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活的意义
二、生命的延续
三、幻想与现实
四、爱情与婚姻
一、生活的意义
人类的生活必须要有意义。也就是说，生活与“意义”是相随相伴的。
到底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对于这个问题，人人都能说得清楚，但未必人人都能很准确地回答。尤其是处在矛盾状态中的人，不是因此而使自己困扰，就是用老生常谈式的回答来搪塞。但是自有人类历史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如今，青年人（老年人也不例外）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而活？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可以断言：他们只有在遭遇失败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疑问。假使每件事情都平平淡淡，在他们面前没有阻碍，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诉诸笔端。如果我们对每个人的话语都充耳不闻，而只观察他的行为，我们将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其“生活意义”。他的姿势、态度、动作、表情、礼貌、野心、习惯，乃至性格特征等，都以遵循这个“生活意义”而行。他的作风，他的一举一动，都蕴涵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而宇宙就是那种形态。”这便是他赋予自己的意义以及他赋予生命的意义。
生活的意义因人而异。我们说过，每一种意义多少都含有些错误的成分，都在正确和错误之间变化。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生命意义。然而在此我们却可以将意义分出高下：有的美好，有的糟糕；有的错得多，有的错得少。我们还能发现：较好的意义具有哪些共同特征，而较拙的意义都缺少哪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种科学的“生命意义”，它是真正的意义的共同尺度，也能使我们应付与人类有关的现实“意义”。在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真实指的是对人类的真实，即对人类目标和计划的真实。除此之外，别无真实可言。
（一）生命的联系
每个人的生命线都有三个重要的联系，这些联系是每个人必须铭记于心的。他们的现实由这些联系构成，而面临的问题也都是这些联系造成的。由于这些问题总是不停地缠绕着人类，人类就必须不断地回答这些问题，并表现出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个人概念。
首先，我们居住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并借其所提供的资源而得以成长。因此，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以保证人类的未来得以延续，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至今没有人能逃避它的挑战。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的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情境的解答：这些行为显现出我们心目中认为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适的、可能的、有价值的。而所有解答又都被“我们属于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地球”等事实限制。
当我们虑及人类肉体的脆弱性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安全性时，为了我们的生命和全人类的幸福，我们必须拿出毅力来确定答案，这就像对一个数学问题必须努力解答一样。我们不能单凭猜测，也不能企图侥幸，而必须用尽各种方法，坚定地从事此事。我们虽然不能发现绝对完美的永恒答案，但是能竭尽所能来找出近似的答案，并通过不停奋斗，以求得更为完善的解答。这个解答能针对“我们被束缚于地球这个贫瘠星球的表面”这个事实，以及环境所带来的种种利害关系。
其次，我们并非人类种族的唯一成员，故必然要和他人发生关系。为自己的幸福，为人类的福利，每个人都要和别人发生关联。个人的脆弱性和种种限制，使得他无法单独达到自己的目标。单凭个人的力量来应付问题，必然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将人类的生命延续下去。因此，对生活问题的每一种答案都必须把这种联系考虑在内，即必须顾及“我们生活于和他人的联系之中，假使我们变得孤独，我们必将灭亡”这个事实。我们的最大目标就是——在我们居住的地球上，和我们的同类合作，以延续我们的生命。
再次，我们还被另一种联系束缚。人类有两种性别，故爱情和婚姻即属于这种关系。个人和团体共同生命的保存都必须顾及这个事实，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不能对此问题避而不答。人类面临这问题的所作所为，就可算做答案。
前面阐述的三种联系，构成了三个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使我们在地球的天然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在我们的同类之中获取地位，以便我们能互相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的自卑，以适应“人类存在有两种性别”和“人类的延续扩展，有赖于我们的爱情生活”等事实。
个体心理学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纳在职业、社会和性这三个主要问题之下。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反应，都能明白地表现出他对生活意义的最深层的感受。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的爱情生活很不完美，对职业也不尽心竭力，朋友也很少，他又发现和同伴接触是件痛苦的事，那么凭他生活中的这些拘束和限制，我们可以断定：他一定会感到“活下去”是件艰苦而危险的事。他拥有的机会太少，而承受的挫折太多。他的活动范围狭窄，可以用他的判断来加以解释，即“生活的意义是保护我自己免受伤害，把自己圈围起来，避免和人接触”。反过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爱情生活的各方面都非常甜蜜而融洽，其工作亦获得可喜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游广泛而且成果丰硕，那么我们能断定：这个人必然感到生活是属于创造性的历程，他抓住了许多机会，并克服各种困难。凭他应付生活的多种问题的勇气，即可断言：生活的意义是对同伴发生兴趣，而作为团体的一分子，便要对人类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奉献的实在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分别得出多种错误生活意义和多种正确生活意义的共同尺度。所有失败者（如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酗酒者、问题少年、自杀者、堕落者、娼妓等）之所以失败，皆是因为他们缺乏从属感和社会兴趣。他们绝不相信可以用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职业、友谊和性等问题。他们赋予生活的意义，是一种属于个人的意义。他们以为，没有哪个人能从完成其目标中获得利益，他们的兴趣也只停留于自己身上。他们争取的目标是一种虚假的个人优越。谋杀者在手中握有一瓶毒药时，可能会体会到一种权力之感，但是对别人而言，拥有一瓶毒药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事实上，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作用的。意义只有在与他人交往时，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每个人都努力地想使自己变得重要，但是如果他不能领会人类的重要性是依照对别人生活所做的贡献而定的话，那么他必定会踏上错误之途。
我曾听过一则关于一个小宗教团体的领袖的轶事。
有一天，这位领袖召集了她的教友，然后告诉他们：世界末日在下星期三就要来临了。教友们在她的蛊惑下，大为震惊，纷纷变卖了自己的财产，放弃了俗世的杂念，紧张地等待着灾难的到来。结果，星期三毫无异象地过去了。星期四，教友们聚在一起向她兴师问罪：“瞧瞧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我们放弃了所有的保障，并把消息告诉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消息是从拥有绝对权威的人那里听来的。现在星期三已经过去了，世界怎么仍然完整无恙呢？”可是这位女“预言家”说：“我的星期三并不是你们的星期三呀！”她就这样用属于她私人的意义来逃避别人的攻击，属于私人的意义，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
所有真正生活意义的标志是：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且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东西。能够具备用方法解决生活问题的人，必然也能为别人解决类似的问题。因此这种生活的意义必然表现在：“生活意义——对团体贡献力量。”在此，我们谈的不是职业动机。我们不管职业，而只注重成就，能够成功地应付人类生活的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其同类的喜好指引，而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用不与别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方法来加以克服。
另外，还有一点足以证实：奉献乃生活的真正意义。正视现实，我们便发现祖先留下的东西——他们对人类生活的贡献——公路、建筑物、开发过的土地以及在处理人类问题技术方面的种种生活经验。而那些不合作分子，那些赋予生活另一种意义的人又会怎么样呢？他仍只会问：“我该怎样逃避生活？”他们身后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整个生命也疲惫不堪。我们的地球似乎曾说过：“我们不需要你，你根本不配活下去。你的目标，你的奋斗，你所探讨的价值观念一直都没有未来可言。滚开吧，一无可取的人！快快消逝吧！”对于不是以合作为生活意义的人，我们所下的断语是：“你是没有用的，没有人需要你，走开！”在现代文化中，仍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一旦我们发现其弊端，就应该改变它。
许多人都知道生活的意义是对人类、地球发生兴趣，并努力地培养爱情和社会兴趣。在各种宗教当中，我们能看到这种济世救人的心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运动，都是人们想要增加社会利益的结果，宗教便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最大力量之一。然而宗教的本来面目却经常遭遇曲解，在其现有的表现之上，我们很难再看出它们能做更多的事，除非它能更直接地致力于这项工作。
个体心理学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使人们对其同类的兴趣大为增加，所以它或许比政治或宗教等其他运动更能接近“为人类谋取福利”这一目标。
因为这种赋予生活的意义，其性质如同我们事业的守护神或随形魔王，所以我们如何形成这些意义，了解彼此间的不同点以及如何纠正错误，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些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心理学有别于生理学或生物学之处，就是它能利用“意义”及其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未来的影响等，增进人类的幸福。
一旦我们发现并了解到生活的意义，我们即已拥有了把握整个人格的钥匙。有人说：人类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只有对那些未曾把握住解开此种困境之钥匙的人需待改变，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三）合作精神
我们说过，假使无法找出最初的错误，那么讨论或治疗也都没有效果。而改进的唯一方法，便在于训练他们更进一步地合作及更有勇气地面对生活。合作也是我们拥有的防止神经病倾向发展的一种重要保障。因此，应该以合作精神鼓励及训练儿童，在日常工作及正常游戏中，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在同龄儿童之间，找出自己的行为方式。任何妨碍合作的现象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只学会对自己有兴趣的被宠坏的孩子，很可能会把对别人缺乏兴趣的态度带到学校。他对功课有兴趣，只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能换来老师的宠爱；而当他接近成年时，缺乏社会感觉给他带来的不利会变得愈来愈明显。当他的毛病再次发生时，他已经不再为责任感和独立性而训练自己，他本身的特性也已经不足以应付任何生活的考验了。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短处而责备他。当他尝到苦果时，我们只能帮助他设法加以补救。不能期待一个没有上过地理课的孩子在这门课的考卷上会答出好成绩，也不能期待一个未经过合作之道训练的孩子，在面临一个需要合作的工作之前，能有良好的表现。但是任何生活问题的解决都有合作的精神和能力，而每种工作也都必须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下，以能够增进人类福利的方式来予以执行。其实只有了解生活的意义在于奉献的人，才能够以勇气及较大的成功机会来应付面临的困难。
如果老师们、父母们及心理学家们都能了解赋予生活以某种意义时可能犯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能相信：缺乏社会兴趣的儿童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对生活的机会，就会有较乐观的看法。在他们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不会停止努力、寻找捷径、设法逃避，把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或问：“这种生活有什么用处？它使我们得到什么东西？”他们将会说：“我们必须开拓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能够对付它。因为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假使每个人都能独立自主，而且都能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应付其生活，那么人类社会的进步必然是无止境的。
二、生命的延续
（一）个体生活目标
个体心理学乃是为了了解生命之创造力量而发展出来的。创造生命的力量，表现在发展、争取和成就的欲望上面——一方面补偿失败，一方面争取成功。这个力量是目的论的——它争取目标，而在争取目标的同时，每一身体上及心理上的活动都要合作帮忙。因此，抽象地研究身体与心理情况，而不和整个个体产生关系，那是很荒谬的。比如说，在犯罪心理学当中，我们通常关注犯罪本身更甚于关注犯人，实际来说，重要的应该是犯人而非犯罪本身。如果我们不能将之视为一个整体，而只把它当成一个特殊个体的插曲的话，我们将永远都无法了解犯人行动的真正原因。从外在的同一个行动看来，在某一事例上说可能是有罪的，但在另一事例上可能没有罪。而重要的是要了解个体的前后关系——个体生活的目标，这个目标说明了他一切行动与行踪的方向。这个目标使我们可以了解各种分别行动（我们把它们看成整体的一部分）的隐伏意义。相反，当我们研究部分时（假定我们把它们当成整体中的一部分来研究），我们对整体也会有较佳的了解。
以作者本身来说，对心理学的兴趣是由行医发展而来的。行医提供了目的上或目标上的观点，这对于了解心理事实是必需的。在医学上面，我们看到所有的器官都奋力地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发展。它们具有特定的形式，臻于成熟。甚至当有器官损坏的情形发生时，我们会发现大自然总会特别努力来克服这个缺陷，或者取代损坏的器官。生命一定要尽力持续下去，而生命力量绝不会不经过挣扎就向外在的挫折认输的。
现在心理活动与器官生命的活动是类似的了。在每一个心灵当中，都藏有目的或理想的概念，以期超越目前的情况，并指示出一个将来的目标来克服目前的挫折或困难。借着这个目标或目的，个体可以认定并感觉出自己超越了目前的困难，因为他对未来的成就早已成竹在胸。若没有目标，个体活动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一切的证据都指示出这个目标（给它一个固定的形式）必须在生命的早期——孩童的形成时期就产生，一种成熟人格的原型或形态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发展。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个过程是如何发展的。一个孱弱的小孩子，感觉自卑，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因此他会奋力发展，并努力朝着自己选择的固定目标前进。在此时期用以发展的材料较决定方向的目标并不重要，这个目标如何固定也很难说，但是这种目标的存在是很明显的，并且它主掌着孩子的每一活动。在这早期，对于力量、冲动、理性、能力或无能的了解实在很少，也没有方法可以了解，因为这个方向，唯有在小孩子固定了他的目标之后才能建立起来。唯有当我们看见生命有了某种倾向，我们才能猜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当提到“目标”这个词时，读者就容易有一种蒙眬的印象。这个意念需要予以固定。但归根到底，具有目标就是希望像上帝一样伟大，但是如上帝般伟大当然是最终的目标——目标中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教育家就必须在教导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小孩像上帝一样完美的时候小心谨慎一些。事实上，我们发现小孩子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更为固定而即时的目标。小孩子们在他们的周围寻求最强壮的人，将他（她）当作自己的榜样或目标。这个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因为我们发现甚至一个男孩也可能会受影响而模仿他的母亲，如果她是最强壮的人的话。
不久之后，他们想要做马车夫，因为他们相信马车夫是最强壮的人。当小孩子最初感知到这个目标时，他们就在行动、感觉上模仿马车夫，并学习一切跟这个目标有关的特性。但是只要警察挥一挥手指头，马车夫也就一文不值了……不久之后，理想可能是希望成为一名医生或教师。因为教师有权力惩罚小孩子，所以他们又开始认为教师是一个强壮的人。
孩子们在选择目标时，会选择具体的象征，我们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目标实在是他的社会兴趣的指标。一个男孩子，当被人家问到他将来要当什么时，他说：“我要当一个刽子手。”这显示出他的社会兴趣。小孩子希望成为生命与死亡的主宰——属于上帝的角色。他希望比社会更具有力量，因此他朝着无用的生命发展。成为一名医生的目标也是围绕着如上帝般成为生命与死亡的主宰之愿望打转，但是此目标是通过社会服务而达成的。
1. 心灵的态度
若我们在一个家庭中，观察一个人格成长得很糟的小孩子的症状和表现时，会发现他具有很大的自卑感。这个小孩子具有我们可以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找到的整个人（我们可以说他本人）的心灵态度。举例来说，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病例之外，病人知道一直数窗户是没有用的，但是他就是没办法停止。对有用的事物有兴趣的人他不会有这样的举动。他本人特有的对事物的了解与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健全的。不健全的人绝不会说一般常识性的话，因为这种话代表了社会兴趣的高度。
如果把一般常识的判断拿来和神经病患者的个人判断相比较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一般常识的判断几乎是正确无误的。借着一般常识，我们能区别好的与坏的，而当处于一个复杂的情境下时，我们通常都会犯错，但是在一般常识出现的片刻，错误自然又会被纠正过来。但是那些只寻求自己私人兴趣的人，没办法像别人一样区别好坏。事实上，他们宁愿背叛他们的无能，害怕他们的一举一动会被观察者看得一清二楚。
让我们来评断罪犯的行为。如果我们讯问一个罪犯者的智力、理解力和动机，会发现罪犯总是把他的罪行看得既聪明又富有英雄气概。他相信他已达成了优越感的目标，就是说，他已变得比警察更聪明，并且有能力凌驾于别人之上。因此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他看不出自己的行动异于常人，而绝非英雄性的行为。他把他的行动放在缺乏社会兴趣的无用生活上，这与缺乏勇气、胆怯有关，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些倾向转到无用事物上去的人，经常都害怕黑暗和隔绝，他们希望与别人混在一起，这表示胆怯。而事实上，要阻止犯罪的最佳途径，就是使每个人相信犯罪只不过是胆怯的表示。
一般都知道有些罪犯达到30岁时，会找个工作然后结婚，并且在后半期生命中成为一个守法公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且来看看：一个30岁的小偷怎能跟一个20岁的小偷相比呢？后者较为聪明和强壮，而且在30岁的年纪，罪犯已经被迫过着与他从前不同的生活。结果，偷窃这一职业不再产生利益，于是他发现退休要更舒适。
另一个与犯罪有关的是：如果我们加重惩罚，而不使罪犯害怕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帮助他更加相信自己是一个英雄。我们应该不要忘记罪犯活在一个自我中心的世界里，他永远找不到真正的勇气、自信、共同感知，或对一般价值的了解。这种人没办法进入社会。神经症患者也很少参加聚会，而患有旷野恐惧症的人和不健全的人也很难做到。有问题的小孩或自杀的成人很少去结交朋友——这个事实永远得不到答案。不过有一个原因：他们不结交朋友是因为在他们的早期生活里，采取自我中心的方式。他们的原型朝着错误的目标发展，并且追随着无用的生活方向。
2. 家庭的影响
在社会兴趣之后，我们的下一项工作就是要找出个人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这一项工作乍看起来令人混淆不清，但其实并不是很复杂难懂。我们知道每一个被纵容的孩子都会成为具有恨意的小孩。我们的文明中的社会或家庭都不愿继续纵容小孩子。一个被纵容的小孩子很快就会遭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在学校里面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的社会情境，面对新的社会问题。他也不愿和新伙伴一起写字或玩耍，因为他的经验没有让他准备过学校的共同生活。事实上，他的经验在他原型形成时期令他害怕此种情境，并使他寻求更多的纵容。这种人的特性绝非遗传得来的，因为我们可以从对他的原型的性质及他的目标的知识中推断出来。因为他具有朝向他的目标发展的特殊性格，所以要再具有朝向其他方向的性格也就不可能了。
在我们科学的策划内，原型的分析是次要的。前面说过，在4岁或5岁的时候，原型已经建立好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小孩子在此时期前后所形成的印象。这些印象可以非常不同，比我们从一个正常成人的观点所想象的还要不同。
对一个小孩子的心灵最普通的影响，乃是由于父亲或母亲的过度惩罚或滥教所导致的一种压抑感觉。这个影响使得小孩子力求解放，有时候还显示为心理排斥的态度，因为我们发现脾气暴躁的父亲所生的女儿常会有排斥男人的原型，或者被严厉的母亲压抑的男孩会排斥女人。这种排斥态度当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举例来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会变得害羞，或者相反的，变得性欲异常（这只是排斥男人的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淫荡并非来自遗传，而是由数年内围绕着这个孩子的环境所产生的。
孩童时期的早期错误，偿付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然而尽管明知事实如此，小孩子仍然只有自己再去尝试一遍。父母亲不知道或者不会向小孩子承认他们已经经历过的成果，因而小孩子没有受到多少引导。
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惩罚、警戒和劝解的无效。当小孩子或成人都不知道如何改变方针时，就什么也没法达成了。当小孩子不了解时，他就会变得更为狡猾和懦弱。然而他的原型，不能以这种惩罚和劝解来改变。原型也不能光用生命的经验来改变。因为生活的经验已经与个人的统觉相一致了。唯有当我们了解了基本人格时，我们才能达成变化。
我们总结了个体心理学研究最近25年来的发展。如我们所看见的，个体心理学在一个新的方向上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程。有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存在着。一个心理学家采取一个方向，另一个采取另一个方向，而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别人是正确的。或许读者们也不应该依赖信仰和信心，就让他们自己去比较吧，他们会发现我们不能同意所谓的“本能”心理学在美国大力倡导那种倾向，因为他们所说的“本能”，除了遗传倾向外，还有很大的空白尚未说明。同样的，我们不能同意行为主义者的“条件反射”和“反应”。从一个人的“本能”和“反应”来构建他的命运和个性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了解了这种移动所朝向的目标。这些心理学家也不用个体目标这个术语。
（二）个性的发展
当包含目标的早期人格原型形成时，方向也就建立了，个体就有了固定的倾向。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预知生命后期将要发生什么。个体从那时起就落入由方向所建立起来的成规之中了。小孩子们不会感觉既存的情境，而是根据个人的统觉，也就是说要以他自己兴趣的偏好来感觉情境。
在这个关联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有器官缺陷的小孩子将他们的经验连接于有缺陷的器官的功能上面。举例来说，有胃肠毛病的孩子对吃有反常的兴趣，视觉有缺陷的孩子对视觉的事物反而更为关注。这个关注是与个人的统觉一致的，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统觉。因而我们可以建议，要发现一个小孩子的兴趣在哪里，我们只要确定哪个器官有缺陷就可以了。但是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小孩子并不照着一个外来的观察者那样体验器官缺陷的事实，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统觉。因此，当器官缺陷的事实成为孩子统觉中的一个要素时，外在观察的缺陷并不会给予统觉任何暗示。
