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已经山穷水尽了。它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庞大力量的挤压，其控制区在地图上看起来类似于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组成了沙漏的上半部分，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奥地利和如今依然由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北部是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块地区最狭窄的细腰部分，美军和苏联红军战线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145公里。北方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南部地区的战斗烈度则要低得多。威廉·辛普森中将指挥的美军第9集团军在中部地区沿着易北河岸坚守阵地，同时将此前他们朝易北河突进时绕过的零星抵抗据点逐个拔除，并防止德军对桥头堡发动反击。对第9集团军来说，如鲠在喉的痛点只有一个：马格德堡。守军指挥官多次拒绝投降。最终，失去耐心的辛普森召来了轰炸机群，把这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上化为一片焦土，然后他的部队向该城发起猛攻。

17日下午，第30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发起进攻后，布莱德雷上将来到了辛普森的指挥部。这时电话响了。辛普森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听筒对布莱德雷说：“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完整地夺取马格德堡大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太清楚辛普森希望他怎么回答。这座高速公路桥是前往柏林距离最短和最快捷的通道，但他摇了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需要更多的桥头堡了。我估计如果夺下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守住。不过，让咱们期盼另一边的朋友在你着迷于它之前炸掉它吧。”

布莱德雷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确，足以让他制止辛普森产生任何继续前进的期望。他接到的命令说：“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部队发起攻击行动，包括在易北河—穆尔德河一线以东建立新的桥头堡……”辛普森的部队仍然保持着威胁柏林的态势，仅此而已。

几分钟以后，第二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辛普森放下电话丧气地告诉布莱德雷：“别担心我会轻举妄动了。德国佬刚刚把那座该死的桥炸上了天。”

大桥被炸终结了“大傻”辛普森的最终梦想，他本想率领强大的第9集团军攻入柏林。盟军最高统帅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首要目标”。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boizenburg）北边的小村庄里，村民们因若隐若现的哀哭声受到惊吓。随着怪声逐渐清晰，他们看见了一幅奇景：两名苏格兰风笛手打头，吹奏着风笛沿路步行而来，身后跟随着“迪克西”·迪恩斯准尉以及12 000万名战俘，他们排成纵队，在少量德国警卫的监视下行军。这些战俘衣衫褴褛，将随身物品捆扎好背在背上，他们又冷又饿，十分憔悴却昂首挺胸。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当你们路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打扮整齐，要让这些残忍的非人类确切明白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迪恩斯自己的运输工具是一辆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老式自行车，自行车的前胎因为打了一大块补丁而鼓起，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但迪恩斯对它带来的机动性感到欣慰。道路上满是战俘，约2 000人一个纵队，每个纵队两侧都有德军警卫。迪恩斯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们并观察纵队两侧的德国警卫。迪恩斯试图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但这个差事令人精疲力竭。在经过十天似乎漫无目的的行军之后，战俘们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德国补给车为战俘提供必需品，人们主要依靠从乡间找来的食物充饥。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短缺感到有些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说的是实情。他对自己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ronald mogg）说：“我认为，他对我们这样一天又一天究竟要走到哪个鬼地方去，同样毫无头绪。”

自从离开法灵博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游荡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雷瑟（gresse），据说载有红十字会提供的食品的卡车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下，别再走下去了。他对奥斯特曼直言，再走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英军很快就会追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从战俘营里秘密带出了几台珍贵的收音机，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表明盟军的态势非常好。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两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消息。只要是在有电源的地方，英国人就收听留声机里的声音；而在行军途中，则使用带电池的收音机。“查理”·贡巴赫（“charlie”gumbach）下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约翰·布里斯托中士背着那台沉重的老式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何不把它扔了？”这个德国人建议道。“我已经迷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无论如何，要是入夜后我们听不到音乐，大家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疑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贡巴赫茫然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可能脑子都有问题。

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道路上拐弯，转向下一个村子行军的时候，风笛手们再次奏响了风笛，队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至少，”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到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对他说道，“我们正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

在东线，崔可夫的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终于凭借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塞洛高地夺得了一个立足点。波佩尔中将后来记得，16日午夜前，“在塞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屋……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16日整晚，苏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佩尔说道，“他们只要对着大致的方向开火。”17日中午时分，崔可夫亲自来到塞洛，他发现敌人的抵抗异常猛烈，这位将军悲观地估计“要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的每道防线”，都需要“一天的时间”。塞洛高地直到17日晚上才被攻克。突破前两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两天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至少还有3道这样的防线。

波佩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塞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可以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它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火炮仍然在射击。为了夺取高地，朱可夫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如今需要重整之后才能继续前进。朱可夫大发雷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科涅夫正在逐步推进，于是要求部下全力以赴。

在激战当中，苏联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妙招，来防御“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发射的超口径火箭弹。伊万·伊万诺维奇·尤舒克少将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前面，它可以提前引爆触发引信的超口径火箭弹。在这些弹簧床垫保护之下的苏军坦克即将用大炮对城市发起猛攻。

在科特布斯附近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正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军炮兵连仍在开火。科涅夫听着那种计时精确、有条不紊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这是典型的德国炮兵的射击方式。他有些好奇德国人的射击目标是哪里——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自己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这炮火的目标是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坦克。自从中午渡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开出数公里之遥了。它们冲垮了敌人的防线，正向吕本隆隆行进，那里已接近他的部队与朱可夫的部队之间分界线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军的时候了。

科涅夫对目前的态势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残酷激烈、部队伤亡惨重，但他的坦克手们推进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17日一大早，当科涅夫驱车去前线视察部队渡过施普雷河的情况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尚未燃尽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说：“不计其数的坦克或是被打瘫，或是被彻底焚毁，各种车辆装备淤陷在溪流和沼泽之中，到处都是扭曲变形的钢铁，尸横遍野——这些都是刚刚经过此处，并且在此激战的部队遗留下来的。”

