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c少校。他虎背熊腰，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不太好估他的年龄，他也许三十五岁不到，也可能都五十岁了。他没有蓄胡子，一张脸很大，但五官较小，鼻子又短又扁。他的脸上一副平和快乐的表情。他说话慢悠悠的，但是很流利，嗓门挺大。他满面微笑，还经常大笑。他的举止令人愉快。他非常有礼貌，做事儿也尽量讨人喜欢。不好说他到底是聪明还是有点傻。他肯定书读得不多。他有些童子军脾气，这叫人觉得挺别扭。要是瑜伽士进了他的房子，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就乐得和个孩子一样。他和我说了好多遍，说他拥有其他住在阿室罗摩[1]里的人所没有的特权。他的做派和那种因为得校长宠而喜欢吹嘘的学生类似。

他在阿室罗摩已经生活了两年。人家特许他造一座自己的小木屋，后面还可以带个厨房。他有自己的厨师。他不吃肉、鱼和鸡蛋，但储藏了大量从马德拉斯[2]运来的罐头，他的厨师用这些和着咖喱酱和凝乳为他做饭。他除了茶什么都不喝。

在他的单间房里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是扶手椅，还有一个小书架，架子上有五十来本书，是些有关吠檀多[3]哲学著作《奥义书》等的译本，还有些瑜伽士写的书以及评论瑜伽士的书。墙上有几幅小画，一幅达·芬奇画的基督，几幅丑陋的毗湿奴[4]像，一些廉价的彩色印刷物和一张瑜伽士的照片。墙漆成绿色。地板上有一张藤条垫子。

他穿着一套白棉布做的上衣和裤子，衣服像是中国式样的。他光脚走路。

他无比崇拜瑜伽士，他说在自己眼里，他是自基督以来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精神领袖。

他不怎么愿意谈自己的过去。他说自己在英国没有亲近的人，以前经常外出旅行，但现在到了这儿，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会再继续旅行了。他说自己找到了平和安定，而且（这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只要知道瑜伽士在，时常能看到他，他的精神就感到莫大的平和，这才是无价之宝。我问他一天都做些什么，他说他读读书、运动运动（他有一辆脚踏车，每天都要骑上八英里），还要冥想。他每天要和瑜伽士一起在大厅里打坐许久，不过他常常和他一个星期也说不上几句话。可是他正值壮年、精力旺盛，于是我问他他的自然精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泄，他说他很幸运，他是少数几个真正渴望并且喜欢冥想的人之一，他总在打坐冥想。他补充说，冥想是剧烈运动，几个小时下来，身体就精疲力竭了，必须躺下休息。但我实在弄不清楚他嘴里的“冥想”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在积极地思考某个问题。我同他将耶稣会信士会就某些特别的主题（比如说“耶稣受难”）进行思考，他说冥想可不是那样的。他说自己花力气是要实现个人“自我”与宇宙“自我”的融合，把能思考的“我”从“自我”中分离出去，因为他说那就是无限。当他做到这一点，真正看见或感到自己的“神性”就是无限的“神性”的一部分时，他就悟了。他决定一直呆在那儿，一直呆到自己悟了，或到瑜伽士去世。

实在不好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确很开心。我本想从他的外表、言谈里探出他的真实情况来，但我完全弄不清楚。

海得拉巴[5]。我坐汽车从毕达去海得拉巴，路上我看见一大群人，就是常见的印度人，女人穿着颜色鲜艳的莎丽，男人裹着印度腰布，驾着牛车，赶着母牛——我以为这是个小集市，但帮我扛行李的人告诉我，这个地方住着一个术士郎中，这些人都是从周围村子赶来请他治病的，怀不上孩子的女人则来治不孕症。我问我能否去见见他。司机告诉我，他原是海得拉巴一个富有的承包商，因受到感召，要过圣人的生活，便把财产转交给了家人，然后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他住在一棵菩提树下，照管着路边的一座小湿婆庙[6]。我们挤进人群，那里肯定有三四百人。病人们躺在地上，有些女人怀里抱着生病的孩子。我们走近神庙时，术士郎中就迎了上来，恭顺地向我们鞠了一躬。他裹着脏兮兮的白头巾，穿着无领衬衫，衣摆盖在脏兮兮的缠腰布上。他的耳朵上挂着银耳环。他刮了脸，不过留着短短的小灰胡子。他是个小个子，手脚麻利，动作很快，兴高采烈，忙忙碌碌。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圣徒，倒像集市上头脑清醒、积极活跃的店主。要不是他抛家弃财，而且帮人治病分文不取，你肯定会觉得他显然就是个骗子。他就靠人们带给他的米和水果过日子，而且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都送给了别人。他坚持要送我们一些椰子。他是这样治病的：他向自己庙里的神念一条祷文，然后行按手礼。当我要离开时，他请我给他一个祝福，这让我很尴尬。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不合适，但他一再坚持，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照他想要的做了，深感自己又虚伪又愚蠢。

苏非派信徒[7]。他住在海得拉巴穷人区的一座小房子里。这儿基本上是个贫民窟。那里有一条走廊，我们就在那儿等着向导传话，看圣人是否愿意接见我们。进门前我们脱了鞋子，然后被领进一个小房间中，房间用蚊帐隔成两块，我们只能看到这么多，我猜看不见的部分应该是他睡觉的地方。我们所坐的那块被一个高座或是平台样的东西占去一大半，那平台高出地面约十八英寸，上面铺着廉价毯子，毯子上摆了块藤垫，圣人就坐在上面。他非常老、非常瘦，一把乱糟糟的白胡子。他戴着顶土耳其毡帽，穿着白色的棉布上衣和白裤子，光着脚。因为他的脸极度消瘦、颧骨突出、两颊深陷，所以眼睛显得特别大。他的手修长而漂亮，但十分干枯，他的手势丰富、优雅、富有表现力。他尽管这么老、这么虚弱，看起来却精力充沛，讲起话来眉飞色舞。他乐呵呵的，脸上的表情非常慈祥可爱。他好像没讲出什么精彩的话。我对苏非派一无所知，所以听到他同印度教一样极力宣讲“自我”与“最高自我”，吃了不小的一惊，要是对苏非派略知一二，大概我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的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是个非常可爱、温柔、慈祥且宽容的老人。

一位神职人员。阿卡巴·海德里爵士[8]派车去接他，他准时走进房间。他身着盛装，穿一件上好料子做的猩红大衣。他是个中年人，高个子，外表英俊，举止文雅。他不会说英语，便由阿卡巴爵士当翻译。他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声音洪亮。他讲的东西我已经听别人说过二十次了。这就是印度思想家最讨厌的地方，他们总是用同样的话说同样的东西。如果其间确有真理（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这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他们像鹦鹉一样不断重复它是很自然的事，你就不应该觉得听起来烦躁，但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没完没了地听同样的说法实在是叫人心烦。你希望他们至少不要一天到晚援引《奥义书》里的隐喻、明喻、例子，能想出些新鲜点的东西来。又听到他们说蛇与绳子的寓言[9]，你心里顿时就泄了气。它都被用得滥得不能再滥了。

