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请假到福建去了一趟，去看看我的妈妈。

说来你也许感到奇怪：我一个江西人，妈妈怎么会在福建？而且你也听我说过，我的一家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叫国民党匪军杀害了，就剩下我这个独丁，这个妈妈又是哪里来的？

不管你怎么疑惑，我得对你说，这次去看望的，实实在在是我的妈妈。

这事三言两语说不明白，听我详详细细告诉你。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我们北上长征的队伍，走到明水溪这个地方，遇到敌人的阻挡。我就在抢渡明水溪的战斗中负了伤。这次伤势并不重，只是右肩胛上嵌进了一块炮弹皮子，虽说流血多点，可是没伤着筋，没动着骨，要在平时，治个半月二十天也就好了。谁知道受伤的时候不对，这么点伤倒把我的生活一下子全改变了。

战斗结束以后，卫生员把我的伤口包好，我刚要坐起来，教导员就来了。他看了看我的伤势，跟我说：“老张，上级决定把你留下来。你参加红军以前，在苏区做过地下工作，现在就先到苏区医院去休养吧！养好伤以后，参加敌后的游击斗争。”你看，这不就变了？眼看着就和同志们分别了，部队往西我往东，心里真不是滋味。可是，这次部队过了明水溪，就要一个劲儿地向西挺进，前面有千山万水，有数不清的战斗；而我呢，现在已经不能参加战斗了！好吧，在哪儿还不是干革命工作？好在参军以前苏区的好多地方我都熟，再过起当年刚开辟时的生活吧！

当天晚上，我就上了担架。当地群众抬着我绕着山间小路，一站倒一站，往医院走。因为流血太多，加上走的是山林小路，颠簸得厉害，就好像是头朝下，被人倒拖着走……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昏昏沉沉地听见一个苍老的女人的说话声：“哟！这不是张同志吗？”

这是谁呢？这是什么地方？我想睁开眼睛看看，可是眼皮好像被什么东西粘住了。接着，就觉得有人扶我躺在软软的铺草上，一只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前额，又动手解开我的绷带给我换药。那人一边换药，一边叨念，那声音听来就像是从天外边飞来的……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醒来了。一睁眼就听见身旁一个人在抖弄什么，口里低声地咕哝着：“这个鬼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呢？我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四周漆黑，没有灯火，只有远处约略有些亮——大概是窗子吧？我的两侧都有人躺着，不时传来低低的鼾声和呻吟声。“这回可到了医院了。”我正想着，忽然，吧嗒一声，凉森森的一个水点子滴在我的脚上，我挪动一下脚，发现脚底下已有一小摊水了。我问刚才说话的那人：“同志，下雨了吗？”

那人“扑哧”一声笑了：“哪里，头顶上一座山，再大的雨也淋不透。那是渗水。”

我怔了一下，伸手一摸，身边是一片湿漉漉冰凉的石壁，噢，原来是在山洞里！

我正要问，只见亮处一暗，一个人摸索到我的近前，低声地问：“张同志，你要喝水吗？”我听清楚了，说话的还是那个苍老的女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那位同志就说话了：“渴了张开嘴，滴下来的水，准能把肚子胀破！”大概这话把她惹火了，只听她用严厉的口气说：“刘同志，你的话怎么那么多？连这点苦也吃不了，你还能干革命！”说着递给我一杯水，又爬到洞口去了。

我睡不着，就和那位刘同志闲扯起来。听他说，自从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白鬼子跟着就进了苏区，为了坚持敌后斗争，地方党政机关有的转入地下，有的上山打游击了。医院也化整为零上了山，我们二十几个伤员就住在这个山洞里，搬到这里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个同志谈话之间流露出一种不好的情绪，一会儿说警卫太少了，只有一个班，太危险；一会儿又说生活太苦，吃的东西只靠下山偷偷地搞来一点儿，还吃不饱；一会儿埋怨没有药治伤，只靠点盐水洗洗，看护员又少……

这些我听着觉得怪刺耳的，只是又想不出怎样说服他，我截断他的话，问道：“刚才那个女同志是谁？”

“你问她的名姓，怕谁也不知道，同志们都管她叫老妈妈。她的职务也说不清，算咱这个医院的副队长，又是政委、看护员、炊事员、采购员，还是情报员……反正这洞里的事她一手包干。人倒是个好人，听说是老革命了，就是年岁大了，腿脚不灵，嘴又啰唆……”

