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战线上，幽深漆黑的森林里万籁俱寂。在松树和伪装网的下面，炮兵阵列一英里又一英里连绵不绝，并按照不同的口径向后方延伸。迫击炮排在最前方，后面是炮管高高扬起的坦克，接下来是自行火炮，再后面是各种轻重型火炮，最后方则是400门“喀秋莎”火箭炮——一种能够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的多管火箭发射器。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桥头堡里密布着探照灯。在前线的每一个角落里，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的部下都在等待着进攻发起的时刻——凌晨4点。现在离这个时间只差几分钟了。

谢尔盖·戈尔博夫上尉喉咙很干，想喝口水。在他眼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周围变得死一样寂静。现在，他正与奥得河东岸、屈斯特林以北的部队待在一起，此处泛滥的河面几乎有450米宽。他后来回忆道，他的周围到处是“成群的突击队，成排的坦克，多个工兵排带着浮桥构件和橡皮艇，河岸上挤满了士兵和装备，却又能保持寂静”。戈尔博夫能够感觉到，“士兵们激动得几近颤抖，就像狩猎前的马匹一样”。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无论如何我今天都得活下来，我可有很多东西要写”。他一再告诫自己“绝不能倒在胜利的前一刻”。

战线中央，河西岸的桥头堡里挤满了部队。这个极其关键的立足点——现在宽48公里，纵深16公里——是苏联人在3月底从布塞上将那里夺来的，现在成了朱可夫向柏林大举猛攻的跳板。战力一流的近卫第8集团军将士会从此地发起突击，一旦他们夺取正前方稍微偏西的关键性的塞洛高地——这座高地被誉为“柏林之锁”——坦克部队就会随后跟进。21岁的近卫军中尉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vladimir rozanov）是一个炮兵侦察小组的指挥员，他静静地伫立在奥得河西岸，身旁是准备操作探照灯的苏军女战士。罗扎诺夫确信，那些探照灯打出的强光将射得德国人神经错乱。他迫不及待地想让姑娘们把探照灯打开。

就一点而言，罗扎诺夫对即将到来的进攻非同寻常地关切，他的父亲就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里。这位年轻军官很生父亲的气：老人家有两年时间没有给家里写信了。然而，他又满怀希望，父子俩也许能在柏林的街头相见——再乐观一点，或许能在战役结束后一起回到家乡。尽管罗扎诺夫厌烦这场战争，但他又为能够出现在这场最后的伟大进攻中感到高兴。只是等待几乎令人无法忍受。

在桥头堡的更远处，炮班班长尼古拉·斯维晓夫（nikolai svishchev）中士站在他的炮组旁边。他是一位已经参加过多次凶猛炮击的老炮兵，见多识广，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提醒他的战士们，火炮一发射就要“扯着嗓子喊，使压力得到均衡，因为‘隆隆’的炮声是很可怕的”。现在，斯维晓夫手里拿着大炮的拉火绳，在等待着开炮的信号。

在屈斯特林的南边，法兰克福周边的桥头堡里，步兵团的尼古拉·诺维科夫中士，正在读附近的坦克上涂写的标语。一则标语写着“从莫斯科到柏林”，另一则标语写着“距离法西斯野兽的兽穴还差50公里”。诺维科夫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狂热躁动之中，他的热情是被团里的政工人员的演讲激起来的。那番颇具鼓动性的慷慨陈词一下子就打动了诺维科夫，他立即写了一份申请书，要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

在一个挖进山中能俯瞰屈斯特林桥头堡的地堡里，朱可夫元帅稳稳地站着，向无尽的黑暗里眺望。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崔可夫上将，也就是整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近卫第8集团军的司令员。从斯大林格勒那时起，崔可夫就一直患有烦人的湿疹，皮疹对他的手造成了很大影响。为了保护手，他习惯于戴着一副黑色的皮手套。现在，他有些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进攻时刻，神经兮兮地拿着两只手套互相摩擦。“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朱可夫突然发问，“你所有的营全都到位了吗？”崔可夫迅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元帅同志，”他报告称，“在过去的两天里，您所有的命令我都执行了。”

朱可夫瞅了瞅腕表。他在地堡的观察口旁停了下来，把军帽向后轻推了一下，两个手肘搭在水泥横栏上，仔细调整着手里的望远镜。崔可夫则把军大衣的领子翻了起来，把头上皮帽的帽边盖在耳朵上，希望以此来隔阻些许炮击带来的巨大噪声。他站在朱可夫身旁，用自己的望远镜观察。参谋们或是围在他们的四周，或是离开地堡，来到外面的山上观察。现在每个人都默默地朝着黑暗处凝望。朱可夫又看看表，再用望远镜观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随后朱可夫轻声说道：“现在，同志们，就是现在！”凌晨4点到了。

三发红色信号弹突然蹿上了黑漆漆的夜空，明亮的光芒长时间没有熄灭，令奥得河沐浴在一片耀眼而又略显诡异的猩红色之中。然后，在屈斯特林桥头堡，朱可夫精心准备、排得密密麻麻的探照灯突然打开了。140架巨大的防空探照灯发出的可怕亮光足以让人失明，坦克、卡车和其他车辆也是大灯全开，无数的光柱毫不留情地朝前集中照射着德军阵地，那炫目的灯光让战地记者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pavel ivanovich troyanovskiy）中校联想到“1 000个太阳加在一起”。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上将感到非常意外。“这么多探照灯究竟是哪儿来的？”他问军事委员会委员波佩尔中将。“天晓得，”波佩尔回答道，“不过，他们恐怕是把整个莫斯科防空区的探照灯都给卸下来了。”当探照灯照亮屈斯特林前方区域的时候，万籁俱寂。随后三发绿色信号弹冲上天空，朱可夫的超级炮群发出了骇人的巨响。

随着震耳欲聋、地动山摇般的轰鸣，前方烈焰喷发。在东线，这次炮击堪称史无前例，2 000多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向德军阵地疯狂喷射出暴风般的烈焰。屈斯特林桥头堡以西的德国乡村，被笼罩在探照灯的无情强光之中，然后在一堵似乎由爆炸的炮弹组成的滚滚向前的“高墙”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个村子顷刻间化为齑粉，泥土、水泥墙面、钢筋、树的枝干在空中飞舞，远处的森林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在屈斯特林的北边和南边，成千上万枚炮弹爆炸的闪光把黑夜变成了白昼。当成吨的炮弹猛烈砸向目标时，致命的点点亮光如同鞭炮飞速闪烁。暴风雨般的爆炸如此强烈，甚至连大气层都被搅乱了。许多年后，幸存的德国人还经常生动地描述起那股奇怪的热风。它说来就来，尖啸着穿过森林，小树都被吹弯了腰，差点儿就在巨大的压力前折断了，泥土和瓦砾则被轻松地卷向天空。战线两侧的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种雷鸣般的可怕巨响，炮群制造出巨大的冲击波，不论是部队还是装备，都由于震撼而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

风暴般的声音使所有人都神志不清。在斯维晓夫中士的炮组中，炮手们扯着嗓子吼叫，但大炮的冲击波实在太过强烈，结果鲜血从他们的耳朵里流淌了出来。最可怕的声音来自“喀秋莎”火箭炮，部队称它是“斯大林管风琴”。火箭弹从发射轨上嗖嗖地猛冲出来，喷出一团团火焰，在夜色中呼啸而去，身后留下了长长的白色烟雾。“喀秋莎”火箭炮发出的可怕噪声，让戈尔博夫上尉想到大块的钢铁缓缓挤压在一起发出的刺耳尖叫。尽管这样的噪声很可怕，但戈尔博夫还是感到炮击令人兴奋。在他的周围，“部队在歇斯底里地欢呼，仿佛战士们正在和德国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白刃战，到处都有士兵用手中的武器开火，即使他们根本看不见目标”。当他注视着火炮喷出的炮口焰时，想起了祖母曾说过的有关世界末日的可怕场景：“那时大地将燃烧，坏人将被烈焰吞噬。”

在炮击带来的激荡之中，朱可夫的部队开始行动了。崔可夫的精锐近卫第8集团军率先出动，出发阵地是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桥头堡。当他们如潮水般涌向前方时，徐进弹幕始终覆盖住他们前方的地域，掩护部队向前冲击。在屈斯特林的北边和南边，进攻部队要强渡奥得河。工兵正在泛滥的河水里摆放浮舟，把木桥的预制件快速组合在一起。他们的四周是一浪接着一浪涌来的突击队，战士们已经没有时间等待桥梁架好，他们跳进了起伏颠簸的冲锋舟中，开始以这种方式强渡奥得河。

官兵之中，有很多人是从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一路打过来的，他们已经跨越了半个欧洲大陆，现在来到了奥得河畔。有些官兵曾目睹自己的故乡被德国大炮夷为平地，他们的庄稼被敌人烧了个精光，他们的亲人惨遭德国军人的屠戮，由此，当下的进攻便具有了特殊含义。他们是为了这个复仇的时刻而活下来的。德国人没有给他们的家乡留下任何东西，他们已无家可归，也无处可去，只能前进。现在他们正向前猛扑。同样劲头十足的还有成千上万刚刚被解放的战俘：苏联红军急需补充兵员，所以这些刚刚被解放的俘虏——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许多人身上仍然表现出受到残暴虐待的后遗症——被编入部队、分发武器。现在，他们也在向前冲击，向那些施暴者进行可怕的冷血复仇。

苏联军人就像疯狂的原始人一样，欢呼着、号叫着、奔跑着，处于狂热状态之中的他们甚至等不及船只到来或者浮桥架设完毕。戈尔博夫惊讶地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们跳下水，开始在河里游泳，还有的士兵抓着空油桶、厚木板、木块甚至是树干——抓着任何能够浮起来的东西，在水里漂流。这是一幅奇异的画面，令戈尔博夫想到“一支庞大的蚂蚁军团，利用树叶和树枝漂流过河。奥得河上满是船只，木筏上满是补给品，原木做成的浮舟搭载着大炮，水中到处都是上下起伏的人头，或漂流或游泳”。在一处地点，戈尔博夫惊讶地看见了自己的朋友，那是团里的医生，“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他从河岸上跑下来，身后拽着一条小得可笑的船”。戈尔博夫知道，尼古拉耶夫“应该待在战线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可是他却坐在这条小船上，拼命地向河对岸划去”。在戈尔博夫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此次猛攻。

