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上有兩大派别焉：一曰記述主義，一曰推理主義。而此兩大主義必俟時間（年代）、空間（地方）之觀念明確，然後能發達進步。吾國自周共和以後，始有《春秋》，既以年代相次，又以地方區别。然吾人今日所見，惟有孔子所修之《春秋》，其未修之各國《春秋》，如《魯春秋》、《燕春秋》等皆已亡滅，其體例若何，不可論列；故其主義若何，亦不可懸斷，然大概不外乎記述主義而已。——前章言史學之發端，有兩元之傾向，即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是也。自然主義發端爲譜系，其進步爲年代記；理想主義發端爲英雄詩，其進步爲紀傳。此兩主義皆包於記述主義之中。理想主義漸次進步，即爲推理主義——自孔子修《春秋》，一再相傳，於是記述主義與推理主義兩派始並立。記述主義爲《左氏春秋傳》，推理主義爲《公羊春秋傳》、《穀梁春秋傳》。其後記述主義，大形發展，而推理主義，則自漢以後，漸次衰微焉，蓋記述與推理兩主義，其發展之難易，各不相同。記述主義所憑藉，於史料精塙别擇之外，有言語學（吾國之文字學）、古文書學、年代學、歷史地理學、譜系學、考古學等爲之補助，而又有政治學術之常識，即足以勝任。推理主義，則於記述主義所憑藉，固須全具；又必有哲學、社會學等爲之基礎，於物心兩界及宇宙全體，透澈憭悟，乃能成立而發展。吾國既無有系統之哲學，又無求實證之社會學，故推理主義不能發達，而記述主義，則累世擴張，頗有進步之可言。此章所述，僅屬記述一派，且僅屬此派外形發展而已。至於記述、推理兩派之方法，與其利病得失，則當别爲篇以論之矣。

吾國記述主義之史學，自春秋以迄今兹，自形式上言之，則當類别如下：

一、　以時區别者，謂之時代史，吾國謂之編年史，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乙、單獨的　如《春秋》　《左氏春秋傳》　《漢紀》

二、　以地區别者，謂之地方史，吾國謂之國别史，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十六國春秋》　《三國志》　《九國志》

乙、單獨的　如《越絶書》　《華陽國志》

三、　以人區别者，吾國謂之傳記，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列女傳》　《高士傳》

乙、單獨的　如《東方朔别傳》　《諸葛武侯傳》

四、　以事區别者，大别之爲政治史與文化史，其類例滋多，分舉如下：

政治史

甲、綜合的　如《通典》　《五禮通考》

乙、單獨的

法制　如《唐六典》　《宋百官春秋》（亡）　《選舉志》（亡）

經濟　如《元和國計簿》（亡）　《大和國計》（亡）　《康濟録》

法律　如《條鈔晉宋齊梁律》（亡）　《慶元條法事類》

軍事　如《歷代兵制》　《馬政紀》

社黨　如《元祐黨人傳》　《社事始末》　《東林列傳》

外交　如《三朝北盟彙編》　《國朝柔遠記》

文化史

甲、綜合的　如《别録》　《七略》　《七録》　《子略》

乙、單獨的

學術　如《宋元學案》　《漢學師承記》　《疇人傳》

宗教　如《神仙傳》　《高僧傳》　《開元釋教録》

文學　如《文士傳》（亡）　《詩評》　《樂府雜録》　《録鬼簿》

藝術　如《歷代名畫記》　《畫徵録》　《印人傳》

農業　如《齊民要術》　《桂海虞衡志》　《閩中海錯疏》

工業　如《陶説》　《景德鎮陶録》　《刀劍録》　《硯史》

商業　如《通商集》（亡）　《廣南市舶録》（亡）

風俗　如《桂林風土記》　《岳陽風土記》

五、　混合各體者，吾國謂之正史，如本紀、年表之區别以時，世家之區别以地，列傳之區别以人，書、志、彙傳之區别以事，亦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舊稱通史）　如《史記》　《通志》

乙、單獨的（舊稱斷代史）　如《漢書》　《明史》

六、　以事之本末區别者，亦分爲二類：

甲、綜合的　如《通鑑紀事本末》

乙、單獨的　如《三藩紀事本末》　《西夏紀事本末》

上述六例之外，如起居注、實録等作，僅足以供史材；如通考、會要等書，僅足以當策案，皆不足與於史學之林。而此六類之史，皆由簡單而趨於複雜，又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如先有《春秋》（以時代分）、《國語》（以地方分）、紀傳（如《禹本紀》、《伯夷叔齊傳》，皆先《史記》。以人分）、書（如《洪範》、《吕刑》，亦開《史記》八書之體。以事分），而後有《史記》、《漢書》，此由簡單而趨於複雜者也。先有《史記》、《漢書》之書、志、彙傳，而後有各種分析之政治史及文化史，此由混合而趨於分析者也。兹略述各種發展之次叙，與夫史學之對象與目的，然局於時限，亦不能詳也。

一　編年史

西周之時，記載事實，時間之觀念未明，故無編年之史。自共和以後，始有《春秋》，然各國史記，皆藏周室（見《史記·六國表》）。秦既得意，燒之尤甚。蓋當時國典，自史氏外，齊民不得上窺此秘籍也。迨孔子修《春秋》，於是史記始布民間，編年貽於後世，不與周室俱亡，此則孔子之功足以垂諸不朽者也。

今之言史學者，有區爲歷史文學、歷史哲學、歷史科學三階級者。孔子之《春秋》，無哲學、科學之觀想，而文學則頗有可言，蓋孔子之《春秋》本由《詩》出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主美刺，而意在言外；《春秋》主褒貶，若就一辭一句觀，而不比例以相考較，亦不能得其言外之意也。由此言之，《春秋》由《詩》出，彰彰明甚，謂爲歷史文學，誰曰不宜。

《春秋》既爲歷史文學，故欲推其言外之意，遂至人人異見，人人異辭。左氏之五十凡，公羊氏之三科九旨，各張類例，以説《春秋》，皆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前賢謂“《詩》無達詁”，吾謂《春秋》亦然，蓋文學之性質本如是也。司馬遷謂，“《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然其所指，皆在言外，亦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而已。唐韓愈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苟能見其終始，雖三傳束閣，蔑棄師法，亦何嘗不可各尋其端緒，以自成一家之言？故歷史而以文學出之，令人迷亂，不知所謂，不可不謂爲幼稚之史學也。而猶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語）吾未敢信也。

《春秋》之微言大義，雖如《公羊》所設之三世，由據亂而昇平，由昇平而太平，頗有合於進化之哲理，他若《穀梁》之所傳道，亦多有合乎哲理之言。然既非孔子所明言，則亦等於各人所創獲，惟左丘明恐人人各自以其意，以測孔子之言，異其端，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使人因實事而觀言，不因空言而求意，以與實事相背繆。於是記述之史學出，編年之文法定，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惟左丘明始能實踐此言矣。

孔子之《春秋》，杜預所謂“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疏明其事之本末，不足以明其真相，憭其義旨。故左丘明之作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説），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内，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劉知幾説）。既以五十凡釋經，又有“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七類，以曲暢其義，使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杜預説）。蓋傳之本字作專，爲六寸簿，意在解經，惟因經之言，而因著其事，使興亡之原委，經國之謀謨，風教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彰往察來，鉅細畢陳，此後世作史者所以奉爲模楷也。

《史通·二體篇》論《春秋》之得失，以爲“繫日月而爲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儶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説，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録，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顔囘，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案：劉氏論《春秋》之短長，其言頗諦。蓋編年史之所長，即在明時間之觀念，叙事實之終始，使人尋其因果，以明事理。至其史學之對象，弊在局於政治，未覩社會之全體，此史學初興之際，所不能免之弊也。