他一气说了半天，我总弄不清这个女同志是什么人，而且奇怪的是她还认识我。我竭力思索着过去接触过的人，怎么也记不起这个人来。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我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洞门口乱糟糟的，人们嘁嘁喳喳议论着什么。洞里的伤员同志们都半坐起身子或者抬起头，静静地听着。看样子是有了情况。洞外的人刚才说些什么话我没有听到，只听见那位老妈妈低声说：“好，快走吧！”人们回答了一些什么，伴着一阵紧张的脚步声，洞口的人们走了。

老妈妈转过身来，对我们说：“刚才发现山下有白鬼子，队长已经带着警卫班去了，大家别慌。要是情况紧张，有人掩护我们，也有人帮助咱们转移。现在咱把东西准备一下。”说着，她钻进洞来，帮着一个个伤员穿衣服，穿鞋子，收拾东西。还不住地抚摸着伤员的身子嘱咐说：“别怕，别慌……”仿佛她一抚摸就会把人的惊恐抹掉似的。这使我想起刚才刘同志的话，她的一举一动，真像个妈妈哪。她招呼着全体同志把衣服穿好之后，又迅速地把自己身边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然后走出洞去，伫立在洞口，望着发现敌情的方向。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北面山脚下就响起了枪声。一阵激烈的射击之后，响枪的方向转向西面，越来越远了。

洞里紧张得没有一丝声息，大家似乎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情况到底怎样？

一个钟头过去了，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老妈妈还在洞口站着。洞里仍然是静悄悄的，只有洞顶上的渗水，“吧嗒”“吧嗒”有规律地滴着。

天放亮的时候，队长派来联络的老孙回来了。他一进洞，就歪倒在铺草上，老妈妈赶紧给他包扎着脚上的伤口。大家几乎是同时问道：“情况怎么样？”老孙把眼睛一闭，喘了一口粗气：“队长叫赶快转移！”

原来他们刚到山腰，就发现敌人在布置搜山，队长马上带着队伍插到山下的胡家墩，从那里兜屁股打敌人，想转移敌人的注意。敌人果然转过身来追，他们且打且走，打算把敌人引上西边的云峰山。谁知道刚到云峰山口，就遇上了另一股敌人，由于前后受敌，同志们大部分都牺牲了。队长他们拼尽全力掩护着三个同志突围出来，两个人去找特委取得联系，一个人回来送信。老孙在突围的时候，脚上又负了伤，所以回来得晚些。他说，在分手的时候，队长判断：他们警卫班受了损失，可以暂时麻痹敌人一下，但是，看样子敌人怕还是要搜山的；而且又怕去特委联络的同志路上出岔子，所以要山上自己设法隐蔽或者转移一下。

一听这情况，洞里顿时乱了起来。老刘第一个放大嗓门儿喊着：“唉！这下子可完了，完了……”接着，洞口一个小伙子就要向外爬。我也急得不知怎么是好，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来，这不是些好胳膊好腿的人哪！

正在这时，老妈妈忽然霍地站了起来，对洞口那个小伙子说：“和伢子，你先躺好！要转移也不能这样转法啊！”然后，她走到老刘跟前，厉声地说：“老刘呀，一伙十多个人，就数你叫得凶！什么‘完了，完了’！你想想，你说这话能对得住长征路上的那些同志不？……”黑影里看不真，只望见她的肩头在抖动，大概这会儿她气愤得厉害。

老妈妈把沉不住气的老刘、和伢子数落了一顿，洞里马上安静下来。老妈妈移到洞口边，倚在洞壁上，冲着大家，放开嗓子说：“同志们，咱把话说明白：这阵子是很危险，敌人包围着我们，谁要害怕、动摇，受不了苦，就站出来！我老婆子就是爬也要把他送下山去！”说到这里，她特意把话顿住，停了一会儿，见没有一个人想站起来，才又和缓地说：“队伍有头家有主，如今队长不在这里，这个家就由我来当。你们管我叫妈妈，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孩子？有妈妈在，就有你们在！这里不安全，咱们想办法；没有吃的，这不是，”她从腰里摸出一件什么东西，用力抖了抖，里面铮铮作响，“这是特委留下的钱，我可以偷着下山买米给你们做饭吃；钱花光了，我就是下山讨饭，也不能让你们饿着……”

