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_中国文化史(柳诒徵)

第二十一章　蒙古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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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夏及金，以殊族而同化于汉族，固不能出中国之范围也。至于蒙古，则不然。成吉思汗之兴，先用兵于西北，至于太宗、宪宗之世，其疆域已据有今之内外蒙古、天山南北路、中国之西北部、阿富汗、波斯之北部、俄罗斯之南部，而分为四大汗国[1]。至世祖时，始灭宋而全有华夏。故蒙古所吸收之文化，盖兼中国、印度、大食及欧洲四种性质，未可专属于中国之系统。是亦吾国历史上特殊之事也。

蒙古之兴，初无文字，太祖之灭乃蛮，始用畏兀字教授子弟，并以记言。

《元史·塔塔统阿传》：“塔塔统阿，畏兀人也。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乃蛮太阳可汗尊之为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太祖西征，乃蛮国亡，塔塔统阿怀印逃去，俄就擒。帝诘之曰：‘太阳人民疆土悉归于我矣，汝负印何之？’对曰：‘臣职也，将以死守，欲求故主授之耳，安敢有他。’帝曰：‘忠孝人也。’问：‘是印何用？’对曰：‘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后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畏兀即回纥，其文字之起源不可考。

《元史译文证补》（洪钧）：“元之畏吾儿，为回纥衰后分国。”“回纥文字，至今犹存，所谓托忒字体是也，与西里亚文字相仿。故泰西人谓唐时天主教人自西里亚东来传教，唐人称为景教，陕西之《景教碑》，碑旁字两行，即西里亚字，此其确证。回纥之有文字，实由天主教人授以西里亚文字之故，此一说也。回纥人自元以后，大率尽入天方教，而天方文字，本于西里亚，故信教之回人，谓蒙古文字出于回纥，回纥文出于天方，以归功于穆罕默德。此又一说也。”

当南宋时，中亚各国，多奉回教，其文字通行于西域，故蒙古袭用之。至世祖时，始命八思巴作蒙古新字。

《元史·释老传》：“帝师八思巴者，吐蕃萨斯嘉人。相传自其祖多尔济，以其法佐国主霸西海者十余世。八思巴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大义，国人号圣童。……年十五，谒世祖于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儿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制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据至元诏书，则蒙古字未兴之先，已以汉楷与畏吾儿字并用。蒙古字既颁之后，各国之字，仍副之而行，则蒙古未代宋之时，固亦通用汉文。然蒙古新字，实原本西蕃之字，应属梵文一支系，非若辽、金、夏之文字，仍本于汉文也。

《廿二史劄记》（赵翼）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一条称：“《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三年，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先以畏吾字翻译进读，再付纂定。元贞二年，兀都带等进所译《太宗》《宪宗》《世祖实录》，是皆以国书进呈也。其散见于他传者：世祖问徐世隆以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隆取《书》传以对。帝喜曰：‘汝为朕直解进读。’书成，令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曹元用奉旨译唐《贞观政要》为国语。元明善奉武宗诏，节《尚书》经文，译其关于政事者，乃举文陞同译。每进一篇，帝必称善。虞集在经筵，取经史中有益于治道者，用国语、汉文两进读。译润之际，务为明白，数日乃成一篇。马祖常亦译《皇图大训》以进[2]，是凡进呈文字，必皆译以国书，可知诸帝皆不习汉文也。”（按历代北方种族入居中夏，多通汉文，惟元不然，是一异点。）

蒙古部族复杂，又以兵力戡定西北各地，所抚驭之部族益多。故在元世，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别。《辍耕录》称元代蒙古有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汉人八种。据近人所考定，则蒙古支派，有蒙古及黑塔塔儿、白塔塔儿、野塔塔儿四大系。

