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赛跑正在进行着，在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进行推进。英美盟军攻势的速度具有传染性，在整条战线上，各集团军掀起了一场宏大的竞速赛，都想全力以赴进行最后的胜利冲刺，抵达易北河边，拿下桥头堡，尽早结束战争。与此同时，在西线北部和中部的每个师都决心首先抵达易北河。河对岸的柏林从来就是最后的目的地。
在英军战区，第7装甲师——著名的“沙漠之鼠”——自从离开莱茵河之后几乎就没有停下过脚步。一过莱茵河，第7装甲师师长刘易斯·欧文·莱恩（lewis owen lyne）少将便强调：“全体官兵，你们的眼睛现在应该牢牢地盯住易北河。部队一开拔，我提议要日夜兼程，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不要停下来……接下来就杀个痛快吧。”现在，即便遇上了德国人的猛烈抵抗，“沙漠之鼠”仍以每天超过30公里的速度向前狂飙突进。
飞行中队的准尉副官查尔斯·亨内尔（charles hennell）连军士长认为：“让第7装甲师攻占德国首都，是对我们这支从北非沙漠就一直艰苦奋战至今的老牌劲旅最好的回报，是天经地义的。”自阿拉曼战役之后，亨内尔就一直和“沙漠之鼠”待在一起。埃里克·v.科尔（eric v. cole）军士长甚至有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到达柏林。他是一名参加过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老兵，1940年时被德国人赶到了海上，现在科尔正铁了心准备进行最后的清算。他时常吵着要装甲兵们把车辆设备保持在最佳的运行状态，打算把挡在第7装甲师坦克前面的德国人一直赶回柏林去。
英军第6空降师曾在d日引领他们的同胞进入诺曼底，现在他们下定决心要领先到最后一刻。休·麦克温尼（hugh mcwhinnie）中士从德国俘虏那里听说，英国人一越过易北河，敌人就会“打开大门，让他们长驱直入前往柏林”。对此他深表怀疑。因为第6空降师所走过的每一里路都遭遇了敌人的顽抗，前进的道路是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第5伞兵旅第13伞兵营的威尔弗雷德·戴维森（wilfred davison）上尉确信，奔赴柏林的过程将是一场赛跑，不过他和该师的大多数人一样坚信“第6空降师将领跑这场比赛”。该师师部的约翰·l.希勒（john l. shearer）上尉却有些担心，因为他听到谣传说“柏林已经留给美国人了”。
美军的各空降师也听到了类似的谣传，但他们烦恼的是谣传里对伞兵只字未提。在詹姆斯·加文少将的第82空降师的集结区，空降兵已经训练很多天了，然而很明显眼下在柏林实施空降作战是不可能了。唯有在敌人突然崩溃令“日食行动”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空降突击，派空降兵去柏林执行必要的维持治安的任务，但这似乎希望渺茫。盟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指示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的第1空降集团军，准备实施解放盟军战俘营的空投行动，行动代号“欢腾”。尽管他们很想把战俘解放出来，但让这些空降精英们仅仅参加一个解救行动，而不是作战任务，这样的前景使空降集团军的官兵再也欢腾不起来了。
类似的失意出现在了其他空降部队的身上，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麾下的第101空降师那群“呼啸山鹰”们再次充当步兵投入了战斗，这次是在鲁尔区。加文的第82空降师奉命派出第505伞兵团参加战斗。该师还接到了待命通知，在日后的行动中帮助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渡过易北河。
505伞兵团1营c连外号叫“荷兰佬”的阿瑟·b.舒尔茨（arthur b. schultz）二等兵，也许最为出色地总结了空降兵们的感受。他爬上一辆开往鲁尔区的卡车，对他的好友乔·塔勒特二等兵说了一串怪话：“哇哦！我引导他们进入诺曼底，对吗？进入荷兰，对吗？看着我，伙计，我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美国人，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我。他们想物有所值，他们不想把我浪费在柏林，该死，不想！他们把我捏在手里！他们要把我从空中扔到东京去！”
不过，在空降部队垂头丧气之时，陆军地面部队却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在中央战区，兵力雄厚的美国军队正在全力向前突击。随着辛普森庞大的第9集团军脱离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布莱德雷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指挥4个野战集团军的将军。除了第9集团军之外，他的兵力还包括第1、第3和第15集团军，总共将近100万大军。
4月2日，在来到莱茵河东岸仅仅9天以后，他的部队便完成了对鲁尔区的包围。被装进这个10 000平方公里口袋里的，是瓦尔特·莫德尔元帅统领的b集团军群，兵力至少有32.5万人。由于莫德尔的部队被包围，西线如同敞开了大门，布莱德雷大胆地往前快速推进，仅仅留下了第9和第1集团军的部分兵力来肃清口袋中仍负隅顽抗的德军。现在他的部队正奋勇向前，北方的英军和南方的德弗斯上将的美军第6集团军群则庇护着他的侧翼。在这种情况下，布莱德雷更是毫无顾虑地大举猛攻，穿过德国中部朝莱比锡和德累斯顿挺进。在美军从北到南的序列中，第9集团军距易北河最近，在指挥官们看来，似乎布莱德雷已经授权辛普森向前猛冲，照这个势头美军将夺取柏林。
