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后梁开平元年，辽太祖安巴坚称帝，而契丹立国于吾国之东北，传九世，二百一十九年。宋仁宗宝元元年[1]，夏景宗曩霄称帝，而西夏立国于吾国之西北，传十世，百九十年。宋徽宗政和五年[2]，金太祖阿古达称帝，而女真遂灭辽而与宋平分中夏，传九世，百二十年。宋宁宗开禧二年[3]，蒙古太祖铁木真称成吉思汗，而其后遂灭夏、金，入主中国，国号曰元，传十四世，一百六十二年。故自五代迄元末，为汉族式微，西北诸族崛兴之时[4]，其祸且甚于晋、隋之际。观于宋人之衰弱，几疑中国之文化实足为国家种族之害，反不若野蛮人种之尚武，可以凌驾文明国人之上。然试考诸国之历史，则其事殊不尽然。凡异族之以武力兴者，率多同化于汉人之文教，即其文字有特创者，亦多出于华文，此则文化不以种族而分之证也。蒙古之事，具于后篇。兹先述辽、夏及金之梗概。
契丹虽兴于元魏之时，而进化甚迟，至唐季始有城邑。
《辽史·太祖本纪赞》：“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德祖之弟述澜，北征于厥、室韦，南略易、定、奚、霫，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而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
太祖之立，实本汉人之教。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部族之大者曰大贺氏，后分为八部。……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某部大人遥辇次立时，八部之人，以为遥辇不任事，选于其众，以阿保机代之。”“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用兵四方，恒用汉字刻石纪功，
《辽史·太祖纪》：“三年夏四月乙卯，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五年三月，次滦州，刻石纪功。”“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纪功于奇冢南。”[5]
且自矜其能汉语。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阿保机谓姚坤曰：“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
则其机智绝伦，所以能弹压诸部者，自有吾国文教之关系矣。据《辽史·本纪》，当时三教并崇，
《辽史·太祖纪》：“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
然以《义宗传》证之，则太祖实独尊孔教。
《辽史·义宗列传》：“太祖常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命倍春秋释奠。”
义宗既好汉籍，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突欲好饮酒，工画，颇知书。其自契丹归中国，载书数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
其立国东丹，一用汉法。
《辽史·义宗传》：“太祖改渤海国曰东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为人皇王主之。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太宗既立，见疑，以东平为南京，徙倍居之。倍既归国，起书楼于西宫。”
自后辽室诸帝，皆通汉学，
《辽史·圣宗纪》：“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兴宗纪》：“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道宗纪》：“咸雍九年十月丁丑，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大安二年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诰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四年四月癸卯，召枢密直学士耶律俨讲《尚书·洪范》。五月辛亥，命燕国王延禧写《五子之歌》。”
不独太宗置宫立制，皆依中国也。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契丹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
五代之时，中国多有契丹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德光遣秃馁、萴剌等，以五千骑救王都。又遣惕隐赫邈，益秃馁以骑七千。”“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选其壮健者五千余人，为契丹直。”“长兴元年，突欲自扶余泛海奔于唐。明宗因赐其姓为东丹，而更其名曰慕华。”“其部曲五人，皆赐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顺义，撒罗曰罗宾德，易密曰易师仁，盖礼曰盖来宾，以为归化、归德将军郎将。又赐前所获赫邈姓名曰狄怀惠，捏列曰列知思，萴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怀造，竭矢讫曰讫怀宥。其余为契丹直者，皆赐姓名。”