柯劭忞《新元史·氏族表上》：“蒙古民族，凡阿兰豁阿梦与神遇，生三子之后，为尼而伦派，曰哈特斤氏、萨而助特氏、泰亦兀赤氏、哀而狄于氏、西族特氏、起讷氏、奴牙特氏、兀鲁特氏、忙兀特氏、巴邻氏、苏哈奴特氏、贝鲁剌思氏、黑特而斤氏、札只剌忒氏、都黑拉特氏、贝亦速特氏、苏嘎特氏、乌而讷兀特氏、亨力希牙特氏。其余为都而鲁斤派，亦称塔立斤派，曰都而斤氏、乌梁黑特氏、鸿火拉特氏、亦乞列思氏、呼慎氏、苏而徒思氏、伊而都而斤氏、巴牙乌特氏、斤特吉氏，皆为黑塔塔儿。非蒙古人而归于蒙古者，曰札剌儿氏、苏畏亦忒氏、塔塔儿氏、蔑儿乞氏、郭而路乌忒氏、卫拉特氏、贝格林氏、布而古忒氏、忽里氏、土斡剌斯氏、秃马特氏、布而嘎勒氏、格而谟勒氏、忽而罕氏、赛哈亦忒氏，皆为白塔塔儿。曰乌拉特氏、帖楞格特氏、客斯的迷氏、林木中乌梁黑氏，皆为野塔塔儿。盖拉施特所述蒙古支派如此，今列而序之，参以秘史，证其差别，为蒙古氏族表。至色目氏族，则以见于史传者为据。陶宗仪所称蒙古七十二种、色目三十一种，舛讹重复，不为典要，故弗取焉。（拉施特fadl allah qashid eddin，波斯人，其书以波斯文制成，名djami ut tewarikh，译言《世界史》。）”

色目人凡二十三族，

《新元史·氏族表》：“色目人曰畏吾氏、唐兀氏、康里氏、乃蛮氏、雍古氏、钦察氏、伯牙吾氏、阿速氏、乞失迷儿氏、赛夷氏、乌思藏掇族氏、回回氏、于阗氏、阿里马氏、昔里马氏、古速鲁氏、也里可温氏、木速蛮氏、哈剌鲁氏、答失蛮哈喇鲁氏、合鲁氏、阿鲁浑氏、尼波罗氏。见于史传者，凡二十有三族。”

外此则汉人中，尚有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族，

《辍耕录》（陶宗仪）：“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真、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

以与宋之南人混合。故蒙古入中国，实为异族与汉族大混合之时期。当时女真之人多改汉姓。

《辍耕录》：“金人姓氏，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徒单曰杜，女奚烈曰郎，兀颜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剌曰刘，斡勒曰石，纳剌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斡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阿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仆散曰林，术虎曰董，古里甲曰汪。”

蒙古、色目人与汉族又互相仿效，更易名姓，氏族淆惑，乃不可辨。

《陔余丛考》（赵翼）：“元时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者。如察罕帖木儿，系出北庭，以祖父家于颍州，遂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西域人，以其父职马禄丁为武昌达鲁花赤，遂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作蒙古名者：如贺胜，鄠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皆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江西人；褚不华，本隰州人；昂吉儿，本张掖人；朵儿赤，本宁州人；杨杰只哥，本宝坻人；李忽兰吉，本陇西人；抄儿，本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俱见《元史》，亦一时风尚也。”

又其时蒙古、色目人皆散处各地，且有与内地人联姻者，血统之杂，益可见矣。

《陔余丛考》：“元时，蒙古、色目人听就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乃功臣阿里海牙之孙，而居江南；葛逻禄乃颜，随其兄宦游，而居浙之鄞县；萨都剌，本答失乃蛮氏，而为雁门人；泰不华，本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始家台州；余阙，本唐兀氏，其父始居庐州；肖乃台，本秃伯怯烈氏，而家东平；忽都铁木禄，本赤合鲁氏，而家南阳；彻里，本燕只吉台氏，以曾祖太赤封徐、邳二州，遂家徐州；怯烈，本西域人，而家太原；察罕，本西域人，铁连，本乃蛮人，而皆居绛州；孟昉，本西域人，而居北平；纥石烈希元，本契丹人，而居成都；伯颜师圣，本哈剌鲁氏，而居濮阳；石抹宜孙，以其父镇台州，遂家于台明；史道同，河间人，其先蒙古族也；又赵荣，其先本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遂为闽人，如此类者甚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谓元时漠北诸部仕于朝者，多散处内地，是也。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从官南方者多不归，遣使尽徙北还，可见自元初，色目人已多散处他邑。不宁惟是，更有与内地人联姻者：如伯颜不花之母鲜于氏，乃鲜于枢之女[3]；松江人俞俊，娶也先普化之侄女[4]。《元史》大德七年，以行省官久任，多与所部人联姻，乃诏互迁其久任者。”