我问他自己如何才能学会冥想的本领。他叫我找一个黑暗的屋子，盘腿坐在地板上，双眼盯着烛火，清空脑子里所有的思想，让它变得一片空白。他说如果我能每天这样做一刻钟，我不久就会有不同寻常的体验。“先做九个月，”他说，“然后你再来，我教你另一项修炼。”

那天晚上我按他说的做了。开始前我记了时间。我觉得自己一直保持那状态，时间肯定远远超过了他建议的一刻钟。我看了看表，才过了三分钟。我感觉那段时间长得无穷无尽。

一两个星期前，有人给我讲了一件事，建议我根据这个写一个故事，之后我一直在考虑，可我不知道怎么写。事情是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同在山上的茶园工作，在那儿邮件要到好远的地方才能取到，所以他们隔很长时间才取一次信。其中一个年轻人，我们就叫他a，每次都有许多信，十封十二封的，有时候还更多，但另一个人，b，却一封信也没有。他总是嫉妒地看着a拿到一捆信，开始一封封地读，他渴望自己能有一封信，一封就够了。一天在等信的时候，他对a说：“喂，你总是收到一大包信，而我一封也没有。要是你让我拿一封你的信，我就给你五英镑。”“行啊，”a说。等到信送到，他就把一捆信递给b，说：“随便挑吧。”b给了他五英镑，看了看那些信，挑了一封，把其余的还给了a。晚上，当他们饭后喝掺苏打水的威士忌时，a若无其事地问道：“顺便问一下，那封信上说了什么？”“我不告诉你，”b说。a有些吃惊，又问：“那么，是谁写的？”“那与你无干，”b回答道。他们小小地争执了一番，但是b坚守自己的权利，拒绝透露关于买来那封信的任何细节。a开始发愁，一连好几个星期，他想尽办法劝b让他读那封信。b一直拒绝。最终a又着急又担心又好奇，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了，于是跑去对b说：“喏，这是你的五英镑。把我的信还给我吧。”“没门儿，”b说：“我付了钱，那就是我的信了，我才不会给你呢。”

故事讲完了。如果我是现代派的短篇小说家，我看我这样写就行了，顺其自然。但这样不合我的性情。我希望一个故事有条有理，而除非你能给它一个不会招致质疑的结局，我不知道你如何让故事有条理。但是就算你做得出让读者悬在半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你也不会想同他一起悬在半空、摸不着头脑吧。

我与太子和太子妃，也就是贝拉尔[10]亲王和王妃共进午餐。席间，太子和我聊了我的旅行。“你一定到过孟买吧？”他问。“是的，”我回答，“我是从那儿登陆的。”“你是住在游艇俱乐部吗？”“是的，”我说。“你下面准备去加尔各答吗？”“是的。”“你应该会在孟加拉俱乐部下榻吧？”“我希望如此，”我回答道。“你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太子问。“我不知道，”我呆呆地回答。“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俱乐部，他们不让印度人和狗进入，但是在孟买的游艇俱乐部，他们不介意狗进入，他们只拦印度人。”当时我死活也想不出该怎么回答，到现在也没想出个好的。

宗教大师。他穿着橘色的僧袍，但那袍子不泛黄，而是透着些许粉红。他头上缠着同样颜色的头巾，披着条斗篷。这一身打扮看起来真够热的。他穿着白色袜子，非常干净的棕色鞋，那鞋子挺像轻便舞鞋。他个子很高，有些臃肿，长着张肉乎乎的大脸，金边眼镜后面一双好看的眼睛闪闪发光，嘴巴很大，嘴唇很厚。他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演讲时却会有些粗嘎。他爱笑。他的举止带着油滑的善意。你的印象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自满。他喜欢奉承，喜欢谈论自己。一次我问他放弃世俗的快乐，他后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他说，“我前世都享受过了。”

托钵僧。典礼在一个伊斯兰墓地举行，这里葬着几世纪前教团的一个圣徒。教团领袖是个大个子，长着个鹰钩鼻子，看上去聪明、威风凛凛。他穿着用上好的棕色料子做的阿拉伯袍，头上细致地缠着干净的白头巾。他坐着，面前摆着一个燃着木炭的小火盆，他不断地往里添香，面前还有德尔维希[11]们表演时要用的各种工具。

他们坐在他对面四五码的地方，坐成一排。各个年龄的都有，有一个肯定还不到十四岁，有些是年轻人，而最重要的人物（按印度人的习惯分）是那些长着长须白发的老人家。这帮人长着长长的头发，穿着五颜六色、松垮垮的破烂衣服，戴着耳环，挂着项链，看上去狂放不羁。

仪式开始了，教团领袖先带头念了一段长长的祷文，每隔一段时间其他众人就会大叫大喊地应和。然后其中一人走上前来，拿起一根大概有两英寸长的串肉扦，在香上熏一下，请领袖摸一下，然后把它戳进自己的脸颊，一直往里推，直到扦子从另一侧面颊戳出，露出至少两寸。他绕场一周，向别人展示自己，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扦子取出来。他轻轻地揉了揉扦子刺进和戳出的地方，那里不但没有血迹，连个伤口都没有。另一个人走上前，也拿起一根串肉扦，从脖子上气管后面的位置穿过去，然后又抽出来。然后一个人拿起一把又短又钝的匕首，先做了许多夸张的手势，大叫了一阵，然后把自己的眼珠挖了出来。他绕场一周，眼珠就挂在脸上，这景象真是恶心，然后他又把它安了回去，揉了揉，看上去完好如初。又有一个人把串肉扦穿在自己肚皮的皮肤上，另一个刺穿了自己的舌头。他们似乎一点都不觉得痛。表演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结束时他们又念了长长的一篇祷文。有一两个人流了一点点血，就一两滴，不过很快就止住了。

术士。他是个小个子，脸圆圆的，眼睛圆圆的，鼻梁上架着副眼镜，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参加过大战，一直升到少校。他游历过不少地方。他是个基督徒，也研究帕尔切尔苏斯[12]和埃利法斯·莱维[13]。他分得清什么是法术，什么是妖术。他对“神迹”不屑一顾，但声称自己能悬在空中。他辩解说若只是为了满足观者的好奇心而展示自己的能力，那人的能量就会损失。他的能量完全是精神上的。他声称自己能治病，但说自己的妻子（她和他来我这儿做客）有比他还要大得多的能量。她是印度人，穿着莎丽，已经不算年轻了，沉默而警惕。他们临走时，她告诉我我有的时候能看到她，她凌空出现的时候总穿一件深蓝色的莎丽。

我们的“自我”或许的确是我们一切邪恶的根源，但它也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诗歌的源头。所以，那又怎么样呢？

艾哈迈德·阿里，阿卡巴爵士的秘书，告诉了我这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被蝎子蜇了的女人被送到了他这儿，人家告诉他，只要他在地上写上16这个数字，然后再用一只鞋擦掉，她就会痊愈。他虽不相信，但还是这样做了，可什么也没发生。她走了，然后有人指出他写的不是16，是13。自那以后他就写16，治愈了好几个人。