而契丹尤喜用中国人。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当阿保机时，有韩延徽者，幽州人也，为刘守光参军，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阿保机奇之，遂用以为谋主。阿保机攻党项、室韦，服诸小国，皆延徽谋也。”“阿保机僭号，以延徽为相，号政事令，契丹谓之崇文令公。”“张砺，明宗时翰林学士。德光重其文学，仍以为翰林学士。砺常思归，逃至境上，为追者所得。德光责之，砺曰：‘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顾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尔辈善待此人，致其逃去，过在尔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砺如故。”
太宗之入晋，尤乐晋之仪制。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德光胡服视朝于广政殿。”“被中国冠服，百官常参起居，如晋仪。”“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阁，德光大悦。顾其左右曰：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耶！”
故辽之制度，有国制、汉制之别。
《辽史·百官志》：“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用以招徕中国之人，
《辽史·百官志》：“辽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
甚至以汉人、汉儿名其职务。
《辽史·百官志》：“汉人枢密院，本兵部之职。”“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太宗入汴，因晋置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汉儿行宫都部署院，亦曰南面行宫都部署司。圣宗开泰九年，改左仆射。某宫汉人行宫都部署，某宫同知汉人都部署。”
其南面军官大抵用宋人。
《辽史·百官志》：“南面军官。”“《传》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辽自太祖以来，攻掠五代、宋境，得其人则就用之。东北二鄙，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计之善者也。”
盖纯用契丹之人、契丹之法，决不足以为国也。《辽史》诸志，备详汉制。
《辽史·礼志》：“太宗克晋，稍用汉礼。今国史院有金陈大任《辽礼仪志》，皆其国俗之故，又有《辽朝杂礼》，汉仪为多。”《乐志》：“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故志其略。”“自汉以后，相承雅乐，有古《颂》焉，有古《大雅》焉。辽阙郊庙礼，无颂乐。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将还，得晋太常乐谱、宫悬、乐架，委所司先赴中京。”“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得西域七声，由是雅俗之乐皆用之。晋高祖使冯道、刘煦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晋天福三年，遣刘煦以伶官来归，辽有散乐，盖由此矣。”《仪卫志》：“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太宗皇帝会同元年，晋使冯道、刘煦等备车辂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号册礼。自此天子车服，昉见于辽。太平中行汉册礼，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
至谓辽之所重，以汉仗为大端。
《辽史·仪卫志》：“金吾、黄麾六军之仗，辽受之晋，晋受之后唐，后唐受之梁、唐，其来也有自。”“大贺失活入朝于唐，娑固兄弟继之，尚主封王，饫观上国。开元东封，邵固扈从，又览太平之盛。自是朝贡岁至于唐。辽始祖涅里立遥辇氏，世为国相，目见耳闻，歆企帝王之容辉有年矣。遥辇致鼓纛于太祖帐前，曾何足以副其雄心霸气之所睥睨哉。厥后交梁聘唐，不惮劳勚。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故特著焉。”
中原文物，为异族所歆羡如此，非惟可以觇辽国之风化，抑亦可以见元代修《辽史》者之心理焉。
契丹太祖时，尝制契丹大字，
《辽史·太祖纪》：“神册五年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
突吕不实赞其事，
《辽史·列传第五》：“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
字体亦本汉文，
《书史会要》（陶宗仪）：“辽太祖用汉人，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字数虽不多，然已敷翻译汉籍之用。且自成其为辽文。
《辽史·义宗传》：“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又《萧韩家奴传》：“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是契丹亦能食中国之文化而自成其文化矣。第辽族以文学著者，多以工汉文得名。
