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陆的美国的氛围似乎已经在两个方面对哲学产生了影响。首先，它加速了因袭哲学的大胆分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现代哲学的影响。而现代哲学也因此加速了随后的发展。其次，年轻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希望各种思想无偏见地相处与争辩。

有一个问题本身即很离奇但对未来却至关重要，这就是：美洲大陆的移民现象是如何影响哲学思想的？乍一见到这个问题，我们很有可能根本不予考虑，因为这种影响往往很难辨别。在美国我们能在哲学面纱下发现什么呢？从历史背景来看，美国与欧洲有相同的新教神学和天主教神学；而从眼前的现象来看美国也应用了德国的唯心论并且有追随演化的趋势。在那里心理学也变成了形而上学的东西，近年来还出现了数学或逻辑学上的唯心论。在以上这些方面美国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欧洲，而且据我们所知也没有任何原始的哲学体系起源于那里。这样说来，人们普遍认为彬彬有礼的美国在哲学方面与在文学方面一样一直奉行着基督教界的普遍传统，遵循英国走过的道路；而现代的哲学思辨对时代变迁十分敏感，世界上的地域差别则对它影响不大。

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仍然用彬彬有礼来形容美国，因为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具备的话，那么我一直在提的其他特征更是很难站得住脚。彬彬有礼的美国虔诚地继续信奉在清教徒时期的英国就存在的普通神灵，而且还一直希望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值得敬奉的宗教保持联系。然而遥远的距离和对古代及异域事物抱偏见态度的革命却把它孤立了起来。另外一种束缚是其自身不知不觉的演变：它开始染上排他性和惰性。而在另外一方面，一个粗鲁却生机勃勃的新形象的美国蓦然崛起，它破旧立新，不断壮大，使美国走出了旧传统。

早期的美国人的成分是一批挥霍无度的浪子、不求进取的怠惰者和敢于冒险的人，他们都是殖民家庭的产物。此后的一代人出生在人烟稀少的广阔大地上。他们试图忘记以前戒律严格的道德规范，采取另一种更愉快更人性化的生活方式。这个真正纯粹的美国后来涌入一批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他们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神圣的国家，而是追求一种自由的繁荣。无论他们原来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这一大批移民欣然地接受了美洲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精神。但他们并不知道那里早先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因此也就不存在试图忘记那些规范的问题。不过他们倒是很想忘记他们刚刚摆脱的欧洲故国的那些道德规范。如果我们何时忽略了这两种美国人之间奇妙而复杂的关系，我们在判断上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驶向北美的移民船

这个真正纯粹的美国后来涌入一批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他们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神圣的国家，而是追求一种自由的繁荣。无论他们原来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这一大批移民欣然地接受了美洲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精神。

下面让我来举个例子：诺顿教授对人十分友好，卡莱尔、波恩·琼斯，马修·阿诺德都是他的朋友。他彬彬有礼，学识渊博，绝对是一位高雅人士。其祖上好几代人都在新英格兰当过牧师。然而这样一个人居然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都遭到非难，说他的言行不符合美国的原则。但是也有另一种看法。曾有一位很了解他，判断力也很强的法国人对我说过：“诺顿听了也许会不高兴的，但是他的确是个地道的美国佬。”这两种说法都有依据。诺顿教授恪守节操、思维敏锐、易于伤感。这些特点在旁观新英格兰的法国人看来是典型的美国人性格。但是对于华盛顿的政客而言，这些性格特征却不符合美国特点。