科涅夫本以为强渡施普雷河的作战行动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条河的部分河段宽达55米。但等他来到雷巴尔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部时，有一些坦克实际上已经通过门桥运过河了。不过门桥轮渡太慢了，必须尽快突破施普雷河一线。科涅夫和雷巴尔科匆匆赶到一个地区，侦察兵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河。尽管此处河面的宽度接近45米，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试试。雷巴尔科挑选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做了情况介绍，那辆坦克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开始缓慢渡河。河水漫过了坦克履带——不过也就这样了，这里的河水深度只有一米出头一点。于是雷巴尔科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缓缓地驶过了河道。施普雷河的德军防线随后就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成功渡河，继续全速前进。

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科涅夫元帅与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他以斯大林一贯要求部队遵守的军事礼仪开始了通话。“我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请讲。”

“这是我军的战术态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坦克集团军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finsterwalde）西北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已推进到施普雷河的岸边。”他顿了顿，“我建议应该让我的坦克部队立即向北推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那里，”斯大林说道，“遇到了困难，他仍然在尝试突破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敌人在那里的抵抗极为顽强，不肯屈服。”说到这里斯大林短暂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坦克集团军从你战线上的突破口通过，让他从那里冲向柏林呢？这样可行吗？”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耗费大量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把坦克集团军调过来，我的攻势进展顺利。”他决定冒险向领袖提出自己的计划。“我有足够的兵力，而且态势也极为有利，我的坦克集团军占据了转向柏林前进的极佳位置。”

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柏林南边40公里处的措森前往柏林。“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斯大林停顿了一下以查看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吗？”科涅夫说他清楚这一点。斯大林又停顿了一下，最后说道：“那好吧。我同意，让你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部队分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了。科涅夫放下电话，心里很是满意。

朱可夫从斯大林那里得知了这条“噩耗”，老对头科涅夫正冲向柏林——对这位元帅而言，那显然不是一次让他感到愉快的交谈。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它对司令员产生的影响。帕维尔·特罗扬诺夫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情况相当严峻，况且斯大林的训斥通常措辞严厉。”特罗扬诺夫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脸色铁青，他不喜欢任何人来分享本应属于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生气。”波佩尔中将则是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僚，这头狮子很快就会用利爪刺向敌人了！当天夜晚，朱可夫严厉地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

如今恐慌开始在德军防线迅速蔓延，在战线各处几乎都出现了物资短缺的现象。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没有，道路上挤满了逃命的难民，这一切都使得部队几乎难以进行大规模机动。机动性的丧失造成了恶果：当部队转移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包括所剩无几的火炮都得被遗弃。通信线路处于半瘫痪状态，在一些地方则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命令在最终传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这些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令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部队可接管了，因为这些部队很多都已经全军覆没，手下士兵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早已战死。在一些地方，没有经验的新兵由于没有军官指挥，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指挥部被迫频繁转移，也全然不知他们的指挥部到底处于何方，自己应该如何与指挥部进行联络。

一支支部队陷于包围，或被俘虏，或被打垮、被歼灭；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不是瓦解就是干脆逃跑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的大规模攻击，但冯·曼陀菲尔预料到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南部较远一点的位置，布塞的第9集团军一部仍然在坚守着，但已经开始受到总崩溃的影响：集团军左翼在朱可夫雷霆万钧般的坦克攻势面前已经垮掉了，右翼则遭到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发起的强有力的猛攻而陷入了包围。事实上维斯瓦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乱、恐慌和死亡之中——正如海因里希早就料到的那样。

像海因里希一样，曾和苏军多次交战的冯·曼陀菲尔也不敢对当面的苏联人掉以轻心。现在他乘坐fi 156“鹳”式侦察机，飞行在奥得河上空观察敌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不想掩饰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大摇大摆地向预定位置调动。苏联人的自负让冯·曼陀菲尔感到不可思议，好几天来当他在苏军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地面上的敌人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

冯·曼陀菲尔知道，当苏联红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无法长时间坚守，他虽然名义上指挥着装甲集团军，但实际上手头根本就没多少坦克。为了顶住朱可夫对第9集团军发起的猛攻，海因里希又把冯·曼陀菲尔集团军所剩无几的装甲部队抽调一空。这些装甲部队隶属于党卫军第3装甲军，该军原本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森林防区的南部边缘，军长是费利克斯·马丁·尤利乌斯·施泰纳（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他被国防军的军官们誉为武装党卫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的坦克被调走了，但他也获得了别的增援。他煞有介事地向冯·曼陀菲尔报告说：“我刚刚得到了5 000名空军飞行员，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请您告诉我，我该如何使用他们？”

“我敢保证，”冯·曼陀菲尔向他的参谋们讽刺道，“在希特勒的地图上肯定插着一面表示第7装甲师的小旗，即使它连1辆坦克、1辆卡车、1门火炮甚至1挺机枪都没有。我们有一支幽灵组成的军队。”

现在，冯·曼陀菲尔从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苏军将在20日前后发动总攻。他知道自己那时应该怎么做，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然后打算“节节后撤，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全都撤退到西边去”。冯·曼陀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落入苏联人之手。

第9集团军现在大难临头了，然而撤退却并不在其指挥官的考虑范围内。在特奥多尔·布塞将军看来，如果没有命令就撤退的话，自己铁定会被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因为希特勒下的命令是死守，打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朱可夫的坦克大军在突破了塞洛高地之后继续猛打猛冲，在第9集团军的北翼扯开了一个大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突向柏林。联络基本中断，使得布塞无法评估突破的程度，他甚至不知道反击是否能够堵住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前锋已经冲杀到距柏林城仅40公里之遥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9集团军南翼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令人惊恐，乌克兰第1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吕本，正在第9集团军的侧后迂回前进，并全速朝北进军直扑柏林城下。布塞不知道，第9集团军是否会步莫德尔的后尘，被敌军合围消灭掉。不过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莫德尔和他的部队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是被美国人包围的。[1]而自己一旦陷入重围，那就只能当苏联人的俘虏了。

魏德林上将指挥的第56装甲军在塞洛地区已经承受了朱可夫的主要突击，对他而言，形势令人烦躁不安。他的部队抵挡朱可夫的攻势已有两天之久，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焦急等待的上级许诺拨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和战斗力完备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却并没有按时抵达参加反击以阻止朱可夫的坦克进攻。