包围鲁尔区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对全军下达了命令。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肃清……鲁尔区……朝卡塞尔—莱比锡一线推进……抓住任何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一个桥头堡，做好在易北河彼岸作战的准备”。4月4日，也就是第9集团军被交还给他的那一天，布莱德雷亲自给麾下的各集团军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在第12集团军群的“第20号指令”中，第9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首先，以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地区作为集团军的中心——离易北河大约110公里，大体上在汉诺威南部向前一线平推；然后，“一旦接到命令”，第二阶段作战就将即刻展开。正是这段极其重要的话把第9集团军的角色讲清楚了，而且在集团军指挥官看来，其部队的目的地是没有丝毫疑问的。这段话写明：“第二阶段，一旦接到命令即向东进军……利用一切机会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堡，准备继续向柏林或者东北推进。”第一阶段，也就是向希尔德斯海姆的大举猛攻，似乎纯粹是一个指示方向的命令，没人认为会待在那里。但第二阶段却是第9集团军的每个师都一直等待着的发令旗，而最迫切的那个人当属集团军指挥官，绰号“大傻”的威廉·辛普森中将[1]。
“我的部下都被激励起来了，”辛普森后来回忆道，“我们是最先抵达莱茵河的人，现在我们要成为最先冲进柏林城的人。我们自始至终只考虑一件事情——尽快攻占柏林，穿过柏林，在柏林的另一侧与苏联人会师。”自集团军群下达指令起，辛普森就分秒必争，他预期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到达希尔德斯海姆的阶段线。于是辛普森对他麾下的参谋们透露，他计划“把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部署在马格德堡北边的易北河畔通往波茨坦的高速公路上，从那里我们将随时迫近柏林”。辛普森还打算，“如果我们占领了桥头堡，而他们又让我们放手大干一番的话”，他就让第9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冲向德国首都的战斗去。他兴奋地告诉他的参谋们：“该死，我做梦都想去柏林。你们所有人也一样。上至将军，下至军衔最低的二等兵，都想去柏林。”
艾萨克·怀特少将，是外号“地狱之轮”的第2装甲师的师长，意志坚定，瘦而结实，他甚至在麾下部队渡过莱茵河之前就计划攻占柏林了，比辛普森还要先行一步。怀特的作训科长布里亚德·波伦·约翰逊（briard poland johnson）上校，在几个星期前就精心策划了向德国首都进军。他的计划非常齐全，到3月25日，详尽的命令和套地图用的塑料薄膜都已经准备好了。
第2装甲师的进攻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与辛普森的构想差不多，也是沿着易北河畔马格德堡的高速公路向前猛扑，拟议中每天的推进路线都标在地图的塑料膜上，每个阶段起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代号。在从马格德堡出发的大约100公里的最后冲刺中，沿途各个阶段的名字分别是：“白银”“丝绸”“缎子”“雏菊”“紫罗兰”“水罐”，最后，在覆盖着柏林的蓝色字的上面，写着代号“终点”。第2装甲师推进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内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抵抗，往往一天就能推进56公里。怀特坚信，按照这个速度，他最终将成为拿下德国首都的英雄人物。现在马格德堡就在13公里之外了。怀特十分乐观地预计，如果他的部下能够在马格德堡夺占一个桥头堡的话，那么他就能在两天之内杀入柏林城。
现在，在第9集团军80多公里宽的战线上，怀特的第2装甲师充当了突击矛头。这个师是西线盟军编制最大的单位之一，它的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推土机、卡车、吉普车和大炮，形成了一个超过115公里长的洪流。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全师分成了3支装甲部队——a战斗群、b战斗群和r战斗群，其中r战斗群是预备队。即便如此，由于全师是以纵队向前推进，大约每小时前进3公里，因而要经过一个给定点需要差不多12个小时。这支行动缓慢的装甲部队走在第9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前面——只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在它的右翼，一支车队顽强地与第2装甲师齐头并进一路冲杀，一步都没有落下。这支塞满了士兵的车队由五花八门的车辆组成，从空中俯瞰的话，它既不像充斥着坦克战车的装甲师，也不像普通的步兵师。事实上，如果不是在车队中点缀着一些美军卡车的话，这支队伍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支德军车队。罗伯特·梅肯少将独具特色的第83步兵师，号称“痞子马戏团”，这会儿正乘着他们从德国人手里缴来的各式车辆，竭尽全力朝易北河前进。每支投降的德军部队，每个被攻占或竖白旗的城镇，都要按份额给这个师捐出车辆。当然了，德国人通常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才愿意捐出宝贵的机动车辆。每辆刚刚到手的车子都会被迅速刷上一层橄榄绿油漆，侧面匆匆涂抹上白色五角星，然后被投入第83步兵师的行列中。“痞子马戏团”的官兵甚至还设法解放了一架德国飞机，并花了大气力搞到了一个飞行员。结果这架飞机在整个前线造成了巨大恐慌，并蔓延开来。第30步兵师120团的威廉·g.普雷斯内尔二级军士长是从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一路打过来的，他熟悉每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的黑色轮廓，所以当他看到一架明显属于德国人的战机朝他呼啸而至时，便大声叫嚷着“me 109飞机”，随后慌忙地寻求隐蔽。然而飞机并没有用机枪对地扫射，这把他搞糊涂了。于是他抬起头注视着那架古怪的战斗机逐渐远去，飞机上的橄榄绿刷得斑斑点点，机翼下方还歪歪扭扭地写着“第83步兵师”几个大字。
别说自己的同胞，就连德国人都被第83步兵师的交通工具彻底搞糊涂了。当这个师一窝蜂似的涌向易北河时，第329步兵团的黑利·尤斯蒂斯·科勒（haley eustis kohler）少校听见一辆汽车不停地在后面摁着喇叭。“这辆梅赛德斯汽车从后面赶上了我们，”他回忆道，“然后开始加速，试图超越公路上的每个人。”约翰·j.德文尼上尉也注意到了这一幕，他记得“那辆车在我们的队列中进进出出，与我们同向而行”。当它从德文尼的车旁经过时，上尉目瞪口呆地发现那是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德军军官座车，里面全都是德国军官。一阵机枪扫射让那辆车停了下来，德国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友军部队的车队中行驶呢。那辆梅赛德斯汽车车况极佳，也被匆匆刷上油漆，立即投入到宏大的追击战中。