炮击戛然而止，留下一种令人眩晕的可怕寂静。连续的猛烈炮击整整持续了35分钟，在朱可夫的指挥地堡里，参谋们突然意识到电话铃一直在响，谁也说不出究竟响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失聪了。军官们开始接听电话，崔可夫手下的指挥官们正在汇报首次情况。“计划正在稳步进行。”崔可夫告诉朱可夫。几分钟后，他还获得了更好的消息。“第一批目标已被占领了！”他骄傲地宣告。自从进攻发起以来，朱可夫一直都很紧张，现在突然放松下来。波佩尔中将回忆说，朱可夫“紧紧握住了崔可夫的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确实很棒！’ ”虽然兴奋，经验丰富的朱可夫却不会低估他的对手。只有攻占屈斯特林附近极其重要的塞洛高地，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才会感觉好一些，他觉得那样的话成功才有保证；不过，那也不应该用太长的时间。抛开其他的不说，苏联轰炸机群开始猛烈轰炸前方区域。根据安排，有6 500多架飞机对他和科涅夫的进攻提供空地支援，但朱可夫认为单是炮兵的猛轰，就足以摧垮敌人的士气。

柏林北部的舍讷瓦尔德森林，倒背着双手的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在前进指挥部作战室的地板上来回踱步。他周围的电话发出刺耳的铃声，参谋们则在认真收听报告，仔细地把信息标注到摊在房间中央大桌子上的作战地图上。海因里希时不时停下脚步看看地图，或者读一下艾斯曼上校递给他的报告。对于苏联人的攻击方式，他并不意外，虽然他的大多数军官都被这场规模空前的“火炮大合唱”吓唬住了。第9集团军的布塞将军将它描述为“糟透了”，而艾斯曼上校则依据最初的前线报告，认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在对手毁灭性的炮火中已经灰飞烟灭”。

15日晚，在夜色掩护下，维斯瓦集团军群的主力部队已遵从海因里希的急令，撤回到第二道防线。其中也发生了一些插曲。有些军官对放弃第一道防线上的阵地满腔怨气，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就是在撤退；有几位指挥官曾对海因里希发出过抱怨。“用你肩膀上的脑袋好好想一想，”海因里希冷冰冰地质问一名提出抗议的将军，“你那漂亮的第一道防御工事或者你的部下将在苏联人的可怕炮击中灰飞烟灭。如果你身处一家钢铁厂里，你不会蠢到把自己的头伸到铁锤的下面吧，会吗？你会及时把脑袋缩回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件事。”

完成海因里希这一困难的策略，用了那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从所有的报告来看，在部队撤走的地区，这项调动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现在，官兵们正在第二道防线上静候推进中的苏联人。在前线的一处区域，海因里希拥有一个明显的地形优势：屈斯特林西边的塞洛高地是一座被沙土覆盖的马蹄形山丘，它的海拔从30米到60米不等，俯瞰着一片布满溪流、遍布烂泥、被称为奥得河湿地的山谷。苏联人从奥得河向西推进时，必须穿越这片山谷。而沿着这座月牙形的山丘，海因里希的大炮已经锁定了对方进犯的路线。

就是这座关键性的高地，是海因里希唯一有可能削弱朱可夫攻击的地方，而且海因里希知道，朱可夫肯定会在制订计划时重点考虑这一问题。苏联人需要迅速夺取这座高地，让海因里希的大炮来不及轰击苏联红军在奥得河上架设的桥梁，来不及威胁正在穿越低洼湿地的部队。朱可夫希望规模宏大的炮击能摧毁大部分抵抗，从而使得攻占高地变得更容易一些。但由于德军预先从前沿撤退，所以海因里希的部队和大炮绝大部分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并且正处于精心布置的阵地上。防御计划实施顺利，只有一件事情十分糟糕：海因里希严重缺乏兵力和武器装备。德国空军早已从天空中消失了，地面部队在人员、枪炮、坦克、弹药或者燃料上都没有后备，因而海因里希只能迟滞朱可夫的攻势，最终他的敌人一定会取得突破的。

在整条战线上，海因里希的两个集团军只有不到700辆可用的坦克和自行火炮[2]，这些坦克和自行火炮又分散在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的各支部队里。建制最完整的师，也就是第25装甲师，拥有7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最少的单位只有两辆。海因里希只有744门火炮，外加600门推到前线用来平射的高射炮。手头弹药和燃料补给也是极度匮乏，除了各炮携行的炮弹之外，第9集团军的储备将在开战两天半后耗尽。与之相对照的是，朱可夫却手握20 000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3]。

海因里希无法长时间拖住苏联人，也无法进行反击，因为他已经把仅有的那些坦克装甲车辆和炮兵分散配属给部队，以便让每支部队不至于垮得太快。他只能做自己一直认为有可能做到的事情：他能够赢得一点时间。海因里希看着地图，以及标明苏联红军前进方向的红色箭头，这时他愤懑地想到了被抽调给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的装甲部队，居然是为了阻挡希特勒和舍尔纳臆想中的苏联人将朝布拉格发动的进攻。如果这些部队还在他手里的话，海因里希总共就会拥有7个装甲师。“要是我有他们的话，”他郁闷地告诉艾斯曼，“苏联人就笑不出来了。”

尽管情况很糟糕，但真正的危机仍然还在后面。朱可夫的进攻仅仅只是个开始，还有北方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需要考虑到。他们将在什么时候攻击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南边的科涅夫又将在什么时候动手？

海因里希并没有等太长时间，他很快就获悉了科涅夫的意图。苏联人的第二场攻势在布塞的集团军防区的南部边缘开始了，并且打进了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的防区。清晨6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动了进攻，开始强渡尼斯河。

苏联红军的战斗机群排着密集的v字形编队，倾斜着机身从阵阵闪亮的粉色高射炮火和连绵不绝的红色、黄色和白色曳光弹之间穿过，朝尼斯河冲去。机身背后喷出了浓密的白色烟幕，大马力的航空发动机则发出刺耳的尖啸声。没过多久，战鹰们就飞到了山谷上方，它们的飞行高度距离灰色的尼斯河面不到15米。这些战斗机在防空火网当中来回穿梭，铺下的烟幕如同松软的厚毯子，不仅遮蔽了河面，也遮蔽了东西两岸。河岸高地上的观察所里，伊万·科涅夫元帅注视着这一幕，感到非常满意。尼克拉·帕夫洛维奇·普霍夫（nikolay pavlovich pukhov）中将的第13集团军即将展开突击。科涅夫转向普霍夫，说道：“我们的邻居使用了探照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光明。我告诉你，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我们要把黑暗留住。”

尽管科涅夫所部的进攻正面大约宽80公里，可他却命令在几乎4倍于此的长度上释放烟幕，以迷惑德军。科涅夫通过架设在三脚架上的炮队镜观察烟幕的持续效果。根据测算，眼下风速只有每秒钟0.5米——每小时不超过1.8公里。他满意地宣布，烟幕的“厚度和浓度正合适，布设的高度也相当精确”。随后，当飞机继续释放烟幕的时候，科涅夫集结完毕的炮兵部队发出了野兽般的可怕咆哮，向着敌军猛烈开火。

他的炮击和朱可夫的炮击一样无情，不过科涅夫在使用手头的超级炮队上更有选择性。在进攻打响前，科涅夫的炮兵指挥官们都知道，手下的炮兵观察员会因为烟幕的干扰而看不清目标，所以他们就在地形图上精确地标出了每个已知阵地和敌军抵抗枢纽的位置，然后又校正了火炮的瞄准具。除了轰击这些预先就标注出来的目标之外，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炮兵还有计划地从尼斯河开始，利用火镰刀般的徐进弹幕，为展开攻击的突击部队和坦克在敌人阵地中有条不紊地炸出一条又一条数百米宽的路来。随着炮击的进行，森林也化为一片火海。就像朱可夫的当面地段一样，火海从尼斯河畔一直延伸到前面几公里的地方。

科涅夫做事绝不靠碰运气，而是考虑周全、滴水不漏。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先于朱可夫到达柏林，更是为了抢在西方盟军之前冲入德国的首都。他们进展神速，现在距离柏林只有60多公里了。科涅夫想到了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两件一起发生：德国人或许会同西方盟国单独媾和，艾森豪威尔也可能命令他的部队先于苏联红军夺取柏林。科涅夫后来说：“我们并不想怀疑自己的盟友，担心他们会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单独的和平协议。然而，种种迹象却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相关的谣言也遍布战线的每一个角落……作为一名苏联军人，我必须对此进行考虑和准备……这一切使得柏林战役发起得特别急迫。我们得考虑这样的可能性……纳粹头领们宁可把柏林拱手交给西方，也不愿交给我们。德国人会对他们敞开进城的道路，但对我们，他们将殊死抵抗，战至最后一人。”[4]

在制订计划时，科涅夫已经“冷静地考虑到了这一前景”。为了赶在朱可夫元帅和西方盟军之前抵达柏林，科涅夫知道他必须在攻击发起后的数小时内制服当面的敌人。与朱可夫不同的是，科涅夫有一个巨大劣势：他的方面军在尼斯河西岸并没有被步兵占据的桥头堡，手下的部队得强渡那条令人生畏的天然障碍。

尼斯河是一条冰冷湍急的河流，在一些河段河面宽达140米，尽管东岸很平坦，但河的西岸却遍布陡峭的斜坡。德国人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地形，修建了一系列加固的钢筋混凝土地堡，俯瞰着河面和东岸的通道。如果进攻部队要避免被这些地堡里的火力压制，科涅夫就得迅速消灭当面之敌。他的计划要求一旦在西岸拿下立足点，就马上把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投入战斗。不过，这对行动速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快！要快！河上的架桥任务必须在掩护烟幕消散之前完成，如果炮击没能把敌人打垮，工兵们就得在猛烈的炮火之下架桥了。主要的渡河行动将在布赫霍尔茨（buchholz）和特里贝尔（triebel）地区实施，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渡口。科涅夫坚信，自己唯一的取胜之道就是尽可能迅速地消灭当面之敌。他发布命令，要求下属各部在150余处渡河点进行规模巨大的强渡，试图在短时间内将尽可能多的兵力投送到河对岸。在每个渡口，苏军工兵都立下了军令状，保证能在1~3个小时内架设完浮桥。

