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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隋唐之学术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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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文化,自汉以来,虽迭因兵燹而遭摧毁,然治乱相间,亦时时有人整理而绍述之。即以书籍而论,牛弘所举五厄,自破坏方面言之也;而与此五厄相错者,则自荀勖因《中经》著《新簿》,始分四部,至隋、唐而分析益密。目录之学,远绍刘《略》、班《志》之绪。

《隋书·经籍志》:“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后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朏,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预焉。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

计其都数,隋唐最盛。

《隋书·经籍志》:“中原……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以后,经籍渐备。……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新唐书·艺文志》:“自汉以来,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而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宰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至文宗时……四库之书复完,分藏于十二库。”

分写副本,尤极精美。

《隋书·经籍志》:“平陈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新唐书·艺文志》:“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璟、苏颋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

《唐六典》:“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三万五千九百六十一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

典校装写,并设专官。

《唐六典》:“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少监二人,从四品上。”“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以甲、乙、丙、丁为之部目。”“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以正四库之图史。”“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典书八人、楷书手八十人、熟纸装潢匠各十人、笔匠六人。”“弘文馆学士无员数,掌详正图籍。”“书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错缪。典书二人,拓书手三人,笔匠三人,熟纸装潢匠九人。”“集贤殿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知书官八人。”“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拓书手六人,装书直十四人,造笔直四人。”

所贮副本,并以赐人。

《唐六典》:“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1]

此帝王之以国力保存文化者也。

其士大夫之藏书者,自晋以来,多著称于史策。

《晋书》:“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几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

《南史》:“张缵好学,兄缅有书万卷余,昼夜披读,殆不辍手。”“沈约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任昉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

至唐而藏书者尤多,

《旧唐书》:“吴兢家聚书颇多,尝自录其卷帙,号《吴氏西斋书目》。”[2]“韦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述澹于势利,家聚书二万卷,皆自校定铅椠,虽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画,魏、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研、古器、药方、格式、钱谱、玺谱之类,当代名公品题,无不毕备。”“蒋乂代为名儒,而又史官吴兢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旁通百家,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田弘正于府舍起书楼,聚书万余卷。”“李磎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曰李书楼。”“韦处厚聚书逾万卷,多手自刊校。”“苏弁聚书至二万卷,皆手自刊校。至今言苏氏书,次于集贤、秘阁焉。”

《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韩愈):“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题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

《寄许孟容书》(柳宗元):“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

好学者率手自抄录。

《旧唐书》:“柳仲郢厩无名马,衣不熏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九经、三史一抄,魏晋以来南北史再抄,手抄分门三十卷,号《柳氏自备》。又精释典,《瑜伽》《智度大论》皆再抄,自余佛书,多手记要义。小楷精谨,无一字肆笔。”

此隋、唐所以能赓续前绪,使文教翼进而不坠者也。

有唐一代,为文学美术最盛之时,而其他学术亦时有树立。其于经,有《经典释文》《五经正义》等书。而南北之学,以之统一。

《经学历史》(皮锡瑞):“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南学北学,以所学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隋书·经籍志》于《易》云:‘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于《书》云:‘梁、陈所讲,有郑、孔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于《春秋》云:‘《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浸微。’是伪孔、王、杜之盛行,郑、服之浸微,皆在隋时。故天下统一之后,经学也统一,而北学从此绝矣。”“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颖达既卒,博士马嘉运驳其所定义疏之失。有诏更定,未就。永徽二年,诏诸臣复考证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其所定《五经疏》,《易》主王注,《书》主孔传,《左氏》主杜解。郑注《易》《书》,服注《左氏》,皆置不取。”“其时同修《正义》者,《周易》则马嘉运、赵乾叶,《尚书》则王德韶、李子云,《毛诗》则王德韶、齐威,《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礼记》则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范义、张权。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按《周易正义》十六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是为《五经正义》。此外贾公彦有《周礼疏》五十卷,《仪礼疏》五十卷,杨士勋有《春秋穀梁传疏》十三卷,皆成于唐初。惟徐彦《公羊传疏》二十八卷,不详其时代。)“前乎唐人义疏,经学家所宝贵者,有陆德明《经典释文》[3]。《经典释文》亦是南学,其书创始于陈后主元年,成书在未入隋以前。而《易》主王氏,《书》主伪孔,《左》主杜氏,为唐人义疏之先声。”