梅肯将军下定决心，要让他的第83步兵师成为第一个跨过易北河、向柏林进军的步兵师。第83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之间的竞争现在已经趋于白热化。当这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在4月5日同时到达威悉河的时候，梅肯说“有关谁应该先渡河的问题，吵得那是相当激烈”。双方最终达成了一种无奈的妥协：两个师挤在一起同时渡河。第83步兵师师部有传言说，怀特将军对“痞子马戏团”的所作所为勃然大怒，据说第2装甲师师长的原话是：“没有一个该死的步兵师能打败我杀奔易北河的人马。”
第2装甲师的竞争对手还有别人。号称“胜利之师”的第5装甲师的行军纵队和怀特所部的推进速度不相上下，他们也有攻占德国首都的小算盘。“当时唯一的难题就是，谁将首先抵达柏林。”第5装甲师参谋长爱德华·吉尔伯特·法兰德（edward gilbert farrand）上校记得，“我们计划在唐格明德、桑道（sandau）、阿尔讷堡（arneburg）和韦尔本（werben）渡过易北河。我们听说苏联人就要动手了，所以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个师一直在向前推进，法兰德记得没人能在晚上睡四五个小时——而且经常谁也不睡觉。由于部队连续行军，法兰德的半履带车现在成了师部。第5装甲师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军的抵抗很微弱。法兰德回忆道：“行军实际上没啥事做，最多解决掉敌军的后卫部队。”不过，当一颗炮弹击穿了他的座驾时，法兰德承认，这些德国后卫部队也是能打死人的。
在步兵师当中，第84、30和102师都把目光盯住了柏林。在第9集团军的战线上，又累又脏的官兵一边行军一边吃饭，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能抵达柏林，高歌猛进的势头本身就令人感到兴奋。不过，尽管德军的防御没有总体上的规划协调，但有时还是会爆发激烈的战斗。
在一些地区，死硬分子在末日来临之际进行了殊死抵抗，第84“劈木人”步兵师334团1营营长罗兰·l.科尔布（roland l. kolb）中校注意到，最残酷的战斗来自分散隐蔽在树林中骚扰行军队列的党卫军战士。装甲纵队通常会绕过这些狂热的残兵，把他们留给步兵去清剿，而小城镇里经常会爆发激烈的遭遇战。在行军途中，科尔布在某处震惊地发现了一群12岁大的孩子，他们正在操纵火炮，他记得“那些孩子拒绝投降，决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恐怖经历。在条顿堡林山（teutoburger wald）林木茂密的山岭附近，率领第2装甲师先头部队的第67装甲团2营营长詹姆斯·弗朗西斯·霍林斯沃思（james francis hollingsworth）少校，发现自己突然被德军坦克包围了，原来他的行军纵队误打误撞冲进了敌人的一个坦克训练场。霍林斯沃思是很幸运的，因为那些坦克都是老旧的教具，里面的发动机早就被拆掉了，根本动弹不了。不过，用于训练新兵的坦克炮还在，所以德国人迅速开始了疯狂的射击。克莱德·w.库利（clyde w. cooley）上士是在北非打过仗的老兵，他是霍林斯沃思坦克上的炮手，立即进入了战斗状态。他先旋转炮塔干掉了一辆1 350米处的德军坦克，然后又把大炮转了过来，打掉了70米开外的另一辆坦克。“当大家都开火的时候，周围已经变成了可怕的炼狱！”霍林斯沃思回忆道。战斗才刚刚结束，一辆满载士兵的德国军用卡车居然沿着道路高速向第2装甲师的纵队驶来。霍林斯沃思当即命令部下放卡车进入到射程之内，当这辆倒霉的军车距离他们只有70米的时候，他下令开火。卡车被12.7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子弹打成了马蜂窝，熊熊燃烧起来，翻车时把车上一群穿制服的人甩到了道路上。大多数人在落地时就丢了命，但有几个重伤者还在苟延残喘，发出生不如死的可怕尖叫声。当霍林斯沃思过来检查那些或是支离破碎，或是被打成筛子的尸体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士兵都是身着制服的德国妇女，大概相当于美国的陆军妇女队队员。
抵抗完全是无法预料的。许多地区一枪未放就打出了白旗。在某些城镇，市镇长官向美军举起了双手，而撤退中的德军部队却仍然在居民区中间穿行，常常与美国人的坦克和步兵只相隔一个街区。代特莫尔德（detmold）地区的工厂是德国最大的军械厂之一，厂里派出的人遇见了惠勒·梅里亚姆中校的第82装甲侦察营的开道坦克，那辆坦克正在第2装甲师的前方进行侦察。那位德国军械厂的代表宣布，工厂负责人想投降。“当我们向前开进的时候，炮弹全都落在我们身边，”梅里亚姆回忆道，“工厂负责人、经理和工人都在工厂外面列好了队。负责人做了简短的投降讲话，然后还将一把漂亮的镀铬毛瑟手枪当成礼物送给了我。”再往前走几个街区，梅里亚姆又接受了一个完整的德国军需连的投降，外加大量的钞票。但几个小时之后，在梅里亚姆后面赶来的美军步兵却经历了一场长时间的苦战，为的是肃清同一座城市中的敌人。原来代特莫尔德正好坐落于党卫军的一个训练区中心。
类似的事件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一些小城市里，一块已投降区域的宁静，会突然被几个街区之外猛烈战斗的枪炮声打破。第83步兵师师长梅肯少将记得，他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主干道上，“从我的指挥部前门走进来时很安全，但当我试图从后门离开时，却几乎得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一座城镇的郊区，第30步兵师的部队遇到了几个步枪上系着白手绢的德国士兵，但当那些德国兵试图向美军投降时，遭到了身后仍然在继续战斗的党卫军散兵的机枪扫射。
有些人想出了受降的新方法。第83步兵师的弗朗西斯·绍默上尉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有几次他是用电话受降的——在一把0.45英寸口径的柯尔特手枪支持下。绍默用这把枪顶着一位刚刚抓获的市长的脑门，威胁他说：“要是知趣的话，就给下一个市镇的长官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的地盘还想继续存在的话，最好现在就放弃抵抗，举手投降。告诉他，让所有人都在窗户外面挂上白床单，要不然就……”那位被吓坏了的市长“通常就会危言耸听地告诉他的邻居，他这里的美国人有数以百计的坦克和大炮，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个计策屡试不爽”。
