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大将的汽车沿着柏林布满瓦砾的道路蜿蜒而行。他正赶往帝国总理府，去参加希特勒9天前下令召开的正式会议。海因里希和首席参谋艾斯曼上校一起坐在汽车后排，默默注视着车外被大火焚烧后变得黑漆漆的街道。两年的时间里，他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现在，亲眼看见的一切令他不知所措，他实在无法将眼前如同地狱般的废墟和祖国的首都联系在一起。

通常，从他的指挥部到总理府需要大约90分钟车程，但现在他们在路上已经开了快三个小时了。堵塞的街道一再迫使司机绕行，甚至连以前的通衢大道很多也无法通行。倾斜的大楼摇摇欲坠，随时有可能倒塌，每一条街道都成了危机四伏之地。水从巨大的弹坑里滚滚涌出；漏出的煤气在破裂的总管道里闪着火光；而在城中的各处，一片片区域设置了警戒线，警示牌上写着“注意！地雷！”（achtung！minen！），说明这个地方有还未爆炸的空投地雷。海因里希悲伤地对艾斯曼感叹：“这就是我们最终来到的地方——一片瓦砾的海洋。”

尽管威廉大街两侧的大楼也已经炸成了废墟，但除了一些墙壁破碎之外，帝国总理府本身似乎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大门外面那些制服笔挺的党卫军哨兵，看上去也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当海因里希与身后的艾斯曼进入大楼的时候，他们“啪”的一声立正敬礼。尽管路上有所耽搁，但将军还是按时到了。希特勒召集的会议定于下午3点开始。在过去的几天里，海因里希想了很多，他打算尽可能坦率和准确地告诉希特勒及其身边的那些人，维斯瓦集团军群面临的真实形势。海因里希完全了解说真话的风险，但可能造成的后果好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艾斯曼却显得心神不宁。“在我看来，”他后来说道，“海因里希仿佛计划对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发动一场火力全开的猛攻，而敢这样做的人大部分都丢了命。”

在大厅里，一名穿着紧身笔挺的白色短上衣、黑马裤和锃亮骑兵靴的党卫军军官，迎上了海因里希。他告知这位指挥官，会议将在元首地堡里举行。海因里希对这个神秘的地点早已有所耳闻：在总理府毗邻的大楼和后面的封闭花园下方，有一个设施齐备的巨大地下迷宫，但他以前从未去过那里。在向导的带领下，他和艾斯曼走进地下室，又走出来进入花园。尽管总理府的正面完好无损，但建筑物的后方却遭到了严重破坏。富丽堂皇的花园里以前有一组喷泉，现在那些花园早已灰飞烟灭，随之消失的还有希特勒的茶亭以及在茶亭一侧的植物温室。

这个地方在海因里希的眼中就如同一处战场，布满“巨大的弹坑、混凝土块、粉碎的雕像和被连根拔起的大树”，总理府被硝烟熏黑的墙上，“原先的窗户现在成了巨大的黑洞”。艾斯曼看着眼前的荒凉景象，不由得想起了19世纪德国民谣作家约翰·乌兰（johann ludwig uhland）所写的《歌手的诅咒》中的诗句，“只有一根高高的圆柱讲述那逝去的荣耀，圆柱可能在一夜之间便轰然倒下”。相比之下，海因里希则比较缺乏想象力。“想想吧，”他对艾斯曼嘀咕道，“三年以前希特勒曾让欧洲臣服于他的掌控之下，从伏尔加河一直到大西洋都纳入了庞大帝国的版图，但现在他却待在地下的一个洞穴里。”

他们穿过花园，来到一个由两名哨兵把守的长方形地堡前。检查了来访者的证件后，哨兵略显吃力地推开了一扇沉重的钢制防护门，让两位军官进入地堡内部。海因里希永远记得当门在他们身后“咣当”一声关上的时刻，“我们如同迈步进入了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狱”。在迂回曲折的混凝土楼梯底下，两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在灯光明亮的门厅里接待了迈步前来的海因里希和艾斯曼。党卫军军官先是不卑不亢地帮来访者脱下大衣，随后又彬彬有礼地对他们进行了搜查。艾斯曼的公文包受到了“特别关照”——1944年7月20日，就是一个装着炸药的公文包差点把希特勒炸死。那次事件后，元首的精锐卫队就不允许任何人在没有接受搜查的情况下靠近希特勒。尽管两名党卫军军官致以歉意，但海因里希仍对搜身之辱感到愤怒。艾斯曼也愤怒地抱怨道，“自己为一个德国将军竟受到如此对待感到羞耻”。搜查结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一条狭窄的长廊，走廊被分隔成两部分，一部分被改建成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室。半球形的灯从天花板上延伸出来，给米黄色的泥灰墙染上了一层淡黄的色调。地板上有一块东方风格的地毯，显然是从总理府的某个大房间里拿来的，因为在局促的地下室里，它的四周都朝里卷了边。尽管屋子看上去是蛮舒服的，但家具——比如说那块地毯——似乎彼此之间并不协调。椅子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朴实无华，有的却套着豪华名贵的椅套和椅垫。一张狭窄的橡木桌子靠在墙边，房间里挂着几张大幅风景画，那是德国建筑师和画家申克尔[1]的作品。在入口处的右边，一扇敞开的门通往这次会议所在的小会议室。有关元首地堡的大小和深度，海因里希只能猜测；不过就他所亲眼看到的而言，地堡似乎相对来说比较宽敞，有一些门通往走廊休息室的两侧及更深远处的房间。由于天花板不高，加上狭窄的铁门和密闭的空间，因此这里如同小客轮船舱内的走廊过道——不过，据海因里希估计，它们在地下至少有12米。

