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殷之礼，文献无征。而古书所言古代制度，多有莫知何属者。汉、晋诸儒解释其制，往往托之于夏、殷，谓其与周代制度不合也。今以诸说合为一篇，标曰“传疑之制度”。
（一）九州之界域。
《尔雅》：“九州：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郭璞注：“此盖殷制。”郝懿行曰：“郭云‘此盖殷制’者，《释文》引李、郭同。《诗·周南·召南谱正义》引孙炎曰：‘此盖殷制。《禹贡》有梁、青无幽、营，《周礼》有幽、并无徐、营。’是孙炎以《尔雅》之文与《禹贡》《周礼》异，故疑为殷制。”又曰：“《逸周书·大匡篇》云：‘三州之侯咸率。’《程典篇》云：‘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颂》云：‘奄有九有。’《毛传》：‘九有，九州也。’又云：‘帝命式于九围。’《毛传》：‘九围，九州也。’殷有九州，皆其证。”
（二）封建之制。
《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玄注：“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
（三）八州封国之数。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郑注：“此殷制也。”孔颖达疏：“‘此殷制也’者，以夏时万国，则地余三千里，周又中国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
（四）王畿封国之数。
《王制》：“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郑玄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殷颂》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内’。”
（五）九州封国之总数。
《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郑注：“《春秋传》云：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言执玉帛，则是惟谓中国耳。中国而言万国，则是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尧、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
（六）方伯连帅之制。
《王制》：“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十六长，八伯各有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注：“属、连、卒、州，犹聚也。伯、帅、正，亦长也。凡长皆因贤侯为之。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七）王室之官制。
《礼记·曲礼》：“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郑玄注皆谓此“殷时制也”。
（八）冢宰制国用之法。
《王制》：“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皮锡瑞《王制笺》案：“注疏不解冢宰，当是即以《周官》之冢宰解之。证以《白虎通》，则此经冢宰，必非《周官》冢宰。又引陈立《白虎通疏证》，定此冢宰为殷之太宰。”
（九）质成之法。
《王制》：“天子斋戒受谏，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斋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成岁事，制国用。”黄以周《礼书通故》：“以《尚书·立政》《伏书·夏传》《戴记·曲礼》诸文参之，此盖殷制也。夏重司空，以司空公领司空，而上兼百揆。其司马公领司马，而又兼司寇。司徒公领司徒，而又兼秩宗。五官之职，以三公统摄之，是谓三宅。成汤因之。故《书·立政》曰：‘三有宅，克即宅。’此所谓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者，即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也。殷重司徒，故以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为次。大乐正为殷之宗伯，大司徒领司徒，亦兼宗伯。故大乐正之质，从大司徒。大司马领司马，亦兼司寇，故大司寇之质，从大司马。大司空领司空，亦兼市，故市之质，从大司空。《曲礼》记殷五官之制，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司士，《左传》作司事，盖即周之宗伯，此又谓之大乐正。于大司徒三官之外，又曰大乐正、大司寇者，明五官之制也。市本小官，故不言大，特欲配下大司空举之耳。大乐正、大司寇、市之质，必从于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者，明殷之五官亦如夏制，以三公统摄之也。司会为冢宰之属，冢宰即太宰。《曲礼》记殷官制，天官太宰，不与五官分职。故此司会之质，别受于冢宰，不从于大司徒三官。至周乃以太宰与五官同分职者，殷、周制之别也。”
（十）司空制地之法。
《王制》：“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皮锡瑞《王制笺》：“案司空，依今文说当为三公之司空，不当为六卿之司空。《韩诗外传》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马、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汉书·百官公卿表》同。《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引《别名记》同。《御览》引《书大传》曰：‘沟渎壅遏，水为民害，则责之司空。’《论衡》引《书大传》曰：‘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降，水为民害，则责于地公。’盖司空一曰地公，正掌度地量地之事。此夏、殷官制与周官六卿不同者也。”
（十一）司徒及乐正教民之法。
《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1]，明七教以兴民德[2]，齐八政以防淫[3]，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正义》：“熊氏以为此中年举者，为殷礼。”）“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郑玄曰：“此小学大学，殷之制。”
（十二）司马官人之法。
《王制》：“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皮锡瑞《王制笺》：“案今文家说，司马主天，谓之天官，其位最尊。故进退人才皆由司马。《周官》司马专主武事，与此不同也。”
（十三）司寇正刑明辟之法。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辞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十四）田里关市之法。
《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圭辟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郑玄曰：“古者，谓殷时。”孔颖达曰：“此王制多是殷法。”
上十四则，见于《尔雅》者一，《小戴记·曲礼》者一，《王制》者十二。其谓为殷制者，皆以其与周制不合，故用反证之法，以为殷制。夫《商颂》之“九围”、“九有”，既未言其异于夏、周，《殷祝》称诸侯三千，何以九州仅容千八百国？其余诸制亦多可疑。卢植谓《王制》为汉文帝博士诸生所作。郑玄谓《王制》之作在周赧王之后，其时距殷甚远，固不待言。俞樾、皮锡瑞谓《王制》为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当亦未必尽弃周制而远法殷商。刘师培纂《中国历史教科书》直以《王制》所云悉属殷制，使学者据以为说，不复究其由来，则袭谬沿讹，其误非浅矣。愚意《王制》之言自属周、秦间学者理想中之制度，第此等理想亦必有其由来。今文家所谓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者，故非无见。兹列数证以明其虽非完全殷制，亦可借以推测殷代制度之梗概焉。
（一）诸侯国数。封建诸侯，自不能如布子于棋局，一一恰合其数。然殷末诸侯之数，似亦有一千七八百国。《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逸周书·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以此计之，已有一千五百余国，其他岂无中立而不亡者？则谓殷之诸侯由三千而渐少至千八百国，亦理所宜有也。
（二）当时官制。《史记·殷本纪》：“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是殷之尊官为三公也。《书·牧誓》周官司徒、司马、司空下，即称“亚旅”、“师氏”，以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与诸大夫有别也。当时周室之制必与殷制相近，故解《王制》者谓司徒、司马、司空为殷之三公，非傅会也。
（三）殷之重刑。商人先罚而后赏，故刑罚最严。《书·多方》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劝。开释无辜，亦克用劝。”以此言衡《王制》，则司寇之正罚明辟，似亦本于殷。且《墨子》称“汤有官刑”[4]，《荀子》言“刑名从商”[5]。刑名之严，殆自商始。《王制》以“析言破律，乱名改作”为大罪，其以此欤？
（四）关市田赋之制。《孟子》：“殷人七十而助。”助者，借也。与“公田借而不税”之说合。又称“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亦殷末之事。《逸周书·大匡篇》：“无粥熟，无室市。”所谓粥熟，即饮食之成熟者，所谓室市，即室中各物皆取于市也。此殷之市禁行之于周者，特不如《王制》之详耳。
大抵人类之思想不外吸集、蜕化两途。列国交通，则吸集于外者富；一国独立，则蜕化于前者多。三代制度虽有变迁，而后之承前大都出于蜕化。即降至秦、汉学者，分别质文，要亦不过集合过去之思想为之整理而引申，必不能谓从前绝无此等影响，而后之人突然建立一说，乃亦条理秩然，幻成一乌托邦之制度。故谓《王制》完全系述殷制未免为郑、孔所愚，而举其说一概抹杀，谓其绝无若干成分由殷之制度绎而生者，亦未免失之武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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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冠、昏、丧、祭、乡、相见。
[2] 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
[3] 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4] 《非乐篇》。
[5] 《正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