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社会制度解体，封建制度逐渐建立，到秦代统一中国之后，改变了诸侯割据的局面，设置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边境防御，有时发生战争，但是有斗争，也就有团结与和平。当时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所谓西戎，早已与诸夏人民友好往来。
汉朝建立，与北边的匈奴虽然进行过战争，但不久就结亲，和睦共处。又像在东南的南粤和闽粤，西南的夜郎、滇、嶲，都和汉朝团结在一个领域之内。
据最近考古学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多出于一源。如《汉书·匈奴传》上说，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四川的巴国“为黄帝高阳之支庶”。若东北鲜卑、乌桓诸民族，多为有虞氏之后。虽然传说不一定可靠，可是彼此之间，互有影响，当是无疑的。至于西南各兄弟民族，也有从马来亚来的，同处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内。各民族的形成，自然有他们的特点，文字语言也有差异，但也有其共同之处。总的说来，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各兄弟民族人民“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以往的人，往往把各族人民习惯于国内的风俗服饰，说成是“华化”，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认为是兄弟般的各族人民，彼此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祖国的人民，最能够吸取众长，因之胡人中有汉族的风俗，汉族中也有胡人的风俗。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有过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龟兹国喜欢汉代的服饰习俗的故事吗？汉高祖刘邦更喜爱楚国巴渝的歌舞。在汉代，早有著名的外科医药药方的流传，因为匈奴人尤长外科。尤其是在语言文字方面，汉族语言中已有不少兄弟民族的词汇，如北京常用的“胡同”二字，就是从元代蒙古语言中流传而来的。所以说，祖国文化的发展，不能全归功于汉族，而是由各民族融和会通、共同努力的结果。
汉族名称的由来
汉族这个名词，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从汉朝建立以后，才形成起来的。在秦汉以前，只有“华夏”的称呼，而很少看见“汉人”这种叫法。在秦代统一中国之后，威声远及西域，当时各地称中国人为“秦人”。汉灭秦以后，邻邦人民还称中国人为秦人。[1]《汉书·匈奴传》上说，汉代的降将卫律，为单于谋划，教匈奴人“穿井，筑城，治楼，以藏（五）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顾炎武说：“彼时匈奴谓中国人为秦人，犹后世言汉人耳。”还有清光绪间在新疆温宿州拜城县发现的《汉刘平国治□谷关颂》石刻上载：“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二十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来，共作□□□□□□谷关，八月一日始断山石作孔……”王国维先生作跋说：“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孟伯山等六人称秦人，知刘平国非秦人矣。”[2]
到了什么时候才通称中国人为“汉人”呢？
原来汉高祖刘邦入关破秦后，因为有楚怀王的“先入关者王之”的诺言在前，项羽就假借楚怀王的名义，封刘邦为汉中王，说：“汉中亦三秦之地也。”刘邦心中非常不满意。《汉书·萧何传》上有一段对话。萧何谏刘邦说：“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汉王说：“何为乃死也？”萧何说：“……语曰‘天汉’，其称甚善。”孟康注：“语，古语也。言地之有汉，若天之有河汉，名号休美。”臣瓒说：“流俗语云‘天汉’，其言常以汉配天，此美名也。”所以，当刘邦逐步胜利以后，就以汉作为朝代的名称。可是当时的情况，除了秦朝而外，楚是东南方面的大国。由于楚地势雄伟，人民奋勇，还有三闾大夫屈原所作的爱国的、绮丽、悲愤的诗《离骚》，文化的灿烂是可观的。因之，当时就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到了秦亡，楚汉相争，楚的势力仍占上风，尤其是楚国的文化，楚国的服饰和歌舞，真是人所爱好，南北共传的。与楚霸王项羽对抗的刘邦，习染了楚俗，喜欢楚国的歌舞，说明了他们旗鼓相当，大有平分秋色之势。自从刘邦不专用力谋而以智取，战胜了项羽，取而代之，建立了汉朝。在汉代的建筑中有“汉并天下”的瓦当，还有“唯汉三年大并天下”的铭刻，作为宣传。因而秦人改称为汉人，遂有汉族名称的兴起。汉族不过是各兄弟民族之一，若由此引申而为大汉族主义，那就是荒谬之论了。
“汉并天下”瓦当
新城市出现