蒙古之兴，仅奉初民所迷信之神教，其后军锋所及，蹂躏回、耶各教教堂教士，恒极残虐。

《元史译文证补》：“太祖攻围布哈尔城，城中伊玛姆[5]暨文士等出降。帝入城，见教堂，疑是王宫，驻马问。民以教堂对，帝下马入堂，谕马饥，速饲马，因取经箱为马槽，令教士守马，又以酒囊置堂中[6]，传集讴者歌舞。蒙兀兵亦歌呼为乐。”《拔都传》：“破物拉的迷尔城，二守王战没，嫔御官绅皆入礼拜堂拒守。焚以火，薰灼尽死。”

然辖地既广，宗教各别，势亦不能取而一之，故各教之民，咸仍其旧。而蒙古之人，反多同化于他族。

《元史译文证补·伯勒克传》：“伯勒克信天方教，常集教士于鄂尔多，讲论教律教理。太祖后裔入天方教者，自伯勒克始。”“埃及王比拔而斯与旭烈兀有兵怨，知伯勒克同教，思引为援，发使赠以哈里发家乘。”“当埃及使人北行时，伯勒克使亦至埃及，贻书谓我兄弟四人皆入教，愿合约以攻旭烈兀。比拔而斯优礼款接，复书致币，并《可兰经》、缠头布一方，由麦喀礼拜堂中取至。以伯勒克不能亲往礼拜，故遣人代行，得此以赠。”

《马哥孛罗游记》：“撒马尔罕，大城也。居民耶、回杂处，其王即大可汗之侄。据土人言，当年城中有一异事：数年前，国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之胞弟也。王改奉基督教，教徒势力倍增，时教徒欲建一寺，供奉施洗约翰。寺之顶为圆形，中支一柱，柱下盘石，系教徒请于王，得之于某回教寺中。时回人以王右耶而左回，不敢与争。察哈台死，继其位者，不直耶教徒，回人因得称于王，索还奠柱之石，耶教徒许酬以金，回教徒不允。耶教徒无术，哭诉于施洗约翰之灵，至约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离石可三掌。石移去后，柱仍悬立空际，至今尚然。”

至其抚有中国，亦各教并立，有木速儿蛮、答失蛮、也里可温、斡脱、和尚、先生等名。据《元史译文证补》，木速儿蛮即天方教，答失蛮亦木速儿蛮教中别派，也里可温为天主教[7]，斡脱即犹太教，和尚、先生，则释、道两教也。（《元史译文证补》有元世各教名，考甚详。）

元之崇奉佛教，自帝师八思巴始。

《元史纪事本末》（陈邦瞻）：“世祖号八思巴曰大宝法王……至元十六年，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弟亦怜真嗣，凡六岁，至是死，复以答尔麻八剌乞列嗣位。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

其徒所奉之教，即西藏之喇嘛教，

《圣武记》（魏源）：“西藏古吐番，元明为乌斯藏，在五天竺之东，非古佛国也。而距天竺较近，故经教至多，持陀罗尼尤验。多僧，无城郭。僧居土台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土台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赞普，好佛，立寺庙，西藏始通于中国。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以领其地。后嗣世袭其号，而西藏始为释教宗主。”

与汉、魏以来中土佛教迥异。元之诸帝崇奉之，徒以害民病国而已。道教虽在唐、宋已盛，而元之派别特多。

《元史·释老传》载：“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太祖称之曰‘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礼，子孙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五传而至郦希诚，居燕城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诚太玄真人，领教事。”“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

