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字之本誼
欲明中國史學之起源，須先明史字之本誼。《説文解字》云：“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並作 。案記事者，即後世之書記官，此爲本誼；歷史官之史，乃引申誼。蓋又，爲古右字，篆文作 ，象右手形。中，爲册字。右手持册，正爲書記官之職。蓋古文册作 ，篆文作 ， 作 ，後世誤認爲中正之中，其實中正爲無形之物德，非可手持，許君之説非是。中爲簡册，戴侗《六書故》、吴大澂《説文古籀補》，已有此説，然其説尚非密。江永《周禮疑義舉要》，吾師章太炎先生《文始》，引證更確實。江氏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官，皆取此義。”章先生云：“ 从卜中，中字作 ，乃純象 形。古文 作 ，則中可作 ， 二編，此三編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爲後出之字。中本册之類，故《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即登中，謂獻民數政要之籍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謂握圖籍也。《春秋國語》曰：‘余右執殤宫，左執鬼中。’韋解以中爲録籍。漢官亦有治中，猶主簿耳。史字从中，謂簿記書也；自大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觀上列諸證，則以右手持册之記事者，即記事之書記官更明矣（海寧王國維作《釋史》一篇，取日本飯島忠夫説，以中爲《周官》大史職所云“飾中舍筭”之中，爲盛筭之器。案此爲周制，初制字時，未有此器，故不從其説。史之本職僅爲記事，曆數屬史，皆爲後起，此從其朔）。
二 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
《説文》序云：“黄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尋許君此説，出於《世本》。《世本》今亡，《廣韻》九魚“沮”下引《世本》云：“沮誦、倉頡作書，並黄帝時史官。”倉頡作書，古書有傳述者多，可無疑義，如《荀子·解蔽篇》云：“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篇》云：“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私當作厶，私爲假字）。”《吕氏春秋·君守篇》云“倉頡造書”，惟稱倉頡爲黄帝史官，異説紛歧，足滋疑難。兹博採衆説，折中一是，亦研究史學發生之一要義也。
倉頡時代，説者不同。《尚書序》孔穎達《正義》曰：“《世本》云：‘倉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玄皆云，“倉頡，黄帝之史官也”。（一） 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二） 徐整云，“在神農、黄帝之間”。（三） 譙周云，“在炎帝之世”。（四） 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五） 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六） 張揖云，“倉頡爲帝王，生於禪通之紀”。（七） 張揖之説，出於《廣雅》。《廣雅》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六十七萬歲。分爲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五龍二，攝提三，合頟四，連通五，序命六，循飛七，因提八，禪通九，流訖十。”據《廣雅》所説，則倉頡之生，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年餘。其説怪誕，出於緯書，不足措信。崔瑗等説，但云古之王而不言時代，亦不足辨。衛氏言在庖犧、蒼帝之世，則在庖犧後。慎到著《慎子》，云在庖犧前。他若徐整、譙周之説，與司馬遷等説，不相舛牾，蓋一則言其生在黄帝以前，一則言其官在黄帝之世也。
綜上七説，惟慎到、司馬遷等説，有辨論之價值。司馬遷等説與許慎説同出於《世本》。《世本》與《慎子》皆出於戰國時，其説均古。二説孰是，則又須考定造字之年代以斷定之矣。
