动法”。
变动法这样起作用：通过变动一个 全部经济的资料而从思想上破坏一个假定的静止状态，并且这样研究，在经济的全部联系中出现了哪些推移，它们以哪一种次序而发生以及哪些摩擦变成了起作用的——直到出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最后，把结束的状态与人们由此出发的那个静止状态相比较，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查明资料变动的各种全部经济的效应。这就是说，例如我们从交换经济的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出发，它有着垄断的和竞争的市场的一种一定的混和并且有着一个一定的货币体系，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而作出了一项技术发明，我们研究出现了哪些变化，然后把新的静止状态与旧的相比较，并且这样去看清，通过发明及其应用如何改变了生产的数量、生产方向、收入、生产的时间结构、生产的各个区位等等。在开始和结尾可能已经存在着完全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或者也可能存在那样一些状态：在其中部分的各种生产设备、各个劳动力和存货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因而在其中缺少一般的完全均衡。也可能是资料的变动把一种缺乏均衡的静止状态转送到了这样一种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以及相反。二者都必须由变动过程的理论分析来证明。但是，在变动的开始和结尾，总是有一种静止状态。凯恩斯、庇古以及其他人代表了一种看法：在一次扰乱之后不可能 再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这种看法缺乏靠得住的经济学上的根据。但是，抛弃“静止状态”的观念意味着放弃对经济发展的认识。
在经济实际中，向着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运动通常被新的资料变化所打断，这是确实的。但是，不能由此推导出反对这种方法的异议，因为只有靠着它的帮助才成功地认识到，一种资料的变动从一开始起就将在哪个方向上起作用。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在一个国家中，由于不利的天气情况而发生了一次歉收，而且它改变了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在这个国家中，走向一个新的静止状态的趋势被关税的提高所打断，而关税提高的作用又被同一个国家中信贷政策的变化所破坏，等等。尽管如此，在一场歉收之后，在较长期持续地没有别的干扰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个新的静止状态；虽然它由于别的具体的资料变动而事实上没有出现，它还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人们由它而获悉，从资料变化的第一个瞬间起（也就是歉收），运动就向哪个方向进行。长此下去 一个一定的新的静止状态就会习以为常——不能容许误解这种论断，就像它事实上被误解了那样：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如果没有达到新的静止状态，它就没有意思。相反地，重要的是在资料变动之后所立即发生的向着它的运动。如果我靠着变动法的帮助而从理论上认识到，支付一场战争的赔款必定会怎样作用于一个交换经济的日常经济生活，那么，把这个成果运用到1929年以后的德国的情况上去，就会使我有能力去理解各个不同的现象（例如像外汇兑换率的恶化、失业的增加、商品价格的降低、贸易差额的突变）之间的各种联系；就是在为数众多的具体的资料变化阻碍了达到一种新的静止状态时，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不以正确的形式实施变动法，它就会失灵 。例如如果它只是从一种完全的一般均衡状态出发（在经济实际中，哪怕只是接近实现这种状态也确实是极为罕见的）以及如果它根本不理会缺乏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的话，它就会失灵。此外，如果不是详细地研究直到新的静止状态的各个个别过程的序列，而是简单地在旧有的静止状态之外提出新的，它也 会失灵。这是一种错误，李嘉图已经犯过这种错误（顺便提一下，他自己在一封致特罗尔的信中对此表示过态度），而现代理论研究的洛桑变种则极为经常地犯这种错误。因为日常经济生活的每个推移都是过渡，并列的静止状态的图像就不可能足够地说明它。例如，在从理论上分析a国付给b国的一笔一次性的大宗战争赔款所造成的各种经济的后果时，如果简单地把静止的结束状态与静止的起点状态相对照，那么就会因此而忽略了极为重要的东西：因为没有从它们的联系上以及从它们的持续时间上来研究各个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上的和各个物品流中的各种变动。这样在具体的情况上运用理论的—静态的模式怎么能作出成绩？因为重要的恰恰是在它们的方向和它们持续的时间上的各种变动，以及在这时出现的各种摩擦。但是，这里失灵的根本不是变动法，而是不完整地运用的变动法取消了正确地和完整地实施的变动法。
第三，如果理论体系不完全，变动法就会失灵。例如：如果经济学理论不从各种经济计划出发，并且没有看到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差距，以及也没有看到（在交换经济中）个别经济的和全部经济的资料的区别的话。那时在理论中就没有注意到错误、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基本的因素，或者没有把应该给予它的那个 中心位置指派给它。或者是理论体系不够用，因为它没有提出某些问题。那些缺乏时间维的理论体系特别地不适宜于说明现代具体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现象。它们缺少投资过程的理论分析。在一个经济上以巨大的投资为标志的时代中，这样造成的“非时间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使理论研究与经济实际相疏远。