早晨6点55分，科涅夫计划的第二阶段开始了。部署在东岸的炮兵全线开火，为渡河部队提供持续的火力掩护；首轮突击部队冲出森林，乘坐各种各样的船只横渡尼斯河；紧随其后的是第二拨突击部队；再往后则是第三拨次。在布赫霍尔茨—特里贝尔地区，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下辖的突击队拖拽着沉重的浮桥部件，蜂拥着在波浪滔滔的河中强渡。领头的是近卫步兵第6师，师长是格奥尔吉·瓦西列维奇·伊万诺夫（georgi vasilevich ivanov）少将，他是一名44岁的哥萨克硬汉。伊万诺夫用上了所有能在水里漂浮的东西，除了浮舟之外，他还使用了航空燃料箱和收缴来的德国大化肥箱。他命人把这些空箱子密封后焊接在一起，再搬至指定位置，以支撑正在铺设中的浮桥。河水里有上百名工兵，预先制作好的木桥被以最快速度从东岸推入水中，工兵立即蜂拥而上用螺栓将它们紧扣在一起。几十个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无所畏惧地站在冰冷湍急的尼斯河里，河水已经漫到了他们的脖子。这些战士将沉重的桥楼梁高举过头，与此同时，其他人则把木质的支撑物打进了河床。工兵特别小队用船将沉重的钢缆拉过了尼斯河，船上装有手动绞车，到西岸后他们竖起了渡船用的桩子，然后把钢缆卷绕上去，拖着木筏上的大炮和坦克战车渡河。在部分河段，工兵们没有使用木筏或渡船就把大炮拖过了河：他们是纯粹用钢缆把大炮从河床上拽过河的。这些行动在稳固地向前推进，哪怕沿河各处基本上都有敌军火力。为了掩护部队渡河，伊万诺夫将炮兵连拉到河岸边进行直瞄射击，炮弹直接从进攻部队的头上飞过，尖啸着命中了河西岸的德军防御堡垒。他又用至少200挺机枪打出的密集火网来支援这些炮兵连，“只是为了让敌人抬不起头来”。

在早晨7点15分，科涅夫得到了好消息：突击队已经在西岸拿下了第一座桥头堡。一个小时以后，他获悉乘渡船过河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投入了战斗，并已经同敌人交上火了。到8点35分，持续了2小时35分钟的炮火准备结束，科涅夫充分确认自己的部队在尼斯河西岸已经站稳了脚跟。到目前为止，他们在预定的150处渡河点中的133处成功渡河。普霍夫的第13集团军一部与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pavel semenovich rybalko）上将麾下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协同前进，已经在位于特里贝尔的主攻地段中央达成突破。据各方报告，他们当面的敌人似乎已经被击溃了。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dmitry danilovich lelyushenko）上将率领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此时穿过了同一地区。南边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完成了渡河。在科涅夫眼中，他的坦克即将直插德军的纵深。

一旦渡河成功，科涅夫就打算让他的部队向施普伦贝格（spremberg）和科特布斯（cottbus）发起冲击，越过科特布斯之后部队要沿公路网朝吕本推进。该地区对科涅夫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斯大林划定的分界线的终点，而这条线将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他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分隔开了。如果科涅夫能够尽快到达这里，他打算请求斯大林立即允许他挥师北上直取柏林，对此他充满信心。科涅夫已经给帕维尔·雷巴尔科下达了书面命令，“把你的坦克集团军拨出一个坦克军，从南边突向柏林，由近卫第3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提供支援”。在科涅夫看来，也许他可以抢在朱可夫之前进入柏林。正全神贯注于攻击进展的他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能够活下来是多么走运。就在攻击开始数分钟后，一发狙击手射来的子弹打在他的炮队镜三脚架上，干净利落地钻了个洞，离科涅夫的头只差几寸[5]。

在离柏林东部边缘不到56公里的地方，枪炮声如同远处风暴发出的沉闷雷鸣。靠近奥得河的小村镇则受到了奇异的冲击波的影响。在马尔斯多夫警察局里，书纷纷从书架上跌落下来，电话诡异地响个不停。很多地方灯光暗淡，忽明忽暗。在达尔维茨—霍珀加滕（dahlwitz-hoppegarten），防空警报器突然尖叫个不停，谁也关不掉它，画框从墙上猛地砸了下来，窗子和镜子都被震碎了。在明谢贝格（müncheberg），一座十字架从教堂的尖塔上震掉了，遍地都是凄厉的犬吠声。

低沉的啸声在柏林东部各区被火烧得漆黑的建筑物废墟的框架间反复回响，松树焚烧后散发出的香味在克珀尼克区边缘随风飘散。而在韦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的边缘地带，突如其来的风令窗帘一个劲儿地抽动拍打着。在埃尔克讷（erkner），防空洞里的一些居民从恐惧之中惊醒了，唤醒他们的不是喧闹声，而是大地令人毛骨悚然的剧烈震动。

许多柏林人都知道那个声音意味着什么。韦尔特林格尔夫妇正躲藏在位于潘科区默林家的公寓里，西格蒙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过炮兵，他立即就辨别出远处传来的巨响是敌人的大规模炮击，于是急忙叫醒了妻子玛格丽特，告诉她这个情况。起码有一个柏林人声称，他确实目睹了朱可夫的徐进弹幕。凌晨4点后不久，16岁的霍斯特·勒姆林（horst römling）蹿上了韦森塞区西部边缘的一座7层楼高塔，用望远镜向东边眺望。很快霍斯特就心惊胆战地告诉邻居们，他看见了“苏联大炮猛烈射击时的闪光和强光”，但没什么人相信他的话。大人们都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小孩在编故事罢了。但现实恐怕比勒姆林描述的还要恐怖一万倍。

炮声并没有传到市中心的几个区，尽管在街头巷尾都有柏林人宣称自己听到了异响。大多数人认为，那不值得惊讶，只不过是自己人的高射炮在射击而已，或者是被引爆的航空炸弹发出的声音。在当晚持续了2小时25分钟的空袭中，有一些投下的炸弹并没有当场爆炸。这些声响也有可能是被炸坏的楼房突然坍塌发出的。

有一小群平民在第一时间就知晓了苏联人的行动，他们是舍讷贝格区温特费尔德大街邮电大楼里的接线员。在苏联炮兵开始齐射后的几分钟之内，交换机的长途电话和中继线里就挤满了打进来的电话。奥得河和尼斯河附近地区紧张万分的纳粹官员急忙给他们在柏林的上级领导打电话；消防队长在询问自己的手下是否要出动，赶往森林扑灭熊熊燃烧的大火，或者把他们的救火设备从那些危险的地区转移出来；警察局局长在给他们的上级打电话；每个人都试图联系上自己的亲戚。多年以后接线员们回忆说，那些接通电话的人几乎都以三个字作为谈话的开场白：“开始了！”伊丽莎白·米尔布兰德（elisabeth milbrand）是总机主管，更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取出一串念珠，默默地念经祈祷。

截至4月16日上午8点，大部分柏林人都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苏联人在奥得河前线持续发动猛攻”的消息。新闻措辞谨慎，不过普通的柏林人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详尽报道了。通过口口相传或城外的亲戚告知，人们知道末日终于降临了。奇怪的是，这个时候街上的普通老百姓知道的事情要比希特勒多，因为领袖这会儿仍然在元首地堡里呼呼大睡。他是在凌晨3点之前就寝的，他的首席参谋布格多夫上将对周围的人下了严格的指示，不能叫醒元首。

这天上午，地堡这个奇异的地下世界上演了几乎称得上欢快的一幕：在狭窄的接待室、走廊休息室和小会议室里，一瓶瓶艳丽的郁金香随处可见。早些时候，总理府的一名园丁从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花园中幸存下来的几个花坛里剪下了这些花。在布格多夫看来，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埃娃·布劳恩喜欢郁金香。帝国的未婚第一夫人是头天晚上到达柏林进入地堡的。她随身带来了慕尼黑的老朋友赠给元首的一些礼物，其中一件礼物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6]男爵夫人寄来的一本书——伏尔泰写的小说《老实人》。这位男爵夫人是帝国青年组织前领导人的妻子。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命运多舛，遭受了一切不幸，但却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希望。他说：“乐观主义是一种让人在事情糟糕的时候却仍认为一切安好的躁狂症。”男爵夫人认为，这本书在当下这个时刻是最恰当的选择。

一开始朱可夫并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站在屈斯特林的指挥部里，身边是他的参谋们，他满脸狐疑地盯着崔可夫，由于愤怒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你的报告是什么意思——你是在告诉我，你的部队被敌人压制住了？”他朝着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叫嚷道，而且这一次并没有友好地使用将军的教名。崔可夫以前见过朱可夫发怒，因此显得心平气和。“元帅同志，”他解释道，“不管我们是不是暂时被压制住，攻势必然会取得成功。不过目前抵抗变得强硬起来，我们被挡住了。”

崔可夫称，当部队和配属的坦克部队向前推进时，遭到了来自塞洛高地猛烈炮火的猝然一击。他们正在穿越的地区地形复杂，严重妨碍了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在奥得河湿地的沼泽和灌溉渠当中，自行火炮和坦克正在无助地嘶吼着，履带搅动着湿泥却难以前进半步。陷入泥沼之中的坦克变成了敌人大炮的活靶子，一辆接着一辆被击中，然后迅速烧成了火球。崔可夫说，到目前为止，他的近卫第8集团军只前进了1 300多米。按照波佩尔将军的说法，朱可夫用“一连串极其强有力的言辞”发泄出了他的狂怒。

这场所谓无法抵御的攻势究竟被什么拖住了脚步？原因有很多，这是波佩尔将军与朱可夫的高级军官们交换意见的时候很快发现的。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沙林（mikhail alekseevich shalin）中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告诉波佩尔，他确信“在进攻开始以前，德军已经撤离了第一道防线，部署到以塞洛高地为核心的第二道防线上，因而我们的炮弹大半都没能打着敌人，白白地落到了旷野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vasili ivanovich kuznetsov）上将是突击第3集团军的司令员，他尖锐批评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计划。他告诉波佩尔：“我们是在照本宣科，而现在德国人早已熟悉了我们的战法，他们把部队后撤了足足有8公里。我们的大炮摧毁了眼前的一切，就是没能伤着敌人的一根汗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副司令员安德烈·格特曼中将曾是卡图科夫手下最出色的坦克专家和军长，他既挑剔又生气，批评了朱可夫煞费苦心的探照灯战法：“它们没能闪瞎敌人的双眼，倒是为德国炮手们照亮了我们的坦克和步兵。”