《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説文》序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氏結繩爲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許君斷定庖犧至神農時，皆爲結繩而治，庖犧作八卦，垂憲象，始刻畫卦文，爲造字之先導；至黄帝時，乃造書契，盡刻畫之能事，次序井然，合乎進化之理。司馬遷作《史記》，本紀起於黄帝，而其《貨殖傳》又云：“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蓋亦以有文字而後有史，故起黄帝；神農以前爲結繩之世，故謂不可知。尋司馬遷、許慎之説，皆本於《莊子》。《莊子·胠篋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案黄帝亦稱軒轅氏，此軒轅氏在黄帝前）、赫胥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結繩爲記事之發端，亦爲史之權輿，惜其法式今已不傳。然觀外國記載，謂中國以外諸民族亦往往行之。往昔西藏及貴州之苗族，亦有結繩之事，而琉球近時，尚存其制，海南土人，猶有用之者。當西班牙之侵入秘魯也，其國有通行之克潑斯quippus者，爲一種最發達之結繩法。德國人對於結繩一事，考察詳明，著有專書，結繩法式，皆有圖説。吾國古法，亦可由此推測。此法行於簡單社會，固可濟用，至於庶業繁盛，則飾僞萌生，非有文字，固不足以濟其窮。神農以前，既爲結繩之世，則始造文字，必在黄帝時無疑。苟在黄帝之時，則倉頡爲帝王之説，不攻自破。（倉頡爲帝王，蓋由史皇而附會。《淮南子·本經訓》云：“倉頡作書。”《修務訓》云：“史皇産而能書。”高誘注云：“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慎到謂“倉頡在庖犧前”，僞《古文尚書》序謂“伏犧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其説皆非。《尚書正義》所引七説，惟第一説爲足存矣。
三 再論書記官之史
上言文字起於黄帝，則黄帝以前，既爲結繩之世，文字未生，倉頡何由得爲黄帝史官？曰：結繩以記事，則結繩之記事者，亦得追稱爲史官。惟此史官，爲書記官，非歷史官。必須嚴爲分别，不可混淆。或謂《説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其後云者，似指倉頡之後。史字从又从中，爲相益之字，倉頡時似未有史字，何得稱爲史官？曰：伏犧既能畫卦，即能重卦（王弼説），倉頡既能造文，即能重文。韓非子云：“倉頡造字，背厶爲公。”公从八（八有背誼）从厶（私之本字），安見倉頡時無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後世亦得追稱。
書記官稱史，不盡上古如此。《周官·太宰》：“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掌書者。”其他各職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曉書者。”《宰夫》“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氐皆爲掌管册籍起文書草之人，無爲歷史官者，惟五史如後世之秘書及秘書長，爲高等之書記（説詳後）；府史之史，則爲下級書記耳。《説文》序云，漢興，《尉律》：“學僮十七以上，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郡移大史並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今雖有《尉律》，不課。”《漢書·百官公卿表》縣令長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長史。《續漢書·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國縣道，各有掾史（分掾屬與令史。令史各典曹文書。郡國縣道，又有書佐）；三公亦有長史，又有記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書記官，即《尉律》所課者；長史，即後世之秘書長；記室令史，則秘書也。
歷史之作，必起於圖書薈萃之地。古者圖書薈萃之區，必首推太史，《吕氏春秋·先識篇》云：“夏太史終古，載其圖法奔商，商内史（案：疑太史之誤）向摯，載其圖法奔周，晉太史屠黍，亦以其圖法歸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左》昭二年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司馬遷自叙：“漢興，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故歷史之記載，必萌芽於太史。然其初之所作，僅記述一時一代之政典禮儀，與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尚書》、《儀禮》、《周官》、譜牒等皆是。凡此記載，正名定分，僅足稱爲史料，未足僭名歷史；蓋因果之關係，時間之觀念，爲歷史最粗淺之條件，且尚未明也。
