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n　master of sung literature

在现代人眼中，欧阳修最伟大的成就在文学领域。这一判断的根据仅是他的作品，而过去批评家评论的领域则较为广泛，内容通常包括欧阳修公开的生平以及私德。如今，欧阳修的作品受推崇的程度达到新高。在西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他的诗歌。在中国，虽然“文革”使大众对古文的兴趣下降，但对欧阳修诗歌的欣赏却未受到影响。

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每行长度相同。欧阳修在诗歌的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主流诗歌的衰落，引领诗歌走向新的道路，这为很多杰出的诗人扫清了道路，迎来了宋代诗歌的崛起。宋初，在诗歌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西昆体，其风格模仿晚唐诗人李商隐。西昆体的风格非常有魅力，通过精心挑选对仗诗句来表达微妙而隐晦的感情。但这一流派的确有“矫揉造作、过于重视技巧、比喻隐晦以及主题刻板”的问题，且明显取材面狭窄，也不够大胆。欧阳修与文学同道苏舜钦和梅尧臣拒绝遵从这一流派的风格，他们开创出一种不同的风格，不仅让诗歌技巧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还能够表达更为丰沛的感情。欧阳修等声称在风格上师从韩愈，后来这一风格被称为古文体。韩愈世称“昌黎先生”，欧阳修等人便从中撷取两字，自称为“昌黎派”。在风格上，昌黎派并未模仿或沿袭，而是新鲜且创新，这也体现了11世纪真正的精神风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宋代诗人与随后出现的诗人都不能被算作一个流派。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诗歌从造作的西昆体中解放出来，为下一代诗人的自由创新打下了基础。正是下一代诗人使宋代诗歌发展成熟且独具一格。

欧阳修同时代人最早对其诗歌大加称赞。苏东坡认为欧阳修的古诗“似太白”。另一位伟大诗人王安石则认为欧阳修的诗歌水平“居太白之上”。苏东坡、王安石都曾接受过欧阳修的提携，因此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夸张过誉之嫌。但所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都认为欧阳修的许多诗歌确为一流水准。一些西方读者认为欧阳修的一些诗歌堪比中国国画杰作。下面仅列几首欧阳修的诗歌以为欣赏：

钓者

风牵钓线袅长竿，

短笠轻蓑细草间。

春雨蒙蒙看不见，

水烟埋却面前山。

晚过水北

寒川消积雪，

冻浦渐通流。

日暮人归尽，

沙禽上钓舟。

欧阳修诗歌的意象非常生动，有的诗歌和谐静谧，有的又色彩斑斓，都充满了生活中宁静的欢乐。

丰乐亭游春三首·之三

红树青山日欲斜，

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

来往亭前踏落花。

欧阳修有时灵巧地将生动气息与平静心态交织在一起，如《阮郎归》中：

南园春半踏青时，

风和闻马嘶。

青梅如豆柳如眉，

日长蝴蝶飞。

花露重，草烟低，

人家帘幕垂。

秋千慵困解罗衣，

画堂双燕栖。

他有时也会突然从欢乐的气氛转向一种微妙而严肃的情绪，如《丰乐亭游春三首》之一：

绿树交加山鸟啼，

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

明日酒醒春已归。

在一首题为《玉楼春》的词中，欧阳修描述了优美的景色和愉悦的心情，随后又转换了语调，将全词在忧伤的气氛中作结，同样也是以风暗喻：

闲愁一点上心来，

算得东风吹不解。

更多时候，欧阳修将这一技巧反转过来，从一种忧郁的氛围转向高昂的情绪、极度的欢喜、无忧无虑的享受、温柔的平静，有时又是“一种充实的梦幻生活”。

如果你不了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诗歌理论做出的贡献，你就无法了解作为诗人的欧阳修。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此“六一”的意思为是“《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一翁老于其间”。“诗话”是关于诗歌的讨论。此类作品在宋朝之前较为少见，它在宋朝先锋诗人手中才逐渐发展起来，他们非常乐于与同僚讨论诗歌技艺。诗话通常包含大量文学批评，但也包括“注解、书信、语录和诗序”，还有轶事，以及与诗人而不是诗歌相关的各种闲谈碎语。诗话既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也并非正式的体裁，作者通常的意图在于休闲娱乐。这些作品可能更为接近在宋朝兴盛的说书人讲述的白话小说，这些故事在当时也被称为“话”。