朱可夫从来也没有指望进攻会一帆风顺，也做好了承受严重伤亡的准备，但他坚信德国人是不可能阻止红军向前推进的。他后来回忆道，他本来希望“能迅速瓦解敌人的防御”，但却大大地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前线第一梯队的打击效果被证明是不足的”。他毫不怀疑，单是靠军队的数量他就能够战胜敌人，但他又担心会存在“进攻速度可能被减缓的危险”。朱可夫决定改变战术，立即厉声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要求轰炸机群再次出动，集中攻击敌人的炮兵阵地，与此同时炮兵也要用凶狠密集的炮弹彻底覆盖这座高地。随后朱可夫又采取了另一个更强有力的步骤：在原定计划中，他的坦克集团军将在塞洛高地被步兵夺取之后再投入战斗，但现在朱可夫决定立即让他们参战。卡图科夫上将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他碰巧就在地堡里，于是直接接受了命令。朱可夫的目标是不容怀疑的：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攻占高地。朱可夫要用大军的重击让敌人屈服，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如同推土机开路般一路强推到柏林。然后，在参谋们的伴随下，这位身材粗壮的元帅离开了指挥部，他对耽搁时间的愤怒仍然显而易见。朱可夫不希望被一些瞄得很准的敌军大炮拖住进攻步伐，他更不希望在攻入柏林的速度上被科涅夫超过。在离开地堡时，军官们尊敬地站在两边让他通过，他突然转向卡图科夫，急促地说：“那么！行动吧！”

正午刚过，特奥多尔·布塞上将的第9集团军指挥部就收到了元首的“当日命令”。命令上注明的日期是4月15日，但显然希特勒的参谋们是在确信苏联人的猛攻开始之后才发出的。指挥官们得到命令，要立即把文件散发下去，一直到连一级单位，但绝不得在公开的报纸上发表。

命令上写道：

“德国东线的士兵们，与不共戴天的仇敌、犹太—布尔什维克集团的最后决战时刻到了！来自东方的成群结队的野蛮大军已经发起了进攻。他试图摧毁德国并灭绝我们的人民。你们这些身处东线的士兵已经知晓了谁在威胁着……德国妇女、姑娘和儿童的命运。老人和孩子将被屠戮，妇女和姑娘将沦落为军妓，剩下的人会被送到西伯利亚。

“我们早已预料到了这场进攻，自一月份以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敌人要面对数量庞大的炮兵部队，我军步兵的损失已经被无数新部队填补，警戒部队、新组建的部队以及人民冲锋队正在加强前线防御。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经历亚洲的古老命运——它必须而且必将在德意志帝国的首都面前倒下。

“此时此刻，凡是未尽己任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任何一个离开阵地的团或者师，都是最可耻的部队，他们一定会羞于面对在我们的城市里承受着空袭恐怖的妇女和儿童。要格外留意那一小撮犯叛国罪的军官和士兵，他们苟且偷生，为了拿到苏联人的报酬而与我们作战。这群人也许还穿着德军制服。无论是谁命令你们撤退，除非你们十分了解他，否则都要立即逮捕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当场枪决，不管他是什么军衔。如果在未来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东线的每个士兵都能尽责，那么来自亚洲的最后一击就将被挫败。我们在西线的敌人也是一样，尽管出现了种种情况，但他们的纵深突破将最终被挫败。

“柏林将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7]将再次回归德国，而欧洲永远也不会是苏联人的。

“你们要庄严宣誓，保卫祖国！这并非一个空洞的祖国概念，而是你们的家园、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还有我们的未来。

“在这段时间里，你们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最大希望，东线的勇士们，人民只是希望，由于你们的忠诚、你们的狂热、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布尔什维克的冲击将淹没在它们自己的血液里。当命运已经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8]从地球上带走的时候，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将被确定下来。”

布塞并不需要一个“当日命令”来告诉他阻挡苏联人的必要性。几个月前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希特勒，如果苏联人突破奥得河防线的话，柏林和德国的剩余地区是铁定守不住的。但当他读到“当日命令”中有关一条坚固防线的空谈时感到很愤怒，文中毫无根据地吹嘘敌人遭遇到“数量庞大的炮兵部队”和“无数新部队”。勇敢无畏的话是打退不了敌人的进攻的，希特勒的“当日命令”在极大程度上是一番梦呓。然而有一点却在这些浮夸的文字中暴露无遗：希特勒想要全体德国士兵战斗到死——不论是对付西线还是东线的敌人。

布塞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但他对这个秘密守口如瓶，除了海因里希和某些最亲密的指挥官，从未对其他人吐露过。他想在奥得河上坚守足够长的时间，一直等到美国人从西边赶过来。他是这样对海因里希说的：“如果我们能固守到美国人来到这里，那么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和历史面前，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海因里希的反应是尖刻的。“难道你对‘日食行动’一无所知吗？”他问道。布塞表示闻所未闻。海因里希直白地告诉他，那张缴获的地图上标明了盟国的分界线，甚至还圈出了规划中的占领区。“连美国人会不会过易北河，”海因里希说道，“我都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布塞有一段时间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现在他终于对此不抱希望了，因为即使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立马渡过易北河并朝柏林进军，一切也都来得太迟了。除此以外，希特勒显然铁了心与推进中的美国人争夺每一公里的土地，在他眼里，民主国家和共产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布塞认为，德国已经陷入了绝境，自己指挥的第9集团军也将步入深渊。然而，只要希特勒想把仗继续打下去，拒不投降，那么布塞也只能尽力挡住苏联人。这样的绝望抵抗现在已经开始了，并将持续到最后的时刻。

第9集团军在苏联人的进攻中首当其冲，已经竭尽全力，此时布塞的部队仍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坚守着阵地。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他们实际上已经把苏联人赶了回去。塞洛高地的炮兵和部队虽然遭到了对手无情的轰炸和炮击，却仍然顽强地坚持着，并且把敌人压制住了。不过，尽管布塞的部下几乎在各处都挡住了苏军，但付出的代价也是可怕的。在一些地区，军官们报告说，敌我双方在兵力上的对比至少达到了10：1。“他们成群结队地朝我们涌来，一浪接着一浪，根本不顾伤亡。”一位师长在电话里述说着令人心颤的战斗经历，“我们把敌人放到很近的距离才开火，我们的机枪劈头盖脸地扫向了敌人，一直到机枪的枪管热得发红。我的部下一直战斗到打光弹药，然后他们要么被消灭了，要么完全被打垮。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几乎每份报告都一样。电话发狂似地打来，要求增援：要大炮、坦克，尤其需要弹药和汽油，还有一项是不可取代的——部队。布塞为数甚少的预备队，不是已经投入战斗，就是正在开赴指定地点途中，他们大多被匆匆投入关键性的塞洛高地争夺战中去了。

坚守第9集团军防线中段的是第56装甲军，这是一个声名显赫的番号，不过也就仅仅挂个装甲部队的名头而已。第56装甲军曾多次被打垮，又多次重组，现在它再次经过重建。这个军剩余的原班人马几乎全是关键性的参谋人员。不过，这个军无疑还有一个宝贵的人——经验丰富屡立战功的军长赫尔穆特·奥托·魏德林（helmuth otto ludwig weidling）炮兵上将，他是一位言语粗俗的军官，他的朋友称他为“扣球手卡尔”。

布塞把极其重要的塞洛高地上的各支部队置于魏德林的指挥之下，此刻魏德林手里有3个师：戈林那支桀骜不驯、极不可靠的第9伞兵师，遭到重创的第2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兵力不足的明谢贝格装甲师。友邻的第101军守卫着魏德林的左翼，党卫军第11军位于他的右翼。而第56装甲军自身正承受着苏联人对柏林发起的主要突击。尽管魏德林就任军长才几天，指挥的是缺乏战斗力和经验的部队，而且是在不熟悉的地形上作战，但迄今为止，这位54岁[9]的老兵却让敌人的所有进攻都铩羽而归。

不过，他急需的增援兵力截至4月16日上午仍然没有到达。这只不过是魏德林所面临危机的一个开端而已，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还会触到更大的霉头——不过这一次会比战场上的问题更加严重。在“扣球手卡尔”眼中，布塞让自己领导塞洛高地的守军无异于判了自己死刑。他无处可逃，苏联人的攻势迟早会把自己和手下们杀得片甲不留；而如果自己选择放弃阵地，那么就会被希特勒当成叛徒处死。命运之神对这位老兵的戏弄才刚开了个头。在第三帝国生命的最后几天中，魏德林还会以柏林保卫者的身份载入史册。

在西方前线，第12集团军指挥官瓦尔特·温克上将既高兴又困惑。他那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部队把敌人赶了回去，荡平了敌人在马格德堡南边的桥头堡，这远远超出了温克期盼的成果。然而在巴尔比的那个桥头堡，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摧毁美军在巴尔比的浮桥，温克的部下绞尽脑汁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德军一开始是把水雷从上游释放出去，试图让其顺流而下撞上敌人的浮桥，后来更是动用了蛙人部队；德国空军在该地区所剩无几的飞机也全力出击，对美国人的桥梁进行了猛烈轰炸。但所有方法都没能获得成功。现在桥头堡已经完好地建立起来，在两天时间里，美国步兵和机械化部队一直在接连不断地过河。令温克十分不解的是，尽管美国人正在易北河东岸加强并巩固他们的阵地，却看上去并没有挥戈柏林的意思。温克想不通敌人这种不可思议的停顿究竟是为何。

美国人在4月12日到15日之间进行的猛烈攻击，让温克有理由坚信：一场血腥的防御战迫在眉睫。但现在美国人却又表现出一副要罢手的意思。“坦率地说，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温克告诉他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可能是敌人的补给消耗完了，需要停顿下来重新组织进攻。”无论什么原因，温克都为这个喘息时间感到高兴。他的部队分散在各地，很多仍然处于组建之中，他需要争分夺秒，尽快把他的部队整顿好，并用他能获得的所有坦克装甲车辆加强手头的部队。虽然已经获得了一些坦克和自行火炮，不过温克对获得更多的装甲单位的补充不抱什么希望，对于将他的师补充完整的许诺也不抱什么幻想。温克怀疑现在德国已经兵力枯竭无兵可调了。不过，温克对自身的实力很有自知之明：柏林西部稀疏地分布在易北河沿线的第12集团军，是无法长时间顶住各类猛攻的。“只要美国人发动大规模猛攻，他们将轻松洞穿我军的阵地，”他告诉赖希黑尔姆，“在那之后，要用什么来挡住他们呢？没有了。在这里和柏林之间是一片空白。”

对卡尔·维贝格来说，这个消息就像一次打击。他难以置信地盯着他的上司、美国战略情报局柏林站长亨宁斯·耶森—施密特。“此话当真？”维贝格问道，“你非常肯定吗？”

耶森—施密特点了点头。“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消息，”他说道，“我没有理由怀疑它。”两个人彼此沉默地注视着对方。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他们都被“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即将攻占柏林”这个信念支撑着，但这条让耶森—施密特穿过城市来到维贝格公寓的消息，却使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一名来自瑞典的间谍网络联络员刚刚抵达，带来了伦敦方面极其重要的消息，警告他们不要再期待英美盟军了。