歷史之法，必爲治曆明時者所創。《周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續漢書·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西周以前，未有編年之史，至西周之末，始有《春秋》（説詳後）。《春秋》之作必起於太史，觀魯之《春秋》藏在太史，即可知之。蓋惟太史能以時間之觀念，發明事實之因果，於是乎有編年之史，足以副歷史之名。至孔子修《春秋》，魯太史左丘明即爲《春秋傳》；厥後司馬遷爲漢太史，亦成《史記》。惟歷史之作，尚爲爲太史者私人所發明，未必爲太史之專職。觀夫漢之太史，至後漢時尚專掌星曆，奏時節禁忌，記瑞應灾異而已（《史通·史官篇》云，司馬遷既殁，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别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而著作歷史者，反在蘭臺、東觀。班固爲蘭臺令史撰《漢書》；李尤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撰《漢記》。夫蘭臺、東觀，爲圖籍秘書之所；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蓋後漢之時，尚無歷史官專職也。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晉元康初，改隸秘書，專掌史任。梁、陳二代，又置撰史學士。歷史官之有專職，蓋始乎此。由此觀之，西周以前，無成家之歷史，魏晉以前，無歷史之專官，可斷言也（《史通·史官篇》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備於周室。”此誤書記官爲歷史官矣）。《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案：道家伊尹、太公、管仲皆非史官，惟老子爲柱下史，或云爲守藏室史。柱下爲藏書之地，老子實猶今圖書館長，或圖書館書記耳，未嘗作歷史官也。後世誤以道家者流出於歷史官，於是學術源流因而滑亂。此余所以斤斤致辨於書記官與歷史官之分别也。
四 未有文字以前之紀載
或謂倉頡造字，在庖犧前，慎到之説，未可厚非。蓋《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三皇中有庖犧，庖犧既有書，則造字者必在庖犧前可知。況庖犧有《駕辨》之曲（《楚辭·大招篇》及王逸注），有《網罟》之歌（《隋書·音樂志》，又見夏侯玄《辨樂論》），而十言之教，至今尚存（《左》定四年傳正義引《易》）。他若《葛天》之歌八闋（《吕氏春秋·古樂篇》引），《神農》之書，數十篇（《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兵陰陽家，有《神農兵法》一篇；五行家，有《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雜占家，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經方家有《神農黄帝食禁》七卷；神僊家，有《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本草》一經，雖不見於《藝文》，而《漢書·平帝紀》、《樓護傳》，亦嘗稱道）。事證如此，何以言黄帝以前無文字乎？
曰，黄帝以前書籍，或出追記，或出僞託，賈公彦《周官·外史疏》引《孝經緯》云“三皇無書”，申之云“此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録三皇時事”，此所謂追記也。漢魏以後追記邃古之事，其書彌多（如徐整《三五曆》言盤古之事，項峻《始學篇》言天皇、地皇、人皇等事，皆漢以前書所未道），皆屬此類。《漢書·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原注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事，託之神農。”《藝文志》所載黄帝時書，且多依託，何論邃古？《淮南子》云：“世俗尊古而賤今，特託黄、農以爲重。”此皆所謂僞託也。黄帝以前之書，皆可以此二例觀之（嚴格言之，堯舜以前之書，皆可以此二例觀之。蓋初造書契，施於實用，未必即有著作記載等事，足資流傳也）。