据《元史·百官志》，宣政院专掌释教僧徒。

《元史·百官志》：“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

而《武宗纪》载：“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租税。”则各教之人，皆辖于宣政院矣。

蒙古风俗之陋，最为汉族所鄙。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序》言之历历；

《心史·大义略序》：“旧鞑靼所居，并无屋宇，毡帐为家，得水草处即住。兽皮为衣，无号令，以合同出入。不识四时节候，以见草青为一年。人问岁数，但以几度草青为答。自忒没真驱金酋入南，嘉定癸酉岁，据古幽州为巢穴，即亡金僭称燕京大兴府也。渐学居屋，亦荒陋。逮咸淳间，鞑僭取大宋开封府大内式，增大新创，始略华洁。虏民咸可造穹庐，与鞑主通语。鞑法人凡相见，来不揖，去不辞，卑求尊，跪而语。鞑礼止于一跪而已。双足跪为重，单足跪次之。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鞑人甚耐寒暑、雨雪、饥渴，深雪中可张幕露宿。今皆不惧热，且惯于乘舟，高山穷谷，马皆可到。裹粮以肉为麨，干贮为备，饥则水和而食。甚涨，饱可一二日。搅马乳为酒，味腥酸，饮亦醉。群虏会饮，杀牛马曰‘大茶饭’。但饮酒曰‘把盏’，杂坐喧溷，上下同食，举杯互饮，不耻残秽。饮酒必囚首，毡藉地坐，以小刀刺肉授人，人即开口接食，为相爱。卑者跪受赐，行坐尚右为尊。久不相见，彼此两手相抱肩背，交颈摇首啮肉，跪膝摩膁，为极殷勤。鞑主剃三搭辫发，顶笠穿靴，衣以出袖海青衣为至礼。其衣于前臂肩间开缝，却于缝间出内两手衣裳袖，然后虚出，海青两袖反双悬纽背缝间，俨如四臂，谀虏者妄谓郎主为天蓬后身。衣曰海青者，海东青本鸟名，取其鸟飞迅速之义；曰‘海青使臣’之义亦然。虏主、虏吏、虏民、僧道男女、上下尊卑，礼节服色一体无别。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悬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戴耳坠。”