在漫长的几个月时间里，维贝格都提心吊胆地隐藏着自己的双重身份，在柏林生活和战斗。他几乎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就是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到现在他都无法完全相信刚才听到的话。计划的改变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至少暂时如此：他们还要继续发出情报，而扮演“店主”角色的维贝格仍将按照命令给间谍们分发补给品，但他不知道何时以及是否还会接到命令。据维贝格所知，这座城市里很少有（如果有的话）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使用由他提供的装备。耶森—施密特等了好几个星期，才有一个人上门——一名无线电技术员，他把仍藏在维贝格家地下室一堆煤下面的无线电台组装了起来。维贝格的心沉了下去，他不知道接下来还有谁会来，装备到底能否派上用场。物资隐藏处很危险，很有可能被德国人抓住。更糟糕的是，即将攻进城的苏联人也可能会发现这个地方。维贝格希望伦敦方面已经向东方盟友做了通报，在柏林有这么一个间谍小组，否则的话，难以解释清楚储存这么多军用物资的理由。

还有一个私人原因让维贝格焦虑万分。在鳏居多年之后，不久前他遇见了一个名叫英格·米勒（inge müller）的年轻女人，他们相爱了，并约定在战争结束后就结婚。现在维贝格很怀疑打进城的苏联人威胁到爱人的安全。在他眼中，柏林很快将成为一口沸腾的吃人大锅，而这个小小的情报小组注定也要被卷进这口大锅里。他试图克服自己的恐惧情绪，但这只是无用功，前所未有的低落情绪已经把他打倒了。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的小组就是一群弃儿。

暴怒中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上将狠狠地摔掉了野战电话，猛地回过身来，用力踹着司令部的大门。他刚刚接到攻打塞洛高地的坦克第65旅[10]的上级军官报告，红军部队没有取得进展。“我们紧跟在步兵身后，”坦克第11军军长伊万·伊凡诺维奇·尤舒克（ivan ivanovich yushchuk）少将告诉卡图科夫，“但我们寸步难行，我们的坦克被困住了！”

卡图科夫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舒了口气，从门边转过身来对着他的参谋们，双手叉腰困惑地摇着头。“那些德国鬼子！”他说道，“在整个战争中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抵抗。”随后卡图科夫宣布，他要亲自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耽搁下来”。无论什么原因他都必须在清晨拿下高地，只有这样方面军的突破才能顺利进行。

在南边，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则要顺风顺水得多。他们已经在尼斯河西岸的德军防线上打开了29公里宽的口子，苏军部队正不断地涌过河去，有20条架桥坦克架设的桥梁（有的能够负载60吨重量）、21个渡口和部队渡河点，以及17座轻便突击桥投入使用。由于强击机已经炸出了一条道路，因而在战斗打响后的8小时之内，科涅夫的坦克群在突破敌军防御后推进了约20公里。现在科涅夫距吕本只有30多公里远了，而这座城市就是斯大林为他和朱可夫的部队划定的边界终点，科涅夫的坦克群将从那里转向西北，朝那条经由措森进入柏林的主要公路挺进。在地图上，这条路线被标明为第96号帝国公路——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把这条公路称为“通往永恒之路”。

纳粹当局似乎并不打算直面柏林正陷入绝境这一事实，尽管苏联红军现在距离柏林已不到50公里，却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也没有发布官方通告。柏林人都很清楚苏联人发动猛攻了，沉闷轰鸣的炮声是首要线索，通过难民、电话和口口相传，消息已经如同流感一样传播开来。不过这样的消息仍然是片面而矛盾的，由于没有真实的信息，毫无根据的猜测和谣传更是漫天飞舞。有人说，苏联人距柏林已经不到16公里，还有的人听说他们已经打到了城市东郊。没有人准确地知道形势如何，但大多数柏林人都认为这座城市活不了多久了，它死前的剧痛已经开始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仍在各忙各的。他们神经紧张，要在外表上保持正常的样子越来越难，但每个人都试图做到这一点。

在每一站，送奶工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都被各种问题包围着，他的主顾们似乎都希望他能知道得比其他人更多。素来乐观的波甘诺夫斯卡却提供不了任何答案，他就像接受其服务的那些人一样害怕。在克罗伊茨纳赫大街，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仍然挂在那位纳粹邮政官员家的卧室里，但这似乎已经不能使波甘诺夫斯卡安下心来。

他高兴地见到自己的忘年交——13岁的多多·马夸特，这位乐观的小女孩正在弗里德瑙分区的一个街道角落里耐心地等候送牛奶的马车。她经常搭上波甘诺夫斯卡的车，和他一起走上几个街区。她的出现让这位上了年纪的送奶工感到宽慰，仿佛乌云中闪出的阳光。现在，多多坐在他的狗波尔迪旁边，兴奋地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波甘诺夫斯卡却觉得今天上午根本没心情听她说话了。一些刚刚写上去的标语出现在该地区塌了一半的墙上，他毫无热情地审视着。一条标语宣告“柏林仍将属于德国”，其他的标语写的是“胜利或奴役”，“维也纳将再次回归德国”，以及“跟着希特勒就是在迈向胜利”。在多多通常下车的地方，波甘诺夫斯卡把女孩轻轻地抱下了马车。她微笑着说：“明天见，送奶工先生。”波甘诺夫斯卡回答道：“明天见，可爱的多多。”爬回车上的时候，一股悲凉涌上了里夏德·波甘诺夫斯卡的心头：谁知道还能剩下几个明天。

本堂牧师阿图尔·莱克沙伊特正在教堂废墟附近的墓地主持葬礼，他并不认为未来的苦难会比当下的苦难更糟糕。自从宏伟的梅兰希通教堂毁于空袭后，那似乎就是一种永恒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有那么多人死于空袭，连他的教区执事都不再为死者登记了。莱克沙伊特站在一个大坟墓的边上，里面是死于夜间空袭的40名遇难者的尸体。当他在葬礼上致辞的时候，只有几个人在场，致辞结束后他们大都稀稀拉拉地离去了，仅剩一个年轻姑娘留在后面。她告诉莱克沙伊特，她的哥哥就躺在坟墓中。随后她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是党卫队的人，而不是教会里的人。”她犹豫了一下。“您能为他祈祷吗？”她问道。莱克沙伊特点了点头。他告诉姑娘，尽管他与纳粹党和党卫队有重大分歧，但在死亡方面他“不能让任何人听不到上帝的言语”。他低下头说道：“主啊，不要在我面前藏起您的脸庞……我的日子过得就像一个影子……在您面前我的生活什么也不像……我的时间在您的手中……”旁边的一堵墙上，有人在夜间涂写了一句话：“德国必胜。”

修女院院长库内贡德斯渴望这一切都能快点结束。达勒姆宗教会所是维尔默斯多夫区的圣心修女院开办的修女院兼产科医院，就其宗教的隔绝性而言，它几乎就是一座孤岛。但即便如此，这位身材矮胖、精力充沛的修女院院长还是有搞到外部消息的渠道的。达勒姆新闻俱乐部就在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别墅里，而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就在修女院对面，但这家俱乐部在前一天晚上关闭了。她从前来道别的报界朋友们那里得知，一切都临近结束了，攻城战将在几天之内打响。坚定的修女院院长希望，战斗不会持续太久。几天以前，一架盟军飞机就在她的果园里坠毁爆炸，修女院的房顶也在前些日子被炸飞，这让她感到危险已然来到了眼前。这场愚蠢而又可怕的战争早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她又有近200人需要照料：107个新生儿（其中91个是私生子）、32位母亲，以及60名正式修女和庶务修女。

仿佛是担心修女们无事可做，院长给她们压上了更多更繁重的工作。在看门人的帮助下，一些修女在大楼的侧墙，以及覆盖着整个二层的新油毡纸房顶上（第三层连同房顶一起消失了），用油漆画出了巨大的白色圆圈，圆圈里又画上明亮的红十字。修女院院长是位现实主义者，她已经吩咐实习护士把餐厅和娱乐室改建成了急救站，而护士餐厅已经变成了日夜闪耀着烛光的小教堂。地下室现在被分隔成一个个保育室，以及一些用于分娩的小房间，院长甚至还确保要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窗子都从外面铺上水泥，砌上砖，堆上沙袋。她一如既往地对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了准备。但有一件事情，她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她与她们的告解神父兼导师——伯恩哈德·哈皮希神父——有同样的忧虑，即女性可能会遭到占领军的骚扰。哈皮希神父已经做了安排，定于4月23日向修女们讲解这件事情。现在，根据她的新闻界朋友带来的消息，库内贡德斯希望她们不会等太长的时间。在她看来苏联人似乎随时都会到来。

当人们等待消息的时候，他们用冷嘲的幽默掩盖自己的焦虑。一种新的问候语风靡全城，完全不认识的人彼此相互握手，敦促对方“要活下去”。许多柏林人在嘲弄地模仿戈培尔10天前的那次乐观的广播。宣传部部长当时强调德国的命运将会经历一次大转折。他说道：“元首洞悉了这个伟大转折到来的精确时间。命运把他送到我们身边，于是在这个内外交困压力巨大的危急关头，我们将成为这场奇迹的见证者。”现在这些话语到处被市民们重复着，不过人们是以一种嘲弄的态度来模仿这位大员“风格迷人”的讲话。还有一种说法也传遍了柏林。“我们根本无所畏惧，”人们彼此打气，但接下来的话让这种打气变得更像一种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格罗法斯’将拯救我们。”“格罗法斯”（gröfaz）是柏林人给希特勒起的外号，它是德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grösster feldherr aller zeiten）一语的缩写。

甚至在城市几乎面临苏联军队炮火轰击的时刻，柏林绝大多数的工厂企业仍然在坚持生产。施潘道区的工厂生产出来的炮弹和子弹被迅速地发往前线。施塔特的西门子工厂在生产电气设备。数量巨大的滚珠轴承和机床，正在马林费尔德、韦森塞和埃尔克讷的工厂里被制造出来。位于泰格尔区（tegel）的莱茵金属—博尔西希（rheinmetall-borsig）工厂在大量生产炮管和炮架。坦克、卡车和突击炮从位于鲁勒本的阿尔克特工厂装配线上隆隆驶出。在滕佩尔霍夫区的克虏伯—德鲁肯米勒工厂，坦克一修好就立即被送到军队里去。情况太紧迫了，管理部门甚至要求外国劳工志愿做应急驾驶员。来自法国的强征劳工雅克·德洛奈断然拒绝了这样的命令。“你很聪明，”那天下午返回工厂的坦克驾驶员告诉德洛奈，“你知道我们把这些坦克开到什么地方去了吗？直接开赴交战的前线！”

