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者，男子之通称，非书名也。

《白虎通》：“子者，丈夫之通称也。”

以人之称称其书，殆始于申不害。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形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按《史记》载诸子之书，或称其篇，或称其书，或称其著书。如《管晏列传》论“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1]及《晏子春秋》[2]，详哉其言之也”；《老子传》“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庄子传》“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3]之类，未尝言其书号曰某子，惟《申子传》称其号曰《申子》，似申子著书之时，即号曰《申子》。

至汉刘向校诸子，刘歆作《诸子略》，于是百家之学，专以子名。

《汉书·艺文志》：“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4]。向子歆卒父业，有《诸子略》。”

至《隋书·经籍志》遂有子部之目，

《隋书·经籍志》：“《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其名虽不当，今亦无以易之也。《七略》所列诸子，始于神农、黄帝，其书既多出于伪托，亦不称子。称子之书，最古者以《鬻子》为首，次则《管子》《晏子》《老子》诸书。

《汉书·艺文志》：“《鬻子》二十二篇[5]。《鬻子说》十九篇。”[6]

按小说家尚有《务成子》十一篇，似先于《鬻子》，然志已称其非古语，故以《鬻子》为称子之书之首。

此皆后人追题，非当时即称为某子也。自春秋以降，其书益多，且多称某子，至秦、汉而渐衰，则谓诸子之书，以战国为最盛可也。

诸子之学，各有家法，主奴是非，言人人殊。以今所传诸书考之，自战国及西汉学者评论诸子之说甚夥。如：

《孟子·滕文公》：“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则专论杨子、墨子者也。

《庄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宋钘、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周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则遍论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慎到、田骈、彭蒙、关尹、老聃、惠施、桓团、公孙龙诸子，而兼述周之所独得者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是它嚣、魏牟也。忍情性，綦溪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是陈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以容辨异、县君臣；……是墨翟、宋钘也。尚法而无法，不循[7]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是慎到、田骈也。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是惠施、邓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解蔽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则杂论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申不害、庄周诸家者也[8]。

《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则论孔、墨二家，兼及其徒之传其学者也。

《吕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9]，阳生贵己[10]，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11]

则论老聃、孔子、墨翟、关尹、列子、田骈、杨朱、孙膑、王廖、兒良诸子，而各以一字揭其主义者也。

《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齐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故晏子之谏生焉。”“六国诸侯……力征争权……故纵横修短生焉。”“申子者，韩昭釐之佐。韩，晋别国也……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新故相反，前后相缪；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故商鞅之法生焉。”

则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申子、商子及纵横长短之学之发源也。综而观之，诸家所论，自孔、老、管、晏、史鰌、关尹、邓析之外，皆战国时之学者。按其学派，则子思、孟轲，儒家也，列子、杨朱、庄周，道家也，墨翟、禽滑釐，墨家也，慎到、申不害、商鞅，法家也，尹文、惠施、公孙龙，名家也，孙膑、兒良，兵家也。其学派不明，而可以其并举之人推测者，如《庄子》以宋钘、尹文并举，《荀子》以墨翟、宋钘并举，则宋钘之学，兼有墨家、名家之性质矣。《庄子》以田骈、彭蒙与慎到并举，《荀子》亦以田骈与慎到并举，则田骈、彭蒙为法家矣[12]。它嚣、魏牟，不知为何家，杨倞谓魏牟即《艺文志》道家之公子牟，则它嚣疑亦近于道家。桓团与惠施、公孙龙并称，亦名家也。王廖与兒良并称，亦兵家也。惟陈仲子见于《荀子》，亦见于《孟子》，而其学派无可归附耳。

诸子所论之外，则有《史记》诸子之传，老、庄、申、韩、商君等既各有传，而《孟子荀卿列传》中，复杂举驺衍、淳于髡、环渊、接子、驺奭、剧子、李悝、尸子、长卢、吁子等人，而谓世多有其书。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13]。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是又孟、荀、庄、吕，刘安所未论列，而其学皆能成家者也。然诸子所指斥及称道者，既各挟己见，未足尽当时之学派；史公作传，又以世有其书，略而不详。欲知战国诸子之学之大纲，及其源流派别，舍刘歆《诸子略》及班固所述为《艺文志》者，蔑有更备焉。予尝就《艺文志》所引诸书，国别而家析之，以期推见当时风气之梗概，为表如后。

下表皆确有国籍可考。其仅知为六国时人之书，不能定为何国何人者，如：

〔儒家〕 《景子》三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王孙子》一篇。《李氏春秋》二篇。

〔道家〕 《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孙子》十六篇。《王狄子》一篇。《宫孙子》二篇。

