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仙郡三年不雨，“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百姓生活艰苦极了。亢旱三年，据《西游记》所言，乃郡侯因妻不贤，恶言相斗，一时怒发，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冒犯上天。因此，玉帝赫然震怒，下令龙王不再降雨。我看到这里，固然感觉郡侯之罪甚小，三年亢旱，其罚过重。何况“郡侯十分清正贤良，爱民心重”。他知道孙行者能够求雨，即整衣步行，亲至市口，以礼相请；既闻孙行者愿送他一场大雨，又请行者上坐，低头下拜。（第八十七回）爱民如此，纵有小罪，亦应赦宥。玉帝滥刑，我在本书《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琉璃盏》一文中已有论述。我们所最不能了解的，郡侯冒犯上天，何以不罚郡侯，而乃三年不雨，遗害黎民。小说家有此描写，乃基于社会意识，而这社会意识，亦有其发生的原因。
郡侯不仁，（“不仁”二字乃玉帝批评郡侯之语，见第八十七回）所以天降灾异。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合理，姑舍而不谈。人们由此又基于错误的逻辑，而谓天降灾异，必因郡侯不仁。一郡亢旱，郡侯既应负责，则天下大旱，天子亦宜负责。换言之，一郡亢旱若是由于郡侯不仁，则天下大旱自应视为天子不仁。旱之有无是客观的事实，政之得失往往依主观的见解而异其判断。以客观的旱灾归咎于主观的失政，盖欲人主“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已”，（《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而能责躬省咎，修德消灾。这种神道设教，除小说外，又散见于正史之上。
一部二十四史随处都有神权思想。在神权时代，君主所恃以统治人民者在于“天佑吾皇”。朝代将亡，必曰“天命殛之”，朝代将兴，亦曰“皇天眷佑”。吾人于《汤誓》及《泰誓》之中，可以发见许多“上帝”、“天命”、“上天”、“天罚”等的文字。古人所说的“天”，除自然的天及自然的理之外，尚指神祇，即所谓上帝。孟子云：“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万章》上）天指神祇，观此可以知道。纣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项羽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即兴亡成败均谓为决定于神，不是人力所能左右。
专制君主所恃以统一全国者，就是这个神权观念。“天佑吾皇”，你们小民何敢反抗。因此，人们要想革命，亦须利用神权观念。革命是以破坏旧的政权而建立新的政权为目的。要破坏旧的政权，须先推翻旧的神权观念。怎样推翻？假托神怪，以惑乱人心，是最好的方法，秦始皇末年，社会上传播了许多“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的谣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及三十六年）不过这个方法只能推翻旧的政权，要建立新的政权，亦须利用迷信，说明新的政权基于天意。陈胜吴广起事之时，利用罩鱼狐鸣，使人相信“大楚兴，陈胜王”，（《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就是其例。
古来最善利用神权观念以觊觎大位的，莫过刘邦。
高祖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高祖所居，上有云气，别人看不见，看得见的只有吕后一人，而吕后说了之后，沛中子弟闻之，“多欲附者矣”。“刘季固多大言”，（同上，萧何之语）“吕后为人刚毅”，（《史记》卷九《吕后本纪》）以大言之夫配以刚毅之妻，雄心勃勃，在国家将乱之时，利用神权，以取得人们拥护。所以陈胜起义之后，沛县父老杀了沛令，“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乃立季为沛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刘邦与吕后的计划果然成功了。
依正史所载，每朝创业之主，不问一统或偏安，大率均有神异之处。这个神异不但表示他与凡人不同，且又表示其即帝位，是依“上天”即“上帝”之意。董仲舒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第二十三篇《三代改制》）皇帝之位授之于天，天命不佑，而后才会失掉帝位。古代没有法律能够拘束君主，也没有机关能够监督君主，虽置御史及谏议大夫，而君主对于他们所言，又有接受与不接受的自由。皇帝不受任何拘束，其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天不言，如何而能推测天意？《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引自《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政修则天赐祥瑞，政失则天降灾异。比方日蚀，《汉书》云：“凡日所躔而有变，则分野之国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恭御之意）厥罚，则灾消而福至。不能，则灾息而祸生。”（《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后汉书》亦说：“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后汉书》卷二十八《五行志》）古代帝王看到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蝗虫，无不悚然忧惧，以为上天震怒，而谋所以补过之道。昔，武王死，成王立，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放言于国，以诬周公。成王颇信流言，周公避居东都，秋大熟未获，天大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成王启金縢，知周公勤劳王家，泣曰：“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遂遣使者往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尚书·金縢》）这固然是一种神话，然其影响于后世人主者甚大。