不仅是工厂，服务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也在继续履行职能。在位于波茨坦的主天文台，气象报告员照常上班，例行公事地指出：当天中午的气温是18摄氏度，到傍晚时预计将降到4摄氏度左右；天气晴朗，偶尔有零星的白云，有温和的西南风，到傍晚时又将转成东南风。预计17日将有变化——多云，有时有雷阵雨。

晴空之下，柏林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家庭主妇们出于对未来的担忧，纷纷到能够买到东西的地方去购买非配给商品，每家商店前似乎都排起了长队。在克珀尼克区，罗伯特和汉娜·舒尔茨为了买面包已经排了3个小时的队。天知道什么时候能轮到他们多买点东西呢？和无数柏林市民一样，舒尔茨夫妇也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来排解烦恼。当天他们不顾交通系统已经变化无常，倒了6次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来到位于夏洛滕堡区的目的地——一家电影院。这是他们一周之内的第三次冒险了。在各个区他们看了好几部电影，一部是《马克西米利安一样的人》，一部是《弹竖琴的天使》，一部是《大节目》。《大节目》是部马戏电影，罗伯特认为它是本周最好看的电影。

法国战俘雷蒙·勒加蒂热看到本德勒街的预备军司令部一片混乱，没人会关心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是否出现，警卫们更是早已自顾不暇，于是当天下午他便淡定地溜了出去。勒加蒂热费尽口舌，搞到一张波茨坦广场附近电影院的票，这张票本来是留给德国士兵的。现在，当戈培尔的宣传部特别发行的电影上映时，他在黑暗之中放松下来。那是一部彩色史诗片，片名叫《科尔贝格要塞》，讲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冯·格奈森瑙伯爵英勇保卫这座波美拉尼亚城市的英雄事迹。在观影过程中，勒加蒂热既为电影着迷，又为身边军人的举动着迷。这些士兵被故事吸引了，他们欢呼、鼓掌、彼此喊叫着，为这个德国军事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的奇迹故事欣喜若狂。勒加蒂热想到，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些士兵中的一些人就有机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成为“英雄”了。

暗号毫无征兆地出现。乐团经理格哈特·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办公室就位于柏林爱乐乐团那片包含音乐厅和练习厅的建筑群里，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收到了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的消息：当晚乐团将举行最后一场音乐会。

冯·韦斯特曼早就知道消息会这样传来——突然之间，而且距离音乐会开始只有几个小时。施佩尔的指示是，想离开的音乐家们，都要在演出结束后马上撤退。他们的疏散目的地定于柏林西南约380公里处的库尔姆巴赫—拜罗伊特地区，早先施佩尔已经把爱乐乐团最名贵的乐器送到了那里。按照帝国部长的说法，美国人“可能会在几个小时后”就占领拜罗伊特地区。

只有一件麻烦事，那就是很多人拒绝了施佩尔的好意。这位帝国部长本打算把整个乐团都秘密送走，但如此一来计划就落空了。一开始，由于害怕计划走漏风声被戈培尔知道，冯·韦斯特曼只试探了乐团里一些绝对可靠的成员。令他惊讶的是，大多数人并不愿离开。一些人是因为家庭的羁绊，一些人则是被与城市有关的些许因素束缚住了手脚，剩下一些人干脆就是感情用事。总而言之，逃亡计划在表决的时候被否掉了。大家要那位年轻的小提琴名家、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格哈德·特施纳把表决结果告诉施佩尔。帝国部长则大度地表示理解众人的苦衷，但离开柏林的大门还是对他们敞开着的：施佩尔自己的汽车和司机将在最后一晚等候着，把那些想走的人送走。特施纳夫妇和两个孩子，以及乐师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是一定要走的，但要走的人屈指可数。即使是冯·韦斯特曼，考虑到表决结果，他也选择了留下。这位经理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乐团的大多数人共渡难关。

但对于乐团中的犹豫不决者，必须要严肃地告知他们：今晚是最后的机会。或许那些了解内情的人会在最后改变自己的主意，选择逃离这座即将被厄运吞噬的城市。在距演出拉开帷幕不到三小时的时候，冯·韦斯特曼修订了节目。剩下的这点时间，已经无法安排一次彩排来让所有人对即将到来的撤离做好心理准备了，那些对疏散计划一无所知的人肯定会对这一变动大吃一惊。不过，无论是否知情，施佩尔挑选的作为最后一场音乐会寓意的曲目，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都具有一种阴郁而动人的意义。冯·韦斯特曼现在命令摆在音乐家谱架上的乐谱是《诸神的黄昏》——瓦格纳描述众神之死达到高潮的悲剧性音乐。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柏林人都识破了所谓“柏林要塞”的可笑骗局。甚至连最没有见识的人也看得出，这座城市抵御进攻的准备有多么差：主干道和公路仍然是自由通行的；部署在街头巷尾的火炮和装甲车辆少得可怜；除了上了年纪的人民冲锋队员之外，城里压根就看不到正规军的影子。这些人民冲锋队员有的穿着五花八门的制服，更多的人只是在外套的袖子上缝了个表明作战身份的袖章而已。

固然，路障和简陋的防御障碍物到处都有。在小巷、院子、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公园里，堆积着大量用于构筑防御工事的材料，偶尔还有成卷的铁丝网、一堆堆的钢铁反坦克障碍物，以及填满了石头的旧卡车和废弃的有轨电车。当城市遭到进攻的时候，要用它们来堵塞通衢大道。但像这样的路障能挡住汹涌而来的苏联人吗？“苏联红军起码得用2小时15分钟才能突破，”一个在城内流行的玩笑如是说，“先狂笑2个小时，再用15分钟粉碎路障。”防御工事——战壕、反坦克壕沟、路障和炮兵阵地——只有在郊区才能见到，而且柏林人也能清楚地看到，甚至连这些东西也远未完工。

当天有个人开车出了城，发现防御的准备工作“完全徒劳、可笑”！他是一位构筑防御工事的专家，马克斯—约瑟夫·彭泽尔（max-josef pemsel）中将原先是在d日守卫诺曼底的第7集团军参谋长，由于他的部队没能抵挡住进攻，从那以后彭泽尔就和其他人一起被希特勒打入了冷宫。他被调去指挥在芬兰作战的默默无闻的第6山地师后，便听天由命待在这支“毫无生气的部队”里了。

然而在4月2日，彭泽尔惊讶地接到了约德尔大将的指示，要他飞往柏林。糟糕的天气迫使他的飞机耽误了好几天，直到4月12日才赶到首都。约德尔因为他迟到而责备了他。“你要知道，彭泽尔，”约德尔说道，“本来是要你扛起柏林卫戍司令的重任的，但你来得太迟了。”彭泽尔后来说，当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彭泽尔不是要接管柏林防务，而是在前往意大利前线的途中：约德尔已经任命他为驻意大利的利古里亚集团军参谋长，而集团军指挥官是意大利陆军元帅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彭泽尔发现，形势几乎如同梦幻一般。他怀疑格拉齐亚尼的部队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但约德尔却向他详细介绍了与之相关的职责，仿佛仗打到现在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而且注定还要再打上几年似的。“你的工作，”他告诫彭泽尔，“将会很困难，要完成它不仅需要大量的军事知识，外交技巧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约德尔的观点无疑是在痴人说梦，但彭泽尔却为要去意大利而感到高兴：途中他将经过巴伐利亚，这将是他两年里首次见到自己的妻儿老小；说不准等他磨蹭到意大利的时候，战争已经打完了。

当彭泽尔离开柏林时，他感到老天爷对自己如此眷顾，显然这座城市铁定是要失守的。当车辆经过一个由树干、尖铁和圆锥形水泥块组成的反坦克障碍物时，他怀疑地摇了摇头。再往前行，汽车从那些正在慢慢挖掘战壕的年龄较大的人民冲锋队员身边快速驶过。彭泽尔后来描述道，城市被疾驰的汽车甩到身后时，“我感谢上帝，因为他让这杯苦酒与我擦肩而过了”。

在位于霍亨索伦路的司令部里，卫戍司令雷曼中将站在墙边，困惑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大幅柏林地图，上面标明了防线的情况。他后来说：“万能的主啊，我究竟该做些什么。”在过去的3天里，雷曼几乎没有合眼，此刻已是腰酸背痛。从上午到现在，他接了无数个电话，参加了数个会议，视察了环形防线上的几个地段，还下达了一系列命令——他私下认为，这些措施恐怕不能抢在苏联人抵达城区之前完成了。

清晨，戈培尔这位柏林的地方长官和保卫者（后面这个头衔是他自己给自己加的），召开了每周例行的“战时会议”。在雷曼看来，这些会议完全就是在胡闹。下午，他向参谋长雷菲尔上校描述了最近的一次会议。“他对我又打起了官腔。他说：‘倘若柏林之战现在就爆发的话，你将会有各种坦克和不同口径的野战炮、数千挺轻重机枪、几百门迫击炮可供支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配套的弹药。’”雷曼顿了顿，他告诉雷菲尔，“按照戈培尔的说法，仿佛只要柏林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了。”

然后戈培尔突然话锋一转。“一旦柏林之战开始，你打算把你的司令部设在何处？”他问道。戈培尔自己计划去动物园防空塔，他提议雷曼也把司令部搬过去。雷曼几乎立即察觉出这位地方长官的心思是什么：戈培尔是想把雷曼和柏林的防御完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于是他尽可能圆滑地回避了这个提议。“我倒是觉得要避免去那里，”他说道，“否则的话，一次突如其来的打击就可能把军政领导人一窝端了。”戈培尔搁置了这个话题，不过雷曼注意到，这位地方长官的脸色立马就不好看了。戈培尔明白雷曼是在找托词：那座庞大的动物园防空塔哪怕挨上十几枚巨型炸弹也会安然无恙的，谈何一次打击就足以全灭呢。

雷曼知道，宣传部部长肯定对自己刚才的不顺从行为耿耿于怀；但眼下，雷曼已经被城防战的准备工作搞得精疲力竭——这近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每天的工作中，他最不想近距离接触的人就是戈培尔。他既不相信这位高官的表态，也不相信他开的各种空头支票。仅仅在几天前，雷曼和戈培尔再次讨论到城防战的补给状况，后者夸下海口，称柏林的防御将会得到“至少100辆坦克”的鼎力支援。雷曼要求把许诺的补给物资列出书面清单来。当他最终拿到清单时，结果那100辆坦克成了“25辆已经完工，75辆仍在制造”。但无论纸面上标的是几辆，雷曼知道他什么都得不到。奥得河前线对所有的重要武器都享有绝对优先权。

