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革命——贸易——税收——英国在四川的利益——进口与出口——所有省份的贸易比较

从东印度公司时代至今，我们与中国的交流史只不过是和一个民族旷日持久的角力记录，角力的核心是打开其国门并发展贸易。中华民族的历史可追溯至普林尼所谓“和野兽无差，与其他生物相遇便四散逃走”的时代。其人民与官员徒劳地挣扎着想抗拒外界的污染，这种固执的抗拒中有一些悲壮的意味，任何公正的旁观者都无法不真心地同情他们。官员依然贪赃枉法，不过虽然他们对人民算不上治理有方，倒也没有施以恶政。这里的财富被公平地分配，并没有出现欧洲的常见现象——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与极端的富裕产生鲜明的反差。税收微乎其微，人们对于秩序有一种天生且普遍的热爱，所以一个省里的地方政令背后仅有数百官员，而他们的一个省和欧洲的一个王国一样大。优秀的研究者们估算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每年的花费总额不超过四千万英镑，如果除以总人口数，那就是每人两先令。另外，他们的教育是普遍且自发的。

这样的局面要归因于人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广泛接受，而这又使人们难免对来自西方的种种改革满腹狐疑。就像中国人所说，西方国家在机械应用上有着显著的优势，但这些国家长久处于靠武力维持和平的状态中，这种状态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张力，只有愈演愈烈的频繁战乱才能释放这种紧张，而且伴随着战乱而来的还有债务和贫困的重担。

中国每隔一长段时间也会发生革命，但和平还是帝国的正常状态。因此，自上一次王朝变迁（公元1644年）以来，除了本世纪与我们自己以及法国人的小规模战争外，中国人一直沐浴在连续不断的和平繁荣之中。甚至连可怕的太平天国起义（1848-1864）可能都是由传教士的过度活跃引起的。这种活跃导致起义领袖洪秀全改变了信仰，尽管他真诚皈依了中国版的基督教，但人们援引他的例子时通常认为他是误入歧途。他还模仿了犹太教领袖的行为，他的战斗标语是“收妖”“尽灭偶像崇拜者”。但我们这些必须在中国谋生的人，商人或传教士，并不是公正的旁观者，我们都有自己的信条需要灌输给那些不愿倾听的耳朵，我们都认为摒弃了我们的信条便无法得救。自由贸易如此，基督教也如此。双方都随意地使用武力，双方的宣传都指责对方妨碍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国人信仰的儒学推崇理性与知行合一，因此他们本能地不信任这样一种教条：它在理论上很高尚，然而却无法得到实施。更不用说对他们而言，旧约和新约在文字翻译中展现出了令人费解的教义矛盾，而我们强迫中国人接受外国二道贩子到处散发宣扬它们，却对此既不评论，也不解释。商人公开宣扬一种更自私的信条，这种宣传同样不会立即呈现有益的效果。但我们既然致力于让中国人接受这一信条，就必然要延续这种必需的压力，因为我们期望不仅为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为中国人更进一步增加物质利益，即便是目前颇受限制的商贸，无疑也能提供这种利益。

考虑到这里庞大的人口——现在估计已超过四亿人，还有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取之不尽的矿产，最重要的是人民不知疲倦的勤勉，而目前的商贸来往所带来的利益还不及我们本应寻求的利益的九牛一毛。在英格兰人的外国客户里，中国人排在第十七位，恰好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我们向这个天朝大国的出口额不及向美国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后者的人口是六千万。它也只有我们向英属印度出口额的六分之一，并且不及向澳洲和其他殖民地出口额的十分之一。除了印度外的所有国家都以苛刻的关税为防护，其范围从30%至60%不等，至于中国，根据条约，我们的出口商品只需负担微不足道的5%关税。香港也是周边许多国家的补给站，如果将它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向中国输入的贸易总额将达九百万英镑，相当于向人口稀少的南美大陆出口总额的二分之一。中国道路的破损状况、采矿业的滞后、内陆税收站点令人烦恼的复杂性都是巨大的弊端，它们妨碍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使其水平无法与其资源、文明以及人口数量相匹配。