小孩子沉湎于万物相对的统觉之中，然而他跟我们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具有全部绝对的真理。即使我们的科学也无法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要根据普通常识，那就是说任何事都不断地在改变，而能够逐渐以小的过错来代替大的过错已经可以满足了。我们都会犯错，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更正它们。这种更正在原型形成的时期较为容易。若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纠正它们，后来就必须回忆当时的整个情境。因此，假如我们需要治疗一个神经症病人，我们的问题便不是要发现他后期生命所犯的错误，而是他在早期生命建立原型时所犯的根本错误。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错误，那么就有可能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来更正它们。
以个体心理学来说，遗传的问题因而减少其重要性。一个人受了什么遗传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他的遗传在生命的早期中做了些什么，那就是说，在孩童时期内所建立的原型。遗传性质当然必须为遗传来的器官缺陷负责，但是我们的问题只是除去特殊的困难并将孩子放置在一个有利的情境当中。事实上在此处我们很有利，因为当我们看到缺陷时，马上就知道如何跟着行动了。经常地，一个没有任何遗传缺陷的健康小孩，会营养不良，或者在受教养时会有很多毛病出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个体心理学给予教育和训练神经症患者的计划，包括神经症的小孩、罪犯及想要借酒逃避生活的酒鬼。
为了要容易而快速地了解他们有什么错误，我们首先都以询问何时引起麻烦开始，而毛病经常出在新的情境上面。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在这个真正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们的病人（我们在调查时便会发现）还没有准备好应对新的情境。只要他在一个有利的情境下，他的原型的错误就不明确，因为每一种新情境都是具有实验性质的，他则根据他原型所创造出来的统觉而行动。他的反应并不只是行动而已，它们具有创造性，并且与主掌着他生命的目标一致。经验教导我们，在学习个体心理学的早期，我们可能要除去遗传的重要性，以及隔绝部分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原型根据其统觉就可以解答问题的经验，并且也努力研究统觉以便产生结果。
（三）自卑感与社会兴趣
在小孩子天生有不完整器官的情形下，心理情况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些小孩子们被置于一个更加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显示出了扩张的自卑感。在原型形成时期，他们已经对自己比对别人的兴趣更大，并且他们有意在生命的后期也继续保持如此。器官性的卑下并不是原型错误的唯一原因，其他情况也会导致同样的错误，举例来说，被纵容的孩子和受憎恨的孩子。我们以后会更仔细地描述这些情况，并提出真正的个案史，以说明这三种特别不佳的情况——具有不完整器官的孩子、被纵容的孩子以及被憎恨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们残缺地长大并且不断地害怕受到攻击，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永远学不会独立自主。
从一开始了解社会兴趣是很必需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教育、治疗和关照之最重要的部分。唯有有勇气的人、自信的人和安心自得的人，在生活有利与有困难的两种情况下，才能顺利地度过。他们从来不感到害怕，知道有困难，但也知道自己一定能克服它们。他们已经准备好去应付生活上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无疑都是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足点来说，准备社会行为是必需的。我们所提到的三种小孩子发展出一种比较没有社会兴趣的原型。他们并没有完成生命所需要的工作以及解决困难的心理态度。他们感觉遭受挫折，原型对生命的问题具有错误的态度，并且会在无用的生命上发展其人格。换句话说，我们要治疗这类病人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们在有用的生活上发展出行为，并对生活和社会建立起一般有用的态度。
缺乏社会兴趣就相当于朝向无用的生命发展。缺少社会兴趣的人就是那些有问题的小孩、罪犯、发疯的人和酒精中毒者。以他们的病例来说，我们的问题乃是要寻找影响他们回到有用的生活上去，并使他们对别人产生兴趣的方法。那么从这方面看来，我们所谓的个体心理学实际上即社会心理学。
（四）人格的统一性
1. 奇妙的心理
儿童的心理生活是件奇妙的事。无论我们接触到哪一点，都引人入胜，亦令人着迷。最为重要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儿童的某一特定行为，就必须首先要了解其总体的生活史。儿童的每个活动都是他总体生活和整体人格的表达，不了解行为中隐蔽的生活背景就无从理解他所做的事。我们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格的统一性。
人格统一性的发展就是行动和行为手段协调成为一个单一的模式。这种发展从童年就已经开始了。生活的要求迫使儿童整合和统一自己的反应，而他对不同情境的统一的反应方式不仅构成了儿童的性格，而且还使他所有的行动个性化，从而与其他儿童区别开来。
绝大多数的心理学派通常都忽视了人格的统一性，或即使没有完全忽视，但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结果，这些心理学理论或精神病学实践经常把一个特定手势或特定的表达孤立起来，似乎它们仅仅是一个独立的整体。有时，这种表达或手势被称为一种情结，其假设是，它们可以从个体的其他活动中被分割开来。这样的做法就像从一个完整的旋律中抽出一个音符，然后试图从脱离组成旋律的其他音符来理解这个音符的意义。这种做法显然欠妥，但普遍存在。
个体心理学认为自己应该站出来反对这种广为流行的错误做法。特别是这种做法涉及儿童教育，会造成不小的危害。这在关于儿童惩罚的理论中尤为明显。如果儿童做了招致惩罚的事情，那么通常将会发生什么呢？的确，人们通常会考虑到儿童人格留给人们的总体印象，不过惩罚对儿童常常也是弊大于利。因为如果这个儿童经常犯此错误，教师或家长就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屡教不改。相反，如果这个儿童其他方面表现良好，那么人们通常会由于这种总体的好印象而不会那么严厉地去处置这个犯错误的儿童。不过，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即在全面理解儿童人格统一性的基础上，探讨这种犯错误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有点像脱离整个旋律的背景来理解某一单个音符的含义。
如果我们问一个儿童他为什么懒惰，那么就不要奢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想知道的根本原因；同样，也不要奢望一个儿童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撒谎。几千年来，深谙人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的话一直萦绕耳边：“认识自己是如此之困难！”同样的理由，我们怎么能期望一个孩子能够回答如此复杂的问题呢？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心理学家也是不容易的。了解个体某一行为表达的意义的前提是，我们要有方法能够认识他的整体人格。这个办法不是要去描述儿童做了什么和如何去做，而是要去理解儿童对面临的任务所采取的态度。
2. 生活背景
下面这个例子将会说明了解儿童整体的生活背景是多么重要。一个13岁的男孩有两个妹妹。5岁前，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这段美好的时光直到他妹妹出生为止。在这段时间，他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乐于满足他的每一个要求。毫无疑问，妈妈非常宠爱他。爸爸脾气好，爱安静，儿子依赖他，他感到高兴。儿子对妈妈更为亲近些，因为爸爸是个军官，经常不在家。妈妈是一个聪明善良的女人，总是试图满足这个既依赖又固执的儿子的每一个心血来潮的要求。不过，当这个儿子表现出没有教养和胁迫性的态度和动作时，妈妈也经常感到生气，于是母子关系就出现了紧张。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儿子总是试图支配他的妈妈，对她专横霸道，发号施令。一句话，他以各种讨厌的方式随时随地寻求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虽然这个孩子给他妈妈制造了很多麻烦，但他的本性并不坏。因此，妈妈还是依从他讨厌的态度和行为，帮他整理衣服，辅导他的功课。这个孩子总是相信，他的妈妈会帮他解决任何他面临的困难。毫无疑问，他也是个聪明的孩子，也像一般的儿童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到他8岁那年，他的小学成绩还相当不错。然而这时候他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使得父母对他难以忍受。他自暴自弃，无所用心，懒散拖沓，这一切常使他妈妈盛怒不已。一旦妈妈没能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扯妈妈的头发，不让妈妈片刻安宁；拧她耳朵，掰她的手指，他拒绝改正自己的行为模式，他的妹妹越大，他就愈加固守自己的行为模式。小妹妹很快就成为他捉弄的目标。虽然他还不至于伤害妹妹，但是他的嫉妒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恶劣行为开始于他妹妹的诞生，因为从那时开始，妹妹成了家里关注的焦点。
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一个孩子的行为变坏，或出现了新的令人不快的迹象时，我们不仅要注意这种行为开始出现的时间，还要注意它产生的原因。这里使用“原因”一词时应该多加小心，因为我们一般不会认识到一个妹妹的出生会是一个哥哥成为问题儿童的原因。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其原因在于这个哥哥对妹妹出生这件事的态度有问题。自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理学的因果关系，因为我们绝不能声称，一个孩子的行为之所以变坏，必然是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出生。但我们可以宣称，落向地面的石头必然会以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速度下落。而个体心理学所做的研究使我们有权宣称，在心理“下落”方面，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并不起作用，而是那些不时产生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在起着作用。这些错误将会影响个体未来的成长。
毫不奇怪，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会出现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和其结果密切相关，体现了个体错误的行为或错误的人生取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心理目标的确定，因为心理目标的确定和判断有关，而一旦涉及判断，就会有出现错误的可能性。目标的确定在童年早期就开始了，儿童通常在2岁或3岁就已为自己确定了一个追求优越的目标。这个目标总是在眼前指引着他，激励他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这个目标。错误目标的确定通常都是基于错误的判断。不过目标一旦确定就不易改变，它会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和控制儿童。儿童会寻求以自己的行动落实自己的目标，也会调整他的生活，以便全力以赴地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目标。
因此，孩子对事物的个体性的理解决定着他的成长，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儿童陷入新的困难处境时，他的行为会受制于自己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同样也很重要。正如我们所知，儿童在情境中获得印象的强度和方式，绝不取决于客观的事实或情况（如另一个孩子的出生），而取决于儿童看待和判断事实或情境的方式。这是反驳严格因果论的充分依据：客观的事实及其与绝对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客观事实和对事实的错误看法之间绝对不存在这种必然联系。
我们的心理最为奇妙之处，就是我们对事实的看法，而不是事实本身，决定了我们的行动方向。这种心理情况特别重要，因为对事实的看法是我们行动的基础，也是我们人格建构的基础。人的主观看法影响行动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恺撒登陆。当时恺撒踏上海岸时被绊了一下，摔倒在地。罗马士兵把这视为不祥之兆。如果不是恺撒（机智地）兴奋地张开双臂激动地喊道“你属于我了，非洲”，那么罗马士兵肯定就要掉头返回了，虽然他们都英勇无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实自身的结构对我们的行动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小，现实对人的影响又是如何受到我们结构化的和整合良好的人格的制约和决定。大众心理和理性的关系也同样如此：如果在一个对于大众心理有利的环境中出现了人的健康的理性常识，这并不是说大众心理或理性是由环境决定的，而是体现了两者对环境的自发的看法趋于一致。通常只有当错误的观点受到批判和分析的时候，才会出现理性常识。
3. 解决方法
让我们再回到小男孩的故事吧。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小男孩很快就会陷入困难境地，因为没有人再喜欢他，他在学校进步不大，他依然故我。他仍然不断地干扰别人，这是他人格不完整的表现。接着会怎么样呢？每当他骚扰别人，就会受到惩罚，还会被记录在案，或学校会向他父母寄送投诉信。如果屡教不改，学校就会建议父母把这个孩子领回去，因为他显然不适应学校生活。
对于这种解决方法，小男孩可能比任何人都要开心，别的解决办法他都不喜欢。他的行为模式的逻辑连贯性再次体现了他的态度。虽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一旦形成，就不易被改变了。他总想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是他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如果说他应该因犯错误而被惩罚，那么他应该是因为这个错误（即想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受到惩罚。由于这个错误，他总是不断地试图让母亲围绕他转；也由于这个错误，他俨若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力达8年之久，直到他突然被夺去了“王位”。在他丧失自己的“王冠”之前，他只为他妈妈而存在，他的妈妈也只为他而存在。后来他妹妹出生了，挤占了他在家庭的地位，因此他想拼命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又是一个错误。不过，我们必须承认，他的本性并不坏。只有当一个儿童面临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境，而且又没有人指导，只能独自挣扎着去应付时，这种恶劣的行为才会出现。我们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小孩只习惯别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身上，当突然面临一个完全相反的情境：这个孩子开始上学，而学校里的老师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时，如果这个小孩要求教师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他自然就会惹怒老师。对于一个娇惯但一开始还不那么恶劣和不可救药的儿童来说，这种情境显然是太过危险了。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和解释这个案例中的小男孩个人的生活方式与学校所要求和期待的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冲突。我们可以用图示的形式来描述这种冲突，即如果我们可以用图来标示儿童人格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与学校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不一致，甚至是相反的。儿童生活中的所有活动，都为其自身的目的所决定，因此他的整体人格不允许偏离他的目的。另一方面，学校则期望每一个孩子都有正常的生活方式。因此，两者之间产生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不过，学校方面则忽视了这种情境之下的儿童心理，既没有体现出管理上的宽容，也没有采取措施设法消除冲突的根源。
我们知道，这个小男孩的生活为这样一个动机所控制：让母亲为他服务、操劳，且只为他一个人服务、操劳。他的心里完全萦绕着这样一种盘算：我要控制母亲，而且要独占她。而学校对他的期望则完全相反：他必须独立学习，整理好自己的课本和作业。人们形象地称这种情况类似给一头烈马的脖子套上一辆马车。儿童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表现不会最好。不过如果我们理解了儿童的真实处境，就会对他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惩罚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加剧孩子认为学校不是他理想之所的想法。如果他被学校开除，或被要求父母将他带走，那他会感到正中下怀。他错误的感知就像是一个陷阱，把自己给陷进去了。他觉得自己获得了胜利，现在可以真正地把母亲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母亲必须重新专门为他效劳，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真实的情形，就不得不承认，对孩子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予以惩罚，几乎都没有什么意义。比如孩子上学忘记带书本（如果他没有忘记，才倒是一个奇迹），因为如果他忘记了什么，他母亲就要为他操心。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其总体人格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记住，一个人的人格的所有表现都是相互关联的，并形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个小男孩的行为是完全与其生活方式一致的。孩子的行为与其人格相一致这一事实也同时在逻辑上驳斥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孩子之所以不能完成学校的任务，就是因为他智力迟钝。一个智力迟钝的人是不可能一贯地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行事的。
这一案例还告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与这个小男孩的处境类似。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活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与社会传统完全和谐一致的。过去，我们曾经把社会传统视为神圣而不可背弃的，现在我们已认识到，人类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并没有什么神圣之处，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相反，它们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其中发展的推动力就是社会中个体的不断的斗争和抗争。社会制度和习俗是为个体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确，个体的救赎存在于他的社会意识之中，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强迫个体接受千篇一律的社会模式。
对于个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思考，是个体心理学的基础；同时，对那些对学校系统和学校适应不良的学生的处理，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学校必须学会将儿童视为一个具有整体人格的个体，一块有待琢磨和雕饰的璞玉。学校还必须学会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认识来对特定的行为进行评价和判断。学校不能把特定的行为视为一个孤立的音符，而是要把它视为整个乐章的组成部分，即整体人格的组成部分。
4. 对优越感和成功的追求
除了人格的统一性，人性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心理事实就是人们对优越感和成功的追求，这种追求自然是与人的自卑感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卑或处于“下游”，就不会有超越当下处境的愿望，而追求优越和自卑感是同一心理现象的两个方面。这里为了表述的方便，把它们分开来讨论。
首先，人们可能要问，追求优越是否和我们的生物本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个不大可能成立的设想。我们确实不认为追求优越是与生俱来的，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追求优越的确具有一定的生物基础，这种基础存在于胚胎之中，并具有一定的发展可能性。也许这样来表达更为恰当，即人在其本性上是与追求优越密切相关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的活动是局限在一定范围内的。有些能力，人是不可能发展的。例如，我们不可能达到狗的那种嗅觉能力，我们的肉眼也不可能看到紫外线。不过，我们拥有某些可能继续发展和培养的功能性的能力。我们可以从这些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中看到追求优越的生物学前提，也可以从中看到个体人格的心理展开的源泉。
正如我们所认识到的那样，这样的一种在任何环境下都追求优越的强烈冲动，其实儿童和成人都有，也都不可泯灭。人的本性忍受不了长期的低下和屈从，人甚至摧毁了自己的神祇。被轻视和被蔑视的感觉、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总是会唤醒人登攀高一级目标的愿望，以获得补偿和臻于完美。
我们可以表明，儿童的某些特征的确是环境力量的结果。儿童在某种环境中，感受到了自卑、脆弱和不安全，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对儿童的心理产生了刺激作用。儿童便下决心摆脱这种状态，努力达到更高的水平，以获得一种平等甚至优越的感觉。孩子这种向上的愿望越强烈，他就越会调高自己的目标，从而证明自己的力量。不过，这些目标却常常超越人的能力界限。由于儿童有时能够获得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因而便会刺激儿童设想自己未来能够成为一种类似上帝的人物。我们发现，儿童自己也会被一种成为类似上帝的人物的想法控制，这通常会发生在那些自我感觉特别脆弱的儿童身上。
这里我们以一个心理问题严重的14岁小男孩为例，来说明上述情况。在要求他回忆童年的印象时，小男孩说，他在6岁的时候因不会吹口哨而感到极为伤心。不过，有一天当他走出房间时，他突然会吹了。他极为震惊，并真心相信此乃上帝附身的结果。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脆弱感和想象自己是个上帝式的大人物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渴望优越是与一些明显的性格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孩子对优越的渴望来揭示他的全部野心。如果这种自我肯定的愿望过于强烈，那么他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嫉妒心理。这种类型的儿童很容易染上希望其竞争对手遭受各种厄运的心理。他不仅怀有这种阴暗心理（这经常会引起神经疾病），而且还会给对手造成很大伤害，并带来麻烦，甚至表现出十足的犯罪特征。这样的孩子会造谣中伤，泄露隐私，贬损同伴，以抬高自己的价值，特别是有他人在场看着他的时候。他误以为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因此他是抬高自己的价值，还是贬损他人的价值，这其实并不重要。如果这种权力欲望过于强烈，他就会表现出恶毒和报复心理。这种孩子总是表现出一副好斗和挑衅的架势，他们眼露凶光，突然发怒，随时准备和想象中的对手搏斗。对这些渴求优越的孩子来说，参加一场考试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这会轻而易举地暴露他们毫无价值。
这个事实表明，考试必须适应学生的特点。考试对于每个学生绝不意味着相同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发现，考试对于有些学生，是一件极为艰苦和困难的事情，他们的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红，言语结巴，身体颤抖，又惧又怕，大脑中一片空白；有些学生则只能与别人一起回答问题，而不能单独回答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看着他。儿童追求优越的心理也同样表现于游戏之中。例如，在玩马车的游戏里，如果其他的儿童扮演车夫，那么那些具有强烈的追求优越心理的儿童，则不会愿意扮演马匹角色，而总是想去扮演车夫，成为领导者，决定马车的前进方向。如果他们过去的经验妨碍其担当这个领导（车夫）角色，他们就会以扰乱他人的游戏为乐。此外，如果他们接二连三地受挫，因此而丧失了勇气，并窒息了雄心，那么他们在面临新的情境时，就会退缩，而不是勇于向前。