在雷曼眼中，只有一位内阁成员真正明白柏林的前景如何，那就是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而且甚至连他都有偏见。在地方长官召开的战时会议散会后，雷曼又接到命令立即到施佩尔那里去。希特勒的战时生产部长的办公室，就位于巴黎广场的前法国大使馆里，素来温文尔雅的施佩尔正大发雷霆。他指着地图上那条穿过市中心的干道，要求雷曼解释一下“打算在东西轴心大道上干什么”。雷曼吃惊地望着他。“我正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弄一个简易机场，”他有些不解地回答道，“怎么了？”

“怎么了？！”施佩尔爆发了，“怎么了？！你正在砍倒我宝贵的路灯柱——这就是我为什么发火！你不能这么做！”

雷曼本来以为施佩尔知道所有的计划。在布雷斯劳战役和柯尼斯堡战役中，苏联人在战役开始后就迅速夺取了位于两座城市郊外的机场，让整个城防战极其被动。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重演，所以他决定在政府所在地区的中心建造一个简易机场，该机场沿着东西轴心大道，穿过蒂尔加滕。“由于这个原因，”雷曼后来说，“在与空军协商并达成一致后，我们选择了在勃兰登堡门和胜利纪念柱之间建造简易机场。为了保证临时跑道的宽度，必须得把那些装饰华丽的铜质路灯柱移走，而且道路两侧纵深30米（大约100英尺）的树木也得砍掉。当我向希特勒提出这项计划的时候，他说挪走那些路灯柱无所谓，但得把树留下。我竭力说服他改变主意，但希特勒就是不允许我把树砍掉。我解释说如果不弄掉这些树，那这座简易机场就只能起降小型机。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松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时至今日砍掉几棵树几乎不会破坏这座城市的美丽。”而现在施佩尔跳出来保卫他心爱的路灯柱了。

雷曼对施佩尔解释了目前的形势，最后指出元首已经允许了这项行动。但这位执拗的帝国部长仍不为所动，“你不能拆卸那些路灯柱，”他强调，“我不允许。”随后施佩尔又补充说，“你似乎没有意识到，柏林城的重建是我负责的。”

这句超现实主义的宣言让雷曼目瞪口呆，他仍试图说服部长先生改变主意，但这只不过是在做无用功罢了。“在城区内修建一个机场是有大用处的。”他争辩道。可帝国部长对此充耳不闻。雷曼记得，“当谈话结束时，已经不耐烦的施佩尔表达出要把整件事情交到元首那里去的意思。与此同时，他的路灯柱保住了，简易机场的修建工作就这样告吹了——即使苏联人正在一步步地向柏林城逼近”。

会晤结束之前，施佩尔又提出了柏林桥梁的事情。就像此前在海因里希的指挥部里那样，他再次与雷曼吵了起来，坚持认为炸毁桥梁并不能阻碍苏联人的进攻，水、电和煤气的管线要通过许多桥梁，“把这些生命线切断将会使大部分城区陷入瘫痪，令我的重建任务雪上加霜”。雷曼清楚，施佩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已经从总理府得到了一道直接的命令，几座预定要炸掉的桥从已经下发的破坏清单中除名了。现在施佩尔又坚持保留所有的桥梁。雷曼则变得像施佩尔一样固执：除非希特勒明确收回成命，否则他就将按原计划炸毁剩余的桥梁。从内心感情上讲，他也赞同施佩尔的这个观点，但他同样无意为了保住那些桥而让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受到威胁。

离开施佩尔的办公室之后，雷曼迅速视察了柏林郊外的一处防御地段。每次视察防线都让雷曼进一步确信，柏林的防御就是一个空想。在顺风顺水、趾高气扬的胜利岁月里，纳粹高官们根本不会想到柏林将成为自己困兽犹斗的巢穴。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建了防御工事——意大利的“古斯塔夫防线”、欧洲沿海的“大西洋壁垒”、德国西部边界的“西格弗里德防线”[11]（俗称“西部壁垒”）——柏林周围却连一条战壕都没有挖过。甚至在苏联人以庞大的兵力猛冲东欧、杀入德国本土时，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依然没有在城市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一直到1945年初苏联红军进抵奥得河畔，德国人才开始对柏林的防御给予些许重视，城市东郊渐渐出现了几道战壕和反坦克障碍物。但当苏联红军在冰封的河面前停下等待春天河面解冻时，保卫首都的准备工作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停了下来。直到3月，柏林的防御工作才再次被提上台面，但那时显然已经太迟了，建立防线所需的兵力、补给或装备都严重匮乏。

经过两个月能够累垮人的疯狂劳作之后，一道道差强人意的防线匆匆建成。2月底，在距柏林30~50公里处，一道不连贯的“障碍地带”匆忙建立起来。这条障碍带穿过森林和沼泽，沿着湖泊、河流和运河布设，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在雷曼上任之前，下达的命令中已经宣告这条障碍地带是“筑垒地域”。为了迎合希特勒的“要塞癖”，当地的人民冲锋队被告知，他们被寄予了厚望——必须战至最后一人，决不能投降或是后退。要把这样的地方变成固若金汤的防线，需要投入数量巨大的人力、枪炮和材料，因为这道环绕着大柏林的障碍地带几乎长达240公里。

雷曼很快就发现，除了直接处于军事管理下的那些障碍区，所谓的“筑垒地域”往往只有几道掩护着大路的战壕和一些零星的炮兵阵地，抑或几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窗户用砖堵住后留出机枪眼，就被改建成了碉堡。这些脆弱的阵地大部分甚至都没有配备守军，完全就是个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却在总理府的防御地图上被夸张地标明为抵抗枢纽。

用来抵御进攻的主要防线在城市内外，好比3道同心圆似的环形防线，构成了内部防御的基本模式。

第一道防线周长约为100公里，围绕着城郊。由于没有合适的防御工事，所以任何东西都被用作障碍物：老式的火车车厢和马车、建筑物废墟、巨大的混凝土墙、被改建的防空地堡，以及大自然的贡献——柏林的湖泊与河流。现在，成群的人正在日夜连轴转，试图把这些天然障碍和人工设施连接成一道连续的防线和反坦克屏障。工作是靠人力徒手实施的，没有工程机械，大多数挖掘机早就被送到了东边，用以修筑奥得河前线野战军们急需的防御工事。所剩无几的几台机器也由于燃料短缺派不上太大用场，每一加仑可用的汽油，都被送到了装甲师。在环形防线上施工的工人本应该超过10万名，可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超过30 000人，甚至连手工工具也极度缺乏。报纸上曾疾呼，要大家捐献出铁镐和铁锹，但应者寥寥。诚如雷菲尔上校刻薄的话语：“柏林的园丁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与挖掘反坦克陷阱相比，开垦土豆地才是头等大事。”在雷曼眼中，无论如何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按时完成这道环形防线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工作，远没有完成的希望。

第二道或者说中间那道环形防线，如果由久经战阵的精锐兵团把守，而且又能配备足够的武器，那么完全能够成为一道令人生畏的障碍。它周长约40公里，障碍物也早已就位了，柏林的发达的铁路系统已被改造成为一个致命的陷阱。很多地方有深深的轨道路堑和岔线，其中一些路堑和岔线有100~200米宽，形成了完美的反坦克壕沟。俯瞰着轨道的建筑物被改建成碉堡，里面的炮手能够逐个瞄准射击陷在沟壑里动弹不得的敌军坦克。这条环线沿着其他地域，随着柏林轻轨铁路延伸而去，给予防御者城墙似的高高路堤和有利地形。

即使这些防御都被打垮，城市中心仍然还有被称作“内圈”的第三道环形防线。这道最后防线内的区域位于米特区，被称为“堡垒”，被兰德韦尔运河和施普雷河环抱，几乎所有的政府大楼都挤在这个最后的防御岛屿里面。大楼被路障和混凝土块墙连接起来，最后的守军将在这些大楼里进行孤注一掷的顽抗——在戈林面积巨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在位于本德勒街庞大的预备军司令部里，以及在总理府和帝国国会大厦空荡荡的发出回音的残垣断壁里。

从“堡垒”区朝外延展，在这3道环形防线内外分布着8个馅饼状的防区，每个防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从东边的韦森塞区开始，这些防区按顺时针方向被冠以a—h的代号，“内圈”的代号是z。支援这3道环形防线的是6座令人生畏的可抵御轰炸的防空塔，它们被部署在市内各处——洪堡海因、腓特烈斯海因以及柏林动物园。

不过这一“柏林要塞”缺乏许多极其重要的要素，尤为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守军。雷曼认为，如果真想保住这座面积达832平方公里的危城（如此巨大的城市在规模上已与纽约无异），即使在理想条件下也需要20万名经过充分训练并富于战斗经验的士兵。但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手头只拥有一支鱼龙混杂的杂牌军。柏林城内的守军——如果真能将其称为一支军队的话——是个彻头彻尾的大杂烩：从15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到70多岁的老人，不一而足。他有为数不少的警察、工兵部队和高射炮兵，但步兵却是6万名未经训练的人民冲锋队员。这些人民冲锋队员中的疲倦老人，现在要么正在挖掘战壕，要么正蹒跚地进入通向柏林城内的交通要道旁的阵地，他们将承担起城市防御战的重任。人民冲锋队在军队体系中地位低下，尽管在紧急时刻他们被要求与国防军并肩作战，但并不被认为是陆军的组成部分。就像希特勒青年团一样，他们是由当地的纳粹党官员负责的，在战役开始之前，雷曼甚至都不能对这支队伍行使指挥权。就连人民冲锋队的装备也是由纳粹党负责的，他们没有自己的车辆、野战厨房或者通信设备。

总而言之，雷曼的部下有三分之一纯粹就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其余的人也是最近才拿到了五花八门的“武器”。他后来回忆道：“他们的武器，来自德国的每一个盟友或者对手。除了我们自己分发的武器之外，还有意大利、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挪威和英国的枪支。”至少有15种步枪和10种机枪。为这种大杂烩般的枪支找到足够的弹药是不可能的。那些装备了意大利枪支的营要比大多数营都走运，每支枪最多能有20发子弹。人们发现，比利时枪支只能用某种特制型号的捷克斯洛伐克子弹，但比利时的弹药在捷克式枪上却毫不匹配；希腊的武器没有多少，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仓库里却储备了大量的希腊弹药。由于弹药严重短缺，人们情急之下找到了一个土法子：用各类机械对数量繁多的希腊子弹进行再次加工，这样就能用意大利步枪把它们射出去了。但这种发狂似的临时凑合只是聊胜于无，并不能缓解子弹匮乏的窘境。在苏联人发动进攻当天，每个人民冲锋队员的弹药供给是平均每支步枪配5发子弹。