而《马哥孛罗游记》述元代都城之壮丽，则极口称叹。

卷一第五十七章云：“自章哈淖尔（changanor）向东北行三日至一城，名曰上都[8]（xan-adu）。此城为今日御极之大可汗忽必烈所造。以云母大理华贵之石为宫殿，构制宏壮华丽无比。殿中悉施金藻，其宫一面内向，一面向城垣，宫墙周围十六英里。”又卷二第六章云：“大可汗每岁于阳历十二、正、二等三月，皆居汗巴路大城中。城之位置，在契丹（cathay）之极东北。城之南，宫殿在焉。宫之制，划地筑垣，围以巨壕。垣为方形，每面长八英里，于两端之中辟一门，以便行人出入。垣以内沿墙凡宽一英里之地，皆属广场，羽林之军驻焉。过此又有一垣，垣内之地，纵横皆六英里，南北两垣，辟门为三。其中央者稍大，常时关闭，非大可汗出入，不启也。其两旁之门，则以通行人焉。通计南北六门、东西二门，每门之内，有武库一所，各库所储武器，各有不同。如缰辔足镫之类，属于骑兵者，为一库；弓矢弦韬之类，属于弓兵者，又为一库；甲胄盔铠又为一库，余仿此。此城之内，更有一城。墙垣至厚，高二十五尺，雉堞瓮城皆涂白垩。此城方四英里，每面长一英里，共辟六门[9]。城内亦有八库，内储大可汗御用之物。沿城遍栽树木，间以草地，蓄麋鹿獐麝无数。草场辽广，有石砌之道，以通往来。道上不染纤尘，中凸，天雨则水自两旁流下，借以灌溉草地。大可汗之宫，正建其中。此宫之华丽宏大，实为天下之冠。宫起城北，直达城南，除天井外，余无隙地，其中惟贵官及司宿卫之兵往来而已。宫殿均一屋，无有楼者。然殿顶崇高无比，殿基为石台，高数丈，四围皆白石之栏。无论何人，非经君问，不得过石栏一步。殿墙绘龙凤鸟兽，亦有绘两军鏖战状者，仰墙亦施藻绘金漆。殿之四面，均有石级，自平地直接殿基石台。大殿既深且广，当大可汗赐宴群臣时，容人至夥。宫之全部，零落星散，故触眼多胜景。殿顶覆以五彩之瓦，构造极坚，能历久不坏。窗门之上，嵌以明瓦，通透若琉璃。宫殿之最后，有宝库，凡珍珠、宝石、金银及其他贵重之物，皆储焉。”又卷二第七章云：“汗巴路城，建于契丹省内大河之旁，自古称为雄都。汗巴路（cambaluc）之义，即皇都也。大可汗于河之对岸，另建新都，名之曰大都。两都之间，中隔以河。大都为方形，周围长二十四英里，每面长六英里。城垣以土为之，墙基宽十尺，渐渐向上峻削，至墙顶，仅宽三步而已。城垛皆作白色。城形既方，其街衢均尚直，故人登南城远望，能见北城之楼。通衢两旁，商肆林立，各家区地建屋，亦成正方，无参差先后之不齐。每家之长，各得地若干，建屋其中，世世居之。自高处下视全城，极类棋盘。有城门十二，每面三门，四角各有角门，门上建危楼一座，楼中皆储军械。每门拨兵一千守之。城之中央，有钟楼一所。每晚钟鸣，至第三次，则街上禁止行人。其因延医或接产婆必须外出者，必须提灯，否则仍以犯夜论罪。城外商店居民更多，市场远出三四英里以外。以户口论，城外尚多于城内也。商店居民之外，尚有旅馆多处。各路商客，咸有专门旅馆，例如回民有回民之旅馆，蛮子有蛮子之旅馆也。城内外之乐户，约计有妓二万五千人，公家设专官取缔之。”

盖郑氏所讥者，蒙古草昧之风；而欧人所睹者，元代极盛之世。当时汉族文教制度远轶鞑靼，故深恶其野蛮；欧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国，故大惊其宏伟。参两者而观之，则蒙古之由游牧民族，席辽、金及宋之遗产，而成城郭之国之规模，其进步之速亦可称矣。

元代统驭东亚，鞭笞万里，典章制作，必有远轶前代者。顾其传世诸书，若《元秘史》《圣武亲征录》等，皆只述战胜攻取之事。

《成吉思汗实录序论》（那珂通世）：“忙豁仑《纽察脱卜赤颜》，元太祖时撰。《续集》，太宗十二年撰。”“《元朝秘史》十卷、《续集》二卷，明洪武十五年译。”“《元朝秘史》十五卷，《永乐大典》十二先元字韵中所收，钱大昕抄出本，张穆连筠簃刻本，李文田注刻本。”又：“修正《纽察脱卜赤颜》[10]，《圣武开天记》[11]，《圣武亲征记》[12]，《皇元圣武亲征录》[13]。”《经世大典》，则仅存序录。《补三史艺文志》（倪灿）：“《经世大典》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天历二年，命赵世延、虞集等撰，悉取诸有司掌故修之。”《元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三，载《经世大典序录》。

《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并散佚无存。

《补三史艺文志》：“《风宪宏纲》，赵世延撰，世延所较定律令。”“《至元新格》，何荣祖撰。”

《元史纪事本末》：“英宗至治三年二月，命完颜纳丹、曹伯启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损益之，凡为条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

《元典章跋》（沈家本）：“元代掌故之编，如《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并亡失不可复。”