一个瑜伽修行者想过河，但是身无分文，付不起摆渡钱，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双脚从河面上走了过去。另一个瑜伽修行者听到此事说，这个神迹只值一趟乘渡船过河所需的那几个小钱。

一个瑜伽修行者想乘火车去某处，但没有钱，便问站长能否免费乘车，站长拒绝了，修行者于是就在站台上坐了下来。到了发车时间，火车却开动不起来。他们估计是发动机出了什么问题，请来了机械师，机械师们把能做的都做了，火车还是开动不了。最后站长和官员们说了瑜伽修行者的事。他被请上了火车，火车立马就开了。

术士和艾哈迈德·阿里都说这条铁路线上有个站长会医蛇伤，他们说要是有人被蛇咬了，他有权免费给站长拍封电报，他会拍封电报回来，治好病人。

我举办一个小型晚宴，请了六个人，是些哲学家、梵学家，还有学者。说着说着，话题就转到瑜伽修行者通过戒律和禁欲所获得的力量上去了，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瑜伽修行者把自己埋在一口枯井底，叫人们六个月后再打开。到时如果他头顶是热的，就说明他还活着，应该让他苏醒过来；如果是冷的，就说明他死了，把他烧了就是。他们照做了，发现他还活着。他很快恢复了元气，到现在都十六年了，他依然活得健康快乐。这些人要么见过他，要么认识见过他的人。他们认为这件事的确发生过。

孔雀。我们驱车穿过丛林，林子不密，忽然我们看到树间有一只孔雀正打开它漂亮的尾巴。它走着，骄傲而华贵。它踱着步，步伐中透着特别的柔美和从容，是如此优雅，如此美丽大方，让我想起了科文加登舞台上的尼金斯基[14]，他走起来就是这般柔美、优雅、美丽大方。那只孔雀独自走在丛林里，我很少能见到如此动人心弦的景象。我的同伴叫司机停下，一把抓起他的枪。

“我来打它一枪。”

我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他开枪了，我希望他失手，但他没有。司机跳出车子，捡回了死鸟，片刻之前它还是那样欢快鲜活。这一幕真是残忍。

当晚我们吃了孔雀脯肉。那肉白嫩、多汁。在印度每天晚上都吃瘦得皮包骨头的鸡，换个口味真不错。

贝拿勒斯[15]。在日落前的傍晚时分，泛舟恒河上，顺流而下，没什么能比这更美妙的了。浅色的天空映衬着城中清真寺的两座尖塔，看着真激动人心。观者心中忽然升起一片平和安宁的感觉。四周万籁俱寂。

然后，早晨在太阳升起之前，驱车穿过城里的大街小巷。店铺还没开门，人行道上还有人裹着毯子在睡觉。三两个人向河边走去，手里拿着铜钵，照例到圣水里去洗浴。登上一艘游艇，艇上有三个船工，沿着河边的台阶慢悠悠地向前滑。一大清早的，天气还很冷。每个石阶上的人不一样多，其中有一个上面挤满了人，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景象真是奇特，台阶上、水边都挤满了人。洗浴者的浸洗仪式各不相同：对一些男孩子来说，这是玩耍嬉戏的大好时机，他们扎进水里、钻出水面、再一次扎进水里；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项仪式得赶紧做完了事，可以看到他们机械地摆出一系列表示虔诚的姿势，含糊地匆匆地念着祷词；还有一些人严肃对待这项仪式，他们膜拜徐徐上升的太阳，双臂高高举过头顶，满腔热忱地诵读祷词。浸洗仪式结束后，有些人便和他朋友聊起天来，看来这是他们每天的必修课，是个交换新闻、嚼人舌根的好机会。另一些人盘腿打坐进入冥想状态，其中一些人纹丝不动，叫人钦佩得紧：他们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就好像身处幽静的庙堂。我看到一个老人，双眼上用白灰画了两个大圈，额头画着一块宽宽的长方形，两颊上画着方块，看上去好像是戴着副面具。许多人洗浴完毕，就仔细地擦洗他们的铜钵，他们要用铜钵盛圣水回家辟邪。

这幅景象变幻多端，动人心弦。人群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这画面活力四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一动不动，陷入冥想状态的人们，这么一对比，他们看上去愈发的沉默、静止，飘忽于人际交往之外。

太阳在天空中又爬高了一些，笼着这幅画面的灰白色光线变成了金黄色，这让眼前的景色更添五彩光辉。

他长得短小精悍，走起路来轻快活泼。他有一个圆圆的光头，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眼睛周围有不少皱纹，看上去开开心心的。他是政府工程师，负责建造公路、大坝、桥梁。他的平房面对着一条河，客厅里有舒适的扶手椅，中央摆着一张有雕饰的印度桌子，墙上挂着精细的木雕，刻的是神话故事里的场景；墙上还钉着他猎到的动物头颅以及装在相框里的照片。在走廊和河之间有一个细细长长的小花园，花园中有一棵树美极了，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叶子不甚稠密，这样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枝条，在天空的映衬下，它们呈现出精致美丽的图案。我大谈它有多可爱，但看得出工程师从未注意过它，我觉得他认为我这么说挺可笑。

我们谈到射击，他提起自己有一次曾打死了一只猴子。“我再也不会打猴子了，”他说，“当时我正在修一条公路，所有的劳工都罢工了，一共六百来人。他们的头人病了，他们担心他会死掉，他们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工地不干了。我想尽了一切方法劝他们留下来。最后他们说，他们可以留下来，只要我打一只猴子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取它心脏里的血，用它治好头人的病。唉，我不能让工程停下来啊，所以我就拿起枪，沿路往前走。通常会有很多猴子在那里玩耍，黑脸的猴子，过了一会儿我就看到了一只。我瞄准、开枪，但我只打伤了它。它跑过来乞求我保护它，叫着，叫着，就像个孩子。”

“那头人好了吗？”我问。

“噢，实际上他真好了。不管怎样，路是修完了。”

范·h。他六十来岁的样子，是个大个子，长着个大肚子，一张肉乎乎的大脸，一只大鼻子，一把灰白的胡子，一头灰白的头发，一双蓝眼睛。他爱说话，说得也挺标准，就是带了一点口音。他大嗓门，总是快快活活的。他年轻时绝对不好看，而现在，他穿着寒碜的衣服，不修边幅，一身赘肉，尽管他的大个头让他“举足轻重”，但他既不显得庄重尊贵，也不引人注目，让人印象深刻。他在东方呆了三十多年。他最早去的是爪哇。他是个优秀的语言学家，也是梵文学家，广泛阅读了东方宗教和希腊哲学方面的书。这样他的兴趣自然主要在赫拉克利特上，书架上有现存的关于他的所有文献。他的寓所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许多西藏小旗，屋内还随意放着几块藏族的铜饰。他在西藏呆了挺长一段时间。他爱吃，爱喝啤酒。受利德比特[16]的影响，他成了一个见神论者，去了印度，在阿迪亚尔做了纪念图书管理员，但后来和贝赞特夫人[17]吵了一架。我问他怎么看待“大圣”是否存在之争，他说他的看法是，关于他存在或不存在的证据各占一半。尽管他早就不相信见神论了，他依然很欣赏利德比特，相信他具有神力。我想他现在是笃信佛教。