那些雄心勃勃、尚未气馁的儿童，则乐于参与各种可能的竞争性游戏。不过我们会看到，他们在遭受挫折时也会表现出惊恐和不知所措。我们可以从孩子喜欢的游戏、故事和历史人物，看出他们自我肯定的方向以及自我肯定的程度。我们也会看到有些成人崇拜拿破仑，对于这些雄心勃勃的成人来说，拿破仑当然是一个至为恰当的偶像楷模，沉溺于妄自尊大的白日梦，总是强烈自卑心理的标志。这种心理驱使着这些体验失望和遭受挫折之人在现实之外去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和陶醉，而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出现在梦境之中。
如果进一步考察这些儿童追求优越的不同方向，我们便可以把它们分为若干种类。当然，这种区分不可能很精确，因为儿童在追求优越方面差异实在太大，我们主要是借助儿童表现出来的对自己的信心来进行区分。那些心理健康的儿童会把自己对优越的追求转向发展有用的能力；他们试图取悦教师，注重整洁和秩序，从而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学生。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儿童并不占大多数。
另一些孩子则总想优于别人，把这作为努力的首要目标，并表现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执着。通常这种追求优越夹杂有过分的雄心，但是这点通常被人忽视。我们习惯把雄心视为一种美德，并激励孩子多作努力。这也是一个错误，因为过分的雄心会妨碍孩子的正常发展，雄心过度就会给孩子带来紧张心理。在短时间内，孩子尚能承受，时间一长，这个压力对孩子来说就太大了。这样一来，孩子就会花太多的时间在书本上，而忽视了其他活动。这种孩子通常会回避其他问题，受自己膨胀的雄心驱使，他们总想在学校名列前茅。对于这样的发展，我们很难感到满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身心不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
这种儿童把他们的生命目标仅仅局限在超越别人，并由此来安排他们的生活上面，这对他们的正常发展并不十分有利。我们要不时地提醒他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书本上，要经常地出去走动，呼吸新鲜空气，多与同伴玩耍，关注其他的事情。当然，这类孩子同样不会占大多数，却经常出现。
此外，还会出现在同一个班级的两个学生暗中较劲的情况。如果有机会对此进行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两个相互竞争和较劲的儿童会形成一些并不那么令人喜欢的性格特征。他们可以表现出既忌妒又羡慕的性格，而独立的、和谐的人格则不会拥有这种品质。他们看到别的孩子取得成功，会感到恼怒不已。当其他人处于领先位置时，他们就开始有头疼、胃疼之类的毛病；当其他的孩子受到赞扬时，他们会愤怒地走开。当然，他们也从不会称赞别人。这种忌妒表现并未充分反映出这类孩子的过分雄心。
这种类型的孩子尤其不能和玩伴友好相处。在玩游戏时，他总想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也不愿意遵守一般的游戏规则。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根本体会不到乐趣，并以高傲的态度对待同班同学。跟同学的任何接触，都会令他们不快，因为他们认为，跟同学接触越多，他们的地位就越不安全。这种类型的儿童对自己的成功从来没有信心。当他们感到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时，极容易方寸大乱，不知所措。别人对他们的期待和他们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期望，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们难堪重负。
这些儿童会敏锐地感受到家庭对他们的期望。对于任何一个加之于他们之上的任务，他们都满怀其激动和紧张的心情去加以完成，因为他们总想超过别人，总想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他们担当着希望的重负，而且只要环境有利，他们就愿意承担着这种重负前行。
如果我们人类掌握绝对真理，掌握可以使儿童免除上面所描述的困难的完美方法，那么也许就不会有问题儿童了。既然我们不能拥有这样的完美方法，也不能为儿童创设理想的学习环境，那么很显然，如上面所描述的、对这些孩子有害的期望就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这些孩子遇到困难的感受完全不同于那些拥有健康期望的儿童对困难的感受。我这里所说的困难就是指不可避免的困难。让儿童避开困难是不可能的，而且似乎永远都不可能。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方法并不适合每个儿童，是需要不断地改进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分的雄心会葬送儿童对自我的信心。他们丧失了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勇气，而勇气则是解决困难所必需的。
雄心过大的儿童只会关心最终的结果，即人们承认他的成绩。没有别人的承认，他们就不会对自己感到满足。正如我们所知，在很多情况下，面对问题的出现，保持心理平衡远比认真着手解决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一个只关心结果、雄心过大的儿童认识不到这一点。他感到没有别人的认可和崇拜，就没办法生活下去。这种心理依赖和过于看重别人评价的儿童为数不少。
我们可以从那些天生有器官缺陷的儿童身上看到，不对价值问题丧失平衡感是何等重要。此种例子比比皆是。许多儿童身体的左半部要比右半部发育得更好，人们其实很少知道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右撇子的文化中，左撇子儿童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会发现，几乎毫无例外的是，左撇子儿童在书写、阅读和绘画方面困难异常，一般在运用手的方面显得笨拙，也不够灵活，似乎他们有“两只左手”。我们需要借助一定的方法来确定儿童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一个简单、但不完全的办法是要求儿童双手交叉。左撇子儿童会把左大拇指放在右大拇指上面。这样做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人是天生的左撇子，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如果我们对大量左撇子儿童的生活史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这样一些事实：首先，这些儿童通常都曾被视为笨拙（在我们这个以右手为主的世界中并不奇怪）。要体会个中情形，我们只需想象一下习惯右道行使的我们在一个左道行使的城市（如在英国或阿根廷）试图开车穿越街道时的不知所措。左撇子儿童的情况要比这更糟，如果家庭其他成员都是右撇子的话，他的左撇子不仅会给他自己的生活带来困难，也干扰了家人的生活。在学校学习写字时，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要低于平均水平，因为其中的原因并没有被认识到。因此，他受到斥责，得到较低的分数，并经常受到惩罚。在这种情况下，左撇子儿童只能把这理解为他在某些能力方面不如别人。他还会感觉被贬损和蔑视，感到自卑或没能力与别人竞争。他在家里同样会因笨拙而受到斥责，这就更加重了他的自卑。
当然，左撇子儿童不会因此而一蹶不振。不过我们会看到许多儿童在类似的情形下放弃了努力。他们不明白自己真实的处境，也没有人向他们解释如何去克服困难，因而继续努力和掌控自己的处境会有相当的难度。许多人字迹潦草得难以辨认，也可归于上述这些原因，他们从未充分地训练过自己的右手。事实上，这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在许多一流的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的队伍当中，很多人是天生的左撇子。他们通过强化训练，获得了善用右手的能力。
有一种迷信认为，天生的左撇子如果通过训练来使用右手，就会导致说话结巴。这可能是由于左撇子儿童有时面临的困难太大，以至于丧失了说话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其他心理问题者（如神经症患者、自杀者、罪犯、性变态者等）中有很多是左撇子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经常看到，那些克服了左撇子困难的人也可以取得成就和尊严，而这通常发生在艺术领域。
尽管左撇子特征本身意义不大，但它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努力使孩子的勇气和毅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否则我们就无从判断孩子的能力和潜力。如果我们吓唬他们，夺走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那么他们当然也能够继续生活下去；但如果我们鼓励他们，那么这种儿童就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雄心过度的孩子之所以处境艰难，是因为人们常常以外在的成功来评判他们，而不会根据其所面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来评价他们。在当今世界，人们更为关注可见的成就，而不看重全面彻底的教育。我们知道，那种不经努力获得的成功是容易消逝的。因此，训练孩子野心勃勃并无益处。相反，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勇敢、坚忍和自信，要让他们认识到，面对挫折不能气馁，不能丧失勇气，而是要把挫折当作一个新的问题去解决。当然，如果教师能够判断孩子在某个领域的努力是否有希望，能够确定孩子是否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么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就更为有利一点。
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孩子对优越感的追求会体现在他的某一性格上面，比如争强好胜。这些孩子对优越感的追求最初表现为争强好胜，不过由于其他儿童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超越他们已经几乎不可能了，最后便放弃了争强好胜。
许多教师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或给较低的分数来对待那些他们认为没有表现出足够雄心的学生，希望以此来唤醒他们沉睡的雄心。如果这些孩子仍然还有某些勇气的话，这种方法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是这种方法不宜普遍使用，那些学习成就已经跌近警戒线的孩子会被这种方法弄得完全不知所措，会因此而堕入明显的愚笨状态。
如果我们能以温和、关心和理解来对待这些孩子，他们则会令人吃惊地表现出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智力和能力。以这种方式转变过来的孩子通常会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原因很简单：他们很害怕回到原来的状态。他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无所作为成为警示信号，不断地鞭策着他们前行。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像着了魔似的，完全变了个样子；他们夜以继日地饱尝过度工作之苦，但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
如果还能想起个体心理学的基本思想，即个体的人格（包括成人和儿童）是一个统一体，这种人格的行为表现和个体逐渐形成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那么上面所有的一切也就变得清晰了。脱离行为者的人格来判断他的某一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个行为都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解释。如果我们把学生的一个特定行为或态度，比如上学拖延理解为他对学校布置的任务的不可避免的反应，那么对这个具体行为进行判断的不确定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孩子的这种反应仅仅意味着他不想上学，也不想努力完成学校的任务。事实上，他会想尽办法不遵从学校的要求。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的“坏”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孩子之所以不想上学，是因为他追求优越的心理没有转化为学校的要求，而是表现为对学校要求的拒绝。于是，他表现出一系列行为症状，逐渐堕入不可救药的境地，甚至不但没有进步，还出现了倒退。他越来越乐于成为一名小丑，不断地捣蛋戏谑以引人发笑，除此之外，无所用心。他还会激怒和招惹同学，旷课逃学，或与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打成一片。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不仅掌握着学生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他们的未来发展。学校教育对个体的未来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校处于家庭和社会之间，它有可能矫正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受到的不良影响，也有责任使他们为适应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并确保他们在社会的这个大乐队中和谐地“演奏”好自己的角色。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学校的作用，我们就会认识到，学校总是试图按照各个时代的社会理想来教育和塑造个体。学校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为贵族、教士阶层、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和平民服务，也总是按照特定时代和统治阶层的要求来教育儿童。今天，为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理想，学校也必须做出相应改变。因此，如果今天的理想人是独立、自我控制和勇敢的人，那么学校就得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培养接近这种理想的人。
换句话说，学校不能把自身视为其目的。学校必须清楚，它是在为社会，而不是在为自己教育学生。因此，学校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放弃成为理想学生、模范学生的儿童。这些学生追求优越感的心理并不必然弱于那些正常的儿童，他们只不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不需要人多努力的事情上去了。他们相信，这些事情比较容易获得成功，且不管这种相信是对还是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早年曾无意识地在这些领域进行过摸索，并获得过成功。因此，虽然他们不能在数学上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他们可以成为运动场上的健将。教师千万不要轻视孩子在这些方面的成绩，而是要把这些成绩当作教育的突破口，鼓励学生在其他领域追求同样的进步。如果教师一开始就从孩子某一方面的长处出发，鼓励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在其他领域取得同样的成绩，那么教师的任务就大为轻松了。这就犹如把孩子从一个硕果累累的果园引入到另一个硕果累累的果园。因此，既然所有的孩子（弱智儿童除外）都具备取得学业成功的能力，那么学校所要做的只是克服那些人为设置的障碍。这些人为的障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学校把抽象的学业成绩，而不是把教育的最终目的和社会目的作为评判标准。从学生方面来看，这些障碍还反映了学生缺乏自信，他们对优越感的追求脱离了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因为在这些对社会有益的活动中，他们难以获得其孜孜以求的优越感。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会怎么做呢？他会想到逃避。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些孩子还会做出一些特别的行为，如顽固和无礼，这些行为自然不会赢得教师的赞扬，但可以吸引教师的注意和其他孩子的崇拜。他们因此会把自己视为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这些心理表现和偏离规范的行为是在作为心理准备情况检验地的学校中暴露出来的。它们的根源并不都在学校，尽管它们也的确是在学校中才露出端倪。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学校对于这些问题负有教育和校正的任务，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学校只是孩子早期家庭教育弊端暴露的场所而已。
一个观察敏锐的称职的教师会在小孩入学的第一天就能观察到很多东西。因为很多儿童马上会暴露出受到过分溺爱的迹象，他们觉得新环境（学校）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不适。这种孩子没有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会不愿或不能获得友谊。孩子在入学之前最好已拥有一些如何与人交往的知识。他不能只依赖一个人，而把其他人排斥在外。家庭教育的弊端必须在学校得到矫正，当然最好是没有弊端。
对于这些在家庭中被过分溺爱的孩子，我们不要期望他们马上专心于学校的学习。他不可能很专心，他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上学。事实上，他没有“学校意识”。小孩厌恶上学的迹象是很容易发现的。例如，父母每天早上都要哄劝小孩起床，催促他做这做那；小孩吃早饭的时候磨磨蹭蹭等等。看上去小孩已经为自己的进步构筑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障碍。
矫正这种情况和解决左撇子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给予他们时间去学习和改变。如果他们上学迟到，我们也不能惩罚他们，因为惩罚只能强化他不喜欢学校的感觉，只能让孩子更加认定他不属于学校。如果父母责罚孩子，强迫他上学，那么孩子不但不愿上学，而且还会寻找方法来应对自己的处境。当然，这些方法也就是为了逃避困难，而不是面对和解决困难。我们可以从孩子的每个动作和行为中看出他厌恶学习，无力解决学业问题。他的书本从不在一起，还总是忘记或丢失它们。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经常忘记或丢失书本，完全可以肯定，他在学校并不如意。
如果进一步地考察这些孩子，我们几乎总会发现，他们对获得哪怕是最微小的学业成功也都不抱希望。他们这种自我低估并不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周围的环境对于他们走入这条歧途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家人在发怒的时候可能会预言说他们前景暗淡，骂他们愚笨或无用。他们在学校所感到的似乎是在证实这些预言或漫骂，也缺乏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他们的长辈也同样缺乏这些能力）来纠正这种错误的看法和预言。因此，他们甚至在做出努力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努力。他们把由自己造成的失败视为不可克服的障碍，并把它们视为自己无能和不如别人的证明。
错误一旦发生，其矫正的可能性就很小。这些儿童尽管做出明显的努力却通常还是落在别人后面，因此他们很快就会放弃努力，并把自己的脑筋转向寻找借口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旷课。旷课，也就是逃学，通常被视为一件非常严重和非常危险的行为，是要受到严厉责罚的。于是，孩子会认为自己被迫使用诡计、造假来蒙骗父母和老师。不过，还有其他一些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手段，比如他们会伪造家长签字，甚至篡改成绩报告单；他们会向家里编造一系列他们在学校所作所为的谎言，而实际上已经逃学好长一段时间了；在学校上课期间，他们会寻找藏身之地；他们会和其他已经逃学一段时间的孩子躲在一起。由于逃学，他们追求优越的心理就无法满足，这就驱使他们采取新的行动，确切地说，也就是用违法行为，来追求优越感。这样一来，他们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最后走向了犯罪。他们最终会结成团伙，开始盗窃，沾上性行为，并觉得他们已经成人。
一旦他们开始迈出这么一大步，他们就会寻求新的方法来满足他们的野心。只要行动没有被发现，他们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出最大胆的罪行。他们会一意孤行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为他们认为在别的方面不可能取得成功。他们不会考虑去做任何富有建设性和有益的事情。受同伙行为不断刺激的野心，驱使他们做出非礼的和反社会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犯罪倾向的孩子同时也会极端自负。这种自负和野心有着同样的根源，迫使这种孩子不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突出和显示自己。当他们不能在生活中的积极方面寻得一席之地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生活中的消极方面。
我们来看一个杀死教师的男孩的案例。通过对这个案例的进一步调查，我们会发现这个男孩具有上述所有的性格特征。负责管教这个小男孩的是一名女教师，她认为自己很了解心理活动的表达和功能。这个小男孩在一个受到精心看护却又太过紧张的气氛中成长，他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因为曾经心比天高，却一无所成。也就是说，小男孩现在已完全地灰心气馁了。学校和生活都满足不了他过高的期望，他便转而违法犯罪，以此来摆脱教师和教育治疗专家的控制。因为社会至今还没有设立一种可以把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当作教育问题来处理的机构，换句话说，就是当作心理矫正的问题来处理的机构。
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者都熟悉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我们经常会在教师、神父、医生和律师家里发现败坏和任性的孩子。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职业声望不高的教育者家庭，而且还会发生在那些我们认为是重要人物的家庭。尽管他们拥有较高的职业威信，不过他们似乎没有能力为自己家里带来和平与秩序。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在所有这种家庭里，某些重要的观点不是被完全忽视了，就是完全没有被理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些作为教育者的父亲，借助他们自以为是的威信把一些严格的规则和规定强加给他们的家庭。这样一来，他们就异常严厉地压迫了自己的孩子，威胁到孩子的独立，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独立。他们似乎在孩子身上唤起了一种反抗的情绪，从而唤起了孩子对记忆中责罚他们的棍棒的报复。我们要记住，父母刻意的教育会使他们特别关注和监视自己的孩子。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是件好事，但也经常使得孩子总想处于被关注的核心。这样一来，这些孩子易于把自己视为一种用来展示的试验品，并认为他人应对此承担责任，因为他人是决定和操纵的一方。这些孩子认为，其他人应该为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唯独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五）象征的整体性
如果个体如此认真和长期地跟阴性特质（或阳性特质）搏斗，以致他或她不是部分地与之认同，潜意识就会再次改变其支配的性格，以新的象征形式来代表“自己”——心灵最内在的中心。在女人的梦中，此中心往往具体化为一个超然的女性意象——女祭司、女巫师、地母或是自然或爱情女神。在男人的例子当中，它表明自己是一个男性的创始者和管理人（印度教的导师）、聪明的老人、自然的精神，如此之类。有两个民间故事可以说明这种意象担任的角色。第一个是奥地利的故事。
有个国王命令士兵在一具黑公主的尸体旁守夜，她曾被魔法迷惑，每到深夜，便会爬起来杀死守卫的士兵。最后轮到一个士兵守卫时，他感到很绝望，于是跑到森林里，在那里他遇到一个“老吉他手——我们的上帝本身”。这老吉他手告诉他应该躲在教堂哪个地方，并且指示他如何行动，才不会被那黑公主抓到。于是在神的帮助下，那名士兵真的救回那公主，并娶她为妻。
很明显，以心理学的观点来说，那“老吉他手——我们的上帝本身”，就是自己的象征具体化。在他的帮助之下，自我不仅逃离死亡，而且有能力克服，甚至救回他阴性特质高度危险的一面。
在女人心灵中，“自己”假设女性具体化，在第二个故事中便得到证实，以下是个因纽特人的故事。
有个情场失意的寂寞女孩遇到一个在船上旅游的男巫。他是“月亮神灵”，曾给予过人类各种动物，而且把运气赐给打猎的人。他诱拐那女孩来到天上。有一次，当“月亮神灵”离开她时，她来到一幢靠近月魔大厦的小屋子拜访。在那里，她发现了一个穿着“海狗的肠薄膜”的袖珍女人，袖珍女人告诉那女孩“月亮神灵”打算杀死她，并建议她去反抗“月亮神灵”。那袖珍女人变成一条长绳，女孩可以在新月的时候降回地球，这样就可以灭掉“月亮神灵”。那女孩顺着长绳往下滑，但当她到达地球时，并没有像那袖珍女人吩咐的那样去尽快睁开眼睛，因此，她变成一只蜘蛛，永远不能再成为人类。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第一个故事的神圣吉他手代表“智慧老人”，一个“自己”的典型具体化。他和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师梅林，或希腊神汉密斯同类。而那一个穿奇怪的薄膜衣服的女人也是个对应的意象，当她出现在女性心灵中时象征“自己”。那老吉他手把士兵从有害的阴性特质中拯救出来，而那女人保护那女孩反抗因纽特的“蓝胡子”。
可是，“自己”并非永远都以智慧老人或智慧老女人的形式出现。这些似是而非的具体化企图表示一些并非完全包含在时间内的东西——某些同时年轻和年老的东西。以下是一个中年人的梦，显示了“自己”以年轻的姿态出现。
一个年轻人骑着马从街上直接进入我们家的花园。我不知道他来的目的，也许是那匹马违反其意愿承载他来这里。
那匹马是只瘦小但狂野而有力的动物，这是力量的象征，它的皮毛又厚又浓，全身银灰色。男孩骑经工作室和房子之间，然后跳下马，我小心领着他离开，以免踏到开满红橘色的美丽的郁金香花坛。那花是我太太最近栽培的。