一瞬间，一位高个子、衣着得体的党卫军军官出现在了二人眼前，他就是希特勒的个人副官和贴身保镖奥托·京舍（otto günsche）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党卫军少校[2]）。他礼貌地询问了海因里希一行人在路途中遇到的情况，并请他们享用茶点。海因里希接受了一杯咖啡。很快，其他与会者开始抵达。接着进来的是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格多夫上将，艾斯曼记得，他是“用一套有关胜利的言辞”来欢迎大家的。随后进来的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元帅，接下来是希姆莱和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以及人所共知的希特勒最亲密的心腹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艾斯曼后来回忆说：“他们全都对我们大声表示欢迎。看着他们，我由衷地为我的指挥官感到骄傲。他那为人所熟悉的挺拔姿态，既严肃又不失分寸，在这些愚蠢的朝臣之中只有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

艾斯曼注意到，当希姆莱穿过房间朝海因里希走来的时候，海因里希一下子绷紧了。将军小声抱怨道：“幸好那个人从未打算踏足我的指挥部。如果哪天他要登门拜访，马上就告诉我，我好走人。他真令我感到想吐。”确实，艾斯曼认为，当希姆莱拽着海因里希交谈的时候，他的脸色十分苍白。

此时，古德里安的继任者克雷布斯上将也走进了屋子，他一看见海因里希便走了过来。那天一早，海因里希就从克雷布斯那里获悉，他手头必不可少的装甲部队被调拨给了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尽管他认为克雷布斯没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负有责任，但现在海因里希对新任陆军总参谋长的态度却算得上是热情友好了——他可能很感谢克雷布斯能在此时出现，把自己从与希姆莱的寒暄中拯救出来。

克雷布斯照例表现得既得体又热情。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毫无疑问，在此次会议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海因里希提及自己的一些问题时，邓尼茨、凯特尔和鲍曼都加入进来，这三个人全都许诺，当海因里希向希特勒进言陈情之时，将会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鲍曼转向艾斯曼问道：“你对目前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形势有何看法？这一切都关系着柏林乃至整个德国未来的命运？”艾斯曼一时被惊得目瞪口呆。苏联人离首都只有60公里，而盟军正从西边全速横穿德国，这个问题似乎近乎疯狂。他直言不讳地答道：“形势很严峻，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召到这里开会的原因。”鲍曼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宽慰道：“你不必如此担惊受怕，元首一定会同意给予你帮助的，你将会得到作战所需的一切兵力。”艾斯曼瞪着眼睛发愣，鲍曼所想的那些兵力将从哪里弄来呢？一时间，他感到很不舒服。看来在这个房间里，自己和上司海因里希是少数还清醒着的正常人。

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参谋鱼贯进入了这条已经拥挤不堪的走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超然而又沉着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与他的副手共同抵达；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karl koller）航空兵上将，以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负责补给和补充兵力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walter buhle）步兵上将[3]一起走了进来。好像基本上每个人都跟着一名副官、一名勤务兵或一位副手，由此造成的喧闹和混乱令艾斯曼想到了一群嗡嗡响的蜜蜂。

在挤满了人的走廊里，海因里希默默地站着，面无表情地聆听着嘈杂的交谈声。这些谈话多半是闲聊，内容多是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地堡本身和其内的气氛让人感到窒息，甚至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海因里希不安地察觉到，希特勒和他的近臣们已经躲进了一个自己努力营造的梦幻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灭顶之灾是不存在的，一个即将发生的奇迹就可以将逆境轻松化解。此时此刻，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待着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出现便能逢凶化吉。

走廊里突如其来的动静打断了海因里希的沉思。布格多夫上将挥动着高举过头的双手，努力让大家伙儿安静下来。“诸位，诸位，”他大喊道，“元首驾到！”

“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当机群靠近滕佩尔霍夫区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密语警告。在地铁沿线各个车站的站长办公室里，扩音器传出很大的喊声：“危险15！”——又一次覆盖整座柏林城的饱和轰炸开始了。

泥土迸溅了出来，玻璃在空中乱飞，混凝土块砸碎在街道上，尘埃如同龙卷风似的从上百个地方旋转直上，把城市覆盖在深灰色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隔膜当中。男男女女争先恐后地跑着，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奔向掩蔽所，尖叫声不绝于耳。露特·迪克尔曼在抵达安全的地方以前，抬起头看见了似海浪般接踵而至的轰炸机群，“就像生产流水线。”他这样惊叹道。而在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里，法国籍劳工雅克·德洛奈正在检修一辆浑身弹痕、被严重打损的破烂坦克，他刚从坦克里取出了半条令人作呕的人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感到害怕，轰炸机就呼啸而至了。他赶忙把残肢扔掉，飞一般冲向附近的隐蔽所。在胜利大道，勃兰登堡—普鲁士统治者们的大理石雕像在基座上摇晃着、呻吟着。12世纪的领袖人物、绰号“大熊”的阿尔贝特侯爵[4]雕像所高高举起的十字架，在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奥托·冯·班贝格主教的胸像上被碰了个稀巴烂。附近的斯卡格拉克广场上，警察们慌张地丢下仍在树上晃悠的自杀者的尸体，四散奔逃寻找掩蔽处。

一串燃烧弹穿透了莱尔特街监狱b监区的天花板，在二层燃起了十来个耀眼的镁光火堆。囚犯们被破例放出了牢房，在看守的监督下着急忙慌地去灭火，他们拎着一桶桶沙子，在刺鼻的烟雾中跌跌撞撞地穿行。有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第244号牢房的囚犯凝视着第247号牢房的囚犯，然后他们激动地相拥而泣——赫伯特·科斯奈伊和库尔特·科斯奈伊兄弟惊喜地发现，这些天他们都被关在同一层楼上。

在潘科区，韦尔特林格尔夫妇躲藏在默林家位于底层的两居室里，西格蒙德在厨房里抱着啜泣中的妻子玛格丽特。“如果一直这样的话，”他的嗓门比高射炮持续不断的开火声还大，“那连犹太人都可以公开去掩蔽所了。如今德国人全都被炸弹吓了个半死，哪还有劲头去告发我们。”