在讨论欧阳修诗歌理论，或者实际上在讨论所有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时都会碰到两个难点。中国传统作家在作品中鲜少定义他们所用的术语。作为成就非凡的诗人，他们通过唤起某些情感和印象与读者进行交流。为了阐释这些作家的术语或观点，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将自己的看法与解释附加在作品上，这可能会导致这些诗歌失去了原本的中文意义。

从欧阳修对同为诗人的苏舜钦与梅尧臣作品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好诗的评判标准。欧阳修称苏舜钦的作品“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但苏舜钦埋怨欧阳修更偏爱梅尧臣。欧阳修在为梅尧臣撰写墓志铭时，将梅尧臣的诗编为诗集，还写了满是赞美的诗序。欧阳修称梅尧臣对意义表达深思斟酌，且精细无比。还称梅尧臣的作品意义“深远”，风格“恬淡”。欧阳修还称赞梅尧臣“长于本人情，状风物”且“涵演深远”。在称赞梅尧臣时，欧阳修反复使用了“深远”二字，这反映出他颇为欣赏用精练语言表达丰富意义的简洁风格。欣赏是相互的，梅尧臣称：“使我更作诗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欧阳修曾引用梅尧臣的话来分析诗歌理论：

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在眼前，舍不尽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

梅尧臣总结道，即使是最优秀的诗人也未必总能达到这一标准。欧阳修并未觉得梅尧臣的诗完美无缺，他说梅尧臣的文章“亦琢刻，以出怪巧”。欧阳修还曾提到，梅尧臣因为在仕途上不得志，有时会“骂讥笑谑”。但在欧阳修看来，伟大诗人的这些缺点属于细枝末节且可以理解。

欧阳修在词的演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词是诗歌的一种形式，特点是“每行长度不等，韵律与声调变幻多样，每种模式都有一种音律美”。词最初以一种非正式且欢快的形式出现于唐代。宋初在词作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花间派，这一派的题材常集中于爱情。花间派的作品大多“隐晦、矫揉造作与充满暗示，弱点在于过度矫饰，表达的感情过于肤浅”。在宋代，诗歌的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词吸收了一些通常在诗歌中不被采用的口语表达，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作品内容，也更受大众欢迎。宋代大部分优秀的诗歌都以词的形式出现。宋代最著名的词人柳永与伎乐过从甚密。欧阳修也一样，在早年仕宦期间，他在洛阳从伎乐处学到了很多口语表达方式。他将学到的东西融入诗歌，有些诗歌后又被伎乐采用。欧阳修在这方面的文学活动算是鲜为人知，但在一些真实性有待考证的趣事中却有记载。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出使辽国返回，受到了贾昌朝的招待，贾昌朝下令伎乐表演助兴。这些伎乐似乎事先并未特意准备，这让贾昌朝感到很迷惑。在接风宴上，贾昌朝发现欧阳修非常专注地听伎乐唱曲，开怀畅饮，这让他非常不解。后来贾昌朝才得知当晚伎乐所唱的词都是欧阳修所作。