有孔子之《春秋經》，而後有左氏之《春秋傳》，傳以釋經，尚非純爲史體，至漢荀悦作《漢紀》，始有獨立之編年史，自是每代各有斯作，起自後漢，迄於有明，或謂之春秋（如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等），或謂之紀（如袁宏《後漢紀》、干寶《晉紀》等），或謂之略（如裴子野《宋略》等），或謂之典（如何之元《梁典》等），或謂之志（如王劭《齊志》等），名雖各異，皆依《漢紀》以爲準的。至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則爲編年之通史，以與《漢紀》等之斷代編年史相别。若純學孔子之經者，則惟僞託之王通《元經》，純學左氏之傳者，則惟僞託之薛收《元經傳》。兼學孔子之經與左氏之傳者，則有朱熹之《通鑑綱目》。其中荀悦、司馬光，尚有創作之才，其他則陳陳相因，謹守成規而不敢越，在史學上無進步之可言。至詈王通之擬經，以爲淫名僭號，罪甚揚雄，則擬者與詈者，皆拘執不通者也。

二　國别史

今世之言歷史哲學者，類以普徧史爲歸。然亦不廢國别史，以非有國别史，則普徧史亦無所取材焉。吾國當一統之世，帝王在上，雖諸國分封，各自爲政，然史體所尊，在一正朔。故孔子之時，雖有百國《春秋》，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必以周正爲歸也。左丘明既爲《春秋内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説，分周、魯、齊、晉、鄭、楚、吴、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别爲《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十一篇（劉知幾説。案：謂左丘明撰《國語》，説本《史記》、《漢書》），蓋《春秋》以時間觀其通，《國語》以空間觀其别也。

上言《春秋》爲歷史文學，《國語》亦然。蓋春秋之時，雖有百國《春秋》，然國自爲史，未聞聚國别之史而薈萃爲一書也。曰《詩》，有十五《國風》，於是《國語》因之而出。余嘗爲《中國古代文學史》，論《國語》之源流，以爲“劉知幾作《史通》，臚陳六家之史，明其條貫，著其源流，則以《左傳》爲編年之祖，《國語》爲國别之宗，分析史法，可謂精矣。若夫剖析而言，《左傳》多叙記之文，原始要終，鉅細畢見；至其記載言論，大抵甄綜典禮，折衝尊俎，間以策命之文多爲事而發，故名篇鉅制，十之三四而已。《國語》則多論議之文，其所記注事端，大部爲語而發，簡而不繁，其重在語，猶《論語》也，分國而載，故稱《國語》。其書上追《國風》，下開《國策》，欲觀全周列國之文章，此三書爲其淵藪矣”。觀此則《國語》爲歷史文學，殆非附會之言乎。

章學誠《文史通義·方誌立三書議》云：“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禮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别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别也。馬《史》班《書》已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吕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又謂《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與《文選》、《文苑》意在文藻，不徵事實者異）。章氏謂吕祖謙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余謂不然。《文鑑》、《文類》斷代爲之，實倣虞夏商周之書，爲《尚書》之支流，與孔衍之《漢尚書》、《魏尚書》，王劭之《隋書》，同類並觀可矣。孔、王之書，今雖不傳，《史通》謂“王劭《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説》”。斯其徵也。若《國語》、《戰國策》國别爲之，始可謂爲演風《詩》之緒矣。

《國語》而後，則有《戰國策》，其體例甚相似。孔衍之《春秋後語》，亦其流也，若司馬彪之《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實爲後世地方統志之權輿，惟其書亡佚，十存一二，無由論議，後世史家，體例淆亂，名實糾紛，劉知幾《史通》云：“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觀夫陳壽《三國志》、路振《九國志》，名爲國别，實則紀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崔鴻《十六國春秋》，其書亡佚，無由置論（蕭氏《春秋》近有輯本，崔氏《春秋》，宋時已散佚，今所存者，有二本，皆爲後人輯録擬作）。吴任臣《十國春秋》，體爲國别，論名則編年，故名《春秋》，觀其所載，則仍爲紀傳，附以考表，且其中或爲本紀，或爲世家及傳，隱然有正統偏霸之别，淆亂糾紛，蓋莫甚於此者矣。

有史以來，惟今日之世界，足以當普徧史之目，其餘諸國之史，薈萃以觀，皆國别史也。若統一大地，則自古至今，實未嘗有，正統偏霸之分，皆小智自私，坐井觀天之語耳。中國以赤縣神州之内，自視爲天下盡此，而又以國土爲帝王之私産，於是正統偏霸之説出焉。其實魏、蜀、吴三國相等耳，帝魏帝蜀奚争焉？吴、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吴越、閩、荆南、北漢十國與夫梁、唐、晉、漢、周五國相等耳，帝五代帝南唐奚争焉（《五代史》帝梁、唐、晉、漢、周，《續唐書》帝南唐）？惟明夫國别之義，則此等自大之私見捐，而平等觀察之公心出矣。

明夫國别之義，則晉與十六國皆國耳，作史者不必重晉而輕十六國，置之載記之列，而十六國之史亡，五代與十國皆國耳，不必重五代而輕十國，置之世家之列，而十國之史微，觀夫東晉、宋、齊、梁、陳與夫北魏、北齊、北周等史，並駕齊驅，則其成效之彰明較著者也。

有國别史之實而無其名者，其惟《明一統志》、《清一統志》乎。司馬彪之《九州春秋》以州爲綱，《一統志》則彙集各省書而作，以省爲綱，故其實皆同，所不同者，惟一統與割據耳，要其史法則相類焉。

三　傳記

上言以人區别者，謂之傳記。蓋傳記初無區别，如《陳留耆舊傳》（魏蘇林撰）、《襄陽耆舊記》（晉習鑿齒撰）、《列女傳》（漢劉向撰）、《女記》（晉杜預撰）、《裴氏家傳》（宋裴松之撰）、《虞氏家記》（虞覽撰）、《王君内傳》（華存撰）、《劉君内記》（王珍撰）、《東方朔傳》《毌丘儉記》（以上諸書均見《隋書·經籍志》），至於後世，始以録人物者謂之傳，叙事跡謂之記，分疆劃職，似有不能相通者矣。

原夫傳記之始，多由傳述師説，記載經義而起，如《易》、《詩》、《書》、《春秋》皆有傳，《禮》、《樂》皆有記。傳之本字爲專，爲六寸簿。古者書用簡册，長二尺四寸者爲經。六寸之簿，便於札記，師弟之間，口相授受，記之於簿，以備遺忘，故或謂之傳，或謂之記，或兼稱傳記。《易》、《詩》、《書》、《春秋》固有傳，亦有記，如《詩》有《齊雜記》，《春秋》有《公羊顔氏記》，《禮》、《樂》固有記，亦有傳，如《禮》有《喪服傳》、《周官傳》是也（上引各書，皆見《漢書·藝文志》）。兼稱傳記者，則有劉向《五行傳記》、許商《五行傳記》（見《漢書·藝文志·尚書下》）、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見《隋書·經籍志》）是也。著傳記之作，或記故訓，或記故事，如《詩毛氏傳》，則主記故訓，《春秋左氏傳》，則主記故事，《韓詩内傳》，則主記故訓，《韓詩外傳》則主記故事，然則傳記之範圍，本甚廣泛，不以人與事限也。

司馬遷作《史記》（《史記》本名《太史公》，見《漢書·藝文志》。然《六國年表》及《太史公自序》已有《史記》之名矣）。其後有《東觀漢記》，薛瑩《後漢記》。記或作紀，如環濟《吴紀》、劉陟《齊紀》；紀又作志（記、志、識、誌同誼），如陳壽《三國志》、盧宗道《魏志》，則記亦爲史之大名，而傳則專屬於人，而爲記之附庸，此爲傳記之一變。自班固作《漢書》，志以記事，傳以記人，實開後世記以記事、傳以記人之端。然六代之時，則固未嘗分别也，如《魯國先賢傳》、《襄陽耆舊記》、《武昌先賢志》（皆見《隋·志》），則傳、記、志又何異乎？自唐以後，始漸以傳專屬人，記專屬事，此又傳記之又一變矣。兹所論者，則惟以人爲單位之傳記，其他固别有專屬也。

