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着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当人民受到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还反抗无力之时，往往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憧憬。宗教就利用其对美好的来世生活这一幻想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能够忍受在现实中遭遇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剥削阶级或压迫民族的统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驯服人民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正如晋释道安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我想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何以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时代的一个大原因。王昶在金石萃编总论北朝造像诸碑时早已接触到了这一点。

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於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教理上和政治上的冲突。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後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於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极北鲜卑游牧民族，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释老志载着拓跋珪的诏书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殁。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珪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领，银鉢二枚」。表示敬意。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说：

昔後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之後，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後来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通监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籙。备法驾，旗帜尽青」。这当是由於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於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於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勑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於道教佛教间的冲突。同时也由於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阴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才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濬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即下修复佛法诏说：

夫为帝王者，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羣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恠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於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国家有害的一面。拓跋濬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於人民起了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〇年），沙门统「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岗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濬既於「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於五缎（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其子弘，即献文帝，又於天安元年，（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三　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後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修，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〇〇），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〇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〇〇～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後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她因略通佛义，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於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虽说当时对於出家，对於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羣臣单从儒家观点，或由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儁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这时李瑒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瑒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於灵太后，罚瑒金一两。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这些迂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宣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後表谏不可扰民。後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穟，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遝，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画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於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只刼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元五〇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後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後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遗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踰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自魏有天下，至於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〇）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

四　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作者杨衒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如是而已。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他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後来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後，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见前），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稼（老），艺黍於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锺声罕闻。恐後世无传，故撰斯记。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後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淫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於佞佛无关。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托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名。卷末说：

杨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後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於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当作勒）。知其真伪，然後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基本动机，和他排佛的思想见识。原来杨衒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後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使当时百姓流了不少血汗才能成功的。「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剥削为活，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同属於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於裴延儁、李崇、李瑒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而同於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效忠，还怕「後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後世一切人。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着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着述」。他说：

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着述，多有遗漏。後之君子，详其阙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蹟的地点，都很正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性，这是可能做到的吗？伽蓝那麽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才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於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既近「伦叙」，又算「该博」。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後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後说：

衒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拟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盖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後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着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比类杨书，证成鄙说，其余不复备论。

杨衒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僧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後来僧传的记载可以相信。

五　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前人对於洛阳伽蓝记的评价实在不多，而且都很简略。除了刘知几史通提及这部书仅从某类史书体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从历史和文艺两方面来说的。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

魏自显祖好浮屠之学，至胡太后而滥觞焉。此伽蓝记之所繇作也。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着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已也。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宝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蹟之属）里说：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衒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故蹟，以成是书。其文穠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见魏书毛修之传，秦人事即用此书赵逸一条。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即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於说诗，为是书之瑕类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蹟之所关，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核已也。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来试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卷二，明悬尼寺条，说：

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衒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後学，日月已甚！

杨衒之难道不知造桥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为不应该穿凿误载，诒误後学，可以见他要求记载正确的严肃态度。同卷建阳里东有绥民里条，说：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余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後，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於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符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臯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慙逸此言。

他借赵逸的话骂尽永嘉以来二百多年史官，史书「皆非实录」；当今文人所写墓碑墓志，「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要是他也在被骂之列，「慙逸此言」，我想他不会备记赵逸的故事和言论。要不是当时确有赵逸其人，他不会「凿空」；刘知几论史那样严刻，也会引据他说的赵逸一事，四库提要说的不错。史书要做到「实录」，谈何容易！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羣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早就为历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模范。我们对於历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谨严。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正是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其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记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作者却不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好比一发牵动全身，全身系於一发。这一兴废当然和洛阳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有关。而洛阳的盛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巧单从当时佛教寺塔的兴废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盘地反映出来。总之，这部书主要地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当时洛阳这个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又同时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上军事上的许多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四夷关系，都有涉及，尤其是颇为翔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反映到了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祸乱迭起，迄无宁日，至於灭亡。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这是它的最大价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的缺失，通监就曾采用了一些。还有应该特别指出的，即是关於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这在法显之後，玄奘之前，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失传，就靠这部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一个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过秘书监一类的官，熟习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曾有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了解现实，而又重视民间口碑，重视历史遗蹟，我想他对於史料的搜集未必这样丰富，对於史料的组织未必这样完密。就提供史料来说，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关於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六　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再，单就这部书的文学价值来说，我们已说过这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学，可算第一流的文学作品，现在不妨把它作为游记小说来读，作为特写或报告文学来读。作者在北魏末年重游乱後残破的洛阳，首先引起他回忆和注意的是先前壮丽繁多的佛教寺塔。他历游城内、城东、城西、城南、城北，五方都到，采摭见闻，写成五卷。写时既以佛教寺塔为中心，重点突出，又多用注释和追溯的手法，故使人不觉他是写游记。当他寻访佛教寺塔，十不存一，凭吊遗蹟，枨触万端。佛法无灵，自身不保，其他帝王宫殿，公侯第宅，以及繁华大市，大都成为废墟，更不必说了。作者胸中有无限的感慨，笔下有极大的魄力！