攻势规模日益庞大的时候，公路上挤满了急于赶路的摩托化部队和坦克装甲纵队，它们从成千上万向西而去的德国俘虏旁边反向而行，向东推进，甚至都没有时间处置这些俘虏。胡子拉碴的德国国防军官兵们精疲力竭，在无人押送的情况下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头朝莱茵河走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携带着武器。第113机械化骑兵群的随军牧师本·罗斯回忆说，有两个穿着制服的军官显得十分绝望，走过他所在的纵队旁边时“用了很长时间试图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把他们的随身武器交出去”。但美军官兵们一门心思要多赶路，因而只是竖起拇指叫他们往西走。
德国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地在向前猛冲的盟军部队面前陷落了，此前没有几个人听说过那些城镇的名字，无论如何，没人能长时间待在那些城镇里，长到足以记住它们的名字。像明登（minden）、比克堡（bückeburg）、廷登（tündern）和施塔特哈根（stadthagen）这样的地方，只不过是通往易北河途中数不胜数的公路检查站中的几个而已。但第30步兵师却偶然碰到了一个熟悉的地名，这个地名太熟悉了，大多数人都记得，他们为这个地方真的存在而感到惊讶。这个小城叫哈默尔恩（hameln），因花衣魔笛手的传说[2]而闻名。早些时候，第2装甲师曾绕过了几个党卫军把守的据点，现在据点内的党卫军在做自杀式顽抗。第30步兵师用猛烈的炮火进行了凶狠的还击。到4月5日，这座有着童话书中色彩艳丽的姜饼屋和鹅卵石街道的城镇，被烈火和爆炸摧残成了瓦砾。第117步兵团团长沃尔特·莫里斯·约翰逊（walter morris johnson）上校说：“这一次，我们用一种稍许不同的笛子把老鼠赶走了。”
到4月8日，第84步兵师进抵了于15世纪建城的汉诺威郊外。自渡过莱茵河之后的长途奔袭中，拥有40万人口的汉诺威是第9集团军下属各师攻陷的最大城市。第84步兵师师长亚历山大·罗素·博林（alexander russell bolling）少将本来想要绕过这座城市，但上面却命令把它拿下。博林根本就不乐意这么做。一旦他的部队陷入麻烦的巷战，那么他就失掉了宝贵的时间——这会让他在冲向易北河的竞速赛跑中输得一干二净。战斗是激烈的，但两天不到，德国人的抵抗就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小战斗了。博林为第84步兵师的英勇战斗而骄傲，同时又急于马上向前进军。此时盟军最高统帅和他的参谋长史密斯中将，以及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中将到汉诺威来视察，眼前的一切让高管们感到既惊讶又骄傲。当正式会谈结束时，博林记得：“艾森豪威尔对我说，‘亚历克斯，你接下来要去哪？’我回答道，‘将军，我们要直通柏林，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按照博林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面带微笑地祝福，‘亚历克斯，一直往前冲，祝你有世界上所有的好运，不要让任何人挡住你的步伐’”。当艾森豪威尔离开汉诺威时，博林认为自己“已经从最高统帅那里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口信——第84步兵师即将开上通往柏林的快车道”。
4月8日，就在同一个星期天，暂时略微领先第83步兵师的第2装甲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第一阶段线上停了下来。现在该师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才可以发起第二阶段的进攻。怀特少将对暂停感到高兴，全师以这样的高速度推进，很多车辆已经亟待维修，怀特起码需要两天时间来做维修工作。他明白暂停也会让其他部队跟上来，但很多士兵在经历了过去几天疯狂的高速推进之后，都在纳闷为什么现在要停下来。士兵们由于此次暂停而不耐烦，以前这样的停止前进曾给了敌人重新组织和强化防御的机会。在离终点如此接近的情况下，谁也不想把自己的运气推开。乔治·佩特科夫（george petcoff）二级军士长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老兵，他现在担心“柏林的战斗，因为我的霉运可能要来了”。随军牧师罗斯记得，有名坦克兵对未来极为迷信，他爬出坦克看着漆在坦克前面的“无畏的乔”这句话，煞费苦心地把“无畏的”（fearless）这个单词给刮掉了。他宣布：“从现在起，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乔！”
如果说士兵们对耽搁感到不耐烦和担心的话，那么他们的指挥官们——包括怀特少将在第19军军部里的顶头上司——则更加忧心忡忡。军长雷蒙德·斯托林斯·麦克莱恩（raymond stallings mclain）少将希望，任何东西都不要干扰他的绝妙计划。他并不为补给担心：尽管部队推进速度如此之快，但强大的后勤车队都能保证将物资按时按量送到手。他的部队目前兵强马壮，整个第19军拥有超过12万的兵力，比美国南北战争中参加葛底斯堡战役的联邦军人数还多，他的手头还有1 000余辆装甲车辆。麦克莱恩后来直言，拥有这样的实力，他“绝不怀疑在渡过易北河6天之后”，第19军就会全部进入柏林。
麦克莱恩从辛普森的指挥部获悉，目前的停顿只是暂时的——耽搁的原因既有战术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实际上他的消息在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前方就是苏联占领区的未来边界，而暂停前进又给了盟军最高统帅部考虑形势的时间。迄今为止不论是英美盟军还是苏联军队，都没有定下地理上的“进攻停止线”，这样一来，双方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就依然存在。但在没有德国人集结抵抗的情况下，更高级的指挥部根本不想停止进攻。然而，有个重要问题必须得考虑到：一旦越过苏联占领区的边界，那么夺取的每一寸地盘，未来迟早都得奉还给苏联人。
冲得最远的部队，现在距离柏林只有200公里。在第9集团军的前线各地，士兵们在待命，并没有注意到最高统帅面临的那个微妙问题。他们的急切是有种种理由的。卡罗尔·斯图尔特一等兵期望着能对德国首都的美景先睹为快，因为他听说在欧洲的所有城市中，柏林是最漂亮的。