以人爲單位之傳記，其最古者，如《禹本紀》、《伯夷叔齊傳》（已見上引）、《高祖傳》、《孝文傳》（見《漢·志》），其書皆亡，不可得而論，其後傳爲正史之一體，當别專論。至於單行之傳，漢時則有《列女傳》，魏晉南北朝之際，《列女傳》之作，實繁有徒（如頊原、皇甫謐、綦母邃、杜預等各有撰述）。他若《童子傳》（王瑱之撰）、《幼童傳》（劉昭撰），亦屬此類。而其最盛行之傳，更有三種，一曰别傳，二曰家傳，三曰地方先賢耆舊傳。（又有雜傳一類，如《梁書·任昉傳》云，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隋書·經籍志》有賀縱《雜傳》四十卷，陸澄《雜傳》十九卷，其他無名氏所撰《雜傳》見於隋、唐《志》者尚多，今皆亡佚，不具論。）

别傳之作，大都書其逸事，紀其異聞，以别於史傳。《隋書·經籍志》《東方朔傳》八卷（當作《東方朔别傳》），此爲别傳之始。《漢書·東方朔傳》曰：“凡劉向所録朔書，俱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顔師古注云：“謂如朔别傳，皆非實事。”今按《藝文類聚》諸書，引朔别傳，類皆奇言謔語。故班固《東方朔傳贊》亦謂“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隋·志》又有《管輅傳》三卷，管辰撰（當作《管輅别傳》）。《三國志·管輅傳》注“弟辰撰輅别傳”。所引諸事，亦皆奇誕。蓋魏晉南北朝之時，别傳至多，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引唐宋類書及史注所載别傳，凡一百八十四家，皆不見於《隋·志》，竊謂别傳之作，實爲小説之流，班固所謂“小説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語、道聽塗説者之所造。”《漢書·藝文志》小説家有《伊尹説》、《鬻子説》、《師曠》、《務成子》、《天乙》、《黄帝説》，蓋爲别傳之宗。别傳之外，又有所謂内傳、外傳者，如《漢武内傳》、《鄴侯外傳》等亦其流也（《太平廣記》等書所引唐宋以來内傳、外傳甚多）。下至今坊間所行之《西太后傳》、《袁世凱傳》亦屬此類。若論其弊，則宏奬怪亂，增益誣謗；然在史諱飾家傳諛佞之世，則此等小説、野史之屬亦時有述其真相者，作史者所不能廢也。

家傳之作源出於譜牒。《楊氏家譜》（見《隋書·經籍志》，又有《京兆韋氏譜》、《北地傅氏譜》、《謝氏譜》、《蘇氏譜》等），《揚雄家牒》（《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均引之），此爲家史之總體。譜牒之中，有狀、有記、有碑、有傳，故家傳者，譜牒之一體也。三國之時，有《王朗王肅家傳》，其後家傳之作，見於隋唐《志》者，不可勝數，唐宋以來，爲古文者，如韓愈、歐陽修輩，類以爲人作碑傳，致來諛墓之譏。蓋家傳之作，例必請名人爲之，金帛之贈，名曰潤筆，公行賄賂，請作佳傳，有褒無譏，以誣來世。故自家傳盛行，而國無信史。蓋後世修史，往往據家乘以立傳也。黄宗羲爲《明史案》，隱括以三例，“國史取詳年月，野史取當是非，家史備官爵世系而已”。足以見家傳之價值，僅等於國史之起居注與實録而已。蓋此等記載，例皆諱飾而不敢記實者也。

地方先賢耆舊傳，其源亦出於小説。《漢書·藝文志》小説家，有《周紀》、《周説》之屬，道於誦訓之職，採於黄車之使，方誌郡書，即由此出。自漢趙歧撰《三輔決録》，圈稱作《陳留耆舊傳》，魏晉以來，此風遂盛。魏有周斐《汝南先賢傳》，蘇林《陳留廣耆舊傳》，吴有陸凱《吴先賢傳》，晉有陳壽《益部耆舊傳》，范瑗《交州先賢傳》，其例不勝枚舉。今所存者，惟有晉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等數種而已。蓋自宋明以後，地方之志繁興，耆舊先賢傳記，皆孕包於志内，故其作遂衰。原其始作之意，不過妙選英賢，爲地方之表率，作後學之楷模而已。及其弊也，標榜之習，僞飾之風，亦所不免；而地方之弊俗戾風，亦不敢有所紀載，以獲罪於鄉里，蓋與家傳同其弊也。然後世徵考文獻，欲以窺其地方文野之度，社會得失之林，則亦足以見其一斑，與正史同其價值焉。

四　政治史與文化史

凡百學術，皆由混合而趨於分析，前既言之矣；政治史與文化史亦不外此例。自班固創十志，博稽歷代政典；劉向作《别録》，網羅累世學術，於是分門别類，各有專著。雖學術之科條未清，進化之軌跡不顯，僅臚陳事實，詳爲記載，然苟以科學之律，精爲分析，善爲部勒，則自可成爲良史，然則其創始之功，儲材之績，亦不可没也。此篇事類較多，文亦稍繁，故分爲甲乙二章。

甲　政治史

自《禹貢》詳地方之制，陳賦税之要，《吕刑》言刑法，《周官》詳職官，似已爲政治史之權輿。然此諸作，僅爲一代之法規，未嘗詳溯淵源，實未足以言史也。司馬遷八書，已亡其三（禮、樂、律三書），其所存者，惟《封禪書》略言因革，餘皆不詳。惟班固十志，每言大政大法，必追述古始以訖於當時，故《漢書》雖屬斷代，而十志則實爲政治之通史也。降及唐代，杜佑作《通典》，頗有條貫，觀其序云：“所纂《通典》，實採群言，徵諸人事，將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設職官，然後興禮樂焉；教化墮，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爲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其書網羅宏博，評議精簡；雖其鋪陳政制，不能詳其創造之因、與其施行之果，未免有取貌遺神之憾；然其整理之精，規畫之宏，亦有足多者。至於清代，逐秉其遺規，有《續通典》、《清通典》之作，已不能及其簡要。若夫馬端臨之《文獻通考》、秦蕙田之《五禮通考》，雖亦爲政治之通史，然或近策案，或等類書，其條貫不及《通典》遠矣。

法制之史，其完備者尠，《百官春秋》、《選舉志》等書散佚已久，不可得而論，惟《唐六典》一書，差足備數。其書雖仿《周官》而作，然《周官》僅叙一時之制，《唐六典》則自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唐六典》凡唐制則大書；歷代之損益沿革則細書於下）。其流又有二：一爲會典，如《明會典》、《清會典》等，其體亦略仿《唐六典》，惟其損益沿革，僅詳本朝。一爲《歷代職官表》（清乾隆時永瑢等奉敕撰），雖爲表體，然每表之下，詳叙源流，亦上起古初，下訖於當時。他若董説之《七國考》、王應麟之《漢制考》，於七國、兩漢之制度，摭拾殘剩，彙爲章則，雖未足爲史，然亦爲考法制者所不廢也。

經濟之史，吾國更無有措意者，唐宋以來，雖漸有留意及此者，如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略》、宋韓絳《治平會計録》、李常《元祐會計録》、丁謂《景德會計録》、田説《皇祐會計録》，及《慶曆會計録》、《經費節要》等書（皆見《宋史·藝文志》），皆爲經濟史之濫觴，其書雖皆偏於財政，未詳民間經濟狀況，然其書苟存，亦足與歷代正史之食貨志，同爲經濟史重要之材，惜乎其書皆不流傳也。自司馬遷撰《貨殖列傳》，農工商虞之事，皆詳記靡遺，民間經濟，亦既了然矣；而於國家財政，又别撰《平準書》，故經濟之史，唯遷始能注意及之，然此入於正史範圍，故於此不能引例。而遷又有《素王妙論》一書，亦頗言貨殖之事（《史記》正義引《七略》云，司馬遷撰《素王妙論》二卷。《史記·越世家》集解，《御覽》四百四，四百七十二，皆引《素王妙論》，言管仲、子貢、計然、范蠡、吕不韋等理財殖貨事）。自是厥後，言民生者竟無綜貫之史，惟於河防、水利、荒政等事，略有言其源流，誌其大概而已。言國計者，自唐宋而後，甄綜大要者，尚有其人（明汪鯨有《大明會計類要》十二卷，張學顔《萬曆會計録》四十三卷，皆見《明史·藝文志》），而分記之作尤多，如田賦、漕政、海運、錢幣、鹽法、倉庫、榷政、鐵冶、茶馬、屯田諸事，或爲之記，或爲之志，蓋至明而大盛矣。