北欧师的确有人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约阿希姆·齐格勒（joachim ziegler）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齐格勒乘车来到明谢贝格北边的魏德林的军部，从容地宣布他的师在几公里以外，但是燃料耗尽。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每个装甲师本来都应该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根本就不想被国防军军官指挥，显然他并不认为他的师需要立即开赴前线。现在又在加油上浪费了宝贵的20个小时，但齐格勒和他的部下仍未进入预定阵地。本该在一天前，也就是17日抵达魏德林那里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刚刚才到，原计划投入这支部队进行反攻的计划流产了，这个师抵达前线时，刚好遇到大撤退。

魏德林碰到的倒霉事一个接着一个。当朱可夫强大的坦克部队源源不断地从高地上猛冲下来时，在那些遭到重创的德军部队当中，海因里希最为担心的戈林的第9伞兵师遭到了极大打击。戈林的伞兵们在高地争夺战爆发之后就士气全无，在苏联红军的炮击和坦克冲击下，他们惊恐万分，迅速溃散丢弃了防线。汉斯—奥斯卡·韦勒曼（hans-oscar wöhlermann）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指挥官，他是在苏联人发起强渡奥得河攻势的那天到达的，目睹了随后发生的可怕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狂奔”，哪怕他拔出手枪来威胁他们，那些狂乱的伞兵照样停都不停。韦勒曼发现，该师的师长“孤身一人，部下的溃逃令他抓狂，他试图把还没逃之夭夭的人，无论他们是干什么的全都拦下来”。最终这次狼狈不堪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韦勒曼的话来说，这支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仍然是整场战役过程中的一个隐患”。至于海因里希，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琳庄园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件事要告诉您，”他讥讽地说道，“您的那些曾经在卡西诺山战斗过的部队，那些著名的伞兵——嗯，他们逃跑了。”

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地挡住苏联坦克部队的攻击，但第56装甲军的战线仍然无法固守。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theodor von dufving）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出色地反复进行钳形机动，在向德军两翼实施迂回的同时展开猛攻，一再合围我们，迫使我们后撤”。这个军还遭受了无情的空中打击：冯·杜夫芬不得不在4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联红军的钳形战术迫使魏德林在午后转移了两次军部，这导致他与布塞的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时，魏德林来到明谢贝格西北的瓦尔齐费尔斯多夫（waldsieversdorf）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显得紧张不安且忧心忡忡。韦勒曼后来记得，“他一直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盯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56装甲军的真实态势时，“仿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无力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离开了。韦勒曼和军部里的其他参谋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拉开了序幕。若是这样的话，起码会给我们看到最后的希望”，但他并没有谈及此事。

外交部长刚走，3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独臂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arutr axmann）就来了，他相信自己带来的消息会让魏德林感到高兴。阿克斯曼大声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已经斗志昂扬地做好了准备，正在第56装甲军后方的道路上集结，将和正规军一起投入到血战当中。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却让阿克斯曼碰了一鼻子灰。韦勒曼记得，魏德林已经震怒到说不出话的地步，过了一会儿，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拿他们当炮灰！我要求立即撤销这道命令，别让这群可怜的孩子上战场！”胖乎乎的阿克斯曼被吓蒙了，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道命令将被撤回。

如果说真的发布了撤销这一命令的指示，那它也从来没有被传达到数以百计、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处于备战状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那里。他们仍然坚守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他们很快就被苏联人的攻击打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连里的130名少年被击溃，他们仓促退却，最终停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战斗间隙他躺在一条板凳上伸展四肢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惊醒了，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有一个声音说道：“我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太安静了。”

活着的孩子们冲出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的不可思议的可怕景象，就像一幅描绘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灿烂的阳光下尸横遍野，没有什么是完好的，房屋成了废墟，车辆或被击毁或被遗弃，有些车辆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尸体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步枪和‘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这真是让人疯狂，此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幸存者”。

原来，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

柏林城内，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紧张。雷曼将军将手里薄弱的兵力部署在外环防线上，他得到了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发出，而那是警告苏军已经破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最后时刻即将来到。此外，在各条主要通道和大街上也开始设置路障了。

甚至连戈培尔也无法对近在眼前的威胁熟视无睹，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被宣传部炮制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宣布，苏联红军已经强渡奥得河，并且说：“一个新的重大考验，也许是最严酷的考验，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员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员摧毁的每辆苏联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其他时间来的分量更重。今天的口号是：咬紧牙关！战斗到底！寸土不让！为最后的决定时刻努力奋斗！”戈培尔还警告柏林人，苏联人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些没有在街垒中战死的人“将被清算，作为奴隶被流放”。

18日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总理府发出的一道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道命令，内容是：“第9集团军要求，用上你手头的一切力量，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守住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守住远离城市的防线。这使雷曼大为惊骇，1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匆匆集结，外加大德意志警卫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和征用之后，一支七拼八凑的车队集结起来，载着这支部队向东方开拔。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然后转向戈培尔的副手。“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帝国的首都守不住了，首都现在就是座不设防的城市。”

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在经历了几个月漫长的暗查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他与其他顾客站在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弯下身子，轻拍着小巧的腊肠犬，这个动作也让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不过那两个站在他身旁的衣着考究的女人也没有试图保密。

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它只面向特定的顾客，包括纳粹党中有相当地位的各级人物。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客人了。不过，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购物的，特供商店云集的达官贵人给这位潜伏的特工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情报来源。比如说刚才，仅仅听旁边两位胖嘟嘟的贵妇间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许多非同寻常而又准确的情报。他想，她们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她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

维贝格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摘下洪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加快步伐，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经过几个小时冗长的讨论之后，两人都认为维贝格听到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报告被用无线电发往伦敦，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份报告采取行动。按照他先前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肯定在柏林地区——位于贝尔瑙（bernau）的一个指挥部里，在柏林东北仅约22公里处。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次大规模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