事情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就以我国的方域而论，从北方苍茫的沙漠到炎热的岭南，从西部的喜马拉雅山到东海，领域是辽廓的。祖国人民在这块地方上土生土长，辛勤劳动，不断地垦殖渔牧，发展生产。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大部分奴隶和农民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统治下解脱出来，获得了能自耕的土地，开辟了大量荒芜的田园。各地方的工商业也逐渐繁荣，出现了新的都市。当时除了成周而外，在齐国有临淄，赵国有邯郸，秦国有咸阳，楚国有寿春等。据说那时临淄已经有四十万人，商业兴盛，建筑物鳞次栉比，来往的人“肩相摩而踵相接，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邯郸更是各类人士云集，妇女善于精歌妙舞。各地方趋时的人，都要赶学邯郸人走路的步伐姿势，才觉得漂亮。至于燕、赵之歌和湘、楚、巴、渝之舞，真欲取郑、卫之音而代之了。这些城市仅仅局限于中原地带，而未开辟的荒野地方还是很多的。
自秦统一六国，情况便不同了，开驰道（驿道），筑堤防，交通比以前便利多了。到汉定鼎之后，便出现了不少新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里所举的长安、中山、广陵、番禺、宛、颍川等都会的繁盛的景象更是可想而知。《汉书·地理志》把全国分为十三郡，所建置的郡国以及出产盐铁的地区，罗列得极为详明。
当时出现的繁荣城市，到底有哪几处呢？我们可以举汉桓宽《盐铁论》里的叙述，作为概括说明。《盐铁论·通有篇》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再加上《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广陵和番禺，汉代比较大的城市，可以说是罗列略备。到王莽时，为了平抑物价，管制物资，疏通有无，以利于国家岁收，遂以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城作为五都之市，设立五均六筦的官职，作为管理货物中心的枢纽。那时，前汉政府建立在长安，长安是全国的首都。后汉的京城才建立在洛阳，长安与洛阳即所谓二京。关中、陕南一带经过修治，开渠通运，特别在关中修治了白渠，引泾、渭之水，灌溉田地，谷物丰富，因之关中之地，号称为“陆海”[3]。 由于关中是全国首都所在，人口众多，所出产的粮食要供给长安市民需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之，当时每年要从关东转运四百万石粮食来供应京师，还要把四川广汉的物资和丝织品之类，运到长安，补充衣料的不足。所谓关东，指的是齐、楚，就是现在的山东、山西、河南、皖北等地方。关东富足，则关中自然富足；若是关东饥荒，关东饥民逃荒到关中，那么关中必然承受不起这种负担，就处于变乱状态了。关东这一块大平原上所出产的谷物，对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呀！（据记载，像关东的山西晋阳、太谷一带所出产的小米，肥美无比，淇水的竹林，是不可胜伐的。）从西汉到东汉，出产布匹和丝绸（汉代叫作缯帛）的地方是山东的任城（济宁）、河南的河内、四川的广汉，除了四川的广汉，另两处也都在关东。王充《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织造出来的这些布匹、丝绸，不仅运到长安，供给汉代帝王将相们享受，而且匈奴和西域的王公贵族也酷爱国内的布帛、丝织品作为服饰，因之这些丝织品的原料和做出来的衣服流传到玉门关以外的边塞之下；又由西域新兴的城市高昌，辗转运输到月支、大秦等欧、亚边境一些地方，使这条交通大道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北各国争着要获得我国出产的缯帛，所以《后汉书·大秦传》上说：“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汉使，不得自达。”使国际间的贸易，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汉长安城门遗址
我国幅员辽廓，气候寒暖不同，山区河流和平原地带不一样，所以物产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同心合力，突破了自然灾害的困难，使生产有了发展。例如，在汉代甚至到东汉的时候，渤海湾上渔阳一带还不能种稻；五原是游牧地区，本宜于种麻，但是当地人民还不大会纺织，冬天无衣服可穿，就卧在绒毛细草堆中，借以御寒，不敢出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种田植谷还在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尤其是江南盛产蚕桑之乡，在汉代只能生产“越布”，还不能够纺织丝绸，甚至到三国鼎立的时候，曹丕嘲笑东吴的国主孙权说：江东所做的葛布，怎能够比上我们北方所产的罗纨绮縠呢？就在那时，曹丕的母亲卞氏送给杨彪的夫人袁氏常山郡房子县（今河北临城）产的宫锦百斤、文绢百匹，说明了北方盛产绢帛的情况。关于当时生产发展的情况，前后《汉书》的列传中都有记载，由于文章过长，姑不多引，唯有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序》概括得较为扼要，我不妨把原文抄录在下面：