《廿二史劄记》（赵翼）：“辽太祖起朔漠，而长子人皇王倍已工诗善画……藏书于医巫闾山绝顶。……其浮海适唐也，刻诗海上，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情调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平王隆先，亦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世。其他宗室内亦多以文学著称，如耶律国留，善属文。坐罪在狱，赋《寤寐歌》，世竞称之。其弟资忠，亦能诗。使高丽被留，有所著，号《西亭集》。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尤工诗。耶律富鲁，为牌印郎君，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富鲁答以赋，时称典雅。耶律韩留，工诗。重熙中，诏进《述怀诗》，帝嘉叹。耶律辰嘉努，遇太后生辰进诗，太后嘉奖。耶律良，重熙中，从猎秋山，进《秋猎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良作《捕鱼赋》。尝请编御制诗文曰《清宁集》，上亦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序赐之。耶律孟简，六岁能赋《晓天星月诗》，后以太子浚无辜被害，以诗伤之，无意仕进，作《放怀诗》二十首。耶律古裕，工文章，兴宗命为诗友。此皆宗室之能文者。按道宗长子浚，幼而能言，好学知书。铎卢斡，好学，喜属文，尝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萧韩家奴，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耶律昭，博学善属文。萧文，笃志力学，喜愠不形。皆辽人之以文学著者。若耶律俨，好学，有诗名，则汉人之入辽赐国姓者也。”
其以工辽文著者，仅义宗及萧韩家奴、耶律庶成三数人耳。《辽史》无艺文志，清卢文弨《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载辽人著作，寥寥无几，仅僧行均《龙龛手镜》四卷；耶律俨《皇朝实录》七十卷；萧韩家奴、耶律庶成同撰《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王鼎《焚椒录》一卷；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礼书》《辽朝杂礼》，无卷数；无名氏《七贤传》；王白《百中歌》，亦无卷数；耶律纯《星命秘诀》五卷[6]。
叶氏《语石》，统计辽碑不过数十通，且谓其绝无佳迹：
《语石》（叶昌炽）：“辽碑文字，皆出自释子及村学究，绝无佳迹。”“余著录辽幢五十余通，中多唐、梵两体。惟刘李河白氏两幢，结构尚可观。”“此外行列整齐者，如今刻书之宋体字；潦草者，如市中计簿。满幅题名，皆某儿某郎妇之类，北伧乔野之风，于此可见。”
则契丹所得于中国之文化之成绩，亦至鲜矣。惟涿州刻经，远续隋、唐之绪。
《金石萃编》（王昶）：“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幽州沙门释静琬，精有学识，于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一藏，以备法灭。遂于幽州西南白带山上，凿为石室。以石勒经，藏诸室内，满即用石塞户，以铁锢之。其后虽成其志，未满其愿。以唐贞观十三年奄化归真，门人导公继焉，导公殁，有仪公继焉，仪公殁，有暹公继焉，暹公殁，有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圣宗皇帝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元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兴宗皇帝重熙七年，出御府钱委官吏贮之，岁析轻利，俾供书经镌碑之价。自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中间续镌造到《大般若经》八十卷，计碑二百四十条，以全其部也。又镌写到《大宝积经》一部，合一百二十卷，计碑三百六十条，以成四大部数也。都总合经碑二千七百三十条。”
虽非创造，亦不可谓非文字之巨工也。
西夏出于拓跋氏，世为唐、宋官，故亦通汉文。元昊之兴，尤以兼通内外典籍，始能创制物始。
《宋史·西夏传》：“曩霄本名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晓浮屠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
设官置吏，亦多本于唐、宋。
《宋史·西夏传》：“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谅祚继世，慕向中国，易服求书，益重文治。
《宋史·西夏传》：“谅祚，景宗长子也。”“嘉祐六年，上书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诏许之。”“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
乾顺以降，兴学养贤，崇祀孔子，奕世不衰。
《宋史·西夏传》：“建中靖国元年，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绍兴十三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增修律成，赐名鼎新。”
盖夏虽以武力背宋，其于文化，未尝背宋也。即其创制之文字，形式虽殊，仍不出汉字系统。
《宋史·西夏传》：“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以今世所传西夏书考之，其字之分行、楷、篆各体，亦犹汉字之有行、隶、篆诸种也。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西夏国有楷书，有行书，有篆书。”“《宋史》蕃书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谓楷书也。今传世石刻及《掌中珠佛经》等，皆是。”“西夏之有行书，前籍所未载。日本西本愿寺所得西夏人书残经数纸，书迹至草率，与石刻及他写经不同。以汉字之名定之，则为行书，无可疑也。”“《宋史》但言元昊制蕃书，方整类八分，不言有篆书。《金史·西夏传》与《宋史》同，而云又若符篆，《隆平集》亦称元昊自为番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均似谓西夏蕃字，既若隶书，又若符篆者。惟《辽史·西夏传》，则言之颇明析，曰李继迁子德明[7]，制番书十二卷。又制字如符篆，盖如隶书者谓楷书，如符篆者谓篆书也。今其传世篆书，有《感通塔记碑》额，盖就其楷书略变为婉曲，可以其楷书推知。惟又有传世西夏铜印，其文则填委屈迭，与其楷书甚远，与《感通塔记》之额亦迥殊。是西夏篆书，亦有二种，殆犹篆书中有模印诸体之别欤？”