4月20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丝，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撤离。”他说道。路易丝争论说她想继续留在红十字会里工作，但约德尔执意要她走。“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苏联人一旦抓住你就会把你押解到卢比扬卡，一天都不会耽搁。”他说道。“但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她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总而言之，没人知道的地方，”他有些焦急地解释着，“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遭到更加猛烈的轰炸，”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时发生。”

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地堡。这个生日与元首的其他生日并无不同：与往年一样，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祝寿，约德尔应该也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丝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皮包，吻别了妻子。“我必须赶快去祝贺。”他说道。路易丝很担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她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愿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路易斯追在丈夫的身后呼喊道。

希特勒统治集团中的另一个心腹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席典礼只是为了证明他仍然忠诚，但他已经打算在典礼结束后就前往南方。戈林已经确信到了向卡琳庄园和不动产道别的时候了，而卡琳庄园在柏林西北约80公里处，在苏联红军于清晨5点30分开始轰炸当地后不久，他便做出了这个决定。戈林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希指挥部打电话，得知北方的战斗已经打响，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终于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戈林完全了解冯·曼陀菲尔手头那点兵力是完全不够的，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内数次巡视那道战线，他大声地讽刺着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懈怠闲混，什么准备都没做，苏联人只需一路大笑着走过你们的防线”。

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做了充分准备。卡琳庄园大门外的大道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车上装载着庄园里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支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柏林的德国空军总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将与设备一起在那天夜里搭乘别的车离开。[2]

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指挥官嘱咐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的簇拥之下，车队离去了。戈林站在那里看着恢宏的庄园主楼、华丽的厢房和扶壁，一名德国空军的工兵军官走上前来，对他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在几名部下和一些当地人的注视下，戈林走到马路对面，在一个引爆装置旁弯下腰，把点火杆推了下去。随着一声巨响，卡琳庄园在剧烈的爆炸声中被炸掉了。

不待尘埃落定，戈林就走回他的轿车。他转向一名工兵军官平静地说道：“嗯，这就是作为储君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他砰地关上车门，前往柏林，参加元首的生日庆典。

希特勒在上午11点起床，从中午开始接受他的心腹的祝词——其中有约瑟夫·戈培尔、马丁·鲍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阿尔贝特·施佩尔，以及军队统帅卡尔·邓尼茨、威廉·凯特尔、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汉斯·克雷布斯，以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他们之后到来的是柏林地区的地方长官、参谋和随行的秘书。然后，在远处传来隆隆炮声之时，希特勒在随行人员的前呼后拥下走出地堡，在被炸成了荒原的总理府花园里检阅了来自两支部队的人员。一支是刚刚抵达的库尔兰集团军下属的党卫军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3]另一支是阿克斯曼领导的一小群骄傲的希特勒青年团员。很久以后阿克斯曼说道：“每个人都被元首的颓唐模样惊呆了。他走路时弯腰驼背，手也在颤抖。但令人吃惊的是，意志力和决心仍然从这个人身上焕发出来。”希特勒同孩子们一一握手，给阿克斯曼介绍的一些“近来在前线表现杰出”的孩子授予勋章。

然后希特勒向党卫军的队列走去。他同每个党卫军官兵握手，并且自信地预言，敌人在接近柏林之前就会被打败。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旁陪同。自4月6日以来，他就不时地与瑞典红十字会会长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秘密会面，希姆莱闪烁其词，向贝纳多特试探是否有可能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与盟国谈判。但现在他迈步向前，重申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以及党卫队对希特勒的忠诚。根据安排，几个小时以后他就要再次与贝纳多特会面。

检阅仪式结束之后，希特勒的军事会议立即开始，此时戈林也到了。克雷布斯做了情况简介——尽管每个人都已熟知形势，柏林将在几天内甚至几小时之内被敌人彻底包围。在柏林被围之前，布塞的第9集团军就可能被包围而陷入困境，除非下令让它撤退。在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的眼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元首以及仍然留在柏林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必须离开首都到南方去。凯特尔和约德尔极力主张迁移，但希特勒则坚称目前的情况还没那么糟。按照元首的德国空军副官尼古劳斯·冯·贝洛（nicolaus von below）上校的说法，“希特勒认为，要避免战败的唯一可能就是打赢柏林保卫战”。不过他也做了一点让步：一旦美国人和苏联人在易北河会师，帝国的北方将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指挥，南方则可能由阿尔贝特·凯塞林空军元帅指挥。与此同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将得到授权，立即从首都撤离。

希特勒并没有披露他本人的打算，不过地堡里至少有3个人确信他绝不会离开柏林。约翰娜·沃尔夫小姐是希特勒的秘书之一，几天前她就听见他说，“如果形势彻底崩溃的话，就会自我了断”。冯·贝洛也认为“希特勒已打定主意，要待在柏林，并死在那里”。约德尔回家后告诉他的妻子，希特勒在一次私下聊天时曾经说：“约德尔，我将与忠于我的人并肩战斗，然后我就开枪自杀。”[4]

大部分政府部门已经从柏林城内疏散，留下的帝国行政机构看来也已经为这个时刻准备好些天了，就像赛跑的人等待发令枪响一般。真正的集体大逃亡现在拉开了序幕，它将持续到城市最终被合围。德国空军总参谋长卡尔·科勒上将在日记里提道，戈林已经逃之夭夭。“自然，”科勒写道，“他把我扔在这里，是为了让希特勒把所有的怒火都发在我的身上。”大小官僚都逃得没影了。菲利普·昂贝尔（philippe hambert）是一名年轻的法国劳工，也是一名制图员，在托特组织的建筑师卡尔·杜斯特曼（karl dustmann）博士的事务所里工作。他的老板突然给了他一个价值1 000马克（大约相当于250美元）的礼物后就离开了市区，这份大礼让菲利普·昂贝尔惊得目瞪口呆。玛格丽特·施瓦茨在自家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公寓花园里朝街道扫了一眼，看见一辆配有司机的蓝色大轿车在附近一幢房子外停住了。她的邻居奥托·佐利曼也走了过来和她一起看热闹。“一名穿着整洁的白色短上衣的传令兵，与一位制服上有许多金质奖章的海军军官一起”离开了那幢房子，一堆行李被迅速塞进大轿车，然后那些人都上了车并“以最快的速度一溜烟地开走了”。佐利曼对玛格丽特说：“树倒猢狲散，刚才那位大员就是海军元帅雷德尔。”