14岁的鲁道夫·雷施克则有充裕的时间目睹一切。他惊讶地发现，轰炸机群在天空形成了一道亮闪闪的“银河”——他喜欢与低空扫射的战斗机玩危险的捉迷藏游戏，可现在这些飞机飞得太高了，没有玩头了。这时他的母亲歇斯底里地吼了起来，一把将他拽进了地下室，9岁的妹妹克丽斯塔正在那里颤抖和哭泣。整个地下室仿佛都在摇动，灰泥从天花板和墙上掉了下来，接着灯光开始闪烁不定，没多久干脆彻底熄灭了。在一片黑暗中，雷施克太太和克丽斯塔开始大声祈祷，过了会儿鲁道夫也加入了向“我们的天父”祈祷的行列。炸弹的爆炸声越来越响，这会儿地下室好像一直在颤动。雷施克一家曾经历过多次空袭，但与这次比都不一样。雷施克太太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轻声啜泣起来。鲁道夫以前很少听到母亲哭，虽然他知道她经常忧心忡忡，尤其是担心在前线的丈夫。突然间他对那些飞机生起气来，因为它们把自己的妈妈吓坏了，而且鲁道夫自己也第一次感到害怕。他有点尴尬地发现，自己也在哭。

在母亲拉住他之前，鲁道夫冲出了地下室，一口气跑上楼梯，回到了位于底层的家里。他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找出收集的玩偶，随后从其中选出那个表情动作最威严的人物，玩偶瓷质的脸庞特征明显。他又走进厨房，把母亲用的沉重的斩肉刀取了下来。鲁道夫无视空袭的威胁，跑到这幢公寓楼的院子里，把玩偶放在地上，挥刀将玩偶的头砍了下来。“好啦！”他边说边站起身退后，低下头，脸上还带泪痕，毫不愧疚地看着阿道夫·希特勒的断头。

希特勒步履蹒跚地进入了地堡的走廊——半弯着腰，左脚在地上拖着，左胳膊控制不住地抖动着。尽管他的身高约有1.74米，但由于现在他的头和身子朝左边歪，显得矮了不少。那双曾经被他的追随者们称为“魅惑”的眼睛，现在又辣又红，仿佛几天都没有睡过觉似的。他的脸庞浮肿，脸色是一种有污斑似的暗淡灰色。浅绿色的眼镜在他的右手上悬荡着，强烈的灯光让他很不舒服。片刻之间，他就面无表情地盯着将军们，他们的右手举起向前伸出，齐声喊道：“希特勒万岁。”[5]

走廊里太拥挤了，结果希特勒费了点劲才从每个人身边走过，进入小会议室里。艾斯曼注意到，元首走过去后其他人就开始继续聊天，没有他预期中的那种含有尊敬意味的安静。至于海因里希，他被元首的模样惊呆了，他认为希特勒“就像一个只差一点就要咽气的绝症病人，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希特勒似乎很痛苦地拖着脚慢慢走到了桌子的上首位。艾斯曼吃惊地看着他“就像麻袋一样瘫进了扶手椅，一句话不说，保持着前倾的姿势，胳膊就在椅子边上撑着”。克雷布斯和鲍曼走到元首的身后，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克雷布斯就在那里向希特勒非正式地引见了海因里希和艾斯曼。希特勒无力地同他们两个人握了手，海因里希注意到自己“几乎感觉不到元首的手，因为没有感受到手被对方握住时的那种握力”。

由于屋子狭小，不是每个人都有座位，于是海因里希便站在元首的左边，艾斯曼站在右边，凯特尔、希姆莱和邓尼茨坐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其余的人就待在外面的走廊上。令海因里希吃惊的是，他们仍然在闲聊，尽管嗓音现在已经压低了。克雷布斯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为了让指挥官”——他看着海因里希——“能尽快地返回他的集团军群，”他说道，“我建议海因里希立即汇报。”希特勒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戴上他的绿色眼镜，示意海因里希开始。

将军以其从容不迫、一丝不苟的方式直入主题。他瞟了一下桌子四周的人，又看了看希特勒，开口说道：“我的元首，我必须告诉您，敌人正在筹备的攻势，在兵力和威力上都极其强大。此刻，他们正在从施韦特（schwedt）南部一直到法兰克福南部的广阔区域做着进攻的最后准备。”希特勒惯用的地图就摊开在桌子上，海因里希的手指沿着奥得河前线受威胁的地段缓缓地滑了过去，那是一条大致有120公里长的线。随后，他在可能会遭到最猛烈打击的城市上边略微停上一下——施韦特、弗里岑（wriezen）地区、屈斯特林桥头堡周边，以及法兰克福南部。海因里希说道，他丝毫也不怀疑“主要的进攻”落在仍坚守这个中央地区的“布塞的第9集团军头上”，而且“苏联红军还将打击施韦特周围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南翼”。

海因里希仔细讲述了他如何安排兵力去加强布塞的第9集团军，以应对预期中的苏联人的猛攻，但由于要增援布塞，冯·曼陀菲尔就受到了削弱。第3装甲集团军的部分前线现在由二流部队坚守着：上了岁数的人民冲锋队、几支匈牙利人组成的部队，还有几个在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领导下的由苏联投诚者组成的师——他们十分不可靠。然后，海因里希直截了当地指出：“第9集团军现在状况比以前还要好一些，而第3装甲集团军却没有能力投入到即将到来的血战中。冯·曼陀菲尔部队的潜力，至少在其战线的中段和北段是不高的，他们严重缺乏大炮，尽管把很多高炮推到了前线应急，但高射炮是无论如何都取代不了大炮的。更何况，就是高射炮都面临弹药匮乏的窘境。”