美国的哲学观念无疑根植于上流社会的传统中。它或者受到宗教信仰的启示，旨在维护宗教；或者在规模较大的大学中，有人刻意提出某些问题并借以创造出哲学思想。那些问题其实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急于考虑的问题，但是对于思想界来说它们都是必须探讨的问题。然而假如你因为美国的学院派哲学家在思想上总是得过且过就认为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学院派哲学家相似，你的判断往往是错的。在那些地方自命不凡者是没有市场的。年轻一代的许多哲学教授已经不再同时兼有牧师和校长的身份。他们的思想更像是医生、工程师或是社会改革者。他们头脑清醒，比起老一代人他们的工作能力更强，而且他们自己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年轻的哲学家不像老一代的哲学家那样善辩也不如他们那么笃信基督教义，他的专业修养很高，但也晓得自己有令人不满的地方。他并不否认现在我们在很多方面已经变得很无知，但他认为即便如此他依然可以安然度日。他所受到的教育谈不上十分全面却会让人自命不凡。他做学问的风格令人感到可悲，社会的压力及其自身急于成功的欲望使他注定要超负荷地工作。他经常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会议，早早的有了家室之累，勉为其难地著书立说，甚至不得不一天做两到三次讲座。他总是静不下心来，他所处的也不是一个宁静的环境，或许他内心深处对于纯粹的学问和纯粹的哲学思辨并没有多少兴趣，然而他依然兴高采烈，就像扛着笨重的武器装备蹒跚前进的普通士兵。他把信仰放在心里，放在自己应尽的职责中，容忍着别人片面的责难。他开明、真诚、有鉴赏力、乐于助人，对善良与科学的未来充满信心。总之，他是那个熙熙攘攘的民主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他从那个社会的热情、富于感染力的活动中得到了自己生活所需要的鼓励，同时也不知不觉地领悟到了哲学的精神。

显然这样的思想与美国哲学的传统，即使是上流社会的传统都相去甚远。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是反对或是不喜欢传统哲学，而是对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异化，或者说他们把传统哲学彻底忘却了。宗教信仰是传统哲学的支柱，就个人的感情或看法来说，新一代的哲学家会对宗教怀有一种温柔的尊重，但是宗教往往变成了政治机构，旨在施压于思想和意识，他们对此则十分反感。他们认为，宗教如同妻子，每个人都有选择和珍惜的权利，同时不喜欢别人在公开的场合对自己的选择说三道四。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一个充满友善的国家，对生活很有信心，但也缺乏应付有害事物的经验。不久前，美国依然认为自己不会受人类遗传恶习的影响，不相信会有被邪恶的原则感染或毒害的危险。美国这个大熔炉中纳入的谬误与激情越多，它们就越是会更明显地相互中和，最终真理便会显现。任何哲学体系都会遭到人们坦率的质疑。人们似乎在问它：“好啦，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用处。我们不听任何宣言，也不要什么保证，我们只是给你一次机会做给我们看。无论是柏拉图，教皇还是艾娣夫人[1]，每个人都只有一次机会。”我难以肯定这种缺乏尊敬的宽容对于某些哲学体系的谬误来说是否是个严峻的考验，但这样做毕竟能使问题明朗起来。

美国“总统山”

在美国拉什莫尔山（mount rushmore）的东南坡上，有一群世界上最大的人面雕刻，因为雕刻的是美国四位总统的头像而被人称做“总统山”。四位总统分别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狄奥多·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他们是美国民众最为敬重的四位总统。

美国的哲学传统几乎完全与德国的唯心主义合为了一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哲学体系不存在被采纳的问题，因为在新英格兰地区与之十分相似的一种哲学体系已经以先验论和一神论神学的形式自然地出现。甚至连最近出现的最不受约束的实证论派思想家（实用主义者，新现实主义者，纯经验主义者）都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在探讨他们的哲学观点时不应忘掉这种事实。这种哲学的根基很深，又受到心理学的支持，对于认识和主观主义持批判的态度。它依靠经验，认为经验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早期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经验是取得真正发现的方法，在寻找自然界存在的事物时，经验是比推理更为可靠的证据。但是现在经验本身被看成了唯一真正的实在物，是一切思想和理论最终要考虑的对象。这种经验主义并不是想建立科学体系，而是要实现更为彻底的批评和对传统信念的瓦解，其中也包括经验主义科学。美国的哲学已经在这种大胆的批评和瓦解的做法上取得成效。

