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阿毛”与“打倒唐生智”——呈周启明先生
《谭龙集》页二九二，偶说及“五行志派”对于童谣的态度。这的确是一个绝好的研究题目，虽则我此刻无暇及此。
集引《左传》庄五年杜注，“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或有凭者”。又引《晋书·天文志》，“凡五星盈缩失位，其星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二说稍稍不同；第一说则我在粤编《迷信研究讲义》时也曾想到，故对学生说过。俗信小儿与灵界相交之能力优于成年人，而童谣可占祸福之说，部分的即以此俗信为基础。
近来又悟出一个因子：儿童的歌谣游戏，本来常在模仿大人（虽则有时须将大人的言行改动一点），大人们不之悟，反谓儿童的歌谣游戏得了先机，这岂不太滑稽。请举杭州近事发挥之。党军的“革命歌”有“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之句，“民众”若举行大游行，也时呼“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之口号—此皆杭州儿童所熟闻。各党部，各军政机关，各团体，各捣乱派所张贴的标语和所发出的传单，总也少不了“打倒”甲“打倒”乙的字样—此亦杭州识字的儿童所熟见，而况儿童们自身亦时在“党的指导之下”或他种情形之下参与大呼“打倒”之口号及分送“打倒”之传单乎？因为以上种种缘故，“打倒”二字，在杭州简直已经成为童用语了。某日我走过常明寺巷的口外，亲耳听见一个小孩子在那儿大嚷“打倒阿毛！”我在城站和新市场一街巷的墙上，也亲眼看见过小孩子们用粉笔写的“打倒周小妹”“打倒王庆来”一类的标语；姓名的笔数太多的，有时不免写错，但“打倒”二字写得不对的，我还没发现过，至于儿童的笔姿比不上成人队里的标语专家，那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我还看见过儿童们并肩坐着，或分为两排站着，在那里大唱其革命歌，但细心一听，就觉出这首歌里面原有的“打倒军阀”等句已经被他们改为“打倒阿猫”“打倒阿狗”之类了。这种儿童革命歌和儿童标语，我听多看多了之后，心里不由想道：
万一杭州城里有个小孩，姓党绰号孙子，一天他和阿毛大相打了一场。阿毛的气量小，从此便把党孙子看做眼中钉。后来又一天，阿毛的老子娘都到拱宸桥探亲去了，没人管的阿毛一想：“不打倒党孙子更待何时！”于是走出门去，将他素日勾结好的大小“工具”和“死党”，统统约齐，排成队伍，他在后面督着，众儿高唱“打倒党孙子”的歌，寻找敌人去也。无巧不成“小品”，果然在某处遇见那个小倒楣蛋了；大家不由分说，拥上前去，一顿小拳小脚，却早把党孙子打倒在地，抱着头呜呜的哭。众同志见打倒之事已经成功，就照来时的样子整队而去，沿路喊着：“党孙子今朝真打倒咯！党孙子今朝真打倒了！”这时走过了一位所谓“五行志派”的老先生，侧耳一听，可就把小孩子们的胜利之声听了去。若干天之后，这位老先生正在“一间”茶店里喝茶，那时走进来一位西装少年，挨桌分送一种什么周报，老先生接过一看，见第一页上面印有头号大字的标题云：“唐生智果然打倒”。他急忙将老花眼镜戴上，不到一刻钟便将那篇文读完，才知道是个倒唐始末记。我所急欲晓得者：那时这位老先生会不会恍然大悟，将眼镜除下来，斟了一杯茶，一壁喝，一壁叹曰：“这也是天意如此！许多天之前，我老早在街上听到一个童谣，说‘唐生智今朝真打倒咯！唐生智今朝真打倒咯！’”
我这样胡思乱想，学者们知道了又要笑煞哩！
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晨一时
——《贡献》一卷9期
1928年2月25日
“查学龄”——民众对于它的反应
你们总不能不承认叶德均是我的一位好学友，因为下面的诗又是他寄来的（剪自民国五年八月时报馆编印的《余兴》第十九期“新乐府”栏，著者署名鸟伤抱瓮）：
查学龄
查学龄，谣言起，谣言一日传百里。儿童七岁至十四，开列年月日和时。年月日和时，不管男和女，招去魂灵抱木桩，镇压钱塘江上水。钱塘江上起风潮，铁路通过铺铁桥，沉下木桩随水泛，不是魂灵抱不牢。街谈巷说空唠叨，父母子女群相号。群相号，鸣锣聚众毁学校。学校毁，教员逃，土匪塾师消牢骚。知事仓皇打电报，鸟枪黄衣官兵到。吁嗟乎，官兵到，土匪跑，塾师躲，赔偿学校良民抛，知事捻须翕然笑。
士大夫和民众对于近代医药卫生学术的反应，区区开始予以注意了（见现改月刊之《贡献》旬刊和新办的《科学月刊》，月刊由上海春潮书局发行，方乘编）。他们对于造铁路，练新兵，毁庙宇，撵跑皇帝，查学龄等运动的反应又如何呢？来来，让我们也忙着研究起来。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文学周报》八卷19期
1929年5月5日
“总理造墓须摄童男女魂灵”之谣言
顷读《革命评论》第六期“常熟人”所撰短文《孙陵与小儿的魂魄》，借悉中山先生的陵墓于完工前须摄取童男女灵魂一千名之谣言，已由南京传到镇江、苏州、无锡和常熟等处。鄙人对于此事，颇感兴趣。请将我在上海《新闻报》上面见到的关于它的记载，提要列转述于下。
（1）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载十七日南京电讯：宁市近发生妖人摄取灵魂谣言甚炽……公安局，卫戍部，均布告辟谣，并经捕获嫌疑犯二十余人……
（2）同日“快活林”栏，《南京之卖花样女子》一文，中述“日前”南京市公安局弋获卖花样女子二十余人之始末。据说此辈身藏“白纸剪成之鬼怪多件”及玻璃瓶若干，内悬“以丝线结成类似人形者之线人”。
（3）六月十日载大华社稿：“最近”上海“未成年之孩童，均备带红布一方，上书‘建造中山坟，不与我相干，身魂永不去，姜尚在我身，我身永平安’等语”。该稿并明言建筑孙陵须魂灵一千名之谣言来自南京。
（4）六月十五日载松江新闻：此间于十三日起，忽有“总理造墓须摄童男女魂灵”之无稽谣言。一时城内外居民之家有小儿者，均购制黄布袋，内储茶叶白米，外书“中山造坟墓与我不相干”等之荒诞语，悬诸小儿颈项……县公安局程局长以此项谣言，曾发生于宁沪两处……当即密饬城厢支局，立予查拿，布告严禁。
合观以上几个记载，我们可以晓得：（甲）造孙陵须摄孩童魂灵的谣言，是今年四月间在南京发生的，同时，那里还有过卖花样的女子以术欺诈取财之事。（乙）摄取童魂的谣言，于很短的时间内传至上海、镇江、苏州、无锡、常熟五处。（丙）各处的民众为其所蒙，采取了大致相同的保安法。（丁）各处的官，似乎还晓得辟谣和查禁。