5．得出的是：让我们不再徒劳地去努力构思高涨、危机和萧条的一种正常的周期——以那样一种希望：这样就会得到一种经济形势理论，并且由此得到一种对经济形势的说明。实际的经济以这个方式消失于一种模式的后面。就是面对着经济形势的运动，必需的也不是这样疏远 各个事实，而是钻研各个事实。比较不同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很有用的，但这不是为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而是为了使每一个波动的特点都清晰地显露出来。突出每个经济形势波动的这种个别性是第一步。正如我们的例子所表明了的，它特别是在运用形态学体系上得到了成功。由此就不仅在历史方面、而且在理论方面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时给定的无所不包的历史联系变得可以看清了，而运用当时有现实意义的各个理论部分导致了揭示各种具体的经济联系。
在这个地方也许会提出下述异议：虽然不能否认，1933—1939年德国的高涨与1903—1907年的高涨具有完全不同的外貌，但是同样的东西并不适用于别的高涨。据说好些高涨的确还是彼此极为相似，好些萧条和总的来说经济形势周期也同样如此。据说只是还必须概括属于同一整体的各个周期，并且这样就确实可以各为一个时代确定一种正常的周期，并且形成一种解释这种正常的周期的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例如，据说在1914年以前的那个世纪中，各个经济形势波动彼此是相似的。而且不是偶然的相似，而是由于近于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为这个时期构思一种正常的周期和一种受时代约束的经济形势理论据说是可能的和适当的。
面对这样一些以及类似的思路，两个确认是必要的：首先，在好些别的时期中，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 时期中，完全缺少对1914年以前那个世纪所声称的那种接近恒定的经济秩序。因此，今天在每个国家中，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波动的特点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对所有的都同等对待。因此，较老的做法正是在今天必定导致失败，而这种失败唤起了不愉快的印象，似乎经济科学根本就不可能解决各种经济形势问题。
第二，就是在1914年以前的那100年中，各个经济形势变化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彼此相似。比如说，如果把1903—1907年的高涨与1869—1873年的高涨相比较，那就会显示出不容忽视的事实 区别。光是经济秩序在某些地方就不一样。虽然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交换经济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但是1870年前后主要是在农村还比20世纪初有力得多地实现了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个期间在交换经济的各种形式内部发生了的改造。20世纪初，在煤炭和钢铁工业中以及在其他的重要工业中，卡特尔的形成获得了成功，而在1870年前后则几乎完全没有形成卡特尔。因此，在大的市场上实行的是不同种的市场形式。有争论的是，这个区别如何 作用于经济形势过程：过去和现在都确定无疑的是，它发生过作用 。此外再算上1870—1871年的战争和法国的战争赔款给当时德国的高涨和它的终止打上了它们的印记（从而是这样一些事件，1903—1907年没有与它们一样的东西），那么两个高涨就极为清晰地相互形成反差。因此，被运用来说明1869—1873年的高涨的那些理论工具，不完全相同于对于1903—1907年有现实意义的那些理论原理：例如，垄断的特别是集体垄断的理论有一次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很有现实意义。国对国的各种单方面授予的理论一次是有现实意义的，另一次则没有。每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唯一性产生于两个原因：产生于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的唯一性以及产生于改变了各种资料的那些非经济的事件的特点。
请读者作出检验：请他研究他在阅读的这个时刻所处于其中的那个 现在的经济形势状况。他仿佛把它置于显微镜下——而这个显微镜就是形态学的装置，因而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的、各种市场形式的和货币体系的体系。
6．这种必要的转变使各种经济形势理论或各种动态的理论失去价值了吗？没有。但是必须改变它们的含义。不能像它们的创立者们自己通常解释的那样来解释它们：似乎它们说明了一种正常的周期。相反地 ，应该把它们全部看成假设了不同的条件状况时的假定的变动 。这样解释和改变了含义之后，它们就是运用变动法的理论研究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而很有价值。