英国皇家空军准尉詹姆斯·“迪克西”·迪恩斯（james “dixie” deans）在桌前啪的一声立正，潇洒地向德国上校行了一个军礼，赫尔曼·奥斯特曼（hermann ostmann）则以同样的身姿利落地给予回礼。奥斯特曼上校是关押盟军战俘的第357战俘营的指挥官，这座战俘营位于汉诺威北边的法灵博斯特尔（fallingbostel）附近。每当战俘迪恩斯与战俘营指挥官奥斯特曼会面，他们都要完成一系列军事礼仪，相互敬礼只不过是礼节之一。他们两人的行为一如既往地堪称典范。
在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勉强而又谨慎的尊重。迪恩斯认为，这位指挥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年军官，因手臂痉挛无法在战斗部队服役——是一个公正的战俘营长官，从事着一份他并不喜欢的工作。就奥斯特曼而言，他知道被战俘们选来担任发言人的29岁的迪恩斯，是一个倔强、坚定的讨价还价者，他能够让奥斯特曼的日子不太好过，而且他的确经常做到这一点。上校一直就清楚，对第357战俘营的真正控制，掌握在身材修长的迪恩斯对战俘们的稳固管理和战俘们对他毫不动摇的忠诚之中。
领航员迪恩斯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飞机1940年的时候在柏林上空被德军击落，从那以后他就沦为了战俘。在每一处战俘营里，他都学到了一些新的技能。迪恩斯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为自己和难友们争取最大程度的优待，他还学到了大量与战俘营指挥官打交道的办法。按照迪恩斯的说法，传统的做法基于“你只要无时无刻不再给讨厌的家伙找麻烦”。
现在，迪恩斯低头盯着衰老的上校，等待着被告知将自己传唤到指挥官办公室的原因。
“我这里有一道命令，”奥斯特曼说道，同时举起了一些表格，“恐怕我们必须把你和你的人转移出去。”
迪恩斯立即警惕起来，“转移到哪里，上校？”他问道。
“此地的东北方，”奥斯特曼说道。“具体的地点我也不知道，但我将在途中得到指示。”随后他又补充说，“当然你得明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你们。”他停下来无力地笑了笑，“你们的军队离这儿很近了。”
迪恩斯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战俘营里进行“娱乐”活动时秘密造出了两台高性能的收音机，一台藏在一个老式的不断使用的留声机里面，另一台是用电池供电的小收音机，藏在主人的餐具里，能够把最新的新闻在第357战俘营里传播开。通过这些珍贵的信息源，迪恩斯知道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渡过了莱茵河，正在鲁尔区作战。战俘们仍不清楚英美盟军的推进范围，但如果德国人要转移战俘营，那么盟军肯定就在附近了。
“如何进行转移呢，上校？”迪恩斯问道。他知道德国人始终只用一种方式转移战俘——步行。
“他们将列队行军。”奥斯特曼说道。随后，他以一种彬彬有礼的姿态给迪恩斯提供特殊优惠，“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一起乘车。”迪恩斯同样彬彬有礼地谢绝了。
“病号怎么办呢？”他问道，“战俘营的很多人已经动不了了。”
“他们将被留在后面，我们会给予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帮助，你的一些人也可以和他们待在一起。”
现在迪恩斯想要知道战俘将在什么时候动身。有时候奥斯特曼怀疑，身陷囹圄的迪恩斯可能对战争形势的了解并不亚于自己，但有件事情他确信迪恩斯不可能知道。根据上级传来的消息，英军正大体上朝着法灵博斯特尔的方向推进，现在离这儿只有80~100公里；而根据所有的报告，美国人已经在南边80公里处的汉诺威了。
“马上动身吧，”他对迪恩斯说，“这是我的命令。”
离开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迪恩斯知道要为众人的行军做好准备，但他对此感到无能为力。食品短缺，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由于营养不良而骨瘦如柴，长时间的艰苦旅程基本上肯定会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生命。但是当他返回营房，向整个战俘营传递转移的口信时，他向自己庄严地起誓：“迪克西”·迪恩斯打算尽其所能，无论是刻意放慢转移速度，还是搞一搞小小的骚乱或是静坐示威，总之使用一切手段，一定要把第357战俘营里的1.2万人全都带到盟军战线去。
到目前为止，身为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指挥官的瓦尔特·温克装甲兵上将，还不知道其指挥部的具体位置。据说指挥部是在哈茨山脉以北的地区，距离柏林100~130公里远，不过温克的车已经开了几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目标。道路上黑压压的全是朝两个方向行走的难民和车辆，有些难民无目的地朝东走，避开进军的美国人；还有的人由于害怕苏联人，正匆匆朝西边走。载着士兵的车队似乎同样漫无目的。温克的司机多恩在缓慢开动汽车的时候不停地按着喇叭。他们由西向南走，车越是朝前开，情况就越是混乱。温克变得愈加担心和不安，他不知道，当最终抵达指挥部的时候会发现什么。
温克在去指挥部的过程中绕了个大圈子，他决定先去莱比锡西南的魏玛城（weimar），然后再朝位于巴特布兰肯堡（bad blankenburg）附近某处的指挥部开。虽然这样的话他要多绕几乎160公里的路，但温克这样绕行却是有理由的。魏玛的一家银行里有他一生的积蓄，大约一万帝国马克，他打算把这笔存款统统取出来。但当他的汽车接近魏玛城时，道路上却奇怪地变得空无一人，远处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又朝前走了几公里之后，他的车被拦了下来。国防军的宪兵警告将军，巴顿率领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坦克已经出现在城郊了。温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上了当，眼前的形势比自己在希特勒的统帅部里获悉的要糟得多。他对盟军推进的高速感到难以置信——德国有这么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更令他无法释怀的是，他的一万马克八成也是打水漂了。[3]
