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以降，史料渐丰，周之文化，烂焉可观。《周书》四十篇，今存者二十篇：
《泰誓》三篇（今存而不全）、《牧誓》（今存）、《武成》、《鸿范》（今存）、《分器》《旅獒》、《旅巢命》、《金縢》（今存）、《大诰》（今存）、《微子之命》、《归禾》、《嘉禾》、《康诰》（今存）、《酒诰》（今存）、《梓材》（今存）、《召诰》（今存）、《洛诰》（今存）、《多士》（今存）、《无逸》（今存）、《君奭》（今存）、《成王征》、《将蒲姑》、《多方》（今存）、《周官》、《立政》（今存）、《贿肃慎之命》、《亳姑》、《君陈》、《顾命》（今存）、《毕命》、《丰刑》、《君牙》、《冏命》、《蔡仲之命》、《费誓》（今存）、《吕刑》（今存）、《文侯之命》（今存）、《秦誓》（今存）。
其逸者，复存五十九篇。
《汉书·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1]《逸周书集训校释序》（朱右曾）：“《周书》称逸，昉《说文》，系之《汲冢》，自《隋书·经籍志》。《隋志》之失，先儒辨之，不逸而逸，无以别于逸《尚书》，故宜复《汉志》之旧题也，其书存者五十九篇，并序，为六十篇。较《汉志》篇数亡其十有一焉。”“师古云：‘其存者四十五篇。’师古之后，又亡其三。然晋、唐之世，书有二本。刘知幾《史通》云：‘《周书》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终灵、景。’不言有所阙佚，与师古说殊。《唐书·艺文志》：《汲冢周书》十卷，孔晁注，《周书》八卷。二本并列，尤明征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后矣。”
其诗之存者，三百篇。
《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者……三百五篇。”[2]
而他书之相传为文王、周公所作，以及史家所记，诸子所述者尤夥，较之夏、商之文献无征，不可同日而语也。
周室之兴基于农业，此可以《诗》之《生民》《七月》《公刘》《思文》诸诗见之，无俟深论。公刘居豳之时，仅有庐馆宫室及公堂。
《诗·笃公刘》：“于时庐旅。”“于豳斯馆。”
《诗·七月》：“上入执宫功。”“入此室处。”“跻彼公堂。”
至太王迁岐，始大营城郭宫室。
《诗·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3]。……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故周之开基，断自太王。太王以前之世系，且不可深考，其事迹更茫昧矣。
《国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史记志疑》（梁玉绳）：“契十三传为汤，稷十三传为王季，则汤与王季为兄弟矣。而禹、契、稷三圣，共事尧、舜，禹十七传至桀，汤三十七传至纣，二代凡千余年。而稷至武王才十六传，历尽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其谁信之？”
太王之迁岐，《诗》不言其何故，但述其走马而来。
《诗·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疑殷商时多行国，故择地而迁，行所无事。而诸书言古公避狄，其言至有理想。
《通鉴外纪》：“薰育狄人来攻，古公事之以皮币、犬马、珠玉、菽粟、财货，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与之。’耆老曰：‘君不为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谓亡民也。’耆老曰：‘君不为宗庙乎？’公曰：‘宗庙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以其所养，害所养，吾不忍也。民之在我与在彼，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哉？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属，出豳，渡漆沮，逾梁山，邑于岐山之阳，始改国曰周。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举国扶老携弱从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户之邑。旁国闻其仁，亦多归之。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颂其德。”[4]
以之较今之持国家主义，杀人流血无所不至者，相去远矣。
殷商之世，教育发达，其人才多聚于周，而周遂勃兴（此如西汉之季王莽兴学，而其人才为东汉之用之例。盖殷商、新汉，皆帝王家族之分别，而一国之人不限于一时代也）。观《周书》《史记》之言，周实多得商之人才。
《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
《史记·周本纪》：“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下至陶冶柯匠之徒，亦为所用。
《逸周书·文酌篇》：“十二来：一弓、二矢，归射，三轮、四舆，归御，五鲍、六鱼，归蓄，七陶、八冶，归灶，九柯、十匠，归林，十一竹、十二苇，归时。”
故周之士夫、野人，咸有才德。
《诗·棫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诗·兔罝》：“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诗人但美归于文王后妃之化，尚未推见其远源也。且殷、周之际，不独男子多受教育，即女子亦多受教育者。如周之三母：
《列女传》：“周室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姒。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贞训率导，靡有过失[5]。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太姒者，武王之母，禹后有莘姒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劳，以进妇道。太姒号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未尝见邪辟之事。及其长，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史记·周本纪》：“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
当皆受殷之侯国之教育，非受教于周者也。周之妇女，被后妃之化，亦能赋诗守礼。其时女子教育之盛可知。
《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小序》：“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
《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小序》：“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
《列女传》：“《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过时不来，妻恐其懈于王事，乃作诗曰：‘鲂鱼赪尾，王室如毁，父母孔迩。’盖不得已也。”“《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于酆，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以不正。夫家轻礼达欲，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于理，致之于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礼不备作也。”（按二《南》之诗，多言妇人女子之事。然不知其为女子自作，抑男子为女子而作？此二诗，则《毛诗》《鲁诗》[6]皆以为女子自作，故引以证其时妇女能文。）
男女贵贱皆有才德，故其国俗丕变，虞、芮质成，相形而有惭色。
《诗·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传》：“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质焉？’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而退。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此周室代商最大之原因。故知虽君主时代，亦非徒恃一二圣君贤相，即能崛起而日昌也。