那年轻人意味着“自己”，由于这再生的生命、创造力和新的方向，令每件事都充满着生气和进取心。如果男人专心于他个人潜意识的训示，就可以利用这分禀赋，使他陈腐而沉闷的生活，能够突然转变成一种丰盈、无穷的内在冒险精神，充满创造的可能。
在女人的心灵中，同样这种“自己”年轻的具体化，可以使她成为一个具备超自然和天赋才能的女孩。以下例子的做梦者是个47岁的女人。
我站在教堂前，用水清洗着柏油路，而后跑下街，此时正好是某所高中的学生下课的时候。我来到一条不流动的河流前，河上放置了一块木板或树干，但当我正想横过时，一个恶作剧的学生在木板上乱跳，以致它裂开，我几乎掉进水里。“白痴！”我嚷道。在河的另一边，有三个女孩正在玩耍，其中一个伸出手来，好像要帮助我。我以为她的小手不够有力，帮不上什么忙，可我抓着她，她却不费吹灰之力，成功地把我拉过去，来到河的另一边。
做梦者是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根据她的梦来看，她再也无法留在教堂（新教）里，事实上，她虽然千方百计尽其所能地去接近它，但似乎已失去入会的可能性。根据这个梦，她现在必须横过一条不流动的河，这意指生命之流已经迟缓下来，因为宗教问题还没有解决。做梦者本人所说的学生，可作为她预先有的念头的具体化。换句话说，进入高中学校，说不定会满足她精神上的恋慕。当她胆敢独自过河时，“自己”（那女孩）的具体化虽然细小，但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帮助她。
人类的形式，不论是年轻或年老的，也只不过是许多方式的一种，而在其中，“自己”可以在梦或幻觉中出现。这假设的不同年纪不仅代表它和我们共度一生，而且还存在于超意识认知的生命之流中——这是制造我们时间经验的东西。
正如“自己”并非全然包含在我们时间的意识经验里，它同时又是无所不在的。此外，它往往以一种特别暗示的形式把普遍存在性显示出来，以表明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的人类，包含整个宇宙。当这个意念在个体的梦中如琐事般向我喋喋不休时，风琴现在已停止了。每个人都在等我，所以我以坚强的态度站立起来，并请那些跪在我后面的其中一个修女拿她的弥撒书给我，并指出正确的地方——她以诚恳而亲切的态度来做。现在，这位修女像教堂司事般带着我走向了祭坛，这地方在我身后的左面，我们好像从侧走廊接近它。那本弥撒画像张图片，一种3尺长1尺宽的纸板，上面有些一栏栏并排的古老图片的经文。
开始，那修女首先念了部分祷告文式，但我仍然找不到正确的经文，她已告诉我那是在15号，号码并不清楚，我无法找到。不过，我决定转向会众，现在我找到15号了（在最后的一块纸板前），不过我还不知道我能否辨读。虽然如此，我会尽力而为。这时，我就醒过来了。
这个梦从潜意识中以象征的方式解答做梦者那晚思考过的问题。总之，它对她说：“你自己必须成为一个你本人内在教堂的牧师——在你灵魂的教堂里。”因此，这个梦表示做梦者要得到组织有力的支持：他包含在教堂内，并非外在的教堂，而是存在于他本人的灵魂中。
那些人（所有在自己心灵的特质）希望她发挥出牧师的作用，且由她自己举行弥撒。那梦不能代表真正的弥撒，因为弥撒书和真本不一样。看来弥撒的观念是个象征，因此它代表着一种牺牲的行为，在这个行动中，神性出现，因而人可以和它沟通。当然，这象征的解答一般来说只适用于这个做梦者。
我的做梦者并没有这种教会的经验，这就是她为什么要跟着内在之路的原因。此外，那梦告诉她该怎么做。它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外向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令你感到不安全，而无意义的谈话令你无法举行内在的弥撒。但如果你随着那位修女（内向的阴性特质），她会以仆人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引导你。她有本奇怪的弥撒书，一共有16张古老的图画。你的弥撒包含你考虑这些宗教阴性特质向你显示的心灵慧象。”换句话说，如果那位做梦者克服由她母亲情结引起的内在不确定，就会发现她生活的职责含有自然和宗教侍奉的特质，如果她默想自己灵魂内意象的象征意义，它们会引领她走向这实现之途。
在这梦中，阴性特质以恰当而积极的角色出现，即自我和“自己”之间的调停人。那四乘四的图画形体指出一个事实：举行内在的弥撒，即执行整体的侍奉。正如我所证实的，心灵（“自己”）的中心正常地以某种四重结构表示出来。这四个数目也与阴性特质有关，因为在其发展中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夏娃这个意象为最佳的象征，它代表纯本能和生物学的关系。第二个阶段可在浮士德的海伦身上看到，她予具体化的浪漫和美丽的标准，不过仍然具有性元素的象征。第三个阶段，举例来说，可以童贞玛丽亚作为代表——这意念提升爱到精神上献身的崇高境界。第四个阶段可以沙平西亚作为代表，其智慧甚至超越最神圣和最纯洁，另一个代表是“所罗门之歌”中的书拉密。从现代人的心灵发展来看，这一阶段很难达到蒙娜丽莎接近这种智慧的阴性特质。
在这个阶段，我只指出“四重”的观念经常出现在某类象征的质料中。有关最主要的一个，稍后再予以讨论。
然而阴性特质扮演指导内在世界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对阴性特质所发出的感情、情绪、期待和幻想，采取审慎严肃的态度时，这种积极的作用就会产生；而当他把它们稳定在某种形式，例如写作、绘画、雕刻、音乐作曲、舞蹈等等时，也会产生同样积极的作用。当他缓慢而有耐性地在这方面工作时，其他更强烈的潜意识的质料从深渊中涌出来，与早期的质料联结。而当幻想被确定在某一特定的形式中后，则必须以一种评估的反应的感情，检查知性和道德这两者，而视它们为绝对的真实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必须清楚那“只是个幻想”而已。如以奉献心来实行一段长时间、个性化的过程时，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对他的冲突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法出现，以克服困难，因为现在充满活力的心灵中心已然活动（即整个存在凝聚成为一体）。
难怪这“宇宙人”意象出现在许多神话和宗教教义里，通常被描述为某些有用而积极的东西。这意念甚至可以被描述为整个世界的基本原则。举例来说，古代中国人认为所有事物在被创造之前，有个名叫盘古的巨大神人已知给予天和地以形式。当他哭的时候，眼泪变成黄河和扬子江；当他呼吸的时候，风吹草动；当他说话的时候，雷声大作；而当他环视四周的时候，则引起闪电。如果他心情好，天气就风和日丽；但如果他难过，就会乌云密布。当他死的时候，整个人则会分家，他的身体分成五个部分，形成中国五大名岳：他的头变成东部的泰山，身躯变成中部的嵩山，右手臂变成北部的恒山，左手臂变成南部的衡山，他双脚变成西部的华山，而眼睛则变成太阳和月亮。
我们已了解，与个性化过程有关的象征结构似乎倾向于以“四”这个数的意念作为基础，诸如意识的四个作用，阴性特质或阳性特质的四个阶段，这都在盘古宇宙的形状中得到重现。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其他数字的组合才会在心灵的质料中出现。该中心自然而无阻的表示，具有四重特征，换句话说，具有四个区域，或一些其他可数的数目，诸如四、八、十六，如此类推的结构。“十六”这个数目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是四乘四得出的。
1. 西方与东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中，“宇宙人”的观念隶属于亚当——“第一个人”的象征。而且在犹太传说中，上帝创造亚当时，首先收集来自世界四个角落的红、黑、白、黄四色的尘土，因此亚当“从世界的一端到达另一端”。当他弯身时，头部在东边，而脚在西边。据另一个犹太传说，整个人类从此就开始——这总括每个出生的灵魂，包含在亚当内。因此，亚当的灵魂“像灯芯由无数小线组成”。在这个象征当中，所有人类存在的整体统一观念（超过所有个别单位）就清楚无遗地表露出来了。
在古波斯，同样的原始“第一人”（名叫格麦特）是个巨大而且会放射光芒的意象。当他死时，每种金属从他的身躯涌出，而他的灵魂变成黄金，他的精液洒在地球上，从中变出了第一对人类的夫妇，他们的形状像两棵大黄灌木。很明显，中国的盘古也是被说成像棵植物，身披树叶。大概这是因为大家以为那“第一人”是个自生自长、活生生的个体，而他只是存在着，并没有任何动物的本能或个人意志。在现今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人中，亚当依然受到崇拜，因为他是全人类的“超越灵魂”，是神秘的“保护精灵”。这些人说他来自枣椰子——植物意念的另一个重述。
东西方某些能懂灵界的神秘人士，认识到“宇宙人”不仅是个具体的外在实体，更是内在心灵的意象。举例来说，根据印度传统，他是一些活在个体人类中的东西，而且也是唯一不朽的部分。这内在的“伟大的人”借着带他脱离痛苦以救赎的个体，回到他本来永恒的境地。但只有在人认识他，而且从睡梦中醒过来接受指引时，才可以奏效。
在许多神话中，“宇宙人”不仅是开始，而且是所有生命的最终目的。中世纪圣哲伊赫说：“所有谷类的本质都意指小麦，所有财宝的性质都意指黄金，所有世代都意指人类。”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立足点来说，这确实如此，每个个体整个内在心灵实体最后也都朝向这个“自己”的原型象征。
实际来说，这意味着人类的存在，永远不会满足于被解释为孤立的本能，或诸如饥饿、权力、性、生存、种族不朽的有目的的机械论。换句话说，人类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吃、喝，而是要成为“一个人”。在超越这些本能之上，我们内在的心灵实体负责显示一种只能以象征表达的神秘，至于其表达的方法，潜意识经常选择“宇宙人”这一强而有力的意象。
在西方文化中，“宇宙人”非常像基督，而在东方，则与讫哩什那神与佛陀相似。在《旧约》中，有着同样的象征。意念变成“人类之子”，后期某些古代的宗教活动干脆称他为“人类”，与所有象征一样，这意念指向不可知的秘密——人类存在终极不可知的意义。
各种文化和不同时期的许多例子，都表示着“伟大的人”的象征的普遍性。他的意象存在于人类的思考里，成为一种目标，或者我们生活基本的神秘表达方式。因为这种象征代表完整和全部，所以经常被认为是雌雄同体的东西。而且在这种形式中，象征调停心理学上最重要的一对对立——男性和女性。这联结也经常在梦中出现，成为神圣高贵的或其他显赫的夫妇。以下是个47岁的男人所做的梦，他以一种戏剧的方式表现“自己”。
我站在台上，看见下面有只巨大、黑色而且美丽的母熊，皮毛虽然粗糙，但修饰得不错。她以后腿站立在一块白板上，正打磨一块扁平的卵形黑石，它越来越光亮。而不远的地方，有只母狮和她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她们打磨的石头形状比较大和圆。不久，那只母熊变成一个肥胖的裸体女人，头发乌黑，眼睛火红。我好色而挑逗地走向她，突然间，她挪近我这里想抓我，我很害怕，于是我跑上原先所在的台上避难。不一会儿，我来到许多女人之中，她们一半是未开化的人，头发乌黑（她们好像从动物蜕变而成），另一半是现代的女人（国籍和做梦者相同），头发金色或棕色。那些未开化的女人以忧郁而尖锐的声音唱出一首感伤的歌曲。现在，在一辆高大而华丽的马车里，有个年轻人，头戴饰有闪闪发光的红宝石金皇冠——真是个非常美丽的景观。他身旁坐着一个金发少妇，大概是他妻子，但并没有戴皇冠。这对夫妇似乎是那只母狮和她孩子蜕变成的，他们属于未开化的一组。而后所有女人（未开化的和其他的）咏唱一首庄严的歌曲，那辆堂皇的马车缓慢地向着地平线驶去。
如此，做梦者心灵的内在中心起先表示那对王族夫妇是个短暂的幻象，这幻象是从他动物性的深渊及潜意识的原始层中浮现出来的。那母熊开始时是个女神，她打磨的卵形黑石大概象征着做梦者深藏的本质——他实际的人格。摩擦和打磨石头是众所周知的上古人的活动。欧洲“神圣”石（包着树皮藏在穴里）在许多地方被发现过，在石器时代，它们大概被认为是神力的容器。在现今，有些澳洲土人相信他们逝世的先人，以德行和神力继续存在于石块里。如果他们摩擦这些石块，其力量就会增加，对生者和死者都有好处。
那做梦者迄今拒绝接受和女人间的婚姻束缚。在梦中，他害怕被这种生活抓牢，以致他跳到观众台上避开那只母熊，在台上，他可以消极地观察事物而不被牵涉入内。透过母熊磨石的意念，潜意识是想显示他应该让自己和这一面的生活接触，唯有通过婚姻生活的不和，他内在的生命才能被塑造和精炼。
当那块石被打磨时，它开始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以致那母熊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这就意味着唯有接受俗世的交际和痛苦，人类的灵魂才可以在镜中变形。但做梦者逃到一个较高的地方进而思考各类问题，借此逃避人生的需求。然后该梦表示，如果他逃避人生的需求，他的部分灵魂（他的阴性特质）就会一成不变。
那母狮和她孩子不久在现场出现，把朝向个性化的神秘驱策力具体化，并借它们打磨圆石（圆石象征“自己”）显示出来。狮子（王族夫妇）本身是整体的象征。在中世纪的象征主义中，“哲学家之石”以两只狮子或一对骑在狮子上的夫妇做代表，这象征性地指出一个事实：驱使个性化的动力经常以假托的形式出现，隐藏在某一个人对于别人无法抗拒的激情中（事实上，超越爱的自然限度的激情，最后还是指望成为完整的个体，这就是为什么当人热情地陷入爱情时，就会感到和别人合一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目标）。
只要这个梦的整体意象以两只狮子的形式表示自己，就仍然包含在这种无法抵抗的激情里。当雄狮和母狮变成皇帝和皇后时，驱使个性化的力量已达到意识体认的标准，可以被自我了解，成为真正的人生目的。
在那两只狮子变成人类之前，只有未开化的女人唱歌，而且她们以感伤的心情来唱。换句话说，该做梦者的感情仍停留在未开化和感伤的阶段中，但在祝贺那对已人性化的狮子时，未开化的和文明的女人都唱出一首赞美诗。她们以联合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感情，表示灵魂里的内在分裂，到现在已转变成内在的和谐。
在女人所谓的“主动想象”中，仍旧有其他“自己”的具体化出现。主动想象，是种想象性的思考，借此可以从容地和潜意识接触，并且与心灵现象作有意识的接触。“主动想象”是我的发现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东方的冥思形式，诸如禅宗和瑜伽的技巧，或西方的耶稣会教徒的技巧相比较。基本上，这与冥思者完全停留在并没有任何意识的目标或计划的状态不同（因此冥思变成自由个体的独一经验）。
在女人的冥思中，“自己”以一只鹿出现，对自我说：“我是你的孩子和你的母亲，他们称我为‘联结的动物’，因为我和人、动物，甚至石头联结。我是你的命运或‘客观的我’，而当我出现时，我把你从无意义的危险生活中拯救出来，在我之内燃烧的人燃烧整个大自然。如果男人失去这些火，他会变得自私自利、寂寞、迷惑，而且懦弱。”
“自己”通常被象征为一只动物，代表我们的本能特性与我们环境的关联。这种“自己”与所有环境，甚至宇宙的关系，大概都源自一个事实：我们心灵的“中心原子”在各方面组成整个世界的外部和内部。因此，所有较高的生物总是要调和四周时空的连续。举例来说，动物有自己独特的食物、特殊的建屋材料及其特定的境域，对于这一切，它们的本能绝对能适应和接受。时间旋律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只要想到当草木最茂盛和丰富时，食草动物就会准确地在那时怀孕这个事实，就可以理解某位知名的动物学家所说的，每只动物的“灵性”超越了围绕它的世界，而且能与时间和空间相通。
有许多事情，仍然完全超越我们的理解范围，我们的潜意识同样地调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团体、一般的社会，还有超过这些的时间和空间的连续以及整个人与自然。因此拿柏印第安人的“伟大的人”并不仅是透露内在的真理，他同时给予有关在哪里和何时打猎才会大有收获的暗示。因而从梦中，拿柏猎人想出吸引动物的神秘歌曲的词和旋律。
不过这种从潜意识中得到的特别帮助，并不仅给予未开化的人。我发现，梦也可以给予文明人所需要的指导，以帮助他们找到解决内外生活问题的答案。这正如窗前的树、一个人的脚踏车或汽车，或在走路时捡起一块石头等诸如此类的琐事，通过我们的梦生活，处处都会提升到象征主义的层面，而且变得意义非凡。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梦上，而不是活在一个冷淡、无意义的非个人世界，那我们可以开始现身在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那里充满重要和秘密安排好的事件。
不过一般来说，我们的梦并非主要关心我们对外在生活的适应。在文明的世界里，大部分的梦都与对“自己”的“正确”内在态度的发展有关，因为这种关系被现代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烦扰的程度，远超过未开化的人类。他们一般都直接听任内在的中心而活，但我们根据的意识过于与外在、完全陌生的事缠绕在一起，以致很难成功地接收到“自己”的信息。我们的意识精神不断制造一个明显的成形的幻象，这种“真正”的外在世界堵住许多其他的知觉。然而通过潜意识的性质，我们还是无法解释与我们的心理和自然环境相关联。
我早已提过这个事实：“自己”经常被石头这类东西象征化，我们可以在母熊和狮子打磨石块这个例子看出来。在许多梦中，“自己”也以水晶的姿态出现。水晶在数理上精密的排列，唤醒我们——甚至对“死”物的直觉感情。因此，水晶经常象征地代表极端对立的联结——物质和精神。
也许水晶和石块特别适合象征“自己”，因为它们的性质“如此精确”。许多人都会捡拾一些颜色和形状怪异的石块，而且保留起来，他们并不晓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好像石头有种迷住他们的神秘力量。自天地初开以来，就有人收集石头，可以明显假定的是，某些石头是神秘生命力的容器。举例来说，古德国人认为死者精神继续活在他们的墓碑里。在墓穴上放置石块的惯例，源自死者成为某种永恒东西的象征观念，而这最适宜以石头作为代表。因为虽然人类与石头截然不同，但人类最内在的中心以一种奇异而特别的方式与石头类似（也许是因为石头象征“自我意识”除掉情感、情绪、幻想和散漫思考时存在的状态）。这意味石头所象征的也许是些最单纯和最深刻的经验——当人感到不朽和不变时，就会有某些永恒的经验。
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所有文明国家都竖立或构筑石碑，以纪念名人，或用些场地纪念重要事件，这大概都是源自石头的象征意义。雅各在他有名的梦发生的地点放置石头，某些淳朴的人会把石头放在当地圣人或英雄的墓上，这都表示人类有种想表达“石头象征”所无法表达的经验的原始冲动。难怪许多宗教祭仪都会用石块来象征神或显示崇拜。
根据基督徒教会的象征主义，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被称为水和生命泉源的精神石。中古的炼金术士，以非科学的方法希望从石头中发现神，或至少能觉察到神圣活动的作用，认为这个秘密具体地表现在有名的“哲学家之石”里。但有些炼金术士隐约地感到他们不断追求的石头，是某些只能在人心灵中找到的象征。
炼金术的石块（琉璃）象征某些永远不能消失或分解的东西，还象征某些永恒的东西，以致一些炼金术士把它和个人内在灵魂的上帝神秘经验比较。通常要延长痛苦的时间才可以烧去藏在石头内的多余心灵元素。不过，“自己”的一些深奥内在经验在大多数人一生中至少出现一次。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真正的宗教态度是努力去发现这些独特的经验，然后逐渐地调和它。
其实，这最高和最频繁出现的“自己”的象征是无机物的对象，其开辟了研究和沉思的领域：所谓的潜意识的心灵和所谓的“物质”之间仍旧未知的关系——这种秘密是精神身体医学所企图处理的。在研究这种仍然没有定义和无法说明的关系时，我提出了“同时发生论”的新观念。这个词意味着外在和内在事件“有意义的巧合”，它们本身并非偶然地联结。这里重点在“有意义”这个字眼上。
当我正在擤鼻时，有架飞机在我眼前坠落。这种巧合并无意义，只不过是经常发生的偶然事件而已。但如果我邮购一套蓝色的女装，那家商店竟在我近亲逝世的那一天误寄了套黑色的来，这种巧合就相当有意义。这两件事并无因果关系，不过它们与我们社会给予黑色的象征意义有关联。
我在个体生活那里观察到这种有意义的巧合，似乎在个体关心的潜意识中，有种原型在活动。以这套黑女装的例子作为说明：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个收到黑女装的人说不定也有个死亡主题的梦。这似乎在内外事件中，潜伏的原型同时地显示自己。
在创造“同时发生论”的概念时，我描绘了一个可以更深入心灵和物质内在关系的途径。这一途径准确地朝向石头象征所指的关系，但这仍旧是个完全公开而有待探究的问题，是未来的心理学家和物理学家必须应付的问题。
此外，“同时发生论”的事件与个性化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经常被忽略掉，因为个体不知道观察这种巧合，而令它们与他的梦象征的关系更有意义。
2. 和“自己”的关系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那些住在大都市的人，会感到极端空虚和烦闷，他们好像在等待一些永远不会到来的东西。运动项目和政治的刺激也许可以解一时之闷，但当看腻了或从梦中清醒时，他们又要回到自己生活的荒地里。
正如某位太太所陈述的，盘终于停止活动，落在一张圆石桌上。它找到了一个永久的基地。圆一般象征自然的整体，四边形的构造物在意识中则代表整体的实现。在该梦中，正方形盘和圆桌相遇，因此有意识地实现该中心比较容易。附带一提，圆桌是个有名的整体象征，在神话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举例来说，亚瑟王的圆桌的意思就是源自“最后的晚餐”的桌子。
其实，每当人类确实转向内在世界，而且竭力认识自己时——并非借着沉思他主观的思想或感情，而是按照他的梦和幻想等客观本性所表现的东西——“自己”迟早都会出现。然后，自我就会找到包含所有再生可能性的内在能力。
不过这里有个大问题，我到现在只是间接地提到而已。那就是每个潜意识的具体化——影子、阴性特质、阳性特质和“自己”——具有光和暗两面。我们以前就了解，影子可能是卑贱或邪恶的，是一种我们应该克服的直觉本能。不过，它也许是种生长的刺激，我们应该好好培育和追随。同样的，阴性特质和阳性特质也有双重面：它们如果不是能带来生气勃勃的发展，以及有创造力的人，那么唯一仍然值得我们冒险的是潜意识心灵的内在范围，有了这个含糊的概念，现在许多人便转入到瑜伽和其他东方式的练习中。但这些并没有提供真正的新冒险，因为我们只是在接收印度教或中国人已知的事，而没有直接与我们个人内在生活中心相遇。说得没错，东方的方法固然有助于精神集中和令心灵内敛，但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即引出一个达到我们内在中心的方法，又可以在单独而不需要帮助下与潜意识秘密接触。而这与人云亦云、因循守旧完全不同。
竭力压迫“自己”活生生的实体，每日专注于一定的事情，就像竭力同时活在两种标准或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样。正如前述，有人一心一意于外在的责任，但同时，有人仍然对梦和外在事件的暗示和征候保持警觉。因此，“自己”往往象征其目的——生命之流移动的方向。有关这类经验，中国的古典经文通常用猫守老鼠洞做比喻，有本古籍说，我们不应该受其他思想干扰，但我们的注意也不要太过火，否则会变得太过呆板，甚至会走火入魔。那可是绝对正确的认知标准。
人类与其灵魂有规律的中心失去接触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一个是一些独一的直觉本能或情感意象，能令他偏向一边，因而失去平衡。举例来说，动物也会这样。性兴奋中的雄鹿会完全忘掉肚子饿和安全的问题。未开化的人会非常害怕偏向一边，失去平衡，他们称为“失去灵魂”。另一个威胁内在平衡的是太多的白日梦，这往往以秘密的方式环绕特别的情结。其实，白日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把人和情绪联结在一起，同时恐吓他意识的专心和一贯性。
第二个障碍则刚好相反，是由于自我意识过于统一。虽然受过训练的潜意识需要执行文明化的活动，但有严重的缺点，因为它易于妨碍接收来自中心的冲动和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文明人的梦，都与企图改正对意识中心或“自己”的意识态度，重新恢复这个感受性有关。
在“自己”神话意识的表象中，我们发现许多是强调世界的四隅，而且在许多图片中，“伟大的人”出现在分成四份的圆圈中心。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心灵的本质。有趣的是，拿柏的猎人并不以人类代表“伟大的人”，而以曼陀罗作为代表。
其实拿柏人在没有宗教仪式或理论的帮助下，直接而单纯地经验内在中心，而其他社团则用曼陀罗意象以重新恢复失去的内在平衡。
在东方的文明国度里，同样的图画能安慰人心，或令人沉入冥思的状态中。冥思曼陀罗意指带来内在平静——感到生活再次找到其意义和秩序。当曼陀罗自然地出现在并没有受到这类宗教传统的影响，而且对此一无所知的现代人的梦中时，它也会传达这种情感。在这种例子中，也许积极的影响更大，因为知识和传统有时弄不清甚至阻塞自然性的经验。
以下是个在梦中自然产生曼陀罗的例子，做梦者是个62岁的老太太。它以新生活阶段的序曲出现，因而她变得十分有创造力。
在朦胧的灯光下，我看见一幅风景画，背景有个斜坡，然后是连绵不断的山脉。在斜坡的地方，有个像黄金一般的四边形盘子向上移动。在前景中我看见了开始发芽的黑色犁过的耕地，又突然看到一张灰石板做桌面的圆桌，同时，那个四边形盘子突然竖立在桌上。它离开那个山，但我不晓得它怎样和为什么会改变位置。
梦中的风景画通常象征一种不可言喻的情绪。在这个梦中，朦胧灯光下的风景画表示白天意识的明晰性变得模糊不清。“内在的本性”现在开始在它自己的光下显现。因此那四边形盘子在视阈里变得清晰可见。“自己”象征盘子，在做梦者的精神视阈中，度是个直觉观念，但现在在梦中，盘子会改变位置，变成她灵魂风景画的中心。很久以前撒播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做梦者以前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专注于自己的梦，现在开花结果了。那金盘突然移到“右”边。就心理学的一般观点而言，“右”通常意指意识、顺应、成为“合理”的一边，而“左”则表示不顺应的范围、潜意识的反应，甚至是种“不吉利”的东西。最后，就是引致发呆和肉体的死亡。甚至“自己”、潜意识的广泛象征也有爱憎的效果，一如因纽特人故事的例子，当那“小女人”想把女英雄从月亮神灵手里救回来时，实际上自己却被变成了一只蜘蛛。
“自己”的黑暗面乃是所有事情中最危险的，因为“自己”在心灵中有最大的力量。它能导致人“构成”夸大狂，或其他扰乱和“支配”他们的困惑幻想。处于这种境界的人极兴奋地以为他已明白和解决了宇宙最大的谜，不过他也因而和所有人类的实际生活失去接触。这种情况中有个可信的征候是个体失去幽默感和失去跟人类的接触。
因此，“自己”的出现也许给人类的自我意识带来很大的危险。“自己”的双重面在这个古老的伊朗神话里清楚地显示出来。这个神话的名字是“巴巴格的秘密”：伟大而尊贵的王子泰坎丁接到皇帝的命令，调查神秘的巴巴格（不存在的古堡）。当他着手调查后，又经历了许多危险的事情。他听说，到巴巴格者有去无回，但他坚持要试试看。他在一幢圆形建筑物内受到接待，有个手拿镜子的理发师领他到浴室去，可是当那王子一踏入水中，便突然出现一阵雷鸣的声音，浴室完全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而理发师也不知去向，水开始慢慢地升高。
坎丁拼命地游，直到水升高到浴室的圆顶。现在，他开始害怕自己会丢掉性命，但他不断祷告，然后抓住顶棚的主石。又出现一阵雷鸣，每件事都改变了，坎丁独自一人站在沙漠上。
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他来到一个美丽的花园，园中央有一座石像。在石像的中间，他看见一只笼中的鹦鹉，一个声音从那传出来：“喂，英雄，你本来在浴室中难逃一死。因为格莫（第一个人）发现了一个闪耀得比太阳和月亮更明亮的大钻石，他要藏起来，使谁也找不到，因此他建了那个神秘的浴室，以保护那颗钻石。你现在看到的鹦鹉有魔法。它脚下有把金弓和箭，你可以用这弓箭射那只鹦鹉三次，如果你射中的话，灾祸就会减少，但如果射不中的话，你就会像其他人一样变成石头。
坎丁射第一箭，可是失败了，他的腿变成了石头，第二箭又不中，他胸部以下都变成了石头，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干脆闭起眼睛，呼喊道：“伟大的上帝！”然后盲目地放矢，这次居然射中了那只鹦鹉。霎时间，雷、尘埃爆发。当一切平静下来时，鹦鹉的位置有颗巨大、美丽夺目的钻石，而所有的石像都复活了，那些人纷纷过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