她说完了这些话，就疲倦地歪着身子坐在洞口，连声咳嗽着。洞里鸦雀无声，我只觉得那个和伢子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动，大概是在抹眼泪；就是咋呼得最凶的刘同志也不再吭声了。

山上的松涛呼啸着，风，把早晨的浓雾一团团地刮进洞里来。

休息了一会儿，老妈妈欠起身，低声叫道：“主力上下来的张同志，你能到外面来吗？”我一边答应，一边摸索着爬到洞口，靠着她的身边坐下，她把嘴附在我耳朵上，小声地问：“我记得你是党员，是不是？”

“是的！”我回答，对这样的人用不着隐瞒。不过那时候党是秘密的，她怎么知道我是党员？

“你这个党员，不好，不好……”她把声音压低，不满地说，“刚才乱成那个样子，你怎么不管呢？党叫你这样做来着？”

“我……我……”她批评得对，我只觉得脸一阵发烧，不好意思地嗫嚅着。最后我低声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在党？”

“知道，知道……你伤口疼得厉害不？我们到外面去走走。”我点点头，她搀着我受伤的那只胳膊，慢慢地走出洞来。

洞外，是一块光坪。太阳已经露脸了。从弥漫的大雾里看去，像个通红的大火球。在洞里待得时间长了，乍一出来，简直不敢睁眼，腿也软得无力。她搀着我向一棵大树走，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

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一怔。迎着朝阳，我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她的脸。到现在我才看清她的面容：苍老的脸上，刻着一条条深深的皱纹，门牙也残缺不全，在她的左眼下，有一个黄豆大的疤痕……噢，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我奉命到潮汕地区去和一个新成立的组织接头。我按照交通的指点，到了山脚下的一棵大树跟前，看见一位大娘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我走到她身边，粗声粗气地说了句：“大妈，有开水吗？我可要开的！”这是党为我们约定好的联络的暗语。

她怔了一下，抬头望了望我，会意地笑了笑，掸着身上的土站起来说：“傻孩子，把我吓了一跳！开水，有，有！过两年再见了你大妈，大妈还给你酒喝呢。来，跟我来！”她四处瞧了瞧，见没有人，便领着我钻进了一片茶丛。就在那里，我会见了几个要见的当地党的负责人，在那扑鼻香的茶花丛里开了会。

会快开完了，猛听得山腰里传来一声嘹亮的山歌。“高山顶上一株梅，山歌越唱越出来……”是她在唱。这是告诉我们：有人来了。我们几个人便分散开，悄悄地离开了茶丛。

在那以后不久，我到了红军队伍里，东征西战，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之后听说因为闹革命，她丈夫牺牲了，她带着快要成人的两个儿子进了根据地。想不到又在这里见到了她。她比三年前老多了，看上去约有六十岁的样子，嘴角上添了皱纹，鬓角也花白了。

她把我扶到树下一块石头上坐好，收敛了笑容，问我：“这几年你在部队上干什么工作？”我说：“当排长。”她说：“老张，刚才我说了你两句，话重一些，你别见怪。这里就咱两个在党，他们大部分是这块儿白了以后才上山的。咱俩得把这担子担起来。”

嗨，人家这才叫党员呢，碰到情况首先想到的是工作，是怎么把困难的担子担起来，可我呢，还没往这方面想哪，真惭愧！我把当前情况考虑了一下，说：“我看，头一桩事就是要设法挪一挪地方！”

“挪是要挪的，可是队长说得很在理：经他们这么一打，我想敌人一两天是不会上来的。眼下头一桩事倒是要弄吃的。这话只能对你说，咱已经没有口粮了。再就是组织组织，把大家的心定住。至于转移，总得先找好地方，不能让这些伤员睡在露天地里呀！”接着，她谈了谈她的打算：她要我临时担任这里的队长，她赶下山去探听一下情况，顺便弄点吃的来。