今可考见元代制度者，自《元史》纪、志外，仅《元典章》及《典章新集》二书。

《元典章跋》（钱大昕）：“此书题云《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凡六十卷。首诏令，次圣政，次朝纲，次台纲，次六部。书成于至治之初，故称英宗为今上皇帝也。其后又有至治二年新集条例三百余页，仍冠以《大元圣政典章》之名。”

汇集案牍，俚俗无文。

《元典章跋》：“此书乃汇集之书，而非修纂之书，故所录皆条画原文，未加删润，颇似今日官署通行之案牍，大都备录全文，以资参考。”“《总目》议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可以资考证。”

盖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虽省部、台院，参用南人，多无实权。

赵翼《廿二史劄记》：“元世祖定制，总政务者曰中书省，秉兵柄者曰枢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台。其次在内者，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有行省，行台、宣慰司使、廉访使。其牧民者，曰路，曰府，曰州，曰县。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皆以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14]。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中书省为政本之地，太祖、太宗时，以契丹人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弘州人杨惟中继之，楚材子铸亦为左丞相[15]，此在未定制以前。至世祖时，惟史天泽以元勋宿望，为中书右丞相。仁宗时，欲以回回人哈散为相，哈散以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勋旧，故力辞。帝乃以伯答沙为右丞相，哈散为左丞相。太平，本姓贺，名惟一。顺帝欲以为御史大夫，故事，台端非国姓不授，惟一固辞。帝乃改其姓名曰太平，后仕至中书省左丞相。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哈散尚系回回人，其汉人止史天泽、贺惟一耳。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其时亦称宰执。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三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郑鼎传》，鼎子制宜为枢密院判官，车驾幸上都。旧制枢府官从行，岁留一人司本院事，汉人不得与。至是以属制宜，制宜力辞。帝曰：‘汝岂汉人比邪？’竟留之。可见枢密属僚掌权之处，汉人亦不得与也。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既见《太平传》，而世祖初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16]可见未下诏以前，御史中丞之职，汉人亦不得居也。中书省分设于外者曰行省，初本不设丞相，后以和林等处多勋戚，行省官轻，不足以镇之，乃设丞相，而他处行省遂皆设焉。《董文用传》，行省长官素贵，同列莫敢仰视，跪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则坐堂上，侃侃与论。可见行省中蒙古人之为长官者，虽同列不敢与讲钧礼也。《成宗本纪》，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始参以色目及汉人。《文宗本纪》，诏御史台，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南人各一人。是汉人、南人厕于廉访司者，仅五之一也。其各路达噜噶齐，亦以蒙古人为之。至元二年，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噜噶齐，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其诸王驸马分地，并令自用达噜噶齐。仁宗始命以流官为之，而诸王驸马所用者为副，未几仍复旧制。文宗诏诸王封邑所用达噜噶齐，择本部识治体者为之。或有冒滥，罪及王相，然亦未闻有以汉人为之者，此有元一代中外百官偏重国姓之制也。”

故其经国之法，亦鲜可称。据郑介夫之言，则当时法令杂乱，家自为政，实极无法之弊。

《元史纪事本末》：“（成宗大德四年）郑介夫上言：……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官吏因得以并缘为欺。如甲乙互讼，甲有力则援此之例，乙有力则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则无所可否。迁调岁月，名曰撤放。使天下黔首，蚩蚩然狼顾鹿骇，无所持循……内而省部，外而郡守，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为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勒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试阅二十年间之例，较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间之例，较之二十年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今者号令不常，有同儿戏，或一年二年前后不同，或纶音初降，随即泯没，遂致民间有‘一紧、二漫、三休’之谣。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不闻如是可以立国者……衙门纷杂，事不归一，十羊九牧，莫之适从。普天率土，皆为王民，岂可家自为政，人自为国？今正宫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隶金玉府，校尉自归拱卫司，军人自属枢密院，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内史府，僧则宣政院，道则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护府、白云宗所管户计。诸司头目，布满天下，各自管领，不相统摄，凡有公讼，并须约会。或事涉三四衙门，动是半年，虚调文移，不得一会。或指日对问，则各私所管，互相隐庇，至一年二年，事无杜绝。遂至于强凌弱，众暴寡，贵抑贱，无法之弊，莫此为甚。”