他年轻的时候在爪哇，雇了一个仆人。那男仆跟着他一起游历了八个月，然后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他是爪哇一个苏丹的后代，结过婚，有一个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他悲痛欲绝，隐居到丛林中，一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最终他遇上了一群烧炭工，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终于有一天，他们对他说这不是一个君主的后人应该过的日子，劝他去拜见一个怪人。那是个种茶人，是爪哇人，大概四十岁，大家都相信他就是某个战败后便不知所踪（就像那那·萨希布[18]那样）的著名造反分子本人（而不是他的转世），一百多年过去了，还依然健在。这个人叫他去巴达维亚[19]，说在那里他会遇见一个白人，并给他做九个月的随侍。他还告诉他这个白人哪一天会到。而一切都同种茶人预言的一模一样，这激起了范·h的兴趣，他便前去拜访种茶人。他见到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人，人们对他十分尊敬，但他一点也不透露自己的事情，别人认为他是那个古代英雄，对此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范·h问他到底是什么让他指示那年轻人去巴达维亚，做了自己的仆人，他的回答是：“有的知识来自头脑，有的知识来自心灵。我看看我的心，看到什么，就说什么。”

一个年轻官员乘半岛暨东方轮船公司的轮船回家，在路上，人们看到他在甲板上忙着阅读有关泰姬陵的书。人家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些，他回答说：“噢，我在阿格拉[20]干了四年，可从没去瞧过。但我晓得等我回到家以后，大家都会问我关于泰姬陵的事，所以我觉得自己最好在到家之前恶补一下。”

泰姬陵。尽管关于它我有过各种想象，看过许多照片，但当我第一次站在陵门前的平台上，亲眼看到泰姬陵的时候，我还是被它的美征服了。我意识到这就是真正的“艺术的震撼”，努力想趁我的感觉清晰的时候好好体会一番。我现在知道，当人们说有些东西美得叫人窒息的时候，他们可不是随便打个比方：我的的确确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我的心里有一种奇异、美好的感觉，好像我的心在膨胀。我感到惊奇、愉悦，我想还有解脱、自由。但是我当时正在读数论派哲学[21]，这个学派认为艺术和绝对解脱（这是所有印度宗教的目标）同类，是一种暂时性解脱，所以我感觉到解脱自由，也许只是忆起了这个说法，并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实际感受。

对同一件美丽的东西，我没法看两次都同样的狂喜不已，所以当第二天我在同样的时段又去了泰姬陵时，欣赏同样的景色的是我的思想。不过话说回来，我也还是有不同的收获。夕阳西下，我走进大殿，殿内只有我一人。我站在一头，望着分隔大殿的一间间幽室，我突然有一种怪异、诡秘的感觉，深感大殿的空旷、寂静。我有些胆寒。我只能用这句根本说不通的话来描述我的感受：我似乎听到了神祇无声的脚步。

辛达拉姆。描写印度人真是天大的难事儿。会这样，也许是因为你对他们的身世和生活环境了解甚少；也可能是因为你认识的印度人很少（相对而言），于是你就没法比较自己对他们的认知；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性格多变，像流水一样，没有显著的特征；当然，还可能是因为他们只向你展示他们希望展示的一面，或者只向你展示他们认为你会感兴趣、会喜欢的一面。辛达拉姆是一个马德拉斯[22]人，是个壮汉，身高若放在欧洲属于中等水平，肤色不是很黑。他缠着腰布，穿着白衬衫，戴着顶甘地帽。他有一个又短又粗的鼻子，一张挺大的嘴，嘴唇肥肥的，脸上随时挂着悦人的微笑。我觉得他挺喜欢提自己认识的大人物，不过他的虚荣也就仅限于此。他心肠特别好。他是一个清教徒，他说他这辈子都没进过剧场或是电影院。他是个有诗情的人，山川、河流、鲜花、白天的天空和夜晚的天空能带给他无限的快乐。他一点都不懂逻辑，对探讨问题一点都不感兴趣。他的信仰来自印度传统文化，是他的古鲁[23]传授给他的，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信仰，但一点也不在乎它们到底合不合理，就算自己的想法相互矛盾他也不介意。他判断事情的依据是情感和直觉，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它们。他严格地遵守正统印度教关于饮食、洗浴、冥想等的戒律。他主要靠牛奶、水果和坚果获得营养。他告诉我有一回自己钻研一本重要的典籍，一连六个月都只靠喝牛奶过日子，而且一句话都没说。提到自我克制、绝对事物，以及我们大家心中的上帝（上帝就是一切，我们都是上帝），他无比虔诚。他随手就能抓出一把现成的比喻，这些比喻在印度已经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他用起来得心应手。显然，对于他来说，和人理论用这些比喻就足够了。一个关于恒河的优美意象对他来说同一段三段论一样有力。看得出，他深爱着自己的妻儿，并以他们为荣。他的孩子们都礼貌极了，教养极好。他每天清晨五点起床，做冥想，他认为这个时间最吉利。我见过他和几个大学生在一起，他待他们非常好，但他虽亲切，却不像有些传教士待信徒那样甜得发腻，他亲切自然、颇有人情味儿。

帝国的缔造者。他是位将军，一头白发，留着白色的牙刷状小胡子，高个子，壮实但不肥胖，长着一张红脸，一双蓝眼睛，一个蛋形的脑袋。每天早晨六点钟他都要出去兜兜风，他房间里放着一个划式拉力器，这样他回来洗澡之前就可以在上面锻炼锻炼。而一旦暑气稍退，他就上网球场去，他打起球来很猛，打得很好（他吹嘘说和只有自己年龄一半的人对打也不会吃亏，而且他喜欢单打，因为这样得到的锻炼就更多），直到天黑得看不见球了，他才回到屋里，在划式拉力器上锻炼一刻钟，再去洗澡。“在这个国家你必须保持身体状态良好，”他总是这样说，而且抱怨道：“我没法得到充分的锻炼。”他在印度待了三十年：“印度只有一点可取，让人能耐着性子待下去，那就是有猎可打。我有许多猎手，个个都是好手，我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们，就把他们当英国人看，一流的猎手，绝对热情，我的意思是，除了肤色，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白人。要知道，我可没夸张，这就是事实。”