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燉［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魏）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又燉［敦］煌俗，妇女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复不赀。茨充（汉）为桂阳令，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贮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燃）火燎炙。充教民益种桑柘，养蚕织履，复令种苎麻，数年之间，大赖其利，衣履温暖。今江南知桑蚕织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为作纺绩织纴之具，以教民得以免饥寒。安在不教乎？
还有《后汉书·张堪传》说：
由蜀郡太守迁渔阳太守，乃于狐奴（今北京市顺义县、密云县）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双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这两段记载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当然改变自然、发展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劳动人民，而不是桂阳令和渔阳太守。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财富的英雄，领导者自然是在关键上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当时，如没有当地人民迫切的需要和劳动人民群众齐心协力的创造精神，那么纵有桂阳令和渔阳太守的领导，要达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也是不可想象的。
交通发展，边塞经济繁荣
有汉一代，不仅自然面貌有了改变，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建立了新兴的都市，而且在广阔的天地里，这些山南海北的城市间，穿山越岭，铺平了道路，修治了沟渠；在城市与城市间，设立了十里一亭，五里一堠，每隔三十里建立驿站，把这些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边塞上还设置了屯田、城障和烽燧，巩固了边防，使国家的军队和行商旅客，来往于从长安到西域的大道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这种交通道路畅通的情况，在汉代初年尚不能如此，而是汉初继承秦朝统一国内后修治道路的基础，经过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不断地辛勤劳动，逐渐建设起来的。就以西汉初首都长安和东汉首都洛阳而论，当时到关东、关西以及到四川成都和到江南吴郡的水陆交通，还是有阻梗的。
例如从汉中到四川，褒斜道长二百五十八里，中间全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后汉永平六年乃修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建立了五个大桥，设置了邮亭驿站，行人车马得以畅通无阻。这样大的工程，凡用劳动力“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余人，用瓦三十六万九千八百四器，用粟百四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斛”，从永平六年动工兴修，到九年大功告成。从此，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隐（稳）”。[4]又如从武都到洛阳，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马驴负载，僦五致一。虞诩乃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辨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漕运道，川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费用，增产盐米，户口至四万余 。[5]从长安到潼关，修凿了运河，并整治了黄河的砥柱，关东的粮食布帛可以运到长安，供给首都。[6]
开通褒斜道碑
又如江南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在战国时代，吴王要争霸上国，才开邗沟（在今江苏扬州附近）通江淮，可是“战舰仍不能达，只能由海入淮。若从常州经镇江向北至江岸，则只有陆路，没有水路”，因为从丹阳到镇江中间，有山路隔绝，即所谓“崭绝陵袭，施力艰辛”。到三国孙权时，才开通从吴县舟行过无锡、武进、丹阳到镇江的水道。《典略》记载：“先主（刘备）镇成都，拔魏延于汉中，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从成都到昆明，道路险阻，东汉到三国时，使用牦牛的西南各族人民，修治了道路，建立了亭驿，由成都到越嶲的道路亦遂畅通。