例如，完全免除了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的这一功能：从内在关联上去描述和说明上个世纪的各个实际的经济形势运动或所谓的经济形势的周期。如果把它解释为对一种资料（比方说货币数量）的假设的变动的研究，并且把它视为一种理论工具，它只是在实现了那些假定的条件时才能够使用，那么它就会做出良好的工作。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说明一定的具体的经济形势运动的某些现象。可是，如果各个具体的经济形势波动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的范围内发生的，在那些经济秩序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从而货币和货币利息在那些秩序中起着一种与在这种经济形势理论中不同的、远为小得多的作用；或者即使是发生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它们虽然是交换经济的，但是在它们当中却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所假设的货币体系；那么货币的经济形势理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应当以类似的形式改变各种收获理论或各种心理的理论的含义；应该把它们看做是对一种资料的可能的 变动的以及它们的后果的研究，这样就通过运用于合适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接近或者完全实现了这样一种变动的情况下）而使它们有用。（如果 出现了歉收，那么它们就在这个或那个经济体制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如果企业家们判断未来的前景较好，并且他们因此而改变了他们的投资计划，那么，在交换经济中，在某些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些后果，在别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下则会产生那样一些后果。应该这样理解这两种理论。）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反应跟着资料的改变和价格的推移而来；有关这段持续时间的各种重要著作也同样是对模型的研究。它们需要运用，并且只是然后才表明，反应时间的长短每次都具有怎样的重要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总是：资料的变化在不同的秩序形式的范围内也非常不同地发生作用。
7．人们进行过这种观察：在最近几十年中，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下降了。由此刻画了最新的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从门格尔起，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就指明了，有购买力的各个家计的各种需要、从而消费者们如何以他们的需求而统治着生产过程直到它最遥远的分支。这种理论现在过时了吗？还是它不正确？有必要想出一种新的理论吗？凯恩斯试图这样做，他想以他的学说以及其他东西说明，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如何并且为什么形成了现代的经济过程的中心。或者应当尝试以一种特殊的动态理论来理解重点从消费者移开？
重点的转移如何发生？它发生于两个阶段中。在20世纪初，显著地赢得了权力的是企业家们。他们的地位过去依赖于市场和它的价格形式；随着竞争的被抑制，随着别的市场形式的扩展，随着集中过程的向前推进（它在康采恩、托拉斯、卡特尔以及其他的权力集团的形成中进行），他们的地位改变了。现在他们推行了市场战略并且在重要的市场上例如作为垄断者而统治了市场。货币业中的变动同样增强了企业家们的地位：现在货币（以钞票和转账货币的形式）以不断增大的程度通过各个银行向企业家们发放贷款而产生，因而第三种货币体系移到了中心地位。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各种投资规模和速度，而强制的储蓄则赢得了重要性。占据了垄断式的或者寡头垄断式的市场地位并且得到大笔银行贷款的工业企业家们成了经济过程的重要部分的指挥者，而不再是准确地遵循消费者们的各种指示的代理人。但是，在这种双重的变化没有或者没有这样剧烈地得以实现的那样一些经济领域中，例如像在农业中，各个供给的厂家们仍然在较高的程度上依赖市场以及消费者们。
但是，重点继续从消费者们移开，而且开始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在好多国家中传播开来，而在那里，集中管理机构的各种领导移到了经济过程的中心。在20世纪的各个战争经济秩序中，或者在今日的俄国或在1933年以来的德国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卡特尔和康采恩以及别的权力体还在继续传播；但是，正像指出过的那样（第252—253页），它们在另一种经济秩序的范围内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并且成了集中管理的工具。集中管理的经济越是彻底，消费的人们的各个计划对于经济过程所具有的影响就越小。定量配给和配给体制使消费者们的各个计划失效。集中管理的经济推进到哪里，哪里的市场就消失或者完全退居次要地位。消费者担任着比前一个阶段还要小的角色；但是，在行政机关通过它们的没收、退还和生产指示等手段控制经济过程的范围内，企业家和银行同样交出了它们的主角作用。由此可见，重点从消费者的移开源出于经济秩序 的变化，它们绝不是纯粹由经济的条件决定的并且因此而不能用动态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完全竞争这种秩序形式越是在实际上向后缩，论述以完全竞争来控制经济过程的那些理论原理就越不足以说明经济形势。它们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它们并没有变为不正确。理论装置需要扩大，但是并不需要用另一个来代替。