法律之史，更不多覯。《吕刑》一篇，已略言法律沿革，自是厥後，惟各史刑法志，言之頗詳。單行之史，實未之見；惟《隋志》有《晉宋齊梁律》二十卷，聚四朝之律於一書，實可見其損益沿革，然書已亡佚，實無由證成斯説。至明有應廷育《刑部志》、龐嵩《刑曹志》、陳公相《刑部文獻考》、來斯行《刑部獄志》、江山麗《南京刑部志》（均見《明史·藝文志》），今亦未見流傳；清沈家本《歷代刑官考》一書，亦其流也。家本又有《新刑律説明書》，每條律文，皆舉歷代沿革，詳其源流，言其取舍，與《唐律疏義》空釋條文者迥異，與《刑曹》、《刑官》諸考志僅言故事者亦異。此雖不名爲史，實法律史之先河矣。

軍政之史，作者頗多。宋有錢文子《補漢兵志》、陳傳良《歷代兵制》，明有李材《兵政紀略》、楊時喬《馬政紀》，清有《八旗通志》（此書以兵制爲主，間載典章人物等），皆於正史兵志之外獨具專書，言其制度因革。而言戰法、戰略、戰事之史，如明吴從周之《兵法彙編》、鄭璧之《古今兵鑑》、顔季亨之《明武功紀勝通考》等，皆不在此例。

社黨之史，作者亦多。自范曄《後漢書》作《黨錮傳》已開此例，然在正史，不能援爲例證。宋有《慶元黨禁》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刊於《知不足齋叢書》），清陸心源著有《元祐黨人傳》十卷。蓋元祐黨碑凡三百有九人，《宋史》有傳者不及百人，或附見而不盡詳，且有舛譌。故特徧搜群籍，備爲之傳，末附《黨禁始末》。考元祐黨禁者，此書其最詳矣。明代社黨，記者獨多。陳鼎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陸世儀有《復社紀略》四卷，吴偉業有《復社紀事》一卷，杜春登有《社事始末》一卷，又有《東林本末》六卷，惜其不傳，今僅有《東林事略》三卷，列於《荆駝逸史》（《東林本末》不知撰人姓名，《東林事略》末有《東林本末》序注云，“書共六卷，在陳其年維崧家”。《事略》殆其節本）。考明之社黨，尚有幾社、邑社、南社、北社、知社、匡社、應社等，無有專書記載，故亦尟爲前人所知。蓋吾國社黨，非若歐美諸國之有黨綱政見足以標示於國人，其初不過宦官當路，權姦竊柄，目其反對者爲黨人，爲一網打盡之計耳。至若明代諸社，亦不過標榜文章聲氣，實爲文社，而非政社。其後稍有得志者，於是結爲黨援，干預政治。然則吾國社黨雖爲幼稚，亦不失爲政争之具，足以爲政黨之先道，故其記載亦不可忽視云。

外交之史，自唐而後，作者亦多。如唐有李德裕《西蕃會盟記》三卷（見《唐書·藝文志》），宋則有《皇華録》一卷、《南北歡盟録》一卷、《議盟記》一卷，皆不知作者。張棣有《金亮講和事跡》一卷，寇瑊有《奉使録》一卷，王曙、戴斗有《奉使録》一卷，范純仁有《使高麗事纂》二卷（均見《宋史·藝文志》）。元則有劉郁《西使記》、元貞《使交録》（均見《元史·藝文志》）。明則有張寧《奉使録》二卷、龔用卿《使朝鮮録》三卷、謝杰《使琉球録》、倪謙《使交録》（均見《明史·藝文志》）。雖其書大半散佚，然自唐以來，注意斯事，亦可概見，今所存者，惟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其書爲紀事本末體，記載宋金和戰之始末，分上中下三帙：上帙記政和、宣和之事（二十五卷）；中帙記靖康之事（七十五卷）；下帙記建炎、紹興之事（一百五十卷），皆采集諸書，編年條系，雖失之太繁，然記兩國交涉之事，未有詳於此書者。清光緒中，王之春有《國朝柔遠記》十八卷，自順治以迄同治，於中外交涉機宜以及通商始末，皆編年記載。雖不無自大之見，然指陳交涉得失，亦頗分明，抑亦外交史之流亞也。

乙　文化史

《莊子·天下篇》甄綜學術源流，已爲文化史之先導。司馬遷繼之，其於《史記》列傳半爲學者之傳記。自管、晏、老、莊、孟、荀、申、韓、孫、吴、蘇、張、計、范諸子，以及仲尼弟子，漢代儒林，屈、賈、鄒、枚、司馬、淮南之文學，扁鵲、倉公之方技，所謂諸子百家，莫不詳爲列傳，或連類附見。是則司馬之史，其注重文化，可謂不遺餘力，然此屬正史，不能引爲例證。惟劉向校書，著爲《别録》（《隋書·經籍志》：《七略别録》二十卷，劉向撰）。《漢書·藝文志》所謂“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即謂此也。今其書雖散佚，其存者猶有《管子書録》、《晏子叙録》、《孫卿書録》（《韓非子書録》不著名，嚴可均疑是劉向作。他若《列子書録》、《關尹子書録》雖著向名，疑皆後人依託。又有《鄧析書録》，亦不著向名，而《意林》及《荀子》楊倞注、高似孫《子略》，皆云向作，然此亦出於後人依託也）。於其篇目指意，固已條舉撮録；而其國籍行事，尤詳爲叙述。觀各書所載《别録》逸文，如王史氏（《漢書·藝文志》注引《别録》云：“六國時人也。”）、徐子（《史記·魏世家》集解引《别録》云：“外黄人也。”）、鬻子（《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别録》云：“名熊，封於楚。”）、杜文公（《漢書·藝文志》注引《别録》云：“韓人也”），則詳其時代，著其國籍。我子（《漢書·藝文志》注引《别録》云：“爲墨子之學”）、文子（《史記·荀卿列傳》索隱引《别録》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尉繚（《漢書·藝文志》注引《别録》云“繚爲商君學”），則著其師承。申子（《史記·申韓列傳》索隱引《别録》云，“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己備，過太史公所記”也），則審其篇目。騶衍（《史記·荀卿列傳》集解引《别録》云，“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天事，故曰談天”），則明其指意。是其甄綜學術，分部别居，條析源流，固己極文化史之能事矣。而世顧以目録校讎之學輕之，固淺之乎測向者也。其後劉歆《七略》，班固因以成《漢書·藝文志》，猶未失其家法，已駸駸乎成爲目録之學矣。其後齊王儉有《七志》、梁阮孝緒有《七録》。《七志》已亡，《七録》原有十二卷，今僅存序與目而已，故其内容若何，亦不敢懸爲論斷。惟《七録》中有《古今書最》一篇，詳載古今書籍存亡之大概，此亦足以爲文化史之資，而學術源流，亦不若《七略》、《藝文》之該備，蓋其書既缺，自不能以此相責也。宋有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清有《四庫全書總目》，雖各有品題，然學術之源流不明，部居之分别亦雜，故鄭樵有《校讎略》、章學誠有《校讎通議》，皆思復向、歆之舊業以理董之，然兹事體大，彼二人者，亦未足以語此也。其後言目録之學者，僅能考版本之源流；言校讎之學者，僅能辨字句之異同，斯則其細已甚，更不足以窺見向、歆之巨業。惟宋高似孫《子略》，專載諸子，總存其目，其下四卷，則全爲論斷，頗欲揚扢百家，清其流别，然其意則是，其學亦甚疏也（吾國無文化史，此節所言皆總論學術之史，姑歸之於文化史，下節所謂學術史，僅指言學術之一部分者）。