克雷布斯赶忙打断他的话。“第3装甲集团军，”他强调说，“很快就会拥有重炮的。”

海因里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可不需要空头支票，只有当自己真正看到调拨来的大炮时才会相信克雷布斯的豪言壮语。随后，海因里希就自顾自地继续讲了下去，好像从没有被打断过一样。他向希特勒解释称，第3装甲集团军能有当前的安全形势，只有一个原因——洪水泛滥的奥得河。“我必须提醒您，”他说道，“只是在奥得河保持泛滥的情况下，第3装甲集团军的虚弱状态才不至于引发严重问题。”而一旦洪水退去，海因里希补充说，“苏联人很快就会在那儿发起猛攻。”

房间里面的人专注地听着海因里希的慷慨陈词，但他们也对此感到不安。如此直截了当的发言，在希特勒的会议上是极其罕见的，大多数军官都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自从古德里安走人以后，还没有人像这样坦率地讲过话——而且显然，海因里希才刚刚开始。现在他转而谈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守军事宜。希特勒已经宣布那座城市是一个要塞，就像不幸的屈斯特林一样。海因里希希望能放弃法兰克福，他认为那里的部队正在希特勒狂热的“要塞”祭坛上被白白牺牲掉，他们能够被拯救出来，并在其他战场上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古德里安曾在有关屈斯特林的问题上持有相同看法，但最终，他对这座城市的“固执己见”却让自己惨遭解职厄运。现在海因里希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这番发言步其后尘。然而，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把法兰克福的部队视作自己的责任，无论有什么后果都义无反顾，他把这个尖锐的可能引火烧身的问题当众提了出来。

“在第9集团军防区，”他开始说道，“前线的最薄弱部分就是法兰克福周边，那里的守军兵力薄弱，而且弹药匮乏。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把部队撤出来。”

希特勒突然抬起头来，说出了会议开始以来的第一句话。他用刺耳的声音点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拒绝接受这项提议！”

在此之前，希特勒不仅保持沉默，而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好像对眼前的一切完全不感兴趣。艾斯曼对此的印象是，他压根没在听，现在元首仿佛突然“清醒了过来，并开始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兴趣”。他开始询问守军的兵力、给养和弹药情况，而且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原因，甚至还询问了法兰克福炮兵部队的部署状态。海因里希一一作答，逐步进行了陈述，并从艾斯曼手里接过报告和数据，摆在希特勒面前的桌子上。希特勒一一翻看着递过来的文件，似乎留下了些许印象。海因里希意识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于是用不大但断然的声音强调说：“我的元首，我真的认为放弃法兰克福的防御将会是一个明智而正确的举措。”

令房间里大多数人吃惊的是，希特勒转向陆军总参谋长说道：“克雷布斯，我认为将军关于法兰克福的意见是正确的。拟定出给该集团军群的必要命令来，今天就交给我。”

人们被惊呆了，沉默中，外面走廊里乱哄哄的声音似乎过大。艾斯曼感到自己突然对海因里希产生了新的尊敬。“海因里希本人似乎完全不为所动，”他记得，“不过他给我使了个眼色，我的理解是‘嗯，我们赢了’。”然而，这个胜利却转瞬即逝了。

此时走廊里发生了一阵巨大的骚动，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肥硕的身躯出现在会议室狭窄的门口。他推搡着挤了进去，热情地向在场的众人打招呼，用力摇着希特勒的手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他有些费力地挤到了邓尼茨的身边，当克雷布斯把海因里希的情况介绍转告他的时候，令人心神不宁的延误出现了。克雷布斯讲完之后，戈林站起身来，把两只手都放在地图桌上，朝希特勒俯下身子，似乎要对会议的议题品头论足一番。然而，他却笑容满面，兴致颇高地谈起了自己的见闻：“我有一件事必须告诉你们，一次我视察第9伞兵师……”

他的话没能继续讲下去。希特勒突然在椅子上挺得笔直，然后又猛地站了起来，话语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如同机枪发射一样倾泻而出。在场的人几乎都蒙了，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在我们的眼前，”艾斯曼后来回忆，“他的怒火如火山喷发一般喷涌出来。”

他的狂怒跟戈林没有一点关系，那是对他的顾问和将军们进行的长篇抨击，因为他们十分抵触自己钟爱的要塞战术，根本不把自己的见解当回事。他吼道：“在整个战争期间，要塞曾一再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在波森（posen，今波兰波兹南）、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弗罗茨瓦夫）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今波兰皮瓦）已经得到了证实。有多少苏联人被它们牵制住了？要攻陷它们是多么困难！每座要塞都打到了最后一个人！历史已经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求要塞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他径直对着海因里希尖叫道，“这就是为什么法兰克福要保持其要塞地位的原因！”

这场长篇大论的指责突然结束了，就像开始的时候一样突然。不过，希特勒虽然累得瘫坐在那里，却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在艾斯曼眼中，他似乎完全丧失了自控力。“他浑身颤抖，”艾斯曼回忆说，“手里握着几支铅笔，上上下下疯狂地挥动着，在这个过程中铅笔‘咚咚’地敲打着椅子的扶手，给人的感觉是他已经神经错乱了。事情来得太突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尤其让人们感到担忧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居然就掌握在这个健康严重受损的人手中。”

尽管希特勒大发雷霆，其对法兰克福的态度变化无常，但海因里希还是固执地拒绝放弃。他轻声而耐心地——就好像那场爆发并没有发生过一样——再次陈述自己所有的论点，强调了每条能够想到的要放弃法兰克福的理由。邓尼茨、希姆莱和戈林都站在他这一边，但那充其量只是象征性的支持。房间里三位职务最高的将军一直保持沉默。凯特尔和约德尔一句话都没说。海因里希之前就预料到了二人这样的表现，克雷布斯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希特勒显然是彻底筋疲力尽了，只是在拒绝考虑每条理由的时候挥挥手，做出疲倦的手势。不过很快，他就再度恢复了活力，要求了解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恩斯特·弗里德里希·比勒尔（ernst friedrich biehler）上校的资历。“他是一个非常可靠且富有经验的指挥官，”海因里希回答道，“他在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吗？”希特勒厉声诘问道。他指的是普鲁士元帅冯·格奈森瑙伯爵，他曾在1806年成功地击退了拿破仑对科尔贝格要塞的进攻。