批判哲学在原则上将一切事物归为意识，最终却又把意识本身分解成其他的事物。这似乎像是一种奇怪的报应。然而这种回飞镖式效应的走向并不难追踪。意识源于笛卡尔所称的思想或是思考——一种注意力所具有的可以同时观察若干客体的功能，这些客体无论在逻辑本质上还是在自然存在上都并不相同。意识赋予经历以记忆，赋予事实以情感，赋予文字以形象。意识所具有的这种综合的可转移的功能是它的一个优势，这种优势与任何其他深奥晦涩的道理一样是通过研究才发现的。通过比较和对照事物在思想方面的关联方式以及在自然本质上的关联方式，就可以发现意识的优势。在我看来康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的为哲学作出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弄清了想象和意志的奇妙之处。这就是在他们的哲学思辨中实证的要素。在他们的逻辑心理主义以及有关自然和历史的自我中心论中，意识似乎是他们真正讲清楚的唯一存在领域。但是正因为这是存在的实证领域，是可以被揭示并可以坚定信赖的实际存在，所以任何对于认识论的恶意批判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结论。批判者最终必须依靠的不是意识的实质，而是意识的论据。休姆作为批判家在这方面比康德看问题更敏锐、更深刻。因为意识是一种思考，所以审视意识时不可能将其本身当作一种被动论据来看待，而只能关注个人意识或想象的直接对象。

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在桑塔亚那看来，康德及其追随者对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弄清了想象和意志的奇妙之处。

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哲学理论内容似乎不如理论本身那么丰富。而且在不得不使用旧的术语来表达新的含义时常常造成混乱。例如，如果意识被漠视，从思维的特有意义上来说，意识的定义就可以转化为直接呈现在意识面前的一系列对象，因此意识则开始意味着呈现在任何人面前的表象的发展空间。

这种语义含糊的特点在一个更为常用的术语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那就是“观念”。似乎可以说，观念即是意见、是思考、是对某个客体的看法。似乎还可以说若干观念即意识的若干客体。因为观念可以意味着形象，或者说被动的证据。被动的证据可以是任何东西——事物、性质、关系、主张——但是它们绝对不是思考。如果把这些东西称作意识或意识的成分则是极其错误的。可以被称作意识观念的不是这些被动的事物，而是主动的思考。心理学批评家若走错了一步，他便会难以止步。他的方法将会把他引入更为荒谬的立场。

记忆是对已经不存在的已经消亡的过去的认识呢，还是目前的经验？完善的哲学毫无疑问会认为两者都对，但是心理学批评会将记忆认识仅作为现存的形象和假定。记忆中的经验无疑能够准确地复原并再次呈现在现实中；但是过去的事实不可能真的出现在现实中，而只能被联想到并被相信。

因此，显然各种论据出现的历史次序不可能留存在任何一种论据中。这种秩序是可以被理解的，任何假设都是自然地被构成并被人相信，但它终归是一种假设，而且记忆和传说本质上的错误都已经证明这种假设经常是错的。对我们个人经历的次序的信仰相应的与物质世界的类似信仰一样教条、大胆和现实。心理学批评家一定会将这两种信仰都归为捏造的范畴，而且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方法，他一定会拋弃这样一种概念，即意识的对象是按照心理学的次序排列的，以便弥补各不相干的思想的漏洞。换言之，他不仅必须从思想和思考的意义上，而且必须从他自己认定的意识是一系列的观念这个意义上放弃意识。现在他会不无惊讶地承认，实际的客体根本不是观念：它们不存在于思想中（因为根本找不到思想），而是存在于他们周围有形的媒介中。事物仅仅是它们自己的表象而已，如果把事物说成是意识或者意识的组成部分则是荒谬的。根据对认识的全面批评，所谓的表象既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内在的，它们只是外在事物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时常给人的感官留下印象，并通过人的神经系统得到回应。