阿什沃思。他告诉我说他在大学学哲学时，老师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体，他没法理解。怎么能说他就是桌子，桌子就是他呢？这好像毫无意义嘛。后来有一天他终于茅塞顿开。他去看迈索尔[24]的大瀑布，乘着公共汽车在树林中走了很长时间。他以前从未见过大树，而当他乘车穿梭在绿色的隧道之中，头顶便是参天大树时，他心神荡漾。然后他到了瀑布前，站在巨大的圆潭边，眼前滔滔大水（那时雨季刚过）从天而降。这让他生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就是水，自己正像那水一样从高处跌落潭中，那水就是他自己，他意识到自己和水就是一体的。他三十八岁，作为一个德干高原的印度人，他的个子算是高的，大概比我高一两英寸的样子。他有一头黑色的头发，天生就是卷的，开始变得有些花白。但他的脸依然非常年轻，额头光洁，基本没有皱纹，眼睛下也没有细纹。他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鼻子挺短，但形状好看，略显丰满，嘴巴挺大，厚嘴唇，小小的耳朵紧贴着脑袋，但长着又大又厚的耳垂，就像达摩头像上的耳垂，不过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他修了面，但胡子很厚，即使刮过了，他暗蜜色的皮肤上仍有一抹黑色。他长得不英俊，但他满脸的热情、直率，让他显得很迷人。他的牙齿很漂亮，洁白整齐。他的手比大多数印度人的要大。

他裹着用最便宜的料子做的棉腰布，穿着件棉布衬衫，戴着顶甘地帽，围着所有有地位的印度人都围的围巾，光脚穿着双皮凉鞋。尽管他从未去过英国，他的英语却说得很流利，嗓音洪亮悦耳。他真诚纯粹和心地善良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不敢肯定他有多聪明。他脑子里的每一件事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可他并不知道，这些自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悟出的“真知灼见”中十之八九其实都平庸得可怜。看到他一本正经地发表最陈腐的陈词滥调，真是叫人浑身别扭。不过，偶尔他也会有不错的想法，有时甚至算得上是有独创性的。

他曾因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煽动性文章而被捕，被判入狱一年。他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牢房里，这样他就不能和其他犯人聊天，没法把他们带坏了。不过，尽管上面没有强求他去做苦功，他自己却主动要求做，和其他犯人们一起在工作间里织毯子。自己锒铛入狱这件事儿对他打击很大。他告诉我他以前常常一哭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发了疯地想出去，于是便猛捶牢门的铁条，试图把它们砸断，还会大喊大叫，一直叫得自己精疲力竭，然后瘫在垫子上，倒头就睡。吃了四个月的牢饭后，他病倒了，被送到了医院，剩下的几个月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就是那时他决定放弃自己的财产。但是打官司已经花了他很多钱，坐牢期间他的报纸收益也很不好。到他重获自由时，他发现自己已经债务累累。他花了好几年才还清了自己的债务。然后他把他的员工都召集起来，把自己的报纸、机器、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们，条件是他们每月付给他母亲三十卢比生活费，好养活她、他的妻子、他的妹妹，以及他的两个孩子。

我想知道他的家庭对他的决定是怎么个反应。他不大在乎他们的感受。“他们不高兴，”他说，“但我也没办法。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会伤害或是妨碍某些人，这是没办法的事儿。”他出生时占星家给他算了一卦，说他要么会成为一个非常富有、非常成功的人，成为人中豪杰，要么就会成为一个乞丐。以前那么多年，他一直志在获得功名利禄，但当他决定放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的母亲想起了占星家所说的话，因而尽管伤心却也不吃惊。我问他，等他的儿子长大了，埋怨父亲生下自己，却不给自己本应得的地位和良好的教育，而是只让自己学到点基本知识，成人之后除了做个工匠别无选择。要是这样，他会如何回答呢？他轻轻地笑了笑。“我想他很有可能会怨我，”他说。“但他会有个家可以睡觉，有口饭吃，这些都是我给的。我看不出为什么就因为你生了个儿子，你就得为了他能过得更好而荒废自己的生活。你和他一样有生活的权利。”

他给我讲了个故事，我很喜欢。他处理掉全部财产后的第一天，他去探望一个朋友，朋友住的地方离班加罗尔[25]有几英里。他步行去了朋友家，回来的时候觉得累了，就上了一辆路过的公交车，可是突然想起自己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只好请司机停车，下了车。我问他投宿在哪里。

“如果有人愿意让我借住，我就睡在回廊上，如果没有，就睡在哪棵树下。”

“吃的呢？”

“如果有人给我吃的我就吃，如果没有，我就饿着，”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和他的相识很奇特。当时我是第二次去孟买，住在那个城市，他从班加罗尔写信给我说他想来看我，因为他确定他能从我这里听到重要的话。我回信说我是个很平凡的人，不过是个写小说的罢了，根本不值得他赶两天的路来看我。但他还是来了。我问他车费是哪儿来的，他说他到了火车站，然后就守在那里。过了一阵，他和一个等车的人聊了起来，他告诉那人说他要来见我，但没有买车票的钱，于是那个人就给他买了一张票。我要给他回去的车费，但他不要我的钱。

“我终归有办法回去的，”他笑道。

我们一连谈了两天，其间我一直感觉糟透了，我晓得他想听我谆谆教导，听到些大道理，或者至少能听到一条真知灼见，可我根本没什么教诲他的，他只能失望了。也许我应该应个景儿，说些大话空话塞他的耳朵，但我实在是开不了口。

果阿[26]。你驾车在椰树林中穿行，随处可见废弃的破旧房子。渔船航行在潟湖里，三角帆在耀眼的阳光下泛着点点白光。城里的教堂高大、洁白，正面装饰着蜜色的石壁柱。教堂里面又大又宽敞，讲道坛是葡萄牙巴洛克风格的，雕刻得极为精细繁复，祭坛画也是同样风格。在侧祭坛的一个讲道台上，一位牧师（是个本地人）正在做弥撒，身边有个黑脸侍祭在帮忙。没有人来礼拜。在圣方济各大教堂你会看到一个木雕的耶稣受难像，向导会告诉你在这个城市被毁的六个月前，它流泪了。大教堂里，他们正在举行宗教仪式，有人在弹管风琴，风琴台上，一个当地人组成的小唱诗班正粗着嗓子唱着，正是这粗哑的嗓音，让天主教圣歌染上了一丝神秘的印度异教特质。在这个荒僻的地方，有这些空旷巨大的教堂，日复一日地，从没有人去听牧师做弥撒，这个景象让人难忘，令人生奇。

牧师。他到旅馆来看我。他是个印度人，个儿高，不胖也不瘦，五官端正、略显扁平，一双明澈的黑色大眼睛，眼白亮亮的。他穿着神职人员的长袍。一开始他非常紧张，手都不知道摆哪里好，不过我尽力让他平静了下来，他的手也不乱动了。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他出身于一个婆罗门[27]家庭，他的一个婆罗门先人被圣方济各·沙勿略[28]的一个追随者感化，皈依了圣方济各派。他刚刚三十出头，体格健壮，风度翩翩。他的声音浑厚、悦耳。他在罗马呆了六年，在欧洲期间走过不少地方。他想再回欧洲去，但他的母亲年事已高，希望他能留在果阿直到她去世。他在学校教书、传道。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在感化首陀罗[29]改变宗教信仰上。他说现在试图度化高等种姓的印度人根本就是白费力气。我想让他谈谈宗教。他对我说，他认为基督教足够宏大，应该可以包容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但可惜罗马方面不允许印度教会按照本地人的意志发展。我感觉他接受基督教教义是把它当做一种学说，而不是狂热地盲从。我不知道如果一个人能洞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是不是会发现自己对它多少会持一点怀疑态度。我觉得，尽管他背后是四百年的天主教，他心底仍然是个吠陀。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基督徒的上帝和《奥义书》信徒的婆罗门是否有所融合，就算他没有这样想过，模模糊糊的潜意识里是不是这样的。他对我说，即使是在基督徒中间，种姓制度依然存在，他们绝不会和其他种姓的人结婚。一个婆罗门血统和一个首陀罗血统的基督徒结婚是闻所未闻的。他有些得意地告诉我他的身上一滴白人的血都没有，他的家族一直保持着血统的绝对纯正。“我们是基督徒，”他告诉我，“但我们首先是印度人。”对待印度教，他的态度是宽容同情。