于史有《晋》《梁》《陈》《周》《齐》《隋》诸书,及《南》《北》二史。而五朝之事,得无失坠。

《旧唐书·艺文志》载:“《晋书》一百三十卷,许敬宗等撰。”“《梁书》五十卷,姚思廉撰。”[4]“《陈书》三十六卷,姚思廉撰。”“《后周书》五十卷,令狐德棻撰。”“《北齐书》五十卷,李百药撰。”“《隋书》八十卷,魏徵等撰。”“《南史》八十卷,李延寿撰。”“《北史》一百卷,李延寿撰。”

外此,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皆有考证辑录之功。其见于《唐志》而不传者尚多,无俟具论。比而观之,唐之史学盛于经学。如刘子玄著《史通》讥评古今。

《史通自序》(刘知幾):“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杜佑撰《通典》,条贯事类。

《通典序》(李翰):“京兆杜公君卿,雅有远度,志于邦典。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凡有八门,号曰《通典》。”

皆史家之创制,迄今人犹诵法之。

其读经者,多务速成,罕治大经。

《唐会要》:“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杨玚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一二,又《周礼》《仪礼》《公羊》《穀梁》殆将绝废,亦请量加优奖。”

虽有壁书五经,石刻九经,而名儒不窥。讹误甚多,世盛讥之焉。

《唐会要》:“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文宗太和七年,敕于国子监讲学论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5]

《旧唐书·文宗纪》:“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

隋承南朝之绪,注重天文历算之学。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

《隋书·百官志》:“秘书省领著作、太史二曹……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历二人,监候四人。其历、天文、漏刻、视祲,各有博士及生员。”又《天文志》:“高祖平陈,得善天官者周坟以为太史令。坟博考经书,勤于教习。自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

唐因其制,设官益多。

《唐六典》:“太史局令二人,从五品下,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丞二人,从七品下;司历二人,从九品上;保章正一人,从八品上;历生三十六人,装书历生五人,监候五人,从九品下;天文观生九十人,云台郎二人,正八品下;天文生六十人,挈壶正二人,从八品下;司辰十九人,正九品下。漏刻典事十六人,漏刻博士六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典钟二百八十人,典鼓一百六十人。”

故精于测算制作者,不乏其人。王孝通著《缉古算经》,为后世立天元术所本。

《畴人传》(阮元):“王孝通武德九年为算术博士,复为通直郎太史丞,著《缉古算经》一卷,并自为之注。”“李锐曰:算书以《缉古》为最深,学之未易通晓。惟以立天元术御之,则其中条理秩然。”阮元曰:“孝通《缉古》,实后来立天元术之所本也。”

李淳风、梁令瓒等制仪象,史称其精博,后世不能过。

《新唐书·天文志》云:“星经、历法,皆出于数术之学。唐兴,太史李淳风、浮图一行,尤称精博,后世未能过也。”“贞观初,太宗诏淳风为浑仪。七年,仪成。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一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列二十八宿、十日、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二曰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月游规,列宿距度,七曜所行,转于六合之内。三曰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矩规。又玄枢北树北辰,南矩地轴,傍转于内。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皆用铜。”“开元九年,一行受诏,改治新历,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以木为游仪,一行是之,乃奏:‘……请更铸以铜铁。’十一年仪成。……玄宗又诏一行与令瓒等更铸浑天铜仪,圆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昼夜而天运周。外络二轮,缀以日月,令得运行。每天西旋一周,日东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转有余而日月会,三百六十五转而日周天。以木柜为地平,令仪半在地下,晦明朔望,迟速有准。立木人二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则自击之;其一前置钟以候辰,至一辰而自撞之。皆于柜中各施轮轴,钩键关锁,交错相持。”

而瞿昙罗、瞿昙悉达等,以西域人制历译书。

《畴人传》(阮元):“瞿昙罗官太史令,神功二年甲子南至,改《元圣历》,命瞿昙作《光宅历》。将颁用,三年罢之。”“瞿昙悉达开元六年官太史监,受诏译《九执术》。上言:臣等谨案九执术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习传授,肇自上古。”“臣等谨凭天旨,专精钻仰,凡在隐秘,咸得解通。”“其算法用字乘除,一举札而成,凡至十进入前位,每空位处,恒安一点。”

