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轻点，我的孩子。巴赞法官不是用那些伎俩胡来的人，但是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们俩面对面已经有一刻钟了，瓦尔坐在这里唯一的一张椅子上，时不时往摊在他面前的那些文件上记些什么。鲍什挨着小床边上坐，手肘撑在膝盖上，两手托着下巴。

刚过下午没多久，天却阴沉得很。有一会儿，连头顶的灯泡都亮了。可不管怎样，鲍什始终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地洞里。外面的世界似乎异常遥远。鲍什想象律师在进到这儿来之前行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擦肩而过，觉得滑稽。

“如果我掌握的信息无误，是他先联系你，要给你提供一个工作？”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是这么认为的。但警长今早对我确认，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费尔南德了。”

鲍什的反应着实让瓦尔忧心，似乎总绕不开这个女人。他不由得皱起眉头，将这个问题放到后面再说。

“现在不要去想这些了。说点别的。你那个时候在工作吗？靠什么生活？你那时候到巴黎多久了？我猜，你爸爸那时已经去世了吧？”

律师差不多每年都去勒格罗迪鲁瓦度假。可这又如何？他对那里根本谈不上有回忆。

“已经去世了，没错。是冬天的事，您是第二年来度假时才知道的。没有人预料到。他跟往常一样开着自己的船出去钓鱼。他回来的时候有点闹脾气。后来，我母亲去叫他吃晚饭，发现他在自己的床上躺着。他什么都没说，就睡过去了，也不让我们去把医生叫来。我当时还在蒙彼利埃。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十一点。那个时候，卢贝医生已经被喊到家里来了。天亮之前，他就走了。”

“他得的是什么病？”

“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医生也一直没有对我们家说实话。他好像已经病了有一段日子了，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偷偷治疗。”

说到底，对鲍什来说，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他从蒙彼利埃回来时起，这一切才开始的。他希望能够让瓦尔理解，毕竟瓦尔知道他生活过的环境。他总去那个地方，每次都穿着休闲短裤或是松垮垮的棉长裤，每天不是钓鱼就是在杰斯廷家小酒馆的露台上待着，喝喝饮料，看看港口，然后每天下午关上百叶窗睡个两三个小时的午觉，再出门去和当地人打打球。

“您也知道我们家是怎么个情况——”

鲍什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一切好不真实。父亲已经去世七年。他来到巴黎后，离感觉不太真实的过去越来越远。

他们一家人住在一幢大房子里，房子是他的外祖父加尔桑自己用双手建造起来的。他做了五十年砖石工匠，那是一个工匠只为自己造的房子，是他所有认知、技法的试验品。粉色的砖面，不同造型的窗户，图案各异的方形瓷砖，和镶嵌在不同位置的精心雕琢的石头，在庭廊里还有一处镶嵌图案，是老加尔桑用这辈子收集来的大理石样品创作出来的，跟那些邮票收藏家用极致的耐性将自己的收藏拼构成的画作一样。

加尔桑用了二十年时间建筑这幢屋子，从他还在蒙彼利埃做事时就开始建了。他只在周末去勒格罗迪鲁瓦。其实他从没有停止建造那幢房子。肯定到现如今都还在忙碌——他还活得好好的。常能看见房子的庭院里或是外墙旁边堆着零零散散的工具、材料，他在这里加个阳台，那里加个外墙楼梯，或者摆弄出个装饰喷泉。

加尔桑有一头浓密的白发，面色红润，他的妻子跟他一样精力旺盛，有一样的头发，一样的面色。他们长久地生活在一起，最终彼此相像。

这两人应该也已经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勒格罗迪鲁瓦的所有人都应该读到了。

“我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当然了，我的孩子，我在你父亲那儿喝到过最好的普罗旺斯鱼汤。”

鲍什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一定要得到律师的反复确定呢？

“他是个诚实的男人，对吧？”

“天呀！你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他不怀疑。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但最近一段时间，一个问题老纠结着他，一个他在那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正视过的问题。

父亲从战场回家时，是四十二岁。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截肢手术，但是那片炮弹碎片还在他的肩膀里，没有取出来，让他受尽折磨。全家住在蒙彼利埃，那个他们之前一直住的地方。父亲回来后只在那里待了短短几个星期，绝口不提回杂货店干老本行的事，就决定到勒格罗迪鲁瓦定居了，搬进那幢还没有完工的房子里。