特拉凡哥尔[30]的回水河汊。它们是些窄窄的沟渠，多多少少算是人工开凿的，我的意思是人工把天然的水域用围堤水渠连接起来，形成一条从特拉凡得琅[31]到柯钦[32]的水道。水道两边长着椰子树，泥顶的草房子傍着水道，每个房子外都环绕着一个小院子，院里种着香蕉、木瓜，有时还会有一株菠萝蜜。孩子们玩耍，女人们闲坐，有些则在舂米；不牢靠的船上有时装载着椰子树叶或牛吃的草料，男人和男孩们划着船慢吞吞地行驶在河上。岸边有人捕鱼。我看见一个人背着弓和箭，身上挂着一小串他刚刚射到的鱼。大家都到河里洗浴。这里绿意盎然、清凉、宁静。你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这里田园般的生活祥和且原始，却不是太艰苦。时不时地有一条大驳船通过，有两个人撑杆，从一个镇子到另一个镇子去。时而可以看到一座简朴的小庙，或一座小小的礼拜堂，这里的人口中信奉基督的比例很高。

河里长满了水葫芦。这种植物开着淡紫色的花，根不扎在土壤里，而是在水中，顺水漂浮，你的船划过，把它们推到两边，显出一条干净的水道，但船刚一走，它们立即就随水顺风漂回来盖满水面，让人根本看不出你刚刚从这儿划过。我们这些在世上引起过小小轰动的人也是一样。

联邦首席部长。我早就听说，他这个政客不仅精明狡猾，而且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大家一致认定他既聪明又奸诈。他强壮结实，和我差不多高，目光炯炯但眼睛并不大，浓眉毛，鹰钩鼻，厚嘴唇，圆圆的小下巴，一头浓密漂亮的鬈发。他缠着白色的腰布，穿着白色束腰外衣，领口箍得挺紧，还戴着白围巾。他赤脚穿着双凉鞋，时不时地把鞋子蹬掉，穿回去，再蹬掉。他待人亲切随和，这是政客的温和，这是多年来逼着自己对每个人都热情相待练出来的。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很流利，词汇丰富，他能把自己想说的清晰且有条理地表达出来。他的声音洪亮，举止随和。我说的许多话他不同意，果断地纠正我，但谦恭有礼，自信我足够聪明，不会因为别人有反对意见而觉得被冒犯了。他当然非常忙，一个邦里的所有事都要他管，但他似乎有足够的闲暇，和我聊印度的玄学和宗教聊了近一个小时，好像这是天底下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似的。他似乎不仅阅读过大量印度文学作品，还读了不少英语文学著作，但听他的谈话，看不出他对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和思想有什么了解。

当我开始说印度的宗教是他们所有哲学的基础时，他纠正了我的说法。“不对，”他说，“不是这样的，印度没有你所指的那种宗教，有的是各种哲学体系，而神学，印度教神学，是它们中的一种。”

我问他，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印度人是否还认真相信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个人对此绝对相信。我坚信在我这世生命开始之前，我已经活了无数世，而且不知还要再经历多少世，才能获得解脱。在我看来，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是唯一能解释人与人间的不平等和世间丑恶的东西。我若不相信它们，这个世界对我便毫无意义。”

我问他，相信因果报应和转世轮回是否让印度人不像欧洲人那样畏惧死亡。他花了一点时间思考怎么回答，而当他在考虑的时候，他又说起其他事儿来（后来我发现这是他的习惯），我还以为他不准备回答了。然后他说：“印度人不像日本人，日本人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生命毫无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要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印度人并不因为死亡会结束他的生命而畏惧死亡，他畏惧死亡是因为他不知道下一世自己会投胎成什么。他有可能转世为婆罗门、天使，乃至神灵，也可能投胎为首陀罗、一条狗或是一条虫，一切都没有定数。当他想到死亡时，是来世让他感到惧怕。”

印度七弦琴演奏者。他是个胖胖的四十岁男子，没有蓄胡子，脑壳前半部分也刮得干干净净。他后面的头发留得很长，梳了一个髻。他缠着腰布，穿着件无领衬衫。他坐在地上弹奏。他的乐器装饰华美，刻有浅浮雕，尾部是一个龙头。他弹了几个小时，不时唱上一唱，有的曲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有的则没那么历史悠久，就是上个世纪的，当时的统治者还是特拉凡哥尔大君，大君本人就是位技艺高超的音乐家，他那个时代的人民对音乐艺术热情高涨。这都是些非常繁复华丽的音乐，需要全神贯注地听，而且要是我一点都不了解现代音乐的话，我想我是根本听不懂它的。它的节奏很慢，当你的耳朵适应了之后，就能听出它丰富多彩、音调谐美。近些年来，作曲家受现代音乐（欧洲音乐）的影响很大，你能在这些东方曲调中察觉出低低的风笛声或是军乐队的威武之音，这感觉怪怪的。

印度人的房子。主人是一个法官，房子是祖辈留下来的。他已经死了，接待我的是他的遗孀。她是一个胖太太，穿着一身白，白色的鬈发披在背后，光着脚。你从一方白墙上的一个门洞走进去，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凉亭内，天花板是菠萝蜜木的，上面雕饰着荷叶，中心是一个起舞的湿婆浮雕像。亭子后面是一个灰扑扑的小院子，里面长着变叶木和山扁豆。再往后就是房子了。房前有一道有飞檐的回廊，露出屋顶的木榫卯结构服帖地结合在一起，还有深棕色雕饰的天花板，和凉亭里的一样。两头各有一个拱起的部分，下面是贮藏间，主人通常把衣服放在里面，同时又能当座位使用。以前他就是在这里接待客人的。后面是两扇门，门上有漂亮的锁和铰链，都是用雕饰过的铜做的。两扇门通向两个昏暗的小房间，每间里面都有一张床，其中一间以前是主人的卧室。一侧有一个封住了的缝隙，它通向谷仓。从一个小边门穿过去，你就到了另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就是女眷的住处，旁边是厨房和其他一些小房间。太太带我参观了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些破旧的老式欧洲家具。

第一个院子虽年久失修、灰头土脸的，但到了夜晚肯定看不出来这些，在月亮和星光下，它凉爽而寂静，定是个浪漫的所在。我希望能坐在那里听七弦琴手弹奏，铜油灯的灯芯浮在椰子油里，烟气腾腾的灯火照亮了琴师严肃、投入的脸庞。