固然这一部书可以作为整个的一篇游记小说来读，同时我们必须知道在这一大篇小说之中还含有无数杂事短书的小说。因为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有的寺还有和它相关的神话或异闻，这一部分大都可以一则一则独立的来看，作为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小说来读，它是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而来的产物。宋代修纂的小说类书太平广记迻录了不少则，这且不必引来作例。最重要的是在它继承了这一类小说发展到唐宋传奇小说的中间一段时期，它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即是说，由这一类小说的初级发展到高级，它完成了经过中级发展的一段任务。我们如果不读伽蓝记，很难了解中国小说史何以会由魏晋搜神、志怪、世说新语一类的小说忽然跃进到唐宋传奇一类的小说？好像动物或生物由幼稚忽到成熟而不经过成长期是很难理解的一样。现在这里就从伽蓝记摘录几则这样的小说作例，来证明我的说法。本书卷二崇真寺条，有惠凝还活（题系本文作者所加，下同。）一则：

崇真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还活，经阎罗王检阅，以错名放免。

惠凝具说过去之时，有五比丘同阅。有一比丘云是宝明寺智圣，坐禅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道品，以诵四涅盘亦升天堂。有一比丘云是融觉寺昙谟最，讲涅盘华严，领众千人。阎罗王云：「讲经者心怀彼我，以骄凌物，比丘中第一麄行，今唯试坐禅诵经，不问讲经。」其昙谟最曰，「贫道立身以来，唯好讲经，实不闇诵。」阎罗勑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昙谟最向西北门，屋舍皆黑，似非好处。有一比丘云是禅林寺道弘，自云：「教化四辈檀越，造一切经，人中象十躯。」阎罗王曰：「沙门之体，必须摄心守道，志在禅诵，不干世事，不作有为。虽造作经象，正欲得人财物。既得它物，贪心即起。既怀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烦恼。」亦付司。仍与昙谟最同一黑门。有一比丘，云是灵觉寺宝明，自云：「出家之前，尝作陇西太守，造灵觉寺成，即弃官入道。虽不禅诵，礼拜不缺。」阎罗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夺民财，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劳说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门。太后闻之，遣黄门侍郎徐纥依惠凝所说，即访宝明寺。城东有宝明寺，城内有般若寺，城西有融觉寺、禅林、灵觉等三寺。问智圣、道品、昙谟最、道弘、宝明等，皆实有之。议曰：「人死有罪福，即请坐禅僧一百人常在殿内供养之。」诏：「不听持经象沿路乞索。若私有财物造经象者任意。」

凝亦入白鹿山，居隐修道。

自此以後，京邑比丘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

这是关於佛教神话的一则小说，它的主题思想反映了北朝佛教重禅诵苦行，不像南朝佛教好讲经说理。北朝虽许作经像佛寺，却不许沿路乞索，得人财物。本书卷三大统寺条，有洛水之神一则：

孝昌初，妖贼四侵，州郡失据。朝廷设募征格於堂之北，从戎者拜旷掖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当时甲胄之士号明堂队。

时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

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旁徨於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具备。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後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

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岸对水，绿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乃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这也是一则属於神话性质的小说。这个洛水之神原是嗜饮人血的鬼物，难怪他也参加北魏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的血腥屠杀。又菩提寺条魏崔涵一则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义里。沙门达多发塚取甎，得一人以进。时太后与明帝在华林都堂，以为妖异。谓黄门侍郎徐纥曰：「上古以来，颇有此事否？」纥曰；「昔魏时发塚，得霍光女婿范明友家奴，说汉朝废立，与史书相符。此不足为异也。」

后令纥问其姓名，死来几年，何所饮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无所食也。时复游行，或遇饭食，如似梦中，不甚辨了。」