如果不再是由上百万有购买力的消费者们以他们的匿名的指示来决定，应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果由集中的管理机构的计划和命令来部分地或者主要地承担这种功能，那么全部的经济形势过程也就改变了它的性质。各个经济过程不再根据消费来安排。消费者不再是一个主动的要素，而是成了共同体的一个消极的成员。如果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 ，各个经济形势运动就表现于消费的而不是就业的波动中 。为了准备并进行投资，中央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安排投资来强制放弃消费，从而不是把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使用于生产住宅、食品和其他消费品，而是指引到建设渠道、机器工厂和生产装置的其他部分上去。带有失业的萧条不再需要出现，因为每个劳动者都可以靠集中管理机构的命令而被雇用，不管他生产的是哪些价值。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各种比例失调成了主要是在消费品的短缺和在消费品供应的波动中可以感觉到的。
8．可以从它们对经济形势过程的行为的角度区分三种类型的经济秩序。这是现实的类型：
在那些自给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并且众所周知在历史上实行过很长时期的经济秩序中，通常只发生简朴的投资过程。在一个这样小的经济宇宙的范围内，建设较大的设备或者使用机器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投资的波动在这里是不重要的。但是，日常经济生活的推移也许会产生于人数的变化、气候的波动、战争等等，它们有时迅速地并且彻底地改变了各种资料。
在第二种类型中，交换经济的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种类型中，安排了一种更为广泛的经济过程，它的劳动分工伸展的要宽得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价格体系在这里使许多个家户和厂家的各个个别的计划和行动彼此相协调。这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取决于各种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有这种类型的“不稳定的”和“稳定的”经济秩序。当不均衡的市场形式，如供给寡头垄断、两方面垄断或两方面的部分垄断占优势时，或者当实行的是那些使信贷总额的显著扩张或收缩成为可能的货币体系时，那时它们就是“不稳定的”。那时就可能例如由于有力的投资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但是，首先是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缺乏一种极为有效地补救现有的比例失调的机制。例如，在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就缺乏这种机制。当时实行的各种主要的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没有能力克服存在的各种比例失调。这场萧条严重并且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在这种类型的“稳定的”形态的经济秩序中，经济形势过程的发展就不同。在这些经济秩序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势占优势，因而竞争的价格形成的著名调节者在它们当中起作用；而且在它们当中，银行机构并不倾向于猛烈的扩张或收缩。在这样一些经济秩序中，起作用的是一种使经济过程接近于一般的完全均衡状态的倾向。
在第三种类型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秩序占优势。在这种类型中，情形又完全不同。如果集中管理的机构想要的话，它可以强行实施各种投资。它也可以没有重大波动地进行长期持续的投资。但是，这种投资活动在这里碰到了一定的界限：不能把现在的消费品供应压低到某种最低数值之下而不损害各个必要的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在没有可能以计算数值将集中管理的机构的各种评价客观化并且进行可靠的成本计算的情况下，虽然以巨大的方式发生着对劳动力和物质生产资料的错误指挥，但是正如指出过的，这种特殊的无均衡性表现得与在交换经济类型占优势的经济秩序中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表现在每次的现在的消费品供应中。
对这样构造类型不能评价过高。扩充之后，它可能使各种经济形势问题的研究简便一些；但是它不应该诱导到忽视那些特殊的特性：它们是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所具有的，它们使它成为一个个别性，而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补充的”形式要素的种类和规模来获得它们。只有对个别的具体的经济秩序的形态学分析才打开了通向经济形势问题的通道。 (58)
5．经济权力