汉惠帝崩，吕后称制，七年正月乙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史记》卷九《吕后本纪》）唐高宗永徽元年四月一日晋州地震，六月十二日又震，高宗顾谓侍臣曰：“朕政教不明，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皇帝不受任何拘束，所畏唯天。吾国历史关于灾异必有所纪，盖欲“书之示戒，用儆后王”。（同上）照历史说，凡天降灾异之时，皇帝下诏罪己，并令群臣直言极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黄气竟天，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一十九，洛水暴涨，漂六百余家。帝引咎，令群臣直言政之得失。十三日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滥，静思厥咎，甚惧焉。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同上）则天神龙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诏九品以上直言极谏。右卫骑曹宋务光上疏曰：“陛下不出都邑，近观朝市，则以为率土之人既康且富。及至践闾陌，视乡亭，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空，丁壮尽于边塞，孤孀转于沟壑，猛吏淫威，奋其毒暴，征急攻破其资。马困斯跌，人穷乃诈，或起为奸盗，或竞为流亡，从而刑之，良可悲也。”（同上）灾异最能引起人主关心的，莫如旱蝗。文宗开成四年天下旱，蝗食田，祷祈无效，上忧形于色。宰臣曰：“星官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文宗懔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彗星谪见于上，若三日内不雨，当退归南内，卿等自选贤明之君以安天下。”宰臣呜咽流涕不能已。（同上）天旱，竟令天子欲逊位，古代皇帝何以这样关心旱灾呢？
吾国为农业国家，农业需要雨水，雨水不调，淫雨则田园泛滥，久旱则田园干枯，均可使数百万里的膏壤变为池沼或化为沙田。农村破坏，农业生产力降低，一方农民流亡，社会上充斥着无数流氓无产者，他方米价腾贵，贫穷成为普遍的现象。这个时候，政府若不赈恤，则百姓饥寒交迫，必相率离开王化的社会，走到不法的方面去，用违法的手段，来苟全自己的生命。“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窃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隋炀帝大业七年）群盗蔓延，引起大盗，而政权就颠覆了。晋之南渡由于八王作乱，引起五胡乱华。五胡能够乱华，又由于旱蝗为灾。惠帝元康七年七月雍梁大旱，关中饥，米斛万钱，诏骨肉相卖者不禁。怀帝永嘉三年三月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五年六月百姓饥俭，米斛万余价。愍帝建兴四年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过半。（见《晋书》各纪）大众受了饥饿的压迫，只有流移就谷。他们流亡，不是逃至天国，而是走入地狱。永嘉元年刘琨为并州刺史，他于沿途所见的流亡情况，据他报告：“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百姓流离道路，转死沟壑，人不堪命，只有沦为盗匪，攻城剽邑，作夺取政权的豪举。在这时期，蛮族也同百姓一样，受了生活压迫，开始流亡。羯人石勒，氐人李特都是因为流亡而乘机作乱的。（参阅《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卷一百二十六《李特载记》）隋末，盗贼蜂起，据李说：“天下之乱本于饥。”（《新唐书》卷九十三《李传》）唐末，黄巢作乱本于饥，故能兴江淮，根蔓天下[1]。旱灾可使政权颠覆，难怪凤仙郡侯听到孙行者能够求雨，宁愿整衣步行，亲至市口，低头下拜。汉宣帝时，丙吉为丞相，见长安市上死伤横道，置之不理。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急驻车询问。（《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这不是“知大体”的人哪里懂得此中道理。
古者宰相“不亲小事”。其职乃上佐天子，“调和阴阳”。（同上）所谓调和阴阳不是玄学之词，而是讲求具体的政策。阴甚而久雨，须开凿河流，使雨不成灾；阳极而将旱，须讲求水利，使旱不妨耕。丙吉见牛喘吐舌，驻车询问，盖“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同上）此乃时气失节，旱灾之象，宰相宜未雨绸缪，不可临时束手。后世不明此旨，“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不察宰相之努力，唯视天象之变化，于是调和阴阳失去意义，而变为玄学之词。然而东汉逢到灾异，宰相还须免职，末世，政府当局一方知灾异乃天然现象，而不责躬自省，他方关于防灾一事，又不肯早作戒备。为人君者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中不怕人，君主专制就没有方法控制了。
我生于前清光绪年间，当时科学尚未昌明，凡有大旱，县长为民父母，必于众目共睹之下，跪在烈日之中祈雨。这不是迷信，而是表示与民同艰苦之意。百姓既见县长不避暑热，为民求雨，自可引起他们同情之心，虽欲作乱，而思乱之心亦常为同情之心所压伏。民国成立之后，科学知识普及民间。同时县长由民之父母降低为民之公仆。民权万岁，科学发达，懿欤盛哉！天何以旱，自然现象也，既系自然现象，县长何能为力。百姓哭在田中，县长乐在屋里，开冷气机，吃冰淇淋。何怪无知小民不愿官为公仆，而愿官为父母，虽然“管”我，而尚留心水旱；官为公仆，管则管矣，而对于水旱乃漠不关心。吾人读凤仙郡郡侯之事，深有所感，故略述历史上的故事，以伸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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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郑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唐僖宗广明元年“天下盗贼蜂起，皆出于饥寒”。《旧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纪》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