上记几处之外，容许还有些地方曾被这个谣传侵入。我敬求诸位阅者通信赐教。请调查并记载以下诸点：谣言出现之时日，从何处传来，何等人传来，何等人承受之，同时其地的儿童中有无或种流行病，他们对于摄魂怎样抵御，治安教育等机关如何辟谣查禁。直接调查访问的记载外，剪报或抄录公文布告私人通讯见示者，亦所欢迎。又关于南京、上海等五处的通信，我也愿意收受，因为我所已有的材料尚不详尽。如能多征集到一点材料，我当组成一篇报告，在上海出版的杂志上面发表之。
我的住址：浙江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顾宅。
为增加诸君的兴趣起见，我请把周启明（作人）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两段新闻抄在下面：
儿童身上国旗
谣传无稽 未必果能免除灾障
近数日以来，京城地方，不知由何处传来一种谣言，谓京中不久将有大灾大难，并云灾难最重者为男女孩童，如欲避免灾难之降临，必须在孩童身上，钉一五色小国旗，即可免除一切灾害。此种谣传，不数日间，竟至传遍都门，故一般无知愚民被谣传所惑，均与孩童身上钉一五色之国旗，希图免除一切灾难。此种惑人听闻之谣传，诚属令人可笑，负有地方之责者，似当加以取缔云。
（上见五月十六日北京《顺天时报》）
撤去五色旗换上新口袋
谓装朱砂狗毛可避邪
京城各处前曾发生谣言，谓小儿身上钉一五色国旗形式之小方布，即可免灾除难一事，本报前已刊载。京师各小学校见报后，均已相继令知各学生一律撤去。不料近两日以来，又有一种无稽之讹传，不知由何处传来者，谓北京方面将有某种灾难，专收幼童幼女，如欲免除，可与孩童做一布袋，内装犬毛及朱砂，缝在孩童身上，男孩缝在左襟，女孩缝在右襟。此种谣言，与令小儿身钉五色旗方布之事，如出一辙，一般愚谬无知者流，竟信为实有其事，以故近日各处孩童身上缝有布袋者，比比皆是。造作此种谣言者，不知其是何用意也。
（上见五月十九日《顺天时报》）
诸君读之，作何感想欤？
十七年六月廿二日
——《贡献》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
淮安人对于造孙陵
绍原按：小品《“总理造墓须摄童男女魂灵”之谣言》，原登《革命评论》第九期。淮安叶德均君虽未之见，却有信来（八月十日发），道及他那里关于孙陵之相同的谣传。兹借《贡献》旬刊的地位将叶君的信发表。希望以后还能收到旁位同志的信。
八月十六日，于杭州
叶君信如下：
数月前，有拍魂的谣言，想先生必知一二，报纸上也有过一些记载。谣言的起源是在南京，二三十天后淮安也有了。在先只有小孩（小孩之灵魂被视为重，尤其是被法术家）身上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八句歌诀，如下：
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
早早回家转，自己顶桥梁；
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当；
真魂招不去，自招自承当。
有此就不怕了。一天一个妇人被人拍三下就发昏，当时公安局就把拍人的一个女人抓着；听说全身脱得一丝不挂的检查，查出一个小瓶，内有针七根。肚脐，肛门，阴hu各贴膏药一张，她并且说出治被拍人的法子，是以童男子啃被拍人的手脚心。于是公安局就命她到被拍的妇人家如法炮制。据说：拍三下是拍去三魂，七根针是戳七魄，被取去的三魂七魄成一水点入瓶中了，被拍的自然定死。如果拍的时候不同他说话（但被拍的当然惊奇，问他何为），其法无效，或掼一个杯或碗，法也施不成了。三张膏药定是施法者的一种抵御敌人的武器，或应有的东西（此处是我的武断）。另外还有一种对付拍魂（或叫招魂）的办法，是用一个铜元，要上面有“闽关”二字的，即福建造的摆在身上，或打戒指戴在手上。“闽”“冥”同音，“闽关”当然是冥中关了，而活人亦不得到冥中去，彼招魂者流，有何技可施乎？因上抄有纸人剪发二条，所以也把它拖上。
绍原又按：被拍时不得说话，似与被呼名时不得答应同理。说话便出气，而气者，魂也，故俗语有云：“三个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三魂七魄成一水点”，却又是杭州人的“魂灵水儿”一类的观念了。既信魂为气，又云魂为水；民间魂灵观之纷纭混乱，有如是者。
又叶君所报告的种切，不知是哪种人说给他听的？
——《贡献》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
中山墓与列宁墓
（1）淮安叶德均先生来函：
绍原先生：关于淮安人对于造孙陵的恐惧心及法术的防范，去年曾有函报告矣。今由亲戚家中找出红布条，上写八句的歌诀一首，但末尾多一句，就是：“扑魂随法破。”兹特将该布条寄上，请先生保存，以备他日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也。
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2）芜湖襄安泉塘应祥学校王瑞灵先生来函：
绍原先生：我们安徽无为县发现一种怪物，或者在你的迷信研究上并不能算怪物，就是用一块黄布，上用朱红写“敕令”，下并排写“我名石和尚，各叫自承当。早早回家转，平安去上方”四句，普遍的挂在未满十六岁儿童的肩上，好像军人肩上的肩章。可惜只有半边，又左右不一，煞是好看好笑又好气。我中国文化革命至今，尚发现这种怪现象，投机者借此发财，多买黄布写好，在街发售。慈悲者买回，博施济众。据说这是上界什么瘟神下降，收罗童男女到上方去。至于到上方干什么事，用此法有怎样抵制的效力，只得待迷信学者来研究了。特抄奉，或有一睹之价值，虽然这形同于“我造中山墓”那谣传。
十八年三月下旬
（3）绍原赘言：
无为以往和今岁上半年的情形，我一无所知，所以那里何故起了瘟神下降的传说和法术的防范法，恕我不参加什么意见。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旁处的人都因为造孙陵而为童男女担忧，于是“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的写起来，给小儿们佩戴上了；这消息传到了无为，做父母者也恐慌起来，本拟如法炮制，后来一转想，“无为离南京究竟很远，我们的小宝贝的魂灵儿，他们未必叫得去；不过小心一点也好，所以还是写几句咒抵制一下子吧，不过用不着特别提起中山墓，免得官府来和我们为难”。这样想的人所写的咒，必与王瑞灵先生所报告的那个格式相差不很远；莫明其妙的人见了又误以为抵制瘟神的，于是瘟神下界之说遂起。