契丹文字，传世者少，西夏亦然。然近因东西学者之考订，乃知西夏遗文传世者尚十余种，
《西夏国书略说》（罗福苌）谓：“西夏文字传世者，曩但有金石刻而已。近十余年，欧人始于我西陲，得各种经文等，兹就所知者录之：（一）《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二）《黑水河建桥祭神敕》，（三）《莫高窟造像记》，（四）《居庸关六体刻经》，（五）西夏官印，（六）西夏国书铜牌，（七）西夏国书钱，（八）陁罗尼镜，（九）《添品妙法莲华经》，（十）残佛经，（十一）《掌中珠字书》。”
且于蕃汉对译之法，亦有所得。以尘霾七百年之文字，乃复为中外学者所重，亦非野利仁荣等所及矣。
《西夏国书略说》：“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俄大佐柯智洛夫氏于张掖掘得西夏国书刻本经册十数箱。中有汉语及夏国语对译字书一册，约五十叶，名《掌中珠》。夏国书傍皆注汉字音，汉语傍亦注西夏字音，每字均两对译语，及两国字音，四言骈列，殆即《宋史·夏国传》所谓《四言杂字》者欤？又其所得西夏画像不少。像之下方，多有铭赞，均以其国书书之。并藏于俄都大学附属人种博物馆。”
金之先，出于靺鞨。当唐时，粟末靺鞨尝建渤海国，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
《金史·世纪》：“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元魏时，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车骨部，曰拂涅部，曰号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称靺鞨为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粟末靺鞨始附高丽，姓大氏。李勣破高丽，粟末靺鞨保东牟山，后为渤海，称王，传十余世。有文字、礼乐、官府、制度。”
五代时，渤海亡，而黑水靺鞨之生女真代之而兴。观其初起之情状，若未受渤海文化之影响。然黑水、粟末实同一种，粟末先进，既能吸受中国之文教，则女真后起者，虽专以武力胜，故亦易于濡染华风矣。
石晋文物入于辽，辽亡而金受之。
《金史·太祖纪》：“太祖天辅五年十一月，命杲、昱、宗翰、宗幹、宗望等伐辽。诏曰：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
北宋文物萃于汴，汴破而金得之。故辽所得者，止于石晋及唐之遗；金所得者，兼有辽、宋南北两方之积。北宋文物，经八帝百八十余年之储蓄创造，迥非石晋可比。虽以女真之虓暴，未必能一一研索而得其用，然其所承受之丰，自必影响于民族。且契丹未尝南下，国都僻在东北，金则自燕而汴，都邑屡迁。兵力所及，远至江浙，其为宋患者滋深，即其受宋教者亦滋巨。《金史·文艺传》谓金之制作，非辽所及，宜矣。
《金史·文艺传》：“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金自熙宗读书讲学，尊崇孔教，效法中国之帝王，已足为同化于汉之标准。
《金史·熙宗本纪》：“（天眷二年六月）己未，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皇统元年二月）戊子，上亲祭孔子庙，北面再拜。退谓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
世宗嗜读史籍，尤尚儒风，
《金史·世宗本纪》：“（大定二十年十月）壬寅，上谓宰臣曰：‘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校书郎毛麾，朕屡问以事，善于应对，真该博老儒。可除太常职事，以备讨论。’”“（二十六年十二月）丙寅，上谓侍臣曰：‘……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孔子为政七日而诛少正卯，圣人尚尔，况余人乎！’”
欲以《五经》译本，遍化女真种人，
《金史·世宗本纪》：“二十三年九月……译经所进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上谓宰臣曰：‘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命颁行之。”
猛安谋克，皆须通知古今。
《金史·世宗本纪》：“（二十六年三月）丁酉，以亲军完颜乞奴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真字经史，然后承袭。’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则不肯为非。尔一亲军粗人，乃能言此，审其有益，何惮而不从。’”
毡裘毳幕之俗，至是盖丕变矣。
然世宗虽慕华夏文教，仍欲葆其种族旧风。谆谆训诫，屡见于史。
《金史·世宗本纪》：“（十三年三月）乙卯，上谓宰臣曰：‘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浸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五月）戊戌，禁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十六年正月）丙寅，上与亲王、宰执、从官从容论古今兴废事，曰：‘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二十五年十二月）丙子，上问宰臣曰：‘闻原王见事甚明，予夺皆不失当。……又闻有女真人诉事，以女真语问之；汉人诉事，汉语问之。大抵习本朝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
