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骈驾二马，从马，并声。”古义训併，或训並，皆谓偶也。刘勰有作，抉发文心，以为：“文之为德，与天地并生。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势不孤立。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此见文之用偶，出于天然。而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此文称骈俪之始。仁和毛先舒稚黄为宜兴陈维崧其年《湖海楼俪体文序》，论文之有俪体，原本两仪，亦宗经诰。其说本《文心雕龙》之《丽辞篇》。厥后仪征阮元芸台张皇其义，以为《文言说》，而原文之所自起，以为：“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象其形也。《考工记》曰：青与白谓之文。《说文》曰：文，错划也，象交文也。古文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以期传之久远；其著之简策，亦有漆书刀刻之劳；匪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说文》：‘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也，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使人易诵易记，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而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一篇，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孔子于此发明乾坤之蕴，诠释四惪之名，几费修词之意，冀达意外之言，要使远近易诵、古今易传而世之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唯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自齐、梁之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肰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昭明所选，名曰《文选》，盖必文而后选，非文则不选。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而专名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振笔纵书者比也。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名之为文也。名之为文，必义归翰藻而后可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之所不选者，反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其合于昭明所谓文者鲜矣！其不合之处，盖在奇偶之间。经史子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为非古而卑之，则孔子之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韵语凡三十五，岂可以为非文之正体而卑之乎！”文见《研经室集》。亦越百有余载，其乡人刘师培申叔益推承厥指以著广文言说，辞加该备。其略曰：“文字初兴，勒书简毕，有漆书刀削之劳，抄写非易，传播维艰，故学术授受，仍凭口耳之传闻；又虑其艰于记忆也，必杂于偶语韵文以便记诵；而语言之中有文矣。及以语言著书册，而书册之中亦有文。观于三代之书，谚语箴铭，实多韵语。若六艺之中，《诗》篇三百，固皆有韵之词；而《易》、《书》二经，亦大抵奇偶相生，声韵相叶。而《尔雅·释训》子子孙孙以下，用韵者亦三十条，惟《戴礼·周官经》言词简质，不杂偶语韵文；则以昭书简册，县布国门，犹后世律例公文，特设专门之文体也，故与文言不同。降及东周，直言者谓之言，论难者谓之语，修词者谓之文，而《易·文言》曰：‘修词者立其诚。’《说文》：‘修，饰也。’词之饰者乃得为文，不饰词者，即不得谓之文，不独言与文分，亦且言与语分。故出言亦分文质。言之质者，纯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犹今俗语也。《说文·序》云：“秦代以前，诸侯各邦，文各异形，言各异声，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别之语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纯乎雅言者也，阮芸台曰：“雅言者，犹今官话也。雅，与夏通。夏为中国人之称，故雅言即为中国人之言。尔雅者，乃方言之近于官话者也。”春秋之时，言词恶质，故曾子戒远鄙倍，荀子讥为俚语，而一语一词，必加修饰。《左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犹言文言也。文言者，即文饰之词。孔子言‘词达而已’，即不文饰之词也。言‘词达而已’，不言文达而已，足证词与文不同，词非文也。至春秋时代之书，亦大抵文与语分。文近于经，语近于史。故曾子作《孝经》，老子作《道德经》，屈原作《离骚经》，皆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若《春秋左氏传》以及《国语》、《国策》诸书，乃史官记言记事之遗，非杂用偶文韵语者也。至诸子之书，有文有语：荀子《成相篇》、墨子《经·上下篇》，皆属于文者也；庄、列、孔、孟、商、韩，皆属于语者也。文犹后世之文词，语犹后世之演稿。惟古人言词，一经书册之记载，或加润色之功，致失本文之旧。俞氏荫甫樾谓《左氏》一书，由丘明润色，非其本文之旧也。则语而饰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虚字未兴，罕用语助之词，故《典》、《谟》、《誓》、《诰》，无抑扬顿挫之文。后世以降，由实字假为虚字，浑噩之语，易为流丽之词；文士互相因袭，致偶文韵语之体，亦稍变更。则文而涉于语矣。西汉代兴，文区二体，赋颂箴铭，源出于文者也；论辩书疏，源出于语者也。然扬、马之流，类湛深小学，故发为文章，沉博典丽，雍容揄扬，注之者既备述典章，笺之者复详征诂故，非徒词主骈俪，遂足冠冕西京。东京以降，论辩书疏之作，亦杂用排体，易语为文；魏晋六朝，崇尚排偶，而文与笔分。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观魏晋六朝诸史各列传中，多以文笔并言，则当时所谓笔者，乃直朴无文之作也。或用之记事之文，《唐书·蒋楷传》：“踵修国史，世称良笔”，亦为记事之文。张说称大手笔，亦指其善修史及作碑版耳。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笔削；陆机《文赋》，不及传志碑版之文，盖以此为史体，非可入之于文也。或用之书札之文，《汉书》称谷永善笔札，而《晋书》亦言乐旨潘笔，皆指书札之文而言之也。体近于语，复与古人之语不同。盖魏晋之时尚清谈，即古人所谓语也；而笔则著之书册，故又与古人之语不同。梁元帝《金楼子》云：‘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刘彦和《文心雕龙》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笔区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辑《文选》也，以沉思翰藻者为文。凡文之入选者，大抵皆偶词韵语之文，即间有无韵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扬咏叹，八音协畅，默契律吕之深，故经子诸史，悉在屏遗。是则文也者，乃经子诸史之外别为一体者也。齐、梁以下，四六之体渐兴，以声色相矜，以藻绘相饰，靡曼纤冶，文体亦卑；然律以沉思翰藻之说，则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降及唐代，韩、柳嗣兴，始以单行易偶排，由深趋浅，由简入繁，由骈俪相偶之词，易为长短相生之体，希踪子史。然绳以文体，特古人之语，而六朝之笔耳。故唐代之时，亦称韩文为笔。刘禹锡《祭韩侍郎文》云：‘子长在笔。’赵璘《因话录》曰：‘韩公文至高，时号韩笔。’是唐人不以散行者为文也。至北宋苏轼，推崇韩氏，以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辨；而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县凌次仲先生廷堪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元《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2]。导源徐庾、即谷人、吴锡麟。巽轩、孔广森。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亦希踪四杰。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而无识者流，欲别骈文于古文之外，亦独何哉？”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爰次其说以发吾篇，所以原文之必出于骈，非骈则不成文也。夫手足非骈，则不能迭施；耳目非两，则不能遍察，而所以筦其枢者曰脑，则一而已。是故非主一则无适，非兼两不相济也。述《原文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