现在，当雷曼在东郊的阵地上巡视时，他确信苏联人将会不受阻碍地从德军阵地上碾过。缺乏太多的防御要素了：对巩固防御而言极其重要的雷区几乎不存在，因为可用的地雷屈指可数；一种最古老也最有效的障碍物——铁丝网，几乎也无从获得；雷曼的炮兵部队包括一些机动高射炮，几辆隐藏在半地下掩体内只露出炮塔的坦克，这种炮塔上的枪炮不足以封锁前方的道路；还有巨型防空塔上的高射炮，尽管火力强大，但在地面战中用处有限，它们被固定在高耸的塔楼上且缺乏俯角，因此很难轰击近距离的目标，对杀到眼前的苏联步兵和坦克几乎无能为力。

雷曼知道，他自己的形势只能用“绝望”二字来形容，对其他地方的前景他几乎同样悲观。他认为奥得河前线根本守不了多久，也不能指望那些撤进城的正规军会对自己施以援手。雷菲尔上校曾经与布塞上将指挥部里的军官讨论过获得帮助的可能性，他只得到了一个生硬的答复。“别对我们抱有期待，”布塞的参谋长约翰内斯·赫尔茨（johannes hölz）少将说道，“第9集团军待在奥得河畔，并且将一直待在那里。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算打光了也不会退却。”

雷曼始终难以忘却在一处防区与人民冲锋队官员的谈话。雷曼当时提问：“如果一辆苏联坦克突然从远处向你冲来，你会如何应对？你如何警告友军敌人的装甲部队来袭？比如说吧，现在这辆轰鸣的重型坦克正朝着这里开来，告诉我你如何处理。”令他目瞪口呆的是，那个人突然转身跑向了阵地后面的村子里。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气喘吁吁神情沮丧。“我找不到电话，”他窘迫地解释道，“我忘了邮局在下午1点到2点之间是不开门的。”

当雷曼驱车返回城里时，凝望着车窗外的他却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他感到可怕的厄运正在积聚，在黑暗之中柏林可能永远消失。

在敌人的巨大压力下，战线正在缓慢地破裂。海因里希一整天都在前线，从一个指挥部到另一个指挥部，视察野战阵地，与指挥官们谈话。令他惊讶的是尽管胜算如此之小，但布塞的士兵却打得很好。首先，三天来第9集团军挡住了猛烈的初步进攻；现在，他们承受苏联人主要攻势全部压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4小时。布塞的部队进行了凶猛的抵抗，单是在塞洛地区他们就干掉了150多辆坦克，击落了132架飞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被不断削弱。

当海因里希在夜色中驱车返回指挥部时，他发现车在难民潮中几乎停止不前了。当天他在各处都看到了大量难民——有的人背着包袱，有的人拉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他们最后的财产，还有些人坐在用马或牛拉的农用板车上。在许多地方，数量惊人的难民给海因里希的部队带来的麻烦一点也不比冲杀过来的苏联人小。

在集团军群指挥部里，焦急的参谋们聚集在一起，听将军讲述他对形势的直观印象。海因里希神情严肃地总结了他所看到的情况。“他们撑不了多久，”他说道，“前线部队已经精疲力竭了，累得连舌头都伸了出来。不过，”他略显骄傲地说，“我们仍在坚持，这是舍尔纳办不到的壮举。那位伟大的军人甚至连挡住科涅夫的攻势一天时间都做不到。”

此后不大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来电话了。“我们对你部目前的战况十分满意。”他语气平和地告诉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承认这一点有道理。“考虑到进攻的规模，我们没有丢掉多少地盘。”他说。克雷布斯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更为乐观的答复，他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期许，但海因里希就是不这么做。“我已经认识到，”他干巴巴地告诉克雷布斯，“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以前永远也不要赞美白天。”

在黑暗中，列兵维利·费尔德海姆更紧地握着他那支笨拙的“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所在，只是听说这条散兵坑组成的防线掩护着克洛斯特多夫地区的3条道路，距离前线大约有29公里。

就在刚才，在等待苏联坦克出现在道路上的时候，维利感到自己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冒险。他想象着当他看到第一辆敌人坦克，并且终于能够第一次发射反坦克榴弹时的场面会是什么样子。坚守十字路口的3个连被告知，要让坦克离得尽可能近，然后再开火。维利的教员说射击距离最好压到50米以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苏联人的坦克会咆哮而至。

蹲伏在潮湿的散兵坑里，维利想起当号手的那些日子。他对1943年的一个阳光灿烂、天气晴朗的日子记忆犹新。那天希特勒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讲话，维利就在那群号手之中，他们在元首入场时吹奏出响亮的号声。他永远也忘不了元首对希特勒青年团员们的鼓舞：“你们是国家未来的保证……”而人们则呐喊道：“遵命元首！遵命元首！”那是维利生活中最难以忘却的纪念日。那天下午他确信无疑，帝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最精良的武器、最优秀的将军，更有寰宇之内最伟大的领袖！

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闪电，在明亮的一瞬间维利的梦想消失了。他探出头来朝前方注视，再次听到了暂时忘却的低沉炮声，他感到很冷。他的胃痛了起来，很想哭。15岁的维利·费尔德海姆被吓坏了，一切高尚的目标和激励的话语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本能的恐惧压倒了一切。

鼓声渐渐小了，以至于人们几乎难以察觉。但就在此时，大号却轻轻地吹奏了起来，似乎是在对这难得的平静做出回答。鼓手们不甘寂寞，没过多久低沉的鼓音又加入了合奏，低音提琴也活跃了起来，但萦绕着的大号回音却显得格外沉重与不祥。令人敬畏而又壮丽辉煌的《诸神的黄昏》，正由柏林爱乐乐团行云流水般演奏出来。贝多芬大厅里的黑暗气氛，似乎就像音乐本身一样显得十分悲怆，唯一的照明仅仅是乐团谱架上的灯光。音乐厅里面很冷，很多人都裹着大衣。冯·韦斯特曼博士与他的妻子和兄弟一起坐在包厢里，附近是乐团指挥罗伯特·黑格尔的妹妹，她和3个朋友在一起。而在前排中央的惯常座位上，依然坐着帝国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

在演奏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后，特施纳和他的家人以及格奥尔格·迪布尔茨的女儿便离开了音乐厅。他们现在正在通往安全的路上——他们是少数踏上这条路的人。施佩尔遵守诺言，他的车正在门外等候，他甚至还派了自己的助手护送这一小群人安全到达目的地。现在，为希特勒制造战争工业机器的可怕设计师，正倾听着暴风骤雨般的可怕音乐。音乐讲述着诸神的罪行，西格弗里德[12]躺在他的葬礼的火床之上，布伦希尔德骑着马登上柴堆，要陪他一起死去。然后，随着铙钹声和击鼓声，雷鸣般的音乐达到了高潮：可怕的浩劫摧毁了瓦尔哈拉神殿[13]。当这个悲怆而又雄壮的音乐充满了听众席时，听众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恸，欲哭无泪。[14]

[1] 许多士兵在奥得河畔申请加入联共（布），这并非总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与美军或者英军不同，苏联红军并没有身份识别牌——或曰“狗牌”——的注册系统；在作战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苏联红军家属，很少会得到正式通知。但如果一名联共（布）党员伤亡，党的有关部门就会告知他的家属或者亲属。——原注

[2] 这里的自行火炮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德军根据不同的作用一般要细分为突击炮、坦克歼击车和自行火炮，分属不同的兵种，本书在叙述时未作细分。

[3] 1945年6月，朱可夫告诉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他用各种口径的22 000门火炮开始了攻击。他最初的计划要求有11 000门野战炮，但在攻击开始的时候是否已经获得了那么多炮，不得而知。苏联人给出的数字各种各样，从2万到4万门火炮不等，不过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朱可夫起码有7 000到8 000门野战炮，并且还有同样数字的口径小一些的炮。——原注

[4] 科涅夫是在重复斯大林本人的怀疑。在4月初，斯大林曾经给罗斯福发去电报，称听说盟国已经在伯尔尼同德国人达成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他们将敞开英美盟军前线的大门，让他们向东推进。而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许诺，他们将放宽给德国人的停战条件。在西线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停战了……（与此同时）……他们将同苏联战斗到底，而英美盟国却……”罗斯福回答说，他对这一断言感到吃惊，这一说法称“我已经在没有首先获得您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就与敌人达成了协议……坦率地说，因为对我和我所信任的下属行为的卑鄙且失实的陈述，我不能不对那些向您告密的人感到愤愤不平，不管他们是谁”。斯大林和他的元帅们还是不信，甚至在今天，苏联国防部的最新历史著作——《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仍然说：“为了避免让苏联红军夺取柏林……希特勒之流……准备把首都拱手交给美国人或者英国人。我们的盟友们也期望能夺取……（它）……尽管已经有了协定……要把柏林划入苏联军队的作战区域……”当然，事实上，盟国和德国从来没有签过这样的协议。——原注

[5] 直到20年以后，科涅夫读到普霍夫将军的回忆录时，才知道有这事。——原注

[6] 巴尔杜尔·贝内迪克特·冯·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1974），纳粹政客。1925年加入国社党，1933年被任命为帝国青年领袖，指导纳粹党的全国青年组织，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法国战役期间，他志愿以士兵身份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服役，后晋升少尉，1940年8月起担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

[7] 维也纳于4月13日被苏联红军攻占。——原注

[8] 希特勒明显指的是罗斯福总统。——原注

[9] 此处原文写的是60岁，魏德林出生于1891年，1945年时应该是54岁。

[10] 此处原文写的是近卫坦克第65旅，但该旅在柏林战役期间隶属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近卫坦克第9军序列，在塞洛高地参战的是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坦克第11军下属的坦克第65旅。

[11] 西格弗里德防线（siegfried line），20世纪30年代沿德国西部边界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网。1944年从法国和比利时退却的德军利用这条防线暂时挡住了美军的追击，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这条防线到1945年才被完全突破。

[12] 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史诗《尼伯龙根之歌》的英雄，理查德·瓦格纳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的主角，以屠龙闻名。

[13] 瓦尔哈拉神殿，北欧神话中主神兼死亡之神奥丁接待战死者英灵的殿堂。

[14] 大概乐团有多少幸存者，对最后一场音乐会就有多少种说法，可谓众说纷纭。有关其日期、曲目甚至演奏者，都是言人人殊，那些对施佩尔的计划一无所知的人，拒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本书引用的说法根据冯·韦斯特曼博士的叙述和记载，辅之以格哈德·特施纳提供的信息。——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