柏林卫戍司令的办公室总共签发了2 000多份离开首都的通行证。“国家和党的工作人员提出离城的理由令人发笑，”参谋长汉斯·雷菲尔上校后来回忆说，“哪怕戈培尔已经下了死命令，‘能够拿起武器的人谁也不准离开柏林’，但对于那群想要通行证的‘保家卫国的战士’，我们也懒得刁难他们。我们为什么要阻碍这些卑鄙的人呢？他们都认为逃跑能够拯救他们宝贵的生命。绝大多数市民只能待在城里，不是老百姓不想跑，而是由于运输工具短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无力逃亡。”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的牙科诊所里，金发碧眼的克特·赖斯·霍伊泽尔曼接到了雇主的一个电话，纳粹的首席牙医胡戈·布拉施克教授马上就要撤了。几天前，布拉施克就指示克特，把所有的牙科病历、x光机器、牙齿模具以及别的设备全都装箱，这样就能把它们集中起来送到南方去。布拉施克说，他估计“总理府的全体人员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要同他们一起走”。克特告诉他，她要留在柏林。布拉施克勃然大怒。“你想过没有，当苏联人冲进来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样？”他愤怒地诘问道，“首先你会被奸污，然后他们会把你绞死。难道你不知道苏联人会干出什么吗？”但克特就是“无法相信事情会那么糟糕”。后来她回忆道：“我当时太忙了，根本没有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已经变得如此绝望。局势已经崩溃了，但愚蠢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布拉施克坚持要她走。“收拾行李，马上走！”他敦促道，“总理府的全体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都正在离开。”但克特不为所动，她已经下定决心待在城里。“那么，”布拉施克说道，“你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然后他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克特突然记起几天以前布拉施克要她做的事情：如果他离开了城市而她却留下来，她就要用暗语提醒他的某个朋友，纳粹高层正在逃跑，布拉施克说这是因为“电话可能被窃听”。如果所有的随行人员都离开的话，她就应该说：“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如果只有一部分人离开，那么那句话就应该是：“昨天晚上只拔了一颗牙。”她并不知道布拉施克的朋友是谁，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加尔维茨（gallwitz）或者格拉维茨（grawitz）教授，我想他曾提到过，那人是党卫队的一位资深牙医”，布拉施克只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现在，由于得到的印象是“总理府的全体人员”已经离开，她便拨通了那个号码。当有人接电话时，克特说道：“昨晚整个齿桥都被拆掉了。”

几个小时以后的傍晚时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朋友、德国红十字会会长恩斯特·格拉维茨教授与家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大家都就座后，格拉维茨把手伸到桌子下面，拔掉了两颗手榴弹的保险，把自己和家人一起炸死了。[5]

那场大逃亡后来以“金雉逃亡”之名被柏林人铭记。不过当时大多数人更多意识到的是苏联人的逼近而不是纳粹的逃跑。海伦娜·伯泽（helena boese）是电影导演卡尔·伯泽的妻子，她回忆说，当时唯一关心的就是“怎样活下去”。苏联军队已经杀到了城东大约24公里的明谢贝格和施特劳斯贝格（strausberg），这条消息正在全城慢慢传开，说另一支苏联军队正从南边直扑柏林，目前已经逼近措森。住在滕佩尔霍夫区的电影编剧格奥尔格·施勒特尔直接获悉了苏联人的推进状况，他的女朋友特露德·贝利纳是名歌舞表演艺术家，住在柏林南郊的一个地区，施勒特尔担心她，便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接起电话说了句“等一下”，停顿了一下后说“这里有人想跟你通话”。随后施勒特尔发现自己在和一位说着流利德语的苏联上校交谈。“你可以这么认为，”他告诉震惊的施勒特尔，“我们将于两三日内抵达柏林。”

各个地方——北边、南边和东面——的德军防线都在压缩。现在，这个被击垮、被摧毁的大都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不是运转不灵，就是停止了工作。工厂已经关门大吉了，有轨电车已经停开，地铁除了运输绝对必要的工人之外也瘫痪了。伊尔莎·柯尼希是城市卫生部门的一位实验室技术员，她记得为了能继续开车去上班，她得到了一本红色的通行证。垃圾遍地都是，无人打扫，邮件不能发送。格特鲁德·埃弗斯在奥拉宁堡大街的邮政总局里上班，她记得“大量无法投递也无人认领的食品包裹早已腐烂发臭，难闻的味道充斥着这栋大楼”。大部分警察早已被编入作战部队或是人民冲锋队，现在街上也不会再有人巡逻了。

在4月20日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另一个不祥之兆更使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性有了切身体会——动物园关闭了大门。就在上午10点50分，由于停电，无法用水泵抽水了，电要等到4天以后才来，恢复供电也仅仅持续了19分钟，而且停电将持续到战役结束之后。饲养员们知道，从这天起很多动物都会死去——尤其是池塘里的河马，以及早些时候救出来的水族馆里的动物。鸟类饲养员海因里希·施瓦茨已经在为那只罕见的鹳“阿布·马库博”的状况担忧了，它正在施瓦茨的卧室里挨饿，这样下去迟早是要饿死的。现在，水也没有了，绝望的施瓦茨真的不知道如何拯救这只鸟了。63岁的老饲养员决定一桶又一桶地拎水，直到自己累垮下来。这不仅是为了阿布，也是为了大河马罗莎，以及罗莎2岁大的幼畜克瑙施克。

动物园园长卢茨·黑克觉得已经山穷水尽了，他知道如果最后时刻来临，那些危险的动物都必须被消灭，尤其是动物园的宝贝狒狒，不过他一再推迟杀死它们的时刻。由于心烦意乱，更由于需要得到片刻宁静，黑克做了此生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与一名饲养员一起去兰德韦尔运河钓鱼。在“把事情理出个头绪”的过程中，两人在那里钓上来两条狗鱼。