或又謂《管子·封禪篇》云：“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所謂十二家者，無懷、虙羲、神農、炎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而許慎《説文》云：“黄帝之史倉頡始造書契，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由此觀之，七十二代之中，已有無懷、虙羲（即庖犧，虙或作宓作伏，皆聲轉）。許君云：“七十二代之字體，靡有同焉。”則慎到謂倉頡造字在庖犧前，更信而有徵矣。《左》昭十二年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章太炎先生謂：“封於泰山者，無懷、虙羲、神農謂之三墳，炎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謂之九丘。蓋刻石記功，託體泰岳，故名墳丘也。五典爲五帝之典；八索爲三皇五帝之書。典書體例，蓋不相同，然同爲簡編，故名典索也。”然則刻石有三墳之文，簡編有三皇之書，貞信可稽，何云黄帝以前之書皆出追記僞託乎？曰：《管子·封禪篇》其書早亡，今本《管子》有《封禪篇》，乃唐房玄齡注《管子》時，採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者。觀篇中所云，蓋秦始、漢武時假託管仲之言以諫行封禪者所爲，未必出於管子。即使出於管子，《管子》一書，亦係後人僞託。即非僞託，《封禪篇》言，“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云云。則前説之七十二家、十二家，後説之五物、十五物，皆係假設之辭以欺抵桓公者，《封禪篇》之不足信一矣（《梁書·許懋傳》懋建議駁行封禪，以封禪爲緯書之曲説，與此篇相發明，可參考焉）。《封禪篇》言“封禪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十有二”。此蓋假設之辭，或係傳聞之語，未嘗見七十二代之字跡詳其異同也。許君《説文》序所言，全與管子不相合（管子僅言自己所記，未嘗言及刻石字體，管子所云七十二家，上起無懷，許君所云七十二代，上起黄帝，此或許君一時誤記，或别有所據），不得並爲一談，二矣。《尚書》孔序《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史記·封禪書》正義引《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餘人（今本《韓詩外傳》已逸此文）。”此蓋傳聞之語，韓嬰爲《外傳》則繫之孔子；司馬遷作《封禪書》，則繫之管仲。此皆古有其語，後人追記。而傳聞異辭，真相盡失，三矣。三説既明，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解，如《尚書·僞孔傳序》，及賈逵（見《左》昭十二年傳正義）、鄭玄（見《周官·外史》注），下至章先生之所主張，其是非皆不足辨矣。《周官·都宗人》注云：“九皇六十四民。”疏云：“按《史記》伏犧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小宗伯》疏又引《史記》云：“九皇氏没，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没，三皇興。”《通鑑外紀》引《史記》作“六十四氏”。案：司馬遷《史記》起黄帝，此所引《史記》不知何據？司馬遷謂：“神農以前，吾不知已。”此等洪荒傳説，不必信據。或者不察，竟謂六十四氏合之三皇五帝，正合管子七十二家之數，管子自言夷吾所記十有二，或者之言，竟可以補管子之遺忘乎？如此附會，世界史事，正不難牽連飾説矣。
五 再論追記僞託之史
《尚書緯》云：“孔子得黄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侯》（《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所引）。”準此，則孔子所見帝魁以來之書，尚有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孔子删書之説所由來也。自來言孔子删《詩》、《書》者，其説皆不足信（删《詩》之説，出司馬遷《史記》，駁語見下）。《大戴記》宰予問五帝德，孔子曰：“黄帝尚矣，先生難言。”故孔子輯書，肇自堯、舜，黄帝、顓頊、帝嚳之書，孔子時已不得見，非删之也（孔子不見黄帝、顓頊、帝嚳之書，而《五帝德篇》述其德；猶孟子不見周初典籍，而述周班爵禄之制，蓋皆得諸傳聞耳）。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列子·楊朱篇》）蓋言無書足徵也。孔子輯書百篇，而《尚書緯》言《尚書》百二篇。尋《尚書》百二篇，係漢張霸所僞造（見《漢書·儒林傳》）。此《尚書緯》蓋出於漢代，可斷言也。