汉代从关中到九真、日南、交阯等七郡，贡献转运，必须从东冶、福建（泉州）沿海来往，“风波艰阻，沉溺相系”。郑弘奏请开辟了经过零陵、桂阳的峤（山岭）道，经过辟山越岭，使这条道路成为自东汉到六朝以来，去九真、日南的较为坦平的要道，比泛海而行要便利得多了。[7]总之，从汉初到三国，经过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艰巨的劳动，开山辟岭，修治了道路，陆可以乘车，水可以行船，初步奠定了国内交通的基础。
至于西北边塞上，从汉武帝到东汉明帝以前，经过历次经营，在河西走廊新辟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并在海头（罗布淖尔）建立了居延城市，“筑遮虏障以卫之”，其后更移贫民，试代田于此。在东北则设有玄菟、乐浪、真番、临屯、沧海等五郡。在东南平定了南粤、瓯粤、闽粤，建立了儋耳、珠崖、南海等九郡。在西南则建立了越嶲等郡，并直达滇池。军队物资运输和行人、车、马、船只，都可以畅通无阻。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立屯田于膏腴之乡，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名走驿，不绝于日月，商贾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地方不但是边防上的重镇，而且是各族人民携手合作、惨淡经营、互通有无，把缯帛运到塞外，又把匈奴北单于的牛马运至塞下的转运基地和贸易点。在这些郡邑里，曾制造了数牛驾驶的战车，修建了眺望防敌的楼橹，形成经济繁荣、各族人民会合的城市，当时叫作胡市，也叫作合市。[8]
四川出土的汉代陶马车
四川出土的汉代车骑临阙画像砖
边塞上，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带，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不但宜于畜牧，而且宜于种植，大批关东农民乃至商贾负贩，都迁移到这里来，把荒寒的区域，开辟为牧场，或改变为良田。从汉武帝开辟之时起，到东汉光武帝年间，这里已成为繁荣的区域。正如《后汉书·窦融传》说：“融自高祖以来，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忤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堡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不但畜牧和农业发展，而且是国际贸易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地方，敦煌遂成为东西来往的要道，是历史上著名的国际城市。除敦煌而外，其次就是张掖。据《资治通鉴》卷四十二说：东汉“时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张掖）最称富邑，通货羌胡，市曰四合”。胡三省注说：“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姑臧殷繁，故曰四合。”汉朝与西域交往，始于汉武帝时，到王莽时中断。东汉初建立，光武时还处于停滞状态，到汉明帝以后，才又恢复。从此，“三通三绝”[9]， 但是，东西的交通往来，人民的往返贸易，始终没有停止过。
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陶望楼
汉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
魏晋以后，十六国割据之际，西部各州人民不怕形势的孤立和外族的侵略与压迫，建立了高昌国。高昌国在天山南北沙漠地区，独秀一枝。人民从事劳动，发展生产，仍保持着祖国的文化，优秀的作品还留传到后代，声名远扬于欧亚。高昌国，从鞠嘉开始，传了九代，达一百四十四年之久，最后归顺了唐朝，又实现了祖国统一的局面。[10]高昌的情形虽屡有变迁，然而在祖国的历史上，一提到高昌文化，总是能够引人入胜的。
汉代的四民
汉代的人民，究竟是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和成分？我觉得就是古人所说的四民。要解释四民，我们还得就汉代当时的情况而论。《史记·货殖列传》上所说的农、虞、工、商，是“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就是说，生产粮食的是农；“出山泽之材者谓之虞”，即指采取矿产和搜集山货的劳动行业；进行成品加工的是工；产品交换中起作用的是商。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说的“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的根本。稍后，才把虞合并到工中去。《汉书·食货志》说的“士农工商”，其中的士指知识分子。就是说这时才把“士”这个名词加进去。我认为“士”虽然不是一个阶级，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思想是敏锐的，可为劳动人民服务，也可以为统治者服务，起了一定的推动社会进展的作用；班固把“士”置于四民之首，不一定对，但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