學術之史，自明黄宗羲《學案》出，規模始宏大。先是，周海門有《聖學宗傳》、孫鍾元有《理學宗傳》，皆言理學之源流，然或以禪學亂其流，或雜收而不甄别，頗覺疏略，於是黄氏爲《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以正之。既成此書，又復溯宋元諸儒而爲之述其學派，成《宋元學案》，然其原稿不言卷數，全祖望修定序録，列爲百卷，其書述各家傳授源流，詳爲表列，頗覺清析。每一學案，首述其行事而爲之傳，次摘其言論以表其學，終復加案語以詳其得失，或附録逸事及他人之評論。其爲傳也，視正史之傳雖較簡要，然於其學術之大凡，及其生平、讀書、交游、著作，亦不加意詳述，實與史傳亦無異處（馮氏校刊《宋元學案》條例云，“是書修補，謝山兼爲修《宋史》而作，故有《宋史》所略，而是書列傳特加精詳，語多本之《永樂大典》，其中經濟著述，間或採入”。可見諸傳不僅爲學案作也）。所摘言論，有時亦不能代表其學術，於其學術之本末條貫，實不能如指諸掌。而其評論，徒肆口辨，間有不衷於理者。又復入主出奴，陸、王、程、朱，便勢同水火，故不爲客觀之叙其真相，而獨爲主觀之肆其交攻。蓋黄爲陸、王，全爲程、朱，已不免有此弊。他若陳建之《學蔀通辨》，攻陸、王；吴鼎之《東莞學案》，申陸、王；唐鑑之《學案小識》，又申程、朱，其《經儒學案》，掊擊戴震諸人，又蹈漢宋交攻之弊，學術之真相，往往爲其好惡所左右，蓋無科學嚴格之律令，又無學史客觀之精神，故其成就止於如此，然其爲吾國學術史之先導，其功不可没也。其後江藩爲《漢學師承記》八卷、《經師經義》一卷，又爲《宋學淵源記》二卷，《附記》一卷。其爲《師承記》則云：“經術一壞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壞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吴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沈霾，一朝復旦。”其爲《淵源記》則云：“近今漢學昌明，徧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爲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爲非，且以爲法，爲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江氏之書，其叙諸家學説，頗得要領，然其互詆之陋習，主觀之偏見，亦所不免。同時阮元撰《疇人傳》四十六卷。自上古以迄嘉慶初年，凡中外言曆法、算數之學者，皆叙其行事，述其學説，復綴以論，以明其流變（自卷一至二十述中土，末四卷述西洋，頗無門户之見）。蓋曆算之學，須憑實驗，且以後起者爲勝，西學之入吾國，以此爲始，良由理無二致，故首能輸入焉。學術無國界，此書差能副之矣。其後羅士琳又續補六卷，合刊行世。尋疇人二字，義頗廣泛，不能專指曆算之人。《漢書·律曆志》如淳注云：“家業世世相傳爲疇。”考王粲《七釋》、束晳《補亡詩》以世禮樂者亦爲疇人，此則阮、羅二氏之小疵也。其實專家之學，皆可仿此爲史，惟條例略須改變。一幹衆枝，明其源流，條其異同，不可如學案等之漫無比較條貫也。

宗教之史，著者特衆。自齊王儉撰《七志》，佛經道經，各爲一録，梁阮孝緒撰《七録》，亦特列《佛法録》、《仙道録》，北齊魏收撰《後魏書》，特著《釋老志》，此皆對於宗教而有系統之記載者也。然《七志》、《七録》，實已散佚，《釋老志》又屬於正史，皆無勞舉例。且仙道目，漢劉向已有《列仙傳》之作（見《隋書·經籍志》），晉葛洪繼之，亦有《神仙傳》十卷。其後《説仙》、《集仙》、《洞仙》、《道學》等傳，作者紛紛，實繁有徒。而佛法則梁有釋寶唱之《名僧傳》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釋僧祐繼之，亦有《高僧傳》十四卷（今存）。其後名德法師衆僧比丘尼等傳亦紛紛繼起。然此皆以人爲限，未擴厥宇。隋唐以來，佛法之史，頗多名著，如隋翻經學士費長房著《歷代三寶紀》十五卷，雖言譯事，而表年以爲經，列人以爲緯。而每人所譯之經，既詳列書名於前，又略言譯事始末於後。隋以前各經譯出之年代，觀此紀蓋了然矣。唐沙門智昇又撰《開元釋教録》二十卷，雖無年表，以詳衆經譯出之年代，似稍遜於《三寶紀》，然所譯各經，亦以人代先後爲倫，不依三藏之次。且每代之首，冠以總序，先述年數，次述人數，次述所譯經律之數，頗覺明瞭。而譯人傳記，特加詳叙，此則勝於《三寶紀》也。先是，唐貞觀時，有沙門道宣者，撰《釋迦略譜》、《釋迦方誌》、《大唐内典録》、《續高僧傳》，頗足爲宣揚佛教之史，其書今皆存在，足以遠紹僧祐、長房，後啟智昇。自斯以後，代有著述，故佛教之史頗稱完備。至於仙道，今《道藏》所有者，惟漢劉向《列仙傳》二卷、晉葛洪《神仙傳》十卷、南唐沈汾《續仙傳》二卷（《雲笈七籤》尚有《洞仙傳》二卷，案《列仙》、《洞仙》等傳見於《隋·志》，疑早已散佚，後人自類書輯出耳）。而譜録記傳一類，所載傳記山志，皆限於一人一地，其數亦尟。漢《天師世家》則又限於一家，惟元趙道一所撰《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續編五卷、後集六卷，此爲仙道最詳之史。然其聲教之盛，不逮佛經遠矣。

文學之史，《詩序》爲之權輿。蓋《詩》三百篇，大抵皆不知作者，作序者爲之稽考史乘，或詳作詩之原由，或述作者之姓氏，使學者論世讀《詩》，知其源流正變，亦後世述文學史之意也。惟作序者不知爲何人，衆論紛紜，此不必辯。司馬遷作《史記》，屈原、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等文人，特立專傳，范曄《後漢書》，遂特立《文苑傳》，然此屬正史，無勞舉例。自晉張隱撰《文士傳》五十卷，摯虞又爲《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别志》二卷（《隋·志》：《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又有《文章流别志論》二卷）。單行之史，乃漸興盛。其後傅亮有《續文章志》、宋明帝有《晉江左文章志》、沈約有《宋世文章志》，皆其流也。惜其書皆已散佚，存者亦僅百之一二耳。惟梁劉勰《文心雕龍》，叙文章之源流，鍾嶸《詩品》（《隋·志》作《詩評》），述詩人之流别，言文學者，皆奉之以爲鑑，故其書賴以不亡。唐裴朏有《續文士傳》十卷，許敬宗有《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亦已散佚。降至後世，選總集者，大抵皆爲文人立小傳（如胡震亨《唐音統籤》、錢謙益《列詩朝集》，其後《全唐詩》、《全五代詩》、《全金詩》、《五朝詩别裁》等皆有小傳）。又爲紀事、徵略之作（如《唐詩紀事》、《宋詩紀事》、《明詩紀事》及《詩人徵略》諸書，皆述詩人事跡爲多）。其他言詞者，有《歷代詞人姓氏録》，言曲者有《録鬼簿》等書。然作者雖衆，皆散無有紀，不爲源流派别之言，以視《文心雕龍》、《詩品》且不逮，寧足以言有系統之史哉！