他的脾气也大不如前。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有那么几天不跟任何人说任何话。之后，那时才九岁的阿尔贝就开始听到关于截肢的诸多讨论了。

一个月后，父亲提着一条空落落的袖子出院了。没有人谈论他该如何工作这个问题。或许他是无法再回杂货店担任战前的工作了。难道少了条胳膊，就没有别的什么工作可以做了吗？

大家闭口不谈。阿尔贝知道家里有一份抚恤金，一位在当地有影响的人物关照他们。这人有时会来见父亲，两人还会关上门讨论什么。于是乎，他见到父亲走在老兵组织列队的前排，威风凛凛，提着一只空落落的袖子。大家任命他为领导者。

家里算不上说富有，但也不缺钱。二三年后，加尔桑老夫妻俩也搬进房子，加入这个家庭。从此，他们在砖墙石瓦之下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恰如每年都看见拥挤在去往圣马蒂拉莫路途上的吉卜赛人。

老加尔桑点上烟斗，反复折腾自家的房子。阿尔贝的父亲每天一睁开眼就趿着拖鞋，冬天就在睡衣外披上一件外套，到港口那儿溜达一圈，还得在杰斯廷家小酒馆里来上一杯白葡萄酒。有时他也会乘着自己的绿色小木船出海去钓鱼，从岸堤望去，只见船锚下海，一个人坐在太阳伞下，一动不动。

也总是他回家做饭。他会带上朋友、渔民和过往赶路的人。夏天，他们就在老加尔桑在院子中央搭的一个炉子上给大家做普罗旺斯鱼汤。

可以说在勒格罗迪鲁瓦一年到头都有阳光。大家几乎都不怎么开灯。阿尔贝大一点后，就去尼姆上中学了，可他也是早上坐班车，晚上回家来，还是和大家在一起，还是大家庭的一分子。那时的尼姆，对他而言显得消极、疏远。

他最终还是得到了毕业文凭，虽然不易。他对将来没有什么想法。或许是因为一个里昂的记者连着两个夏天都来度假，他也半真半假地说道：

“我写的东西也会上报的。”

父亲过世那天，他在蒙彼利埃满大街跑，找寻回家的途径。第二天，他被告知家里没有多余的钱，继而得知是母亲的娘家付了安葬费，连他的孝服都是他们给买的。除了这幢房子，外祖父母也所剩无几。至于说到抚恤金，也是凑凑合合够用，而且眼下他们只能领取一小部分，因为还得为寡母和尚未出嫁的妹妹以后的生活着想。

他本可以在蒙彼利埃或者尼姆得到一个办公室职位。他去世父亲的老东家也向他提供了杂货店内的一个职务。

他倒是轻轻巧巧就决定，要去巴黎碰碰运气。

“在那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未来。”他这么跟律师说。

“我关心的，就是确切知道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底都做了什么，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到时都会一桩桩被翻出来，要讲清楚的。我猜你刚到巴黎的时候，肯定很不容易吧？”

“母亲给了我一点钱。我写了点文章，然后自己去一家家报社，给他们看。我列过一份详细的报社清单。”

“他们都拒绝了你？”

“是的。都让我以后再来。我一天就吃一顿饭。我见过一些以前夏天在勒格罗迪鲁瓦认识的人，但他们——”

“我明白。”

他咬了咬嘴唇。他差点把这段给忘了。他何尝没有找过瓦尔，他还欠着那时林林总总借的钱，从不曾想过还给人家。

“我在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公司工作过一段日子，可几个月后那里就倒了。就是从电话簿里挑出一些合适的住址，给他们寄传单，全法国都有，得有上千份。办公室就在圣马丁门那儿的一幢楼房里，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费尔南德。”

“她也是那里的职员？”

“是。我们两个的任务就是往信封上誊地址。”

“她那时候几岁？”

“跟我差不多大。”

“她是巴黎人？”

“兰斯人。她没办法再跟父母一起生活下去了，就离开了家。”

“你们很快就结婚了吗？”

“没有。”

“你们那时候就在一起了？”