我们还从阶级观点来分析。自从汉代秦而兴起，建立了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封建王朝对于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仍然是残酷的。大量的贫苦农民仅能够自耕一小块土地，用收获物的百分之十五交纳捐税（后改为三十而税一）。没有田地的农民还要耕种富豪的田地，与地主对半分成。[11]剥削虽然严重，然比作奴隶的时代有锁链、无人身自由要强得多了。农民们热心耕种自己的田地，为了获得田地上较好的收成，便提高耕作生产的效率。男子们从事田野劳动，到了收割以后，三冬之余，便和妇女幼儿们在夜间油灯底下绩麻、纺织以及打草绳、做麻鞋。一月是三十天，加上夜间的劳动（顶半天工作量），一个月就能得到四十五个工作日，这样辛勤劳动，就使当时农村出现了桑麻盈野、年岁丰收、五谷满仓的局面。[12]
至于工业，虽然农耕之暇，也做些自给自足的家内手工业，豪富之家设有手工业作坊，但主要的还数官营手工业。在汉代的长安及洛阳，中央政府里面专营纺织业的有东、西织室，专营制造铜器、陶器的有宗正属官的都司空、少府属官的尚方令，在地方上则有齐地临菑的三服官。三服是指春、夏、秋三季所用的衣服而言的。除此，河南陈留郡襄邑和四川广汉有服官，其他各地有制造铜器、铁器、治盐的铜官、铁官以及盐官等。在这些机构中，既有工人师傅，还有巧工。师傅们指导巧工制作精巧细致的成品。[13]手工业工人大半产生于失业的农民，尤其是来源于成千上万被统治者处罚受髡钳的刑徒，他们受着统治者的责骂和鞭挞。
我们看到汉代的铜器、漆器和陶器上，差不多都镌刻有工人的姓名。为什么其他器物上不记载姓名而这些铜器、漆器、陶器上刻有姓名呢？是为着表扬工人吗？不是的。史乘上记载，“工以记名”，《四民月令》上说：“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14]就是要监督工人制造出成品，而且事事要负责，还要按件出活，如期完成，不能拖滑的意思。尽管手工业工人们日受鞭挞，生活那样艰苦，但用千百人的力量，做出一杯一棬精美的成品，却仍归皇家、王公贵族等统治者们享受，剩下来的次品才为人民衣食需用。
汉代政府推行重农轻商的政策，但是商人经营商品贸易，惠通有无，有其实际的权利，因之轻裘肥马，过着奢侈的生活。其结果是农民却过贫苦的生活，穷无立锥之地，甚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正如晋傅玄《傅子·校工篇》上说的：“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于公室，农夫忧于陇亩而堕沟壑。”[15]当然惠通有无，从事国内、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汉代社会上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士人——知识分子，在汉代有为帝王驱使制礼作乐的叔孙通，有为加强封建思想统治而提出尊崇孔子、罢黜百家的董仲舒，同时有破除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者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还有杰出的文史学家司马迁、司马相如，有科学发明家张衡、马钧等，也有为王公贵族帮闲的蒯通、枚乘等人。助纣为虐的更不在话下，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所述的农工商士，虽然各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可以说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财富和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被统治和被压迫的阶级。这里再谈谈统治阶级的情况如何呢？
自汉高祖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在这个政权内有统治国家和压迫人民的行政机构，有军队和监狱。其统治人民的阶层最高的是皇帝，其次是同姓和异姓的王公贵族、大臣、外戚、宦官，以及其他的大小官吏和御用文人，构成了封建地主阶级施行政治的集团。继刘邦而后，汉朝统治者为平抑民愤，禁止兼并，也打击了长安和关东的地主豪强。如历史上所说的涿郡的大姓东高氏、西高氏以及其他的大姓巨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争，故有“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16]之语。所谓大姓巨族者，就是指从战国以来遗留下来的奴隶主以及六国贵族豪富的残余，以及一批“从龙”新兴的封建地主分子。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一定的矛盾和斗争，汉朝统治者就拿孔孟之道的“以孝治天下”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如有同姓王和异姓王起来造反，就群起而诛之。