藝術之史，以繪畫爲最詳備。自齊謝赫撰《古畫品録》、陳姚最撰《續畫品》，已發其端。唐張彦遠《歷代名畫記》十卷，自上古至唐會昌，所有畫家，皆爲小傳，間述其派别源流。宋郭若虚又作《圖畫見聞志》六卷以繼之，所述自唐會昌至宋熙寧。宋鄧椿又作《畫繼》以繼之，所述自宋熙寧至乾道。元夏文彦别作《圖繪寶鑑》五卷，所述又自上古至於元。明韓昂又爲《續編》一卷，所述自明至嘉靖。清徐沁别作《明畫録》十五卷，則述有明一代。而述明末清初者，則有周亮工之《讀畫録》（四卷）。述清初以至乾隆初年，則有張庚之《畫徵録》（三卷、續二卷）。其後馮金伯有《國朝畫識》（十二卷）、《墨香居畫識》（十卷），蔣寶齡有《墨林今語》（十八卷，續一卷）。此皆累世繼述，昭示來兹，而圖畫之史賴以不墜者也。其次則法書：唐張彦遠《法書要録》十卷，起於東漢，迄於元和，與《歷代名畫記》並行；特繼述無人，故不若繪畫之詳備。惟宋董更《書録》三卷、清馮武《書法正傳》十卷，差堪繼武。他若宋宣和之《書畫譜》（各二十卷）、清康熙之《佩文齋書畫譜》（一百卷）、明陶宗儀之《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明朱謀垔續編一卷），朱謀垔之《書史會要》（五卷），則又包舉各代，匯爲鴻編，頗足以爲其羽翼。蓋法書名畫，著述甚多，或言其品，或言其法，或著收藏之目，或言鑒别之情。名號繁多，不可殫述，惟言派别源流，足以徵其變遷，覘其進化者，以上所舉傳記，雖未盡爲合作，亦足以供藝術史之選材已。若夫摹印之術，近代以來，亦有爲之作傳記者，如周亮工之《印人傳》三卷、汪啟淑之《續印人傳》八卷、葉銘之《廣印人傳》十六卷，亦足以見其一斑。他若金石雕刻、文房古玩之屬，圖譜、志録諸作，雖實繁有徒，而若元陸友之《墨史》（二卷，集古來善制墨者凡一百五十餘人，旁及高麗、契丹、西域之墨，亦無不搜載），與書畫印人諸傳記足以並駕齊驅者亦尟矣。

農業之史，作者甚尟。自《夏小正》詳言農之節候，於是周有《七月》之詩，秦有《月令》之篇，漢亦有《四民月令》，後世且有七十二候之説。元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要》，即以農圃諸事，分繫於十二月令。此農業中天時經驗之歷史也。《管子·地員篇》言九州之土有常，而物有次。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此農業中土宜經驗之歷史也（《地員篇》詳辨土宜種類之學，必由累世經驗而來，必非管子所創，惜後世不傳）。後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十卷，詳言農事，中有引汜勝之述伊尹區田之法，自伊尹以後，又有爰田、代田之説，井田、班田之制。他若溝洫有記（見《考工記》）、耒耜有經（唐陸龜蒙著，一卷），此農田農器之史之散見於各書者也。元有《農書》（二十二卷，王楨撰，凡《農桑通談》六卷，《穀譜》四卷，《農器圖譜》十二卷）。明有《農政全書》（六十卷，徐光啟撰。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種植、牧養、製造、荒政十一類，頗稱該備）。清有《授時通考》（七十八卷，乾隆勅撰。分天時、土宜、穀種、功作、勸課、蓄聚、農餘、蠶桑八門）。此三書者，雖非爲史，而取材詳博，頗足觀覽。他若《繭譜》、《棉譜》，《茶經》、《酒經》，《群芳》之譜，《奇器》之圖，《桂海虞衡》之志，《閩中海錯》之疏，諸如此作，不可罄述，由此言之，吾國雖無農業之史，而史材未嘗不豐富也。

工業之史，發達最古，自《世本》有《作篇》，詳記車服器具等製作之原，惜其書已亡佚，然散見於各書，略可見焉（《禮記·明堂位》正義曰，《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如奚仲作車（《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世本》，下引倣此），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左》昭二十四年傳正義引）、作衣（《路史·國名紀》六引），垂作銚（《御覽》八百二十四引）、作耨（《左》僖三十三年傳正義引），宓羲作瑟，神農作琴（《風俗通》引），杼作甲（《初學記》二十二引），揮作引，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黄帝臣。《禮記·射義》疏引），少康作箕帚（《御覽》七百六十五引），公輸作石磑（《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擁父作舂（《御覽》七百六十五引），伯夷作井（《御覽》一百八十九引），共鼓、貨狄作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後作史者，惟輿服之制，略有記載，其器用工作，頗以形下賤視，無有持續記述者，遂致日用之物，如牀橙桌椅諸物，且無有知其始於何時，作於何人者，其器具之源，改良之跡，更無論也。吾國工業之墨守古制，不能發展，大率由此。其後惟宋沈括《夢溪筆談》，稍記工藝，且兼言算數物理。如言陽燧照物皆倒，透光鑑承日光而銘文透壁上，窪鑑照人面大，凸鑑照人面小，唐高宗之玉輅，吴越王之木塔，喻皓營舍之法，畢昇活版之術，皆備言其理法，能於樂律曆算，尤爲其專門絶學，言之更詳。他若陶弘景之《古今刀劍録》、王俅之《嘯堂集古録》、王黼之《宣和博古圖》、吕震之《宣德鼎彝譜》，亦可以考見製作之源流。然此諸書，皆未成史體，惟吾族祖琰所著《陶説》六卷，言陶工歷史，最爲詳備（第一卷説今，言饒州今窑。第二卷説古，言古窑。第三卷説明，言明窑及造法。第四卷説器上，唐虞器、周器、漢器、魏晉南北朝器。第五卷説器中，唐器、宋器、元器。第六卷説器下，明器）。此則可爲工業史之模範矣。

商業之史，以吾國重農賤商，故尟有爲之記載者，惟司馬遷《貨殖傳》中載都會之發達，及商人之傳記，爲商業史之權輿。然此屬正史，無勞舉例。其後惟宋嚴守明有《通商集》三卷、趙勰《廣南市舶録》三卷（見《宋史·藝文志》），專言商事，惜其書已佚，無可考證。至明有陳講《茶馬志》四卷、傅浚《鐵冶志》二卷、王宗聖《榷政記》十卷，頗亦關於商務，然至於今，亦有録而無書。清自中葉後海禁大開，與外人通商，宜有專爲之史者。光緒中，坊間流傳有王之春《通商始末記》二十卷，然考其書，實即王之春之《國朝柔遠記》也（見外交史條），書估變其名以求利耳。是故清代通商之事，亦無有專爲之記載者，誠憾事也。惟同治時夏燮，撰《中西記事》二十四卷，中有互市檔案，漏巵本末，五口衅端，洋藥土税諸篇，頗言通商之事。其他散見於諸家之文集奏議，及海關之統計，東西洋史家之記述，實繁有徒，惜乎無人爲之輯録而爲專史也。

風俗之史，作者亦古。自漢朱贛《條風俗》，班固輯之，以附於《漢書·地理志》之末，言風俗者祖之。其後鄭玄作《譜詩》言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不同，亦頗探原於風化。學者欲覘吾國古代之風俗，則此二書爲最簡賅者矣（唐作《五代史志》，而其《地理志》略依古九州區畫，條其風俗，頗得朱贛遺意）。自斯以外，綱舉目張，條列全局者，實罕其覯。惟漢圈稱有《陳留風俗傳》（見《隋·志》），晉周處有《陽羨風士記》（見《唐·志》及《史通·補注篇》），宋孝王有《關東風俗傳》（見《史通·補注篇》），唐張周封有《華陽風俗録》（見《唐·志》），他若《北荒風俗記》、《諸蕃風俗記》、《突厥所出風俗事宜》（以上皆見《隋·志》）、《高麗風俗》（見《唐·志》）諸書，亦實繁有徒。然或專録一地，或略舉偏方，或僅載外國，固難與朱、鄭等並駕齊驅者也。惟顧炎武作《日知録》，中有《世風》一卷，詳言歷代風俗，如周末風俗，秦紀會稽山刻石，兩漢風俗，正始、宋世風俗等條，頗能言其犖犖大者，惜其偏言土風，未能條舉其俗，亦屬偏而不全。今日而欲爲風俗史，則必采取社會學之精意，應用人類之條理，庶乎其可以超出於古人之上矣。