后即遣门下录事张秀携诣准（阜）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携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携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秀携还，具以实陈闻。

后遣携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

涵遂舍去，游於京师，常宿寺门下。汝南王赐黄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属。常走於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时人犹谓是鬼。

洛阳太（大）市北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椁。涵谓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欀。」人问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虽柏棺，桑木为欀。』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等之言也。

以上三例都是属於搜神志怪一类性质的小说。作者写来，有凭有据，好像实有其事。近人周氏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得好：「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以下再举两例。本书卷三，报德寺条有王肃一则：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公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论。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肃甚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肃忆父非理受祸，常有子胥报楚之意。卑身素服，不听乐。时人以此称之。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巵。

经数年已後，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举酒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锺。」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妪瓮注[土*瓦](瓨)，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绝（绳）在虚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锺赐彪。朝廷服彪聪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彭城王谓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饮为酪奴。

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效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讌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後萧衍子西丰侯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之设茗，先问：「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晓义意，答曰，「下官生於水乡，而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元义与举坐之客皆笑焉。

当时中国南北分立，南人称北人为胡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夷为岛夷。从上引一则故事里就已反映了当时人的这种畛域偏见，种族偏见。只有醉心汉化的孝文帝以为这是由於习惯使然，他特设了一个习字的谜，作为酒令，使羣臣自猜，暗示他们不要再反对汉化，也不把汉化的责任推在王肃头上。同样，本书卷二景宁寺条，记陈庆之与杨元慎争论南朝北朝谁是正统，是一场激烈有趣的论争，并且显示北魏自迁都洛阳之後，鲜卑民族和汉族的迅速融化。这也应当作小说读。文章太长，就不引用了。再本书卷四法云寺条，有王子坊一则：

自退酤（里）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焭独不见牛马之衣。於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

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王雍）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绩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箎，能为团扇歌，垄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次箎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妇吹箎！」

琛在秦州，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锁环。诸王服其豪富。

琛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掖，画卯（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於後园，牕户之上，列钱金琐，玉凤衔铃，金龙吐佩。素奈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

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檠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鉢、玛瑙琉璃碗、赤玉巵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府库，锦罽珠玑，冰罗雾縠，充积其内。綉缬、紬绫、丝彩、越葛、钱绢等，不可数计。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限，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谓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叹羡以至於此？」融曰：「常闻高阳一人宝货多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笑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融乃蹶起，置酒作乐。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於廊者，不可较数。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唯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性，蹶倒伤踝。侍中崔光止取两疋，太后问；「侍中何少？」对曰：「臣有两手，唯堪两疋，所获多矣！」朝贵服其清廉。

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後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嶢，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

这部书凡写北魏王朝王公贵族尽管是实录，作者不加褒贬，却往往好像有意暴露他们的丑恶，而又斐然成章，引人入胜，具有小说风格。即如这里写诸王贪暴荒淫的生活，只借王子坊一个最典型的环境，勾勒出一两个最典型的形象，又斩截，又概括，都是很高的手法。这在唐宋传奇写帝后遗事之前，是值得注意的。书中写人间实事，如写隐士赵逸(卷二)，写吹笳手田僧超(卷四)，此例甚多。这当是沿着世说新语记社会风尚和人间言动那条道路前进而来的。上引毛晋的本书跋语，已经把世说新语里的人物卫玠王衍之流来比拟作者的人格及其文章的风格了。

总之，我们读这部书好像读小说，比读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一类杂事短书，粗陈梗概的小说；比读世说新语一类辑录历史人物轶事的小说，都觉更加快意。我想这是由於书有体系，有史有文；不仅谈神说怪，猎奇拾遗，而且叙述宛转有致，文辞穠丽秀逸，富於小说趣味的缘故。到了唐人传奇，大都自觉地创作小说，「作意好奇」，「尽幻设语」，叙述就更加曲折，文辞就更加恣肆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小说从魏晋，经过南北朝，直到唐宋，它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最後，我们以为必须指出洛阳伽蓝记一书单在中国小说史上就应该有它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至於这部书里记录了许多神话，异闻，以及谣谚，大都是当时当地随事随人而伴有现实意义的民间口头创作，它还涉及了流行民间的百戏和音乐。作者杨衒之是一个深入社会生活，留心民间文艺，汲取创作源泉的文学家，这很值得我们学习，也还应该引起民间文艺研究者的注意了。

关於校注体例和编次的方法，具详在例言之内，这里不再谈了，附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