1．雅各布·布尔克哈特说过：“在中世纪，意识的那两个方面（向着世界的和向着自己的内心的）就像处在一块共同的面纱下做梦或半醒着一样。这面纱是用信仰、儿童的羞怯和幻想织成的。”随着近代的开始，这块面纱消失了。主要是现代的、纯粹世俗的国家连同它对内和对外的广泛的权力要求、连同它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和它的肆无忌惮的权力斗争，它把一股刺骨的穿堂风带进了历史。但是，尽管近代这样与中世纪形成反差，中世纪的历史同样充满了权力斗争；而如果人们在布尔克哈特的话中寻找对这种事实的无视，人们就会误解这些话。不仅教会的与国家的两种权力彼此碰撞。此外也没有缺少过权力集团的激烈斗争：各个城市与各个宗教的或世俗的领主的，各个城市相互之间的，城市贵族们与手工业者们的，各个不同的行会为了在城市中的统治的，领主们相互之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斗争不仅是为了教会精神上的独立或者是为了政治权力，而且（常常与政治的和教会的斗争相交织）是为了占据或破坏经济上的 权力地位。经济上的权力集结不是近代的或者“资本主义”的特点。相反地，在中世纪并且此外还在全部历史中都有它。因此，了解全部过去的和现在的以及可能是全部的将来的经济实际要求了解经济的权力，并且同时看清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引人注意地同样形式的各种斗争方法。这种认识如何是可能的？
2．重要的是问题。历史的书写和国民经济学反复地受害于这一危险：丧失了对权力斗争以及对它的冲击力和残忍性的知觉。首先是平静的或者信仰进步的时代（就像19世纪较后期和20世纪初期那样的时代）那样倾向于把历史上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说成是无害的。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大量地充满了残忍的权力斗争，对此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今天仍然缺乏眼力和理解。但是，谁不具有看到这个的能力或者力量，谁磨掉了棱角，谁就理解不了经济。
泰纳研究法国革命的历史的12年努力，给泰纳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不同寻常地、扣人心弦地复述了这个印象。他援引亚历山大的著名的教会法规教师克莱门斯。克莱门斯写过：“在埃及的各个神庙中，内殿是用神秘的、交织着金的帷幕遮掩着的。但是，当你朝它走去，打算观看神的立像时，祭司就会拉你，用埃及语唱一支圣歌并略微揭开帷幕，好像他要让你看那个神。而你看到的是什么？一只鳄鱼或一条大蛇，或另外的一种危险的爬行动物。这是埃及的偶像：一只在紫色的盖布上打滚的猛兽。”泰纳接着说：“人们不是必须到埃及去漫游，也不必回到那些古老的时代去……。至于我，那么我想在近处看看这些。我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前往并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就像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那样，我从最近的近处观察的首先是神庙，然后是神。”我们国民经济学家也必须揭开那个由利益者的各个意识形态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集结和权力斗争前面拉上的帷幕。我们也从最近的近处观察它们，而我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东西常常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斯在帷幕后面所注意到的东西相适应。国民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清醒的科学。更确切地说：它应该如此。因此，我们这样问道：我们怎样能够认清经济权力的现象？
为此，需要两个东西。第一，国民经济学家必须在他的活动中亲自认识了经济权力。他需要观看和经历权力斗争。例如，如果施穆勒本人一起亲自经历了卡特尔与局外人们的权力斗争，如果他不是仅仅从书本和调查中以及本人与工业家的或较高级的官员们的会谈中开始了解卡特尔和卡特尔政策，那么他就会学会懂得，绝不是像他认为无害的那样，在它们当中，发生的是“某些共同的利益对固执和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的胜利，”而在这里，利己主义以集团 利己主义的形态而获得了胜利。那时他就会谨防接受各卡特尔的“合作社性质”的利益意识形态。简言之，他就会获得对于经济权力的理解力。对他适用的东西，适用于他的和我们的时代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他们缺乏对日常经济生活连同它的斗争的简单了解，这些斗争是以诡计、掩饰和残忍来进行的。而且光是现在的这种生活认识就使得有可能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权力斗争，比如说，历史地理解中世纪的各个行会和行会政策，它们被许多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无害化和理想化了。被自己的生活经验所清醒和训练之后，人们也就能够更正确地理解过去时代的那些权力斗争。
第二，就是把形态学的和理论原理的装置运用到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去。不存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权力现象的原则上的不可一致性。只有不充分地、不是从分析历史上的事实状况中得出的或教条的经济学理论才必定会失灵。正确地得出的经济学理论不仅可以与经济权力的各种现象相一致，而且它与形态学的装置一起，是为看清经济权力现象所完全必不可少的手段。通过运用形态学，可以标明当时具体的权力状况（3），而通过运用理论就能够更详细地确定它的范围和它在经济上的后果（4）。