他回答“是”。简明扼要，对大家都好。但这只是所有事实中微小的一部分。如果详述，文字只会让别人对他过往岁月造成误解。巴黎灰暗，不讨他喜欢，来来往往的身影，不知道是在忙些什么，急急忙忙的不知道是要赶赴哪里。他到巴黎后，先在一处旅馆住着，离他工作的地方不远，在一条和大马路平行的小街上，里头有一股强烈的气息，让人想到某些不堪的事，确也充斥着让人浮想联翩的可疑的杂音。

在头几个月里，他最大的担忧不是没有钱吃饭，而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付给在人行道上徘徊的某个姑娘。那份渴求有时强烈到难以忍受，他只能哭泣。一天晚上，他没有钱，把父亲留下的手表给了一个姑娘，她肯定以为那是他偷来的。

他独自一人，本能地、愤恨地体会着这种主观认为的不公带来的痛楚。他长时间驻足在橱窗外，看着里面的陈设样品，鼻子凑近玻璃，双拳使劲攥紧在那件一直让他觉着冷的雨衣口袋里。他在信用所附近，在锦衣街 1 上一处不很体面的店铺里，把能卖的都卖了，其中包括他的丧服。他还总是在等着汇款，他向母亲、外祖母，编不一样的故事，还求她们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只有两个人，他和费尔南德，为奥尔维茨工作。这就是个才到巴黎几年的匈牙利人，他的法语那叫一个难懂。办公室就是一处小公寓，三间方寸大点的房间，低压的天花板，必须整天都把灯开着，因为房间其实是夹在底楼和二楼之间。走廊尽头有个厨房，里面的炉子已经生锈。

费尔南德跟他一样，在报纸上读到了招聘启事，但早于他在那里工作。从上班第一天起，他就看到她和又矮又肥、四十岁已经完全秃了、还散发出油腻味儿的奥尔维茨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这让他恶心，她看上去是个规矩得体的女孩。她不怎么用胭脂，根本不涂口红，穿的是看得过去的普通衣服，好像完全不在意外表。

她偷偷观察这初来乍到者一整天，但他在将近一个星期里都没怎么注意她。他清楚每天上午的哪个点，她会进奥尔维茨的房间，隔门没那么厚实，他轻易就明白了里面是在干什么。或许她是故意提高声音，好让他听到。有时她叫唤出的词叫他听了脸红。事后，她走出那间房，看着他，眼神闪亮，带着挑衅。有时，她会故意紧挨他坐的位子经过，在他身上摩挲好一会儿。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想这些无济于事。瓦尔刚才问他什么了？她从那时起就是他的情人了？没错。后来奥尔维茨消失了，无影无踪，只剩他们两人面对空空如也的办公室——奥尔维茨连电话簿都卷走了。他们决定合租房子，出于经济上的考量。

仅一年后，他们结婚了。

“您明白了吧，瓦尔先生？这不是什么冲动犯罪。我就是要他们明白这点。”

“遭殃的人可是你，我的孩子！”

“我已经说过，我杀塞尔热·尼古拉，是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没错，我跟他相识，等于引狼入室。但那时我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我几乎每星期都有文章刊登在报纸和电影周刊上，反响不错。总有一天，我会得到一个专栏的，虽然那时还没有。他们是这么跟我保证的。我们是没有什么钱，费尔南德和我，但是最糟糕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你得把那些跟你合作过的报纸列张表给我。这很重要。”

“我会写一张给您的。我唯一的失误就是不够谨慎。说来也怪，我都已经在奥尔维茨那儿吃过亏了。我们那晚第一次见面是在富凯饭店，他跟我说我的工作就是读剧本——他每天都能收到差不多十二份剧本——然后给他意见。跟艺术总监差不多，我当时觉得自己干这个绰绰有余。”

“然后呢？”

“那时，他还没有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办公室。他总是约我去酒馆谈事情，我连他的确切地址都没有。公司还没有筹建起来，只是在准备必需的材料。”

“你在签那些文件和合同之前，怎么不来问问我的意见呢？”