以上的猜测如与事实有几分相合，便可以想见那个从首都传播出去的谣言，行愈远，愈淡化。淮安还是intensely infected area，而无为不过是slightly infected而已。
还有几句我久已想说的话。joshua kunitz在纽约《泰姆斯报》上面告诉我们：“在俄国文艺作品和民间故事里，列宁这个人渐渐带着点神话意味了。他是个无产阶级诗人，共产党党员，乌克兰农夫，海边渔人，西伯利亚牧者，和高加索山中的居民。因为这种种经历，现在的人竟把列宁想像为一个神话中的魁梧大汉，一个古诗中的伟大英雄。”“列宁差不多已经神圣化了。不管哪个俱乐部，大会堂，或工厂，处处都有一小块纪念列宁的地方。以前处处都供奉基督，现在却供奉着列宁遗像。列宁全集现在代替了新旧约全书。莫斯科城里的列宁墓，现在有无数忠实信徒们去朝拜。”其在文艺作品中，“列宁不仅是一个富于同情的同志，也不仅是和别人亲如兄弟，他还是一个豪杰，一个救主。许多故事和诗歌，描写他成为东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救星。他有时鼓励着被压迫的乔治亚人民，有时扶助一个印度小孩，有时援引一个饥困交迫的中国苦力。列宁死耗传来的时候，苦力们都惊惶失措，这样互相诘问：列宁死了，这是什么意义？中国苦力们怎样了呢？”而且“关于列宁的神话，现在还正有加无已。在未来的许多年代里，俄国人必然要用他那神圣的名字，制造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来。将来一方面是历史上那个真的列宁，一方面却是那个假的列宁。后者只是一种象征，表示着俄国民众的希望和梦想”。（以上引孙伏园所编《当代》第三期里面的译文。）
为什么俄国有关于列宁的神话和民间故事而中国没有关于中山的？为什么列宁在俄国民众心目中成为好友，豪杰，救主，而中山于中国民众始终是个“总理”“总统”“革命的党头儿”？为什么列宁墓有无数的人去朝拜，而中山墓还没造好就发生了摄取童男女魂灵的谣言？
你固然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个朴实而并不特别富于想像力的民族，说国民党对于民众的宣传工夫还没做到家，说中国民众的知识太低和太迷信。但这些都是极肤浅—几乎可说是搪塞—的话。真正的理由是：
列宁和中山不是一样的伟人；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是一样的革命。
十八年八月七日深夜于杭州
——《贡献》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
重庆“近世瘟降灾诸善请看”的传单
近日重庆方面发现一种“近世瘟降灾诸善请看”的传单，在乡间的宣传力极大。
原文照录如下（原文无标点，不敢妄加，恐失真）：
北京近日有位胡大人前五年时在农工部（？）总务科长兼训练秘书长今年正月十五日死去三日还阳即将亲友叫来面前说今年有大瘟灾人死一半五月初一日瘟神下界施行瘟六月间人死七八分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鲜血而亡若是虚言男盗女娼有仁人君子传送一张可保自身之灾传送十张可保一家之灾如有多传者与汝增福增寿即有效验刻有湖北朱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说今年人死无数若不信者请看七八月间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门不可应声五月五日以后即初十十一十二十三日此四日午前不可开火午后开火做饭五月十三日天下洪雨如三六九日夜间叫门莫应即刊（？）大吉（以下原文有符一道，不录。）
破法如左用
用朱砂三分随带身边可解除瘟之灾
用朱砂将此符抄写三张 一张贴大门上 一张贴房门上 一张带身边
此信由北京丰义大胡同寄汉口大蔡家巷吴祥即先生转发看后转送不可不转 敬惜字纸
记得前几年也闹过这样的把戏，是说那年八月十五日，天地当要毁灭。但那预言似乎过于夸大一点，引起重庆的当局逮捕了一个自称能禁食四十天的道士，拘留了几星期，才平息。
这次的传单，便没有再蹈前辙的危险。左右不过是“瘟，黑夜叫门不可应，天降洪雨”这一类—至于“洪雨”之不作“红雨”，当别有深心。万一那天没有红得像血的雨从天而降，当怎样办？“洪”可以训“大”的意思。“大雨”，便谁也该承认是可能的。你能武断今年没有瘟、大雨等一类的现象吗？（但不敬得很，五月十三那天，简直滴雨未落，直至二十二，才倾盆似的落了一整天。）而且，“若有虚言，男盗女娼！”“若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鲜血而亡！”你愿故意去“犯咒神”而以性命为儿戏么？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位朋友的话：据他以前所见这样的传单，十之九是由北京传出来的，这大概是我们首都的特产品；而北京又为“首善之区”的缘故吧！我想。
徐匀十七，七，七于重庆
绍原按：将徐君的短文转寄给我的樊秋士君，指出重庆传单中“胡大人官衔的时髦化”，他又说：“记得束发受书时，曾奉慈命，临过那种传单和符不少。惜乎当年不加保存，否则再从直的方面去比较，不更有味么？”徐君所说数年前因预言天地毁灭而被捉将官里去的道士，不知是否唐焕章（“世界宗教大同盟”的提倡者）之信徒。唐派了一个姓邓的四川人，在北京传教。民国十二年我在北京见了预言天地毁灭的传单后，曾化名某某和俞平伯君去拜访姓邓的。我们跨进法华寺的后院，巧值邓公在那里发脾气大骂人，他著的书我们得到了好几种，人却不曾见着。一九二二年八月一日，唐氏在四川初以文字发表其预言，一个曾在中国传过教的美国教士见之，曾为文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宗教杂志》上报告（lewis hodus：“a chinese premil enarian”，jour.of red.，ix（1924），6，pp.592—599）。
一七，八，二十四
——《贡献》四卷1期
1928年9月5日
应时小品
下见十七年六月廿九日（即戊辰年五月十二日）上海《新闻报》：
怪传单亟应查禁
倘能传十张 全家可无灾
如果要添印 存板者发财
此中定有黑幕！
本埠近日忽发现一种怪传单，并有人粘贴门首，谓十一日至十三日，不能动烟火，否则有杀身之祸，因此有大部分人，竟信以为真，以点心充饥，免遭灾殃。此项传单，印发者，详明地址，表示负责。闻本埠军警当局，以其妖言惑众，骚扰民心，拟严查禁。兹查录该项传单原文如下：