3．已经指出过（第132页及其以下），在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实行着经济权力的确实可能的最大聚集。在这里，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中心处所；它单独拟定经济计划并且控制着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各个行动，这些成员在他们那方面被剥夺了权力并且是不自由的。在这种集中管理的经济中，表示特征的劳动关系是奴役和依从。在1450—1525年之间的印加帝国中就是如此。在那里，不仅以印加人的强有力的军事组织，而且也同样以集中管理的经济的严厉的秩序压制各个被征服的部落。在法老的各个巨大的神庙经济中存在过类似的权力集结。在它们当中，同样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个人的活动自由，尽管在那里也可以发现个别的交换经济的特征。不应该陷入那种仅仅在大的共同体中寻找经济权力的错误。这样的经济权力是在小的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社会体中也有，也就是说在那种地方，按照我们的术语，在那里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自给经济）。如果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希腊人在他的家里叫10个奴隶工作，那么他就对他们具有极为广泛的经济权力，就像早期中世纪的一个徭役庄园的领导对它的奴隶们或不自由的佃户们那样。但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涉及的是公共的经济权力，在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涉及的是私人的经济权力。
在经济秩序的基本性质是交换经济的 每个地方，从而在个别经济依赖于市场并且使它们的计划和行动向它看齐的地方，经济权力就以另一种形式起作用。就是在这里也能够形成极强的权力地位，它们并不罕见地受到公共权力的支持，并且它们又在它们那方面施行政治权力。此外，在交换经济中发展起了不同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经济斗争。现在，在阐发了形态学的思维装置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切。在这方面显示出，市场形式越是接近供给的或需求的垄断，个别经济的权力地位就越强。此外适用的是，假使其余情况均相同，则个别垄断者具有比集体垄断者更强的地位；内部的对立常常削弱了集体垄断者的权力。第三，在两方面封闭的市场上，或者在封闭市场的一个方面时，交换经济的权力地位就比在开放的市场上容易形成得多。第四，权力地位的强度各按市场的重要性而不同。在一个吃小麦面包的民族中，小麦垄断者具有比同一个国家中的缝纫丝线的垄断式的销售者强大得多的权力地位。
一些历史上的例子：在13世纪转向14世纪的前后，吕贝克的以及所谓的索布的波罗的海各城市的那些牢固地联合起来的远地贸易商和船主们就懂得了，设法在挪威获得统治经济的权力地位。卑尔根的汉萨总店具有第一等的权力地位。支撑它的是：与挪威的全部航行都处在吕贝克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的手中。卑尔根的办事处对挪威来说是进口的谷物、面粉和啤酒的供给垄断者以及作为鳕鱼和别的鱼的唯一买主的需求垄断者。它把这些鱼加工成鳕鱼干，以部分垄断在整个欧洲销售。“德国商人怎样成功地（特别是通过渔民不断地对卑尔根的商人负债）把罗弗敦群岛的北欧渔民束缚于他在卑尔根的总店，也属于中世纪经济的那样一些特征，它正是绝对不能与关于这些事情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浪漫的想象相一致。”（罗里希）。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种“权力交织”的情况，它由此而获得了它的特点：3个垄断以特有的方式交错连接并且互相依赖：在挪威的某些特别重要的食品的“供给垄断”，对挪威的鱼（它们是该国的主要产品）的“需求垄断”，以及欧洲的对鳕鱼的“供给的部分垄断”，此外鳕鱼是一种极其重要的食品。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在法律上）是“封闭的”恰恰是由于渔民们的负债，以至于不可能出现竞争者。正是靠着应用垄断理论，就能够理解吕贝克和它的同盟者们的经济权力对挪威、对欧洲的销售市场以及还有对吕贝克和其他的各个城市的收入和财产的形成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世纪晚期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和博登湖地区的其他公司的经济上的权力地位在阿劳伊斯·舒尔特那里找到了它的描述者。1400年前后，康斯坦茨的和别的博登湖城市的许多亚麻布织工还能够把他们的亚麻布卖给为数众多的竞争的远地贸易商，后者在整个西欧推销它。但是，当有着需求的部分垄断式的地位的贸易公司形成时，在贸易公司和亚麻织工行会之间就爆发了斗争。“在1429年的革命中以及在事先产生的那些敌对中潜伏着经济因素。康斯坦茨的亚麻织工们看到了蒙特普拉特（muntprat）公司攫取的那些巨大的利润，并且相信，就是没有该公司也能行。只要有一个巨大的数目的商人在追求织工们，他们的打算就得到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公司减少了竞争，而一个分布在许多城市中的公司必定会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蒙特普拉特们以哪种方式采购；但是从事实中透露出来的是：那里可能是一个德国的行会反对一个贸易公司的正在发展起来的垄断地位的最古老的有据可查的斗争。”它是这样一场斗争，在其中织工们失败了。蒙特普拉特们和许多其他贸易商号合并为拉文斯堡公司，它把博登湖北面地区的所有大城市的商人们联合到一个 企业中，大约一个世纪之久地统治了一整个地区的进口和出口，并且当然在政治上也有巨大影响。通过运用各种市场形式，不仅成功地更详细地重写了这个历史上的事实状况，而且可以更为深入地把握历史实际，在这里就是更深入地把握一方面的权力集结，另一方面的剥夺权力和依赖性。