“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他没有马上介绍我认识奥兹勒，只是表现出他的后台很硬，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还老说大多数影片其实一文不值，那些制作人不怎么有担当，太过追求商业性，扼杀了电影之类的话。他以前在ufa做事，后来希特勒上台，他就去了维也纳。他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明星，他和他们都关系良好。后来我们由一个室内设计师陪着，一同去看他打算要租的办公室。”

“那时他已经跟你明说，要用你的名字注册吗？”

“差不多就是在那段时期说的，是的。他跟我解释说，他是外国人，他的名字还是不出现在这个行业为好。他说，说到底，这是个互相信任的问题。反正是他出资，我也没什么风险。公司成立前一夜，他带我去了他的裁缝那儿，对我说：

“‘我亲爱的朋友，在巴黎，其实只有两种人：那些有高级裁缝的人和其他人。其实到今天为止，您缺的就是一个好裁缝。您经过我的师傅的打造，自我感觉会完全不同，您会焕然一新。”

“签署合同时，还有谁在场？”

“他的律师在场，也是个外国人，不是律师协会名单上的律师，就住在弗里德兰大街上的一幢大楼里。”

“你是公司的法人喽？”

“是的。”

“那你有股份吗？”

“从理论上来讲，我最开始有。后来我们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在协议上我把股份都让给尼古拉。关于我的薪酬也有两份合同，原合同书上标明的数字相当高，但第二天我们就又签了一份合同，数字变低了，以前的那份合同作废。”

“你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傀儡？”

“我要不是无意间听见尼古拉和奥兹勒的对话，可能还要更久才明白。”

“这个奥兹勒是谁？住在哪里？”

“他住在格兰德酒店。我在公司成立几个星期后才认识他。塞尔热对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朋友，相当富有、有影响力，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投资，在美洲有合伙生意。

“这人几岁？”

“四十多岁。中亚人的样貌。很胖，就像一摊软绵绵的肉，非常注意仪容，就差像女人那样化妆了。他常在土耳其浴室里打发时间。所有他从口袋里拿出来的东西，像烟盒、打火机、小刀、钥匙链什么的，都是黄金的。我见到他时他总是在微笑，佛像一般的笑容，他太有礼貌了。

“我注意到他经常打电话来，而且只要他一到香榭丽舍的办公室，塞尔热和他两人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还说不见任何人。

“我还发现塞尔热从不在第一时间就下决定，总是先搁一搁，到第二天才给出答复。

“‘先搁一搁，亲爱的！’他总是笑着这么说。”

“根据你的所言，奥兹勒才是关键人物？”

“我确信是这样。”

“塞尔热和奥兹勒就不怕你知道这些？”

“奥兹勒担心我知道他们耍花样，但尼古拉回答他，我不管知道了什么都无所谓，没什么需要担心。他说我太单纯无知了。

“就这些？”

“就这些。”

“你让我用这些来为你辩护？”

瓦尔感觉完全无从下手。他看着对面的这个年轻人，带着惊讶也疼惜的复杂表情。

“那么你来告诉我，如果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为什么你杀的是尼古拉，而不是奥兹勒呢？你就是指责他们欺骗你，利用你，让你打头阵，担当一项有问题的业务。如果出了什么事，所有罪责都会被推到你的身上。”

前因后果被概括成这几句话，显得可笑。

“首先，我们得证明公司业务是有问题的。”

“这个不难。”

“怎么说？”

“有一部电影的胶片被烧毁了，获得了相当高的保险金。那是部糟糕的电影。我后来明白过来，尼古拉那时候为什么好像不在乎演员怎么演，也不在意拍得怎么样。他为了和发行商签约，给这个片子做了夸大的宣传，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您知道这行是怎么操作的吧？”

“大概知道。你继续说。”

“这部电影如果上映了，票房肯定惨败，公司只能关门大吉。然而这个烫手山芋却在一场火灾中烧毁了，保险公司的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完结。他们没有证据证明火灾是有预谋的。其中一位调查员似乎对电影行业的内幕很了解，来我办公室找过我十多次，一直笑嘻嘻的，但很坚持有预谋的说法，还跟我提了很多敏感问题。这位调查员也很关心我是怎么做到主管的，还问我以前是做什么的，甚至有意无意提到了我的妻子。”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最后一次来是十天以前。他本来应该还会再来。”

“尼古拉对此是什么说法？”