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还阳说，今年人要死大半，五月初十日瘟神下界，六月人要死八分，若有不信者，身得大病，口吐鲜血而亡，倘有虚言者，男盗女娼。有仁人君子缮传一张，可保一身之灾，能传十张，可全家无灾，即有灵验。又湖北省之人，在北京做官后，回家演说本年之灾，人要死无算，若有不信，至后请看有妖怪出世。半夜叫门，切不可答应。五月之后十一二三日，不可煮饭，十三日过午开火烧饭，须用破法，朱砂三分，袋在身边，可除妖怪。此日天下红雨，三六九吉利。法租界卢家湾康悌路口福记米号郁载庭印送，此信由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板存法界八仙桥鼎新里五弄四号。
我比有些人似乎幸运些，因为六月廿五日（旧历五月初八）我就已经见到了这个传单，假使我有心，当然很来得及从从容容的预备一切。那日下午，二房东太太的婆家有人到杭，他交出一张纸，说是他从长安动身的时候老太太嘱咐他带来的。纸上有人用铅笔抄录了许多行的字，与《新闻报》所载的传单原文只有几个字的不同：“今年的瘟疫”作“今年的瘟症”，“瘟神下界”句无“界”字，“可全家无灾”句作“可保全家之灾”，“至后请看有妖怪出世”无“有”字。本文后面的附语，则为：
敬惜字纸阅后转送他人
此信（系？）田（由？）上海郑太太送印
可见上海之外，浙江的长安镇也发现过那个传单了，h先生既然将它带到杭州来，那么省会中总也算有了它的踪迹了。在以上三处和其他地方，它出现的时日和所从来，又它传布的广狭，和所生影响的大小，切盼有人赶紧调查一下，并通信告诉我。来函请寄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
——《贡献》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
北京胡大人与北京胡进士
“北京胡大人死后还阳”的传单，我已抄在《应时小品》里面。兹得周启明先生八月二日自北京来函云：今日又收到《贡献》三之五，见《应时小品》中说及“北京胡大人”，如逢故人，急从《语丝》中找出，果然！原来他是一位进士，而且在民国十六年也曾“死了……还阳”。今将《语丝》（一三四期）原文附上，乞阅。我想，如有材料，能一直溯上去，恐怕一二千年前胡进士便已有之矣。
另有开封陈善的信函如下：
岂明先生：
我写这信的缘故，是因为我们开封城近日发生了一件极奇怪的事，就是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忽地发现了“一道天书”—不，是一张传单。这一张传单竟能哄动全城的慈善家，道德家，迷信家的注意，这似乎是空前的事啊！
至于那张传单里面究竟说些什么呢？今我特意把它录在这里以供众览。
北京胡进士死去七日还阳传说四字关圣帝君观音大士降谕今岁五谷丰登人民多灾四月初五日瘟神下界损人一半九月更多此系山东历城县带来数字不信者吐血身亡若有虚言天诛地灭有人抄送一张可免一身之灾抄送十张可免一家之灾见而不传得病无救
倘有患病者用朱砂黄纸照抄四字火化用酒冲服愈矣
这个传单我是五月三日才见到的。自那日以后，若每一到街上，就见许多“见而不传得病无救”的话，在墙上恶狠狠的贴着，并且它的跟前还有许多人在那里争先恐后的抄写！
这传单传到我家是在八日，当时我的家庭就要我多抄几张，以免全家之灾，而倔强的我终于没抄半张，因此还激成一个小小的风波。
据说这件事，是出发在北京的；不知先生可曾听说过没有？
五月十四日，陈善于开封
岂明按：这个胡进士的事虽说是出在北京，我却没有听到过，因为该进士（倘若有）大约也总是什么善社的社员，与我们是很有点生疏的。这种传单或者也会有，不过我没有看见：北京街上的传单，格言，捷报等，贴在墙上牌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令人看不胜看，记不胜记，走过去只见一大片的“除暴安良除暴安良除暴安良”……不知道有若干个，眼睛几乎看花了，所以即使有胡进士的传单在那里，也不容易辨别出来。至于说是空前，那确是大疑问，据我所知道，实在是“古已有之”的，今钞录山西义和团传单以资比较（行款照旧，原物现寄赠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关圣帝君降坛由义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得仙庚子年刀兵起十方大难人死七分大法悲灾可免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两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故说恶言为神大怒更加重灾善者可免恶者难逃知不传钞者等至七八月之间人死无数鸡鸣丑时才分人间善恶天有十怒一怒天下不安宁二怒山东一扫平三怒湖海水连天四怒四川起狼烟五怒江南大荒旱六怒遍地人死多一半七怒有衣无人穿若言那三怒南天门上走一遭去戌亥就是阳关定六月十九日面向东南焚香七月廿六日向东南焚香庚子义神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壬
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双月（原一行）
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号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代红布为记面向东南方祭（原一行）
之大吉人死大半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原行）
（原空行）
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赶紧急传并无虚言
修功德无量矣
再，胡进士传单中有四个怪字，因恐印刷局为难，只得割爱了：好在我还记着，有人想用酒冲服者，可以专函奉告，这里姑且写作四个空格罢。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
绍原按：或许是这样的吧：意识断而复续的状态，有些被人当作“死后还阳”解释。所谓“还阳”的人，被信而且自信已经到鬼界或神界某处去了一遭，在那里的确看着了什么东西或遇着了什么人物——普通人所不能看着或遇着的东西、人物。这一类的传说，当初必很有些个是original（真实的，或云根据于或种真实事实的误解而来的）。众人对于“还阳”者的叙述，也颇能深信不疑。但是到了后来，情形便较复杂：有人想把自己所信或自己竟不信的某东西（一个符，一个药方，某个人或社会全体的现状，关于将来的一种预言以及其他）impose在旁人心上，而又恐旁人不之信，于是伪说曰：“不要不信，这是某月某日某处某人死后还阳所讲的呢！”后面这一类便不是original而是伪造的了。北京胡大人与北京胡进士两传单，或许都属于后一类。