她考虑得倒很周到，只是我怕她年老爬不动山，我想：我虽然受了伤，身子虚些，可是年轻，腿脚还好，不如我去一趟。我把这个意见说出来以后，她说什么也不答应。她说：“你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说着随手摸起腰里的两个手榴弹和一支驳壳枪交给我，“带上这个。”等我默默地接过武器，她才接着说，“这地方，前面是条独道道，后面是一漫斜坡。要是敌人果真来了，就得立刻把路卡住，让同志们满山坡跑。这十几个人的安全，全靠你了，你要仔细啊！”接着又递给我条米袋子，摇晃着说：“这钱，你存着。我拿了两块去买米。这是以前同志们伤好了出院时送给我的，积了这么多，我一直保存着，现在它成了咱们全部的经费了。”这样说来，特委并没有留下钱，刚才她那样说是为了要安慰同志们啊。

虽然，在战斗中，我接受过千百次任务，但今天的情景，却使我格外感动。不知怎么的，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想起了妈妈在我参加革命时，把她存了半辈子的“体己”交给我的情形来。

我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又回到洞里。大概因为我是主力上来的，又是个干部，大家都同意我暂时负责。我拿过那支驳壳枪来擦着。这工夫，老妈妈早已趁着雾大、不会暴露目标的时候，点上了火，烧了开水。她把开水舀出来一些，冲了盐水；又把米下到锅里。然后，端着一茶缸盐水，挨个给伤员擦洗、包扎伤口。她这一切做得那么仔细，那么沉着，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护士似的。这种镇定的情绪感染着洞里的所有人，大家都安定下来了，人们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甚至有的人还在洞口地上画上棋盘玩起“堵白鬼”来。

老妈妈把事情弄完了以后，抄起一根竹杖，对我说：“我去了，等米烂了，你盛给大家吃。”又故意放大声音说，“下午我回来得晚，你舀米自己做吧！”但当她走到洞口时，却附在我耳朵上说：“别忘了，把稠的盛给伤重的同志吃呀！”

老妈妈走了以后，我用根带子把受伤的膀子吊起，四处走了一圈，察看了一下地形，又把伤员组织了一下，选出几个伤势较轻的同志轮流放哨。我们静等着老妈妈回来。

时间真难熬啊，太阳已经落了，还不见老妈妈回来。我出去瞭望了好几次，除了遍山荒草、大树、怪石，什么也看不到。更难的是粮食没有了，同志们都在忍着饿呢！

黄昏时分，我决定顺着山路去找找看。我沿着小路往下爬了约莫半里路，实在爬不动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四下瞭望了一下，远远地看见路旁草丛里好像有一个人影在蠕动，我警惕地掏出了枪，问了声：“谁？”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是我。”我走上去一看，正是老妈妈。只见她脸上、手上满是血迹，两肘两膝上的衣服也破了。她趴在地上，头前放着一个包包，她用手和头顶着那个包包，正吃力地往山上爬。我连忙跑上去，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她见我来了，咧开干燥的嘴唇笑了笑。我用一只手拎着东西，她扶着我，就上了山。

她一进洞口，就忘记了劳累，挤在人堆里，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像多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她摸着年龄最小的和伢子的手，抱歉地说：“孩子，饿坏了吧；上了几岁年纪，走道不利索，真是……来！”说着，解开了包包。这个包包简直是个杂货摊，里面有约莫十来斤的一小袋米，有打糕，有窝窝、红薯、干红薯丝子，有一块豆腐，有一个小南瓜，还有几卷各种颜色的布——大概是给我们包伤口用的。她把可吃的东西按人们的伤情轻重分了分，说：“今天晚上先将就着吃吧，明天，妈妈给你们煮白米饭、南瓜稀饭，还给你们做个野蒜烧豆腐吃呢！”说着，点着她那花白的头，呵呵地笑了。

同志们饿了一天，现在每人都拿着一样东西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洞里的空气顿时活跃了。正吃着，忽然和伢子喊了声：“老妈妈哪里去了？”

我连忙跑出洞来找，只见她老人家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两手捧着一样东西在吃呢，见我去了，忙把手里的东西掖在衣服底下藏起来。我好奇地抢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块草根、菜叶、红薯丝、烂南瓜杂拌的窝窝。我猛然想起：刚才不是她拿不动这些东西，是饿得没劲了啊！我眼眶子一热，一把抱住她：“妈妈，你……”