〔阴阳家〕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公孙发》二十二篇[14]。《乘丘子》五篇。《容成子》十四篇。《将钜子》五篇。

〔墨家〕 《我子》一篇。《随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15]。

〔农家〕 《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

综计诸家之书，凡七十九家，千二百四十三篇。而屈原、宋玉之词赋，孙膑、吴起之兵法，尚不与焉[16]。何战国时人之著作，若是之盛欤！以作者言，则儒家为多；以篇章言，则阴阳家多；以国籍言，则齐人为多。而卫有商君，韩有韩非子，作者虽少，已足为其国光。辜榷诸邦，惟燕最逊，庞煖之书，合之兵家所载，仅得五篇，今亦不传（《艺文志》兵权谋十三家中，有《庞煖》三篇）。燕为晚进之国，其文化劣于中土，即此可见矣。

《庄子》谓诸子之学出于古之道术，《艺文志》称诸家皆出于官守，其言至当而不可易。其个人师授之源流，亦略可考见。墨子师史角之后。

《吕氏春秋·当染篇》：“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17]

又有得于儒家[18]，禽滑釐受业于子夏，

《史记·儒林传》：“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

（按史称子夏之伦，未必即为子夏。孙诒让之《墨子间诂》谓其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子夏，故仍之。若以吴起为例，则当为曾子弟子，非子夏弟子也。）后又学于墨子，

《吕氏春秋·当染篇》：“禽滑釐学于墨子。”

而为墨家大师。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

《史记·孟子传》：“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

其门人有孟仲子，兼学于李克，授《诗》于根牟子，递传至荀卿[19]。史但称荀卿“游学于齐”，

《史记·荀卿传》：“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20]

注：世子，陈人，其时陈已亡，故属于楚。

而不言其所师何人。实则荀卿之学，远承子夏，近承孟子。其《非十二子篇》之诋孟子、子夏，及论性恶与孟子相反，犹之墨翟、禽滑釐同出于儒家，而其后自立学派，后极诋孔子也。（按荀卿之师，自根牟子之外，又有虞卿、穀梁俶、馯臂子弓诸人。刘向《别录》[21]云：“左丘明授曾申，曾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铎椒，椒作《钞撮》八卷授虞卿，卿作《钞撮》九卷授孙卿，卿授张苍。”是荀卿受《左传》于虞卿也。杨士勋《穀梁疏》云：“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鲁人。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授孙卿，卿传鲁人申公。”是荀卿受《穀梁传》于穀梁子也。荀卿书累称仲尼、子弓，自唐韩愈以为子弓即《仲尼弟子列传》之馯臂子弓。）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

《史记·苏秦传》：“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史记·张仪传》：“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鬼谷先生不知为何人，据应劭说，为六国时纵横家。

《史记集解》（裴骃）：骃按《风俗通义》：“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

世多以纵横之术为仪、秦所倡，观《史记·吴起传》及苏秦之言，则秦之先已有驰说纵横者。

《史记·吴起传》：“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22]《史记·苏秦传》：“说赵肃侯曰：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又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23]

鬼谷先生之为纵横家，当非悬测之言也。商君师尸佼，

《汉书·艺文志》中《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王应麟曰：“《史记》：‘楚有尸子。’注引刘向《别录》：‘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逃入蜀，造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王先谦曰：“注‘鲁’乃‘晋’之讹。”[24]

韩非师荀卿，

《史记·韩非传》：“非与李斯俱事荀卿，自以为不如非。”

而二人者皆不说学，

《商子·农战篇》：“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去强》：“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之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韩非子·五蠹篇》：“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此邦之蠹也。”《显学篇》：“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

故亦无弟子传其学。杨朱师老聃，

《列子·黄帝篇》：“杨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也。’杨朱不答。至舍，进涫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请，夫子辞行不闲，是以不敢。今夫子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杨朱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

列子师壶丘子、老商氏，

《列子·黄帝篇》：“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祸福、夭寿，期以岁、月、旬、日，如神。郑人见之，皆避而走。列子见之而心醉，而归以告壶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仲尼篇》：“子列子既师壶丘子林。”《黄帝篇》：“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仲尼篇》：“子列子学也，三年之后，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后，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颜而笑。七年之后，从心之所念，更无是非，从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九年之后，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外内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

其弟子甚多，

《列子·仲尼篇》：“子列子而与南郭子连墙，二十年不相谒请；……门之徒役，以为子列子与南郭子有敌，不疑。有自楚来者，问子列子曰：‘先生与南郭子奚敌？’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虚，耳无闻，目无见，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将奚为？虽然，试与汝偕往。’阅弟子四十人同行。”《天瑞篇》：“子列子适卫，食于道。从者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顾谓弟子伯丰曰：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未尝死也。”