又两个传单都托为北京一个胡姓人的message，也很可注意。其原因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必有个原因——除非只是偶合。
十七年八月八日午饭前匆匆写完
——《贡献》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
梳头婆从后门送进的胡大人传单
招勉之来函：
关于胡大人的事，在《贡献》上知你很留心在采集这些标本。在当时听说我们的里中有人向各家分派过传单来的，家家都有。可是我家向无宗教，什么街坊打醮，马路打醮，某某寺募化，那是永远不来问津的，因为住在这儿多年邻里街坊都知道了便不大来请教了。胡大人的传单呢，也还是有一张从后门送过来，可是给家母一手捏了送到灶披里去了。那几天，真是热闹，街谈巷议都讨论这件事，但是终于平平地过去了。我的母亲没有受她们引动，虽然她也是旧人物。她以为如果这是真的，总有不少人死去，派传单是不中用的，应该用无线电话发放，如北京中央公园之发放孙总理的演说一样和派人家家去说明，才有些效力，因为什么抵制日货提倡土货也还是要放几天假去演讲才可以唤起一些微的民众感觉。本街坊里关于派传单及迷信宣传等事，今天才听说有一位梳头婆专司的，那天的传单也是她派来，故已托人去向她追索，如果不绝了版，当寄《贡献》发表—但相同的便不行了。
绍原附言：该梳头婆这样的热心，怕是因为单纯的救人救己之外，还有点旁的特别的好处吧？此点应请招老爷也竭力替我们查明。日前我就亲耳听见一件有趣的实事：一个“梳头阿姐”，一个“师娘婆”和一个寡妇，三个人串通了做好圈套，去骗某太太的洋钱、大蜡烛和鱼肉。细情我可以写在《国人对于西洋方药医学的反应》里面，这里不过顺便提到而已。杭州的梳头阿姐尚且如此聪明，料想她们的上海同业们必有更巧妙的戏法，等待招先生的灵活的笔去记载。
八月八日灯下
——《贡献》三卷9期
1928年8月25日
怪传单应送卫生大会陈列
上海东唐家弄周柏堂先生，将他所得“北京胡大人死了三日还阳”的传单，割爱寄了给我。我感谢之余，已把它收好备查。因思此类传单既然时常出现，而且似非各地的官府所能禁绝，好事者大可费点手脚，集而藏之，等本地或他处开卫生展览会之时，将它们取出整理好，注上应有的说明，送去陈列。这样做，或于“唤起民众”不无些许的裨益。其有赞成此议而自己又嫌麻烦者，则请将所见此类迷信宣传物，随时寄在下，我可以代为保管。
又周先生函云，此项传单“多由分报人附送”。他得到的一张，上刊“北京都姜堂王老太太送”，上海新北门内某印刷所代印。
八月二十八日
——《贡献》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制造罐子与制造谣言
绍原先生：
许多《贡献》的后面，都有先生讨论关于“北京胡大人传单”的文章，这却使我对于拜读《贡献》，感觉到十二分浓厚的兴趣了。类似这样的传单，我从小在家里，每年都要见一次，时间在旧历七八月之交，传单之内容，无非是某月某日，天上瘟神下降，死人无算……有人抄送一张，可免一身之灾……见而不传，立受果报等语，与“北京胡大人传单”的意义，完全相同，所差的不过字句间略有变更，而且每年所见，千篇一律。结果，因为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缘故，“见而不传”的，实占百分之九十九，这并不是我们地方—湖南新化白溪堆上—的人，比较山东河南北京上海等处的更聪明或更不迷信些，因为他们得到一种特别的解释，并能确实指出这传单的来源。
距我家数十里的地方，居民多以制造罐子为业，那是一种粗笨的原始的瓷器工业。烧罐子的窑里有一位大神，名叫窑神，与人家屋里的灶神菩萨是同宗。敬奉这位大神，除了香火蜡烛牲牢之外，还要多造谣言。倘若谣言造不多，罐子就烧不好。
所闻如是，我不知山东河南北京上海等处，也有同样的罐子窑和那位奇怪的窑神没有？特写出来，用供先生研究“北京胡大人传单”的参考。顺候
大安。
方乘于九月十一日
——《贡献》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药铺老板与怪传单
下面是松江后冈华泽之先生惠寄之稿，据云胡大人怪传单在那里的传布，某药店老板是很有功的，老板的目的，则显然是替他店里的朱砂谋销路。我想幸亏后冈镇的人没上当，否则甲去买乙也去买，难保该老板不临时宣布朱砂涨价。此事虽小，可以令我们想见有些迷信背后确各有一般不迷的人在那里鼓动。一个迷信的原作者与传布者，固然许有真心相信的人在内；然黠者为了自己的好处而造作或传布迷信，也是常有的事。
十七年九月十一夜深
药铺老板热心于怪传单
请述胡大人的传单到我乡的来路。“须用破法，朱砂三分，袋在身边，可除妖怪。”妙极哉，妙极哉！商易来了鸿运到了！哈哈！一个人三分，十个人三钱，一百……一千……乃至千万，哈哈，岂非利帛星下凡了么！你还会记得某年同善社放了个狗屁说什么三日三夜天不亮，茶食店里的状元糕，冰雪糕……点心店里的馂子，馒头……甚至外国点心店里的拖司都买个干净，想来这一回的商易，总也有点把握罢。稀奇，真稀奇，谁说中国革命革不好，中国的百姓个个都革命了，单就我们的贵镇上，已革掉了药铺子里的卖朱砂商易了！有人说：大人的确有些革……了，可是小孩们仍是黄布袋一只挂在肚带上，写着什么“建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干……”闲话闲话，革不革干谁的事，不过这回太难为了那家药铺子的老板，他非但做不到半个铜钱的朱砂商易，徒然枉费了许多辰光和精神，还外加几张毛边纸，叫他的徒子徒孙抄写传单，还花了几个钱送人去分送和招贴呢。这里我不得不感谢他，不然我哪里会在此写这不三不四的文字呢。
——《贡献》四卷3期
1928年9月25日
广州也出现过“北京胡大人”
今年三月廿九日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中，载有陈德徵先生的短简《致江绍原先生》，蒙旁人寄了一份给我看，吓得我不敢则声。数日前叶德均先生来函，道及“觉悟”栏中署名振振的《民风丛话》，曾谈起“北京胡大人”。赵景深先生也知道《丛话》于我有用，便寄了一卷来，于今晨收到，关于胡大人传单之文，见《丛话》五，九月十五日刊。