这些流传较广的作品，许多是以爱情为主题，这给欧阳修惹了不少麻烦。如在之前章节中提到的，在欧阳修丑闻缠身时，政敌引用这些诗词来质疑他的人品。但也有人站出来维护欧阳修，说美酒佳人和欢歌听曲并未影响到唐代天才诗人李白的艺术成就，因此欧阳修也可以不受影响。但在后来一段时期，士人行为准则的标准日渐严格，这些辩护之辞无人听信。词的文学价值已经得到证实，尤其是苏东坡的作品颇受认可。但词已经不再局限于抒情（更别说是情色），也不再跟音乐相关联（更别说是伎乐）。另外，在正式宴会上请伎乐助兴也不再是被大众接受的习俗。由于上述情况的变化，南宋一些批评家开始批判欧阳修，称他的词中夹杂“鄙亵之语”。即使一些人喜欢他的诗，也拒绝欣赏他的词，甚至坚称这些词不是欧阳修所作，而是他人所作却打上欧阳修的名号。因此从欧阳修的作品中剔除了73首词。

无论欧阳修是不是如唐代诗人一般以美酒佳人和欢歌听曲为灵感，也无论这些是否让欧阳修失去了成为道德高尚的儒学家的资格，欧阳修诗词的卓越与此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几个世纪以来，批判家们忽略或是故意忽视了欧阳修这些艳词可能带有的寓言性质。知名《词选》的编者张惠言是指出这一点的少数人之一。张惠言称，《诗经》中许多情爱诗实际上是以暗喻的方式描写其他事。张惠言发现许多士大夫所写的浪漫主题诗其实都是讲政治生活。他解释道：“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悲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徘要眇，以喻其致。”张惠言以欧阳修为例，“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称词中的描述可能指庆历新政失败后的情景。但南宋时期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新儒学思想，而秉承新儒学思想的是道德感极高的哲学家，他们认为浪漫的感情，哪怕是想象出来的，都是儒家君子不该有的。这些人自己写不出动人的诗歌（或许对我们来说，诗言志），他们对此也毫不在意。

在中国传统文体中，西方人所称的诗歌与散文没有这么明显的分界。相反，诗歌与散文两者绵延相连，介于两者中间的是赋，它兼具两者的特点。赋起源于古代一种固定押韵与严格对仗的诗歌形式。自唐代以来，科举考试一直要求这种形式的写作。此后，赋的改良形式出现了，“加入了大量的散文元素，偶尔使用押韵”。在宋代许多伟大诗人手中，尤其是欧阳修与苏东坡，从赋向散文体的转变完成了。这种新的形式被称为“文赋”，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散文与诗歌的结合体，它既有散文的说明与叙述功能，但又保留了一些押韵，偶有对仗，总体上保留一些诗歌的风格。

欧阳修著名的《秋声赋》是这种文体绝佳的代表，这篇文章是权威中国文学选集的必选。文章开篇宁静，随后很快迎来高潮，之后又有温和的停顿：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

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

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欧阳修开始对秋天的惩罚性与破坏性进行哲学思考，后又陷入忧伤：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最后欧阳修并未以如此严肃的语调收尾，而是一种诗意的笔触结束全篇：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文赋兼具诗歌特长，如欧阳修的名篇《鸣蝉赋》所体现的：

古木数株，空庭草间，爰有一物，鸣于树颠。引清风以长啸，抱纤柯而永叹。嘒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号而复咽，凄欲断而还连。吐孤韵以难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蝉。岂非因物造形能变化者邪？出自粪壤慕清虚者邪？凌风高飞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树喜清阴者邪？呼吸风露能尸解者邪？绰约双鬓修婵娟者邪？其为声也，不乐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鸣，亦胡然而止。

吾尝悲夫万物莫不好鸣。若乃四时代谢，百鸟嘤兮；一气候至，百虫惊兮。

中国文赋的优美之处在于虽然读起来像散文，但其实它却是诗歌，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成立。高产的欧阳修无论是写作散文还是诗歌，均名篇迭出，不仅给后世中国带来巨大的启发，通过翻译成外语，这些作品还得到世界文学爱好者们的喜爱。