“别嚷，别嚷，别叫同志们听见。”她赶紧向我摆摆手说，“老张，弄点吃的不容易啊！再说，山下的群众也大都吃这个。”

我硬把自己手里的一块煮红薯和她换过来。她慢慢吃着，和我谈起今天下山的经过来。真叫不容易哪：她下到村里，装作讨饭的叫花子，沿门乞讨。自然啰，这么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婆子，是不会引起白鬼的怀疑的。她去的净是些贫苦人家，看出哪家可靠，就和他们谈起红军，告诉他们“是弄粮食给受伤的战士吃的”，于是群众就挑最好的东西交给她，还给她从米店里设法买来了一点儿白米。可是山下地主豪绅都回来了，又是加租又是夺田，群众生活苦得很，因此讨来讨去只弄了这么些东西。说到这里，她忽然顿住，拍拍我的手说：“我顺便打探了一下情况，白鬼子民团现在正在‘围剿’云峰山，对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很注意，今天就有人拿着望远镜往山上望呢。咱们更得提高警惕了！”停了一会儿，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笑着说：“把钱给我一半，我已经找好了可靠的群众，托他们给买了米存着，以后用起来方便。”

这天夜里，我被老妈妈的行动感动着，久久不能入睡；再加上夜里值了两次哨，早晨醒得很晚。醒来的时候，老妈妈早已做好了饭，换完了药，又下山了。

一个白天，我都花在组织伤员互助和跟他们谈话上。我把老妈妈下山搞粮食的经过谈了谈，还把老妈妈瞒着大家吃的东西给同志们看了。这件事比什么话都有力，同志们当即谈论起来，老妈妈待同志们的好成了大家的话题。和伢子被感动得擦眼抹泪的，一定要把自己的饭留出来给老妈妈吃。最爱嚷嚷的老刘也怔怔地沉默了一天，最后才对我说：“老张，我的伤势轻，有什么事只管叫我干，要不，我对不住妈妈呀！”

这天，天黑定了，老妈妈才回到山上来。今天她回来得更晚也更疲惫，但却比昨天高兴。她一见我就兴冲冲地说：“老张，可好啦，总算老天有眼，我找着好地方了，又好，又安全。”

听了她的话，我才知道她出去看新的营地去了。我问她：“离这儿有多远？”她说：“就在东面的赤金坪，大概有二十里路吧。”我思索了一下，不由得暗暗吃惊了，二十里路，来回就是四十里，在一天里爬山越岭走这么多路……唉，这位老人家为了这些伤员们——为了党的工作，她什么办法没想出、什么苦没吃到啊！

第二天清早，我们开始转移。老妈妈在前头引路，腿脚还好的同志们把伤腿的搀起，把伤脚的背起，跟在后面走；我搀着一个同志走在最后，走一段，回转头去把踩倒的草扶起来。就这样，我们攀藤附葛，从一片乱石丛生的斜坡上走下了山，涉过一道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山头。从拂晓走到太阳偏西，才到了我们新的家。

真难为她老人家，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这也是个山洞，但比原来那个山洞好多了，这地方，不走近前你怎么也看不出是个山洞来。它正在一个突出的山石嘴子下面，岩石上的藤葛垂下来，成了洞口的帘子；洞前的小树密密麻麻，成了个天然屏障。里面也比原来的洞子宽敞得多，尤其使我们惊奇的是，洞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地上的坑坑洼洼也都用碎石仔细地填平了，而且在洞口不远处的一块光坪上，平平地摊晒着一大堆茅草。现在，只要把那又干又软的茅草往洞里一铺，就可以安安逸逸地住起来了。这些，不用说，都是老妈妈干的。

我怀着激动又有些好奇的心情问老妈妈：“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她笑了笑回答我说：“只靠我，跑断腿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方呀！这是群众帮我找的。”原来她下山弄饭的那天，在一个打柴的老头那里打听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

我们再也用不着提心吊胆了。这天晚上，我们在这既安全又舒适的地方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连老妈妈也睡得十分香甜。

就在我们搬家的第三天拂晓，我们从洞顶上望见，我们原来住的地方的方向起火了。老妈妈去侦察了一次：原来白鬼子搜查到了那里，把早先警卫同志住的寮子点着了火。但是，这些狗东西却扑空了。