事实方面，振振君告诉我们（一）该传单及其abridged form曾于“今年五月间”出现于“两湖”；（二）公安局（哪里的？）曾布告取缔之（录有布告全文）；（三）他又根据六月廿二日香港《华字日报》的一段新闻，指出这“妖言”和类似它的“几种神话印刷品”在广州市也出现过。此外，振振君并且（一）断“妖言的出发点”为北京；（二）或许是五六月间“张大元帅”及其高等顾问“张天师”辈“所玩的法宝”；（三）“当时京津路战云弥漫，妖气自然敌不过杀气，所以从比较平静而荒僻的京汉线”“窜至两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粤汉线而直达中国极南的广州市”。
广东两湖之外，胡大人传单在江浙方面也出现过。故倘若振振君所溯的传布线是对的，则此传单是由北京依着京汉铁路至两湖，在此至少分为两支，一支沿扬子江至上海，由上海搭沪杭车入浙，另一支靠着尚未完成的粤汉线南至广州。但我个人对于“京津路……妖气自然敌不过杀气”一语，实不敢轻易相信。现在我请求阅者帮助我查明以下各点：（一）京津、津浦沿路各站，有无胡大人传单的踪迹？（二）它在南北各地最初出现之月日为何？如果京津、津浦沿路各省不曾出现过该传单，或虽出现过而晚于两湖江苏，又如果它在上海的出现晚于汉口，则振振君所拟的路线方与事实相符。
师帅二张是否该传单的主动者，自然更值得确知。据说《贡献》虽不能入“革命策源地”广东及两湖，却还能到从前“反动势力”所在的北京天津等处。希望北方的同志（注：吴国老最不喜用“同志”二字，但我姑且再用一次）加入我们的调查讨论。
十七年九月廿二日于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
廿五日续写：顷又将《民风丛话》（一），（二），（三）， （四），（六）看了一遍，注意到振振君所用的材料大都取自汉口、长沙、成都、广州各处的报纸，而北方及津浦沿线各省的报纸，他一次也不曾用过。然则他是读过北方各省的报纸而不曾在上面发现北京胡大人传单的踪迹呢，还是并没看北方报而随便断定此传单是搭京汉车而不是从津浦路南下的呢？这是很重要的。北方报我在杭州也看不到，所以十分希望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同志们通信赐教。
——《贡献》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湖南湘乡见过胡大人传单
以下是李振翩来函（九月十五日自北平发）里面的一段：
胡大人的传单，我六月回湖南湘乡时，也在家中看见过。我家是在万山之中，张作霖被炸已有三礼拜，尚完全不知道，惟胡大人还阳事，却闹得满山风雨。传单内容，据我所记得的，似乎完全与《贡献》三卷五号所载者相同。这种普遍的大规模宣传，当然难免没有黑幕，甚至某种计画。
绍原按：振振君疑心胡大人传单是张元帅与张天师辈所玩的一种法宝，而李博士也以为“这种普遍的大规模宣传，当然难免没有黑幕，甚至某种计画”，可见得振振、振翩二君多少是共鸣者。我个人并不绝对的否认政治作用说，但我希望得到些确实的证据。
——《贡献》四卷4期
1928年10月5日
造谣与治蓝
方乘先生：
在《贡献》四卷三期看见你给我的信，高兴极了。贵处（湖南新化）之外的窑业，是否也拜窑神并相信谣言造的愈多出货便愈好，弟实在不知，姑写在这里，敬求各地同志通信指教我们好了。
但是我曾见明万历《钱塘县志》上说起当时染业治蓝时的造谣。恐先生尚未看过此书，故将前者抄出的那段志文披露于下：
邑刈蓝以染者，每治蓝，先流妖言惑众，众惑而蓝始成。通邑所传异事，闻之动色者，徒为此曹生色耳。故采异必以目，及任论笃者之目，耳食皆画饼矣。每窃谓此曹真蓝面鬼青面夜叉也。
现在杭州染坊中人是否还有这种举动，我探听不着。今夏我请国立艺术院院长及六七位教授在西湖杏花村吃饭，席间我曾向他们谈起那条志文，想引他们把他们每人所晓得的类似此的事件说点出来，但结果只得到孙福熙先生一个人的回响：他说绍兴也有染坊店里的人造谣言之说，所以人们若听到了太离奇的话，便问说者是否染坊里的人。
上节句句是真话。所引志文，出“外纪”“纪异”门，题为“染蓝”；和艺术家们谈话之事也并不假，福熙兄当可保证。弟素不烧罐，又非治蓝者，愿先生勿见疑也。
治蓝或他种染料者，当然希望良好的结果—造成能够改变所染之物的颜色的染料。谣言也是一种染料，但它所要染的当然不是布葛丝绸而是人的心。治染料时而造了使人相信的假话，便可以insure和increase染料的变色力，犹如小儿种痘时而另埋一颗黄豆于地，则豆与痘可以同运（豆长则痘发，豆萎则痘亦退；见董含《莼乡赘笔》，俞曲园引）。这纯是法术行为，与染神—假使有染神—初无何等关系。
但是造罐子烧窑为什么也被认为与造谣有感应关系呢？这也许因为“谣”“窑”同音，也许有更vital理由待发现。痘字的出现晚于豆字，窑字也许晚于谣字呢。有一点都似乎是确定的：业窑者的造谣，本也是一种法术行为，即使到了现在，他们自己和旁人都改云那是事奉窑神之一法。
贵处年年发现怪传单，是件重要的事实。但必谓全是制造罐子者分送的，或不无疑问。造谣专家的本领何以低到这种田地，只知道在定时传布定型的谣言，使人易于窥破？难道这般专家也和中国的旁种专家一样：其实不高明？这一点，敬烦先生再调查一下，不要冤枉业窑者才好。造谣者滔滔天下皆是，莫放掉任何真的罪人呀。
但先生所示，于我是一种极好的参考外，尤足供那些疑心胡大人传单出自张大元帅和张天师的人们的参考。至于我的目的在求真相而不在袒护二张，想来先生是肯相信的。
我在《发须爪》小书中说过，世界观人生观固然应该研究，然其余的观，如须发观，爪甲观，盆儿观，罐儿观，大小两便观，也不应不研究。今先生真引我研究罐儿观矣，若不高兴，更待何时！回信总算是很高兴的写完了，此刻再很高兴的祝先生健康，并祝普天下“打破罐子问到底”的人们健康。
江绍原 十七，十，十四，于杭州
顷闻玉珂云，俗传烧窑者常将一对童男女推入窑中，让他们活活烧死，如此“祭窑”，出品必佳。参看《发须爪》面十八至十九所引《吴越春秋》。
又“打破沙锅问到底”是一句俗话。
十五日
——《贡献》四卷7期
1928年11月5日
关于胡大人传单的讨论
下文原见十七年十一月廿三及廿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栏，蒙赵景深、徐调孚两先生寄示，感感。
为“胡大人”答江先生
昨晚从书坊里读到四卷四期的《贡献》，内中载着一位江先生的关于“胡大人”的小品，还关涉到我，我只好细心领教。
江先生开头几句不相干的话，似乎与本题无涉，用不着我来回答；不过江先生从不相干的话拖泥带水地，引到我的拙作《民风丛话》，好像以前的所谓“吓得我不敢则声”，现在是有了什么话柄可揪，就把“不敢则声”的“声”发在我的身上：这一点或许就是江先生做这一篇小品的推动力吧！