緯候圖讖之書，多託之孔子。其中叙述古事，神奇怪誕，頗動聽聞，詁經述史之士，或多采擷，以亂其真，故其源流不可不辨也。《隋書·經籍志》云：“説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併前合爲八十一篇。”《文心雕龍·正緯篇》云，“八十一篇，皆託之孔子，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案：漢張衡上疏云，“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荀悦《申鑒》謂“起於中興之前”）。徐養源著《緯候不起於哀平辨》則謂：“緯書當起於西京之季，而圖讖則自古有之。《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録圖書’。蓋圖讖之名，實昉於此。要之圖讖乃術士之言，與經義初不相涉；至後人造作緯書，則因圖讖而牽合於經義。”劉、徐二説，後説較是。蓋圖讖緯候，其體迥殊；約而言之，惟讖、緯二類而已。讖自别行，如《孔老讖》、《老子河洛讖》、《尹公讖》、《劉向讖》、《雜讖》（見《隋書·經籍志》）等皆是。信者較寡。緯者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論語》、《孝經》而外，無復别出；《河圖》、《洛書》等緯，皆屬於《易》。《漢書·李尋傳》已有五經六緯之文，説者又以莊子所説十二經以當六經六緯（《莊子·天道篇》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繙十二經以説老聃。”案：此所云十二經，殆指春秋十二公之經耳），故儒者多信之。自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中，又重其制；隋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自是讖多亡。而緯則以儒者傳述，不能盡滅。《隋書·經籍志》成於唐，所載僅有緯書，而讖則僅云梁有而已。今世所傳《古微書》及七緯諸書，皆緯書之僅存者。蓋自後漢以來，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襃撰讖以定禮；魏晉儒者，又據以撰史。於是司馬貞之補《三皇本紀》，馬驌之撰《繹史》，皆紛紛據緯以相傳述；延及海外，則又據《春秋緯》十紀之説（見上），以附會巴比倫歷史，謂爲漢種西來之證，謬種流傳，蓋非一日。夫此僞託之書，神話之籍，其不足以當信史，稍有識者當能辨之矣。
六 論歷史之萌芽上
上數章論書記官之史與歷史官之史性質不同，與夫一事之記述，一時之典章，皆爲史材，而非歷史；且辨明未有文字以前及既有文字以後一切追記僞託之作，以清史學之源，言之頗極詳盡。惟言成家之史起《春秋》，歷史之官起於魏晉，此蓋猶有疑義。《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鄭玄云：“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魯《春秋》、晉《乘》、楚《檮杌》、周《志》、鄭《書》，既已可稱爲歷史，則小史、外史，得非爲歷史官乎？曰《周官》五史，皆爲後世秘書長之屬，非爲歷史官，前既言之矣。二鄭之注《周官》，皆以春秋戰國時之史乘解釋西周初年之制度，所謂以後證前，不足爲訓。且所謂掌者，職司收藏，非著作之謂。尋《周官》原文：“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所謂邦國之志，即志所奠之繫世，所辨之昭穆，即邦國之譜牒類也。若依先鄭所注，指爲周《志》、鄭《書》之屬，則與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注稱爲魯《春秋》、晉《乘》、楚《檮杌》有何區别？又：“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所謂志與書，皆記也，即記所書之號令。《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三皇五帝之書，如伏羲之教（見《左》定四年傳正義），神農之教（見《漢書·食貨志》），神農之禁（見《群書治要·六韜·虎韜篇》），黄帝、顓頊、帝嚳、堯、舜之政語（見賈誼《新書·修政語》），庶幾近之。四方之志，即班於四方之政令。若方志之書，在《周官》爲誦訓（掌道方志）、訓方（誦四方之傳道）所掌，《漢書·藝文志》入於小説家者是也。後鄭所釋皆非。總之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譜牒、政令之屬，可稱史材，未成歷史，斷非魯《春秋》等所可比擬也。
德國歷史家郎泊雷希脱lamprecht著《近代歷史學》，以爲“歷史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皆由個人之記憶，而對於祖先尤爲關切。兩元者何？即所謂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取自然主義形式者，最初爲譜系；取理想主義形式者，最初爲英雄詩”。推究吾國歷史之發端，亦不外此例。然則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之譜牒，及春秋以前頌美祖先之詩，皆吾國歷史之萌芽也。