世谓即今西法所自出,是尤唐代历算学之特色矣。

阮元曰:“九执术即今西法之所自出,名数虽殊,理则无异。惟《九执》译于唐时,其法尚疏,后人精益求精,故今之西法为更密合耳。”

唐人于地理之学,亦甚注重。州府三年一造地图,鸿胪有外国山川风土图。

《唐六典》:“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其五方之区域,都鄙之废置,疆埸之争讼者,举而正之。”

《唐书·经籍志》载《长安十道图》《开元十道图》等,当即其时州府所上,惜其后不传耳。

《旧唐书·经籍志》:“《长安四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十道图》十卷。”

高宗时,许敬宗等撰《西域图志》。按其卷数,当更详于裴矩之《西域图记》。

《新唐书·艺文志》:“《西域图志》六十卷,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

而制作之法未闻。德宗时,贾耽画《陇右山南图》及《海内华夷图》,史载其折算及题色之法。

《旧唐书·贾耽传》:“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自吐蕃陷陇右积年,国家守于内地,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耽乃画《陇右山南图》,兼黄河经界远近,聚其说,为书十卷,表献曰:陇右一隅,久沦蕃寇,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辄扣课虚微,采掇舆议,画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谨撰《别录》六卷。又黄河为四渎之宗,西戎乃群羌之帅,臣并研寻史牒,剪弃浮词,罄所闻知,编为四卷,通录都成十卷。……贞元十七年,又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曰: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间以众务,不遂专门。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聚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从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其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执习简易。”

后世图书,分别朱墨,所由昉也。耽之图世犹传其模本,而书亦不传。今所存唐人地理书,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后世地志之祖。

《元和郡县图志序》(李吉甫):“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序事之前,并目录两卷,总四十二卷。”[6]

其书详载四至八到,及开元、元和户数、乡数之比较,不独资当时之实用,且可供后世之考证焉。

唐人尚文学,学者必精熟《文选》。

《困学纪闻》(王应麟):“李善精于《文选》,为注解。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选学自成一家。”

然唐人能变选文之文,而自开风气,由模仿而创造,备极文章之能事。故论文与诗,莫盛于唐。虽其风气迭变,作者代出,未可以一概论。

《新唐书·文艺传》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魏、晋,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佺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要以杜甫、李白之诗,韩愈、柳宗元之文,极雄奇深秀之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为有唐一代之特色。至其体制,由排偶而单行,由浮华而质朴。而律诗、绝诗诸体,又以谐协声律擅长,虽齐、梁人之讲声律者,尚不之逮,则进化之表见于文艺者也。

隋唐之世,书法亦益进化,世称隋碑为古今书学大关键。

《语石》(叶昌炽):“隋碑上承六代,下启三唐,由小篆八分,趋于隶楷。至是而巧力兼至、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诚古今书学大关键也。”

唐初书家,欧、虞皆尝仕隋,则隋、唐之书法,亦难画分界域也。按隋始置书学博士,唐代因之。

《唐六典》:“隋置书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下,皇朝加置二人。”

以书为教,故善书者特多。不但著名之书家,卓然各成家法,即寻常流传文字,亦皆雅健深厚。近世发见敦煌石室之经卷,多唐人书,虽其不经意之作,今人亦鲜能及焉。唐太宗好书法,躬撰《晋书·王羲之传论》,自谓“心慕手追”,

《晋书·王羲之传》:“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临终至以《兰亭序》殉葬。

《法书要录》:“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高宗流涕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

《唐书》以二王等书载之小学类,

《新唐书·艺文志》:“二王、张芝、张昶等书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凡得羲之真行二百九十纸,为八十卷。又得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草迹命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其古本多梁、隋官书。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署记。帝令魏、褚卷尾各署名。开元五年,敕陆玄悌、魏哲、刘怀信检校,分益卷轶。玄宗自书“开元”字为印。)

故知唐人之工书,不第由学校教授。且经贞观、开元之提倡,视其他艺术为独尊也。古碑无行书,至唐始有之。

《语石》(叶昌炽):“隋以前碑无行书。以行书写碑,自唐太宗《晋祠铭》始。开元以后,李北海、苏灵芝皆以此体擅长。”

草书亦至唐而盛,张旭、怀素并称草圣,颜真卿传旭笔法。

《新唐书·张旭传》:“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传其法惟崔邈、颜真卿云。”

真书行草,集篆籀分隶之大成。

《宣和书谱》:“论者谓颜真卿书点如坠石,画如夏雨,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篆籀分隶而下,同为一律,号为大雅,岂不宜哉!”