读者会认出这个故事中“自己”的象征——“第一个人”格莫、圆曼陀罗形建筑物、主石和那颗钻石，但这颗钻石被危险围绕。那只有魔法的鹦鹉代表邪恶的模仿精灵，令人失去目标和变成石头。个性化过程排除了任何其他像鹦鹉般的模仿。在所有国家里，有人竭力模仿“外在”，或者祭仪的行为，他们的伟大的宗教导师（基督或佛陀或其他的大师）的原始宗教经验，因此会变得“茫然若失”。追随伟大精神领袖并非意味我们该模仿和学习他生活形成的个性化过程的模式，而是意味我们该竭力带着和他同等的诚挚和献身精神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那个手拿镜子消失的理发师，象征坎丁在最需要时失去的反省能力，升高的水则代表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淹没和在个人自己的感情中迷失的危险。为了了解潜意识的象征指示，我们须小心点，不要走出自己之外，或“忘形”，而要出于真情地待在自己里面。说实在的，自我以正常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自己保持正常人的原状，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时，才能够变得善于接纳潜意识有意义的内容和过程。但人如何能够忍受一方面感到他自己和整个宇宙在一起的兴奋，另一方面却又感到他只是可怜兮兮的尘世生物呢？换句话来说，如果我轻视自己，只把自己当作统计学上的零，那我的生活没有意义，而且不值得活下去。但如果我感到自己是某些更伟大事物的一部分，那我怎会是泛泛之辈呢？不过，要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联结个体内在的对立，确实也很不容易。
3.“自己”的社会面
人口的不断增加，难免对我们造成压迫感，会影响情绪，这种情形在大都市尤为常见。我们心想：“啊，我像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是住在某地方的无名小卒。如果他们中有几个人被杀死，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还有这么多数不清的人。”而且当我们在听到无数与我们无关的不知名的人士死亡时，轻视生命的感觉就会日益增加。如果我们这时把注意力转到潜意识上，那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梦详细地告知做梦者，他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和最有意义的实体交织在一起。
我们理论上所知道的一切（每件事情都根据个体而定）通过梦变成一个极容易了解的事实，而每个人都可以亲身去经历。有时，能强烈地感到伟大的人想从我们身上得到一些东西，而且寄望我们做一些十分特别的差事。这些经验的反应可以帮助我们获取力量，以慎重考虑我们的灵魂来反抗集体偏见的逆流。
当然，这并非永远都是一项愉快的工作。举例来说，你想在下礼拜天和朋友去旅行，但你做了个梦，禁止你去旅行，反而要求你做些有创意的工作。如果你遵从潜意识并服从它，那你必定就会受到有意识计划的不断干涉。你的意志会被其他注意力妨碍，你必须顺服这个注意力，至少必须慎重考虑。这就是为什么附在个性化过程中的义务通常使人感到是个负担，而非可喜可贺的事。
圣基斯杜理化（所有旅客的守护神）是这种经验十分贴切的象征。根据传说，他对自己超强的身体力量感到非常骄傲，因此只想服务那些最强壮的人。起先他帮助了一个国王，但当他看到那国王害怕魔鬼时，就离他而去，成为那魔鬼的仆人。有一天，他发现那魔鬼害怕十字架，于是又决定去找基督，并为他服务。他遵照一个牧师的劝告，在浅滩等候基督。在过去的几年中，他带无数人过河。但在一个暗淡的、狂风暴雨的晚上，有个小孩高喊，要他带自己过河。圣基斯杜理化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小孩扛到肩上，但他越走越慢，因为他的负荷越来越重。当他走到河的中央时，感到“好像背着整个宇宙”。他马上领悟到他正把基督扛在双肩上——基督赦免他的罪并给他永恒的生命。
这不可思议的小孩就是“自己”的象征，它使一般人“忧郁而消沉”，甚至是唯一能救赎他的东西。在许多艺术中，儿时的基督被描绘为世界的天体，或者和这个明显地表示“自己”的意象联系在一起，因为小孩和天体两者，都是宇宙全体的象征。
当某人竭力服从潜意识时，他就会是我们所了解的，无法经常随自己的喜好行事，而且同样地，他总是无法履行别人希望他去做的事。例如，他往往必须超脱他的团体（他的家庭、伙伴，或其他个人的关系）以找寻自己。那就是为什么有人常常说，服从潜意识会使人反社会和以自我为中心。
从实际角度而言，这一因素本身显示个体在服从他的梦一段时间后，会发现这些梦往往关心他和其他人的关系。他的梦也许提醒他不要太过于信任某个人，或者梦到和某个他以前从来没注意到的人有个愉快而融洽的聚会。如果梦以这种形式替我们找到了其他人的意象，那大概有两个解释。其中之一便是，那意象也许是个主观客观化，意味着这个人的“梦意象”是做梦者本身内在面的象征。例如，有人梦到不老实的邻居，但那邻居被梦利用，作为做梦者本人自己不老实的化身。要找出个人自己的不老实在什么特殊范围开始活动，便是梦分析的工作。
我们的梦生活容许我们看一看这些潜藏的知觉，而且显示它们对我们的影响。在梦到有关别人的梦后，即使没有分析那个梦，我还是自然地很有兴趣地看看那个人。那梦意象之所以会迷惑我，或许是因为我的主观客观化，也或许那梦给予我客观的消息。要找出哪种是正确的分析，需要老实、周到的态度和缜密的思考。但和所有内在过程的例子一样，只要有意识的自我不辞劳苦地探查令人困惑的主观客观化，而且在他自己里面来处理（而非在他自己外面），那么最后还是由“自己”吩咐和调整个人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情形下，不仅精神上得到调和，且指引人类找到和其他人互通的路径。
一切专属于外在世界的活动和责任，对潜意识的秘密活动会造成一定的损害。通过这些潜意识的羁绊，那些属于一起的东西又会聚在一起，那就是企图以广告和政治宣传来影响人是行不通的理由。
这引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类心灵潜意识的部分能否完全受到影响。从实际的经验和准确的观察来看，个人不能影响自己的梦。没错，有些人主张梦能影响他们。而唯有长期分析过个人的梦的过程，和以梦显示的话来面对自己，才可以逐渐改变潜意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改变意识的态度。
如果人希望影响大众意见而误用象征，那么这些象征自然会打动人们（只要它们是真的象征），但人们的潜意识会不会被那些误用的象征支配，就是难以预先计算的，它是完全非理性的事情。举例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预先知道某人将来是否会成为知名人物，广受大众欢迎。至今还没有哪些故意影响潜意识的企图，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人们的潜意识似乎保持着自治权，正如个体的潜意识一样。
唯有当大众意见的操纵者对他们的活动加入商业压力或暴力行为时，他们才可以得到暂时的成功。可是说实在的，这只会引起真正潜意识反应的压抑。人们的压抑所导致的后果和个体的压抑所导致的后果相差无几，即精神分裂和心理疾病。所有这种企图压抑潜意识的反应迟早会失败，因为它们基本上与我们的本能对立。
企图通过各种媒介影响大众意见，都是基于两个因素。一方面，它们依赖抽样的技巧，显示“意见”或“需要”的趋势，即集体的态度。另一方面，它们表达那些操纵大众意见者的偏见、主观客观化，以及潜意识的情结。但统计学对个体并不公平。虽然一堆石头的平均尺寸也许是5厘米，但我们在那堆石头中，却找不到几块能和这个数字绝对相同的石头。
因而第二个因素不能在一开始就创造任何积极而清晰的东西。不过如果某个独一的个体专注在个性化中，往往会对他周围的人，产生一种积极的传染效果。这就如同火花从一颗跳到另一颗，而这往往发生在我们的潜意识影响到别人和不同语言的时候。
如果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不管宗教教义如何，却依然坚信不疑的人。对这些人来说，象征和教义成功地与他们内在的感受“配合”，以至于重大的疑问没机会偷偷进入。当意识的观照和潜意识的背景相对地和谐时，这种事就会发生。这类人能带着毫无偏见的眼光看待新的心理学发现和事实，而不必害怕失去他们的信仰。
第二种人包括那些完全失去信仰和以纯意识——理性意见代替信仰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深度心理学只不过是心灵新发现范围的一个概论，而当他们参与新的冒险和研究他们的梦，以试验其真实性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和问题。
接着是第三种人，他们中的部分人（大概是领袖）不再相信他们的宗教传统，而其他人则仍旧相信。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就是这类人的最佳明证。他以理性的论点强烈地攻击天主教教堂，但根据某些报道，其在临终前，却恳求为他施行涂油礼。且不论这报道是否准确，他的理智绝对是非宗教的，然而他的情感和情绪却似乎仍旧是正统教派的。这种人令人想起一个被困在巴士自动门里的人，他既不能自由地下车，又不能再进入巴士。当然，这种人的梦大概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进退两难的问题，不过这种人往往不喜欢转向潜意识，因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和希望什么。慎重地始终运用潜意识是个人勇气和诚实的问题。
集体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向来都是宗教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所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他们都假定有“启示”这种东西存在。为了给这个假设找寻具体的证据，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但要找出证据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祭仪都太过古旧，以致根本无法追溯其根源。然而我认为以下的例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刚死不久的阿纳那的巫师伊黑柏，在自传《伊黑柏说》中曾经告诉我们，在9岁那年，他患了重病，在昏睡期间，他有非常惊人的幻觉。他看见四组雄壮的马匹从世界的四个角落奔驰而来，不久，坐在云层里的他看见了“六个祖先”，那是他部落先人的精灵——“全世界的祖先”。他们为了自己的族人而给他六个康复的象征，并显示他以后生活的新方法。但当他16岁时，他突然得了一种恐惧病，每次打雷闪电、风雨交加时，他都会惊惧异常，因为他听到“雷人”对他大叫：“要赶紧。”这使他记起那些雷声是在他幻觉中奔驰而来的马匹形成的。一个老巫师向他解释道，他的恐惧源自他本人保留着自己的幻觉不放，并且说他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部落。他按照老巫师的话去做，后来，他和他的人用真正的马匹在祭仪中演出那个幻觉。经过这场戏之后，不仅伊黑柏本人，连他的部落都感到无限舒畅，甚至治愈了他们的病。伊黑柏说：“经过那场戏之后，马匹也似乎比较健康和快乐。”
那种祭仪没有再举行过，因为那个部落不久就被毁灭了，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种祭仪仍旧存在。几个住在阿拉斯加州柯维河附近的因纽特部落人，用以下的方式说明他们鹰节的由来。
有个年轻的猎人射死一只非常珍贵的鹰，由于他对那只死鸟的身体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把它剥制成标本，当神一样来供奉，并献上祭品拜祭。有一天，猎人深入内陆去打猎时，两个兽人突然以信差的角色出现，带他到众鹰之国。在那里，他听到一阵深沉的鼓声，那些信差说这是那只死鹰的母亲的心跳声。不久鹰的灵魂以一个黑衣女人的姿态出现在猎人面前，她请求他在他朋友中发起鹰节，以纪念她死去的儿子，经过那些鹰人的示范后，他突然发现自己筋疲力尽地回到碰见那两个信差的地方。回到家里，他教他的朋友如何举办那伟大的鹰节——自此之后，他们都诚心诚意地履行着。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了解，祭仪或宗教风俗如何能借着一个单一个体经验过的潜意识启示直接产生出来。除了这种起源，住在文明国的人以他们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来发展他们不同的宗教活动。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原始的材料被语言和行动具体化再具体化，而且被美化，然后获得渐增的特定形式。不过，这具体化的过程有一大好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对原始经验一无所知，故长辈或老师说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
由于它们现在的形式有些效用已经过时和陈旧，致使宗教传统经常潜意识抗拒更进一步有创意的更替。一些神学家有时甚至支持这些“真实”的宗教象征和象征的理论，并反对在潜意识心灵里发现的宗教作用。如果没有人类心灵接受神圣的启示，把它们用言语述说出来，或以艺术形式把它们具体化，就没有宗教象征会归入我们实际的人类生活。
如果有人反对宗教本身是个实体，与人类心灵独立，那我只能这样回答他：“如果不是人类的心灵，谁会这样说呢？”不论我们主张什么，绝不能离开心灵的存在——因为我们包含在心灵里，而这是我们唯一能抓住实体的途径。
因此，近代潜意识的发现永远关上了一扇门。它明确地排斥一些个人过度的支持，这表明他能知道本来的精神实体的空幻观念。同时，在现代物理学中，有扇门被汉森堡的“下定原则”关闭，把我们能了解绝对物理实体的错觉关在门外。不过，潜意识的发现弥补了这些可爱幻觉的损失，它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的认知新领域。
人能在新的经验领域里替这点找到补偿——借着以隐藏的方式联结本来属于一起的分别个体，以发现“自己”的社会作用。
于是，闲谈便被发生在心灵实体内的有意义事件代替。因而，个体慎重地以曾经概述过的方法参与个性化的过程，代表对生活有个全新和不同方向的认识。对科学家而言，它对外在事实也自有一种崭新和不同的科学研究。这如何会在人类知识的领域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实在无法预测。
三、幻想与现实
今天，我们在残存于古代人的象征意象和神话中，再次发现了意味深长的人类古史。一如考古学家深入地挖掘过去，知道珍藏的并非历史年代的事件，而是要找出石像、图案、庙宇和能说明古代信仰的语言。其他象征由语言学者和宗教历史学家向我们透露，他们能把这些信仰翻译成可理解的现代概念，而这些概念又由人文考古学家依次使其苏醒。他们在仍旧存在的小部落社会的祭仪或神话中，发现了同样的象征模式。
所有这种研究，已大大改正了那些主张这类象征属于古代人类或现代的“落后”部落，因而与现代复杂生活无关的现代人的偏颇态度。在伦敦或纽约我们可能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的诸多祭仪不过是古代的迷信而将之忘却。如果任何人都说他看见幻象或听到上天的声音，他不会被当作圣人或先知，而只会被说成神经有问题。我们阅读古希腊的神话或美国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但我们看不出在它们和我们对“英雄”或今天的戏剧性事件的态度之间应该有什么关联。
不过那些关联依旧存在，它们显示的象征与人类息息相关。
分析心理学对了解和再评价这种永恒的心理学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推倒存在原始人和现代人之间区别的看法。
正如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人类的精神有自己的历史，心灵保留着许多从其发展的先前阶段中留下来的痕迹。此外，潜意识的内容对心灵的形成也有多种影响。也许我们有意地忽视它们，但无意地与它们应酬，而且对象征的形式（包括梦）起反应。
个体也许觉得他的许多梦是天生的，而且是毫无系统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分析者会观察到一串梦的意象，而且注意到它们有一个有意义的模式，根据这点了解，他的病人也许会终于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态度。这种梦中的有些象征源自“集体潜意识”，即保留和传达人类普遍心理上继承的心灵部分，这些象征对现代人来说，实在太过古老和陌生了，以致他不能直接了解或同化。
这方面对分析者颇有帮助。病人必须尽可能超越那些变得陈旧和不适当象征的拖累，分析者很可能帮助他发现古旧象征的持久价值，即以新方式来寻求再生。
在分析者能有效地和病人探究象征的意义之前，他必须对象征的起源和意义有广泛的认识。因为古代的神话和出现在现代病人梦中的故事之间的类推，不是过于琐碎，就是过于难测。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现代人的潜意识心灵，始终保留着制造象征的能力——一度在信仰和原始祭仪中发现表现法，而这种能力在心灵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许多方面，我们依赖这种靠象征传达的信息，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也都深受它们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战争时期，有人对荷马、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的作品兴趣加深，现在我们则抱着一种新的理解来阅读那些给予战争持久意义的段落。它们从我们身上唤起了一种反应，这可比从那些不晓得战争强烈感情经验的人身上来得更深刻。特洛伊平原之战，完全与亚詹角或贝鲁杜之战不同，不过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超越时空，来表达宇宙共同的主题。我们之所以有共鸣，就是因为这些主题基本上是象征性的。
有个例子是每个在基督教会长大的人都熟悉的，即使我们不相信处女生子的说法，或对宗教信仰尚无任何意识，每逢圣诞节，我们都可能会对耶稣那神话式的诞生表露我们内在的情感。不知不觉地，我们掉进再生的象征意义里。这是古老冬至的节日，令北半球渐渐消失的冬景得到更新的希望。因为我们所有的诡辩，都在这个象征的节日中找到了满意的解释，一如我们和自己的小孩在复活节中共享复活蛋的仪式。
但我们真正了解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或看出耶稣诞生、死亡和复活，与复活节的民俗象征意义的关系吗？通常我们甚至对这些事情都不加以明智的考虑。
不过它们还是相互补足。耶稣在受难节（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的牺牲似乎属于同样再生象征的模式，我们在诸如奥斯维斯（古代埃及主神之一）、奥贝斯（阿波罗之子，喜欢弹琴，琴音美，兽类鸟类均随之，为音乐之鼻祖）等这类救世主祭仪中发现这种模式。他们也是神授或半神授地诞生，生气勃勃，然后被杀，然后又重生。事实上，他们属于循环宗教，因为这类宗教“神王”的诞生和死亡是永恒重复的神话。
但从祭仪的观点来看，耶稣在复活节复活，并不算是循环宗教的象征，因为耶稣升天，正是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他的重生从头到尾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这种基督教复活概念的定论（基督教最后审判的观念具有同样“接近的”主题）区分了基督教和其他“神王”的神话。它只发生一次，而祭仪也不过是作为纪念而已。但这定论的意义大概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仍旧受到基督教以前的传统影响）认为基督教需要些较旧的复杂祭仪的元素加以补充的原因。所以蛋和复活节兔子就成了复活节的象征。
我用了两个颇为不同的例子，说明现代人继续对深奥心灵影响的反应，不亚于迷信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对民间故事影响的反应。但有关这点，尚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我们愈是仔细探究象征史以及象征在许多不同文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愈是了解这些象征同时具有振奋精神的意义。
有些象征与童年期和青春期的过渡阶段有关，有些与成熟期和其他老年期的经验有关——当人接近不可避免的死亡时。我曾描述过一个8岁女孩的梦，她的梦含有与老年期有关的象征意义。此外，她的梦所呈现的内容开始进入了生活层面，同样也开始进入死亡的原型模式。因此这些象征观念的进展有可能发生在现代人的潜意识中，就像在古代社会的祭仪中发生的一样。
古代或原始的神话与潜意识所产生的象征之间的连接，对分析者有着极大的帮助，这能令他以一种给予象征以历史性的瞻望和心理上的意义的背景来确认和解释这些象征。我现在以一种较重要的古代神话，来说明它们与我们在梦中所遇到的象征材料类似。
（一）英雄与英雄的创造者
英雄神话是世上最普遍而又较为人所熟悉的神话。我们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神话中，中世纪远东以及当代未开化的部落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神话。它有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不过意思也不甚明显，但无论如何都相当深奥，而且在心理上仍有极重要的地位。
虽然这些英雄神话在细节上变化万千，但愈仔细探究，就愈了解它们在结构上是十分相似的。换句话说，它们有种共同的模式，即使它们在彼此没有直接的文化关系下个别或集体地发展亦然。举例来说，非洲的部落或北美的印第安人，或希腊人，或秘鲁的印加族人，都有种共同模式。这些神话来来去去只不过是描述一个平凡出身的英雄奇迹。他一开始就有着超人的力量，很快就变得无所不能，成为压倒邪恶的势力，但容易受骄傲所骗，最后因不经心而失败，或以“英雄式”的牺牲结束生命。
我稍后会更详细地说明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模式对个体和整个社会都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英雄神话的其他较重要的特效也提供了一个线索。在许多这类故事中，英雄早期的弱点，是靠一个强而有力的保护人或监护人来保持平衡，他能令英雄执行他没法在无援下完成的超人工作。在希腊英雄中，德语斯有海神波斯顿做他的神，培修斯有雅典娜，阿奇里斯有聪明的人头马身怪物开笼为其导师。
其实，这些像神的人物本是整个心灵的象征意象。它们特殊的角色暗示英雄式神话的根本作用其实是发展个体的自我意识（他注意自己本身的力量和弱点）在某种意义上会使他在面对艰苦的人生时武装自己。一旦个体通过最初的测验，而且能进入成熟的人生层面，英雄神话就失去其妥当性。而英雄象征的死亡成为成熟期的成就。我至此一直提到完美的英雄神话，在此神话中整个从生到死的循环都详细地被叙述。但我们必须了解，这循环期的每个阶段，都有些英雄故事的特别形式，也适合个体在发展自我意识中达到特殊要点，解决他在一定的时间内所面对的特殊问题。换言之，英雄的意象多少引出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
如果我以图形来表示这概念，相信会较易于理解。我采用偏僻的北美部落温尼倍各的印第安人做例子，因为它清楚地划分英雄演进的四个明显阶段。在这些故事中（韦保罗在1948年所著的《温尼倍各的英雄周期》），我们可以看出从原始到最现代的英雄概念间的演变。这种演变是其他英雄周期的特征，虽然它们间的象征意象有不同的名字，但角色相同，而且一旦我们找到这些例子的重点，就会更了解它们。
韦博士指出，在英雄神话中有四个明显的周期，他称为“恶作剧妖精”周期、“野兔”周期、“红角”周期和“双胞胎”周期。他正确地理解了这演化的心理学，说：“它代表我们永恒虚构的幻象之助，以应付成长问题的努力。”则“恶作剧妖精”周期与人生最初和没有发展过的阶段一致。“恶作剧妖精”是一个肉体渴望控制行为的意象，他有婴儿期的智力，缺少任何超过他基本需求的目的，既残酷又愤世嫉俗，又毫无情感。这意象最初带有动物形式的样子，把灾难转嫁到别人身上。但如果他这样做，也会有所改变，在他恶作剧的演进完成之后，肉体开始像个成人一样。
下一个意象是“野兔”。他像“恶作剧妖精”一样，开始也是以动物的形式出现，还没有获得成熟的人类资格，但他同时是人类文化的创始人——“变化人”。温尼倍各人认为只要给予他们有名的“巫术祭仪”，他就会变成他们的救世主或文化英雄。韦博士告诉我们，这神话有很大的力量，以致“仙人掌祭仪”的组员，会在基督教开始侵入部落时，也不愿意放弃“野兔”。他逐渐与基督的意象合并，他们有些主张不需要基督，因为他们已经有“野兔”。这原型的意象显然会比“恶作剧妖精”进步：我们看出他变成一个社会化的人，纠正在“恶作剧妖精”周期内发现的本能和幼稚的冲动。
下一个英雄意象是“红角”，他的野心最大，传说也是十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具有原型英雄必备的资格，能通过诸如赢得竞赛的测验和在战争中证明自己的实力。他的超人力量，可以从他以狡计和蛮力打败巨人的才能中看出来，他有个像雷鸟样的强大朋友，名为“风雷脚”，他的力量可以补偿“红角”显露的弱点。通过“红角”，我们抵达人类的世界，虽然是古旧的世界，但需要超人力量或守护诸神的帮助，才可以保证打败攻击他的邪恶势力。而这故事的结尾是“英雄神”离开，留下“红角”和他的几个儿子在地球上。现在对人类幸福和安全的威胁，来自人类本身。
这基本的主题（在“双胞胎”周期重复出现）冒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类要经过多久，才能不会当自己骄傲的牺牲品，或以神话的语气来说，不会成为诸神嫉妒的牺牲品。
虽然有人说“双胞胎”是太阳的儿子，但他们实际上是人类，而且由两人构成一个独立的人。他们原先在母亲的子宫里联结在一处，但由于出生而被迫分开。可是他们仍互相所属，而且亦有必要再联结在一处。在这两个小孩身上，我们看出人性的两面：其中一方面是肉体，默从、温和而没有创造力；另一方面是肢体，生动而难控制。在一些双胞胎英雄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形：一种意象代表内向，主要的力量在于反省的能力；另一种代表外向，他是个好动的人，能完成伟大的事业。
长久以来，这两种英雄是无敌的：不论他们是两个个别的人物，或两位一体，他们都将所向无敌。不过像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神话中的战神，他们最后因滥用自己的力量而变得邪恶，在天堂或地球上，再没有怪物留下来让他们去征服，而他们的野蛮行径最终也带来了报应。最后，温尼倍各人说他们很危险，当双胞胎杀死四只捣乱地球的动物的其中一只时，他们已超出所有限制之外，其生涯亦已到达终了的时刻，而他们所应得的惩罚就是死亡。
因此，在“红角”和“双胞胎”周期中，我们了解英雄的牺牲或死亡的主题，可以当作“过分骄傲”不可或缺的治疗法。原始社会的文化水平和“红角”周期相同，这也显示出这危险也许被安抚人类牺牲的惯例垄断——这主题的象征意义深长，而且不断地在人类史中重复。温尼倍各人像北美土著和少数阿尔根基安部落的人一样，以吃人肉作为图腾的祭仪，这样可以温驯他们的个人主义和破坏性的冲动。
在欧洲神话中出现的英雄背信弃义和被打败的例子中，祭仪牺牲的主题是特别用于惩罚“过分骄傲”的。但温尼倍各人还不致如此。虽然“双胞胎”犯错，惩罚应该消失，但他们被自己不负责任的能力吓倒，以致他们同意活在永久平静的状态中：人性的冲突面再次屈服在平静中。
我之所以详细地描述这四类英雄，乃是因为这提供了一个明晰的模式论证——经常出现在历史神话和现代人的“英雄梦”中。记着这一点，我们可以查验以下一个中年病人的梦境。这个梦展现了分析心理学家如何利用他的神话知识，来协助他的病人找出一个看似无法可解的谜语的答案。有人梦到他在剧院里，扮演“一个意见受到尊重的重要观众”。在这一幕里，有只白猴站在台上，四周有许多人。这人重述他的梦境。