瑜伽士。他的个子同一般的印度人差不多，皮肤是深蜜色的，一头白色的短发，一把白色的胡子。他不肥，稍有点胖。他尽管只围了一条腰布，看上去还是很整洁，非常干净，甚至算得上“衣冠楚楚”。他走路慢吞吞的，拄着拐杖，有点瘸。他的嘴有点大，嘴唇厚厚的，一双眼睛既没有大多数印度人的大，也没有他们的亮，眼白里充着血。他的生活习惯虽简单朴素，举止却庄严大方。他乐呵呵的，爱笑，有礼貌，我觉得他不像位学者，倒像个好脾气的老农。我正躺在小木板床上，他走进屋来，身后跟着三两个弟子，寒暄了几句后，他坐了下来。我当时身体不太好，之前还昏过去一阵子，他就坐在我手边。他就是因为听说我不舒服，没法起身去客厅（他一般都坐在客厅里），才到这间小屋来的（我之前是被人抬进来的）。

一开始他还看我几眼，后来他就不再看我，只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肩膀上方，好像有什么怪东西悬在那里似的。他的身体一动也不动，但一只脚不时轻敲几下地面。这个状态他大概保持了一刻钟，后来他们告诉我，他那是在集中精力为我冥想。然后他转过脸来，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我既虚弱又难受，就这样照实说了，听我这么说他笑了笑，说：“沉默也是交流。”他又把头微微偏开，全神贯注地冥想起来，眼睛还是盯着我肩膀上方，好像要看的东西就在那里似的。这样的状态他大概又保持了一刻钟，大家都一言不发，屋里的其他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起身，鞠了一躬，向我笑笑作别，然后拄着拐杖慢慢一瘸一拐地走出了房间，他的弟子们紧随其后。

我也不知是休息得好，还是瑜伽士的冥想起了作用，反正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过了一会儿，我去了大厅，他白天在那里打坐，晚上就睡在那儿。那房间空荡荡的，我看大概有五十英尺长，宽是长的一半。房间四面都有窗户，但窗户顶上笼着飞檐，屋里还是很昏暗。瑜伽士就坐在一个铺着虎皮的矮台上，前面摆着一个小火盆，里面焚着香，散发出好闻的香气。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弟子上前，再点上一根。信徒们坐在地板上，有的在诵读，有的在冥想。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两个陌生人，提着一篮水果，他们给瑜伽士行了大礼，献上他们的贡品。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收下了，示意弟子把贡品拿走。他和蔼地和陌生人交谈了一阵，然后又微微点了下头，示意他们可以退下了。他们又行了一个大礼，然后退下，和其他信众坐在一起。然后瑜伽士陷入冥想状态，在场的每个人似乎都打了个寒战，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大厅。

后来我听说关于我晕倒的事儿，谣言传得神乎其神，不仅在印度各地区广为流传，还传到了美国。有人说我昏厥是因为要见圣人，心头猛生敬畏之情所致；还有人说他人还未现，力量就已经在我身上产生作用了，让我有那么几分钟灵魂出窍、身处无极。人家向我打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只是微微笑笑，耸耸肩膀。其实我晕倒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那次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医生告诉我，那是腹腔神经丛受刺激，导致横隔膜压迫心脏造成的，那一天压得久了一点。碰到这种情况，有几分钟会觉得身体不适，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清醒过来——如果还能清醒过来的话。

马都拉[33]。夜晚的庙宇。印度总是吵吵闹闹的，印度人整天扯着嗓子说话，但在庙里他们说话的声音比什么时候都大，吵得简直吓人。人们做着祷告，背诵着连祷文，相互大喊大叫、大声辩论，争得面红耳赤，互相打着招呼。他们没有一点敬畏神灵的样子，然而周遭却又有一种势不可当的强烈神圣感，让你的脊梁骨直发凉。说来奇怪，那里的神灵似乎是活生生的，就在附近。

人群拥挤，男人、女人、孩子挤作一团。男人们赤着膊，他们的额头上厚厚地涂着烧牛粪剩下的白灰，胳膊上和胸口一般也会有。很多人白天工作的时候会穿西装，但到了这里，他们便抛开了西方服饰、西方文明，以及西方思维方式。在这庙宇之中，只有对西方一无所知的印度本地人。你看见他们向一个又一个的神龛行大礼，有时完全趴在地上，面朝下，摆出五体投地的朝拜姿势。

你穿过长长的大厅，有雕花柱子撑着屋顶，每个柱子脚边都坐着一个托钵僧。有的是胡子一把的老者，有的消瘦憔悴得厉害，有的是身强体壮、浑身是毛的年轻人。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接受施舍的钵或一张小垫子，不时有善男信女会往里面投上个铜板。有的穿着红衣，有的几乎赤裸；有的漠然地看着你走过，有的在读书，或是默念或是朗诵出声，毫不理会来来往往的人群。内殿外面的地板上坐着一群僧侣，脑壳儿前部的头发剃了，后面的头发扎了个髻，他们挺胖，光溜溜的棕色胸膛和胖乎乎的胳膊上用白灰画得一道一道的。走进来一位有学识的大师，他也是位闻名遐迩的圣徒，他戴着红头巾，胳膊上套着镯子，围了一条彩色的腰布，留着一把灰白的胡子，一副很权威的派头，他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三个小弟子，在一个神龛前念了一段祷文，然后由弟子开道，庄重气派（受人尊敬的人就是这样的）地大步走进圣殿里最神圣的地方。

庙里点着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它们吊在天花板上，刺眼的光直射在神像上，但是在它们照不到的地方，黑暗就显得越发神秘。尽管这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也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你最终的印象是这里既隐秘又可怕。

我准备离开印度的时候，人们问我看过的那么多东西里什么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我的回答如他们所愿。但让我触动最大的其实不是泰姬陵，不是贝拿勒斯河边的石梯，不是马都拉的庙宇，也不是特拉凡哥尔的群山，而是印度的农民，这些农民们虚弱憔悴，衣不蔽体，只有一块破布围在腰间，破布和他耕种的、太阳炙烤的土地一般颜色，农民们在黎明的寒冷中瑟瑟发抖，在正午的酷热下挥汗如雨，当落日把干旱的田地染成红色时，饿着肚子的农夫们仍不眠不休地劳作着，北边、南边、东边、西边，在印度广阔的大地上耕作着，他的父辈就是这样劳作的，从三千年前雅利安人第一次踏入这个国度开始就是这样劳作的。他为了少得可怜的收成辛苦耕耘，这是他维持生活的唯一希望。那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能打动我的景象。

据说威灵顿公爵曾说过，我们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打胜滑铁卢战役的。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我们是在英国的公学里丢掉印度的。

* * *

[1] 阿室罗摩（ashrama）是印度教徒一生按照理想经历的四个行期的统称，亦指瑜伽修行者聚集居住的地方。

[2] 马德拉斯（madras）是印度东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孟加拉湾的科罗曼德尔海岸。