本来我所写的《妖言的贯通南北》是列在《丛话》的第一则，不料寄到“觉悟”里，把我第一则删去，我有些奇怪，后来在《贡献》里看到江先生关于胡大人传单的话，我就明白“觉悟”编辑先生疑心或是抄了江先生的“胡大人”，我就写信给编辑先生说明：“我在搜集到这种材料之先没有看到江先生的‘胡大人’，可以说是不约而同的发现，或者可以供江先生的参考，况且我所举的材料也不尽同于江先生；如果有什么闲话，我来担当。”这样，这个“胡大人妖言”便在第五则里登出来了。可怪的，“觉悟”编辑先生早猜到江先生的要有“声”，我也预算到江先生的闲话。
题外之话少讲，谨对江先生作简单的答复：
一、江先生小品的题目叫做《广州也出现过“北京胡大人”》，用这个“也”字的语气，好像广州出现“胡大人”的传单是没有事实的根据。按六月二日香港报中有“查传布神话者，最先原为一湖北人，嗣为武汉公安局严厉查禁，遂辗转而流传于广州”，而“胡大人”传单里即有“湖北宋姓等二位大人在京做官回家演说”的话，两两正是相合；同时，该妖言流传于两湖方面，为武汉公安局所禁，与乡（绍原按：“香”之讹）港报记载也是相合。可见流传于广州市的和在两湖被禁的必是异地而同源，至少也是流窜的变态（说它是流窜的变态，因为广州市的妖言，有“刘伯温救劫碑”及“观音救世”“关公救世”等，已经和原来的“胡大人”有些不同了）。所以，“北京胡大人”，也可以因为流传到广州而称之曰“广州胡大人”，用不着加一个“也”字。
二、江先生非难我所假设的贯通南北的“胡大人”的路线。现在我先申述我假说的根据：第一，胡大人的传单出发于“北京”，因为传单上有“北京胡大人”及“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的话；第二，其次流传于两湖，因为传单上有“湖北有宋姓等二位大人在北京做官回家演说”的话，而流传于两湖为武汉公安局所禁又为事实；第三，广州所流传的妖言又以“传布神话者最先原为一湖北人”为根据，而有“嗣为武汉公安局严厉查禁遂辗转而流传于广州”的经过；可知妖言自北京而两湖而广州的一贯的路线。这是我根据所见到的事实而假设的假定。自然还有假定的例外。据江先生说胡大人传单在江浙方面也出现过，这或许胡大人并不依照我假定的整整齐齐的路线，而乱七八糟的“胡走”，此“胡大人之所以为胡大人”。譬如火车尚且要出轨，何况是“死后三日还阳”的胡大人呢？但是，胡大人走路纵然出轨，而我以事实为根据所得的“胡大人自北至南的路线”总不会完全错误吧？同时我也很希望胡大人不仅搭京汉路走粤汉路，更能够化成了无数的胡大人能从“津浦路”直达“沪宁路”而转搭“沪杭车”，以与专门研究迷信的江先生见面。望北方同志（注：是“转用”江先生的）赶快把“胡大人的行迹录”用真凭实据搜集拢来。这样一来，我可以揪住一个从北京而两湖而广州的“胡大人”，江先生也可以迎接一个从北京而津浦沪宁而沪杭的“胡大人”，我们二人把这两位胡大人招待好了，“今年人死一半”的事实也许可以不会实现。欹欤盛哉！不但可以收保一身一家之功，且可以收保天下之功也！
三、传单是否有政治作用，江先生也认为重要，而对于我所假定的“师帅主动”加以再三辩难。我以为这个传单的政治作用的意义是非常显然的，至于“师帅主动”是假定中的假定，用不着深究。传单之含有政治作用有几点可以看出：一、传单上辟头二字就是“北京”，北京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根据地，而尤其是政治反动势力之根据地，在湖北方面替胡大人做宣传员的也是“北京做官回家”的“官”，这岂不是很值得我们注意吗？二、胡大人的“胡”字亦堪研究，因为胡字本为汉人对北方夷狄之总称，在民族革命的时候，汉人尝指满人为胡，如从前以军政府名义所发的《讨满洲檄》上说：“蕞尔东胡，曾不介意，乃使建虏雉兔，窜伏于其间，荐食沈阳，侵及关内，盗窃神器，流毒于中华者，二百六十三年。”我想这一个“胡大人”一定是满清仁兄大人，自从打烂了龙廷宝座暗底里运动复辟而化身的一个精灵，至少是带有复辟臭味的人，以此为号召的工具，不然何苦这样大规模的宣传呢？退一步说，就是“胡大人”与“满清仁兄大人”无干，但是妖言之所以能惑众，是由于人民生活之失保障与政治之失安定，说不定反动分子利用宣传此种妖言以有所企图，岂不是对于政治更有关系呢？至于说到张大帅与妖言的关系，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妖言流布的时候张作霖还没有炸死，说个笑话，就是张作霖炸死了，他的诸葛亮式的锦囊计依然可以实行，亦无妨于妖言之流布呵！所以我还是断定，这个妖言的背景，多少有政治上的作用。
所答于江先生者，约略如此。
我个人很愿意避开意气的争执，而从事于真实的讨论。屈指算来，“觉悟”自今春一直到现在，关于笔战式的讨论始终没有停过，已经弄得战云弥漫，用不着我们再在锣鼓阵里凑热闹了。很愿江先生更有所指正并望各地的朋友予以材料上的供给，务须把胡大人“胡走”的路线寻出！我的通信处，是：南京铁池汤（绍原按：“铁池汤”是“铁汤池”之讹）财政部图书馆内黄先生转交。
十七、十一、十六日下午
作者对于我的动机，颇有点误会。但我可以把这点看开，直接去讨论本题。
（一）胡大人传单，在广州出现过否？我写小品《广州也出现过“北京胡大人”》时，以为是出现过的。因为第一，香港《华字日报》云，“在最近广州市中，有几种神话印刷品，最为流行，而以所谓‘刘伯温救劫碑’一类为尤多。文中谎言，无非借兵灾疠疫，死人若干，及如何可祈祷以免祸以惑人，末则劝人代为出资，广事宣传，可祛哭（苦？）难之一片荒诞语”（《民风丛话》〔五〕引）；而且第二，振振君又云“这个谣言的搭客，直捷地以北京为起点，依着京汉线而至两湖，靠着尚未告成的粤汉线而直达中国极南的广州市：这条谣言的路线简直贯通了中国的南北”—香港报固然不曾明载北京胡大人传单在广州出现过，然振振君既用为材料，所以我那时以为他是把“北京胡大人”传单认为在广州流行的“几种神话印刷品”之一，而且我也承认了我认为他所承认的，于是将小品的题目写为《广州也出现过“北京胡大人”》。如今振振君出来说明他只认广州市的谣言为“北京胡大人”“流窜的变态”而不是它的本相，我方才明白我以前误会了他的意思。但是我现在又不敢断言北京胡大人传单必定不曾在广州出现过，因为香港报虽然没提到这个传单，却也不曾明白否认它在广州流行过。究竟广州市上的“几种神话印刷品”有无胡大人传单在内，我至盼广州（和广东省其他地方）的读者们替我们调查一下。（假使广州并不曾出现过北京胡大人传单，又假使那里的“刘伯温救劫碑”等谣言确为北京胡大人传单的变态，那么，胡大人岂不是不但“胡走”，而且“胡变”吗？一笑。）