“说这些调查毫无意义，说这个调查员应该做自己份内的事。”

“就这些？”

“什么这些？”

“除了他和你妻子那档事，你对他只有这些不满？你听着，孩子，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你责怪的人不是奥兹勒，既然连你自己都承认极有可能他才是那个幕后大老板。”

“是尼古拉影响了我的生活。”

“他带你到他的裁缝那儿，给你做衣服，给你钱，请你去最好的餐厅和夜总会。你因为怨恨他这些事，所以趁他独自待在床上、毫无防备时残忍地杀了他？你得知道，我说的话都是有意义的。你先让我把话说完。我了解法庭是怎么回事，我清楚陪审团是怎么想的，什么会让他们有所触动。举个例子来说，你要是在一个小酒馆里，在狂欢乱醉的香槟盛宴上把他打死，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但事实不是这样！你去了他家。他在家里等你，对你非常信任。你也承认他在等你，他还给你留了门。而且你清楚他生病了。”

“他在见我之前还和秘书乱搞。”

“就算你能提出相关证据，我也怀疑这件事能不能对案件产生影响。那是那个男人的权利，是他自己的事。可你有什么权利用他的手枪，把他杀死在他自己的床上？”

“我就算没有杀他，还是要去坐牢。那样我就成了一个骗子，垃圾。”

“这也有待证明啊。你就算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他们会跟你说诈骗自有法律管，你可以举报。你得明白，我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都跟你说明白。目前，根据你跟我说的和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你在回答他们的提问时就像个小孩子。你要是能早一点通知我来，我会阻止你跟他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杀尼古拉就是因为你嫉妒他。”

“不是这样。”

“你不仅是因为费尔南德嫉妒他，还单纯嫉妒他这个人。你自己刚才提到他和秘书之间的事，你说这件事时候的样子，就证明了我说你嫉妒他的事实。那个秘书是你的情人吗？”

“不是。”

“你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

“没有。”

“你也没有想过要发生什么？”

他还是回答“没有”，却低下头去。律师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厚重的表：

“现在这个时候，你妻子应该在巴赞法官那里了。天知道如果她还是跟今天上午一样的精神状态，她会说些什么。我们只能慢慢去了解了，反正法官会用她的证词来和我们对质的。你到底对费尔南德做了些什么，让她这么恨你？她一直都爱着尼古拉？”

“也许吧，用她自己的方式。”

“那你呢，她不爱你吗？”

“她需要我。”

“怎么个需要？想成为鲍什太太？还是为了你的钱？”

“当然不是这些。她总归需要我。您得知道，瓦尔先生，她是个很不幸的女人。”

“我感觉她才是你的不幸。”

“这都不是她的错。我不怪她。”

“说到底，你只怪罪尼古拉一个人？”

律师有好几次气得差点站起来。他不是觉得对方不成熟，或者无思考能力，而是觉得他无法控制住自己，像一个顽固的一根筋的小孩儿。

“我得亲自见见她，跟她谈谈。”

“没有用的。”

“我起码能知道她那副壳子下面都有什么。”

他说这话时估计没察觉字里行间的歧视，公然的讽刺。

“也就是说，你和她共同生活了五年？”

“是的。”

“差不多四年是婚后？”

“对。”

“在这段你们共同度过的岁月里，出现过几个尼古拉这样的人？”

鲍什假装都没在意什么“你们共同度过”。

“我没有数过。”

“你都默认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你为什么不离婚呢？你是天主教徒吗？”

“不是的。我放不下她。”

“那么现在呢？你必须得戒了她，不是吗？”

瓦尔马上就对自己的一时之气感到后悔，这话有点残忍。鲍什看着他，眼里尽是惊吓。瓦尔百分百确信他都没想过这茬。他只看到自己被光秃秃的四壁和门上的铁窗围困，却没有想到要和费尔南德永远隔绝了。

“我放不下她！”他不禁重复这句话。

“别再犯傻了，好吗？成熟点。是时候了。”

但鲍什什么都听不进，只有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在脑中轰鸣。一阵沉寂之后，他低吟道：

“他们或许会叫我们去。”

“谁叫我们去？”

“上头，法官办公室。您说她就在那里。”