当日，市地铁主管弗里茨·克拉夫特与柏林市长尤利乌斯·利珀特见了面。市长给克拉夫特和聚集起来的地铁经理们做了一些指示。“如果西方盟军先到柏林，”利珀特告诉这群人，“那就完好无损地把地铁设备移交给他们。而如果苏联人抢在盟军前面来到这里……”他停下来耸了耸肩，说道，“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地铁摧毁。”小型自动电话交换局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布科（buckow）的电话交换局的技工们就被告知，宁可把设备摧毁也不能让它们落入苏联人之手。但维修工赫伯特·马格德突然意识到，谁也没有告诉他们要如何摧毁设备。据马格德所知，没有一台电话交换机被摧毁，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交换机都在持续工作。

为了贯彻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工厂也必须被夷为平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亨内贝格（georg heinrich hermann henneberg）教授是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制药和化学股份公司（schering ag.）的生化部主任，他记得老板把所有的生化学家召集在一起，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道命令。命令中说，随着敌人的逼近，水、煤气、电力和锅炉设施都要被摧毁。亨内贝格的老板读完了命令，沉默片刻，随后话锋一转：“现在，先生们，你们知道自己不该做什么。”他向所有人道别，关闭了工厂，而工厂本身却完好无损。亨内贝格记得：“我们彼此之间都道了别。没有什么再见了，下辈子见吧。”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另一个原因，柏林人仍然记得4月20日。究竟是为了庆祝元首的生日，还是因为预期的攻城即将开始，谁也不知道。反正在那一天，政府给了饥肠辘辘的市民额外的食物配给，称其为“危机口粮”。25岁的于尔根—埃里希·克洛茨是一名独臂退伍军人，他记得那次额外的食物配给包括1磅培根或者香肠、半磅大米或者燕麦片、250个干扁豆、1盒蔬菜罐头、2磅糖、大约1盎司咖啡、1小袋人造咖啡，还有一些动物油脂。尽管当天柏林被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了整整5个小时，但家庭主妇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队购买这些珍贵的额外定量。这些食物要支撑人们8天的生活。安妮—莉泽·拜尔对她的丈夫说：“有这些口粮，我们现在就能升入天堂了。”有同样想法的柏林人显然无处不在，这额外的食品后来被称为“耶稣升天节口粮”（himmelfahrtsrationen）。

在易北河北边的格雷瑟镇，迪克西·迪恩斯准尉和12 000名战俘收到了红十字会为他们准备的包裹。迪恩斯精心安排了接收工作，奥斯特曼上校都被他说动了，破例允许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俘前往位于吕贝克的国际红十字会中心，然后开着卡车回来，以便加快包裹运送的速度。现在，排成纵队的战俘挤满了镇子周围的道路，那里正在分发包裹。“每人两个包裹。”迪恩斯宣布。卡尔顿·扬格空军上士记得：“这些如同奇迹一样的包裹极大地提升了战俘们的士气。那时，迪恩斯在我们眼里立即显得像一位圣徒。”

迪恩斯骑着那辆车胎变形的老爷自行车，从一个纵队赶往另一个纵队，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配额，并且提醒那些快被饿死的战俘——须知那些战俘大多是用生菜代替食品的——要他们别吃得太多，而是“尽可能节省，天知道德国人以后还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然而迪恩斯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劳的：大多数战俘把他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饥肠辘辘地大吃特吃起来，“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最后晚餐一样”。杰弗里·威尔逊空军上士狼吞虎咽把包裹里的东西消灭得一干二净——咸牛肉、饼干、巧克力，尤其是120支香烟。他“疯狂地吃，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因为我打算做个饱死鬼而不是饿死鬼”。

大快朵颐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却瞄准了他们。那是9架满载弹药的“台风”式战斗轰炸机，它们在头顶上盘旋，然后以威尔逊难以忘却的“梦幻般引人入胜的方式”脱离编队，一头扎了下来。有人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死神吓蒙了，高叫：“上帝啊！它们是冲着我们来的！”大家疯狂散开，朝各处狂奔，有些人试图展开彩色布条——这些布条就是为了遭遇盟军飞机空袭时表明战俘身份而准备的。还有的人跳进壕沟，躺在墙后面，跑进谷仓里躲藏，或者就在镇子里隐蔽。但许多人的动作还是太慢了。“台风”战斗机一架接一架地猛扑下来，发射火箭弹，或投掷人员杀伤炸弹。战俘们叫嚷着：“自己人！自己人！”但飞机可听不见地面上的悲鸣，有8架飞机进行了攻击，第九架飞机或许感觉到了不对劲，没有进行攻击。几分钟之内空袭就结束了，有60名战俘被炸死，还有数十人受伤，有些人后来在德国医院里重伤不治。

迪恩斯走在道路上，目睹了大屠杀场面的他绝望地想要呕吐。他立即命令确认死者的身份，有些尸体已经被打成了马蜂窝，甚至干脆被打碎了，根本无法辨认——“就是些尸块，只好用铁锹铲到坟墓里。”迪恩斯后来悲伤地回忆说。

在把死者埋葬，把伤号送到德国医院以后，冷静而又意志坚定的迪恩斯骑车来到奥斯特曼上校的临时指挥部里，这次迪恩斯没有表现出任何军事礼仪。“奥斯特曼，”他说道，“我想让你给我出具一份通行证，我需要拿着这张通行证穿越战线，到英国人那边。这样惨痛的误伤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奥斯特曼惊讶地看着他。“迪恩斯先生，”他说道，“这是不可能的。”

迪恩斯凝视着他。“哪支队伍会追上我们？这还是个未知数，”他提醒说，“也许是英国人，但也有可能是苏联人。我们战俘不知道谁是解放者，但您呢？上校先生，您想向谁投降？”迪恩斯就这么盯着那个德国人。“但我总觉得你和苏联人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沉默了几秒钟，以便让对方能领会他最后说出的那句话。然后他轻声说道，“上校，写通行证吧。”