五　正史

前言混合各體者，吾國謂之正史，如本紀、年表之區别以時，世家之區别以地，列傳之區别以人，書、志、彙傳之區别以事；而此混合各體之史，實創於司馬遷，以司馬遷《史記》有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也。

秦嘉謨《世本輯補》，謂《史記》之本紀、世家、列傳，皆本於《世本》。“《左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記文曰‘太甲，湯孫’，《史記索隱》及《路史》注亦引《世本·紀》文，紀記音同，此即《史記》本紀之所本。《左傳》桓三年正義引《世本》曰‘武公，莊伯子。韓萬，莊伯弟’《世本·世家》文；又襄十一年、二十一年、定元年正義皆引《世家》文，此即《史記》諸世家之所本。《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曰‘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 ，是魏駒之子’。則《世本·世家》外，復有傳，太史公作七十列傳，其名亦本於《世本》也”。案秦氏推本本紀、世家、列傳於《世本》，其言甚辨，若依其例則表與書亦可謂本於《世本》。表爲表裏字，世表之表，乃譜之假借字，《世本》有帝繫及王侯大夫譜，即《史記》表之所本。《世本》有《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原，《史記》八書，即本於此。雖然，《世本》一書，劉向以前未嘗稱引（《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凡十五篇。”《漢書·梅福傳》：綏和元年，立二王后，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隋書·經籍志》：《世本》二卷，劉向撰。希祖以爲《世本》、《戰國策》皆劉向撰集，而班彪謂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削《世本》、《戰國策》。竊謂《世本》、《戰國策》，恐司馬遷皆見不及，故《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司馬遷言不同也。余别有《世本考》），其書有燕王喜、漢高祖（見《顔氏家訓·書證篇》），亦未必爲古史官所記，司馬遷得見與否，實亦未可定也。

司馬遷所撰本紀、表、書、世家、别傳，其體非其所創，固可斷言。本紀爲編年體，本於《春秋》，而其名則本於《禹本紀》（《史記·大宛列傳》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又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表之本字爲譜，桓譚《新論》及劉杳皆云，“太史公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則表本於周譜也（《史記·三代世表》云，“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十二諸侯年表》云，“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是亦可爲一證）。《尚書》之《禹貢》、《洪範》、《吕刑》等篇，即開後世書志之體，則書本於《尚書》也，《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是《史記》以前已有世家也。《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云云，則《史記》以前已有傳也。《春秋左氏傳》故事，亦爲傳之發端，惟一以時爲綱，一以人爲綱耳。由此言之，《史記》以前，史之各體，固已有之。司馬遷特混合各體以爲一書耳。此史學進步之徵也。

編年之史，往往局於政治，未覩社會之全體，正史則差能免此弊。世言二十四史爲帝王之家譜，不載民事，亦未免過爲苛論，且未嘗瀏覽其書。且如司馬遷《史記》，本紀、書、表、世家，固不免偏於政治，詳於貴族。然其篇數，僅占六十，而列傳七十篇，大都詳載文化，自管、晏、老、莊、孟、荀、申、韓、孫、吴、蘇、張、計、范諸子，以及仲尼弟子，漢代儒林，屈、賈、鄒、枚、司馬、淮南之文學，扁鵲、倉公之方技，以及諸子百家，莫不詳爲列傳，或連類附見，前既言之矣。他若諸叢傳中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俠、日者、龜策、滑稽、貨殖等傳，大抵詳察社會，精言民事，而文臣武將，則僅舉其犖犖大者。其後班固《漢書》，又加《地理》、《藝文》二志，條舉風俗，詳言文化。司馬彪《續漢書》則有《輿服志》，魏收《魏書》則有《釋老》、《官氏》二志。而叢傳之中，如范曄《後漢書》之《文苑》、《獨行》（後世《卓行》、《一行》等傳本此）、《逸民》（後世《隱逸》、《高逸》、《處士》、《逸士》等傳本此）、《黨錮》、《方術》（後世《方伎》、《藝術》等傳本此）、《列女》、《宦者》等傳，姚思廉《梁書》之《止足傳》，歐陽修《五代史記》之《伶官傳》，以及《宋史》之《道學傳》，《新唐書》之《藩鎮傳》，《明史》之《土司傳》，皆隨世所重，專爲記載，則社會變遷，亦未嘗捐棄弗道也。

劉子玄論正史之得失，其言甚辨。以爲紀以包舉大端，傅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隱顯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見《史通·二體篇》）。詳正史之體，儲史材則尚稱該備，言史理則未臻完密，蓋史家最重之職，在明因果之關係，撢社會之真相，若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甚難周覽，則始末難尋，因果斯昧，子玄之論，可謂切中其弊矣。

劉子玄《史通》特著《本紀》、《世家》、《列傳》、《表曆》、《書志》五篇，以論其得失，竊謂其言有是有非，不可不辨也。《本紀篇》云，“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春秋吴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案本紀者，述其宗祖曰本，奉其正朔曰紀。周自后稷至於西伯，秦自伯翳至於莊襄，爵雖諸侯，而實爲天子之宗祖，必欲置之世家，是欲臣其宗祖，昧其本源也。自周赧王亡至秦始皇稱帝，中間無統者三十四年，而滅周者秦，故列秦爲本紀。自秦子嬰亡至漢高祖稱帝，中間無統者四年，而殺子嬰、封諸王者項羽。故列項羽爲本紀。必欲稱項羽爲僭盜，則劉邦何嘗非僭盜乎？必欲以稱王爲非天子，則夏、商、周何嘗稱帝乎？子玄成敗論人，實非公論。且《史記》尚有《吕后本紀》，以少帝非惠帝子，而政歸吕后，故列吕后爲本紀，而子玄不敢論列，似避武后之嫌，惟於范曄《皇后紀》特致彈論（見《列傳篇》）。由此言之，子玄於本紀二字之義，尚未憭然也。《世家篇》云：“陳勝起自群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案：諸侯爲世家，割據稱王，未成一統，故亦列之世家；況滅秦之祀，涉實發難，若在班固，必列涉於載記，似覺更當。子玄必欲以盜稱涉，毋亦成敗論人，又云“諸侯大夫家國本别，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後，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案：帝王追其本，諸侯詳其世，本末既明，因果斯判。且子孫爲諸侯，使其先世祖宗爲臣，其蔽與論本紀同矣。《編次篇》云，“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至於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叙事篇》云“《日者》、《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子玄以爲傳以記人，志以記事，自是唐代俗見，昧於傳記之原。不悟子長列傳，原有以人爲綱、以事爲統兩類，以事爲統，後世謂之叢傳，又稱彙傳，蓋書志之記事，重在政治，彙傳之記事，重在社會，例如《平準書》與《貨殖傳》，皆記財貨之事，而其注意實有不同者也。《表曆篇》云：“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宗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説，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案：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傳而表之者，有未入傳而連類以表之者，表立而紀傳之文可省，此萬斯同所以補歷代史表也。觀夫《宋史》表少而紀傳繁，《遼史》表多而紀傳省，此其明效也（《史通·雜説篇》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内，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讀者閲文便覩，舉目可詳”，則子玄於表，後亦知其有用矣）。子玄《書志》一篇，論辨尤詳，以爲“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而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説，名目雖異，體統不殊”。其推論源流，特稱明允。惟於《漢書》《天文》、《藝文》、《五行》三志，以爲可以删削，毋事妄載。《宋書》之《符瑞志》、《魏書》之《釋老志》，亦以爲不急之務。而可以爲志者有三，曰都邑，曰氏族，曰方物。夫五行符瑞，與當時社會心理有關，實不可去；天文則代有發明，藝文則世有增減；釋老一志，可以覘教化，降及後世，景回諸教，雜然並作，尤不可以無志，惟其名不可以釋老限耳。夫藝文、釋老均爲一代文化所關，何可不詳聚史材，以爲後世之參考？而子玄所蔽尤在藝文，以爲“前志已録，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夫文籍代增，誠不勝載，然酌劑損益，非無其術。一則當代所撰，務宜全列，子玄亦既言之；一則前世古書，亦既有目，史既斷代，則當時亡佚之書，史宜備載。如梁代之書，焚於元帝，宋世之籍，淪於金源，此宜詳記者一也。亦有前世亡佚，而忽爾復見，如漢之孔壁，晉之汲冢，清之敦煌石室，永樂重獲金元之書，日本復歸梁唐諸籍，此宜詳記者又一也。當唐之世，《七略》、《七録》猶存，故視漢隋藝文經籍，煩而無當，若使子玄生於今世，必以爲吾國文化所存，全恃二志，得覩其概，又何嫌其妄載哉！