我的导演向我解释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年轻水手在风中被殴打的痛苦经历。我开始认为这只白猴根本就不是水手，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站起来，我认为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但另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向祭坛迈步走去，然后直直地躺在上面。他们在他胸膛上做记号，好像打算把他当作人类的牺牲品。
不久，我发现自己和其他几个人在一个坛上，我们可以用小梯下去，但我没有立刻下去，因为有两个年轻的无赖正在站岗，我认为他们会阻止我们。但当一个同组的妇人平安无事地使用那个梯子时，我已知道没有危险，于是我们全部跟那妇人下去。
这种梦无法很快或容易地被解释清楚，为了显出这梦与做梦者本身的生活和它广泛的象征含义的关系，我们必须小心地逐步解开它。那病人在肉体的意义上，已算个成熟的人。他的事业一帆风顺，而且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但在心理方面，仍旧未成熟，而且未完成他青春期的发展过程。因为他心灵不成熟，所以在梦中以不同的英雄神话方式表示出来。这些意象仍旧对他的想象有强而有力的吸引，即使它们早就耗尽它们的任何意义。换个角度来说，即耗尽他日常生活的现实面。
因此，在他的梦中，我们看到一连串意象，戏剧化地展示出一个意象的不同形象，这意象一直是做梦者期待变成的真英雄。起先是只白猴，接着又是水手，第三个是身穿黑衣的年轻人，最后是个“英俊而年轻的人”。开始的部分是水手的痛苦经验，做梦者只看到那只猴，那身穿黑衣的人突然出现，又突然失踪，是个新的意象，首先和白猴形成对照，很快就和本来的英雄混淆不清。
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意象在一幕戏剧化的表演间出现，这种前后关系似乎是做梦者用分析直接指示自己的治疗，而他所提到的“导演”大概是他的分析者。但他并不晓得自己是病人，要接受医生的治疗，以为自己是“一个意见受到尊重的重要观众”。这是个有利的地点，他可以从中看到几个与他成长经验有关的意象。举例而言，那白猴令他想起7岁到12岁时顽皮和非法的行为，而那水手则暗示着早期青春期的冒险行为，最后因不负责的恶作剧而遭到“殴打”。做梦者无法对那黑衣人做出任何联想，不过他看到的快要牺牲自己的英俊年轻人，则是个激发后期青春期自我牺牲的理想主义者。
为了看出他们相互之间如何确认、抵触以及限制，实在有必要在这个阶段把历史材料（或原型英雄意象）和做梦者个人经验的资料合并考虑。
第一个结论是，那白猴看来代表“恶作剧妖精”，但在我看来，那猴子也代表某些做梦者个人未经历过的事情——事实上，他说自己在梦中是个观众。我发现他在孩提时期，非常依恋父母亲，自然就变得内向。因此在他孩提时期的后期，当然没充分开发勇猛个性，也没有参加同窗的游戏。他并没有做俗语所谓的“耍猴子把戏”或“恶作剧”。这个俗语提供了一个线索。梦中的猴子其实是“恶作剧妖精”的意象的象征形式。
但为什么“恶作剧妖精”会以猴子的形式出现呢？而且为什么猴子是白色的呢？正如我所指出，温尼倍各的神话告诉我们，在周期的末期，“恶作剧妖精”开始在生理上浮现人的样子。做梦者本人也无法提出个人联想，说明那猴子为什么是白色的。但从原始象征的知识当中，可以推测白色对这种不同状态的平凡意象，赋予一种“像神”的特别性质。这倒颇适合“恶作剧妖精”的“半神”或“半魔术”的能力。
因此，那白猴似乎是象征做梦者孩童时代爱玩的个性，那时候他不能充分地去接受这种个性，但他现在感到要提升自己。正如那个梦告诉我们的，他把它放在“台”上，这里已变成某些超过去的孩提时代经验的东西。对成年人而言，这应该是创造经验主义的象征。
接着我们谈谈那猴子混淆的意义。到底是猴子还是水手遭到了殴打呢？做梦者个人的联想指出这个变化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在人类发展中，接着的阶段是孩提时期的不负责对社会化时期做出的让步，这包括屈服于痛苦的教条。因此我们可以说，那水手是“恶作剧妖精”的进步形式，由于痛苦经验而变成社会上有责任心的人。从象征史来看，我们可以假定那阵风在这过程中代表着自然的元素，而那些殴打则是人类用来劝诱的方法。
有关这点，我们在温尼倍各人所形容的“野兔”周期中得到启示，而在这一周期中，“文化英雄”是个懦弱但奋力挣扎的意象，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打算牺牲孩子气。在那个梦的这一阶段中，该病人再一次承认，他对孩提时期和青春期早期的各种重要方面都没有足够的经验。他失去小孩爱玩的个性，而且没有像青少年爱闹的恶作剧，他寻求方法，重新恢复失去的经验和个人的特性。
接着，这个梦有个奇怪的改变，那身穿黑衣的年轻人突然出现，一时间，做梦者认为这是“真的英雄”。那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黑衣人，不过他的一现即逝却点出一个深奥而重要的主题——这主题经常在梦中出现。
这是阴邪面的概念，在分析心理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个体意识心灵投射出来的阴邪面会有隐藏、被压迫，以及有害的（或邪恶的）各方面。但这黑暗并不单是意识自我的相反事情，只是因为自我含有有害和破坏的态度，所以阴邪面有一个好特性——正常的本能和有创造力的冲动。说实在的，自我虽和阴邪面分开，但两者是不可分的，就像思考和感情一样息息相关。
不过，自我与阴邪面冲突，也就是“为救亡战斗”。在没开化的人达到意识的奋斗中，这冲突由原型英雄和宇宙的邪恶力量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来。在个体的意识发展中，英雄意象是显示自我征服潜意识心灵的迟钝象征方法，而且令成熟的人从渴望回到由母亲支配的幼年的幸福境地中解放出来。
（二）英雄神话
在许多神话中，英雄通常在格斗中打败怪兽。但在另一些英雄神话中，英雄向怪兽屈服，其中最为人熟悉的是约拿和鲸鱼的故事。故事描述这位英雄被一只海怪吞下，海怪带着他在海上从东游到西，这象征着太阳由日出到日落。那位英雄走进黑暗，这代表着一种死亡。我曾在自己的临床经验中，遇过这种主题。
英雄和巨龙格斗，是这种神话较主动的形式，这更清楚地表示自我战胜退化趋势的原型主题，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格的黑暗面或消极面仍旧是潜意识的。反之，英雄必须明白阴邪面存在，而且要能从中得到力量。如果他十分害怕征服那条龙，就必须和破坏的力量达成协议，即是说，在自我能凯旋前，它必须主宰和同化那个阴邪面。
病人梦中所提到的年轻黑衣人，指的似乎就是这方面的潜意识，这提醒他个性的阴邪面、有力的潜能，以及准备为生活奋斗的英雄自我角色，是该梦较早的部分到牺牲的英雄主题间重要的过渡时期。那个英俊的年轻人置身在祭坛上，这意象代表着英雄行为的形式，通常与青春期后期的自我建立过程有关联。在此时表示生活理想原则的人，感到它们的力量不仅可以改变他自己，而且还可改善和别人的关系。换句话说，他正在年轻的盛期，且富有吸引力、充满精力和理想，那他为什么愿意奉献自己作为人类的牺牲品？
这大概和温尼倍各神话的“双胞胎”放弃他们克服毁灭痛苦力量的理由相同，年轻人的理想——驱使人全力以赴，必会令他们自视甚高，人类的自我可以把人捧得像神一样高，但也会让他们跌得焦头烂额。同样，年轻的自我一定会冒这个险，因为如果年轻人不奋力追求更高的理想，只会苟安的话，那他就不能战胜青春期和成熟期间的障碍。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谈我的病人能从他自己的梦中得出的结论——在他个人联想的标准之上。但那梦有个原型的标准——提供人做牺牲品的神秘力量。这一点也没错，因为这是种在祭仪行为和其象征意义中表示出来的神秘力量，可以引领我们返回悠远的人类史中。在这里，当一个人直直地躺在祭坛上，我们看出这暗指一种行为，这行为甚至会比英格兰索尔斯堡平原上史前巨石柱间庙宇里的祭坛上举行的仪式还要原始。在许多原始祭坛上，我们可以想象神话的英雄在每年的祭仪中死亡和再生。
这祭仪可谓悲喜参半，而从更深一层来看，死亡也导致新生命。不论是温尼倍各印第安人在史诗中哀悼古代斯堪的那维亚圣哲波特之死，还是惠特曼在诗中感伤林肯之死，或在梦的祭仪中人回到年轻时期的希望和恐惧中所表示的，都是同一个主题——通过死亡而再生的戏剧。
该梦的结尾带出一个奇妙的收场白，那做梦者终于涉入梦的行为当中。他和其他人在台上，要从那里下去。他并不信任梯子，因为怕那些无赖干涉，但有个女人鼓励他相信他能安全地走下去，最后终于完成了。我从他的联想中发现他目击的整个表演本是他分析的部分，他正经历的内在改变过程，大概在考虑再次回到日常现实生活的困难。他害怕那两个他称为“无赖”的年轻人，这暗示他害怕“恶作剧妖精”的原型可能以集体形式出现。
梦中救援的元素是那条人造梯子（在这里大概是理性思考的象征）和鼓励做梦者使用梯子的女人。她在该梦最后的发展当中出现，指出心理需要包括一个女性原则，以作为所有这种极端男性活动的补足物。
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当自我需要受激励或肯定时，要求英雄的象征就会发生。换句话说，在某件没有帮助就无法完成的工作中，或不依靠潜伏在潜意识中的力量资源来工作时，意识心灵就需要帮助。举例来说，在我一直讨论的梦中，与典型的英雄神话较重要的层面并没有关联。这位英雄有从水深火热中拯救或保护美女的能力（美女身陷险境是欧洲中古时代最受人欢迎的神话），这是一个神话或梦依据阴性特质的途径（阴性特质是指男性心灵的女性元素，歌德称为“永恒的女性”）。
这种女性元素的性质和作用与英雄意象的关系，可以从另一个病人的梦中得到说明，他也是一个中年人。他说：“我去印度徒步旅行，一个女人替我和一个朋友为这次旅行整理装备。我回来后，责骂她没有替我们准备黑雨帽，告诉她我们因这个疏忽而被雨淋得浑身湿透。”
这个梦显示那病人年轻时有一次在一个大学朋友的陪同下，在群山险峻的国家进行“英雄式的”步行（因为他从没去过印度）。鉴于他个人对这个梦的联想，我推断梦中的旅行其实代表他在探索一个新的领域。换句话说，不是个实在的地方，而是潜意识的领域。
在他的梦中，那病人似乎想到一个女人（大概是他阴性特质的人格化）没有为他的行程准备妥当。缺少一顶合适的雨帽，这暗示使他感觉处于一种无保护的精神状态，在此状态中，他受到暴露在新鲜且不愉快的环境的影响而感到不舒服。他认为那女人应该替他准备好雨帽，就像母亲在他小时替他准备衣服一样，而当他维持母亲（原始的女人意象）会保护他对抗有危险这个假设时，这个插曲是他早期游荡生活的回忆片断。当他长大后，了解了这是个幼稚的幻象，但他现在把不幸推到自己的阴性特质上，并没有推到他母亲身上。
在该梦的下一阶段中，那病人说他和一群人徒步旅行,感到疲累，于是回到一家户外饭店，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雨衣，以及较早时忘记的雨帽。他坐下来休息，注意到一张描绘一个高中男生在戏剧里扮演培修斯角色的海报。然后那个被提及的男生出现——他竟然不是个男童，而是个强健的年轻人，身穿灰衣，头戴黑帽，他坐下和另一个身穿黑衣的年轻人聊天。紧接着这幕之后，那做梦者便感到一种新的活力，发现自己有能力重新和同伴在一起。他们不久又爬上另一座山，在他们下面，他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个可爱的海港镇。他被这个发现弄得心花怒放，而且感觉变得年轻了许多。
这次和第一段插曲中不安、不舒服且孤独的旅程相比，现在那做梦者是和团体在一起的。这一对比显示出从较早期孤立而幼稚的抗议模式，改变为与其他人来往和加入社会。因为这蕴含一种对比关系的新包容力，也暗示他的阴性特质现在一定比他发现那“女性”人物先前没替他准备帽子的象征有更佳的作用。
但那做梦者感到疲累，也希望变得年轻而恢复力量，而且饭店的一幕反映了他需要以一个新的眼光来考察他早期的态度，因此事情昭然若揭。他起先看到的是张海报，暗示一个年轻英雄角色的制定——这角色是个高中男生扮演的培修斯。然后他看见那男孩（现在是男人）和一个与他形成强烈对比的朋友在一起。一个身穿浅灰色衣服，另一个则穿黑色衣服，这很容易从我先前所说的认识到，这两个人其实是“双胞胎”的翻版。他们是表示自我和第二个自我对立的英雄意象，不过这两个自我以调和而统一的关系出现。
病人的联想证实了这点，而且强调那穿灰色衣服的人物代表一种非常适应世俗生活的态度，而身穿黑色衣服的人物则代表精神生活，传教士大都穿着黑衣服，他们都戴帽。这就指出他们已完成了一种相当成熟的同一性，这是他在青少年早期极为缺乏的，尽管他的理想“自己意象”是智慧的追求者，但那时仍然被“恶作剧妖精”缠住不放。
他联想到希腊英雄培修斯是件颇奇妙的事，不过意义重大，因为这透露出明显的错误。他认为培修斯是杀死人身牛头怪物和从克利特岛的迷宫来拯救亚拉蒂的英雄。当他把那名字写下来给我看时，他发现自己弄错了，那是德修斯而非培修斯。这个错误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这是因为他注意到两者是共同的。他们俩都要征服潜意识中恶魔似的巨大力量的恐惧，而且要从这些力量中去释放一个独身而年轻的女性人物。
培修斯斩掉蛇发女妖玛蒂莎的头，她可怕的样貌和蛇发卷，令所有目睹的人都变为石头，后来他又征服了保护依索比亚公主的巨龙。德修斯代表年轻的雅典精神，他要勇敢地面对克利特岛迷宫的人身牛头怪物，这怪物或许象征实行女家长制的克利特岛的衰微。而克服这危险之后，德修斯救出亚拉蒂——一个身陷困境的女郎。
这次拯救象征阴性特质意象从母亲意象的贪婪面解放出来。在没有完成这步骤之前，男人就无法达到他第一次和女人产生关系的能力。这个男人没有适当地区别阴性特质和母亲的事实，这在别的梦中得到证明，他遇到一条龙——这是他对母亲“极度”依恋的象征意象。这条龙追击他，因为他没有武器，所以陷入苦战当中。
不过，意味深长的是，他太太在梦中出现，她的出现多少令那条龙变小，而且没那么可怕了。这梦中的改变表示那做梦者的婚姻终于使他克服了对母亲的依恋。换句话说，他要找寻方法，从附属于母子关系的心灵力量中解放出来，以和女人建立一个较成熟的关系，这对整个社会也一样。英雄和龙大战，象征地表示这“成人”的过程。
但那英雄的职责有个超乎生物学和夫妇间适应的目标。他的职责是解放阴性特质，因为心灵内在成分需要真正有创意的建设。而在这个人的例子中，我们要猜测这个结果的可能性，因为它不是在印度旅行的梦中直接描述出来，但他肯定会确认我的假设——他在山上旅行，看到他的目标是个平静的海港镇，这表明他发现了确实的阴性特质作用。
那人通过与可信的英雄原型接触，为自己赢得了这次安心的承诺，而且找到一个对团体新的共同而相关的认识。那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他曾依靠代表英雄原型的内在力量资源弄明和发展被那女人象征化的部分。此外，他也通过自我的英雄行为，从他母亲那里解放出来。
在现代的梦中，这些和许多其他的英雄神话例子表示：自我像英雄一样，总是文化的支撑者，而并非纯然的自我中心的宣传者。在他指导错误和无目的的方式当中，即使“恶作剧妖精”在未开化的眼光中，也是个对宇宙有贡献的人。一如在拿佛和神话中的葛雅，他把星星投掷到天空，作为创造的动作，而且发明死也是必然的意外事故。在神话的紧急关头，他带领众人穿过空心的芦苇，从这个世界逃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他们安全地避过洪水的威胁。
我们对始于幼稚的、潜意识的或动物水准的创造进化形式，有一个相关的答案。在真实的文化英雄中，自我易于产生有效的意识行动。而在同样的式样下，幼儿或青春期自我本身从双亲期望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逐渐成为一个个体。因为这部分产生意识，英雄和龙的大战也许要一战再战，为无数人类的职责解放能力，在混乱中形成一个文化模式。
当这件事成功后，我们看到整个英雄意象浮现出一种自我的力量，不再需要征服怪物和巨人。它已达到能把这些深厚的力量人格化的地步。那“女性元素”不再在梦中以新的姿态出现，而是以女人的姿态出现，同样的，人格的阴邪面亦呈现出较小的胁迫形式。
这个重要的观点，可以在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的梦中得到证明。他一生都为周期性的忧虑和害怕失败所苦。不过他实际的成就——他的职业和个人关系都在基础水准之上。在梦中，他9岁大的儿子以一个年约18或19岁的年轻人出现，而且身穿中世纪武士的闪亮盔甲。有人要那年轻人与一群穿着黑衣的人进行打斗。他起先似乎准备动手，但是不久之后，他突然脱下头盔，和那群人的领袖微笑。很明显，他们是不会大打出手的，反而会成为朋友。
梦中的年轻人就是那人年轻时的自我，而那时他经常被缺少自信形式的阴邪面吓得提心吊胆。在某种意义上，他已从事了一次成功的改革运动——在他整个成熟生命中对抗敌人。现在，看见他的儿子在没有此种怀疑下成长，而是通过以最接近他自己环境模式的形式，来形成一个适合的英雄意象，因此他发现不需再和那阴邪面作战，他能接受它，那在友谊行为中象征的就是这种东西。他不再为个体的主权而被迫进行竞争性的争斗，反而被形成民主政体社会的文化职责同化，这种结论令生活臻于完美，而且也超越了英雄的职责，引导我们进入真正成熟的境地。
不过这种改变不会自动地发生，它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在创始原型的不同形式中表达出来。
（三）成年人的原型
在心理学的意义当中，英雄的意象并非与本来的自我同一，最好是把英雄意象说成是象征的方法。通过分析发现自我本身在幼儿期早期就被双亲从意象所唤起的原型中分开，暗示每个人本来对“自己”就有种完整、有力和完美意义的感情。当个体成长时，个性化的自我意识便会浮现出来。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几个门生的作品，已开始考证在婴儿到童年这一过渡期间，个体自我浮现的一连串事件。这种区分绝不能在严重损害完整的原始意义下成为定局。为了保持心灵健康的状况，自我必须继续不断地恢复重建对“自己”的关系。
我的研究显示出，心灵区别的第一个步骤是英雄神话。我曾暗示过这似乎要经过四重周期。自我借助这些周期，从完整的原始状况之中，可以获得相关的自主权。除非个体已建立某种程度的自主权，否则无法与他成年的环境产生关系。但英雄神话并不保证这种解放会发生，它只表达了这有可能发生，因而自我可以完成意识。这里个体以有意义的方式维持和发展意识，因此可以过有益的生活，而且也可以在社会中完成自我分别的必然意义的问题。
古代历史中和现今未开化社会的祭仪，曾提供给我们有关创始神话和祭仪的大量材料，由此可以看出，年轻男女被迫和父母分开，被迫成为部落或党派的成员。但在儿童世界里造成这种分裂，会使原始父母原型被损害，这一损害必须借着同化团体生活的治疗过程而得到改善。因此，当团体实现损害的原型要求，而且成为一种代理父母时，年轻人必须对重新浮现的新生活做第一次象征性的牺牲。
在这“激烈的祭仪中，牺牲看起来好像能产生一种抑制年轻人的力量似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原始原型力量是永远不能被克服的。我们在“双胞胎”的神话当中，看到他们的过分自大如何去表现“自我和自己”的分离，以及最后被他们自己的恐惧纠正，强迫他们回到一种“自我和自己”和谐的关系中。
在部落社会中，创始祭仪往往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祭仪带领初学者要回到原始“母子”同一化或“自我和自己”同一化的最深入的阶段中，因此强迫他多经历象征式的死亡。换句话说，他的同一化暂时在集体潜意识中肢解或解除。从这种状态中，他不久就会被新生祭仪拯救。这是自我与较大团体初次真正团结的行动，表示出来的是图腾、党派或部落，或三者合一。
无论祭仪是在部落团体中还是在极复杂的社会中被发现，它一定会坚持这种死亡和再生的祭仪，这提供给初学者一个“仪式的通路”，从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论是从儿童期早期还是从青春期早期到后期，以及到成熟期。
当然，创始的事件也并不局限于年轻人的心理。每个贯彻个体生命的新发展阶段，都伴随着要求“自己”和要求自我之间的反复原始冲突。其实这冲突大多在成熟期到中年期——这段过渡期间表现得最为强烈。而在中年期到老年期这段过渡期间，则会再产生肯定自我和整个心灵之间区别的要求，而英雄接到他最后的召唤，以行动防卫“自我意识”，以反抗接近死亡的分裂生活。
在这些危险的时期当中，创始原型强烈地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中的青春期强烈的宗教祭仪更有精神上的价值，而且能满足精神的要求。创始原型模式在这宗教意义上被纠缠在所有教会的祭仪组织里和在诞生、结婚或死亡之中，这需要一种特别的崇拜态度。
我们研究英雄神话和研究创始一样，必须在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从事分析的人的主观经验内找寻例子。如果在某个患者的潜意识里出现，倒也不足为奇。
在年轻人中最普遍的主题大概是痛苦的经验，或力量的考验，这说不定与提到的显示英雄神话的现代梦境同一，诸如那个甘受气候和殴打折磨的水手，或在没有雨帽的情况下徒步在印度旅行的那个人。我们同样能看出这肉体受苦的主题，在我讨论的第一个梦中，有个合理的目的——那潇洒的年轻人变成祭坛上的人类牺牲品。这个牺牲品像创始，但目的暧昧，它似乎为完成英雄周期，开拓了一个新的主题。
英雄神话和原始祭仪有个明显的区别：典型的英雄人物耗尽心力，以完成他们充满野心的目标。简单来说，他们获得了成功，即使事后因他们的“过分骄傲”而被处罚或被杀。和这相比，为了创始的初学者被要求放弃有意的野心和所有欲念，以屈服于痛苦的经验，他们必须在没有成功的希望下自愿经历这个考验。其实，他们必须准备去死，虽然他的痛苦表现温和或苦恼，但目的永远只有一个：从创造象征的死亡情绪中，也许可能产生象征的再生情绪。
一个25岁的年轻人梦到自己爬上山顶，那里有个祭坛，在祭坛旁边有个石棺，上面竖着一个他的雕像，然后有个蒙面的牧师拿着根手杖向他走来，杖上的光环发出炽热的光。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死掉，因此也就没有成就感，只感到恐惧。但当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时，一阵力量和返老还童的感觉袭上他心头。
这个梦简明地表示我们必须在创始和英雄神话间做一个区别。爬山的行动似乎暗示力量的考验：这是在青春期发展的英雄阶段中所完成自我意识的意志。很明显，那病人认为他接近治疗就像接近其他成年时期的考验一样——他已以我们社会中年轻人特有的竞争态度去接近，但祭坛的景象恰恰修正了这错误的假设，表示他的职责是去屈服于一个比他本人更有力量的人。他必须了解自己已死亡，并且被埋葬在一个象征的形象（石棺）中，这令人想起原型的母亲是所有生命的原始容器。唯有这种屈服的行动，才能经历再生，而一次有鼓舞性的祭仪使他再度恢复生命。
到此，我们也许会再次与英雄周期混淆——“双胞胎”周期（“太阳之子”）。但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并没有看出那初学者会做得过火而失败，他反而要借着经验去划分他从年轻到成熟过程的死与再生的祭仪，来学习谦逊。
根据他的年纪，应该早已完成这转变，但有个遏止发展的延长期曾制止他。这一延迟令他陷入神经衰弱症中，所以要接受治疗，而那个梦提供了同样明智的忠告，这是任何部落的优良巫医所能给予的——他应该放弃登山，以证明他的能力，并屈服于有意义的创始改变祭仪，这个改变能使他适应成年人的新道德责任。
屈服的主题是促进成功创始祭仪的主要态度，这可以清楚地在女孩子或女人的例子中看出来。她们最初通过的祭仪强调她们要被动和默从，这在月经周期的生理限制中尤为明显。从女人的观点来说，月经周期也许实际是创始的主要部分，因为它有力量来唤醒服从生命创造力的最深刻意义，所以她自愿热心于女性的机能，正如一个男人热心于在社交生活中被指派的角色一样。
另一方面，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有为了体验新生而导致最后牺牲的最初能力考验，这一牺牲能令女人从个人关系的缠结中解放自己，而且在她自己的权力中，使她适合做较有意识的个体角色。反过来说，男人的牺牲是服从他神圣的独立：他与女人的关系变得较有意识。
如果我们谈到创始的层面，这一层面会告诉男人和女人如何纠正某种“男女”的原始对应。那么男人的知识（理性）会遇到女人的关系（性爱），而且他们会以神圣婚姻的象征式祭仪做结合的代表，其实这祭仪一直是创始的中心——因为其原始性是在古代神秘的宗教中。但现代人很难抓住这问题的中心，因此它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危机，以令他们了解这问题的重要性。
有几个病人告诉我，在梦中，他们的牺牲意念与神圣婚姻意念并在一处。其中有个年轻人也产生了同样的意念，他在谈恋爱，但不愿意结婚，因为害怕婚姻会变成一所监狱，他已被个性强有力的母亲意象管理。母亲对他童年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的未来岳母也有同样的威胁。所以难道未来妻子不会以这两个母亲曾支配她们儿女的方式支配他吗？
在他的梦中，他在祭仪的舞蹈中，和一个男人及两个女人跳舞，其中一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其他两个是一个老人和他的妻子，他们都深深地打动了做梦者，因为尽管他们互相封闭，但似乎能容忍对方相左的意见，而且不强迫对方接受。这两个意象向这个年轻人显示：已婚的情况并没有对夫妇个体特性的发展强加不合情理的束缚。如果他也能这样，他会接受婚姻。
在祭仪式的舞蹈中，这两个男人都在方形舞池的角落里，他们面对着自己的舞伴。而这四个人跳的舞似乎是剑舞，每个人手持短剑，跳出一种复杂的舞姿，他们一连串的手脚动作，暗示着交替的侵犯刺激以及向对方的屈服。在结束跳舞前，三个舞者都用短剑插入自己的胸膛而死去，只有做梦者拒绝做最后的自杀，且在几个人陆续倒下后一直站着，他对于自己怯于和别人一样牺牲而感到羞愧万分。
这个梦令我的病人打算改变他对生活的态度。他一向以自我为中心，寻找个人独立的幻觉安全，但内心被在婴儿期屈服他母亲引起的恐惧所支配。他需要向成年期挑战，而这一切除非他牺牲他幼稚的心境，否则会被孤立，并感受到耻辱。该梦和他后来洞察梦的意义，驱散了他的疑团。他经历了象征的祭仪，借此，年轻人放弃他的自主权，而且以一种相关的（不只是英雄的）形式接纳他参与的生命。
因此他结婚了，并且发现自己适宜地履行夫妇间的义务。在不损害他自己的权益之下，婚姻确实很美满。
且莫说神经上恐惧看不见的母亲或父亲也许隐藏在婚姻的面纱后，即使正常的年轻人也有充足的理由忧虑结婚的祭仪。在女人的创始祭仪中，男人一定会感到自己绝不是获胜的英雄。这也难怪我们会在部落社会中发现诸如诱拐或强暴新娘的对抗祭仪。这些祭仪能令男人在非常时期中依恋英雄角色的残余，以致他必须得顺服新娘，并且承担婚姻的责任。
但婚姻的主题是这类普遍性的意象，因此它同时具有较深刻的意义。这是男人自己心灵中女性要素可接受，甚至是必要的象征式发现。因而在适当的刺激反应当中，任何年龄的男人都会遇到这个原型。
不过，并非所有女人对婚姻的境况都放心地起反应。有个女病人一生都不大顺利，她放弃一个短暂的婚姻，梦到自己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地跪着，他打算替她戴戒指，但她紧张地伸出右手的无名指——明显地反抗这个夫妻结合的祭仪。
她的这一错误有重大的意义。她没有伸出左手的无名指，她错误地假设她要把整个有意识的身份都放在替男人做牛做马上。其实，婚姻是要两个人分享的，只是此部分的结合原则，会出现一个象征式的，而非真实或绝对的意义。她的恐惧是害怕在强烈的家长制婚姻中失去身份，因此这女人有理由抗拒。
不过作为原型形式的神圣婚姻，对女人的心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之一就是在青春期的许多形成创始性格的事件中酝酿而成。
四、爱情与婚姻
对爱情与婚姻的正确准备，是成为一个男子汉并且能适应社会的必要条件。伴随着这个一般的准备，尚需做到的是从孩童早期到成年的成熟时期要训练某种性的本能——这种训练包含着对家庭与婚姻之本能的正常满足。而所有这些能力、对爱情或婚姻的倾向，都可以在生活的第一年形成的原型中找到。凭借着观察原型中的特质，我们有能力帮助解决后来成年时期所出现的困难。
（一）爱情、婚姻的定义
在德国的某一个地区，有一种古老的风俗来测试一对恋人是否适合一起过婚姻生活。在结婚典礼之前，新郎和新娘先被带到一个广场上，在那儿已经事先安置好一棵被砍倒的大树。他们要用一把两端都有把手的锯子，将这棵树的躯干锯为两段。由这个试验，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愿意和对方合作的程度有多大。如果他们无法协调合作，并彼此掣肘，那么终将一事无成；如果他们中某一方想居功，什么事都要自己来，而另一方又甘心让开，那么他们的工作将会事倍功半，他们两个都必须积极进取。这些德国农民已经知道合作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了。
如果有人问我爱情和婚姻是什么，我将会给出下列定义，虽然这很可能是不完整的。