这就是美国新唯心论者的学说。在致力于这一学说的人看来，唯心主义的逻辑已经发展到尽头，这种逻辑把唯心主义本身适时地推到了相反的方向。他们认为意识只是一系列的观念，然而观念只是呈现在某个人面前的事物的组成部分；而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所有人）指的是他的躯体以及呈现在他面前的其他事物；最后，在任何表象的意义上，所谓的呈现都不可能是指一种精神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是肉体的反映。这样我们便可得出结论，即：事物本身是存在的，意识只是这些事物某些部分的代名词。

威廉·詹姆斯仓促地得出了意识根本不存在的结论。我想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为什么这一惊人的结论能在美国获得巨大反响以及为什么与其相似的阿芬那留斯的哲学体系也受到欢迎并一直有人研究。否认意识的存在即是否认显而易见的事物的前提，并且使那些事物孤立。这对于负担沉重、顾虑重重的一代人是一种慰藉。它似乎是一种令人愉快的简化。它摒弃了那种非民主的概念，那概念便是只要善于思索并且审慎、细致，人们就可以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事物。如果他们认为细致、审慎和善于思索只能将人们引向毫无价值的发现，他们就会工作得更愉快些。否认意识的存在不仅可以恢复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而且还可证明那些事物的所有成分都是同样实在的。不光是颜色、美丽和热情之类的东西，还包括以前被认为是思想产物的诸如规划、关系和抽象的性质，现在都成了存在的某个事物的组成部分。因为已经无需任何精神工具去创造和左右它们。于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便相信生活和学习的乐趣不会再被唯心论的蔑视泼冷水——唯心论常蔑视自然的幻想，蔑视科学的理智。所有虚构的东西和抽象的概念现在都可以被认为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这就使我们足以生活下去以便了解事物的本质。

假如我们略微换个角度看待这些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心理学批评转换真理的概念与其转换意识的概念很相似。首先，说法中的模棱性很相似。真理应该意味着一切真实命题的总和，意味着无限知识的内涵，意味着已经或将被世界证实的性质与关系的整个理想主义体系。真理是以永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学批评与真理毫不相关，因为真理既非心理的东西也非人性的东西。这是唯心论的特有领域，无须心理学家们探讨。但是据我所知，没人否认它的存在，就连普罗泰戈拉[2]或实证主义者们都不否认。如果普罗泰戈拉说在任何时刻出现在任何人面前的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那么这种真实无疑既包括事物的主体本身以及它的出现，因为对于一个感觉论者而言，事物不会超越他所能看到的范围，所以他的每次感知都界定了整个感知对象，而且认为这种感知是确实可靠的。但是这样一来万物的真理显然是由这些各种各样的感知组成的，每种感知都承载一个它无法放弃或是修改的观点，因为对观点的修改会引出一种全新的客体。进而真理就意味着这些感知和观点以某些多样、连续、持续等的关系互相支持，无论它们是否承认这些关系。同样，在当代的实用主义者从一种不同的相当抽象的角度描述什么是真理时，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怀疑或注意到过他们思想中所假定的真理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也就是说，是否注意到过世界上有很多种精神状态，很多或多或少有益、有价值、不太稳定的观点。这些观点实际上还会演变成或多或少被人们所期待的令人满意的其他观点。诚然，每个实用主义者和每个思想家一样总是假设真正真理的实在。因为那是一种综合性的很多方面尚未被发现的真理，所以他只谈到了其中的一部分，而被他含糊地称为真理并希望将其归为实用功能的东西不是什么基本的真理，不是所有真实命题的总和，而仅仅是所有真实命题一定会共同具有的抽象品质，否则那命题就不能被称作是真实的。它所说的真理其实仅意味着正确。由于他所信奉的是唯心主义，所以一个观念正确与否时常使他感到极为困惑——唯心主义常把观点等同于客体。他不理解为什么观念会有正确的与不正确的之分，仿佛观念指的是什么别的东西。