[3] 吠檀多（vedanta）是印度六派正统哲学体系之一，是构成大多数现代印度教派别的基础。吠檀多有三种基本的经典：《奥义书》、《薄伽梵歌》和《梵经》。《梵经》是对《奥义书》教义的简要阐释。对这些经典，根据对个人自我（我）和绝对（梵）之间的关系和同一程度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好几个吠檀多派。但都信仰轮回和吠陀的权威，并且相信梵是世界的物因和动因；而灵魂是自己行为的动因，因此是行为后果的接受者。

[4] 毗湿奴（vishnu）是印度教信奉的主神之一，据说他守护并保存世界，匡扶诸法。毗湿奴主要通过诸化身特别是罗摩和黑天来显现。据说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显身战魔，而且面貌有很多种，不过最常见的有十种。他有千名，信徒在祭拜时反复称念。

[5] 海得拉巴（hyderabad）是印度南部安得拉邦首府。十六世纪由戈尔孔达苏丹建立，1685年被莫卧儿帝国侵占，遭到劫掠破坏，1724年曾成为独立的海得拉巴王国首都。四周围有城墙，有许多兼具印度和穆斯林风格的建筑。

[6] 湿婆（siva/shiva）是印度教所崇奉的主神，集多种神威于一身。他是复杂而矛盾的神话人物之一。他既是毁灭者，又是起死回生者；既是大苦行者，又是色欲的象征；既有牧养众生的慈心，又有复仇的凶念。他在湿婆教中是主神。

[7] 苏非派（sufi）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

[8] 阿卡巴·海德里爵士（sir akbar hydari，1869—1941），时任海得拉巴邦首席部长（1937—1941）。

[9] “蛇与绳子”是《奥义书》中的一条典故，讲的是圣者个人开悟的经验。他在黑暗中见一毒蛇，心生畏惧，两股战战。待走近一点看，发现原来实相是一条绳子，根本就没有蛇。于是他悟出“苦从迷执而来”的道理，并认为人不用受生死轮回之苦，因为人根本无生无灭；人也不用受苦，因为人的本性是极乐。

[10] 贝拉尔（berar）是印度中西部一地区。

[11] 德尔维希（dervish）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教团的成员。这些神秘主义者强调通过狂喜、舞蹈和旋转表达献身的情感。云游四方的托钵德尔维希叫做托钵僧，常被视为具有神奇力量的圣人。多数穆斯林将他们视为非正统和极端分子，但该教派活动仍持续至今。

[12] 帕尔切尔苏斯（paracelus，1493—1541）是德裔瑞士医生、炼金术士，他把疾病这一概念引进医学，认为疾病是分割身体的外用药剂的结果，而不是体内失调，并主张使用药物抵抗致病药剂。

[13] 埃利法斯·莱维（eliphas levi，1810—1875）是一位法国术士。

[14] 尼金斯基（1890—1950），俄罗斯芭蕾舞蹈家，以其有力的弹跳和不可言喻的优雅著称。许多人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舞蹈家。

[15] 贝拿勒斯（benares）又称瓦拉纳西（varanasi），是印度北方邦城市，位于北方邦东南部恒河岸边，为世界上一直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公元前2000年即是雅利安人的定居点。是印度教七圣城之一。有许多神坛、庙宇、宫殿和数英里的沐浴石阶。每年有一百多万的朝圣者。贝拿勒斯以北的萨尔纳特为释迦牟尼第一次布教处。

[16] 利德比特（charles webster leadbeater，1854—1934），英国神智学者协会（the theosophist society）的重要早期成员，出版了不少关于神秘学的著作。

[17] 贝赞特夫人（mrs. 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重要的神智学者、妇女权利运动家、作家、演讲家，支持爱尔兰和印度独立自治。她1908年当选神智学者协会主席，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度过，在阿迪亚尔（adyar）成立了神智学者协会。

[18] 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1824—？），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领袖，1859年失败后退入尼泊尔丛林，下落不明。

[19] 巴达维亚（batavia）即雅加达（jakarta/djarkata）的旧称。

[20] 阿格拉（agra）是印度中北部城市，位于新德里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沿岸。它曾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蒙兀儿王朝的首都，也是国王沙·加汗在1629年其爱妻死后所建的泰姬陵所在地。

[21] 数论派（samkhya）哲学是印度六派哲学体系之一，持一种前后一贯的物质和灵魂（或自我）的二元论。认为这两者足以解释宇宙的存在，无须以神的存在作前提。数论一方面将心理和生理功能作了彻底区分，另一方面建立了纯粹“人格”。

[22] 马德拉斯（madrassi）是印度南方的一个城市。

[23] 古鲁（guru）是印度教的宗教领袖或宗师，也可指个人的宗教老师（或指导）。

[24] 迈索尔（mysore）是卡纳塔克（karnataka）的旧称，是印度西南部的一个邦。濒临阿拉伯海，范围包括德干高原南部的高原地区和东西高止山脉西部丘陵地区。古时曾为印度一系列王朝所统治，直到1831年英国人取得了控制权。1881年迈索尔回归本地人统治，为一王侯邦。1973年更名为卡纳塔克（意为“高耸的土地”）。

[25] 班加罗尔（bangalore）是印度中南部马德拉斯以西一城市，建于1537年，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

[26] 果阿（goa）是印度的一个邦，位于西海岸，与马哈拉施特拉和卡纳塔克邦交界，临阿拉伯海，首府为帕纳吉。经济以农业为主，因当地特殊的建筑物和美丽的海滩而成为观光客常去的旅游胜地。

[27] 婆罗门（brahmin）是印度教流行地区四个瓦尔纳（社会阶层）中的最高一级。婆罗门的崇高种姓地位可追溯到吠陀时代末期，长期以来被认为比其他等级纯净很多，可单独执行某些宗教工作，如负责保存吠陀时代的赞美诗集。由于声望崇高和受过传统教育，主宰了印度学术好几个世纪。婆罗门身为宗教和知识的精英分子，握有政权的刹帝利（武士）常以他们作顾问，印度独立后有许多婆罗门担任各邦的首长。虽然在法律上已不再认可，但他们仍保有传统的特权。他们通过一些严格的戒律来保持宗教的纯净，如素食和不能从事某些行业。

[28] 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是西班牙裔法国传教士。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巴黎大学完成学业。1537年受神职为司铎。1542年奉使至印度传教三年。1545年在马来群岛建立教会。1549年抵达日本传教，首次系统地介绍基督教义。1551年返回印度，翌年正准备前往中国时染病而死。据说经他接受洗礼的信徒约有三万人。1622年被谥为圣徒；1927年成为所有外方布道团的主保圣人。

[29] 首陀罗（sudra）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最低的一等。传统上该等级由工匠和劳动者组成，最初可能包括了所有印度文明中被征服并编入种姓系统的人民。其成员不能参加入法礼，也因此不能阅读吠陀。

[30] 特拉凡哥尔（travancore）是印度西南部一地区。

[31] 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是印度南部港市，临阿拉伯海，位于班加罗尔西南偏南方。它是港口城市和制造业中心。

[32] 柯钦（cochin）是印度西南的一个区域，古时为一王侯州，在阿拉伯海的马拉巴尔海岸。

[33] 马都拉（madura）是印尼爪哇东北部一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