16和17世纪富格的和别的奥格斯堡商号的权力地位又有不同的基础，并且不同地发生了作用。众所周知，正在产生并且斗争着的专制主义的王侯们为了进行战争而需要许多钱，并且只能在少数几家商号那里找到它。这些商号在给予借款方面对他们是寡头垄断者、部分垄断者或者甚至是垄断者。他们为此向各商号提供只有王侯们能够提供的东西（王侯们由此而是需求的寡头垄断者）：也就是专有的批发权——贸易特权。这样就发生了例如1514年和1515年蒂罗尔的那些臭名昭著的铜和银的买卖，各商号挣得许多暂时的和长期持续的、国家支持的和封闭的垄断地位。富格家的权力地位的基础是：在借贷生意上的垄断或垄断性质的地位与在批发贸易上以及部分地也在采矿上的封闭的、多种多样的供给和需求垄断的一种特有的“权力交织”。如果真的要理解富格家所享有的经济权力与拉文斯堡贸易公司所支配的经济权力以及汉萨的商人们在挪威所具有的经济权力的区别，就只有运用各种市场形式的工具才会成功。正是在这里弄清楚了的是，形态学的分析如何为达到历史的理解所必要。
欧洲的一个中央发行银行1910年前后的权力地位显得又不一样。这里涉及的是一国银行券的一种简单的“封闭的供给垄断。”权力地位由此而变得如此显著，因为它涉及那一种物品，它在这些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确定1927年前后德国各个工会的权力地位或同一个时代的雇主联合会的权力地位。在这些劳动市场上，“两方面的部分垄断”或类似的市场形式占统治地位。在这里展开了权力斗争 ，在这些斗争的过程中，个别集团的权力作用被别的集团所减弱。可以通过两方面的部分垄断的理论来显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一种均衡会习以为常。也可以精确地看清以“供给的寡头垄断”服务于一个港口的两条或三条航线之间的各种权力斗争，或者德国各水泥辛迪加对局外人的各种斗争，这些局外人生活在或者想生活在各辛迪加的阴影之下，部分垄断者“水泥辛迪加”常常对他们卓有成效地尝试过变为垄断者。
只是在唯一的一种市场形式中，经济权力的现象才完全退缩了：这就是在实现了完全竞争 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选出1925年前后德国的针织品市场或者1880年前后东德意志的各个黑麦市场。没有哪个供给者和需求者通过他的行动这样地影响供给、需求和价格，以至于他会去考虑他的购买或销售在市场上的反应。价格在他的经济计划中是一种资料。针织品和黑麦的供给者并不依赖一个特殊的需求者，而且相反地，个别的需求者也同样少地依赖一个特殊的供给者。在各个劳动市场上情况相近，在那里完全竞争接近于占统治地位。例如在1924年柏林的家庭佣人劳动市场上。没有哪个雇员依赖于一个雇主或雇主们的一个联合会，反之亦然。
但是，在完全竞争的范围内，较大的权力地位不是确实能够由于个别人支配着比较大量的财产而产生吗？根据经验，大的工厂厂家或大的农业厂家对于它的顾客们或者对于它的工人们经常具有比小的厂家更大的权力。从中不是得知：在交换经济中，个别厂家的权力不仅以它的市场地位、而且也以它的大小为基础吗？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例如，在竞争中出售它的粮食和牲畜的大的农业厂家并不拥有值得注意的经济权力。只有当它们由于它的巨大而部分地或者完全地统治了某些市场时，从而只有当它不是处于竞争中，而是处于另一种市场形式中时，它才具有这种权力。例如，农业的大企业可以是一个村庄的那些劳动力的需求的部分垄断者或需求垄断者。那时它就对村子的居民们享有经济权力；村子的居民们处于对这个大企业的依赖之中，但是，当出现了劳动力的其他需求者时，这种依赖就会消失。因此，厂家的巨大并不会没有困难地造成经济权力，而是只有当它导致形成了垄断式的或寡头垄断式的或处于完全竞争之外的其他市场形式时，并且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才创造权力地位。厂家越大，在这样一种市场形式中购买或销售并且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经济权力的机会 就越大。更多的就没有了。因此在交换经济中，其实正是市场地位决定权力地位。而保持不变的是：在完全竞争中，就是各个大厂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
在完全竞争中，单个的人几乎被剥夺了权力，但不是完全被剥夺了权力。因为完全竞争的参加者们绝不是像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不属于集中的领导的成员们那样被剥夺权力的。一个在实践上非常重要的区别在这里发生了作用。在一切市场上的完全竞争和集中管理的经济甚至是极端的、彼此对立的边界情况。在接近于实现完全竞争时，每个供给者和需求者事实上都起着一个微小的作用。所有的人一起决定各种价格并且从而决定全部的经济过程，而单个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缺少任何权力集结，也就不存在人身的经济依赖，但是却确实存在着对一个匿名的市场的依赖。而如果在一个国家中的所有市场上都存在着完全竞争，那么该国的所有厂家和所有家户并且从而所有的居民就都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权力。或者——不同地表述：每个人都将有很小的一份权力。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将很少能够看到经济权力问题。