种族之念未融，同化之效亦仅矣。按金时所谓汉人，实系辽地杂种，与宋之纯粹夏族者有别。
《廿二史劄记》（赵翼）：“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人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金史·完颜勖传》，女真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此以辽地为汉人也。《贺扬庭传》，世宗谓扬庭曰：‘南人犷直敢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异时南人不习诗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此以河南、山东人为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诸官职皆以蒙古人为之长，而汉人、南人贰焉。文宗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钜夫传》，世祖命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按钜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称南人。此以南宋人为南人也。
世宗虑其族之染汉俗，盖以辽、宋杂种，多亡国败家之民，未足以胜女真，故宁保其旧风，无污恶习，而于中国圣贤之文化，仍力主导扬，正不可谓其无见。其后清代诸帝，恒引世宗之言以训其族，则其所指之汉人，为全中国之人，与金之所谓汉人，实不相同。是又读史者所不可不析也。
金之暴主曰海陵庶人亮，其荒淫无道极矣。然金之有国学，实始于海陵之时。
《金史·海陵本纪》：“天德三年正月甲午，初置国子监。”
世宗、章宗，迭加增益，文教之盛，实轶于辽。
《续文献通考》：“辽太祖时，上京置国子监，设祭酒、司业、监丞、主簿等官。太宗时，置南京太学。圣宗统和九年八月，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广，特赐水硙庄一区。道宗清宁六年六月，中京置国子监。”[8]“金海陵天德三年，始置国子监。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世宗大定六年，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通四百人。”“章宗明昌二年四月，增太学博士助教员。承安四年二月，诏建太学于京城之南，总为屋七十五区。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赐书，东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槃、尊罍及春秋释奠合用祭器。”“泰和元年九月，更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国子生人百八亩，岁给以所入。”
辽时州府虽亦有学校，其制不详。
《续通考》：“辽道宗清宁二年十二月，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时五京黄龙、兴中二府及诸州县皆有学，其设官并同。咸雍时，大公鼎为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太康时，耶律孟简为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以循吏著。”
金则京府节镇，各处设学，定额数千。虽至衰世，不废廪给。
《续通考》：“世宗大定十六年四月，诏京府设学养士。”“凡十七处，共千人。”“二十九年[9]，诏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时上封事者，乞兴学校。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唐太宗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止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帝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于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刺史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节镇学三十九，六百一十五人；防御州学二十一，二百三十五人，凡千八百人，其长贰官各以进士提控其事。至承安四年八月，诏诸路学校生徒少者罢教官，止以本州府文资官提控。”“宣宗兴定元年二月，尚书省请罢州府学生廪给，不许。”“自章宗泰和元年九月，定赡学养士法。生员给民佃官田人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至是省臣以军储不足，请罢之。帝曰：‘自古文武并用，向在中都，设学养士，犹未尝废，况今日乎？’其令仍旧给之。”
其国学印行书籍，亦不下于宋监。