日子过得飞快，自从发生了情况，我们离开组织独立生活已经有十多天了。这些天来，因为住得舒坦吃得好，伤员的伤口都见好了，我的伤口也已经封了口，掂掂拿拿也不觉吃力了，而且还帮助老妈妈到山下一个石壁缝里拿了一次粮食。可是这些日子可苦了老妈妈，她一天到晚，东跑西颠，除了做饭、换药以外，要下山弄粮食，还要抽空到原来那个山洞去瞭望，看有没有特委联络员来。这样的生活，把个老婆婆折磨得更加消瘦、苍老了。她的背似乎更驼了些，头上的白头发更多了。有时候给同志们洗伤口，洗着洗着，眼睛一花，伤口洗不上，倒往好肉上擦起来；做饭忘了添火、加水，更是常有的事。每逢这样的时候，同志们都劝她：“好妈妈，你歇一会儿，让我们自己来吧！”她总是执拗地摇摇头，说：“快给我走开，别碍我的事。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的心哪！我亲手做的饭，觉得你们吃着香；我亲手给你们换了药，就觉得你们伤口痛得轻些。我就巴望着过不几天，特委来了人，你们的伤也好了，我把你们领到上级跟前，说声：‘好，你看，又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你领了去打白鬼子去吧！’那我就没心事了。”真的，每当哪个同志的伤口有些好转，她就显得高兴；哪个同志多吃了点饭，她就喜得合不拢嘴。

这天，吃罢了早饭，我到外面闲逛去，溜溜达达走到了山腰的水潭边上，正碰上老妈妈在那里给伤员洗衣服。但她却没有洗，双手按住一件衣服停下来，怔怔地呆住了，衣服漂得满潭都是。我走过去一边帮她捞衣服，一边问她：“妈妈，你实在太累了，歇歇吧！”

她看看是我，叹了口气说：“我哪里是累的，是愁的呀！特委至今还没有来人，咱的那点钱也花光了，现在粮食顶多还能支持两天，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哪！”

我一直不大过问粮食的事，听她一说，我也发愁了。我试探地问：“山下不能再想想办法？”

她摇摇头：“山下群众让回乡的土豪搞得苦得很，匀不出来呀。唉！”

她一提到土豪，我不由得心里一动，我说：“妈妈，你还记得不，咱们刚开辟的那阵子，组织起贫农团，把土豪一逮，土地一分，粮食家具一大堆……咱能不能再在这些家伙身上打打主意？”

她听我说完，眼睛顿时亮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嘿，你看我老糊涂了，怎么没往这上面想呢。对！打打土豪，解决了困难；也告诉那些白鬼：咱们游击队还在！”

“可是，咱没有人手，又没有武器……”我说。

“看你这傻孩子，咱们不是人？咱们也有枪呀！”这会儿，她的兴头比我还大，“前两天我下山，群众告诉我：胡家墩胡绍祖那杂种回来以后狂得很，杀人害命烧房子，坏事做了无数，早该镇压一下子了。听说自从上次让他们占了点小便宜，他就更不知天高地厚了。他自认为天下太平了，就把来给他保家的保安团全撤了。我看可以搞他一下。不过，”她看了我一眼，“打仗这桩事我不在行，就得靠你了。你跟我一块去看看怎么样？”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又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当天就上胡家墩去逛逛。老妈妈连衣服也顾不得洗了，我俩一气奔回洞里。我把情况和大家谈了谈，选出了老刘、和伢子和回来报信的那个警卫班的老孙三个伤口快好全的同志，让他们准备好，天黑以后在山根上等我们，如果情况合适，当天就动手。我换了身衣裳，太阳一歪，就跟着老妈妈下山了。

黄昏时分，我们趁着天黑钻进了胡家墩。老妈妈把我安置在一家可靠的人家，又出去串了几家，把情况对照了一下。胡家的情况和白天老妈妈说得差不多：驻在这里的保安团的队伍真撤走了，护家的只有六个团丁，还有两个到别处去催租去了。为了彻底查清地形，我俩就往胡家宅院走。听说这胡家宅院是全村最大的一所房子，两进大瓦房，两丈高的围墙，高高的门楼，厚厚的门扇，闹革命以后，胡绍祖吓得窜到潮州去了。这房子就成了乡政府的办公处；这块儿白了以后，他又跑回来收拾收拾住了进去。我跟着老妈妈围着这个院子边走边瞧，先看了看大门，就往宅后转。谁知那么凑巧，一转胡同口，迎面碰上个团丁。那家伙晃悠着个电筒，哼哼唧唧地往前走，差一点儿和我撞个满怀。