然《列子》多寓言，亦未必可尽信。

《列子·黄帝篇》：“杨朱南之沛，遇老子。”注：“杨朱不与老子同时，此皆寓言也。”

要而论之，战国时传授学术者，犹以齐、鲁为多，子思、孟子、尸佼之类，皆鲁人也。苏秦、张仪、荀卿俱至齐游学，而荀卿在齐最为老师。

《史记·荀卿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列子》称齐、鲁多机，明其时齐、鲁人材独多矣。

《列子·仲尼篇》：“伯丰子之从者曰：大夫不闻齐、鲁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声乐者，有善治书数者，有善治军旅者，有善治宗庙者，群才备也。”

诸子之学之影响及于当时者，其初以墨学为最盛，南被楚、越，

《墨子·鲁问篇》：“楚惠王将攻宋，墨子自鲁至郢止之。”“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

西及秦国，

《吕氏春秋·去宥篇》：“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

故其时有东方之墨者，西方之墨者，南方之墨者。

《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世称为显学，且曰其言盈天下，而其后遂日微。今之论者，谓由于儒家、法家反对其说，及墨家诡辩太微妙之故。吾以为别有三因焉。

一则刻苦太过，不近人情。

《庄子·天下篇》：“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后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一则互相猜忌，争为巨子。

《庄子·天下篇》：“南方之墨者……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吕氏春秋·去宥篇》：“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一则骛外徇名，易为世夺。

《吕氏春秋·上德篇》：“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25]。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此皆其骤盛于一时，而卒不能不同化于他派之故，不可专病异己者之排击也。墨学衰而法家、纵横家大盛。商君之威严，殆有过于今之督军。

《史记·商君传》：“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苏秦之智术，亦几为当时天下之泰斗。

《史记·苏秦传》：“苏秦死，苏代复重于燕。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三晋之士，人人攘臂言纵横矣。

《史记·张仪传赞》：“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同时与法家、纵横家颉颃者，则有阴阳家。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乎齐、梁同乎哉！”

迄汉代，其学尤盛，而儒、道二家，初未尝得权凭势而有所为，与世枘凿，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孟子荀卿列传》：“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乎？”又《老庄列传》：“周尝为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则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讲学著书皆无与于当时之风气，而其及于后世之影响，乃转过于诸家，是知公理自在人心，不可徒以一时之盛衰计也。

诸子之学，大都相因而生。有因前人之学，而研之益深者；有因他人之说，而攻之甚力者。如杨朱、列御寇之学，皆出于老聃，而其言天人性命之故，则进于老子；墨翟学说，既与杨、列相反。（墨子攻击儒家最甚，攻杨子者颇少，惟《兼爱》下篇别君之言曰：“吾恶能为吾万民之身？若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譬之犹驷驰而过隙也”云云，正是指斥杨家之言。）又专攻孔子，而以先圣之学，别立一宗。孟子承孔子之学，言性言政，皆进于孔子，而力辟杨、墨二家之说。然其痛恨当世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同。宋钘、尹文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似与墨同矣，而其以心为主与墨异，

《庄子·天下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是宋钘、尹文之主张，专以人心之不乐战斗为主，不似墨之归本于“天志”也。

以利为言与孟异。

《孟子·告子》：“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庄子之学，又进于杨朱、列御寇，亦称述孔、墨，而以《齐物论》为归，然与慎到等之齐万物者又不同。（按慎到等齐万物以为首，笑天下之尚贤，非天下之大圣，庄子斥为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盖庄子之齐物，自有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在，慎到等惟持万物平等之观，而于原始之道未有所见也。）荀子宗孔而非墨，而其言性恶，与孟子相反。其治名学，又进于孔、孟而与墨同源焉。故诸子之学，固皆角立不相下，然综合而观之，适可为学术演进之证。其所因于他人者，有正有反，正者固已究极其归宿，反者乃益搜集其剩余，而其为进步，乃正相等也。

诸子之书，家别人异。欲究其全，当别为专书。近人喜言诸子之学，尤喜掇拾其破碎不完者，以傅会西人之说。（如清季学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学，则盛称墨子之格术。如刘岳云《墨子格术解》曰：“日光具红、黄、绿、紫、橙黄、靛、蓝七色，试以三棱透镜即见。若物尽受全日之光，则为白色；若灭其入质之光线，则为黑色。照相之巧，全在用其白、黑二色，以为阴阳向背之别，而数千年前之墨子已发其理。”[26]近人习于西人逻辑之学，则又标举墨子及惠施、公孙龙等之名学，如梁启超《墨学微》曰：“墨子所谓名，即论理学所谓名辞；墨子所谓辞，即论理学所谓名题；墨子所谓说，即论理学所谓前提等。”）