《续通考》：“凡经，《易》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康成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康成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明皇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徵《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明皇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世传金刊经籍，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虽未知为金之监本与否，然亦可见金之朝野极重文事矣。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尚书注疏》二十卷，金刊本，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
女真初兴无文字，完颜希尹始制女真字，其法盖由汉人楷字及契丹字中脱化而出。
《金史·完颜希尹传》：“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国字、备制度。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赐希尹马一匹、衣一袭。其后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
按女真字之传于今者，有《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及《国书碑》。
《金石萃编》（王昶）卷一百五十四：“《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碑高一丈八尺，广八尺三寸，记在碑之中。女真书五行，译正书六行，行二十三字。额题‘大金皇弟都统郎君行记’十二字，篆书，在乾州。”又卷一百五十九：“《国书碑》……碑连额高七尺，广二尺五寸，二十三行。字数多寡不等，连额并国书。”
孰为大字、小字，不可考。《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字多集合体，笔画重迭；《国书碑》则较简单，疑前为大字，后则小字也。金用其字教女真人，号为女真学。其教学选举与用汉文者相等。
《续通考》：“金世宗大定十三年，置女真国子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诗》《书》，颁行诸路。择明安穆昆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特赫吉达教之。至是始设国子学，定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凡取国子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穆昆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人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
其通女真字者，均著于史。
《金史·宗宪传》：“颁行女真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仲传》：“仲本名石古乃，体貌魁伟，通女真、契丹、汉字。”《阿邻传》：“颖悟辩敏，通女真、契丹大小字及汉字。”
徒单镒等且以译书教学，广播女真文字。
《金史·徒单镒传》：“镒颖悟绝伦，甫七岁，习女真字。大定四年，诏以女真字译书籍。五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子温进所译《贞观政要》《白氏策林》等书。六年，复进《史记》《西汉书》，诏颁行之。选诸路学生三十余人，令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习作诗策。镒在选中最精诣，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汉字，该习经史。久之，枢密使完颜思敬请教女真人举进士，下尚书省议。奏曰：初立女真科进士，且免乡、府两试，其礼部试廷试止对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设国子学，诸路设府学，并以新进士充教授。士民子弟愿学者听，岁久学者当自众，即同汉人进士，三年一试。从之。十三年八月，诏策女真进士，问以求贤为治之道。侍御史完颜蒲涅、太常博士李晏、应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杰、中都路都转运副使奚颐考试，镒等二十七人及第。镒授两官，余授一官。上三人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为各路教授。十五年，诏译诸经。著作佐郎温迪罕缔达、编修官宗璧、尚书省译史阿鲁、吏部令史杨克忠译解，翰林修撰移剌杰、应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讲究其义。镒自中都路教授选为国子助教。”
不得谓剃头辫发者，无创造文化之力也。
《大金国志》：“金俗好衣白，编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富人用珠金饰，妇人辫发盘髻，亦无冠。”“天会七年六月，行下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
《曲园杂纂》（俞樾）：“剃头发辫，金人已然。宋汤璹《建炎德安守御录》：‘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
* * *
[1] 辽兴宗重熙七年。
[2] 辽天祚帝天庆五年。
[3] 金章宗泰和六年，夏襄宗应天元年。
[4] 凡四百六十一年。
[5] 按此时契丹字尚未创制，所云刻石纪功，当系用汉字。
[6] 按兴宗《清宁集》、耶律良《庆会集》均未著录。
[7] 此元昊之误。
[8] 所纪止此，可见简略。
[9] 时章宗已即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