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而後，論師群起，批判詩文，著有專書者，殆難盡數；然拉雜繁猥，迄無建樹者，爲數亦衆。今自江西派外，略舉數人。南渡以後，首持異論，述張戒第一。誠齋、放翁，源出豫章，三昧有寤，獨樹一幟；述楊萬里、陸游第二。水心之論，别啓四靈，述葉適第三。晦庵理學大儒，尚論詩文，識亦超卓，述朱熹第四。滄浪之論，上紹表聖，下啓漁洋，述嚴羽第五。江湖鉅子，首數後村，述劉克莊第六。白石之説與誠齋略近，亦附見焉。
山谷之詩，在當時雖享盛名，然時人論之，已不盡滿，東坡蝤蛑江瑶柱之喻，蓋諷之也。魏泰作《臨漢隱居詩話》，乃云：“黄庭堅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吾嘗作詩題其篇後，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挾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其言直攻山谷。至紹興間而有陳巖肖之《庚溪詩話》、張戒之《歲寒堂詩話》。
《庚溪詩話》云：“山谷之詩新奇峭拔，頗造前人未嘗到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巖肖之論如此，然不及張戒之直指本源。
張戒正平人，登進士第，紹興間授國子監丞，累官至司農少卿，有《歲寒堂詩話》。戒雖不以詩名，論詩頗有所見。《詩話》載乙卯冬與陳去非論詩事，又在桐廬與吕居仁論魯直事，其人與江西派往還似甚密，然其持論獨不與江西派合。當豫章宗派盛行東南之際，戒持異論，直發其隱而不少諱，亦讜直之人哉。
戒之持論，首舉蘇黄並言，而謂詩壞於二人，其言如次：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黄。余之此論，固未易爲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段師教康崑侖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學詩亦然。蘇、黄習氣浄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浄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浄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
蘇、黄習氣何指，尚待詮釋。《詩話》中云：“蘇、黄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又謂蘇端明專以刻意爲工，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所謂蘇、黄習氣者當指此。
法雲秀老斥魯直作豔語，蕩天下淫心，恐生泥犁，魯直頷應之，見《冷齋夜話》。《歲寒堂詩話》亦云：
孔子删《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顔、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黄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説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吕居仁論詩好言活法，其論山谷之學老杜，亦從此點落眼。《歲寒堂詩話》述張戒與居仁語，於江西派之論，加以詰難，至可味。
往在桐廬見吕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處焉在？”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余曰：“活則活矣，如子美‘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此等句魯直少日能之。‘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此等句魯直晚年能之。至於子美‘客從南溟來’‘朝行青泥上’，《壯遊》《北征》，魯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此等句魯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詩有可學者，有不可學者。”余曰：“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
張戒於山谷之詩，得其深淺所在，論杜詩，因謂魯直所學但得其格律，此分析入微之論，宜居仁爲之沉吟也。又謂山谷自稱學杜，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必欲與李、杜詩争衡，當自漢魏詩中出爾。此亦見到之論。戒論古今之詩分爲五等，而評騭歷代詩家如次：
國朝諸人詩爲一等，唐人詩爲一等，六朝詩爲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爲一等，風騷爲一等。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
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强弱，則不可强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麤俗，不知麤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麤俗，乃高古之極也。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唯子美一人能之。……近世蘇、黄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
詩多麤俗一言，北宋時語。初老杜之詩，爲蘇、黄所重，老師宿儒，猶不肯深與。嘗有稱杜詩用事廣者，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爲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語見《蔡寬夫詩話》。蓋當時確有此論，張戒之言，非無的放矢也。又其論杜詩云：
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奇崛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時遭艱虞，朝廷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新婚戍邊而云：“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壯游》云：“兩宫各警蹕，萬里遥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如“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乃聖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
《後山詩話》始謂韓退之以文爲詩，因有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之譏。於是退之之詩，始爲其文所掩，論者不能得其真相。清顧嗣立《昌黎詩集注序》云：“夫詩自李、杜勃興而格律大變，後人祖述，各得其性之所近以自名家，獨先生能盡啓秘鑰，優入其域，非餘子可及。顧其筆力放恣横縱，神奇變幻，讀者不能窺究其所從來，此異論所以繁興而不自知其非也。”此論最爲得之。《歲寒堂詩話》論退之語，頗有所見，嗣立之説所由出也。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爲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己輩，皆有此論。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以爲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爲退之於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没，恣態横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蘇黄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此論得之。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於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爲敵，然二豪不並立，當屈退之第三。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强也。
張戒此言，語皆精核， [1] 其他立論，亦多可稱者，如論李賀云：“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牧之語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語頗切當。又謂“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亦銖兩悉稱。又論李義山《南朝》《茂陵》《景陽井》《思賢頓》諸詩，以爲世但見其詩喜説婦人，而不知爲世鑒戒，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頗得義山用意所在。
《歲寒堂詩話》綜論唐、宋詩人，歸重杜陵，今録其結論於次以見其宗旨：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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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此處云：“張戒論廊廟氣一節，容有未當，其餘皆精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