这些障碍如下。首先就是交通的困难。扬子江至汉口的河道（仅600英里）被强制开放蒸汽机船后，上海的贸易额迅速翻了两番。之后，因为云南马嘉里事件，政府勉强做出退让，又开放了400英里河道，一直延伸至坐落于第一处险滩脚下的宜昌。但宜昌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座贫穷的山城，唯有作为富裕省份四川的中转港口，它才有了那么一点有限的重要性。四川省位于众多险滩之上的遥远西部，为了抵达那里，本土商人必须乘坐脆弱的本地船只，通过急流的严酷考验，以及一连串关卡带来的更严酷的考验。他们不得不经受彻头彻尾的盘查——尤其是在夔关，而这种盘查对货物造成的延误和损坏给贸易带来了伤害，这种伤害更甚于实际税收带来的损失。为了避开这种妨害，我们在使宜昌于1877年开放的条约中插入了一条限定条款，期望通过它来开放商业枢纽重庆，这将是又一次400英里的进步。用后来当地一位常驻领事的话说，四川的商业大都会如果都能成为通商口岸，中国西部将诞生另一个上海，这同时会使大西部富裕起来，而重庆是这其中的关键。但中国人在这一步上无法下定决心。另外，我们允许他们在自由港香港为鸦片贸易设立一处海关，自此完全承担了烟台条约中超出我方义务的责任。但是，我们却竟然还未从他们那里得到上游试航蒸汽机船的许可。这困难取决于地方官员，这种改变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但是一个强硬的大使只需要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让他们屈服，并随后向地方政府诉诸“不可抗力”因素，后者自然会像那众多先例一般，愠怒但迅速地默许改变。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以帆船船夫将会失业为理由延期。虽然这个理由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其他向蒸汽机船开放的港口已经以它们的经验反对了这种说法。在那些港口中，交通所刺激的衍生贸易渠道是如此繁荣，受雇于运输交易的本地人比以前更多了。

然而，要实现如蒸汽交通这样彻底的变革，同时促进所有阶层——包括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阶层——共同繁荣。我们应该期望人们能获得许可，可以自由地利用那些几乎未开采的矿产。从官方的角度看，正是采矿企业有意地阻挠，才造成了我刚刚列举过的，妨害贸易发展的三大障碍中的第二个。李希霍芬指出，宜昌边上就是世界上矿产最丰富的煤田之一，因此，所谓的蒸汽机船在深入内陆1000英里的宜昌要烧进口的日本煤才能驱动——这种说法完全就是谣言。四川红色盆地下方广袤的石炭纪沉积层，以及扬子江与其支流峡谷中的露头矿层，全都吸引着该区域的所有旅行者，然而它们仍是一本未解封的书。如果这些矿产能被允许以西方器械开采，这些煤、铁、贵金属和石油能被正确地开发，那么此地不仅仅能发展出可观的贸易——那些帆船和蒸汽机船加在一起也难以完成全部运输。而且，即便帆船被完全取代，失业的数千纤夫也将不足以满足劳力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如今艰苦又危险的劳动所获得的那一点点可悲的报酬，将被充足的薪水取代，这些薪水能让他们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

中国政府一贯都不相信所有由私人发起的企业。中国有一家蒸汽机船公司，名为“中国商业蒸汽航运公司”，还有一家煤矿公司，都在天津北边的开平市。这两家公司的运营规模都很大并且很成功，但它们都是由政府主办的，尽管他们都雇用了众多欧洲助理，管理者是清廷高官。两家公司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商人阶级中征补而来，这些非官方的股东苦涩地抱怨账目不对，抱怨分发到手的红利又少又随意。这两家重要企业的官方管理造成了股东极其强烈的不信任，以至于政府最近号召大家为天津到大沽的铁路筹集资金时，商人阶级到目前为止还完全没有响应。而且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西方各大竞争财团代理人一直以来大方提供的外国资金，官方很可能将无法实现建造铁路的计划。