在当地的国防军指挥部里，军官们告诉温克整个哈茨区域都有沦陷的危险，部队正在仓皇撤退，各地区都遭到了包抄。显然，他的指挥部已经从这个地区溜之大吉了。温克又回过头来朝德绍（dessau）奔去，据说他的一些部队正在当地集结。在德绍北边大约13公里的罗斯劳（rosslau）附近，他发现集团军指挥部就在一所以前的国防军工兵学校里。在那里温克还发现了有关第12集团军的真相。
第12集团军的前线沿着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延伸，大约有200公里长——大致是从北边的易北河畔维滕贝尔格，往南到莱比锡东面的穆尔德河畔。在其北翼，与英国人对阵的是西北战线德军总司令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元帅的部队。在南边，是西线德军总司令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遭到重创的部队。温克几乎没有关于上述部队的兵力情报。这两者之间的防区属于温克，而他的第12集团军仅仅存在于纸面上，除了坚守易北河沿岸零星阵地外，他只剩下少量被打垮的师的残余力量。他发现其他的单位甚至还没有运作起来，还有为数不少的影子部队尚待组建，他的大部分炮兵部队没有机动能力，就布置在诸如马格德堡、维滕贝尔格这样的城镇周边的固定阵地上，或是驻扎在易北河沿岸的桥梁和渡口旁。温克的第12集团军目前有一些突击炮，一群装甲车，大约40辆小吉普车式的大众运兵车，充其量只有10余辆坦克。
尽管据说那些散兵游勇和残余部队加在一起，会让他得到约10万人的兵力，但这离原先许诺给他的10个作战师差得可有点远。那些余部的原单位有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克劳塞维茨[4]、波茨坦、沙恩霍斯特[5]、乌尔里希·冯·胡滕[6]、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7]、特奥多尔·克尔纳[8]——充其量只剩下五个半师，大约5.5万人。
除了那些已经进驻固定阵地或者投入战斗的部队之外，新组建的第12集团军的主要兵力，是一群渴望参战的军事院校学员和军官候补生。无论是温克，还是他的参谋长京特·赖希黑尔姆（günther reichhelm）上校，对当前战斗的最终结局都没有丝毫怀疑，但温克却拒绝屈服于幻灭。尚算年轻的他渴望参战，温克看到了许多年长的将领可能疏忽的东西：第12集团军在兵力上的欠缺，可以由年轻军官和军校学员的顽强与献身来弥补。
温克认为，他发现了一种使用稚嫩却充满热情的部队的方式，那就是把他们用作机动突击部队，按照需要从一个地区冲向另外一个地区——至少要等到其他部队重组完毕和就位。温克相信，采用这种方式，其麾下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就可以为德国赢得宝贵的时间。他就任集团军指挥官后的首次行动，就是命令他最具战斗力和装备最好的部队进入中央位置，准备用在易北河或穆尔德河地区。温克看着地图，在可能进行战斗的地区画了圈——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德绍、贝尔齐希（belzig）、维滕贝尔格。他觉得还有另一个地方，美国人肯定想从那里渡过易北河。坐落在三条河流交汇处的马格德堡在三十年战争[9]期间几乎被完全毁灭，现在全城又重获新生。孤岛式的城堡和建于11世纪的大教堂所构成的巨大要塞，就像一个灯塔一样，矗立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在该地区的周围，尤其是马格德堡南部，温克派出了沙恩霍斯特师、波茨坦师和冯·胡滕师等装备最好的部队，尽可能地阻挡美军的攻击。
他的防御计划非常细致，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他的战术被手下的军官牢记在心。现在，在温克东北方190公里的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戈特哈德·海因里希也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防线的后面，海因里希又设立了第二道防线。海因里希告诉手下的指挥官，在苏联人进行炮火准备之前，他就会命令第一道防线上的所有部队立即撤至第二道防线。让苏联人一拳“打在空口袋上”，这是海因里希在莫斯科战役时期用的老花招。苏联人的炮击一停止，部队就要重新回到第一道防线上占领阵地，阻击敌军的进攻。这个计策曾经在多次战役中屡试不爽，现在海因里希指望着它能再次发挥奇效。不过同以往一样，其窍门在于准确地把握住对手进攻的具体时间。
苏联红军已经进行过几次佯攻了。在柏林以北的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防区，指挥着战斗力较弱的第46装甲军的马丁·加赖斯（martin gareis）步兵上将确信，进攻将于4月8日开始。在加赖斯的防区当面，大批车辆在向前调动，炮兵部队在不断集结，这些似乎都表明攻击即将打响，而且被俘虏的苏联士兵甚至还扬言这天就是进攻日。海因里希对这些报告嗤之以鼻。他自己的情报加上他相信直觉的老习惯，都告诉他这个日子太早了。结果他是对的，在整个奥得河前线，4月8日风平浪静。
然而海因里希的警觉现在是不会停顿的。每天他都会乘坐一架小型侦察机飞越战线，观察苏联红军部队和他们炮兵的部署情况；每天晚上，他都会悉心研究最新获得的情报汇总和对俘虏的讯问笔录，孜孜不倦地寻找可以准确推断出对手进攻时间的线索。
在这个紧张而又关键的时期，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却把海因里希召到他的庄园吃午饭。尽管离开指挥部只有几个小时，海因里希还是觉得极度厌烦和厌恶，但他却无法拒绝这位权力人物的邀请。帝国元帅的巨大庄园名叫卡琳，距离维斯瓦集团军群在比肯海恩的指挥部只有几公里路。庄园面积大得惊人，戈林甚至还有自己的私人动物园。当海因里希和他的副官冯·比拉上尉临近庄园时，他们都被戈林拥有的公园式不动产震惊了，湖泊、花园、景观露台以及林荫车道构成了一幕幕风景。从大门到庄园主楼间的道路两侧，矗立着多名身着整洁合身制服的德国空军伞兵，他们是戈林的贴身卫队。