“爱情、婚姻，都是对异性伴侣最亲密的奉献，它表现在心心相印以及生儿育女的共同愿望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爱情和婚姻都是合作的一面——这种合作不仅是为了两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爱情和婚姻是为人类利益而合作的这种观点，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每一方面。即使在人类各种追求中最重要的是肉体的吸引力，但其对于人类的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曾经说，人类因为体能上的限制，所以没有人能够在这贫瘠的地球上永久生存下去。因此保存人类生命的主要方法，就是经由我们的生殖能力来繁衍后代。
我们发现，爱情问题会引起各种的困难和纷争。结了婚的夫妇以及他们的父母们都将被牵入这些难题里。因此，如果要为这问题找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研究就必须完全摒弃偏见。我们必须忘掉所学的知识，不要让其他的思想来干涉完全自由的讨论。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把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当作完全孤立的问题，人类是绝对无法依此方式获得完全自由的。只凭私人的想象是绝不能解决问题的。每一个人都受着几种固定系带的束缚，他在一个固定的架构之中发展，又必须依照这个架构做出种种决定。这些系带之所以出现，第一是因为我们居住在宇宙之中的一特定点，而且必须在环境加予我们的许多限制之下发展；其次是我们生活在同类之间，必须学习使自己去适应他们；最后是人类有两种性别，我们种族的未来即依赖在两性关系之上。
假如一个人关心着他的同伙以及人类的幸福，当他做每一件事情时，都会先考虑到其同伙的利益，他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方式，也不会损及别人的幸福。他未必知道他是在依此方式解决问题。你如果问他，他对自己的目标可能也说不清楚，但是他自然而然地追求着人类的幸福和进步。而从他的各种活动里，都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兴趣。
有许多人对于人类的幸福其实是不太关心的。他们从来不问：“我对我的同胞能有什么贡献？”“我要怎样做才能成为团体中良好的一分子？”他们只会问：“生活有什么用？它能给我什么好处？我要为它付出多少代价？其他的人有没有为我着想过？别人是不是欣赏我？”如果一个人在应付生活问题时，总是抱着这种态度，他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他会不断地问：“这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爱情并不是像某些心理学家所想象的是一种纯粹自然的事情。性是一种驱动力、一种本能，但是爱情和婚姻并不单单是为满足这些驱动力的。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会发现：我们的驱动力和本能都是经过发展而变得优雅高尚，我们已经压抑了某些欲望和倾向。从同伴的行为中，我们学会了要怎样做才不会惹怒对方，我们也学会了怎样穿着、怎样修饰自己。即使是饥饿，也不只是寻求自然的满足，我们有高雅的口味。饮食时，也要顾及种种礼仪。这也是我们为人类福利和为社会生活所做的各种努力。如果我们把这种了解应用到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它又无可避免地会牵涉大家的利益以及人类的兴趣等问题。我们认为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只有考虑人类整体的利益才能获得解决。此外，讨论这个问题的任何方向，比如它的补救、改变或新的婚姻制度等，都将是没什么益处的。
爱情是要两个人协力合作的工作，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我们多多少少都曾经学过如何单独工作，也多多少少学过如何在一群人之中工作。但是我们通常很少有成双成对工作的经验。因此，这些新的情况会制造一些困难。可是，如果这两个人以往对他们的同伴都很感兴趣的话，要解决这些困难便容易得多。
关心对方更甚于关心自己是爱情和婚姻成功的唯一基础。如果每一个配偶对于其伴侣的兴趣都能高过对于自己的兴趣，那么他们之间便会有真正的平等。如果都很有诚意地奉献出自己，他们便不会觉得自己低声下气或受人压制。也只有男女双方都有这种态度，平等才有出现的可能。双方都应该努力使对方的生活安逸和富裕，这样才会有安全感，你才会有价值。因而你会认为，你有价值，没有人能代替你，你的配偶需要你，你的行为正确，你就会是一个良好的伴侣和真正的朋友。
在合作的工作中，是不可能让伴侣接受从属地位的。两个人中如果有一个人想要统治对方，并强迫对方服从，他们便无法愉快地生活在一起。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男人（其实有很多女人亦是如此）相信，男人应该扮演领导的角色，成为一家之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不愉快的婚姻的原因。没有人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卑下的地位。伴侣必须是平等的，人们只有在平等的时候，才能找出克服共同困难的方法。比方说，在此种情况之下，他们能对生儿育女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知道，当他们决定不生育时，他们已经做了能影响人类未来的决定。他们也会对教育问题达成协议，当他们遭遇问题时，他们会尽快设法解决，因为他们知道：受不愉快婚姻影响的儿童，将在精神上饱受痛苦，不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我们的教育都太注重个人的成功，也都太强调我们能够从生活中获得什么，而不是我们能付出什么。我们很容易了解，当两个人以婚姻的亲密关系生活在一起时，在合作方面和对人关心方面的任何失败，都会导致不幸的后果。有许多人都是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密切的关系，他们非常不习惯去考虑另一个人的利益、目标、欲望、野心和希望，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解决共同工作的问题。我们不必为举目所及的错误感到惊异，而是应该面对事实，并避免错误。
如果未经训练，成人生活的危机是很难应付得了的。我们一直都是遵照我们的生活模式而做出种种反应。婚姻的准备并非一蹴而就。从一个孩子典型的行为、态度、思想里，我们都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在训练自己以准备应付成人的情境。他对爱情态度的主要轮廓也都是在五六岁时便已经定了。
儿童在发展的早期，便开始形成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展望。我们切不可以为他们是在表现出像成人一般的性冲动，他们只是在对平常生活的一面做了自己的某一种决定而已。爱情和生活都是其周围环境中的因素，自然而然地侵入到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概念之中。他们必须理解并且保持某种立场。当儿童对异性产生兴趣，并选择他们所喜欢的对象时，我们绝不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胡闹或性早熟，更不应该嘲弄他们。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他们迈向爱情和婚姻的一个步骤。如此，我们才能在孩子心中树立起一个理想，让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以教养良好、肯热诚奉献的姿态和他人交往。将来我们会发现，孩子们都会成为一夫一妻制最忠诚的拥护者。即使他们父母的婚姻不十分和谐，他们亦不会受其害。
我从来不鼓励父母们过早地对孩子们解释肉体上的性关系，或是说太多他们还无法接受的性知识。你能够理解，孩子们对婚姻问题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教导方法错误，那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依据我的经验，五六岁时便知道成人性关系的孩子以及有早熟经验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里都比较容易受到爱情的伤害。而对他们而言，身体的吸引力还代表了危险的信号。如果孩子在较为成熟之后才有初次的经验和知识，就不会这么害怕，犯错误的机会也少得多。帮助孩子的秘诀是不要对他们撒谎，不要逃避他们的问题，而要了解问题的背后隐含着什么，并且向他们解释他们希望知道的事情以及我们确知他们能够了解的事情。道听途说、凭空捏造的性知识害处最大。这个生活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最好是让孩子独立地去学习。如果他们和父母能够彼此信赖，便不会遭受困扰。我还没有看过在其他方面都很健康的孩子因此而受害。孩子们并不会听信同学告诉他们的每一件事情，他们大部分也都是很有鉴赏力的。如果他们不敢确定他们所听到的事是否真实，他们会问他们的父母或哥哥、姐姐。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孩子对这些事情都比他们的长辈敏感，而且不愿启齿。
即使是成人对异性的肉体吸引力，其实也是在儿童时代便已经训练出来的。孩子们所获得的关于爱怜的印象和当时环境中异性给他们的印象等，都是肉体吸引力的开始。男孩子是从他的母亲、姐姐或四周的女孩子那里获得这些印象的。偶尔他也会受艺术作品的影响。每个人都受着个人审美观念的驱使。因此，广义地说，个人在以后的生活里便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他也只能依照他以往受过的训练来选择。这种对美的追求，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追求。我们的审美情绪一直都是以健康的感觉和人类的进步为基础的，我们无法逃避它。被我们认为是美丽的东西，也都是看起来似乎能永垂不朽且对人类的利益和未来有用的东西，这就是不断鞭策着我们前进的美感。
有时候，如果男孩子和母亲不和，女孩子和父亲不和（当婚姻中的合作不甚和谐时，经常发生此情况），他们会寻求和父母正好相反的类型。譬如，如果一个男孩子的母亲事事对他吹毛求疵，如果他很软弱又受人压制，那么他便很可能觉得只有看起来不盛气凌人的女性才有性的吸引力。他很容易因此而造成错误，在找对象时，只愿找顺服的女性。然而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不可能美满的。如果他想证明自己强壮有力，他就会找一个强壮的伴侣。这也许是因为他喜欢强壮，也许是因为他较富有挑战性。如果他和母亲极不和，他的爱情和婚姻也可能受到阻碍。不仅异性对他的肉体吸引力会减弱，而且他会因此排斥异性，从而导致性欲倒错。
大多数生活中的失败者都出自婚姻破裂或不愉快的家庭，这是不足为怪的。如果父母本身都不能合作，他们自然更不可能教他们的孩子合作。我们在考虑一个人是否适合结婚时，必须看他是不是曾经在正常的家庭中受过训练以及他对父母、兄弟姊妹的态度怎样。我们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他的环境，而是他对环境的估计。他在父母家中生活得不愉快，会刺激他设法使自己的家庭生活更为美满。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有过不幸的家庭生活，便据此来判断他或拒绝他。
最坏的情况是个人只顾及自己利益的时候。如果他受过此种训练，他会终日盘算着，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样的快乐或兴奋。他会一直要求着自由和解脱，从不考虑要怎样才能使其伴侣的生活更轻松和更富裕。这是一种不幸的做法。我把他比作缘木求鱼，它不是罪恶，而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因此，对待爱情，我们不能只图享乐或只想逃避责任。爱情中如果含有犹疑和怀疑的成分，便不会牢固。合作需要有永恒不变的决心，才能结出真正的爱情的幸福果实。美好的婚姻是我们养育人类未来一代的最好方法，所有人都应该记住这一点。
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责任限定在5年之内，或者把婚姻当作一段试验时期，那么便不可能有真正亲密的爱情奉献。任何一种严肃而重要的工作，都是不能先替自己来安排脱身之计的。我们无法培育有限度的爱情。所有老谋深算、千方百计地想从婚姻中脱逃的人，都走上了错误之途。他们脱逃的企图会损及他们的配偶，并使其心灰意懒，在失望之余，他们的配偶也会成全其脱逃的愿望，而不再履行他们决定要一起实现的诺言。我知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许多困难，它们妨碍了许多人，使其无法依据正当途径来解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即使他们有心要解决它，结果亦是无可奈何。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舍弃爱情和婚姻，要消除的是社会生活的困难。我们知道甜蜜的爱情需要真实、忠诚、可靠、不保留、不自私。假如夫妻两人都决心要保留个人的自由，那么真诚的爱情关系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不是爱情，在爱情关系里，我们并非无拘无束，而必须受合作的约束。
下面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私人的独断专行不仅对婚姻的成功和人类的幸福无益，而且会损害男女双方。
记得有一个案例，一对青年男女离婚不久又复婚了，而且都希望比初次婚姻更理想。他们都是知识程度颇高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明白他们的初次婚姻是如何失败的。他们只想找寻补救之道，却看不出自己缺乏的社会兴趣。他们自命为自由思想者，希望能有不受拘束的婚姻，以免彼此都感到厌烦。因此，他们约好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过却要彼此信赖，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告诉对方。在这一点上，这位丈夫似乎要勇敢得多。每当他回家时，他都有许多风流韵事来告诉他的妻子。她似乎很喜欢听这些话，并深以她丈夫的风流倜傥为荣。她一直想仿效他，建立起她自己的爱情关系，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她患上了公共场所恐惧症。她不敢单独出门，她的恐惧症使她整天待在家里，一旦跨出家门时，便觉得浑身不适。这种恐惧症表面看来似乎是避免其决心付诸实现的方法，实际上还不仅如此。由于她不能单独出去了，她的丈夫只好在她身旁陪她。你可以看出上述婚姻逻辑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她自己因为害怕单独一个人出门，所以也无法享受她的自由。这位妇女如果想治愈恐惧症的话，必须先对婚姻有较清楚的了解，她的丈夫也必须以合作之道来对待婚姻。
另外还有些错误是在婚姻开始之前造成的。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孩子很难使自己适应社会生活。当两个娇生惯养的人碰在一起时，一定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他们两人都会要求对方关心自己、注意自己，可是两人都不会觉得满意。下一个步骤就是找寻各自解脱之道：其中一人开始和别人勾搭，希望能获得较多的注意。有些人无法只和一个人恋爱，必须同时和两个人堕入爱河。这样，他们才感到自由。他们能从一人身边逃到另一人身边，而且不必负爱情的全部责任。脚踏两只船，其实也就是一无所有。
还有一些人想象出一种浪漫的、理想的而又非人人都力所能及的爱情，他们沉迷在幻想里寻找他们的伴侣。有许多人，尤其是许多女人，错误地训练自己讨厌并排拒自己的性别角色。她们妨碍了她们的自然功能。如果未经治疗的话，她们也没有美满的婚姻。而这就是我所说的，对男性的钦羡。在现代文化中，对男性地位的过分高估最容易造成此种错误。如果孩子们怀疑自己的性别角色，他们便会感到不完全。只要男性角色被认为是较占优势的角色，那么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男性角色是值得钦羡的。他们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扮演此种角色。在所有女性冷感症和男人心理性阳痿的个案里，我们都能发现有疑心的存在。这些个案都是对爱情和婚姻的抗拒，而且此种抗拒正是适逢其时。除非我们真正有男女平等的感觉，否则便不可能避免这种失败，婚姻便仍然有很大的障碍。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孩子对其未来的性别角色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必须设法加以补救。
在结婚之前要避免发生性关系，这是爱情和婚姻中亲密奉献的最佳保证。大部分的男人都不喜欢他们的情人在结婚之前先献出自己的身体。他们把它当作一种不贞的表现，并且会因此感到震惊。同时，如果在婚前有超友谊关系，女孩子的负担将沉重得多。假使促成婚姻的是恐惧而不是勇气，那也会是一种重大的错误。勇气是合作的一面，假如男人或女人是由于恐惧而不得不和其伴侣结合，他们便不会真心地和对方合作。当他们与社会地位或教育程度较他们低的人结婚时，亦是如此。
友谊是训练社会兴趣的有效方法之一。从人与人产生的友谊当中，我们学会如何推心置腹，如何去体会别人的心情和感受。如果一个孩子受到了挫折，如果他始终受人监视和保护，如果他孤孤单单地长大，没有同伴，也没有朋友，他就不会发展出为别人着想的能力，一直以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而且也急着保全自己的利益。友谊的训练是婚姻的一种准备。假如我们把游戏当作一种合作的训练，也是很有用的。布置一些能够让两个孩子一起工作、一起读书和一起学习的情境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绝不能小看舞蹈的价值，像舞蹈这一类的活动必须要两个人共同完成，因此我认为舞蹈的训练对孩子们是有益处的。当然我所指的并不是表演性质多于共同合作的舞蹈。如果我们有专供孩子跳的简易舞蹈，那么这对于他们的发展必然会有很大的裨益。
职业的问题也能帮助我们看出一个人是否已经做好婚姻的准备。今天，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被置于爱情和婚姻问题之前。夫妻两人都必须有工作，这样他们才能解决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问题。良好的婚姻准备必定包含有良好的工作准备。
我们不难看出一个人接近异性的勇敢程度及其合作能力的程度。每一个人都自有他特别的方法、特殊的战略，以及求爱的方式，这些都是和他的生活模式一致的。一个人在求爱的时候可能小心谨慎，也可能热情大方。无论如何，他的恋爱气质总是和他的生活模式一致。我们能从中获得其人格的可靠指标，但是不能仅凭此来判断他是否适合结婚，因为在其他场合他可能犹豫不决。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之下（也只有在此情况下），人们通常多期望男性采取主动，先表示出爱慕之意。因此，我们就必须训练男孩子们，培养其男性态度——主动、不犹疑、不退缩。然而他只有觉得自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将其利弊视为与自己切身相关时，才肯接受此种训练。当然，女性参加求爱活动，也会采取主动，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化背景下，她们对异性的仰慕则表现在她们的风姿仪态、穿着打扮，以及她们的顾盼谈吐里。因此，我们可以说：男性对异性的接近是简单肤浅的，而女性则是深沉复杂的。
人类的性驱动力和其他动物的性驱动力有一点不同，即它是连续不断的。这是人类的幸福和延续得以确保的另一途径。人类之所以绵延不断并能以其巨大的数量来安然度过种种浩劫，也都是由此之故。其他的动物都采用了另外的方法来保存它们的生命。例如，我们发现有许多动物的雌体都产下大量的卵，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成熟之前便已经受到了毁坏，但是总有一部分能安然无恙，因此这些动物也能生存下去。生儿育女也是人类保全生命的方法之一，所以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中，我们发现：最能够自发地关心人类利益的人，其实都是最盼望生儿育女的人。而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其同类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拒绝接受子女的负担。如果他们总是索求和期待，而不愿给予，他们便不会喜欢孩子。他们只关心他们自身，而把孩子看作是一种麻烦、一种累赘、一种负担，一种会妨害他们自身利益之物。因此，我们就可以说，要圆满地解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生儿育女的决心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是一夫一妻制，它需要真诚的奉献以及对配偶的关注。因此，诚心诚意地开始此种关系的人便不会破坏其基础来寻找自我脱身之道。然而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并非没有破裂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无法永远避免其破裂。最能避免它的方法是把爱情和婚姻当作一种社会工作，是一种我们期望能将之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才会想尽各种方法来解决它。婚姻破裂之所以发生，通常是因为配偶们未付出全力，他们不想创造出美满的婚姻生活，而只等待着得到某些东西。如果他们以此种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自然会在其面前失败。把爱情和婚姻当作和天堂一样，是错误的；把结婚当作恋爱史诗的终结，也是错误的。当两个人结婚以后，他们的各种关系才正式开始，在婚姻里他们才面临生活的真正工作，才有了为社会做出贡献的真正机会。而另外一种观点——把婚姻看成一种终结或一种最后目标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是非常流行的。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一切，爱情的种类繁多，要解决婚姻问题，最好是依赖工作、兴趣和合作。
每个人对婚姻的态度都是其生活的表现之一，他们的多种努力都与其目标趋于一致。被宠坏的孩子大多总是采取寻求解脱或逃避婚姻的态度。他们把生活模式都固定在4、5岁的阶段，并始终有着这样的观念：“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么？”如果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每件东西，便会认为生活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问道，“生活还有什么用呢？”他们变得悲观，把自己弄得神经兮兮，从而形成了他们的哲学：这个世界压抑了他们的欲望和情绪，所以他们要表现出切齿之痛恨，他们一直都在受着这种训练。他们曾经一度享受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并且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每件东西。因此他们之中有些人仍然以为，只要他们哭得够响，只要他们提出抗议，只要他们拒绝合作，就能获得他们所欲之物。
结果他们不愿奉献一己之力，而只希望不劳而获，且变得贪得无厌，所以他们对婚姻一事充其量也只是浅尝辄止。他们希望有试验性的婚姻、露水夫妻式的婚姻，以及能够随意离婚的婚姻。可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产生兴趣，他必须成为真诚的伴侣，必须勇于负责，必须使自己忠实可靠。我相信，未曾成功地完成此种爱情生活或此种婚姻生活的人，在这一点上，总应该了解他的生活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关心孩子们的幸福非常必要。如果婚姻不是以我所主张的观点为基础，那么它在抚育孩子方面便会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父母们常吵架，并将他们的婚姻视同儿戏，如果他们不再认为他们的问题能够顺利地解决，他们的关系能够延续下去，那么这种婚姻便不是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其社会性的有利情境。
也许人们有许多不能生活在一起的道理，也许在某些场合他们最好还是分开，但谁又能做这种决定呢？我们可以将这种决定权付诸于那些自己本身都未受到良好教养，都不了解婚姻是一项工作，而且又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吗？他们对于离婚的看法，正如他们对于结婚的看法一样：“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们显然不是适合做决定的人。你可以看到经常有许多人一再地结婚又离婚，又一再地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这一切应该让谁来决定呢？当婚姻中出现某些差错时，应该让精神病学家来决定它是否应当决裂。我不知道美国人的想法是否如此，但是在欧洲我发现大部分的精神病学家都主张个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因此，在他们在这种个案中被人请教时，他们会劝人去找一个情人，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我敢断言：不久他们就会改变主意，而不再做此种劝告。他们之所以会有此种建议，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问题的整体性以及它和我们这世界上其他工作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一直希望你们特别加以注意的。
当人们把婚姻视为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也会犯类似的错误。在此，我也无法述说美国的情形，但是我知道，在欧洲，当男孩子或女孩子有神经病的倾向时，精神病专家会劝他们去找情人或开始性关系。对成人，他们也给予同样的劝告。这其实是把爱情和婚姻看作一种百病灵丹，可结果是这病人更为彷徨，更不知何去何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整个人格最完美的体现。没有哪一个问题比它包含更多的欢乐和更真实而有用的东西。我们决不能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罪犯、酗酒或神经病的救急药方。神经病患者在适合爱情的婚姻之前，必须先要接受正确的治疗。如果他还没有适当地应付它们的能力，便贸然从事，他一定会遭到新的危险和不幸。
在其他方面，婚姻也时常指向不正当的目标。有些人是为了经济上的安全而结婚的，也有些人为了怜悯别人，还有些人则是为了要获得一个仆役来伺候他。其实婚姻中是不容许有这一类儿戏的。我还知道，有些人结婚甚至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困难。例如，一个青年人在他的考试或未来事业上可能遭遇重重困难，他因此而觉得自己可能是很容易失败的人，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便希望能借此原谅自己。所以他就用婚姻来给自己添加麻烦，以获取托词。
