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诚恳地判断文学作品的优劣实在是太困难了。评判一部作品，几乎不可能一点不受评论家或是大众意见的影响。对于公认的伟大作品来说，它之所以伟大，一部分是舆论意见赋予的，这使其评价工作更加困难。想要以首位读者的眼光去读一首诗，就好比想撇开笼罩景致的气氛专看美景。

亨利·詹姆斯的许多作品都是法国人（他非常欣赏法国人）耸耸肩不屑一顾的“littérature（法语：文学）”。他不参与生活，他只是透过窗户观察生活，还常常满足于只听朋友告诉他当他们透过窗户向外看时看到了什么。然而除非你身处其中，你又怎么能了解生活呢？除非你是这悲喜剧中的一个角色，有些东西你是不会注意的。总之，亨利·詹姆斯的意义既不在于他的艺术才能，也不在于他的严肃性，而在于他的个性，而这奇怪、迷人还略显荒唐。

有没有人认为，通过阅读一本背景设在汽车制造厂、人物都是汽车制造商的小说，就可以获得关于汽车的有用知识，你又是否认为人的灵魂没有汽车发动机复杂呢？

爱伦·坡以为只要动脑筋就可以获得新颖感和原创性，他错了。想要新颖，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改变自己；而想要原创，唯一的方法是不断提高、扩大并深化自己的个性。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虔诚的祈祷。我倒以为，向一个善良、万能的主讨要生活必需品是对他的侮辱。我们客气地对待自己的邻居，不是给他恩赐，是他该得的。

真实的不仅仅比虚构的更奇异，而且更引人入胜。知道了某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会使人觉得更感人肺腑、动人心弦，若是承认某件事是虚构的，就没有这样的魅力了。正是为了能拨动人的这根心弦，有些作者会使出浑身解数，想让你觉得他就是在陈述事实。

有些书既出色又无聊，我马上就能想到的有梭罗的《瓦尔登湖》、爱默生的《散文集》、乔治·艾略特的《亚当·贝德》。这些书差不多都是同一个时期，这是偶然吗？

作家应该修养卓然，见多识广，但若是他把这些都写进作品中，大概就犯错了。如果你把自己关于进化论、贝多芬奏鸣曲或是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观点全写进一本小说里，那只能说明你幼稚。

害羞：懦怯和自负的混合物。

他幼年时鲜有人关爱，结果等长大了有人爱他时他觉得害臊。有人告诉他他的鼻子长得好看，他的眼神透着神秘，他觉得尴尬，不知所措。当别人赞扬他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向他表示喜爱之情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三十年之后。一张满是皱纹、憔悴蜡黄的脸。一个烦人的话篓子。一个劲儿地往外冒傻话，只会讲她的孩子她的房子。浅薄，浅薄。时不时洋洋得意地瞧他一眼，仿佛在说她可记得他当时追求她时是多么如痴如狂。他想到自己当时那傻样儿就觉得惭愧不已，他曾在她住的街上走来走去，期望能遇见她；也曾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等着邮递员来敲门：他也许会送来一封她的信；为了能坐在她身旁，他硬撑着看完沉闷的音乐喜剧，还要做出很享受、很欢喜的样子，这样她才会喜欢他。为了她，他曾假装自己也追星，也对最愚蠢无聊的小道消息感兴趣，而且最糟糕的是，就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不仅假装自己感兴趣，他是真正地对它们感兴趣。不管她说出来的话多蠢，他都听得如痴如醉。为了她，他曾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若是为他自己，这样的事儿他是绝对没脸做的。

懊悔。他曾疯狂地爱过一个女子，并嫉妒另一个也爱着她的男人。他原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并以此为荣。但由于妒火中烧，他使了一个下三滥的手段，把情敌挤出了局。他娶到了那个女子。但是渐渐地，他满脑子都是自己曾经做过的卑鄙可耻的事儿，让他困扰不已，痛苦不堪。结果他痛恨起这个女人来，当初就是为了她他才那么做的。

两个男子坐在沃信[1]一家旅馆的长沙发上，谈论着各大报争相报道的一桩谋杀案。一个男的坐在他们附近，听了他们的谈话，问自己可否参加讨论。他坐下来，点了酒。他说了自己关于他们刚才谈论的谋杀案的看法。“你们必须挖出作案动机，”他说。“一旦找到了动机，揪出凶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然后，就好像自己在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样，他突然说道：“我不介意告诉你们，我就杀过人。”他告诉他们自己杀人就是为了好玩，向他们描述了那种刺激。既然他根本没有作案动机，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被发现。“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他说。他喝完酒，起身，向他们点点头，推门而出，身后两人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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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沃信（worthing）是英格兰东南部一自治城市，位于伦敦西南偏南的英吉利海峡，为海滨旅游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