然详观元代史事，则民治与封建，实为元之立国之根本。民治之法，详见《元典章·户部·立社门》。

《元典章·户部·立社门》：“劝农立社事理十五款。”“至元二十八年，尚书省奏，奉圣旨，节该将行司农司、劝农司衙门罢了，劝课农桑事理，并入按察司。除遵依外，照得中书省先于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奏过事内一件，奏立大司农司的圣旨：奏呵，与者么道圣旨有来，又仲谦那的每行来的条画，在先他省官人每的印信文字行来，如今条画根底省家文字里交行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圣旨定到条画开坐前去，仰依上劝课行。”

《元史·食货志》约举其法，诩为用心周悉；

《元史·食货志》：“农桑之制十四条[17]，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属，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芡、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

寻其法意，盖举农田、水利、树艺、渔畜、教育、劝惩一寓于立社之中，此实汉族先哲研求民治培植国本之法，而蒙古游牧之族，入主中国，乃能施行此制，是亦一奇事也。按北宋关中《吕氏乡约》，有约正及同约之人，以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约。而于劝农兴学之事，未之及也。

《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吕大钧，字和叔，于横渠为同年友，心悦而好之，遂执弟子礼，于是学者靡然知所趋向。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朱熹《社仓事目》有社首保正副等名，亦止及积谷一事。

《朱子集》卷十五《社仓事目》：“每十人结为一保，递相保委。”“逐年十二月，分委诸部社首保正副，将旧簿重行编排。”“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长队长，编排到都内人口数下项。”

元之社长，职务綦繁，所立规程，亦极周密。盖承两宋地方制度，而又加以研究，此必非蒙古人所能为。然汉族贤者为立此制[18]，而彼族能用之，则元之能承中国国统，亦匪无故矣。

封建之制，殊无定法，惟拥立大汗，必由诸王宗室集会推举，则封建之关系，有可称者。

《蒙兀儿史记·斡歌歹可汗本纪》（屠寄）：“岁丁亥秋七月，成吉思汗殂于灵州。会葬礼毕，汗与诸皇子诸王各还本封。蒙兀俗，大位继承，必经忽里勒塔之定策。忽里勒塔者，华言大会议也。汗虽有成吉思前命，大位犹未定，故戊子年拖雷监国，其秋，拖雷即遣使召集左右手诸王驸马万户千户官人，期以明年夏会议立君。”

又其统辖诸国，全恃驿站之交通。诸书称元之所以强盛，多纪其制。

《元史兵志》：“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遇军务之急，则可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内则掌之天府，外则国人之为长官者主之。其官有驿令，有提领，又置脱脱禾孙于关会之地，以司辨诘，皆总之于通政院及中书兵部。而站户阙乏逃亡，则可以时佥补，且加赈恤焉。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