主楼就像戈林其人一样，既厚实又奢华，接待大厅让海因里希想到了“一座巨大的教堂，非常宽敞，令人们的目光不由自主移动到顶部的横梁上”。戈林穿着华丽的白色猎装，冰冷地朝海因里希打招呼。他的态度是个不祥之兆，说明要出问题。这场午宴注定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帝国元帅和大将都强烈厌恶对方。海因里希一直认为戈林对斯大林格勒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帝国元帅信口开河了一番，宣称德国空军能通过空运解决城内部队的供给问题，但他的手下却并没能给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冯·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提供所需的全部物资。即便没有此事，海因里希终究还是会由于戈林的傲慢和自负对其感到厌恶。另一方面，戈林认为海因里希是个不听话的刺头，他认为眼前这位将军在没有对斯摩棱斯克实施“焦土政策”的情况下就撤走了军队是不能饶恕的。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他对海因里希的反感急剧上升。在元首召开的会议上，海因里希对第9伞兵师的评论深深地激起了他的怨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戈林曾给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并和艾斯曼上校通了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帝国元帅愤怒地吼道，“海因里希竟会那样评论我手下的伞兵。那是一种无耻的人身攻击！我手里还有第2伞兵师，但你可以告诉你的长官，他连一个士兵和一支步枪都别想从我这拿到，永远不可能！我要把他们送给舍尔纳。那才是一位真实的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现在，就在午餐会上，戈林的“大炮”已经直接对准海因里希轰了起来。他以尖锐的抨击开场，批评他最近经过维斯瓦集团军群防区时看到的部队。戈林坐在一把御座似的椅子上，挥舞着一个银制的广口啤酒杯，指责海因里希指挥下的部队军纪松弛。“我坐车去视察了你所有的集团军，”他说道，“在各处防区，我发现士兵们无所事事，闲得发慌！我看到一些人在散兵坑里打牌！我发现，劳工组织的工人甚至连干活用的铁锹都没有。在一些地方，我发现部队没有野战厨房！在其他地方，你的人几乎没有为修建防御工事做任何事情。我发现到处都有你的士兵在磨洋工，什么都不做。”戈林咽下一大口啤酒，威胁道，“我将把这一切上报元首。”
海因里希看出来发生争执毫无意义，他想做的只是走人。他按捺住脾气，总算是把饭吃完了。不过，在戈林把两位客人送到门口时，海因里希却停下了脚步，慢慢地四下打量着这座华丽的庭院，以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带有角楼和厢房的大宅邸。“我只能希望，”他说道，“我那些游手好闲的士兵能把您这处美丽的地方从即将来临的战斗中拯救出来。”戈林冷冰冰地盯着他看了片刻，然后脚后跟一转回去了。
在返程的路上，海因里希认为戈林拥有卡琳庄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正在就苏联人的进攻时间得出结论，所依据的是情报汇总、空中侦察、奥得河洪水的回落状况，以及迄今为止还没有欺骗过自己的直觉。海因里希认为，苏联人的进攻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开始，大致是4月15日或者16日。
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桌子上的盖布一把掀开，下方露出了巨大的柏林立体地势图。与其说这是地图，不如说是个模型，微型的政府大楼、桥梁和火车站，与主要的街道、运河和机场一起，被精确地复制了出来。预判的防御阵地、防空塔和地堡都被清晰地标在地图上，而每个绿色的小标签上都带有数字，像小旗一样插在主要的目标上。帝国国会大厦的标号是105，帝国总理府的标号是106，107和108是内务部大楼与外交部大楼。
元帅转向手下的军官们。“看看105号目标，”他问道，“谁将第一个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国会大厦？是崔可夫和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或是卡图科夫和他的坦克手们？还是尼古拉·叶拉斯托维奇·别尔扎林和他的突击第5集团军？抑或是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和他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会是谁呢？”
朱可夫是在故意挑逗他的手下们。每个军官都如同被红布吸引的公牛一般，发疯似的想要第一个抵达柏林，尤其想要首先攻占国会大厦。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相当于政委）尼古拉·基里洛维奇·波佩尔（nikolai kirillovich popel）中将后来还记得当时的场面，卡图科夫大概在想象中已经到了那里，突然喃喃自语道：“想想吧，如果我能到达107号和108号目标的话，我就可能把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一齐逮住！”
基本情况介绍会进行了一整天。在前线各地，进攻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大炮和弹药被安置在森林里，坦克正在开赴指定地点，这样当炮击开始的时候，坦克上的火炮也可以参与到火力准备当中去，给炮兵部队提供补充。大量补给物资、造桥材料、橡皮舟和木筏已经被提前储存进了攻击出发阵地，道路上挤满了部队，一个又一个作战师已经进入集结区域之中。这次恢宏的突击对兵力的需求异常巨大，苏联人甚至还破天荒地首次动用了飞机往前线空运增援部队。在战线各处的红军官兵眼中，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但方面军司令部以外的所有人都还不知道进攻的具体日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戈尔博夫上尉是苏联红军的战地记者，他开着车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战线上观察着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戈尔博夫向所有为他提供消息的人打听，努力想查明进攻日期，却未获成功。他从未目睹过如此规模的进攻准备，他确信德国人也肯定在密切注视着每一项行动，但很久之后他评论道：“至于德国人看到了什么，大家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有一项准备工作令戈尔博夫大惑不解。一连数日各式各样的防空探照灯陆续被送达前线，操作这些探照灯的全是女兵。此外，这些探照灯被布置在前线后方，而且小心地隐蔽在伪装网下面。戈尔博夫以前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探照灯，他很疑惑，它们与即将开始的进攻有什么联系呢？