自宋及清,学书者无不师颜,亦可证张旭之所诣矣。

与书学并进者,又有绘事。隋置宝迹台以藏画,与妙楷台之藏书并重。

《隋书·经籍志》:“炀帝聚魏以来古迹名画,于观文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7];西曰宝迹台,藏古画。”

至唐而集贤殿书院有画直。

《唐六典》:“画直八人。”[8]

画直之画,且志之于史籍。

《新唐书·艺文志》:“杨昇画《望贤宫图》《安禄山真》;张萱画《伎女图》《乳母将婴儿图》《按羯鼓图》《秋千图》,并开元馆画直。”[9]

是皆可为隋、唐注重绘事之证。前代绘画多重人物,如晋之顾恺之、梁之张僧繇等,皆以画人物擅名。宋之宗炳,始画山水于壁,以供卧游。

《名画录》:“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画于壁,坐卧向之。”

至唐而王维、李思训、吴道子等,始画山水著名。

《唐画断》:“王右丞维,画山水松石,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画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又曰: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妙绝,鸟兽草木,皆极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断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吴道玄字道子,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

然亦兼工人物,不专画山水。

《唐画断》:“吴道子画人物、佛像、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

若阎立本、韩幹等,尤专以人物著。《唐志》所载,皆人物图也。

《新唐书·艺文志》:“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韩幹画《龙朔功臣图》《姚宋及安禄山图》《相马图》《玄宗试马图》《宁王调马打球图》。”

近年敦煌石室发见唐画,皆极工细之人物。

《石室秘宝》载唐画五:一画壁《弥陀法会图》、一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图》、一画壁《千佛岩图》、一画壁《明王像》、一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

故知唐画专以工细象形为主,非若后世之写意画,潦草简率,谓得神似矣。

唐人学艺之精者,自诗文、书画外,复有二事:曰音乐、曰医药。观其制度,盖皆以为专门之学,广置师弟以教之。教乐则有太乐署,

《唐六典》:“太乐令掌教乐人,调合钟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燕,丞为之贰。”“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若未成,则又五年而校之,量其优劣而黜陟焉。若职事之为师者,则进退其考,习业者亦为之限,既成得进为师。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10],皆教习检察以供其事。”

教医则有太医署。

《唐六典》:“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凡针疾,先察五脏有余不足而补泻之。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绝,七曰劳,八曰逸。凡人支节府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京兆府各大都督府各州,皆有医学博士及助教学生等。诸州每年任土所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

故唐之精于音乐者特多,上自帝王卿相[11],下至优伶工人[12]。虽其所工与古之雅乐并趣,而言梨园者必始于唐。

《旧唐书·音乐志》:“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梨园子弟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别署,教院廪食常千人。”

至医药专家,则有甄权、孙思邈等。

《旧唐书·方伎传》:“甄权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孙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

世虽属之方伎,然与袁天纲观相,李虚中之推命,固有学术之殊焉。

* * *

[1] 如武后赐新罗吉凶礼,并文辞五十篇等,皆秘书所写也。

[2] 《渊鉴类函》引鸿书吴兢西斋书一万三千四百余卷。

[3] 三十卷。

[4] 实五十六卷。

[5] 开成二年始成。

[6] 宋时图已亡,独志存。

[7] 按楷书之名当始于此,隋秘书省有楷书员二十人,唐亦有楷书手。

[8] 开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

[9] 前史不志图画,《唐志》始载之子部艺术类。自汉王元昌画《汉贤王图》,至周昉画《扑蝶图》,凡四十余种,亦可见唐之重画矣。

[10] 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六番者上番日教至申时,四番者上番日至午时。

[11] 如玄宗、汝阳王琎、宋璟、杜鸿渐等。

[12] 如李龟年、黄幡绰等,皆有特殊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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