作为一名文学创新者，欧阳修在散文领域的影响最大。通过他的努力，古文在后来千年间在中国散文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骈体文是世家大族几世纪来更偏爱的写作形式，因此取代它并非易事。在欧阳修看来，这是一种腐朽且过分矫饰的文体，形式过于死板严格，让表达失去了自由，也不便于沟通交流。在中唐元和时期，韩愈致力于重振儒家，他主张将儒家理念运用于文学中，称“文以载道”，要注重文章的说教作用。为了激励大家，韩愈提倡采用汉代之前的说明文与记叙文的风格，因此他提倡的文风被称为“古文”。虽然回归传统是这一文风文体的目标与精神，但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带来新的内容。这种新的古文体没有严格的写作规则，作者可自行决定韵律和结构，写出自然而不是受很多约束的文章。这不仅给个人表达提供最大的空间，还可以吸收当代词汇，发展新的语法。唐代另一位文学大师柳宗元也提倡古文运动。但无论是柳宗元还是韩愈都没有获得特别广泛的影响力，他们的文章在宋初并没有得到大范围流传。骈文还占据统治地位。经过一定修改的严格的骈文在规则上略微放松，随后修改后的骈文被称为“时文”，也是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文体。

在欧阳修以前，仅有少数作者更倾向于古文，声名显赫的官员王禹偁就是其中之一。他曾鼓励孙何与丁谓，赞扬他们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后继力量，且他们的作品真正做到了“似六经”。但这两人的文章流传面也较窄。柳开是另一位古文先锋，他热忱地学习韩愈的文章，并认为自己以古文创作的大量文章为当时最佳。柳开的狂热与自大并不招人喜欢，因此他显得格格不入。另一位古文先锋穆修的境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同柳开一样，穆修非常专注于研究唐代古文大师的文章。他随身携带韩愈的文章，而且坚持搜寻更好的抄本。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穆修终于凑齐了较为完整的韩愈文集，但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文集感兴趣。穆修晚年发现了一部非常好的柳宗元文集抄本，于是他印了数百部，去开封大相国寺摆摊售卖。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穆修称任何人只要能准确无误读出一段柳宗元文章节选都可以获赠一部文集。中国古代的书籍传统上并无标点，因此准确无误地阅读文章并非易事。这一促销手段并不成功。有时一整年中，一部柳宗元文集都没卖出或赠出。大部分学者都不接受古文，他们认为古文甚少美学价值。

欧阳修还是个年轻人时，韩愈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不为人知。但三十年后，他的作品已被奉为圭臬。作为韩愈文章的主要推手，欧阳修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古文的兴起始于三个人的联合，这三人分别是有影响力的资助人钱惟演、古文先锋尹洙与受到尹洙激励的天才欧阳修。钱惟演并不是普通官员，而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王钱镠的曾孙。他出身长江下游，该地区在文化发展方面引领全国。不仅如此，钱惟演与宋朝皇室有姻亲关系。他位高权重，达到了宋朝文官系统中仅次于宰相的使相。洛阳是中国北方的文化中心，钱惟演在洛阳任职期间，部下有不少青年才俊，既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那是个和平而繁荣的时代，地方官颇有文化造诣，人才济济，文人间的交流顺畅而愉悦。钱惟演重修官邸，新建住宅与花园，命尹洙与欧阳修写文章庆贺此事。欧阳修的文章约千字，率先完成。尹洙则称他五百字便成一稿，且质量更佳。尹洙完成后，欧阳修不得不承认尹的文章凝练简洁，更胜一筹。但欧阳修并没有就此认输，他时常带着酒去找尹洙，二人就尹洙对文学的看法畅谈终日，欧阳修也从中不断学习。欧阳修对尹洙的一句话尤为印象深刻，“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意思是许多人喜欢使用强有力的表达，但如果文章格局软弱，则难以写出好文章。尹洙还认为过度的赘言无法让文章更优秀。听闻此言，欧阳修很快又写下一篇文章，这次用的是古文体。这篇文章比尹洙那篇更精练。欧阳修在文学上如此快速的进步让尹洙惊叹不已。