我们非但不应该小看这个问题，而且应该将它置于重要的地位。在我听过的所有婚姻破裂案件中，实际蒙受其害的总是女方。无疑这是因为男士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受拘束较少之故。这是我们的一种错误，但是它无法经由个人的反抗而改正过来，尤其是婚姻本身，个人的反抗总会扰乱社会关系和伴侣的兴致。要克服它，就得先认清我们文化的整个态度并加以改变。我的一个学生，底特律的客座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有42％的女孩子希望自己能身为男人，这表示她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不满。当人类的一半对它们所处地位感到沮丧和不满，而且反抗另一半所享有的较多的自由时，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能够轻易地解决吗？当妇女们总是感到受人轻视，而且相信自己只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而已，并认为男人们不忠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时，爱情和婚姻的问题能够轻易地解决吗？
从我们如上所阐述的各点，可以得到一个简单明了而且实用的结论——人类不是天生就该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的。但是我们居住在地球上被分为两种性别，而且必须和我们平等的人类交往的事实，以及我们必须用有效的方式解决环境给予我们的三个生活问题的事实都说明：只有一夫一妻制，才能使个人在爱情和婚姻中获得最高和最完美的发展！
（二）团结合作
原始部落以共同的符号把自己团结在一起，这种符号的目的是使人们和其同胞团结合作。最简单的原始宗教是崇拜图腾。一个部落可能崇拜蜥蜴，另一个则可能是崇拜水牛或蛇。崇拜同样图腾的人会居住在一起，彼此互相合作而情如手足。这种原始习惯是使人类合作固定化的重大步骤之一。在原始宗教的祭祀日，每一个崇拜蜥蜴的人都会和同伴聚集在一起，并讨论农作物的收获问题以及如何免遭天灾人祸、洪水猛兽的侵害等问题，这就是祭祀的意义。
婚姻通常都被认为是一件涉及团体利益的事情。每一个崇拜相同图腾的弟兄都必须遵照社会的规定，在自己团体之外寻找配偶。婚姻并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体人类在心灵上和精神上都必须参与的共同事务。而在结婚之后，双方都必须负起责任，这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待。社会希望他们生育健全的子女，并要以合作的精神将之抚育成人。因此，在每一个婚姻中，每一个人都应当乐于合作。原始社会用图腾和制度来控制婚姻，在今日看来也许相当可笑，但是它们在当时的重要性则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的合作。
宗教中最重要的教诲之一是“爱你的邻居”。在此，我们又看到另外一种使人类增加对同类兴趣的努力。有趣的是，现在从科学的立场来看，我们也能够认识此种努力的价值。被宠坏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我应该爱我的邻居？他们为什么不先来爱我？”这句话显露出他缺乏对合作的训练和他的自私自利。在生活中会遭遇各种无助的困难，又会做出损人利己之事的人，就是对同胞不感兴趣的人，人类之中所有的失败者都是从中孕育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宗教皆以自己的方式在倡导合作。以我的观点看，任何人类的努力，只要是以合作为最高目标的，我便完全赞同。争执、批评和贬抑对方都不必深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因此通往合作的最终目标也有许多不同的途径。
在政治上，有许多种政治制度都是可行的，但是其中如果缺少了合作精神，那不管由谁来执政，都必将一事无成。每一个政治家都必须以人类的进步作为其最终目标，而人类的进步总是意味着更高程度的合作。假如一个政党能使其党内成员彼此水乳交融，就能够真正使群众踏上进步之途。同样，班级的活动也是团体的合作运动，因为其目标亦在促进人类的进步，所以在班上应该避免造成偏见。因此，所有的运动都只应以它们能否增加我们对同类的兴趣来判断其价值。我们认为有助于增进合作的方法是非常多的。这些方法或许有高下之分，但是只要能够增进合作，我们就不必因为某种方法不是最好的而攻击它。
我们不赞成那种只问收获不问耕耘、只求个人利益的人生观。因为这对于个人和团体的利益都是最大的阻碍。只有经由我们对同类的兴趣，人类的各种能力才得以发展。说、读、写都是和别人沟通、往来的先决条件。语言本身就是人类的共同创作，也是社会兴趣的产品。了解就是知道别人心中的想法，它使我们能以共同的意义和别人发生联系，并接受人类共同常识的控制。
有一些人终日追求个人的利益和优越感，他们给予生活一种私人的意义，认为生活就应该是为他们而存在的。然而这种人会因此而无法和其他人发生联系。我们经常会发现只学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的脸上有一种卑鄙或虚无的表情，也会在罪犯或疯子的脸上看到同样的表情。比如强迫性的脸红、口吃、阳痿、早泄等等，都是较受人注意的例子，它们都是由于对别人缺乏兴趣而造成的。
最高程度的孤立可以用疯狂来代表。如果能引起他们对别人的兴趣，即使是疯狂也不会是无药可治的。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遥远，或许只有自杀者堪与比拟。因此，要治疗这类个案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相当困难的艺术。我们必须设法去赢得病人的合作，这一点只有用耐心以及最仁慈和最友善的态度才做得到。以前曾经有人哀求我尽力去治疗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孩子，她得此病已有8年之久，最后这2年是在一家收容所中度过的。她像狗一般地狂叫，到处吐着口水，撕扯自己的衣服，并且想吞下手帕。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于人类的兴趣是多么缺乏，她的动机是扮演狗的角色，她觉得她的母亲想把她当狗一般看待。她的行为或许是说：“我愈看你们这些人类，我愈希望自己是一只狗！”我连续对她说话8天，她却连一个字也不回答。我继续和她说话，30天之后，她才开始以含糊不清的语言作答。我对她友善，她也因此受到了鼓励。
这一类型的病人即使受到鼓励而产生勇气，却也不知何去何从。他们对于同伴的抗拒力是非常强的。当他们的勇气回复至某种程度而他们又不希望和他人合作时，我们也能够预测出其行为。他们的举止正如问题儿童——会做出种种恶作剧或攻击监护人。
当我第二次和这个女孩子见面时，她动手便打我。我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唯一能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做法，就是置之不理。你可以想象出这个女孩子的外形，她并不是体格非常强壮的。我让她打我，仍然装得很和善的样子。她非常意外，因此敌意全消。可是她仍然不知道如何办，她打破了我的玻璃窗，手被划破了。我不责备她，反倒帮她包扎。通常应付这种暴力的方法，诸如监禁或把她锁在房子里都是错误。如果我们要赢得这个女孩子的合作，就必须另想办法。期望疯子做出像正常人一样的行为是最大的错误，几乎每个人都会因为疯子不像平常人一样做出反应而恼怒。他们不吃不喝，他们撕扯自己的衣服等。让他们随心所欲吧！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帮助他们的方法了。
以后，这个女孩子痊愈了。经过了一年，她仍然健康如初。有一天，当我前往收容所时，在路上遇见了她。“你到哪儿去？”她问我。“跟我一道走吧，”我说，“我要到你住过两年的那家收容所。”我们一起到了收容所，我找到以前曾经在这儿治疗过她的那位医生，请他在我诊治另一个病人时和她谈谈话。而当我回来后，这位医生怒火冲天地说：“她是完全好了，可她有一桩事情使我非常恼火，她根本不喜欢我！”此后，我还断断续续地和这个女孩子见面达十年之久。她的健康状况一直非常好，她自己赚钱谋生，和友伴们相处融洽，也没人相信她曾经发过疯。
妄想狂和抑郁症这两种情况能够特别清楚地显现他和别人之间的距离。妄想狂病人会埋怨所有的人，他认为他四周的人都沆瀣一气，想来陷害他。患抑郁症的病人则会自怨自艾。比方说，他会想：“我破坏了自己的家庭”或“我的钱都被我用光了，我的孩子一定要挨饿了”。然而当一个人在责备自己时，他表现出来的表情，其实是在责怪别人。例如，一位交际广且风头十足的女士，在遭到一次意外后，再也无法继续参加社交活动了。她的3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因此她觉得非常寂寞。几乎在同一时候，她又失去了丈夫，她以前一向受人尊崇，她想找回她所失去的一切，于是她开始周游欧洲。可是她再也不觉得自己像以往那么重要了，当她在欧洲时，她开始患上抑郁症。抑郁症对于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她打电话要她的女儿们来看她，但是她们每个人都有借口，结果一个人也没来。当她回家后，她最常说的话是：“我的女儿们都待我非常好。”她的女儿们为了让她一个人生活，就请了一位护士来照顾她。她的话是一种控诉，每一个了解环境的人都知道她的话是一种控诉。她的抑郁症是对别人的愤怒和责备。由于想要获得别人的照顾、同情和支持，病人便只好为自己的罪过表现得垂头丧气、痛心疾首。抑郁症患者的最初记忆通常都是这样：“我记得我要躺到长椅上，但是我的哥哥已经先躺在那儿了。我大哭大闹，结果他只好让位给我。”
抑郁症患者还有以自杀作为报复手段的倾向，因此医生第一件应注意的事就是要避免给他们造成自杀的机会。我自己解除这种紧张的方法是，向他们建议治疗中最重要的规则：“不要去做你不喜欢的任何事情。”这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相信它牵涉整个问题。如果抑郁症患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那他还会控诉谁？他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报复别人？“你如果想上戏院，”我告诉他，“或是想去度假，那么就去吧！如果你决定不想去了，那么就不去好了。”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最佳情境，可以使他对优越感的追求获得满足。他像上帝一样，能够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在另一方面，它却很不容易适应他的生活。他想指挥别人、控诉别人，假如他们都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没有指使他人的必要了。这是一种解脱，在我的病人中也从未发生过自杀事件。
有时病人会回答：“可是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对这种回答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次数太多了。“那么你就先不要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好了。”我会这样告诉他。然而有时候他会说：“我喜欢整天躺在床上。”我知道，如果我准许他，他就不会再想做它。我也知道，如果我去阻止他，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因此，我永远表示同意。
这是规则之一。另外一种对他们的生活攻击是更为直接的。我告诉他们：“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做，在两周内就会痊愈。记住，每天你都要设法去取悦别人！”请注意这件事对他们的意义。他们原先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怎样才能使那个人烦恼？”他们的答案是相当有趣的。有些人说：“对我而言，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一辈子不都在做这件事！”其实他们并没有做这种事。我要求他们考虑我说的话，他们却不想。我告诉他们：“当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想，你要怎样做才能使某一个人高兴。这样，你的健康一定会有很大进步的。”
第二天，我问他们：“你有没有照我的话做？”他们回答道：“昨天我一上床就睡着了。”当然这些都是在诚挚、友善的态度下进行的，我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优越的情形，而其他人会回答：“我做不到。我太烦了。”我告诉他们：“烦就烦吧，没什么关系的。你只要同时想想别人就得了！”我要他们把兴趣指向别人。而许多人说：“我为什么要讨好别人？他们都不来讨好我！”“你要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回答道，“不为别人着想的人，以后也会吃亏的。”在我的经验里，马上就回答“我已经照你说的话想过了”的病人是绝无仅有的，我的种种努力都是培养病人的社会兴趣。我知道他们生病的真正原因是缺乏合作精神，我要他们也能看出这一点。只要他们能站在平等合作的立场上和他们的同伴发生联系，便会痊愈的。
另外一种明显地缺乏社会兴趣的例子，是所谓的“犯罪性的疏忽”。例如，有一个人把点着的火柴扔下，引起了一场森林大火。又如，有个工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家时，把一条电缆横放在马路上忘记收拾，结果一辆摩托车撞上了电缆，骑车人摔死了。在这两个案子里，肇事者本都无意害人，对于这些不幸，他们在道德上似乎不必负什么责任。然而他并未受过要替别人着想的训练，不知道要采取预防措施来保障别人的安全，这是由于较为严重地缺乏合作精神而导致的。此外。衣冠不整者，弄坏公共物品，以及做出种种损人利己举动的人，都在此列。
对于同伴的兴趣是在学校和家庭中训练出来的。我们已经谈过哪些事物可能妨碍了孩子的发展。社会感觉或许不是由遗传得来的本能，但是社会感觉的潜能则是由遗传得来的。能够影响此种潜能发展的因素有：母亲的技巧，她对孩子的兴趣以及孩子自己对环境的判断。如果他觉得别人都充满敌意，四周都是敌人，而不得不采取防卫手段，那么我们就无法期待他会和别人为友。如果他觉得别人都应该当他的奴隶，那他就不希望对别人有所贡献，而只想驾驭他们。如果他只关心自己的感觉以及身体的舒适与否，他就会使自己退出社会。
我们已经说过：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其家庭中平等的一分子并且要关心其他的所有成员。我们也说过：父母彼此之间应该是很好的朋友，和外界也应该保持良好而亲密的友谊关系。如此，孩子才会觉得在他们的家庭之外，也有值得信赖的人。我们也提过，在学校里，应该使孩子觉得自己是班上的一部分，并能够信任与同学的友谊关系。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只是为达成更大的目标做准备，即教育孩子成为良好的公民，成为与全体人类平等的一分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孩子才能积蓄起勇气从容地应付其问题，并为它们找出能增进他人幸福的答案。
如果他能与人交友，并以美满的婚姻和有用的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他就不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或被别人击败。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友善的，应付困难时也能得心应手。他觉得：“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我必须积极进取，不能退缩观望。”他非常清楚，现在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时间，他只是整个人类发展过程——过去、现在、未来的一部分，他同时也会感到：这个时代正是他能够完成其创造工作并且对人类发展贡献一己之力的时代。这个世界真的有许多邪恶、困难、偏见和悲哀，但它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它的优点和缺点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必须加以改造和增进的世界。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每个人都以正确的途径担负起他的工作，那么他在改进世界的事业中，便已经尽了责任。
担负起他的工作，意思就是要以合作的方式负起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责任。我们对一个“人”的所有要求，以及我们能够给他的最高荣誉，就是他必须成为良好的工作者。一言以蔽之：他必须证明他是人们的一个良好的同伴。
（三）平等的基础
我们在爱情与婚姻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与一般社会问题的性质是相同的，它们有相似的困难和工作。把爱情与婚姻看作一种幻境，认为在其中一切事物会根据个人的欲望而产生，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其实从头到尾都有工作来做，而完成这些工作的前提是必须经常把别人放在心里，对别人有兴趣。
除了社会适应的一般问题之外，爱情与婚姻的情况都更需要一种格外的同情心，认同于另外一个人的格外的能力。今天，如果还有人无法适当地准备去过家庭生活，那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学习到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以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我们在前面的很多讨论，都是集中于只对自己有兴趣、对别人没有兴趣的类型的孩子。对此种类型的孩子无法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他们的个性。他们对爱情与婚姻没有准备，就如他们没有准备应付社会生活一样。
社会兴趣是在成长中慢慢培养的。唯有那些最初在孩童时期就在社会兴趣方向上有过训练，且一直在生活中保持其社会兴趣的人，才真正具有社会感觉。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体认出一个人是否准备好应付婚姻的生活，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我们只需要记住我们已经观察了关于生活有用的一边。处在那一边生活的人是有勇气的，并且对自己有兴趣；他面对着生活的问题并且继续下去，寻找着解决方法；他有朋友并且与他的邻人相处得很好。不具备这些特质的人是不可信赖的，而且也不能够被认为是已经准备好面对爱情与婚姻。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职业，并已在职业上谋得发展，他可能就已经准备好面对婚姻问题了。我们可以从小小的却很重要的表象来评断，它指示出一个人是否具有社会兴趣。
对社会兴趣之性质的了解，告诉我们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唯有系于整个平等的基础，才可能圆满解决。这个基本的给与取是重要的，而这一半是否敬重另一半并不太重要。爱情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爱情。当有适当的平等基础时，爱情才会走上正确的途径，婚姻才会成功。
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结婚之后想要成为一个征服者，结果很可能会是悲剧。抱着此种观点来期望婚姻，并不是正确的准备，结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在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一个征服者的情境下，要成为一个征服者是不可能的。婚姻的情境需要对别人有兴趣，同时要具备为人着想的能力。
我们现在开始来谈谈婚姻所必需的特殊准备。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包括与性吸引之本能有关联的社会感觉的训练。事实上，我们知道，从孩童时代起，每一个人就创造出对异性的理想形象。对一个男孩子来说，母亲扮演理想对象是非常可能的，这个男孩子会一直寻找相同类型的女人来结婚。有时候，在男孩和母亲之间有不愉快的紧张气氛存在，在这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寻找一个相反的类型。小孩子在与他母亲之间和他后来娶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地一致，以致我们可以从诸如眼睛、体型、头发的颜色等等细节的东西观察出来。
我们也知道，假如母亲是强悍霸道的，并且压抑这个男孩，当爱情与婚姻来临时，他将不愿勇敢地走下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性的理想对象会是一个懦弱的、顺从类型的女孩。或者如果他是好斗的类型，在婚后也会和他的太太争斗，并想要驾驭她。
当一个人面对爱情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在孩童时期显露出来的征象，会被强调出来并显著地增加。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具有自卑情结的人在性的事情上会如何行动。或许因为他感觉到懦弱和自卑，他会借着一直要人支持他来表达他的感觉。这种类型的人会经常具有像母亲那种性格的理想。或者有时候，作为对他自卑感的补偿，他会在爱情上采取相反的行动，并变得傲慢自大、顽固和具有攻击性。然后同样地，如果他勇气不足，他会在他的抉择上感觉受到限制，可能会选择一个好斗的女孩子，并发觉在一场严重的打斗中成为征服者更为光荣。
如果性依此方式，也是不会得到成功的。让性关系表现为自卑感或优越感的满足是愚蠢而荒谬的，不过这种事情却经常发生。如果我们仔细地察看，会发现很多人所追求的伴侣实在是一个牺牲者。这种人不了解性的关系不能用此种目的表现。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征服者，另外一个也会想要成为征服者，那么正常的生活就变得不可能了。
满足一个人的情结的概念，在抉择伴侣上得到了某些特殊的启示，而这是用别种方法难以了解的。这就告诉了我们为何有些人选择衰弱的、病痛的或年岁很大的人。他们选择他们，因为相信这样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容易些。有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此种情况是表示他永远不愿意解决问题。
我们说过一个具有自卑情结的人会经常改变其职业，拒绝面对问题，也永远完成不了什么事。当面对爱情问题时，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行动。爱恋一个已经结婚的人或同时爱两个人，是满足他习惯性倾向的途径，还有其他的途径，比如延长订婚期、换一个追求，这些永远达不成婚姻。
被宠坏了的小孩子在婚姻上会显露出某些类型的毛病来，他们想要被他们的伴侣纵容。这种情形在追求或结婚的第一年可能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后来它还是会引出复杂的情境。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的两个被纵容的人结婚时，会发生什么事。两个人都想要被纵容，而没有一个想要做纵容者。仿佛他们各自站在另一个人的面前，期待着永不可能发生的事，两个人都感觉到他们没有被理解。
我们看到婚姻里面有这么多错误，以至于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些都是必需的吗？”我们知道这些错误开始于孩童时期，也知道体认到并发现原型的特质，可能改变生活的错误方式。因此，有人会想到成立一个忠告性的“顾问处”，这个顾问处可由受过训练的人组成，他们会借着个体心理学的方法来排解婚姻生活中的错误，会了解一个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如何联结在一处并聚集在一起。
这样的顾问处绝对不会说：“你不能同意。“你要不断争取。”“你应该离婚。”仅仅离婚能有什么用呢？离婚之后会发生什么事？通常离了婚的人会想要再结婚并继续同样的生活方式，像从前一样。我们有时候看到一再离婚并且一再结婚的人，他们只是在重复其错误而已。如果有了忠告性的顾问处的话，这样的人可能会先问顾问处，他们所想要的婚姻或爱情关系有没有成功的希望，如此或许他们可能在离婚之前得到有益的忠告。
有很多小小的错误肇始于孩童时期，却直到婚姻时期才显示出危害性来。因而一些人总是认为他们会感到失望。有些小孩子从来就没有快活过，一直害怕碰到失望。这些孩子不是感到他们在感情上被放错了位置（其他的人较被宠爱），就是他们早期经历的困难使得他们迷信地害怕这个悲剧将会再度发生。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出这个害怕碰到失望的感觉，会在婚姻生活中造成嫉妒和疑心。
在女人中间，她们的特殊困难是感觉到她们也只是男人玩乐的工具而已，男人总是不忠诚的。抱着这样的想法，很容易看出婚姻生活绝不会幸福。如果其中一方早有个人偏见，认为另一方会不忠诚，幸福就不可能到来。
从人们一直寻求对爱情与婚姻的忠告来看，我们可以评断它一般说来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然而单从个体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它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虽然其重要性并没有被低估。对个体心理学来说，生活里面没有一个问题会比另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人们加重了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并给予它极大的重要性，那么他们将会失去生活中的和谐。
或许这个问题会在人们心中被赐予不应得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不像其他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不会得到常规指示的问题。试回忆一下我们所说的关于生活的三个重大问题。现在考虑第一个——社会问题，它包含着我们对别人的行为。我们会从生命的第一天起就被教导如何在众人之间行动，我们很早就学习这些事情。对于职业，我们也有同样常规的训练。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有权威人物在指点我们，也有很多书在告诉我们如何做。但是哪里有告诉我们准备面对爱情和婚姻的书籍呢？事实上，有很多事物是关于处理爱情与婚姻问题的。所有的文学都是讲述爱情故事的，但是我们发现很少有讲述如何使婚姻快乐的书籍。因为我们的文化如此地紧系于文学，使每一个人的注意力都时时被有困难的女人和男人吸引住，难怪人们对于婚姻会如此之小心，甚至过分小心了。
这一直是人类从头就开始的练习。如果我们看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麻烦的故事都由女人开始，而自从那时起，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总是会经历巨大的危险。我们的教育在其所遵行的方向上实在是太过严酷了，男孩子和女孩子准备得像是应付罪恶一般。如果训练女孩子们在婚姻角色上扮演得更为女性化，男孩子则会扮演得更为男性化，那么在此之前先要训练他们有平等的感觉。
当女人感觉到处于劣势的事实时，这特殊的一方面证明我们的文化失败了。
有个年轻人在舞会上正与未婚妻跳舞，他的眼镜忽然掉了，而使得旁观者大为吃惊的是：在他拾起眼镜时几乎把那位年轻的小姐撞倒了。当一个朋友问他：“你刚刚怎么啦？”他回答道：“我不能让她踏坏了我的眼镜。”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年轻人还没有准备好面对婚姻。事实上，这个女孩最后也没有嫁给他。
在结论里，我们重申我们的阐述：只有适应社会的人才能解决爱情与婚姻的问题。大部分的个案也都是缺乏社会兴趣，而唯有当这个人改变这些毛病，错误才能消除。婚姻是两个人的工作，然而事实上我们正被教育成去做一个人的工作，或去做十个人的工作。但是尽管缺乏解决婚姻问题的教育，这方面的技术也可以适当地把握。如果这两个人都认识到他们个性中的错误，并以平等精神来待人接物的话就能平等相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