4．在运用形态学 来刻画了具体的经济权力地位之后，从现在起就可以运用理论原理 来更详细地描述它当时的范围并看清它的后果。
例如，应当研究一个煤炭辛迪加所享有的权力地位。权力分析的基础是查明：它具有一个供给垄断者的、而绝不是一个部分垄断者的或一个寡头垄断者的地位，供给是封闭的，而且这里涉及一个集体垄断者。但是，在这种市场形式中，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可能是不一样地大的。为了确定这一点，就有必要运用理论分析的各个成果。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还显示出需求弹性越大，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例如，无烟煤需求的弹性可能会由于石油或褐煤替代的可能性而是大的，由此就有力地限制了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顾客们通过使用别的燃料，可以容易地避开任何价格上涨。但是，如果这样一些替代可能性被消除了并且由此而减少了需求的弹性，辛迪加的权力就上升。其次适用的是（用习以为常的表述）：供给者的权力在需求曲线向右边移动时就上升，向左边移动时则减少。因此，如果比方说由于信贷膨胀，在同样价格时需求更多的无烟煤，无烟煤辛迪加的权力就增加；在相反的情况下——如果比方说由于一次通货紧缩，在同样的煤炭价格下需求的煤炭少了——辛迪加的权力就减少。就是在存在着别的各种市场形式时也容易查明这些联系。
很明显，相应的原理对于供给方面具有效力。然而在这里是在相反的意义上。供给的弹性越小，供给者的权力就越小，比方说，如果当工资下降时，在一个劳动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不变或者甚至上升（第324—325页及下页），那么一个需求垄断式的厂家对它的工人们的权力地位就比如果工资稍微下降劳动的供给就猛烈降低时要强得多。最后，在需求不变时，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减弱了、向左移动则增强了劳动者们的权力。
5．权力是一个词 。在某些地方使用这个词是不够的，宣布权力在经济中就像在政治中那样有许多意义，也是不够的。以有些神秘主义的方式谈论那些资本主义的“权力”以及它们神秘的活动，说明的也不多。宁可说，主要的事情是使经济权力现象的核心明显可见。不这样就不能理解实际。
我们的简略速写正是指出了，在所有世纪中以及在一切地方都在“权力”这个词的后面隐藏着不寻常地多种多样的事实状况。在“权力斗争”这个词后面也是如此。科学的任务是：向这些事实进军，确定它们彼此的界线，揭示经济权力的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由此它就同时赋予经济权力这个词一种实际的内容。经济权力一点也不是非理性的东西 、神秘主义的东西 ；经济权力是个可以理性地把握的 、可以理性地理解的东西 。同样如此的是权力的对立面：经济上的依附和不自由。恰恰由于各种事实状况的多样性，由此而提出的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我们所研究的那些权力位置，从埃及的各个神庙的管理机构、从14世纪汉萨同盟的卑尔根办事处、从佛兰德商人们的各个同业公会起一直到19世纪中期西里西亚的中间商们，或者一直到现代的各个中央发行银行和铁路管理机构以及到集中管理体的各个领导，没有哪个与别的相同。
探索经济权力的现象并且认识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它们通常互相依赖）的联系，要求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做法。简略地描述过如何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历史维的直观和目测必须与运用形态学的和理论的装置相结合。这里，各种经济体制（从集中领导的经济一直到交换经济的那许多形式）的工具恰恰表明，它的运用为认识历史的多样性 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宣称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帝国银行、某些卡特尔、雇主联合会、工会、各个铁路管理机构等等占有了权力地位，这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来清楚而简要地说明各种个别的权力地位的基础和作用，确定它们在当时的经济秩序中的位置，揭示“权力的交织”和较大的权力集结，并且指出被剥夺了权力的个别经济的各个领域。只有这样，才能够确实把握那些哪怕是表现的完全不同的权力斗争：不管是个别的大供给者们的彼此斗争，还是一位供给垄断者反对一位需求垄断者。或者想想1939年德国的经济秩序，在那里各个集中管理体的权力位置与各个卡特尔的私人权力集团或者与部分垄断式的大企业达成了协议，或者想想例如在石油市场、氮肥市场或白炽灯市场上的世界经济的权力斗争的多种多样性。
但是，可以发现的不仅仅是大量变动的现象。在过去的和今日的权力地位的多样性中以及在经济上的各种权力斗争的杂乱无章中，人们发现了重复的各种同样的 秩序形式和各种事实状况的同样的联系。个别情况的分析越是深入地向前推进，经济权力现象的一种一定的一致就越是清晰地暴露出来。就是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地位和权力斗争、经济上的依附和经济上不自由的各种处境也的确以一切多种多样性显示了这种特殊样子的“全部风格的不变性”，我们已经在各个秩序的结构以及在各个日常的经济过程中找到了这种全部风格的不变性。 (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