无论如何，中国高官敌视国内所有不是他们自己创办并管理的商贸企业。这是个事实，并且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他们最终没能成功地建成铁路，以自己的系统运营矿产，并雇佣一些外国员工担任下属岗位，那么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占比将大幅度减小。近年稳步加深的集权化进程，将导致清朝政府发生结构上的改变，其结果难以预见。如果没有烦人的起义干扰社会，那么人民的富裕必然会像这个国家的资源潜力一样缓慢提升，而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会因此而发展。外国海关回复的一些数据表明了目前的消费状况，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是如何的稳定不变，尤其现在欧洲货物出口至中国西部的数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以下表格显示了整个中国的国外贸易年值，而大清皇家海关1886年据此所收的税额总计为1500万关银（鉴于1两5先令，即375万英镑）。这还不包括内地税额，后者可能也有这么多。

以下对比表格显示了1886年上海的外国货物进口价值，以及由上海输入宜昌以运进中国大西部的货物价值比例，已换算为英镑：

后一张表格显示出口量比进口量多出40%以上。1877年宜昌确立了外国检查制度，自那时以来，统计数据的收集工作就已经开始，而这种出口顺差的状态一直是贸易的显著特征，在某些年份，顺差甚至是进口额的两倍。遗憾的是，这些由大清皇家海关印刷的数据并不完美（实际上所有的统计数据都如此），因此它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它们没有包含从常关 [1] 通过的货物，后者包括了抵达口岸，并由本土帆船派送的所有货物。住在宜昌时，我努力想要从本地海关官员那里得到这些遗失的数据，但是徒劳无功。我的努力仅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就像在中国的任何其他政府企业中一样，准确性是人们最后才会去关注的东西。实际上，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贪污数字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每一个相关者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隐瞒一切事实。

上述数据并没有呈现中国西部盐的出口量，盐井出产的盐是四川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交易量每年可达数千吨，进一步加大了上述的进出口差额。我可以合理地推测，在贸易的长期自我平衡中，差额还受到了原棉及手织棉布的影响。在11月棉花丰收结束后，满载这些货物的帆船日复一日从汉口启航，直接驶向重庆（四川的商业中心），从而躲开了洋关的所有注意。

中国西部经济有一个特征：这个国家不适宜棉花栽种。一旦所有如今妨碍流通的不利因素有所减轻，将大有可能为英格兰制造业带来利润。今后，除了所有阶层都大量穿着的丝绸外，这些广阔地区的所有衣着都必须依靠进口。云南由缅甸稀少的供应量支持，贵州依靠两广，四川则依靠江苏（上海）。由中国人打包的原棉是一种体积极其庞大的货物，但是它很轻，易于操作，而且，它在急流中的总体损失要少于沉重的货物。很难确定这些棉花的进口数据高达多少，但是只要于冬季在扬子江上游旅行，你就会为那在连续险滩中挣扎向上的、无穷无尽的运棉船队所震撼。

海关数据中准确地呈现了宜昌以西所消费的外国布料比例及其与上海进口总额的对比。以下表格来自柏百福先生最近的数据估计，其中提供了相对人口数量，添于此处以示对比。（柏百福先生是俄国驻北京外交秘书，他的数据是以最近的省人口普查为依据的，我们认为其相当准确。）

上海所供应的省份：

1．东部与中部人口：

吉林 17937000

山东 36546000

山西 10791000

陕西 8432000

甘肃 5411000

河南 22117000

湖北 33600000

湖南 21005000

江西 24541000

安徽 20597000

浙江 11685000

江苏 21260000

————————　233922000

2．西部人口：

四川 71074000

云南 11721000

贵州 7669000

————————　90464000

其余地区人口（香港供应省份）：

广东 29740000

广西 5121000

福建 25800000

————————　60661000

18个省的总人口数量：————————　385047000

这些数据也许近于准确，它们显示，30%的人口只吸收了布匹总进口量的9%，而他们同时也是最需要外国布匹、并且最富有的人口。

我们现在要说到贸易实际增长中的第三大阻碍，即内陆税关的复杂性。

至上海上游1000英里处的宜昌，即扬子江上开放的海拔最高的通商口岸，货物只需缴纳一次进口税，再无其他费用。然而，由此再往上至四川省的贸易大枢纽重庆，短短400英里的水路，却必须通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税关。