奥斯特曼坐在桌子旁，犹豫片刻后，他还是对迪恩斯屈服了，拿起笔在德国国防军的信笺上写了一张便条，它能让迪恩斯穿过德军控制的地盘。“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穿越前线，”他告诉迪恩斯，“但最起码这能让你到达那里。”迪恩斯说道：“我想让警卫查理·贡巴赫和我一块去。”奥斯特曼想了一会儿，也同意了这个有些唐突的建议。他替贡巴赫也写了一张通行证。“我还需要一辆完好的自行车，起码别像现在这辆一样，都快散架了。”迪恩斯说道。奥斯特曼看了看他，然后耸了耸肩，表示他会安排妥当的。当迪恩斯离开办公室时，他对奥斯特曼说了最后几句话。“查理和我一块儿去的，我也会让他平安回到你的身边，我向你保证。”然后迪恩斯行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军礼，说道：“谢谢您，上校”。上校也以一个标准的军礼回敬，“谢谢您，迪恩斯先生。”

当晚，在德军下士查理·贡巴赫的陪同下，不屈不挠的迪克西·迪恩斯开始了前往英军战线的长途跋涉。

黄昏时分，当朱可夫的坦克朝柏林疾驶时，科涅夫正焦虑地盯着地图，敦促他的部下要拿出更快的速度前进。“别担心你的侧翼，帕维尔·谢苗诺维奇，”他对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将军下达了激昂的进军号令，“也别怕会与步兵脱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前进！前进！再前进！”若干年后，科涅夫评论说：“当时我十分清楚手下这些坦克指挥官的担心，‘你是在把我们投入这个仅能容纳步兵通过的狭窄突破口，迫使我们在没有两翼掩护的情况下前进。万一德国人切断了我们的后路，从后方攻击我们怎么办？’”高个子的科涅夫用手拍着自己的元帅肩章，仿佛是在用自己的荣誉做出保证，他告诉坦克指挥官们，“我随你们一起行动，你们不必担心，我的观察所将在突破部队的中间位置。”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反应极其出色，他们的突击堪与美军第2装甲师和第5装甲师向易北河的冲刺媲美，苏联的坦克手们穿过敌军阵地长驱直入——即使正如雷巴尔科所注意到的那样，“那些没有被消灭的德国师仍然待在我们的身后”。在24小时的时间里，雷巴尔科边打边冲，狂奔了61公里，列柳申科的坦克则猛冲了45公里。现在，雷巴尔科兴高采烈地给科涅夫打电话。“元帅同志，”他说道，“我们已经打到措森郊区了，现在正在激战！”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一些先遣支队现在离柏林仅有40公里远了。

在措森，警报已经哀号起来。现在看来，苏联红军将会在一天内到达，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关键性岗位的军官们已经撤离，前往波茨坦附近的一个新指挥部。司令部的剩余人员与办公室的打字机、译码机、保险柜以及装有文件的板条箱，被一起塞进了大轿车和卡车。当打包和装车进行时，人们焦虑地来回踱步，急于离开此地。埃里希·德特勒夫森（erich dethleffsen）少将接替了克雷布斯的老岗位，担任陆军副总参谋长，他说，当时“我们给敌人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天黑前车队出发前往巴伐利亚。德特勒夫森则动身赶往柏林，去参加元首的夜间会议，途中他看到了久违的一幕：一群涂着铁十字标志的德国空军飞机从他的头顶掠过，飞往南方，德特勒夫森对此感到十分欣喜。后来在情况简介中，他听见一名空军军官骄傲地向希特勒邀功：“战机对向措森推进的苏联红军坦克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空袭，从而保卫了该地区免遭攻击。”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干的真是太棒了——所谓的“苏联红军坦克”正是前往南方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大轿车和卡车车队，德国飞机是在朝他们自己的护送车队发动攻击。

4月20日午夜，海因里希神色严肃地审视着地图，试图理清楚当下的局势。几个小时以前，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柏林城防区也纳入了他的麾下。现在，这位焦头烂额的指挥官不仅要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殚精竭虑，还要为柏林守军操更多的心。接到命令之后，他几乎立即就把电话打到了雷曼的指挥所里，警告他城里的任何一座桥梁都不得摧毁。雷曼抱怨说，这座城市无论如何都难以布防了，因为他的人民冲锋队中最优秀的部分已经被调走，填充防线上的缺口去了。这一切海因里希都知道，事实上他正在通知雷曼，把剩余的人民冲锋队也调出来。“雷曼，”海因里希不耐烦地说道，“你还搞不懂我的意思吗？我正竭尽全力把战斗挡在城外，不想让这座城市被战火波及！”

海因里希知道，在当前状况下柏林是守不住的，他无意让军队退却到城内做毫无意义的挣扎。在城市狭窄的街巷内，坦克不能实施机动；由于有大楼且没有射界，间瞄火炮也派不上用场。除此以外，如果两军的无情战斗在城市内展开，那么老百姓将死伤枕藉。海因里希打定主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逐街逐屋的巷战。

此刻他主要关心的是布塞的部队，他确信，如果再不后撤的话，布塞的部队就会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上午赶赴前线时，他给自己的参谋长留下了话，让他转告克雷布斯：“如果不让布塞的部队立即撤退，造成的一切后果我无法负责——也请他把这一点告诉元首。”

海因里希撂下话就驱车到了战场。到处都是崩溃的迹象。他看到“道路上挤满难民们的车辆，其中还经常夹杂着军车”。他在前往埃伯斯瓦尔德的路上遇到第一支正在后撤的部队，他质问官兵们后撤的原因，但得到的答复却令人震惊。“我见到的每个士兵都称自己得到了命令，要到后方去获得武器弹药、燃料或是某种别的东西”。海因里希旋即采取了行动。在埃伯斯瓦尔德的北边，他“发现人们正朝西北方向走，他们说自己的师要在约阿希姆斯塔尔（joachimsthal）附近重新集结”。他让他们立即停下来，在埃伯斯瓦尔德附近对他们进行了重组。在同一地区的运河交汇处，他发现“党卫军第4警察装甲掷弹兵师的部分部队正在下船，这些年轻人刚刚被编入部队，但手头却很缺武器，他们被告知将在埃伯斯瓦尔德得到足够的武器”。在那个地方的南部，他发现道路上挤满了平民和军人。海因里希下了车，命令士官带着他们的部下向后转。“回到前线去！”他说道。