《马哥孛罗游记》云：“汗巴路为大可汗之所居，故皆有大道，以通各省及诸藩属。大道之上，每隔二十五英里，或三十英里，必设驿站一所，以便官员或公差在此歇宿，此等驿站，名之曰雅伯木站。屋极宽大，每站必有修洁之屋数间，陈设极其华丽，虽王公贵人之尊，亦不以为简陋也。其中饮馔一切，均自左近大城中购置，尚有数站，为贵人所常至，此其供应，均由内廷发给。每站蓄良马四百匹，以便外国使臣或官府往来之用。盖长途陆行，马易困乏，故一至前站，则以疲马委之站员，而易马以行，沿途无濡滞之患。即高山大漠之中，去城绝远，四无居人，而驿站仍续续不断，饮馔马匹，供应周全。大可汗每以内地无业之民，遣送荒僻之地，充站役，赐之耕种之地，不数年间其左近自成村落矣。因有此项制度，故各国贡使，以及大可汗派赴各国各省之专使，长途均无缺乏之苦，可谓周之极矣。驿站之间，每隔三英里，必有一小村落，约有居民四五十家，此亦公家所设。其居户大都均为邮卒，其人腰际缚鞓，上系以铃，疾行道上，声闻甚远。每遇投递公文，甲站之人，负之疾行三英里，以之交付乙站，乙站之人，再以交付丙站，故人不疲而递信极速。其所以腰际系铃者，使前站之人，预知将有公文递至，有所准备，以期不误时间也。大可汗所辖版图绵亘，非如此不足以寄号令于边远。往往边界有警，不数日即可达于大可汗。有时大可汗居上都，汗巴路早间摘佳果，令邮卒递呈大可汗，至明日午后，已达上都。若寻常旅行，自汗巴路至上都，须十日之程也。每村之中，设书记一员，专记某件公文何日何时到站发出。尚有巡查各站之官，每月稽查站吏邮卒之勤惰一次，记其功过。邮卒除不纳丁税外，每月尚可支领工食。驿站马匹，均由左近城市人民供其喂养之费，每年由各城官吏调查户口一次，计其岁入之多寡，责令每人纳费若干，以供驿站经费。此项捐纳仍并入地丁钱粮，一同赴柜交纳。官吏但于钱粮解京之时，扣留若干，以充驿站经费。前言每站有马四百匹，其实常川在厩者，仅二百匹耳。盖马居厩中，时常应差，则易消瘦，故分马四百匹为两班，甲班供应时，则乙班放牧，每班一月一轮，故马亦得休息之时。途中遇有河流阻梗，则近处城镇或村落，必须时备渡船数艘，待于河岸。设遇沙漠之地，中无人居者，其最近城镇，亦有供应马匹、粮食、饮水之义务，惟此等城镇每年仍受俸给，以补偿其所失耳。……如遇重要军情，须加紧递送者，则每日必行二百或二百五十英里，背插飞鹰标识，以示紧急之意。此等重要军情，往往必以二人递送，人各急装，缠布于首，策快马，同时并行。至第二站，必有二骏马鞍辔以待于此，并不休息，立即换马遄行。如是者逢站更马，一日之中，可行二百五十英里。如系最要公文，即夜间，亦加班递送。如遇月在上下弦，黑夜不便夜行，则站吏供给人役，令执炬前导。惟夜行时，不似白昼之迅耳。”

盖元之疆域，亘古无匹。使非有特殊制度，以便利交通，则其国家必不能抟结为一。诸书所言，较之前代驿传，实有缓急之殊。故欲考元代所以能合亚洲全境及欧洲东北部为一大国者，不可不注意于此也。然此特其制度之一端，他事殊未能称此。定宗薨后，诸王已有意见（详《元史译文证补·定宗宪宗本纪补异》），世祖立而海都抗命，诸王叛者相属（详《元史译文证补·海都补传》）。故当极盛之时，已有分裂之兆。其后元室沦亡，而蒙古支裔，犹绵延历世，论者谓为封建之效。

《新元史·宗室世表序》：“太祖分封子弟，填服荒远，其后乃颜海都虽有阋墙之衅，然昭宗北走和林，不失旧物，历二三百年。成吉思汗之族，雄长北边，至今日犹为中国之藩服，然后知先王封建之制，为不可易也。”

然使其族能精研法制，无使涣散，其势岂止于是哉！

* * *

[1]　钦察汗国，东自吉利吉思荒原，西至欧洲匈牙利国境，及高加索以北地。察合台汗国，据锡尔河东天山附近一带之地。伊儿汗国，据阿母河外西亚一带之地。窝阔台汗国，据阿尔泰山附近一带之地，后窝阔台嗣为大汗。

[2]　皆见各本传。

[3]　见《元史》。

[4]　见《辍耕录》。按《辽史》太宗会同三年，诏契丹人授汉官者，听与汉人婚姻。则辽时已有此例。

[5]　教士之称。

[6]　天方教戒酒，故特记受辱之事。

[7]　详见第三编。

[8]　上都今日已毁圮，其故址在科尔沁旗。

[9]　此城内始为宫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