当然，实际上只有我们不把观念看作论据而是看作意见时，观念就会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从正确性的抽象关系来看，任何意见都是真实的。这种抽象关系也是很容易描述的。如果某种事物的构成与一种观点宣称的相符，那么该观点就是正确的。对于特定的个案来说，检测这种正确性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最终我们也许不得不依据本能来相信我们最基本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我们无时不在经历着时间的流逝，而正如坚定的唯心论所宣称的那样，过去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针对现在的概念。但是如果这些本能的观点是正确的观点，那么它们所依靠的也是已被证实的事实。这并不是被动的论据与隐藏的客体之间的相似性或衍生关系的问题，而是所断言的事实与实际存在的事实是否一致的问题。如果某个观点不能直接针对其所指的对象，无论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大或是多么的不确定，无论对所选中的对象作何种断言都不能说这个观点有多么错误，因为这个观点没有实际的内容。

然而心理学家们并不关心某个观点在逻辑上断言了什么，而是关心它存在的情况。他们关注的是在某个观点周围的存在关系，这种关系当观念被认为错误时则不存在。他们的问题显然是难以解决的，因为这需要我们去挖掘被假定为被动论据的观念的象征力。这就好像语法学家要研究做宾语的名词要在陈述语态中做动词的现象一样。

威廉·詹姆斯把他论实用主义的书敬献给约翰·斯图尔特·米尔，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心理学经验主义的原则是探寻思考中的要素，并认为思想只是以某种特定的顺序对这些要素的安排。诚然，自从米尔时代以来，分析已经稍许扩大了这些要素的界定范围，除了五种感官的数据以外，还包括某些单一成分，如关系情感、动态感觉、模糊不清的形象甚至心灵感应或是本能的直觉。但是在其原始的直接形式中，这些直接直觉论据必须按照这种方式为我们的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一种观点可以拥有超越自身的对象，或符合另外的某种现实，观点的这种假定的力量必须只是某种位置的虚名，在经验的例行程序中，既定的要素占据着这个与其他要素有关的位置。认识和真理必须是临近和连续的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问题被转移，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取代了它，而我们所选择的方法真正能够解决这个新问题，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这种逃避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忠实于某个具有特殊效力的观点的本能结果，并不是在任何领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没见过政治家们因为他们的政党给国家带来麻烦就放弃这个党，他们作为政客就是要将其政党的主张付诸实践，无论这些主张是好是坏。因此要求某学派的哲学家因为他们的方法解决不了某些问题就放弃那个方法，也是过分苛刻的。哲学家们的要务就是将他们的方法应用到一切可以应用的地方。当他们达到这一目标时，假如他们有超凡的谦虚和睿智，我们最多只能要求这些哲学家为其他学派的哲学家风度优雅地让路。

现在有一个可能与观念的正确性相混淆的问题。心理学批评倒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的关系问题。针对这种关系可以给出纯粹的经验主义的描述。符号与其代表的事物均是目前或最终的经验的对象，两者之间最后是由经验的转接连接在一起的。指代某个特定对象的符号本身无需永远保持不变或总是属于同一类别。对象的明确认定和宣示可以不用直接的形象而通过口头来描述，或者通过并不固定的感觉形象，或通过诸如位置之类的外在关系或通过它所拥有的专有名称来认定和宣示。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认定而且最终接近了所指的对象，那么这些对象的名称就都传达了对对象的认识，而名称这种符号也就是正确的符号。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理论的真正应用。他只关注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且为那事物提供一个实用的替代品。然而这种对于符号含意的经验主义分析或多或少地与对真理的不正确认识纠缠在了一起。例如，有人认为只要人们相信某个观点是真理那么它就是真理，或者只要观点是善意有用的，那么它就是真理，或者真理只有被证实之后才能称得上真理。最后的这一种暗示表明刚愎自用的个人哲学多么容易出现奇怪的颠倒或倒退。经验主义以往总意味着对过去的依赖，而现在一切经验主义的真理显然只关注未来，因为真理被认为是通过对某种假定的证实而获得的。对过去的假定当然是永远无法证实的，对过去的假定充其量只能由对过去的新的假定来补充，它们同样需要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在这一点上，真正有胆量的经验主义者也许会说真实的过去只意味着我们能在未来想出的关于过去的观点。一致性是弥足珍贵的，与其他珍贵的事物一样，我们同样惊异于某些人为一致性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极端的经验主义应该否认任何有关过去的观点能够成为真理。

