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利息，因时地而异，宋《庆元条法事类》（静嘉堂文库藏旧抄本）卷八○“杂门关市令”云：

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肆厘，积日虽多，不得过壹倍，即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每岁取利，不得过伍分（谓每斗不得过伍升之类），仍不得准折价钱。

然《宋刑统》卷二六《杂律》云：

又条诸公私……每月取利，不得六分，积日虽多，不得一倍。

《至元杂令》亦云：

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息，不过三分，积日虽多，不得一倍，亦不得回利为本，及立倍契，若欠户全逃，保人自用代偿。

宋元二代借贷利息，有六分、伍分及三分之差别，其他各代，亦莫不然。不过古人关于此记载，材料无多，唐代之借贷利息，史籍记载，仅有如下数条：

《唐六典》卷六云：

凡京司有别借食本（中书门下集贤书院各借本一千贯，尚书省司、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台、左右春坊、鸿胪寺、秘书省、国子监、四方馆、宏文馆各百贯，皆五分收利，以为食本，诸司亦有之，其数则少）。每季一申省，诸州岁终而申省比部，总司句覆之，凡仓库出内、营造、佣市、丁匹、功程、赃赎、赋敛、勋赏、赐与、军资器仗，和籴、屯收，亦句覆之（凡质举之利，收子不得逾五分。出息、债过其倍，若回利充本，官不理） 。

《西域考古图谱史料》载唐大历“借钱文书”云：

大历十六年三月廿日，杨三娘，为要钱用，遂于药方邑，举钱壹仟文，每月纳贰百文，计六个月本利并纳。

又云：

大历十六年六月廿日，朱十四，为要钱用，遂于药方邑，举月抽钱，壹□文每月纳贰百文，限六个月□□□

《唐会要》卷八八《杂录》云：

开元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诏，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虽厘革，自今已后，天下负举，只宜收四分利，官本五分取利。

按第一项，月利五分等于年利六成。第四项，官本五分取利亦同，惟私本四分收利，等于年利四成八。第二、三项，每月纳贰百文，约计亦等年利六成五。因此可知官本借贷，利息较重（月利五分），私本借贷，利息稍轻（月利四分）。盖第一项之质举，属于比部郎中员外所管。第四项明言，“官本五分取利”，而第二、三项杨三娘、朱十四所借，恐亦属官本；故其借契，为官保存，至今日始发现也。

然据《陆宣公奏议》卷二二《论两税之弊须要厘革》云：“有流通蕃货之类虽寡，而计日取赢。”则借贷之中，尤有计日取利者，资本家剥削之苛，殊为可恨。而无钱举债之小民，破家荡产者，不知几许矣。《新唐书》卷一三二《沈既济传》云：

以息准本，须二千万，得息百万，配户二百，又当复除其家……今关辅大病，皆言百司息钱，毁室破产，积府县，未有以革。

故《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宝历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令”云：

门下……御史台及秘书省等三十三司，公廨及诸色本利践，其主保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已上，摊征保人，纳利五倍已上，及转摊保者，本利并宜放免……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应在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本主及原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

又《唐会要》卷八八《杂录》“宝历元年正月七日敕”云：

应京城内有私债，经十年已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部主及原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

规定官债，主保逃亡，利十倍已止，只摊征保纳五倍，私债则利过本两倍，主保死亡，皆一律放免，亦可谓救时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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