在两汉的皇帝中，除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展了农工业生产，保卫了边疆，光武帝中兴汉室，重视农民，释放了奴婢而外，其他皇帝都不足论。汉武帝由于开拓边疆，因而引起苛征暴敛，对于人民有其好处，也带来了灾难。光武帝释放奴婢，清查田亩，做得也不彻底 [17]， 政治并不见清明。至于东汉明帝以后，多是些短命的皇帝，即所谓“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18]。那时的政权操在外戚、宦官和权臣手里，他们彼此互相争权，政治乱得不成样子。到了汉灵帝的时候，卖官鬻爵，贪得无厌。这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上的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起义。汉朝的江山早已应该亡掉了，然而还不至于马上灭亡的原因，正像《后汉书·左雄传论》上所说：“往事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为之。”就是封建地主集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汉王朝势力。
汉朝地主阶级的势力和成分中，除上面说的，还有依附于地主阶级的游侠和说客。所谓“三游”，荀悦《汉纪》说：
俗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时，先王之所慎也。
荀悦批评未必确当，但是游侠和游说之士，确是依附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再者还有从奴隶中分化出来而依附权门的，如霍光门下的冯子都等类狗腿子。从农民或奴隶以及庶族地主中乘时风云上升而为地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者也是有的，但是数量很少；而身份逐渐下降，成为宾客的，为数愈多，如西汉时淮南王和梁孝王的宾客。地主豪门养客，到东汉之末已成风气。宾客太多，也就不值钱了，就变成跟像破产农民降为与奴隶同等的“奴客”的情况相似了。
封建地主集团家天下的政治统治，使贫苦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再也无法忍受的时候，便被迫起来进行斗争，如发展到西汉之末，就激起了以樊崇为首的赤眉、绿林的起义，打击了西汉和新莽的封建统治。到了东汉的后期，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军，突破统治者的缺口起义了。他们指责统治者“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就是说，天下不再是刘家独霸的了。历次农民军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正义凛然，使统治者不得不缩手缩脚，有所畏惧。当然，在平时剥削和压迫尚不至于冻馁的时候，农民群众就在广阔的天地里辛勤劳动，发展生产，在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上，创造出新的奇迹，推动社会的进展。
* * *
[1]. 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亦从“秦”得声，而法文chine又从日文音译。英文china则从法文转去而变了音。阿拉伯人最早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隋代，故阿拉伯文称中国为al-suin。至于俄罗斯人至今称中国为kntan（直译为“契丹”），足见其对中国了解之晚近与浅薄。
[2]. 《汉书·苏武传》；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刘平国治□谷关颂跋》。
[3]. 《汉书·地理志》。
[4]. 《金石萃编》卷六《汉鄐君修褒斜道碑》。
[5]. 《资治通鉴》卷四十九。
[6]. 同上。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小其”条；《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后汉书·郑弘传》。
[8]. 《汉书·食货志》《后汉书·孔奋传》《后汉书·南匈奴传》。
[9]. 《后汉书·西域传》。
[10]. ［日］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
[11]. 《汉书·食货志》。
[12]. 《汉书·食货志》。
[13]. 《汉书·地理志》《汉旧仪》。
[14].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
[15]. 崔寔：《四民月令》。
[16].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
[17].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后汉书·外戚传论》。
[18]. 《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