在舍恩霍尔茨镇（schönholz），他看见“较为年轻的军官们很懒散，他们仿佛无所事事，东看看，西望望。必须得向这些人下死命令，让他们组成一条战线，把那些溃退的部队留下”。在舍恩霍尔茨和特兰珀（trampe）之间的森林里面，“随处可见成群的士兵，他们要么在休息，要么就是在落荒而逃，没有一个人声称获得任何命令或者任务”。在另外一个地区，他发现“一支装甲侦察小队在其停下的车辆旁边休息”，他命令这个小队“立即赶往比森塔尔（biesenthal），再次占领这个非常重要的岔路口”。海因里希后来回忆道，埃伯斯瓦尔德一片混乱，结果“没人能告诉我，这里究竟是否还存在着一条完整的战线”。但到午夜时分，他已经在那个地区恢复了秩序，并且开始发布命令。

显然，他的部队兵力捉襟见肘，武器严重不足，而且通常缺乏得力的领导，海因里希知道，前线快要垮了。在北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拖延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进攻脚步，但也仅此而已，他估计也支持不了太久。

中午12点30分，海因里希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告诉他情况正在失去控制。他特别提到第56装甲军，该军“尽管向苏联红军发动了反攻，但仍被逼得节节后退”，他说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天时间里，他曾两次对克雷布斯谈到第9集团军濒临绝望的形势，每次克雷布斯都强调元首的决定：“布塞应该死死钉在奥得河上！”现在，海因里希又要再次为布塞辩护了。

现在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我本来一直拒绝让第9集团军随意变动阵地，但现在我要求他们——如果情况还不算太晚的话——可以这么做。我必须指出，我并不是由于顽固或者无理由的悲观情绪而违抗元首的命令，从我在苏联的作战记录来看，你就会知道我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为了拯救第9集团军，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不然这支部队就完了！”“我知道已下发的命令，”他说道，“即集团军群必须在当前的阵地上坚守，所有可用的兵力都必须抽出，来填补第9集团军和南翼的舍尔纳部队之间的缺口。我对我要说出的肺腑之言感到遗憾，但这道命令是无法执行的，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我请求批准我撤出第9集团军。正是基于元首本人的利益，我才提出这个要求。”

“实际上，”海因里希说道，“我应该做的，就是到元首那里说，‘我的元首，既然您不同意我的建议，认为撤退危及您的安全，而我又无法实施您的作战命令，那请撤我的职吧，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带领这个集团军群作战。然后我将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在战场上与敌搏杀，履行我作为军人的最后职责。’”海因里希这是在毫不含糊地摊牌，他是在向他的上级表明立场：他宁可被贬谪到最基层的单位里战斗，也不执行只会无谓牺牲生命的命令。

“你真的想让我把这些话转达给元首吗？”克雷布斯冷冷地问道。海因里希的回答是简短的。“是的，”他说道，“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军官可以为我证明。”

片刻之后，克雷布斯回电话了：第9集团军要继续坚守阵地；与此同时，所有可用的兵力都要尽力填补与南翼的舍尔纳部之间的缺口，“以便再次形成一条持续的战线”。于是海因里希知道，第9集团军实际上等于完蛋了。

在元首地堡里，希特勒冗长的晚间军事会议在凌晨3点宣告结束。在会议上希特勒狠批了一通第4集团军，该部在科涅夫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被打垮了，希特勒对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指责，他痛斥该集团军叛国。“我的元首，”德特勒夫森少将惊讶万分地问道，“您真的这样认为？”希特勒看着德特勒夫森，“露出了怜悯的目光，仿佛在看一个愚蠢的傻瓜”。随后，他愤怒地嘶吼道：“知道我们在东线为什么会一败涂地吗？一切都是因为叛国！”

德特勒夫森即将离开房间时，冯·里宾特洛甫的外交部派驻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员瓦尔特·黑韦尔（walter hewel）进来了，脸上露出一副极其关注的神情。“我的元首，”他说道，“您要给我下达命令吗？”黑韦尔顿了顿，继续说道：“现在正是我们在外交方面取得进展的好时候。”按照德特勒夫森的说法，希特勒“以一种柔和而又完全变了样的嗓音”说道：“政治，我对政治不再感兴趣，它只会令我作呕。”他朝门口走去，“步态迟缓”。德特勒夫森回忆说，希特勒显得“疲倦而又萎靡不振”。随后他转过身来，对黑韦尔说道：“不过，如果我死了，你就会被政治问题淹没了，到时有你忙的。”黑韦尔不停地追问，他表示“我们现在应该做点事情”。当希特勒来到门口时，黑韦尔郑重其事地补充道：“我的元首，现在正是迫在眉睫的时刻。”希特勒似乎压根就没有听见。

[1] 4月18日，被包围在鲁尔区的残余德军已经瓦解，3天后莫德尔自杀。——原注

[2] 戈林可能不止有24辆卡车，海因里希认为，他有“4支车队”。不过，这可能包括那天夜里离开柏林的德国空军的其他车队。这个事实是荒唐的，因为在这个时刻，一方面由于燃料短缺的原因飞机停飞，车辆无法移动，而另一方面却是，戈林可以动用的不仅有卡车，而且还有充足的汽油供给。——原注

[3] 库尔兰集团军被包围在拉脱维亚西部波罗的海海滨，部分部队在4月初乘船撤离，到达斯维内明德（swinemünde，今波兰希维诺乌伊希切）。18个师中只有几船人和少数装备回到了德国。——原注

[4] 希特勒对约德尔说的话，由路易丝·约德尔在她详尽的日记中记录下来。这条日记的下面有这条说明：“我丈夫评论说，‘除了另外一个场合，在我的前妻死去之后，这是希特勒对我说过的唯一有关他个人的话’。”——原注

[5] 纽伦堡审判中的证词披露，格拉维茨除了是希姆莱的主治医师之外，还曾批准在集中营的囚犯身上做医学试验。——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