“干什么的？”

我正要答话，老妈妈暗暗扯了我一把，上前应道：“孩子病了，去找人瞧病才回来，”她从腰里掏了掏，摸出不知什么时候预备好的一张纸递过去，“看，这是药单。”

那家伙把手电朝我晃了晃，大概是看见我这二寸长的头发和那张蹲山洞憋白了的脸孔实在像个病人，恶狠狠地骂了声：“穷鬼！”又摇摇摆摆地走了。

我真佩服老妈妈的沉着。黑影里我慢慢地跟着她绕胡家宅院走了一圈，看了个仔细，就钻进了一条小胡同。

老妈妈压低声音问我：“怎么样？好下手吗？”

我说：“人倒不多，要是干得巧，我们能对付得了，就是墙太高，门又结实，我们腿脚不灵便，进院子有困难；再就是摸不清这些家伙睡觉的地方，堵不了死老鼠！”

“要是有人从里面偷偷地打开门呢？”

“那当然好，”我说，“可是这门我们的人谁能进得去？”

“这交给我来办。”老妈妈蛮有把握地说，“胡家的那个长工老头阿盛我认识，他也是个受苦人，我去找他帮帮忙！”我躲在暗处，看着老妈妈径直向大门走去。黑暗里只听得她轻轻地叩门，并且小声地说：“阿盛哥，你行行好吧，天快下雨了，让我到里面门洞里躲一躲吧！……”接着又听见一个老头低声说了些什么，不久传来她的一阵咳嗽声。我知道事情妥了，就拔腿往山根跑去。

半夜时分，我们进了村子。四个人分成了两组，我带着和伢子和老刘，直奔胡家大门；老孙在村口担任警戒，掩护后路。武器太少，我们只能分给老孙一颗手榴弹，剩下的一颗和一支短枪，由我们带着。到了胡家大门前，我听了听动静，捂起鼻子装了声猫叫，随即贴到门上去。不一会儿，门闩一响，大门“呀”的一声开了。我一步抢了进去，老刘、和伢子也跟进来，老妈妈、阿盛老爹随即把大门关好。我压低了嗓子问老妈妈：“人都在哪里？”

阿盛老爹连忙接上答道：“胡绍祖在北屋，西屋是团丁们，做饭的婆子和丫头们都在东厢房。”

我冲老刘把手一扬，两个人就奔了西屋，那里还点着灯，我在窗户外边，侧耳听了一下，屋子里鼾声打得山响。我把门轻轻地拨开，端着枪一步跳上了床。老刘忙着把墙上挂着的枪摘下来。我轻轻地喝了一声：“起来！”几个睡得糊里糊涂的团丁，从梦中惊醒过来，一看我和老刘的架势，吓得滚下床来，不住地求饶。我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不许喊！”这几个人才乖乖地缩在墙边。老刘向门外招呼了一下，和伢子跑了进来，大家把四个团丁活活捆住，用破布堵住了嘴。

在这当儿，老妈妈已经把东厢房里的婆子、丫头们唤醒了，告诉她们说：“红军来了，马上就可以放你们回家。”这些都是受苦人，被胡绍祖拉了来干苦工的，巴不得赶快回去和家人团聚，现在听说红军来了，都乐得合不拢嘴。