海因里希保持着镇静，声音平和地回答说：“法兰克福之战将证明，他是不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希特勒厉声说道：“好的，让比勒尔明天来见我，我亲自定夺，到时候我再决定法兰克福何去何从。”海因里希已经在法兰克福的第一仗中失败了，他认为第二仗也完全可能失败。比勒尔戴着厚厚的眼镜，是一个不起眼的人，他不会给希特勒留下多少印象的。

会议现在到了被海因里希视作紧要关头的时候。当他再次开口讲话的时候，对自己缺乏外交辞令方面的技巧深感遗憾，因为他只知道一种表达自己的方式。现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说出了赤裸裸的真相。“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奥得河前线的兵力能够挡住苏联人即将发起的猛烈进攻。”

希特勒仍然在颤抖着，一言不发。海因里希描述了组成其部队的各色人等——用德国可动员的兵力凑出来的——他们的作战能力完全不合格。战线上的大多数部队都没有受过训练，缺乏作战经验或者由于补充兵员缺乏作战经验导致实力削弱，因而不可信赖。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指挥官身上。“例如，”海因里希解释说，“第9伞兵师就让我很担心，该师的军官和士官以前几乎全都是行政官员，既没有受过训练，也不习惯指挥战斗部队。”

戈林突然被激怒了。“我的伞兵！”他大声吼道，“你在对我的伞兵指手画脚！他们是现存的最棒的伞兵！我不想听这种贬低人的话！我亲自为他们的作战能力打包票！”

“您的看法，帝国元帅阁下，”海因里希冷冰冰地说道，“多少有些偏见。我并没有针对您的部队说任何事情，但经验告诉我，没有受过训练的部队，尤其是没有经验的军官率领的部队，往往第一次遭到炮击的时候就会受到极大惊吓，结果从那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干不好了。”

希特勒再次发言，他的声音现在镇定而且理性，宣称“必须尽最大努力来训练这些部队，在战斗开始以前肯定有时间这么做”。

海因里希向他保证，将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尽一切努力，不过他还补充说：“训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作战经验，而这正是其欠缺之处。”希特勒驳回了这条意见。“合适的指挥官将会传授作战经验，而且不管怎么说，苏联人也在用不够格的部队作战。”希特勒声称，斯大林的“实力快要消耗殆尽了，剩下的全都是能力极其有限的奴隶士兵”。海因里希发现，希特勒掌握的错误情报已经荒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强烈提出反对意见。“我的元首，”他说道，“苏联军队既有能力且兵力雄厚。”

海因里希认为，把眼下绝望形势的真相说清楚的时候到了。“我必须清楚地告诉您，”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自从把手头的装甲部队移交给舍尔纳之后，我所有的部队——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必须充作一线部队，没有预备队，一点也没有。他们能顶住苏联红军进攻开始前的猛烈炮击吗？他们能顶住敌人进攻开始后的猛烈冲击吗？在一段时间里，也许有可能。但是，面对我们预料中的那种攻击，我们的每个师每天都将损失一个营。这就是说，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整条战线上我们每周将会损失几个师。我们没有本钱去进行这样可怕的消耗，我们没有可以替代他们的兵力。”他停顿一下，意识到所有与会者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随后海因里希继续发言，“我的元首，实话实说，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我手头的部队也只能抵抗几天。”他朝房间四周看了看，“然后，”他说出了最终的可怕结局，“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死一般的寂静。海因里希知道，他说的数据是不容置疑的。聚集在这里的人对这些伤亡统计数字也十分熟悉。但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愿谈到那些数字。

戈林首先打破了这令人不知所措的寂静。“我的元首，”他大声宣布，“我将立即派遣10万名空军人员支援您，他们会在几天内抵达奥得河前线。”

希姆莱严肃地瞥了一眼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戈林，随后又瞥了希特勒一眼，似乎正在探究元首的反应。接下来他用尖锐的嗓音宣布：“我的元首，25 000名党卫军战士将在奥得河前线捍卫他们的荣誉。”

邓尼茨不甘于人后，他已经给海因里希派去了一个海军步兵师，现在他宣称将提供更多的兵力。“我的元首，”他宣布，“12 000名水兵将立即从军舰里撤出，火速赶赴奥得河！”

海因里希注视着他们。这些人自愿从他们的私人帝国里提供未经训练、缺乏装备、不合格的部队，在这场可怕的拍卖会中花费的是生命而非金钱。他们在相互出价，不是为了拯救德国，而是为了给希特勒留下深刻印象。突然间拍卖热成了传染病，大家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努力地榨出手头的可用兵力，有个人还在询问预备军的兵力情况。于是希特勒喊道：“布勒！布勒！”

在外面的走廊上，那群待命的将军和勤务兵从咖啡一直喝到了白兰地，呼喊声响了起来。“布勒！布勒！布勒在哪里？”又是一阵骚动，负责补给和补充部队的参谋长瓦尔特·布勒上将从人群当中挤了过去，进入会议室。海因里希看了看他，然后厌恶地转过脸去。布勒一直在喝酒，身上有股酒味。[6]

其他人似乎谁都没有注意或者在意这样不合时宜的味道——包括希特勒。元首向布勒提出了若干个问题，有关预备军、步枪、轻武器以及弹药的供应。布勒的回答口齿不清，海因里希认为他的话很愚蠢，但希特勒似乎很满意他的答复。按照他从布勒的答复中算出来的数字，另有13 000人的部队能够从所谓的预备军中拼凑出来。