促使古文兴盛的另一因素在于使用它的人技艺越发精湛。宋初尝试古文写作的文人所作文章大多“断散拙鄙”。正是在尹洙手中，古文才变得优雅而凝练，欧阳修经常对尹洙的文章赞不绝口。但当欧阳修给尹洙撰墓志铭时，他只是说尹洙的文章“简而有法”。这极为简短的赞扬引发了人们的猜疑，他们认为欧阳修是嫉妒尹洙的才华，因此吝惜赞美之词。欧阳修对此予以否认，他说对尹洙的赞美无以复加。欧阳修说：“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经，惟春秋可当之，其他经，非孔子自作文章，顾虽有法而不简也。而世之无知者，不考文之轻重，但责言之多少。”实际上，欧阳修确实认为尹洙的文章不是最佳。例如，欧阳修与苏洵会面时曾说过：“吾阅文士多矣。独喜欢尹师鲁、石守道。然意有所未足。今见子之文，吾意足矣。”虽然欧阳修初师尹洙，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文章逊于尹洙。在写给梅尧臣的诗中，欧阳修回忆洛阳往事，称：“文会忝予盟，诗坛推子将。”欧阳修自认胜过尹洙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历史认可：欧阳修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尹洙却并未入选。

用英文讨论欧阳修散文的精妙之处十分困难，我在此仅引用一例而不予评论，以期文章的原汁原味能通过翻译展现出来。《醉翁亭记》是名篇，中国宋代文学选集无一不收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喜欢与人相处，该文便是描述的当时的情景：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历史上的不同评论家都认为，欧阳修将古文推向极致的艺术高度。他使用最普通的词汇，文章却优雅且令人称奇。平常的词汇在欧阳修手中传达出无与伦比的意境：微妙的感情、深沉的思考、恢弘的景观或者新奇的观点。并且这一切似乎举重若轻。这是一种新的创造，而非对“古文”的重现。如在刚才的例文中，“也”被用在每句的句末，共出现了21次，这表达了一种愉悦的心情，也创造了一种韵律的停顿。此前，没有人曾想过这样的写法。这一技法虽然卓越非凡，但读起来却非常自然，体现出一种简单而悠远的魅力。这种修辞技巧并不仅仅源于聪慧，还是刻苦练习的结果。欧阳修解释道，写文章时应“摧其盛气而勉其思”。即使是随意的短文，欧阳修也是“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之示人”。另外一则轶事很好地证明了欧阳修的完美主义。韩琦致仕，欧阳修撰文以示祝贺，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韩琦荣归故里的心情。数日后，欧阳修又送来新稿，请求替换原来的文章。其实欧阳修只在第一句作了小小的改动，他在两个平行重句之间加了两次同样的连词。这一改动却在畅达微妙感情方面带来巨大的变化。

这些修辞点可能会引起现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兴趣，但对当时主张使用古文重振儒学精神的先锋文学家来说，这不值一提。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形式的改革，不是精神的重生。但对欧阳修及其友人来说，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教化，或者说，只有通过深入的自我砥砺才能让一个人的文章富有意义和价值。这就是韩愈所说的“文以载道”。出于同样的原因，欧阳修及其友人主张“文以论政”。但希望通过散文来推进崇高的事业还需扫清一个障碍，那便是需要解除时文体对公众品味的绑架。作为科举考试中唯一可用的文体，时文体牢牢保持着对公众的吸引力。于是欧阳修与朋友们决定，努力改变科举考试的标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长久而艰苦的斗争开始了。