史學要義，以最近者宜最詳，良以當代各事，皆由最近歷史遞嬗而來，其關係尤爲密切。吾國史家，頗明斯義。司馬遷《史記》百三十篇，自上古至秦楚之際，年代綿邈，僅占其半；記載漢事，亦占其半（《史記》一書，本紀十二篇，漢占其五；表十篇，漢占其六；書八篇，漢約占其四；世家三十篇，漢占其十二；列傳七十篇，漢占其三十八。故自黄帝至秦楚之際，約六十五篇，漢亦有六十五篇）。而漢五世（高、惠、文、景、武），武帝時事，載之尤詳，約占五分之二（漢六十五篇，而武帝時事約二十六篇）。可謂最近而最詳者矣。班固記載漢事，共爲百篇。自是厥後，每易一代即新撰一史，以至於清，追蹤前武，亦成明史，蓋亦以最近之史，於當代尤爲切要也。不特此也，班固既成《漢書》，又作《世祖本紀》，並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此亦記載當代之史尤詳於近世史之明證也。自是之後，私家記述當世之史，代不乏人。自魏收《魏書》有穢史之目，至隋開皇乃發令禁絶人間撰集國史，臧否人物，於是設官修史之局開，私家著述之風微。然國史雖爲官修，而野史之業仍未絶也，南宋、南明，其風尤甚，尊王攘夷之微義，爲外來君主所最忌，至清順治、康熙，乃大興史獄，莊廷鑨、戴名世以此誅夷，乾隆時又銷燬明季史書，不遺餘力，自是私家記述當代史事之風絶矣。故今日而欲言史學，當屏除官史而奬勵私史，又當整理古史而尤宜注重當代之史（整理古史，以通史爲歸；注重當代之史，則自清中葉以迄民國今日百年之間，尤爲重要。吾國舊時，以《史記》、《通志》、《南北史》、《五代史》皆目爲通史，其實《史記》、《通志》略具通史之質，《南北史》、《五代史》則章學誠所謂叢史而已，不可混也）。

六　紀事本末

以一事爲綱，而記述其始末，始於《尚書》之《金滕》、《顧命》。至宋袁樞，乃有紀事本末一體，此亦史學進步之徵也。蓋紀傳之弊，一事復見數篇，主賓莫辨；編年之弊，一事隔越數卷，首尾難稽。其於事之因果，皆難綜核，而欲發明大律，指揮人事，固其難也。自紀事本末出，遂使紀傳、編年貫而爲一，以事爲經，以時爲緯，遠因近果，於是麤備。蓋史學發達之次叙，其始雜記事端，年月莫備，其次詳編年月，始末間隔，再進則事時兼顧，始末萃列，撢因尋果，方臻精密，蓋斯體發生，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

自宋袁樞撰《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或作二百三十九卷，以一篇爲一卷耳），楊萬里爲之序，以爲“予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繹其終，攬其終莫知其初。自袁書出，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讀其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宋淳熙本《通鑑紀事本末》序）。而趙與 亦云“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連，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鉅海，未易遽覩其津厓，得《本末》而讀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了然在目中矣”（宋寶祐大字本《通鑑紀事本末》序）。是紀事本末者，實所以救編年之弊者也。其後明陳邦瞻作《宋史紀事本末》二十六卷（或作一百九卷，亦以一篇爲一卷）、《元史紀事本末》四卷（或作二十七卷），雖以宋史、元史爲名，似爲紀傳體而作，其實仍以編年爲前驅也。蓋其時薛應旂有《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王宗沐有《宋元資治通鑑》六十四卷，故能比事次年，有條不紊也。

清豐潤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此書先《明史》、《明紀》而成，既無紀傳之史爲之前驅，又無編年之書爲之先導，似爲特創之作，其書與《明史》頗多異同，各篇之末，附以論議，文倣《晉書》，體規張溥（張溥有《通鑑紀事本末》等論），多儷偶之詞，遺詞隸事，曲折詳盡。或謂此書實成於談遷，其論實成於陸圻（姚際恒説）。又鄭元慶述朱彝尊言，“此書德清徐侍郎倬所著，爲諸生時，爲谷所識拔，以此報之”。《四庫全書提要》則謂“邵廷采《遺民傳》稱山陰張岱嘗輯明一代遺書爲《石匱藏書》，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岱慨然予之”（希祖案：《石匱藏書》二百二十一卷，其書體例倣《史記》，余藏其稿本）。谷爲浙學使，書成於浙人，谷以金購得之，此姑不具論，第論其書必有憑藉，可斷言也。其時浙江撰明史者，黄宗羲有《史案》、談遷有《國榷》、張岱有《石匱藏書》，皆綜述有明一代史事，他若鄭曉之《吾學編》、朱國禎之《史概》，亦嘗先後記述，況浙人之外，著述尚多，紀傳編年，各有其書，蓋紀本末一體，若無他體以爲之前驅先導，必不能發生也。

有以紀事本末施之古史者，宋章冲有《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五卷，書太簡略，未嘗傳稱於世。清高士奇乃著《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其書以國爲經，以時爲緯，雖以《左傳》爲主，然亦别採經史諸子，爲之補逸，爲之考異，爲之辨誤，爲之考證，篇末各附以論，此其勝於章書者也。先是，明沈朝陽有《通鑑紀事本末前編》，其書始於盤古，終於周分東西，荒誕不經之説，累牘連篇，故不足傳云。

有以紀事本末體施之偏方之史者，清楊陸榮有《三藩紀事本末》二十二卷，其書成於康熙五十六年，時温睿臨之《南疆逸史》、邵廷采之《東南紀事》、《西南紀事》等亦先後出，而傳鈔未廣，楊氏亦未必見也。張鑑《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其書有表有圖（首列年表、職方表及西夏堡塞地圖），蓋倣馬驌《繹史》例，至是而紀事本末一體又稍進化矣。且西夏史事，成專書者甚尟，洪亮吉之《西夏國志》十六卷，未刊行於世，張氏亦未必見。然則楊、張二氏之紀事本末，其成書蓋有獨難者也。清光緒時，萍鄉李有棠撰《遼史紀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紀事本末》五十二卷，其本文俱本《遼史》、《金史》，間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略者，並倣裴松之注《三國志》、胡三省注《通鑑》例，小注雙行，分載每條之下，名曰考異。自著書而自注，此又紀事本末之一變體也。清初馬驌撰《繹史》一百六十卷，起自上古，訖於三代，亦爲紀事本末體。博採羣書，貫穿古事，事擷其要，略具始末，且又有政典，有學案，有世表，有輿圖，體大而思精，在紀事本末中可謂獨創而進化，足以自成一家者也。雖其中僞書讖緯，雜然並陳，不能鑒别，亦其一弊，然其規模宏遠，在斯體中固莫之與京者矣。

吾國史書，雖以紀事本末爲最進化之體，然尚不知因果之精律，社會之要素，故其取材少客觀之精鑒，叙事尟主觀之斷制，輕重詳略，多失其宜。此則改良史學，在乎後起之英，不可以此苛責先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