希特勒把布勒打发走，然后转向海因里希。“瞧，”他说道，“你拿到15万兵力了，这大概相当于12个师。你现在有预备队了。”人命拍卖到此结束了。希特勒显然认为这个集团军群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然而他所做的一切，充其量就是为第三帝国再买到12天的阳寿——也许是以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买到的。

海因里希竭力让自己在这样荒唐的局面中保持冷静。“这些人，”他断然说道，“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作战训练，他们一直待在后方，要么在办公室里处理公文，要么是在军舰上服役，或者是在空军基地的地勤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们从未在前线打过仗，甚至从未看到过苏联人。”戈林立即插嘴道：“我所提供的兵力，多半是战斗部队的飞行员，他们是最顶尖的精英。还有曾参加过卡西诺山防御战的英雄部队，这些部队的名望胜过所有其他的部队。”他满脸通红，口若悬河，激动万分地告诉海因里希，“这些人的意志、勇气和战斗经验一应俱全。”

邓尼茨也怒了。“我告诉你，”他厉声对海因里希指出，“战舰上的水兵完全同你的国防军部队一样棒。”一时间海因里希也发了火。“难道你不认为在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大不相同吗？”他尖锐地问道，“我告诉你，所有这些人都将在前线被敌人屠杀！被屠杀！”

如果说海因里希的突然爆发让希特勒震惊的话，他却并没有表现出来。当别人发怒的时候，希特勒似乎变得冰一般冷静。“好了，”他决定打断手下们的争吵，“我们将把这些预备队放在前沿阵地后方大约8公里的二线上，前沿将承受苏联人的炮火准备带来的震撼。而在此时，预备队将逐渐习惯于战斗，如果苏联人突破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投入战斗。而要把敌人赶回去的话，你要使用几个装甲师。”他盯着海因里希，好像在等待他对一件鸡毛蒜皮的琐事表示赞同似的。

海因里希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小事。“您把我最有经验、战斗准备最充分的装甲部队都给抽走了，”他说道，“集团军群请求把他们调回来。”海因里希的每个单词的发言都很清晰，他说道，“我必须把他们要回来。”

在他身后的人都大为惊骇，希特勒的副官布格多夫气愤地在海因里希的耳边小声说着，“住口！”他命令海因里希，“你必须闭上你的嘴！”海因里希坚持己见。“我的元首，”他重复道，没有理会布格多夫，“那些装甲部队必须回到维斯瓦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中。”

希特勒挥了挥手做道歉状。“我非常抱歉，”他回答道，“但我不得不把这些精兵强将从你那里抽走，你南边的友军更需要你的装甲部队。苏联人的主攻目标显然不是柏林，在你战线南方的萨克森州，敌军集结了更为强大的兵力。”希特勒在地图上的奥得河苏联红军阵地上方挥着手。“你当面的这一切，”他用疲惫和不耐烦的声音宣告，“只不过是一种牵制性攻击，为的是要混淆视听。敌人的主攻方向不会是柏林，而是这里。”他动作浮夸地把一根手指放在布拉格上，“因而，”元首继续说道，“维斯瓦集团军群应该能够抵挡住那些次要攻势。”

海因里希难以置信地盯着希特勒[7]，然后又看着克雷布斯。对陆军总参谋长来说这一切看起来十分荒谬。克雷布斯大声说话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他解释道，“元首对形势的估测是完全正确的。”

海因里希决定进行最后的努力。“我的元首，”他尽力解释道，“为了对付敌军的攻势，我已经做完了可能做的一切准备工作。我并不把这15万人当作预备队。对于我们肯定会遭受的严重损失，我无能为力。把这一点完全说清楚是我的责任。我也有责任告诉您，我不能保证能击退敌人的进攻。”

希特勒突然活跃了起来，他挣扎着站起来，嘭嘭地敲着桌子。“信念！”他叫嚷道，“信念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心将弥补所有的不足！每个指挥官都必须充满信心！你！”他用手指指着海因里希，“你自己首先必须拥有这样的信念，并把这样的信念灌输给你手下的每一名士兵！”

海因里希无所畏惧地盯着希特勒。“我的元首，”他说道，“我必须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是我的责任——单靠希望和信念是不可能赢得这场战役的。”

在他身后有一个声音在低声说道：“住口！别说了！”

但希特勒甚至听都不听海因里希说的话。“我明确地告诉你，大将，”他叫嚷道，“如果你认为这场战役必胜，那么你就会取得辉煌的胜利！如果你的部队被注入了同样的信念，那么你就将战无不胜，而且这样的胜利将是战争中最伟大的完胜！”

在令人不安的寂静之中，海因里希脸色发白。他彻底绝望了，收拾起文件递给艾斯曼。两位军官默默地离开了仍然悄无声息的房间。在外面的走廊休息室里，他们被告知地面上的空袭仍在持续。两个人都麻木地站在那里等待，处于恍恍惚惚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身边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话。

几分钟以后，他们获准离开地堡。爬上楼梯，他们来到了外面的花园里，站在此处海因里希说出了离开会议室后的第一句话。“都是无用功，”他疲倦地感慨，“还不如把月亮带到地球容易呢。”他抬起头看着城市上空厚厚的烟幕，小声地自言自语：“全都是徒劳的！这一切毫无意义！”[8]

基姆湖的蓝色湖水就像一串移动的镜子，映照着雪线之下覆盖在山麓上的大片松树林。瓦尔特·温克（walther wenck）重重地拄着手杖，越过湖泊朝远处凝望，看着几公里以外贝希特斯加登周围蜿蜒起伏的山峦。那是一番非同寻常的美丽而和平的景象。