虽然周之兴固有民德之盛，而文王、周公继世有才德，亦其主因之一。文王之德见于《书》者如：
《书·康诰》：“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书·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见于《诗》者如：
《诗·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诗·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皆可见其人立身处事，处处敬慎之状。周公之性质，殆最似文王，其戒成王、康叔、召公及殷之士民，无在不含有戒慎恐惧之意。合观《诗》《书》诸文，其原因盖有三端：
一则唐、虞以来相传之道德，皆以敬慎为主。如《皋陶谟》称“慎厥身修，兢兢业业”，《商颂》称“温恭朝夕，圣敬日跻”之类，皆从收敛抑制立论。似吾国国民性，自来以此为尚，与西人之崇尚自由发展者正相反对。文王、周公受累世之教育，秉国民之同性，故其言行若此。
一则历史事迹多可鉴戒，陈古刺今，时时危悚。如《召诰》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诗·荡》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类，皆以前人之不德，为后人之鉴戒。故文王、周公之敬慎，即夏殷末造之君臣放恣纵肆之反感也。
一则自古以来寅畏天命，常以戒慎恐惧为事天引年之法。如《商颂》称“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之类，是商人之心理也。文王、周公承受此说，益以天命不常为惧。故昭事上帝必矢之以小心。后世儒家、道家、墨家畏天、法天、事天之说，皆本于此。周之《书》《诗》言天、言上帝者，指不胜屈，其渊源甚远，并非后世儒者假称天命以恐吓帝王，盖自古相承之说。君相之贤者，时时以此自励自戒也。综观《诗》《书》之文，虽似含有宗教之意，而以天为勉励道德之用，非以天为惑世愚民之用，亦与宗教有别。
文王、周公之学，以《易》之卦爻为最邃。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周易正义》：“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
盖伏羲画卦之后，累世相传，有占卜之书。至文王时，乃演其辞，而名为《易》。
《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7]《周礼》：“太卜掌三《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8]
易，一名而含三义。
郑玄《易赞》：“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有圣人之道四，不专为卜筮之用。
《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故为吾国哲学书之首。夫以哲学家主持国政，是实吾国之特色也。
《中国哲学史》（谢无量）：“希腊柏拉图著《新共和国》，谓当以哲学者宰制天下而出政教。盖仅出于想望，非谓必可见诸实事也。独吾国自羲、农以来以至尧、舜，皆以一世之大哲，出任元首。故在中国历史中，为治化最隆之世，后世靡得而几焉。”（按伏羲仅画卦象，无文字。尧、舜仅修道德，亦无著作。以哲学家宰制天下者，惟文王、周公耳。）
周公自称多材多艺。
《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
《尚书大传·康诰》称其“制礼作乐”。
《尚书大传》：“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书》曰：‘作新大邑于东国雒，四方民大和会。’此之谓也。”
其于《诗》，有《七月》《鸱鸮》《常棣》《时迈》诸篇。
《诗·小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焉。”《国语·周语》：“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据此，是《常棣》《时迈》二诗，为周公之作，以《时迈》为周文公之颂。度《周颂》诸篇多出于周公，特无质言之者耳。
他若《春秋》凡例，
《春秋左传序》（杜预）：“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正义》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
《尔雅·释诂》，
《西京杂记》（刘歆）：“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
《进广雅表》（张揖）：“昔在周公，缵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
《释文》（陆德明）：“《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
其著作之多，前此所未有也。
三教改易，至周而尚文。盖文王、周公皆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其礼乐制度具详后篇。兹先述尚文之意。周之伐商，既大用武力，
《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商郊……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
《逸周书·克殷篇》：“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王既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
又伐诸国，征四方。
《逸周书·世俘篇》称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命伐卫，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百韦命伐厉。又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馘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周非不尚武也，比天下大定，始以觌文匿武为大政方针。
《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生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兹大。’”“仓葛曰：‘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
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乐记》述其命意，略可推见当时之政术：
《乐记》：“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
夫“倒载干戈”，“衅藏车甲”，似乎弭兵止戈矣，然“散军郊射”、“冕而总干”，仍以武事寓于文事之中。盖明示人以右文，而阴教人以习武，即所谓觌文而匿武也。周公教成王立政，以“诘尔戎兵”为言：
《立政》：“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大烈。”
而巡守告祭之《颂》，则称“戢干戈，櫜弓矢”。
《诗·时迈》：“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小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
其心盖深知武备国防之不可废。而开国之初，提倡尚武主义，则强藩列辟，日日称戈，其祸将不可止。不得已而为折衷之法，务以文化戢天下人之野心，其旨深矣！
* * *
[1] 注：周史记。师古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
[2] 合《商颂》故曰三百五篇。
[3] 据此，知豳之庐馆、宫室多近于土穴。
[4] 胡注：“此《孟子》《淮南子·道应训》《庄子·让王》《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诗·大雅·绵·毛传》文。”
[5] 《史记正义》引此文作：“率导诸子，至于成童，靡有过失。”
[6] 刘向治《鲁诗》。
[7] 此可见从前不名“易”。
[8] 是周之书名为《易》，以前之《连山》《归藏》不名《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