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读义乌朱一新鼎甫《无邪堂答问》，论：“骈文自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公牍文字如笺奏书启之类，不得不如此，其体自义山开之。惟其藕断丝连，乃能回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如之。”此体自以六朝为准；而“潜气内转，上抗下坠”，斯尤片言居要，可谓一字千金，信足树斯文之典型，而以发六朝之秘响者也！近人元和孙德谦隘堪纂《六朝丽指》一书，推大其谊，以为论衡；而矜诩奇秘，发端一序，谓：“丽辞之兴，六朝称极盛焉。余少好斯文，迄兹靡倦，握睇籀讽，垂三十年，见其气转于潜，骨植于秀。振采则清绮，陵节则纡徐。缉类新奇，会比兴之义；穷形抒写，极绚染之能。”可谓有味乎其言之也！反复耽玩，籀其所论，大指主气韵，勿尚才气；崇散朗，勿嬗藻采。其论以为：“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彦升任昉用笔稍有质重处，不若休文沈约之秀润，时有逸气，为可贵也。孙君此论，与张天如不同。据博观彦升质重而臻遵古，远胜休文之秀润而流绮靡也。参观流变第三。然气体散朗之论，故自不可易。《诗品》云：‘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然则彦升之诗，失在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谓其文亦然，皆由于隶事太多耳。语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征实。若事事征实，易伤板滞。后之为骈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气，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无不用顿宕之笔。后人但赏其藻采，而于气体散朗，则不复知之。故即论骈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无多矣！”此崇散朗，勿嬗藻采之说也。又谓：“长沙王益吾先谦选《骈文类纂》四十六卷，其持论大旨，则在不分骈散而以才气为归。夫骈文而归重才气，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复轻鄙，无所藉口。惟既言骈文，则当上规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贵，盖以气韵胜，不必主才气立说也。《齐书·文学传论》曰：‘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若取才气横溢，则非六朝真诀也。昌黎谓‘惟其气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应尔，骈文则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气极遒炼，欲言不言；而其意则若即若离，上抗下坠，潜气内转。故骈文蹊径与散文之气盛言宜，所异在此。”此主气韵，勿尚才气之说也。主气韵，勿尚才气，则安雅而不流于驰骋，与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则疏逸而无伤于板滞，与四六分疆。隘堪以为：“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甲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而骈文又与律赋异。隘堪以为：“骈文宜纯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赋，则不免失之纤巧。《文心雕龙·诠赋》与《丽辞》各自为篇，则知骈文且不同于赋体。赋体出以雕纂，而骈文尤贵疏逸。”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隘堪以为：“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信碑志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行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也。傥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呜呼！此彦和《文心》所为致叹于“气无奇类，文乏异采，则碌碌丽辞，昏睡耳目”者乎！隘堪之作，此为精覈！要删厥旨，用式多士。述《典型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