《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余讀牒，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又曰：“譜牒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由此觀之，譜牒文體，略而不詳。司馬遷之所見，今雖不傳，然桓譚、劉杳均云：“《史記·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放《周譜》。”《大戴記》所載之帝繫，《漢書·藝文志》所稱之《世本》，皆譜牒之遺式也。司馬遷云：“曆人取其年月，譜牒獨記世謚。”（見《十二諸侯年表》序）然則譜牒所重，在記世系名謚，《三代世表》，即其例也；年月異同之争，獨在於曆人，觀《漢書·律曆志》可知。《漢書·藝文志》有《黄帝五家曆》三十三卷，《顓頊曆》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曆》十四卷，《夏殷周魯曆》十四卷，此所謂曆也；《漢元殷周牒曆》十七卷，此所謂牒也；《帝王諸侯世譜》二卷、《古來帝王年譜》五卷，此所謂譜也。此等書籍，未必即爲司馬遷所讀之曆譜牒，然其性質，亦不外是。蓋古人記載，所重世謚，而因果之關係未明，時間之觀念亦淺，記載年月之法，獨疏略而不詳，故春秋以前，年代不明。雖曆人亦多争執異同，此譜系之所以不能稱爲歷史也。
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明《詩》所以載王者之跡也。春秋以前，英武之事，大氐皆播之歌詩。虞夏之詩，尚矣，不可得而見。《詩》之《雅》《頌》，獨載商、周。如《商頌》之《長發》（有伐韋、伐顧、伐昆夷、伐桀之事），《殷武》（有伐荆楚，即《易》所謂高宗伐鬼方）。《大雅》之《生民》（述后稷家有邰）、《公劉》（述自邰遷邠事）、《緜》（述自邠遷岐事，且載昆夷駾喙、虞芮質成事）、《皇矣》（述太皇王季事，中有伐密、伐崇及侵阮徂共事）、《大明》（述大任、大姒事，且載尚父助武王伐紂牧野事）、《文王有聲》（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事）。《小雅》之《釆薇》、《出車》、《枤杜》（述文王北伐玁狁，《采薇》以遣將帥，《出車》以勞還，《枤杜》以勤歸）、《六月》（宣王北伐。述吉甫伐玁狁）、《釆芑》（宣王南征。述方叔伐蠻荆）。《大雅》之《崧高》（述申伯式南邦）、《烝民》（述仲山甫式百辟）、《韓弈》（述韓侯伯北國）、《江漢》（述召虎平淮夷）、《常武》（述南仲整六師，惠南國。程伯休父陳師旅，省徐土）。此皆歐人所謂英雄詩，本於個人記憶，而於祖先尤爲關切者也。
七 歷史之萌芽下
郎泊雷希脱又云：“譜系進而爲年代記（吾國稱爲編年史）；英雄詩進而爲紀傳。”此兩元之進化。其説固是；然以吾國史跡觀之，則四者發生之次叙，詩最先，紀傳次之，譜系又次之，年代紀最後。兹分述之（吾國譜系，雖至周代始發達；然周以前粗疎脱略之譜系式記載，亦必有之，故與兩元進化説仍不相戾）。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有言志之詩，而後有永言之歌（歌者，歌其詩也，此爲徒歌）；有永言之歌，而後有依永之聲；有依永之聲，而後有和聲之律；有和聲之律，而後有樂器之作，以與徒歌相和。自伏羲作瑟，女媧作笙簧，已有樂歌，所歌者即謂之詩。其詩如後世之歌謡，播於口耳，不著篇章，故易湮滅失傳。然則詩歌先文字而有，鄭玄謂“詩之興焉，諒不於上皇之世”（見《詩譜》序），其説非矣。詩雖起於皇古，然商周以前，其詩已不傳，而司馬遷謂“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見《孔子世家》）此孔子删《詩》之説所由本也。然觀《左氏春秋傳》魯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所歌之詩，不越十五《國風》、二《雅》、三《頌》，孔子之生，在襄公二十二年，當季札觀樂，纔七八歲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明周樂在魯，只有此數，非爲孔子所删定。所謂得所者，蓋編定其篇第，傳述其事義云耳。其時六代之樂，及夏之《九歌》、《九辨》，蓋已亡佚，即商之名頌十二，猶亡其七，他可知也。然則揚武功、述祖德，若《雅》、《頌》之詩，必起自古初（《吕氏春秋·古樂篇》，所引古歌之名，雖係傳述，亦足爲徵）。特至孔子時，已湮滅不傳耳。
紀傳之名，始於《禹本紀》（見《史記·大宛列傳》），及《伯夷叔齊傳》（見《史記·伯夷列傳》，或謂《世本》有《魏文侯斯傳》亦在《史記》前。《尚書傳》、《春秋傳》不在此例）。推而上之，《堯典》、《臯陶謨》，雖無紀傳之名，已有紀傳之實。《堯典》一篇，首尾百五十載（堯在位七十載。舜徵用三十載，在位五十載），與紀載一時之事迥殊，實爲本紀之權輿，若以司馬遷之本紀相較，則《堯典》所缺，惟年月之不明耳。此史學上時間之觀念尚未明也。《臯陶謨》但以“粤若稽古臯陶”發端，中間雜載臯陶、禹在帝舜前相陳之昌言，而又叙述帝舜與禹、臯陶、夔之語，而殿以帝與臯陶相和之歌，蓋重在臯陶，故曰《臯陶謨》，純爲叙紀之體，與《尚書》中誥、誓、命之文迥别，實爲列傳之權輿，與《史記》屈原、賈誼、司馬相如等列傳不載事功惟載言語文章者相契，所不同者，惟不書臯陶爲何地人耳，此史學上空間之觀念尚未明也。