早开的花儿到处都是，雪盖已经开始从高高的山脉上消失，尽管现在只是4月6日，但连空气中也荡漾着春天的气息。所处环境的和平景象让古德里安前任副手的伤康复得很快，年仅45岁的他是德国国防军中最年轻的兵种上将。

这里是巴伐利亚州的阿尔卑斯山腹地，战争似乎远在1 600公里以外。除了由于在战斗中负伤而来休养的人，或者像温克那样因为意外事故来休养之外，整个地区几乎看不到一个军人。

尽管身体仍然很虚弱，但温克正逐渐康复。考虑到那场车祸的惨烈程度，他能活下来实属幸运。在2月13日的交通事故中，坐在车里的他头部受伤，全身多处骨折，在医院里住了近6周。由于肋骨多处粉碎性骨折，现在他从胸部到大腿仍然裹着外科束带。战争对他而言似乎结束了。毋庸置疑，战争的结局是可悲而清晰的。他认为，不出几个星期，第三帝国就会寿终正寝。

尽管德国的未来可能会很凄凉，但温克仍然应该感谢上苍：他的妻子伊姆加德（irmgard）以及他们15岁的龙凤胎孩子——儿子赫尔穆特和女儿西格丽德都平安无事，正和他一起住在巴伐利亚。温克痛苦地慢慢走回他们居住的如画般的小客栈。当他走进门厅时，伊姆加德给他捎来了一条消息，要温克立即给柏林挂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希特勒的副官布格多夫将军，布格多夫让温克次日就去柏林向希特勒报到。“元首，”布格多夫说道，“任命你为第12集团军指挥官。”温克既惊讶又感到困惑。“第12集团军？”他愣了愣，有些迟疑地问道，“这是哪个集团军？”

“你到了柏林就全清楚了。”布格多夫回答道。

温克没有死心。“我从来就没听说过第12集团军。”他追问道。“第12集团军，”布格多夫不耐烦地说道，好像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现在正在组建。”然后挂了电话。

几个小时以后，温克再次穿上笔挺的将军制服，向忧虑的妻子告别。“不管你做什么，”他提醒她，“你都必须待在巴伐利亚，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在对任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动身前往柏林。在此后的21天里，这个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将军的名字，将成为几乎每个柏林人心中希望的同义词。

参谋们已经习惯于看到海因里希偶尔发发火，但此前谁都没见过他如此大发雷霆，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这会儿正在暴怒之中。他刚刚收到法兰克福“要塞”指挥官比勒尔的报告，这位年轻的上校拜见了希特勒。果然不出海因里希所料，戴着眼镜、脸庞瘦削的军官并不符合希特勒心目中北欧日耳曼民族英雄的标准形象。只说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在此期间甚至都没有提到法兰克福这个地名，希特勒便握了握手将年轻的军官打发走了。比勒尔一离开地堡，希特勒便命令撤换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另外找人，”元首告诉克雷布斯，“比勒尔肯定不是格奈森瑙式的人物！”

布塞将军的第9集团军直接指挥法兰克福守军，他从克雷布斯那里听说法兰克福的指挥官马上就要换人了，便立即向海因里希做了报告。现在，当比勒尔站在海因里希的桌边时，这位怒火冲天的“狠毒的小矮个”正在给克雷布斯打电话。他的参谋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已经能够从海因里希用手指击打桌面的方式判断出他的火气到底有多大——这会儿他的右手正在咚咚地猛烈敲打着桌子。电话接通后，海因里希吼道：“克雷布斯，比勒尔上校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要你认真听着，比勒尔要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这件事我已经告诉布格多夫了，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拒绝接受任何其他军官。你明白了吗？”他并没有等对方答话。“还有一件事，比勒尔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到底在哪里？他等那枚勋章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现在他就要得到它。你明白了吗？”海因里希还没完。“现在听好了，克雷布斯，”他说道，“如果比勒尔得不到他的‘铁十字’勋章，如果比勒尔无法官复原职，那这个集团军群指挥官我就不干了！你听清楚了吗？”海因里希仍然在狂怒地捶着桌子，继续施压，“我希望你今天就对此事做出确认！清楚了吗？”接着他砰的一声把电话挂断。克雷布斯在对方的暴怒前一声都没吭。

艾斯曼上校后来回忆，4月7日下午，“集团军群收到了两封从元首大本营发来的电传打字电报。第一封电报是确认比勒尔担任法兰克福守军指挥官，第二封电报是他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

在达勒姆，希特勒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坐在办公室里等待温克将军的到来。第12集团军的新任指挥官刚刚告别希特勒，现在要由约德尔向温克简要地介绍西线的形势。摆在约德尔桌子上的，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空军元帅[9]提供的一沓报告，报告中描绘了一幅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变得更加阴暗的可怕画面，到处都有英美盟军在突破。

理论上，第12集团军应该成为柏林的西部屏障，坚守约200公里长的易北河下游和穆尔德河下游，阻击英美盟军向柏林挺进。希特勒决定由温克率领一个由10个师组成的集团军，该集团军由装甲兵训练部队的军官、帝国劳工组织、军校学员、各种各样的小部队，以及在哈茨山被打垮的第11集团军残部构成。约德尔怀疑，即便这样的部队能够及时组建起来，是否有用还两说；假如有用的话，对战局的影响也不会大到哪里去。况且在易北河畔，这个集团军恐怕永远也不会被投入战斗——尽管他无意向温克透露这一点。在约德尔办公室的保险箱里，仍然存放着那份缴获的“日食计划”。这份文件详尽地描绘了一旦德国投降或者崩溃，英美盟军将采取的行动，还附有标注详尽的地图，地图上标明了战争结束时按照协议每个盟国将要占领的地区。约德尔仍然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将会在易北河停住脚步，那里大致就是战后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的这个举动就是要把柏林留给东方攻过来的苏联人。