这种毁灭性的看法正如普罗泰戈拉的看法一样，不是出自清醒的心理学分析：这些观点表达了一种很明显的急躁和思想领域中绝望的民主。迫切与激进的乐趣是巨大的，年轻的哲学家们不应该被剥夺这些乐趣。我们也许应该更为公正地忽略实用主义这些令人反感的小事。因为威廉·詹姆斯以及他的美国门徒们并不想为它们辩解而是毅然决然地转向普遍的客观主义道路。

这些激进的观点的精神实质其实一点也不消极，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的、是执著追求确实性和纯粹性的。这种精神支持科学，因为科学是一种个体的探索、个体的经验，而不是一套道德含义的学说。科学与自然十分接近，热爱自然的人都明白科学的内涵。即使科学否认认知能力的存在，否认思想起着着色剂的作用，这种否定也只是形式上的。思想赋予世界的所有色彩一直显示在世界上。一切源于思想的观点和理想的对象都渗透在事物的本质中。大概这种说法不太容易理解或者说表达得不够清楚，因为这种新的实在主义还不成熟，如果它变得成熟起来，毫无疑问就显得不那么新奇了。我认为尽管它否认思想的作用，但它对理性的事物并无偏见，如果它拒绝承认观点甚至感知，也并非无视观点和感知所揭示的可察觉的或是理想的事物，而是设法为它们找到一个新的、更值得尊敬的位置（这或许是它自认为值得尊敬的位置）。这些事物并未被看作客观世界的精神表现，而是自然界本质的部分内容。

这其中似乎有唯物论的味道，但这些流派的特征和信仰并不属于唯物论的范畴。系统的唯物论是古代的一种哲学。这一信仰也许能征服一些头脑精明、思想敏锐的犬儒学者，因为他们就注意到了自身的以及世界的非理性因素并且发现了产生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原因。这些人可能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唯物论，尽管它很苛刻、很挑剔。但是唯物论在初期只是对感知与科学的朴素的信仰，它也并非唯我独尊，而是愿意与其他哲学思想合作——无论是科学、巫术、形式主义或是生机论，只要有现象表明它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越是了解美国作家的模棱两可与不成熟，就能够越少地误解他们。

新大陆的美国的氛围似乎已经在两个方面对哲学产生了影响。首先，它加速了因袭哲学的大胆分解，在这个分解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现代哲学的影响。而现代哲学也因此加速了随后的发展。其次，年轻的世界主义的美国希望各种思想无偏见地相处与争辩。在对待思想方面的问题上，美国总是很小心谨慎。人类的思想掌握了比以往多很多的事实，而能把握住的原则却很少。思想的不定性和流动性能否形成一种伟大的哲学体系呢？积极想象的天赋和道德英雄品质是成为伟大哲学家的必要条件，而这些积极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后天环境造就的。但是如果真的有天才出现，那么他在美国所发现的大量建议和对假设的透彻分析都能使他避免误入歧途。尼采说过地球一直是个疯人院。我们不必反驳他，但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较为温和的说法：哲学一直都是狂热者的收容所。现在该是哲学少几分装腔作势而多一些认真研究的时候了。哲学思辨有如统治与管理，起初我们可能会对所处的不确定环境感到恐惧，就像意识到一直在很薄的冰面上滑冰时的感觉一样，但是了解真相不会使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困境。只要眼下我们更谨慎，也许明天我们就会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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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艾娣夫人（1821—1910），美国基督教科学派创始人，宣传基督能治病，自称发现“基督的科学”，创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还创建了基督教科学教会，著有《科学与健康》等。

[2]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85—约前410），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提出相对主义的著名命题“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著有《论诸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