在位于滕佩尔霍夫区的柏林邮电大厦里，帝国邮政部长卡尔·威廉·奥内佐格（karl wilhelm ohnesorge）俯身观察着桌子上色彩鲜艳的整版邮票。对这些首版邮票，奥内佐格显得非常得意，邮票设计者的工作很出色，元首对此一定会感到满意的。他满心喜悦，兴致很高，随后俯下身子，更加仔细地检查着两张邮票。一张邮票上是一个笔挺壮实的党卫军士兵，肩膀上扛着一支施迈瑟冲锋枪；另一张邮票描绘的是一个穿着制服的纳粹党领导人，右手高举着一个火炬。奥内佐格认为，这些特种纪念邮票的发行恰逢其会，它们将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出售。
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埃里希·拜尔（erich bayer）的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位在维尔默斯多夫区工作的会计师，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担心，4月10日星期二，也就是明天他应该做什么。到那时就应该付款了，否则的话，各种各样的麻烦和烦琐费时的手续就会接踵而至。拜尔有那笔钱，那不是他的问题，但问题是那件事情现在重要吗？那支攻占了柏林的军队——美国人或苏联人——会不会坚持要付款？如果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没有攻占这座城市，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拜尔从各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去银行取出了1 400马克。他进入附近的办事处，按照要求支付了他在1945年的所得税首期款。
事情发生得这么迅速，结果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在西线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里，辛普森将军立即给他的两个军长下达了命令，一位是第19军的雷蒙德·麦克莱恩少将，另一位是第13军的小阿尔万·卡洛姆·吉勒姆（alvan cullom gillem jr.）少将。辛普森说，正式命令即将下达，内容只有一个单词，“出发”。第二阶段进攻开始了，命令要求各师都要向易北河，以及易北河的彼岸发起攻击。在第2装甲师师部，怀特少将接到命令后，立即把第67装甲团团长保罗·艾尔弗雷德·迪斯尼（paul alfred disney）上校叫来，该团是第2装甲师的先遣团。迪斯尼记得，到了师部后“我连招呼都来不及打，怀特就对我下令‘向东发起攻击’”。一瞬间迪斯尼吃了一惊，部队停下来还不到24个小时呢。他仍然困惑不解，便问道：“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怀特的回答只有一个词：“柏林！”
[1] 辛普森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已经被授予了许可权。在第12集团军群颁布的同一个命令中，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得到的指示是，在第二个阶段夺取易北河上的桥头堡，并准备向东大举猛攻——在给巴顿的第3集团军的指示中，用的词是“向东或者东南”。但“向柏林”这句话，只出现在给第9集团军的命令中。——原注
[2] 花衣魔笛手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民间传说。哈默尔恩是德国西北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市镇，据说在1284年暴发了鼠疫，花衣魔笛手为该镇解除了鼠疫，可该镇并没有付出原先许诺的报酬，于是他便吹起笛子把镇里的孩子全部拐走。格林兄弟的《德国传说》里收录了相关的故事，名为《哈默尔恩的孩子》。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写有一首题为《哈默尔恩的花衣魔笛手》的诗歌，故事因诗歌而更加出名，所以第30步兵师的人“太熟悉”这个地名了。
[3] 战后，锲而不舍的温克试图要回他的钱，不过当时魏玛是在苏联占领区，归乌布利希的东德政府管理。奇特的是，这家银行继续给温克寄出每月的结算单，一直到1947年7月4日。他一再确认结算单收悉，并要求把钱转到他在西德的银行里，一直到1954年10月23日前，魏玛那边都没有什么举动。在1954年10月23日，魏玛银行告知温克，他们必须把这个事情提交给内务部魏玛地区分部。“我们已经注销了您这个非常老的账户，”银行在信中说道，“同时勾销了累积而成的利息……”——原注
[4] 卡尔·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5] 格哈德·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david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中将，曾参加反拿破仑战争，与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一起进行军事改革，组建正在形成中的普鲁士总参谋部。
[6] 乌尔里希·冯·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中世纪早期德意志五个大公国之一法兰克尼亚公国的骑士和人文主义学者，以爱国者、讽刺诗文和路德事业的拥护者著称。
[7]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体育家，号称德国体操之父。
[8] 卡尔·特奥多尔·克尔纳（carl theodor körner，1791—1813），德国爱国诗人。曾参加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他在吕措的义勇兵团中战死，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
[9] 三十年战争，指的是1618至1648年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洲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以及宗教纠纷戏剧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肇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而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