“等到我们上去，她应该早已经走了。这次法官肯定会叫你回答那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也问过你了。”

“哪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杀了塞尔热·尼古拉？”

“我都跟您说了。”

“你要是只有这些话，那从现在开始就做好被判死刑的准备吧。听着，孩子，我已经做了三十年律师了。我不是什么大律师，没有办过什么大案子，大家也不常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照片。但是为做了蠢事的小年轻辩护，比如像你这样的，我经验不少。你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不认识那些人的父亲，也不会为他们如此痛心。你还有母亲、外祖父母和妹妹。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感动你，可你总得为自己想想。你今年才几岁？”

“二十七。”

“那好吧！让我们忘了你到目前为止跟法官警察之类说过的所有话，懂了吗？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你所说的，所做的，怎么去理解很重要，他们只会从对你不利的一面去理解，而我的任务就是要让他们从我们希望的角度来理解整桩事件。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你都要想尽办法不能把你妻子扯进这桩事里来。你爱她，可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情况。但她是婊子，或者差不多就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你如果承认你杀人是因为嫉妒，或许会被人看成是傻帽，但我想你不会因为这一点就否决这个理由吧。”

鲍什确定地摇了摇头。

“现在把我怎么样我都无所谓了。”他抿着嘴嘀咕。

“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就作回傻子吧，让我来保你的命。”

“我会说出事实真相的。”

“哪个事实？什么真相？你刚才一直跟我重复的那些？就是你所谓的老实人突然发觉自己是被玩弄了？首先，你得知道，真正老实的人是不会整天把自己老实挂在嘴边的，可你呢，成天就只知道说自己诚实。你知道警长是怎么说你的吗？你发这狂就是因为尼古拉和你老婆有一腿，又把她给甩了，然后待你又不似以前了。”

“这不是真的。”

“那你听好，我的孩子，你现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是真的。否则，整件事情就真的是个天大的笑话了。你得时刻记住一件事：昨天现在这个时候，有个年纪还算轻、活得相当自在快活的男人因为嗓子有点痛，在家卧床休息，读读剧本。就是你，不是吗，去到他家，往人家脑袋上来一枪，把人给击倒了，而且还嫌不够，还要——”

“行了，够了，拜托您！我想您是来为我辩护的。”

律师的怒火突然间平息下来，面带怜惜。

“我正在努力做这件事呀，傻子！你的执拗让我不能妥善处理这一切，这不是我的错。看来我全弄错了。我们两个可能都弄错了，看来是要让医生明天来做个结论。”

“您认为我疯了吗？”

“我现在是这么希望的。恐怕这是能让你免遭死刑的最保险的办法，而且——”

律师听到走廊里守卫的脚步声，便起身，整理零零散散的文件。

“来吧！是叫我们的。”

接着，钥匙在锁眼里旋转的时候，他压低声音说：

“上帝保佑，不要再像这样回答提问了。如果你还想继续这样，不如闭上嘴，管他们推断出什么结论呢。”

鲍什确实闭上了嘴，说得更确切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并不担忧这样回答可能会让对方有何联想。其实他并不是按照瓦尔的建议行事。在将近两个小时的讯问中，他们重新过了一遍他在奥尔良以及巴黎警察总署的问答笔录。他没有一次回过头寻求律师的帮助，连眼神的交流都没有。但他知道律师对他的表现是满意的。一想到瓦尔全盘搞错了，鲍什差点露出微笑。

说得简单点，鲍什放弃这里了。反正对关于自己的部分是如此。他不再对事态的进展有任何关心。他觉得自己不再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有了其他消遣，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比如他在猜书记官的笔是什么牌子。他还跟孩子似的焦灼盼了很久，好长一段白色烟灰才总算从法官抽的雪茄上掉下来。

室内热烘烘的。灯光似乎在炙烤着他们。他的手从手铐里解放出来，他正柔缓细腻地揉抚着自己受累了的手腕。瓦尔给他递过一包薄荷味的糖果，他含在口里，慢慢回味，感觉仿佛在电影院里。