我把西屋的门锁上，叫和伢子到门口巡风，随后带着老刘直奔胡绍祖的住房。老妈妈紧跟在我们的身后，也来到北屋。

北屋里大概听见了动静，灯光一下子暗了。我们踹开门进去，借着昏暗的鸦片烟灯一看，床上只有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抱着床被子打战，胡绍祖不知哪里去了。看样子这家伙跑了没多久——那婆娘对面的烟盘子里烟枪上还有半截鸦片烟泡没有吸完。可是人到哪里去了？翻遍了床底、天棚，也没找着。我正在发急，老妈妈捏了我一把，伸手往墙角的一只木箱子指了指。我循着她的手势看去，见那箱上的锁鼻儿在轻轻地晃动，我明白了，就举起枪，向那箱子比量了一下。那婆娘见我们发现了，号叫一声就扑到箱子上，哭喊着：“别开枪呀！……”话没落音，箱子里“砰砰”打出了一梭子弹，胡绍祖的小老婆被打死了，老妈妈的额角也擦伤了。老刘骂了一声，朝着箱子打出了半条子弹，箱子被打得粉碎，胡绍祖像一条狗一样蜷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我们估计城里的白鬼当晚赶不到这里，便从容地打开了胡家的粮仓。当我看见满囤子粮食的时候，又大大犯愁了：凭我们这几个人，带上缴来的枪支弹药，还能带得了多少粮食？我问老妈妈，老妈妈却笑着说：“有办法，有办法！”话还未了，外面一阵脚步声，闯进来了六七个人，阿盛老爹也跟在后边。大家像早有准备似的，一色地带着竹杖、挑箩。原来，老妈妈早在刚进庄串门子的时候就约好了人，现在听见枪响，都赶来了。

老妈妈一面招呼人们装米，一面对阿盛老爹说：“阿盛哥，我们就走，请你招呼人来分东西吧，天亮以后敌人要来的。别忘了，我们走了以后，给我们收拾一下足迹。”阿盛老爹说：“你们尽管走吧，这些事都交给我办！”

真是人多势众，大家七手八脚地装了一些米、咸盐、干菜，还搞到一块咸肉、两只火腿，几个年轻的农民担着，由老刘、和伢子带着，找着老孙绕道上山了。

老妈妈把胡绍祖家的衣物分给婆子丫头们一些，又给了些钱，让她们各自回家。

我把几个团丁放开，跟他们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专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要再帮地主们作恶，可得小心脑袋！现在给你们几个钱，各自谋生去吧！”团丁们也千恩万谢地走了。

已经半夜了，我们也该走了。临走，老妈妈拉了我一把说：“你不是会写字吗？留下几个字警告白鬼一下！”

我就着胡绍祖的桌上，随手写了几个字：“白匪们：你们再进行收租夺田吧，再杀害劳苦人民吧！看，这就是你们的下场！”写完，我问她：“下款怎么写？”

她毫不迟疑地说：“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

打了这次土豪，我们的情况大大改变了：不但我们这“医院”的问题解决了，而且打击了白匪的气焰，鼓舞了人民斗争的信心。在我们这座山的附近到处流传着红军游击队又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甚至还有些人把这事添枝加叶地编成了神话般的故事，说：“山上的红军有观音老母护佑着呢，她老人家用手一指，土豪的铁门就开了；她的手一挥，民团就不能动了；她咳嗽一声土豪就吓死了……”其实，谁能想到，这件事是一个年老的妈妈领着几个伤员干的呢！

但是，打土豪的事没有继续干下去。十多天以后的一个中午，老妈妈领着我们的队长回来了。我们的队长在那次战斗中并没有牺牲，突围出去以后就去找特委联系去了。只是特委也在流动，一时没有找到。当他见到了特委，接到了指示往回走的时候，他简直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我们，更想不到我们会生活得这样好。

队长带来了特委指示：一切伤愈的同志都要立即分配到各个支队去，开展斗争。一旦联系得好，“医院”也要很快转移了。当天，我就要随着队长到特委去。这样，我就和这位敬爱的老妈妈分别了。

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我已经和这位妈妈建立了真正的同志的又是母子般的感情，猛一分手，心里总是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黄昏，我收拾停当，就上路了。老妈妈一直把我送到山腰。临别，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长时间抚摸着我的脸颊、肩膀……二十多天来，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我没见她流过一滴眼泪，现在眼泪却大滴大滴地流下来。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她说：“孩子，这些日子，你张口闭口叫我妈妈，按年纪我也够得上做你妈妈了，听说你也是没爹没娘的孩子，就把我老婆子当你亲妈吧！走吧！妈妈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日后有机会，别忘了给我个信。还有，你要把咱这段生活牢牢地记着！”

我说：“是，记住了！”

我迈开大步走了。走出了好远，回转头来看时，只见老妈妈还站在岭头上向我张望，她那花白的头发，迎着山风，微微地飘动着。

195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