“诚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给丘吉尔的最后一封电报的最后一段中指出，“如果前线存在着这样的机会，一旦出现‘日食计划’中预想的状况（德国崩溃或者投降），那么我们就将在前线各处奋力挺进……柏林将会包括在我们的重要目标之内。”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愿意做出的承诺就是这么多，它并没有让英国人感到满意。英国的参谋长们则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催讨着一个明确的决定，他们甚至给华盛顿拍发了电报，要求召开会议讨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斯大林的电报让他们十分警惕，英国的参谋长们认为，虽然大元帅口口声声说他计划于5月中旬发动攻势，却并没有表明他打算什么时候把“第二梯队”投入到柏林方向。这样一来，他们仍然认为还是尽早攻占柏林为妙。除此之外，他们还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应该给予艾森豪威尔相应的指导”。

马歇尔将军的回答坚定并果断地结束了这场争论。“先于苏联人攻占柏林，可能会在心理上和政治上为我们带来些许好处，”但他话锋一转，随后不容争辩地指出，“但这一切不应该凌驾于紧迫的军事考虑之上，而我们当前紧迫的军事考虑就是摧毁并瓦解德国武装力量。”

马歇尔并没有把通往柏林的大门完全堵上，因为“事实上，柏林就在主攻方向的突击中心”，然而没有时间让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长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了。马歇尔说，盟军现在深入德国的推进速度实在太快了，因而“由这个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委员会来审查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只能抛之脑后了。马歇尔用对最高统帅的毫不含糊的支持结束了他的回复：“只有艾森豪威尔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他的仗，并充分利用变化着的形势去赢取胜利。”

对不胜其烦的艾森豪威尔而言，他已经宣称愿意改变他的计划，不过那得是在接到命令的情况下。4月7日，他给马歇尔发了电报，“如果我们真能以微小代价夺取柏林的话，我们当然应该这样做”。但由于苏联人事实上距离柏林非常近，因而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把柏林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在军事上是站不住脚的”。艾森豪威尔说，他是第一个“承认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的人，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决定，盟军攻占柏林高于这一战区中的单纯军事考虑，那么我将欣然再次调整我的计划和想法，以便完成这一作战行动”。然而，他又强调了他的想法：“在我们实施总体计划的过程中，如果夺取柏林既可行又实际，那才应该这么做。目前我们总的计划，一是分割德军的兵力……二是我们的左翼要牢牢掌握吕贝克地区，三是决不允许德国人撤到南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抵抗要塞。”

第二天，他给了蒙哥马利几乎同样的回复。蒙哥马利竭力维护丘吉尔和英军参谋长们的要求，他向艾森豪威尔再要10个额外的师，以便朝吕贝克和柏林进攻。艾森豪威尔表示拒绝。“至于柏林，”盟军最高统帅说，“我非常愿意承认它在政治和心理上具有的意义，但意义更为重大的是柏林的德军剩余兵力的位置。我打算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当然，如果我能得到一个易于攻占柏林的机会，我会抓住的。”

此时此刻，丘吉尔决定尽早结束这场无休止的争论，避免盟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告知罗斯福总统，他认为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了。“为了表达我的诚意，”他给总统发电报说，“在这里我谨引上一句我了解不多的拉丁语谚语，amantium irae amoris integratio est。”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情人的争吵，恰是爱情的重生。

不过，虽然针对“scaf 252”电报和英美盟军目标的争议在幕后进行，但英美盟军部队却一直是在按小时计算向德国纵深挺进。没有人告诉他们，柏林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已经大为降低了。

[1] 卡尔·申克尔（karl frederich schinkel，1781—1841），德国建筑师、画家，以其在诸多相关艺术领域中的古典浪漫主义创作成为当时德国的美学鉴赏权威。

[2] 此处原文写的是上校，但武装党卫军军衔体系中的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其实只相当于国防军的少校军衔，京舍的最终军衔就是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3] 此处原文是少将，但布勒早在1944年4月1日就晋升步兵上将了。

[4] “大熊”阿尔贝特（margrave albert the bear，约1100—1170），即阿尔贝特一世（albert i），勃兰登堡的第一位伯爵，阿斯卡尼亚王朝的创建者。12世纪德意志向东欧扩张的主要领袖之一。

[5] 与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希特勒健康的恶化，并不是由于他在1944年7月的炸弹刺杀行动中受到的伤害造成的，尽管那似乎标志着迅速衰弱的开始。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反间谍情报部门讯问了几乎每个给希特勒看过病的医生。本书作者读了他们的所有报告，虽然没有一份报告指出希特勒麻痹状况的原因，但普遍的看法是，从根源上讲有部分是心因性的，还有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希特勒几乎不睡觉，夜晚和白天对他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除此之外，有大量证据说明他是慢性中毒，他任意用药，而他最受宠的医生特奥多尔·莫雷尔教授又给他开了大剂量的针剂。那些针剂含有吗啡、砷和士的宁，这位医生还自己合成了含有各种人工兴奋剂的神秘的“特效药”。——原注

[6] 在本书作者对海因里希的一次采访中，海因里希说：“布勒在他身前挥舞着一面白兰地酒的大旗。”——原注

[7] 海因里希后来说：“希特勒的说法完全打垮了我，我几乎不能就此而争论，因为我并不知道在舍尔纳的集团军群正面是什么形势。我确实知道希特勒完全错了，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人怎么能欺骗自己到这种程度？我意识到他们全都生活在一个幻境里。”——原注

[8] 对希特勒会议的研究素材，主要来自海因里希的日记，辅以艾斯曼上校的长篇回忆录。海因里希严谨地记下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希特勒的原话。在海因里希和艾斯曼的叙述中有一些不同，但在1963年对海因里希进行为期3个月的一系列长期采访的过程中，这些差异都解决了。

[9] 此处原文写的是陆军元帅，其实凯塞林一直是德国空军军官，他的最终军衔是空军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