而于牖民觉世之大义，或反弃之不讲。如孟子之辩义利，（孟子时功利主义极盛，如商君曰：“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以社会进化历史变迁之理观之，固亦可成一说。然专以强利为目的，其流极必至于不顾人道群德；易言之，则可曰：苟可以强国，不顾公理；苟可以利民，不问人格[27]。今世强国侵略主义，即此耳。孟子生其时，力持正义，如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也。”又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皆极端与功利论相反。当时虽不见从，而后世服习其说，凡士大夫之所主张，皆以重义轻利为立国根本。）墨子及孟子之非攻战，（孟子、墨子皆抱非兵主义，惟墨子尚欲以器械制善战者，孟子则一律斥之，此其异也。《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其言痛切极矣。后世人君，虽多有以武功立国者，而凡儒者之言论，史家之记载，文人之歌咏，恒斥其非，而专以尚德恤民为美。此亦可证之近事，而知吾民德之高尚有自来矣[28]。近世西人之误，在以国家与个人不同，日逞其弱肉强食之谋，而墨子则早见及之。其《非攻篇》曰：“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今至大为攻国不义，则不之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又曰：“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可为知义与不知义之辨乎？”盖墨子以国家与个人无别，悉当以义为断，其理至明；而当时谓攻国为义者，殆亦必有如近世国家学者之说，歧国家道德与人民道德为二也。吾国兵祸之烈，极于战国，而其时之学者，即大倡反对之论，此亦可见吾民觉悟之早，与其爱好和平之性之独优矣[29]。）子思、孟子之论性，（子思作《中庸》，首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即示人以性善也。性如不善，则率之不得为道矣。孟子畅言性善之旨，其原实出于子思。然当举世大乱之时，不因人类之残贼凶恶，而怀憎恶厌弃之意，且极力推明人皆可以为尧、舜，尤有功于教育。盖人心之观念，每因环境而变，见环境之多善人，则以人性为善；见环境之多恶人，则以人性为不善。惟究极性道之原者，能不为环境所囿，不就人心之现状及结果而论，而就第一念指示人群，使人憬然有以自勉，而绝去其自暴自弃之萌，其为功于人类何如哉！荀子言性恶，已为当世恶人所囿，而不能免于愤激，而欲以礼义教化矫之。如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盖荀子之时，争夺残贼淫乱之人，殆又甚于孟子之时。荀子疾其所为，因谓其性固如此，而不知是说已大悖于教育原理。使人之性本不具有辞让合理之德，虽有师法，何能动之？郝兰皋等解“伪”字作“为”字，以为荀子辩护；不知“为”字亦是强勉矫饰，非出于自然也。）列子、荀子之论学，（《列子》书中，教人为学之法最多。如壶丘子示季咸以未始出吾宗，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又学于老商九年，然后心凝形释，既自以其为学诏人。又如《汤问篇》所述师文学琴，薛谭学讴，纪昌学射，造父学御等，皆示人以专心壹志学道之功，非徒教人以虚无诞妄之说也。荀子言性虽异于孟子，以其注重于人为，故力言积学之益。如《劝学篇》曰“真积力久则入”，《儒效篇》“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强国篇》云“能积微者速成”。自《劝学篇》以下，反复譬喻，一本此旨。积则一好，一好则通类，故曰：“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修身篇》亦曰：“凡治气养心之术，莫神一好。”《劝学篇》又曰：“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儒效篇》又曰：“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黑白，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类统而应之，无所儗。”为学之法，殆莫有外此者也。）列子、庄子之言宇宙原理，（列、庄之学，皆推极于无始以前，如《天瑞篇》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30]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盖原始之道，不生不化，非一非多，降而至于生化，则人之所见，阴阳四时，有推迁变化之迹矣。然从往复疑独推之，仍自不可终，不可穷，世人徒以物质求之，终无是处也。《齐物论》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其言原始，既极之于未始有夫有无之时，然初非示人以无有无无也，故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又曰：“其有真君存焉。”[31]亦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盖确见天地之根本，在有无胥泯之时，而仍有情有信，惟陷溺于世俗知识者，不可见耳。列、庄皆从此用功得力，故俯视一切，而自信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知其道者，则目之为消极，为社会学术进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极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而积极于精神之稠适上遂[32]。则人类之进步，何可限量？惟役役于世俗之荣辱得丧，自命进步，实则毫无进步可言，乃真庄、列之所悲耳。自魏、晋以来，崇拜庄、列之说者，似亦专宗其消极主义，然真能得其道者，和光同尘，泯然于言说迹象，世亦无从知之。姑就浅近立论，则列、庄之说，即无大功效，亦足使人开拓心胸，消除执滞。佛学未入中国之先，吾国有此等先觉，洵异事也。）皆大有功于人类，弃周鼎而宝康瓠，未足为善言学也。