没错，过境签行系统只收取一项附加费用，其总数为进口税的一半，此后便没有其他税收，但是你必须忍受帆船被反复截停，而货物被来回检查（给检查官塞足赏钱，就能使检查力度有所减轻）。四川省的所有主要市镇中都有本地摄影师，他们急需一件物品，即“干片 [2] ”，但这种物品频频因过多的检查而损毁，因此它们现在全都靠重金走私。在抵达重庆的过程中，过境签行的货物在转运至周边乡村不同地点之前，往往会被处以无上限的罚金。将重庆打造成通商口岸将使我们达成一个宏伟的目标：我们将有权力在此卸下外国货物，但只需缴纳一次进口税，也就是再多交一次总计为进口税一半的费用，便能将它们发送至中国西部各地，直达西藏边境线。只要欧洲人在此确立过境规章，上述情况便可能实现，同时也可以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输出取之不尽的地区产品，以进一步提升人们的购买力。

总之，在上述摘要中，我尽力表明了一种情况，即我们在中国的贸易，尤其是在西部的贸易，还未达到正当条件下应该达到的十分之一。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i）西部地区的规模；（ii）这个国家庞大的自然资源；（iii）工业人口很少。这种状况并非不可补救，它是以下人为障碍造成的：

i．糟糕的交通状况。

ii．不鼓励开办新的采矿企业及其他企业（这能为人们提供工作机会），而代之以改善原有企业。

iii．内陆税关的复杂性。

这影响到了所有关心贸易改善及制造业繁荣的人，为自身利益，他们应尽全力减轻这些障碍。对于中国的贸易，不能像其西部城市那样任由其自然发展。无论看起来多么惹人怨恨，我们都必须承认：过去的进展源于压力，而这份压力必须继续保持。我们的商会应该启发并唤醒公众，劝说我们的外交部继续派遣他们最得力的大使来到这个国家。在这里，大使的个人魅力在贸易事务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在欧洲或美国。

事实表明，中国人自我改善的意愿太弱了。例如我们在上海的租借地就在中国的城墙下，拥有极好的欧洲供水系统。中国官员自己就住在大清最肮脏污秽的城市里，却无视本地居民的迫切需要，仍然完全不同意供水公司再三的请愿——后者希望能将自己的服务扩大至租界之外。另外，由于希望能在“烟台条约”相关事宜上守住坚定的立场，我们执行了自己这一方的职责，却允许中国人无限期地延迟履行其相关义务。条约自1877年开始实行（9年后它才被认可，哪怕其大多数条款在许久前就已生效），但是，迄今为止中方仍然在坚决拒绝我们再三的申请——申请许可一艘蒸汽机船实验性地航行至扬子江上游。中国官员可以被催促，也应该被催促，以履行其促进贸易的职责。但这种催促需要一种旺盛的精力，使人在面对不断拖延造成令人沮丧的影响时还能坚持不懈。在拖延的艺术上中国人是公认的“老手”，催促者必须不急躁也不停歇，或谓“不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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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关：指清朝原设的税关。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沿江口岸设置海关，专门查验外洋船舶和货物，并对其征收关税，这种海关被称为“洋关”或“新关”。清朝原本的税关则专门对中国帆船和货物进行查验和征税，这些国内关卡被称为“常关”或“旧关”。——译者注

[2] 干片为一种照相感光材料，其片基上常涂布卤化银照相乳剂以制成干的感光片，与湿的感光片不同，故称干片，或干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