（二）什么是北京胡大人的路线？关于此点，振振君写《民风丛话》〔五〕时，只根据了他所见的材料，说妖言是自北京而两湖而广州；但他读了我的小品之后，已承认该妖言还走了旁的路线，虽则“自北至南”的总方向他仍旧坚持。欲解决此问题，不能不先讨论胡大人传单的出发点。
（三）胡大人传单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造出来的？又他的动机是什么？振振先生是力主政治作用说的，他以为造传单的地点是北京，而造传单的人是张天师张元帅，或“满清仁兄大人”，或复辟党。我的见解，不幸和振振先生的不很同。在南京、汉口、广州或任何地方始创的谣言，便不能“劈头二字就是北京”吗？当人民生活失了保障，政治失了安定，而且又有旁种苦难逼来时而发生的谣言，便不能四方八面的传布开去，恍似背后有个抱有政治作用的主动者吗？“反动分子利用宣传此种谣言以有所企图”的可能，我是承认的，但利用与始创究竟有别。所以胡大人传单究竟是否在北京的某种人物造出来摇惑人心的，我认为仍为待研究之点。
总之，我以为与其见了胡大人传单便只知道慨叹北京的腐败和疑心师帅二张或其他反动分子的阴谋，远不如仔细访问这传单在各省各地出现的时日，channel，影响等等。惟有这种访问调查所得到的材料，能使我们多少看出那传单的来历，意义，和政治上各种“反动”分子对于此事应负几分责任。我希望振振先生能得到很多的材料，同时我并且希望也有人直接供给我各种材料。我的住址是：
浙江杭州下板儿巷十五号。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写完
——《贡献》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
樊致江绍原函：
（1）九月十九日来函：
昨夜失眠，忽然觉到妖异之说，如怪传单之类，不发生于肃杀的秋天，严酷的冬天及暖和的春初，而乃发生于春夏之交者，以夏天有流行疫疠，足死人无算之可能。这分明透露了造谣者投机的消息。
（2）十一月某日来函：
怪传单上不是说过天降红（洪）雨的话吗？日子是五月十三日，先生该记得。我不久曾想起那天是单刀会，就是关公单刀到东吴去赴会的纪念日，据什么书上说，那一日大概都下雨，故称之曰“磨刀雨”，我想这或者又是造谣者的投机行为。固然我们早就不相信天下洪（红）雨这场事，而且事实告诉我们也是千真万确那一日并未下洪雨了，可是重庆人真的相信了那个我们认为怪的传单了。原来在五月十一前后，重庆革命政府捕获了大批“共匪”，说是供称拟计划“秋暴”，就是预备在打稻时暴动。漏天机的，故红者赤也，赤者共也。这样合乎逻辑的解释，还会叫人有怀疑的余地么？这也是于飞君说的，他说等他回去时，把他家的符揭来给我看。现在大概他还未到宜昌。
至于振振君、李博士及先生有些疑心那东西有政治作用，我则请诸位不必。前信我已说过，这东西我很清楚地记得在过去十年中至少见过三四回了，绝不是今年才发生的新把戏，不过今年因先生的引起始为大家注意罢了。汉族不死，来日方长，等着再瞧罢。
江绍原复樊：
接到您的第二信以后若干日，弟处来了一位新近“朝”过峨眉山的人—成都大学生物学教授，旧雨重庆李立藩（君范）先生是也。不等我问，他便告诉了我许多四川的怪事，其一即胡大人传单的出现。
他说今年阴历四月底，他在重庆许多地方亲眼看见那个传单，什么“天降洪雨”，什么好几日不可煮饭，什么妖怪半夜叫人，答应不得，上面都有，但是也有几句和我们在江浙所见者两样，只可惜他已记不清了。相信的人不少，他们都忙着准备各种干粮。五月十一日，他坐在一只小汽船的官舱中，这船是从重庆开往叙府的。买办真热心，竟亲自去劝李先生和旁的乘客，过几日再进烟火食。
李教授而且说道：“啥子北京胡大人，我想这一定就是四川本地造的谣言。”我自然向他要证据咯，只听他滔滔不绝的说了四川方面最近和过去的一大串怪事（过去的如唐焕章的世界宗教大同盟，较近的如赖军长行文各处要收多少柄杀过人的刀，集齐熔化了铸四千个伏魔杵），以证四川民智之低。
所以您看：振振先生因为觉得“北京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根据地，而尤其是政治上反动势力之根据地”，于是便断言那个怪传单是北京传来的，理由是传单上明明有“北京”二字；李先生则因为深觉得四川民智之低，于是便断言，那传单是四川的土货，是由四川传到旁处去的，而其劈头的“北京”二字，不过是一种障眼法。究竟是谁猜得对呢？“天晓得！”而且如果我所听见的消息可靠，南京似乎不能说不是也腐败，所以假使我要加入这传单出发地的猜测，我或者该一口咬定南京吧。倘若你们向我讨证据，你们可就大上其当，因为我将趁机会把我所知的南京黑幕一幕一幕的演说给你们听。“外快”不计外，每月拿好几百块钱薪俸的南京官，还有歌颂孙传芳大帅，准备他过江重来者。若说这样腐败的人所在之地不能产生区区一北京胡大人传单，可真要把我“糊涂死”了！北京胡大人乎？南京胡大人乎？呜呼，呜呼，呜呼，呜呼，第五个呜呼！
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记
——《贡献》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七八年前的反动刊物：北京胡进士传单
叶德均来信（十八，一，廿一，自淮安）：
偶翻家中的废物堆，找出木板一块，原来是关于胡进士（不是胡大人）死后还阳的传单的木刻板子。此传单的发生，大约是民国十年到十二年这几年的一个秋天的事。如果年数可靠，那么是在胡进士胡大人传单中（指先生的小品中集录的来说）最早的了。现在拓下两张附上。二三月间来沪，届时先生如在上海，可将该木板奉送先生保存。
绍原答复叶先生几句：
承允许把那块版片送给我，照理应该说一声感何如之！因为这宗我所谓“文化垃圾”，我此刻的确很想收藏点。不过呢，现在正有人疑心那北京胡大人传单若不是张学良委员的老子会同张天师所“玩的法宝”，便是和他们二位一样有“反动”臭味的人们散布出来的。那么，我收受了胡进士传单版片之后，倘若有个把冤家对头—人生在世，谁能没有冤家对头—向革命机关给我一告发，说我是张委员的封翁从阴间派来的捣乱分子，既然有版为证，试问那时我怎能狡辩呢？刑讯我可受不了，招了又得吃卫生丸，与种种文化垃圾，永远分首。到了地府，不奉张元帅、胡进士、胡大人那批人为君为师为官，就不免被他们当作共党，绑出去再杀一回；倘若乖乖的投降了他们呢，郭松龄、杨宇霆、徐志摩的情人林长民，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们，难道肯让我逍遥自在！版片不要—不要定了。叶先生，饶我这一次吧。
十八年一月廿八午前一时写
——《贡献》五卷1期
1929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