司馬遷之紀傳，在年代記發生之後，史學已達進步之時，《堯典》、《臯陶謨》乃繼英雄詩而起，史學尚屬幼稚，故僅述局部，不能覩其全體，與詩之叙述相似，試觀《堯典》自“欽明文思安安”，至“黎民於變時雍”，以四十八字，概括堯之生平，似商周之雅頌，似後世之銘贊，《臯陶謨》篇末，竟以歌詩作結，蓋未脱英雄詩之習也。《堯典》、《臯陶謨》等書，今文家謂爲孔子所作。此蓋臆説之辭，不足措信。《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已引《虞書》“慎徽五典”等文（今見《堯典》），《左》僖二十七年傳，晉趙衰稱郤縠説禮、樂而敦《詩》、《書》；又引《夏書》“賦納以言”等文（今見《臯陶謨》，他若《左》文七年傳郤缺引《夏書》，《左》莊八年傳莊公引《夏書》，《左》昭十四年傳叔向引《夏書》，《周語》内史過引《夏書》，《周語》單穆公引《夏書》，諸如此類，或見今《書》，或爲逸文，不勝枚舉）。則孔子以前，已有人引《虞》、《夏書》矣。《左》哀十八年傳孔子兩引《夏書》，則孔子亦引《夏書》矣。謂爲孔子作，夫豈其然？然如段玉裁説，以《堯典》爲夏史所作，據《堯典》“舜陟方乃死”爲證；孫星衍説以《臯陶謨》爲虞史伯夷所述，據司馬遷説《臯陶謨》，及《大戴記·誥志篇》虞史伯夷釋“幽明”爲證；則又不明虞夏之時，無歷史官，且虞夏史去堯、臯陶尚近，何以篇首皆云“粤若稽古”？以意揆之，則《典》《謨》之作，殆出於夏商之際或西周以前乎（英雄詩進而爲紀傳，《堯典》、《臯陶謨》前英雄詩必已發達無疑。然紀傳既興而英雄詩仍未絶，如漢以後郊廟歌詩是也，此猶年代記既興而譜系仍未絶，如漢以後所出譜牒是也）？
譜系起於何代，不可得而考，跡其初起，不過如小史所掌奠繫世、辨昭穆而已：年代事蹟，必不詳也。司馬遷謂“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又謂“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則譜系殆興於周乎？唐虞傳賢，夏初傳子，其譜時系有無，蓋不可考。有殷一代，兄終弟及者多，至於周代，主於立嫡，始嚴大宗小宗之辨，故奠世系、辨昭穆，其要事也。此證一也。《史記·三代世表》，出於《世本》，法效《周譜》，然云從黄帝至夏桀二十世，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黄帝至殷湯十七世，從黄帝至紂四十六世，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黄帝至周武王十九世。尋《世表》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世表》從夏禹至桀十七王，中有傳弟者四，至桀實十二世（依《世表》例，末王不數，下放此），則黄帝至桀實十六世。若依《漢志》，須加三世，則十九世也，一疑矣。《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殷本紀》則云，“小甲，太庚子”。索隱引《世本》同。《世表》，從黄帝至殷湯十七世，從湯至紂二十九王，中有傳弟者十四，至紂實十五世，則黄帝至紂實三十二世；若依《世本》及《殷本紀》，須加一世，則三十三世也，二疑矣。據《世表》黄帝至湯十七世，黄帝至紂三十二世，而黄帝至周武王僅十九世；武王與紂並世，何殷周世系相差如是其遠乎？三疑矣。由此觀之，周以前譜系，皆由周人追録，知則録之，不知則闕；自周以下，不特王室世系，井然不紊，即諸侯之譜，亦詳載而靡遺，此二證也。周代掌譜系之官，在王室則有小史，在諸侯則如楚之三閭大夫；周以前未聞有此官制。此三證也。《史通·表曆篇》云，“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蓋亦同於斯意也。（梁玉繩《史記志疑》據《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曆序》云，“黄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以疑《史記·三代世表》。）緯書之不足信，已如上論，然漢王符《潛夫論·五德志》謂“嚳爲伏羲後，堯爲神農後，舜爲黄帝後，禹爲少昊後，湯爲顓頊後，皆不同祖”。而蜀秦宓亦辨五帝非一族，亦足見周以前譜系皆係追述，不足信據。