早在天圣七年（1029年），宋朝政府已经开始考虑人们对科举考试提出的批评意见。批评者称，“浮夸靡蔓之文，无益治道”，考生应“务明先圣之意”。但最终由于社会发展惰性与决策者们缺乏共识，科举考试的内容并没有发生正式的变化。次年，晏殊主试贡举，他认可古文“文以载道”，借此机会支持其僚属范仲淹此前提出的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入经世治国的相关内容，考生可用古文来论述。但这一建议被典型的官僚理由否决了，反对者称举子对经世致用“非素习”。但晏殊还是在这次考试中削弱了形式的重要性，更为重视关于经书的阐释与经世致用的论述。根据这些标准，一名叫欧阳修的举子取得了佳绩。正是因为取得了这一令人垂涎的成绩，欧阳修才得到了前往洛阳的机会。

欧阳修到洛阳以后，声名鹊起，然而推广古文的事业仍任重而道远。景祐三年（1036年）被贬官后，欧阳修潜心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这使他的古文在内容与形式上都飞速精进。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在范仲淹推动庆历改革期间，欧阳修与数人联合上书奏请对科举考试进行如下改革：

今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闻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经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

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欧阳修负责起草“颁贡举条例敕”。

胜利是短暂的，改革者很快失势，他们的改革计划也戛然而止，科举考试体系中这一特殊的变化同样被废除了。不仅如此，保守派还发起了反攻，声称诗赋需遵循的音韵规律为考试评分提供了客观而公平的基础。策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散文可以叙述很多观点，而评分将不可避免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保守派这一论点还辅以恶毒的攻击，他们称这次科举考试改革欠缺考虑，多此一举。“祖宗莫能改也，且异日尝得人矣”。这样的说法将那些胆敢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人与对祖宗不敬直接挂钩。这一间接指控十分高明，那些改革者不正是通过原来的科举考试体系成为官员的吗？这些改革者不正是其主张毫无根据的最好证明吗？

庆历六年（1046年），此前同意改革科举的张方平被任命为主考官，他立即转变了立场，在奏议中称，强调“文以载道”导致了恶劣的风气，因为“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许多举子错误地认为要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最佳方式是“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这些人“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瞻”。张方平这一观点当时占据了上风。张方平的奏议被抄录下来，“大书榜于贡院前”，警告考生不仅要遵守正统的文体，还需传承正统的思想。虽然科举考试改回到原来的标准，但国子监的许多学子倾慕改革者的作为，因此继续用古文写作。保守派的攻击并没有停止。这场斗争直到庆历八年（1048年）才结束，朝廷正式下诏批评了学子们所谓的错误观念。

欧阳修在失势苦闷的岁月里并未改变他的信念，他推广古文的意愿也从未改变。无论走到哪里，欧阳修都努力寻找有天分的作家，与其结交并加以鼓励。他正在低调地集结一支新的队伍。大约十年后，庆历新政引发的争斗逐渐尘埃落定，政坛上出现了更有利于改革派的气象。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再度掌权，受命主持进士试。欧阳修并未要求改革科举政策，他在选择科举考试题目时，自然侧重阐释经学与经世论的题目。战火四燃，就从考场开始。许多举子并不适应这样的题目，作为其享有的特权，他们要求考官解释题目。欧阳修正好抓住这一机会，用了一整天时间来回应他们的疑问、抒发自己的观点，也希望能扭转部分举子的观念。欧阳修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夜幕降临，还有许多举子站在考场周围不停地争论抱怨。这次考试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一些按旧标准原本非常有希望考取功名的考生聚集在朝堂外进行抗议。欧阳修一露面便被拦住、包围起来，还受到公开咒骂。举子们群情激奋，卫兵花了很大功夫才控制住局面。更有甚者，有人写了祭欧阳修文扔到他府上，还有人写艳词并大肆传播，词中重提张甥案以讽刺欧阳修私德有亏。