没有必要再和他们争论了。而且，他们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刚才律师那么真情实感地跟他讲了那一通，他自己也有了同样的念想。说实话，他早就开始有所犹疑，甚至从昨天晚上就想到了。不是在杀了人之后马上就有了这个念头。他刚开车那会儿，还在一种剧烈的亢奋之中。他倒是没有想过维护名誉，因为他杀了人之后，觉得名誉已经无关紧要。然而，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怀疑能否做到。

所有模糊、错结的犹疑成形于安格拉内的小屋里。然后在奥尔良继续发酵。或许是因为那个胸脯丰腴的女孩，他对自己不再那么确定。

一切得重新来过，他这么决定，默默暗许，诚如我们平时说翻开新的一页，从新开始一样。他会在那间单人拘留室里独自梳理反省。这将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会面面俱到，把所有细节都扯出来，继而接近并发现人人都向他索取、好像他理所应当明晰的所谓真相。

壁炉上有个黑色大理石纹时钟。他起先认为就是个摆设，因为这类钟基本上都不走（在勒格罗迪鲁瓦家里的餐厅里，也有这么个玩意。有时候，不知道谁觉得好玩，会去装上发条，却发现钟走了十分钟后就停了）。过了一小会儿，他发现指针已经前进了一刻钟了。

五点半时，他觉得血液汹涌进脑袋。他坐立不安，好像等不及那个时刻，就是前一天他杀了尼古拉的那一刻。他清晰记得杀人前的每一分每一秒，离开办公室前跟安妮特说的每个字。关于安妮特，他没有说实话，假装自己从来都没有幻想过她。正因为此，他那时才会不禁低下头。他也渴望安妮特，尤其是知道尼古拉把她弄到手之后。昨天，他知道安妮特不止是去送剧本。

有一次，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他让安妮特听写一些信件。其实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那天巴黎热得跟在勒格罗迪鲁瓦差不多。安妮特从塞尔热的办公室里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她平静地脱了身，冷漠地微笑着：

“别让我觉得您是这样的人，鲍什先生！”

他不明白安妮特的态度。她并不是尼古拉真正的情人，而且她已经跟在比他们低两层楼的电台里工作的一个年轻人订了婚，后者每天晚上都在门口等她下班。她接受尼古拉，随时都行，在办公室的角落，在椅子的扶手上。但秘书光是想到要跟他这样就笑了。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从来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是的，先生。”

律师给他暗示了，但他全然不理。

“所以在此时此刻，您还处于跟当时一样的精神状态？”

大概因为鲍什的视线始终盯着那个时钟，法官也撇过头去，看到此时是五点三刻，也想到了昨晚的事件。

“我想是的，法官先生。”

“也就是说，假使昨天什么都没发生，您今天也是这个时候离开办公室，要到达吕街去，也有一模一样的时机摆在您面前，您还是会有一样的反应喽？”

“我不知道。”

“是什么让您又不确定了？”

确定？这个抑扬顿挫的词让他顿了顿，寻思要说什么。

“我还是不知道。”

“或许是您夫人的反应，对您产生了影响？”

“不是，先生。”

法官和律师互换了一个眼色，瓦尔觉得又有了转机。

“她的态度对您没有影响吗？”

“我预料到她会有什么反应。”

但他没有料到那几个耳光。不过他也从没有想象费尔南德会伏上他的肩膀，投入他的怀抱。再过些日子会的。然后她又会再恨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日子一直都是这样。命中注定。他们自己根本无需探究为何会如此。

“昨天这个时候，您在哪里？”

时钟指着五点五十分多一点。

“如果这个钟的时间对，我正在达吕街，上楼。”

“您是不想再像以前一样，做个自由人了？”

他要思索一下。大家在等他的回答。瓦尔就像学校的老师在上级视察员下访时担心自己学生的表现那样，咳嗽了几下。鲍什完全意会，但置若罔闻。

“我宁可就这样都过去了。”他如是说。

他听到一声舒气。接着律师站起身来，到法官身边，俯在他的耳畔低声言语。后者边听边注视鲍什，最后点点头，好像在说：

“或许您说得有点道理。”

法官随即填写一份表格，交给书记官。

“明天一早交给拘留所的特别诊疗处，”他边说边走向摆放着他衣服的壁橱，“让他在笔录下面签字。”

鲍什没抬头看，但觉得一扇门关上了，心满意足。他立即开始体会现下难得的只属他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