春秋以前，無編年之史。觀乎《尚書》之文，年月闊略，稱王稱公，非序莫辨，《甘誓》一篇，禹、啟、太康，説者非一，莫能證明，《太誓》上繫紀元於文王，《金縢》直書“克商二年”，隨文汎説，不以一王踐祚爲統，此年不繫於時王也。《康誥》首書“惟三月哉生魄”，《召詰》首書“惟二月既望”，知有月日而不知事在何年，此月不繫於年也。《召誥》“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戊辰，王在新邑”，知有日時，而不知事在何日，此日不繫於月也。史法草苴，明成周故無《春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之術也（周初不特繫年於事，即記日亦繫於事。如《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甲，太保朝至於洛卜宅”，以下“越三日”、“越五日”、“若翼日”、“越三日”、“越翼日”、“越七日”等句，皆不以日繫月而繫於事。《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四月不載月朔之日子，則甲子乙丑，亦不知在四月何日，則亦以日繫事而已）。或謂春秋以前，既無編年之史，何以司馬遷謂“余讀牒，記黄帝以來，皆有年數”乎？曰，黄帝至周世數，且傳聞互異，遑論年數，《漢書·律曆志》云，“太史令張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黄帝調曆》，言黄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桮育治《終始》，言黄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李軌注《法言》云，“世有黄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見《重黎篇》）司馬遷所以謂“稽其曆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也。《史記》自共和以前立世表，共和以後始立年表，蓋亦以共和之後乃始有編年之史也。或謂晉代汲縣發魏襄王冢，得《紀年》，託始黄帝，至春秋以前，皆有年數可稽。此書前人定爲戰國時魏人所記，而《漢書·律曆志》載劉歆《三統曆》，唐虞夏商，皆有總年，自周初至共和乃用魯曆，時周歷已亡，則共和以前自有年代可稽，何以謂編年史始於《春秋》乎？曰，《竹書紀年》蓋晉束晳等所僞造，本不足信；今本《竹書紀年》，又係宋以後人所僞造，僞中之僞，更不足信。劉歆《三統曆》由於推測，與張壽王、單安國等，蓋無以異，亦不能據爲塙證。《紀年》云，“夏總年四百七十一年”，《三統曆》則云“四百三十二歲”。《紀年》云，“商總年四百九十六年”，《三統曆》則云“六百二十九歲”。《紀年》云“自武王滅殷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此足證今本《竹書紀年》，非晉代原本明甚），《三統曆》則云“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二家之説相歧既如彼。劉歆據《魯曆》春秋以前至伯禽初封三百八十六年，而《史記·魯世家》自伯禽初封至惠公末，得三百二十一年（《史記·封禪書》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三統曆》“成王元年，命伯禽侯於魯”。《魯世家》“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據此，以魯世家推算，武王滅殷至幽王末凡二百七十五年。《三統曆》云，武王克商後七歲崩。據《三統曆》推算武王滅殷，至孝公二十五年幽王被殺，凡三百四十五年。與《紀年》説均異），魯曆與《魯世家》相異又如此。足見春秋以前，無編年之史，各家所記之年，皆由推算而得，非真出於信史也。然則編年之史始於《春秋》，有説乎？曰《春秋》之作，蓋在共和宣王之世，故司馬遷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諸國《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墨子·明鬼篇》引《周春秋》言宣王、杜伯事，又引《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皆言春秋時事。《左》昭二年傳有《魯春秋》，其後孔子修《春秋》，蓋即據此。《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申叔時告之曰，教之《春秋》。孟子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蓋當時編年紀事之書，别言之，則曰《乘》、曰《檮杌》，總言之，則皆名曰《春秋》。《史通·六家篇》、《隋書·李德林傳》並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蓋當時各國皆有編年之記載。故自共和以後，各國諸侯始有年數可稽也。總之《春秋》之名，共和以前，未聞有此，而《史通》云“《汲冢璅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此又足徵其僞矣）。孔子修《春秋》，託始魯隱，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時者，春夏秋冬也。當時有周正、夏正之不同，故時頗重。《春秋》之名蓋即約舉四時之春秋也），以時繫年。自是厥後，時間之觀念明，因果之關係著，歷史最要之條件，於是乎始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