这些下作的攻击本身显示出这些失望举子的软弱无力。欧阳修当时地位稳固，他们不敢从理论上挑战欧阳修，也没法在政治上抹黑欧阳修的声誉。最终，考试结果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名列前茅的曾巩、著名的苏氏兄弟，还有其他许多中举之人毫无疑问都是天才。这些人一旦科举中第，阅读其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且最终认可了他们的优秀。虽然欧阳修的做法给个人带来了尴尬，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却为古文推广赢得了决定性胜利。此事之后，各种史料对此事都有记载，虽然记述各不相同，但观点基本一致。《神宗实录》初稿极为忠实地记录了此事，称“士人初怒怨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变而复止”。明确推崇古文并强调策论的王安石，其支持者编写的重修《神宗实录》则夸大了这件事，称“一时文字大变从古”。根据上述两部著述编撰的《四朝国史》采取了折中的说法，称“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后来《宋史》沿用此语。欧阳修文集中附录的传记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古文是欧阳修在孩提时从一个破旧篮子中发现的书接触到的文体，主要通过他的不懈推广，终于确立了在下一个千年中的地位。

古文取得胜利，失望随之而来。古文一旦广受欢迎，一些缺乏文采的人只会模仿陈词滥调，在写作中没有投入任何思考。就像曾经的时文一样，古文变得失去了价值。欧阳修在晚年哀叹道，太多人希望把散文写作视为“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一则轶事充分证明了辨认真正忠于古文原则和仅是模仿其形式如何困难。刘几早已享有文人声誉，却在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考试中落第，这让他心怀怨恨。根据故事所述，刘几写作艳词并故意署名欧阳修。这个狡猾的天才很快就掌握了古文体，几年后，欧阳修再次主持考试，举子刘辉所作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欧阳修将此人置于榜首。后来有人告诉欧阳修刘辉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刘几的化名。欧阳修深感震惊，但也无能为力。这个故事可能并不真实，但却能说明问题。古文对最初的先锋者来说意义非凡，但作为一种确立的文体，它也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一种平凡的空壳。这是科举考试系统决定的，并非古文这一文体本身的缺点。形式上结构自由，内在又以推行儒家思想为本心，古文的确体现了一种进步。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欧阳修一直被奉为散文权威。唐宋八大家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东坡）与苏辙。欧阳修在其中是中心人物，他完善了两位前辈开启的文体，还鼓励着同朝代其他五位大师。在学术上与欧阳修交往最亲密的曾巩在几人中可能才力稍逊，全面性较弱。在散文方面，曾巩与其他几人实力相当，在诗歌上成就则略逊一筹。文学领域之外，曾巩对治经与探究形而上学非常感兴趣，这与后来南宋的潮流相符，于是曾巩后来得到了朱熹的认可。“唐宋八大家”的其他四位宋人在全面性上与欧阳修旗鼓相当，其中王安石不仅是伟大的诗人，经学巨擘，还因主导熙宁变法而著称于世。苏洵与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诗人，他们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卓越成就，也因为雄辩赢得世人倾慕。

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的人是曾巩。最初，在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交往中，曾巩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写信给欧阳修：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其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

不久之后，曾巩又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

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甚欲一见足下。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欧阳修与王安石自此开始书信来往并交流诗歌。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祐元年（1056年）两度举荐王安石，那时两人甚至还未曾见面（在举荐伟大改革者王安石的同时，欧阳修还举荐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后来此人成为了保守派的领袖）。欧阳修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未抹杀两人之间的友谊。欧阳修去世时，王安石在祭文中说：“天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走，又予心之所仰慕而瞻依。”王安石还写道，他对欧阳修“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洵也是经人介绍给欧阳修的。如前所述，欧阳修认为苏洵在散文写作上胜过所有人。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洵所作的文章连续发出惊叹和称赞：“快哉！快哉！”在苏洵的两个儿子中，欧阳修更为欣赏苏东坡，这显然也是正确的排序。欧阳修对许多人说，此后可以把事业交给这个新进的天才。欧阳修对苏东坡本人说：“吾老将休，付子斯文。”

欧阳修对在伟大事业中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他可以带着胜利的喜悦致仕。伟大的南宋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学术与私德有所指摘，但对他的诗文却只有称赞，称欧阳修的诗文“十分好”。