诸子之学，既各有功于世，而其文之精美，又进于春秋之世，而各成为后世文章之宗，是亦战国之特色也。综观诸子之文，约分为五：一曰纪事，二曰笺释[33]，三曰论辩，四曰寓言，五曰韵文。战国以前之文，虽有此五体，而发挥光大，至是始盛；其尤盛者，则后之三体也。孟、墨论辩，最工设喻，已近寓言；而杜撰事实，庄、列为多。如称晏婴与管仲同时，

《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以意为之，羌无故实；甚至古代本无此人，随意造一名字，如鸿蒙、云将、副墨、雒诵之类，尤前此之所无也。后世赋家假设主客，小说家幻托人事，皆原于此。此则庄、列以前，文多纪实；庄、列以后，文字直分纪实与寓言为两宗矣。《老子》《管子》已有韵文，而未别名一体；《荀子·成相篇》既为长短句之祖，赋云、赋蚕，又就诗之六艺，抽取其一而名篇。宋玉之徒，踵兴于楚，赋乃代诗而兴，是亦文章进化之关键也。《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三篇，已著录于儒家，而《诗赋类》又列《孙卿子》十篇，明赋之始于孙卿也。观其序意与屈原并重。

《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北荀南屈，相望于列强黩武之时；而文章光焰，腾焯千古。故知个人之力，不必为当世权势所屈矣。

* * *

[1]　此称其书之篇名。

[2]　此称其书名。

[3]　此皆称其著书。

[4]　此即以诸子为诸书之称，实即当日诸子之书。

[5]　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

[6]　后世所加。

[7]　从王念孙说改。

[8]　史鰌，春秋时人，荀子斥其言之成理，欺惑愚众，当是战国时有为史之学之说者耳。

[9]　陈骈即田骈。

[10]　阳生即杨朱。

[11]　《艺文志·兵家》有《兒良》一篇。

[12]　《史记》称慎到、田骈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则亦出道家。

[13]　《索隐》：《别录》作“芋子”。

[14]　沈钦韩疑为鲁人。

[15]　叶德辉说为陈人，梁玉绳说为齐人。

[16]　它嚣、桓团、陈仲子等，不知有无著述者尚不在内。

[17]　高诱注：“其后，史角之后也。”

[18]　见前引《淮南子·要略》。

[19]　见前《孔门弟子》篇。

[20]　据胡元仪《荀卿别传》则五十当作十五。

[21]　《左传正义》引。

[22]　吴起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即周安王二十一年，在苏秦说六国合纵之先约四十八年。

[23]　此可见苏秦未劝六国合从之时，已有衡人日夜游说。

[24]　按《史记》作“楚有尸子”。《艺文志》称为鲁人，其言可通。春秋以降，鲁地渐入于越，后又入于楚，故《志》称为鲁人，而《史》称为楚人。若以鲁为晋之讹，则晋、楚相去远矣。

[25]　此等见解，极卑陋可笑，皆骛外徇名之见也。

[26]　指《墨经》远近临正鉴貌能黑白言。

[27]　《商子·靳令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举孝悌、诚信、贞廉、仁义诸德，一概抹杀，是即极端功利论所必至也。

[28]　近年有倡为尚武之说者，谓吾国之弱，实文人不提倡尚武之精神，此亦持之有故。然西洋史家盛称亚力山大、凯撒、拿破仑诸人，而吾国人于秦始皇、汉武帝、苻坚、隋炀、金亮之类，皆致不满，盖中西人思想大相径庭之处也。究之，立国尚武功，抑尚道德，读史者可自下断语。

[29]　吾国之昌言兵祸者，不独道家及儒、墨二家然也。即兵家之大师，亦以此义为前提。如孙子曰：“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又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皆深以穷兵黩武为戒者也。

[30]　此当从杨仁山说：“一尚不立，何有对待。”

[31]　皆《齐物论》语。

[32]　《庄子·天下篇》：“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稠，即充实不可已之谓；适，即与天地精神往来之谓；上遂，即上与造物者游之谓。

[33]　如《墨子·经说》《韩非子·解老》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